上海当时宣传社会主义影响较大的有三股力量：一是陈独秀领导的新青年社；二是 国民党创办的星期评论社、觉悟社。星期评论社出版《星期评论》周刊，编辑是戴季陶、 沈玄庐和李汉俊，撰稿人有陈望道、俞秀松、施存统等。觉悟社出版《民国日报》副刊 《觉悟》，主编是清末举人、同盟会会员、国民党左派邵力子；三是研究系张东荪等人 组织的共学社，出版《时事新报》。

三股力量在宣传社会主义方面建立了联系，陈独秀的住所变得热闹起来。经常坐黄 包车来的是《国民日报》经理兼总编、副刊《觉悟》主编邵力子。邵力子住在法租界白 尔路三益里5号，离陈独秀的住所不远。陈独秀在《觉悟》上发表过文章，与邵力子是 “文友”。

住在三益里17号的李书城、李汉俊兄弟也是陈独秀家的常客。李书城是老革命党人， 同盟会发起人之一，对军阀混战和国民党退让深感失望，与外界往来甚少，整天在家看 书，但对陈独秀颇友好。比李书城小9岁的李汉俊，12岁东渡日本留学。他极为聪明，不 仅日语讲得很好，而且精通英语、德语、法语。他在日本拜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 帝国大学教授河上肇为师，转向研究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精通马克思主义者之一，与 陈独秀自然是志同道合。

《星期评论》主编戴季陶，原与陈独秀在日本相识，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和 《每周评论》，他每期必读，现在也是陈家常客。《星期评论》的另一位编辑沈玄庐， 曾担任过清朝云南知县、知州、省巡警总办，因帮助同盟会发动河口起义，无法在国内 立足，而流亡日本，他在日本钻研社会主义理论书籍。1916年回国后在浙江第一师范任 教，不久便担任浙江省议会议长，又为《新青年》撰稿，是陈独秀的好友。

《时事新报》主编张东荪与陈独秀有旧，故常来叙谈，他写得一手好文章，也读过 一些社会主义著作。

不论是陈独秀、张东荪、戴季陶，也不论是邵力子、沈玄庐，都曾在日本留学，程 度不同地都懂得些马克思的学说。

五四运动之后，马克思主义在先进的知识分子中已成新潮。1919年8月，年仅19岁的 张闻天，竟在《南京学生联合日刊》上发表《社会问题》一文，文末节录了《共产党宣 言》第2章的10条纲领。然而，《共产党宣言》的全译本由于翻译难度大，一直没有人能 够完成。

戴季陶是较早筹划把《共产党宣言》译成中文的人。他把一本日文版《共产党宣言》 带回国内，曾想翻译它，但细细看后，便放下了。翻此书不但要有相当高的中文修养， 而且要谙熟马克思主义理论。戴季陶打算在《星期评论》上连载《共产党宣言》，便着 手物色合适的译者。

邵力子向戴季陶举荐一人，即杭州的陈望道。

陈望道是浙江义乌人，中学毕业后到上海进修英语，准备去欧美留学。但未能去欧 美，却去了日本。他在日本主攻法律，兼学经济、物理、数学、哲学、文学。1919年5月 回到杭州，在浙江第一师范学校当语文教师。他常为《国民日报》副刊《觉悟》撰稿， 成为邵力子的密友。

陈望道与浙江第一师范语文教师夏丐尊、刘大白、李次九倡导新文学、白话文，人 称“四大金刚”。戴季陶给陈望道寄去了日文版《共产党宣言》，还给他寄去了英文版 《共产党宣言》作为翻译时对照之用。这本英文版是陈独秀通过李大钊，从北大图书馆 弄来的。

陈望道带着这两本《共产党宣言》和《日汉辞典》、《英汉辞典》回到义乌县农村 的家里，躲进柴屋，搭起铺板作书桌，又找来一盏油灯，日夜不停地翻译起来。

1920年4月下旬，陈望道译完《共产党宣言》寄给戴季陶。这时，他接到《星期评论》 编辑部邀请他到上海担任编辑的信，便提着皮箱来到上海。

《共产党宣言》译文连同日文、英文版，已交给了李汉俊，由李汉俊和陈独秀校阅 译文。陈望道住进了三益里《星期评论》编辑部，即李汉俊的家里。

陈独秀和李汉俊校阅了《共产党宣言》，再经陈望道改定，准备发表，这时突然发 生意外，《星期评论》被当局查禁而停刊。陈独秀邀请陈望道来渔阳里2号，编辑《新青 年》。于是，陈望道便成了陈独秀的助手。

