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自己说，这出戏是“游戏的喜剧”(Farce，一般译为“滑稽剧”)。剧中的田太太与田先生两人，“性格描写”很有些夸张和可笑。田亚梅却是五四时代的现实人物；剧本所反映的，也是富有时代特色的婚姻自主问题，因而它正是易卜生类的社会问题剧。内容虽然比较单薄，表现却还是比较集中而有风趣，写出了反宗法传统的有积极意义的主题。原来打算排演这出戏的那个女学堂，因为戏里的田女士是跟人跑了的，觉得“不道德”，竟没有女学生敢扮演田女士!她们生长在宗法传统势力仍很强大的中国，有哪个女子敢来做离家出走的“娜拉”呢?这没有人敢演田女士，本身就说明了《终身大事》这出戏的社会意义。

胡适后来再没有写过剧本。而他对于中国旧戏，却始终抱着几乎全盘否定的态度。这也是五四时期文学革命倡导者们几乎一致的态度。就胡适个人来说，情况自然也很复杂，但是与他当时对于整个民族文化抱有某种虚无观念及“全盘西化”

的主张，也是分不开的。他在谈到学习西洋戏剧的时候，曾经这样说：

大凡一国的文化最忌的是“老性”，“老性”是“暮气”，一犯了这种死症，几乎无药可医；百死之中，只有一条生路：赶快用打针法，打一些新鲜的“少年血性”进去，或者还可望却老还童的功效。现在的中国文学已到了暮气攻心，奄奄断气的时候!赶紧灌下西方的“少年血性汤”，还恐怕已经太迟了；不料这位病人家中的不肖子孙还要禁止医生，不许他下药，说道，“中国人何必吃外国药!”……哼!⑦针砭痼疾，自然该下猛烈的药石；汲取西方文学的有益成分，也是必要的滋养；

然而不承认以至鄙弃民族文化的优良传统，却走到了另一个极端。也许，这也是胡适“创作无力”的一个重要根源罢。

1919年冬，胡适曾经为一个可怜的短命女学生写了一篇传。传主李超，是北京国立高等女子师范学校一个普普通通的学生，广西梧州人。家中财产颇丰厚。父母早死了；一个过继的哥哥，全无心肝，待她很不好。李超因不满于封建旧家庭的生活，发愤出门求学，辗转来到北京。但因此也更遭到旧家庭和传统势力的迫害，后来竟完全断绝她的学费用度，“一钱不寄”，更使她忧愤与贫病交加。这年8月间，20刚露头的这个青年女子，终于短命而死了。李超的一生是很平凡的，又是很悲惨的。她死以后，家中继兄连信也不寄一封；棺材停放在北京的一个破庙里，家里也不来过问。后事都亏她的同乡和朋友料理。他们整理李超的遗物时，寻出许多往来的信札，经过分类编记，送到了胡适手里。

胡适并不认识李超，大约也从未见过面。但他读了这些信稿以后，对这个无名的短命女子，产生了无限的同情和痛惜。他觉得李超一生的事迹很有作一篇详传的价值，“不但他个人的志气可使人发生怜惜敬仰的心，并且他所遭遇的种种困难都可以引起全国有心人之注意讨论”。因此，胡适说：

我觉得替这一个女子做传比替什么督军做墓志铭重要得多咧。

于是，胡适以当年北大知名教授和新文化倡导人的地位，为这个素昧平生的不幸女子作传了。①他凭着李超生前的往来信稿作素材，平实铺陈点染，便把她“一生所受的艰苦，所抱的志愿”，都一一的分明表现出来。写到李超病中，她姊夫写信劝她排解心事，说了一句极伤心的趣话：“吾妹今日境遇与兄略同。所不同者，兄要用而无钱，妹则有钱而不得用。”胡适大为不平，并借此评论与质问道：

李超“有钱而不得用”，以致受种种困苦艰难，以至于病，以至于死，……这是谁的罪过?……这是什么制度的罪过?

为李超及无数中国女子的不幸遭遇和命运，胡适向整个“宗法社会制度”，向“家长族长的专制”，提出了强烈的控诉。

1919年11月29日，北京教育界召开了李超女士追悼会。北大校长蔡元培及胡适等出席，并在会上演说，于致哀追悼之外，也都谈到了解决像李超这样不幸的社会问题的方法；只是局限在教育和有产儿女的求学问题罢了。②

胡适的这篇《李超传》，是他在文学革命期间所写的白话传记之一。此外，还有《许怡荪传》，《吴敬梓传》两篇。③胡适早年写的传记，都有积极健康的思想内容，文字清新晓畅，不假雕饰，具有一种冲淡自然的风格。而《李超传》，乃是为无名青年所作，包含着胡适对青年的爱护，及对他们不幸命运的怜惜之情，表现出相当强烈的反对宗法传统的精神。

对那些致力于新文学的青年，胡适更是多方爱护、关心和支持。康白情、俞平伯刚在《新潮》上发表几首新诗，胡适很快就在他的长篇论文《谈新诗》里给予充分肯定，夸赞他们的诗，“是诗体解放后最足使人乐观的一种现象”。④他们的诗集《草儿》与《冬夜》，由亚东图书馆出版了，胡适又作评论文章，予以批评和介绍。⑤他肯定康白情的《草儿》，是早期新诗的“一部最重要的创作”，说：

白情在这四年的新诗界，创造最多，影响最大；然而在他只是要做诗，并不是有意创体。我们在当日是有意谋诗体的解放，有志解放自己和别人；白情只是要“自由吐出心里的东西”；他无意于创造而创造了，无心于解放然而他解放的成绩最大。

