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国际性和单边性这两种方法中，第一种正变得越来越难以实现。关于日本将 让步并在国际社会中恢复其责任感及和平立场的假想，在冲击下，一天天地维持着。 更麻烦的是，英国不倾向坚持这个超出它1931年所做的事的方法。尽管在满洲及其 他问题上与美国合作被认为是重要的，伦敦不愿与华盛顿联合而过分强烈地谴责日 本。外交大臣约翰·西蒙爵士强调，英国将继续通过国际联盟去做工作，使日本人 不致把英国的外交看作是倾向于针对他们的英美联盟。作为国际联盟的会员国，如 果所有的活动都在日内瓦进行，日本更可能愿意合作。然而日本已经指责李顿调查 团。因此，英国反对与美国的联合行动等于拒绝加强现有的国际性框架。

华盛顿与伦敦之间的这一分歧是由全球性的经济区域主义的倾向造成的。建立 在以金本位及商品和资本的自由流通为基础的国际经济体系已在20世纪30年代初开 始瓦解，而在1932年其崩溃的迹象已明白无误。日本在1932年抛弃了仅在两年前重 新采用的金本位。在满洲，日本显然打算将这一地区变为本土的经济腹地。在日本 控制下的满洲经济发展的最后方案还没有形成以前，沈阳事件的设计师们和他们的 支持者已构想出许多有关铁路建设，盐、铁矿开采，纺织品生产等项目。他们的想 法是把满洲作为日本经济圈的一部分，几十万日本人将在那里定居并从事生产活动， 与本土形成共生关系。

日本不是推行经济区域主义的唯一国家。德国早在1933年纳粹上台前，就在实 行专制的经济政策，寻求与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结成关税同盟，并采取通货膨胀 的货币政策，以促进出口贸易。英国正召开一次英联邦国家会议，以求在它们之间 建立一个贸易优惠体制。由此而来的渥太华协定（1932年8 月）丝毫没有减轻人们 对英国赞同经济国际主义时代已告结束的普遍忧虑。法国也将其关税提高，致使美 国采取报复性的贸易限制。总的说来，1932年标志着世界经济明确地开始分化为国 家主义的和地区主义的两个子系制。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不采取措施制止专制的趋 势，讨论继续国际合作就是一句空话。因此，伦敦对保持与美国的合作并不关心。 尽管战后国际性框架还没有完全消失，但它的经济基础正在削弱。只有主要强国果 断地做出努力，才能复兴合作精神和维护世界和平。

1933年后，列强不得不面对这些重大问题，这一年标志着富兰克林·罗斯福在 华盛顿掌权和阿道夫·希特勒在柏林上台。应当强调的是，这两位领导人都对某种 合作感兴趣，但已不再是国际主义旧框架下的合作。希特勒德国要废除凡尔赛和约 体系的限制并洗雪战败和受不公正对待的耻辱。这个希特勒打算通过重新武装及采 用限制性贸易和货币政策的中欧地区经济体系来实现上述目标。所有这些方面并不 是希特勒的首创，但他通过公开反对凡尔赛体系并代之以主要以意、英为对象的联 盟体系，确实重新制定了德国的对外关系。通过与这些国家合作，德国要保卫它的 安全，恢复在阳光下的地位，并巩固其中欧经济区。

罗斯福的美国和希特勒的德国一样，消极地看待通过各种条约安排建立起来的 战后和平框架。新总统与其前任不同，他不赞成以金本位和稳定兑换率为特征的资 本主义的国际性结构；尽管罗斯福表示支持国际合作，但他不与其他工业国家商议， 通过单边行动致力于国内的恢复。资本主义国家共享外贸和投资活动世界的观念正 在淡漠。美国更愿意走它自己的路。就向外所能达到的程度而言，它愿通过与其他 美洲共和国签订对等的双边贸易协定来加强泛美区域主义。罗斯福的新政府对恢复 20世纪20年代的国际主义不感兴趣。1933年的现实似乎注定重建凡尔赛或华盛顿体 系的任何努力都会失败。作为替代，就1933年美国正在重新制订的对外政策所达到 的程度而言，它要求重建国际关系以防止战争。为此，美国愿意与亚洲的日本或欧 洲的德国直接交涉，即使超出国际联盟和其他现存协议，也无不可。这一点在这两 个强国于1933年退出国际联盟后变得尤为必要。