公开出版《共产党宣言》可能会有麻烦，陈独秀决定出版单行本。初版《共产党宣 言》单行本印了1000册，不胫而走，紧接着又印了1000册。

成立中国共产党，已成为中国工人运动的必然产物。李大钊在用骡车护送陈独秀离 京南下时，两人在途中计划组织中国共产党，当时只是提出北京由李大钊负责，上海由 陈独秀负责。从此，他们两人各自留心，物色人物，创建共产党。

李大钊在天津送走陈独秀之后，没有立即回北京，他在天津设法与苏俄友人取得联 系。他和“少年中国学会”会员章志、南开中学学监姜般若、南开中学学生胡维宪等一 起到天津原帝俄租界，会见苏俄友人伯特曼，相互交谈了对中国革命的看法。伯特曼是 苏联共产党派来了解中国情况的。由于敌人监视甚严，他们的会见被密探发觉。次日， 天津《益世报》上登出“党人开会，图谋不轨”的消息。李大钊急忙通知与会者注意防 范，随后即搭车返回北京。

李大钊和伯特曼交谈的情况，很快传到了苏共（布）远东地区委员会。

3月，俄共远东局维经斯基率代表团来华，列宁对代表团下达3项任务：

（1）同中国社会主义团体联系，组织正式的中国共产党及青年团。

（2）指导中国工人运动，成立各种工会。

（3）物色一些中国的进步青年到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并选择一些进步分子到俄国 游历。

这个代表团的成员有库兹涅佐娃（维经斯基的妻子），马马耶夫和妻子马马耶娃以 及翻译杨明斋。杨明斋是山东省平度县马戈庄人，他童年入私塾，16岁因家贫而失学务 农，不久成了亲，19岁那岁，妻子病逝。村里有人去闯俄罗斯，他在苦闷之中，便随人 去海参崴。海参崴原本是大清帝国的领土，1860年，沙俄强迫清政府订立了不平等的 《北京条约》，从此那里便成了俄国的领地，并改名为“符拉迪沃斯托克”，即“控制 东方”。因为那里原是中国领土，居民中有1A3是华人。杨明斋在那里一边做工，一边学 习俄语。以后又进西伯利亚做工，并参加俄国工人运动，加入布尔什维克。

十月革命后，杨明斋组织华工参加红军。不久，他被派往海参崴，公开身份是华侨 联合会负责人，做布尔什维克地下工作，当时海参崴还在日本占领之下。1919年秋冬， 海参崴被苏联红军占领。

俄共（布）远东地区委员会向俄共（布）中央报告，成立俄共（布）远东局，作为 俄共（布）专门负责同远东各国革命者联系的机构。1920年3月，俄共（布）中央批准了 这个报告，并在海参崴成立分局，要求海参崴分局派遣一个代表团前往中国。

杨明斋在中国长大，既会中文，又会俄语，当然是最合适的人选，因而被选入代表 团。

5位代表团成员都带着《生活报》记者证，于4月间抵达北京，通过在北京大学任教 的两个俄籍教授，首先结识中国马克思主义先驱李大钊，经过多次恳切的交谈，表示要 帮助中国建立共产党。李大钊向他们推荐陈独秀，请他们去上海找陈独秀，并给他们写 了一封介绍信。

维经斯基和杨明斋等来到上海后，首先会见陈独秀，又由陈独秀的介绍会见了戴季 陶、李汉俊、沈玄庐、张东荪、陈望道、邵力子等人。他们举行了多次座谈会，这些座 谈会开始在陈独秀的家里，后来便在戴季陶的家里。通过座谈，了解中国革命情况和十 月革命后的俄国现状，商讨发起建立共产党的问题，决定先组织一个秘密团体——马克 思主义研究会，负责人是陈独秀。

维经斯基和代表团成员先是住在大东旅社，为了便于联系，便迁往法租界霞飞路71 6号，又在英租界爱华德路挂出了俄国《生活报》记者站的牌子。

中国共产党发起的事被列入了日程，首先吓跑了张东荪。张是研究系的首领之一， 在他看来，社会主义学说可以作为“学术”进行研究，而要他参加共产党，便是介入了 政治活动，那是不行的，因为他们研究系是“不过问政治”而专心从事学术研究的。