对俞平伯，则肯定他“最长于描写”，却也不满于他“偏喜欢说理”的毛病，以致“越说越不明白，反叫他的好诗被他的哲理埋没了”。这具体而诚恳的评论，对青年人是很有益处，很有帮助的。

胡适为青年人的书写序，是从汪静之的诗集《蕙的风》开始的。

汪静之，是绩溪余村人。余村与上庄，只隔一条小小的常溪河，相距仅数百步，鸡犬之声相闻。他与胡适不仅是同乡，且是邻里。1920年秋天，汪静之转学到杭州的浙江第一师范读书，受“五四”新文化的熏陶，为文学革命所激荡，开始写作白话新诗。当时胡适已是新文化的名人，又是新诗的始作俑者。年仅十七八岁的汪静之，对这位大名鼎鼎的同乡，自然十分崇拜。那时的许多青少年诗人，都仿效“胡适之体”，汪氏也不例外。他初学作诗，甚至还模仿胡适早年的某些诗歌的口吻。例如1920年写的《怎敢爱伊》云：

我本很爱伊，

十二分爱伊。

我心里虽爱伊，　　面上却不敢爱伊。

我倘若爱了伊，　　怎样安置伊?

他不许我爱伊，　　我怎敢爱伊?⑥不仅内容的浅露，而且文字的缴绕上，都可见《尝试集》的明显痕迹。

1921年7月，胡适应高梦旦的邀请，到上海商务印书馆考察，代筹改良的计划。住在同乡余村人汪惕予先生在上海建造的“余村花园”。刚搬进去的那一天，汪静之等几个绩溪少年人，便来拜访胡适。⑦从此，胡适便认识了汪静之，并把他看作“我的少年朋友”了。

这年秋天，汪静之与潘漠华、冯雪峰等20多人，组成“晨光社”，课余进行文学创作。第二年4月初，他们又与从上海专程赶来的应修人，同游西子湖。四位诗友，在“白堤上散步，桃树下写诗，雷峰塔旁吟诗，诗文唱和，快乐无穷”，结成了“湖畔诗社”。从此，四个年轻人，“真正专心致志做情诗”，自成一个流派。而他们又很幸运，得到了当代文坛上许多知名作家的爱护和支持。朱自清、叶圣陶、刘延陵等浙一师的老师，当他们的顾问；鲁迅、胡适、周作人等，都为他们看稿，指导和支持这些年轻人的创作。因而“湖畔”在当时的中国诗坛上，也就颇有成绩，颇有影响。

汪静之在上海拜访胡适后不久，便把他的诗稿集成一本，取名《蕙的风》，寄给了胡适；以后随时做的诗，也都陆续寄去。后来，《蕙的风》居然要出版了。朱自清、刘延陵都写了序；胡适也写了，是三序中最长的一篇。⑧他对这位“少年朋友”的诗，作了非常热情中肯的批评和鼓励。他说：

我读静之的诗，常常有一个感想：我觉得他的诗在解放一方面比我们做过旧诗的人更彻底的多。当我们在五六年前提倡做新诗时，我们的“新诗”实在还不曾做到“解放”两个字，……直到最近一两年内，又有一班少年诗人出来；他们受的旧诗词的影响更薄弱了，故他们的解放也更彻底。静之就是这些少年诗人之中的最有希望一个。他的诗有时未免有些稚气，然而稚气究竟远胜于暮气；他的诗有时未免太露，然而太露究竟远胜于晦涩。况且稚气总是充满着一种新鲜风味，往往有我们自命“老气”的人万想不到的新鲜风味。

如此热情的鼓励，亲切的体谅和关怀，对青年人的成长该是多么有益!

《蕙的风》对旧礼教、旧道德的抨击是异常猛烈的，胡适估计到也许有人会“觉得静之的情诗有不道德的嫌疑”，用旧道德来责备青年人“不应该做这种呻吟宛转的情诗”。因此，他预先警告人们，不要“戴上了旧眼镜来看新诗”，“不要让脑中的成见埋没了这本小册子”!他以新诗最先尝试者的身份，呼吁社会给这些少年诗人们“一个自由尝试的权利”。

果然，《蕙的风》出版后不久，东南大学便有一位少先生胡梦华，发表《读了“蕙的风”以后》一篇文章，攻击其中的爱情诗“堕落轻薄”，“有不道德的嫌疑”，科以同《金瓶梅》一样的罪名；遭到别人批驳以后，他又发表《悲哀的青年》一文进行答辩，却又说不出多少道理，只是说什么“我对于悲哀的青年底不可思念的眼泪已盈眶了”。

对于这位“含泪的批评家”，鲁迅和周作人等都曾作文驳斥。⑨鲁迅的文章，题目就叫《反对“含泪的批评家”》。他指斥胡梦华一类的“道德家”说：

我以为中国之所谓道德家的神经，自古以来，未免过敏而又过敏了，看见一句“意中人”，便即想到《金瓶梅》，看见一个“瞟”字，便即穿凿到别的事情上去。然而一切青年的心，却未必都如此不净；……⑩鲁迅还鼓励汪静之，不必顾道德家们的议论，“还不妨做‘一步一回头瞟我意中人’的诗”。

围绕着“湖畔”诗人的成长，在我国新文学史上留下了“老带新”、“老帮青”的一段佳话，充分体现了“五四”文学革命和我国新文学先驱者们爱护青年，奖掖后进的优良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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