张东荪退出后，便有俞秀松、施存统等人参加。俞秀松和施存统都是浙江第一师范 学校的学生，即陈望道的门生，他们和其他同学一起，在五四运动后创办了《浙江新潮》， 主编是俞秀松。这个刊物刚出版两期便被警察查封。

俞秀松在《浙江新潮》被查禁后。于1919年底来到北京大学，见到陈独秀，经陈独 秀介绍，参加了北京工读互助团，在北大哲学系旁听。1920年3月27日，他离京回沪，找 到了老师沈玄庐，便留在《星期评论》社工作。这时施存统也来到上海。

在讨论起草党纲时，决走由戴季陶起草。戴很快动手写好纲领草案，交给陈独秀， 由陈独秀拿给大家讨论。这时戴季陶宣布退出，他说：“孙先生在世一日，我不能加入 别党。”

戴季陶是国民党的主要干部，孙中山需要戴季陶协助他工作，反对戴季陶参加组织 共产党。戴季陶离去时声言：“我无论如何一定从旁赞助，现在暂时退出。”

戴季陶从新渔阳里6号搬走了，杨明斋租下了这所房子，搬了进来，这里便成了维经 斯基召集各种座谈会的场所。

不久，座谈会又增加了一员，即从日本归来的李达。

李达，号鹤鸣，是湖南零陵县一户佃农的儿子，在1913年考取湖南留日官费生，去 日本学理工科。他在留日学生中，是留学生救国团领袖人物之一，曾在1918年5月率100 多人回国抵达北京，并与北京大学学生一起向政府示威请愿。

这次请愿没有取得多大效果。李达回到日本之后，便开始学习马克思主义著作，读 了《资本论》第一卷和列宁的《国家与革命》等。他译出数十万字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著 作，计有：《唯物史观解说》、《马克思经济学说》、《社会问题总览》。他成了中国 早期为数不多的对马克思理论有较深了解的人物。

李达回国后同陈独秀见过一次面，陈独秀便邀请他搬到他那里去，帮助他编辑《新 青年》。

李汉俊着手起草党章。由于在起草党章草案时有些问题需要讨论决定，陈独秀便写 信给李大钊和张申府，征求对党的名称的意见，并嘱咐张申府说：“这种事情在北大只 有你和守常可以谈。”关于党的名称，李大钊复信给陈独秀说，共产国际的意思是“就 叫共产党”。

6月间，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开始筹建，选举陈独秀为书记。7月19日，再次举行 筹备会议，这次会议为未来中国共产党奠定了基础。会上，陈独秀、李汉俊、沈玄庐坚 决赞成建立中国共产党。8月，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成立。成员最初有：陈独秀、李汉 俊、沈玄庐、邵力子、俞秀松、施存统、李达、陈望道、陈公培、赵世炎、林伯渠、李 季、袁振英、周佛海、沈雁冰（茅盾）、杨明斋等，稍后又有李启汉、刘伯垂等人参加。

但是有些人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发起活动之后，不久便离开上海：周佛海、施存统先 后去日本继续留学；陈公培和赵世炎先后到了法国求学，李季稍后又去了欧洲，刘伯垂 到了武汉，林伯渠、袁振英、沈玄庐到了广州。这些人到各地后，大都成为各地党组织 的发起人。

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成立后，立即建立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

1920年8月22日，俞秀松、李汉俊、陈望道、陈独秀、沈玄庐、施存统、袁振英、金 家凤、叶天底等人在上海霞飞路新渔阳里6号聚会。维经斯基作为苏共（布）远东局代表、 杨明斋作为翻译参加了会议。会议决定成立“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陈独秀指定21岁 的俞秀松担任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书记。

俞秀松、杨明斋、袁振英首先在外国语学社的先进青年中发展青年团员，他们吸收 了刘少奇、罗亦农、任弼时、肖劲光、任作民、王一飞、许之祯、傅大庆、柯庆施、周 兆秋、梁柏台、卜士奇、袁达时、彭述之、廖化平等人为团员。

上海共产党发起组织开展了各种活动，积极指导全国各地建立共产党和社会主义青 年团的组织。

为了扩大马克思主义的宣传，上海党组织决定把《新青年》改为党的公开理论刊物。 9月1日，《新青年》便以崭新的面目，公开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陈独秀发表了《谈政 治》、李大钊发表了《俄罗斯革命之过去及现在》，李汉俊、杨明斋、袁振英、陈望道、 李达、沈雁冰等人都发表了有关俄国革命理论和实际情况的译文，如列宁小传及其若干 著作的介绍，十月革命后俄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情况等。新青年出版社还出版了一批 有关马克思列宁主义方面的著作。如李汉俊译的马尔西：《马克思资本论入门》，李季 译的柯卡普：

《社会主义史》，恽代英译的考茨基：《阶级斗争》等。

11月7日，上海共产党发起组创办了党内机关刊物——《共产党》月刊，主编是李达。 陈独秀为《共产党》创刊号写了《短言》，作为发刊词。《共产党》月刊发行量达5000 份，通过各种渠道撒向全国，为筹建中国共产党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1920年暑假，上海共产党发起组举办了外国语学社，目的是培养干部。社址设在渔 阳里6号，社长杨明斋，秘书俞秀松；俄文教员是杨明斋、库兹涅佐娃，以及王元龄，王 是张作霖驻莫斯科公使李家鳌的外甥女，思想十分进步；日文教员是李达，法文教员是 李汉俊，英文教员是袁振英。有时陈独秀也去讲课。

学员大都是各地革命团体选送来的，也有些青年因受新思潮影响，自己离开学校和 家庭来到上海投奔陈独秀或《觉悟》副刊邵力子，被送进外国语学社学习的。

学员少时二三十人，多时达五六十人。这些学员毕业之后，一部分人被送往苏联学 习。不少人后来成为党和国家的重要领导干部，如刘少奇、任弼时、彭述之、任作民、 柯庆施、罗亦农、肖劲光等。

陈独秀在发起成立共产党上海小组前后，着手筹办工人刊物，向工人宣传马克思主 义。

8月15日，陈独秀和李汉俊发起创办《劳动界》（周刊），主要撰稿人有：陈独秀、 李汉俊、陈望道、袁振英等。

10月10日，陈独秀、俞秀松、李汉俊与工商友谊会联合创办《伙友》（周刊），主 编是陈独秀。

陈独秀在南方上海，在维经斯基的帮助下，建立了中国共产党的发起组织，宣传马 克思主义，十分红火；而李大钊在北方的北京第一个热烈响应，这便是“南陈北李”携 手建党。

最初，北京的共产党员只有李大钊和张申府两人。

7月中旬，张国焘受全国学生联合会委托去南洋募捐，路过上海，找到陈独秀。陈独 秀要他将上海的建党意见转告李大钊，即“上海小组将负责苏、皖、浙等省的组织和发 展，希望李大钊从速在北京发动，先组织北京小组，再向山东、山西、河南等省和天津、 唐山等城市发展。陈独秀说，上海所拟议的要点是切实可行的，在北京可以依照着发动 起来。

9月间，张申府因迎接罗素而来到上海，住在陈独秀的家中。他们对建党问题进行了 研究，认为把能入党的人，最好都吸收到党内来，由李大钊在北京建立了共产党的组织。

张申府从上海回到北京后，立即把陈独秀的意见告诉李大钊。李大钊决定立即发展 党员。这时，女学生刘清扬同张国焘去南洋募捐刚回北京，李大钊和张申府把她找到北 大图书馆主任室谈话，准备吸收她入党。但刘清扬说，她要出国留学，不想立即参加。 于是便吸收了张国焘入党。这样，便成立了北京共产党小组，即李大钊、张申府、张国 焘3人。

10月，张申府离开北京，前往法国里昂大学教书，北京党组织由3人变成了2人。李 大钊便做黄凌霜的工作，黄是北大学生、著名的无政府主义者，但是标榜自己信仰共产 主义，赞成社会革命。于是黄凌霜、陈德荣、袁明熊、张伯根、华林、王竟林等6人加入 了北京小组。

紧接着，罗章龙和刘仁静加入了北京小组，扩大为10人小组。罗章龙和刘仁静都是 北大学生，罗章龙来自湖南，刘仁静来自湖北，他们又是李大钊领导的北大马克思研究 会的成员。

6名无政府主义者与马克思主义者李大钊等人不久便发生分歧，11月间退出北京小组， 他们主编的《劳动者》周刊由罗章龙等人接办。

无政府主义者退出党组织之后，又有一批先进分子加入北京党组织，他们是邓中夏、 高君宇、何孟雄、缪伯英、范鸿劼、朱务善、李骏、张太雷、李梅羹、宋介。除缪伯英 是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学生、张太雷是天津北洋大学学生、宋介是北京中国大学学生 外，其他人都是北大学生。

11月底，北京小组举行会议，决定命名为中国共产党北京支部，李大钊为书记，张 国焘负责组织工作，罗章龙负责宣传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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