没有什么比美国对日本退出国际联盟的反应更能表明美国愿意为新的国际关系 而放弃旧的国际主义了。1932年2 月24日，由松冈洋右率领的日本代表团在全体会 议投票通过李顿报告后，退出会场。当时日本政府宣布它并不放弃合作解决国际争 端的努力。这为其他强国提供了一个机会，把日本退出国际而引起的麻烦降到最低 程度；美国政府特别希望保持同日本接触，以防止这场危机发展成严重的冲突。美 外交官约瑟夫·格鲁、纳尔逊·约翰逊和休·威尔逊曾作出这样一个结论：日本留 在满洲以及与日本的稳固关系必须以承认这一现实为基础。国务院普遍同意这一论 点，并强调避免同日本交战是至关重要的。做到这点的最好方法是进一步同日本谈 判，以保护双方在亚洲和太平洋的利益。现在重点是双边协议，以后还要扩大到其 他国家，重点不是同国联或者同英国密切合作。

英国仍把国联的完整性置于首位，但也准备放弃同美国合作。如美国驻伦敦的 外交官雷·阿瑟顿在3 月观察到的那样，英国政府“已不得不作出结论，尽管英美 的目标在总的原则上可能一致，但鉴于利益上的冲突，任何有效的合作政策实际上 是无法达成的”。英国也在摸索一种新的安排以保护和平格局，在欧洲这种格局正 开始采取与德国双边安排的形式。但在东亚，官员们分成两派：一派赞成同日本建 立类似的关系，以保护传统的商业利益和安全；另一派则主张同中国建立更亲密的 关系，以确保英国在一个未来市场上的利益。总的来讲，外交部倾向前者，而财政 部倾向后者。这第二种观点认为，当中国市场正成长时，与日本合作不可能为英国 商业带来长远利益，而只有短期的好处。英国支持中国比纵容日本好。在伦敦的这 种争论使英国的亚洲政策出现混乱。

上述种种使局势向不利于中国的方向发展。日本已安然占领满洲，尽管遭到国 联谴责。1931年的国际主义已经消亡，两个超级大国不再合作。与此同时，日本显 得满足于它在满洲的收获。1933年5 月31日的塘沽停战协定通过在长城以南建立一 个非军事区，将“东四省”从中国的其他部分分割开，国民政府出于缓兵之计的需 要，同意这种停战，并承认日本在满洲的存在。目前中国将致力于外交活动以恢复 失去的权利，并致力于经济建设作为国家抗战的基础。所以，一个有利的国际环境 比任何时候都更重要，但现实却相当严峻。那些倡导继续抵抗日本侵略的中国领导 人，如宋子文、孔祥熙和王宠惠，曾寄希望于国际联盟和英美合作，以迫使日本让 步。当两者都不起作用时，他们不得不退而同英国、美国和其他国家进行较具体的 双边谈判，以寻求经济援助和政治支持。当宋子文出访伦敦出席世界经济大会时， 他同英国财政部和外交部官员就向中国提供建设贷款进行会谈。宋子文在华盛顿时 并未举行类似磋商，唯一实质性成果是以中国海关收入为担保，商定一笔总计5000 万美元的小麦和棉花贷款。这是仅有的一宗既与中国的需要有关，也与美国国内减 少剩余产品的需要有关的事务。

其他欧洲强国并未同样卷入亚洲事务。对于他们， 1933 年的最大忧虑是希特 勒德国。因为希特勒的策略是与意大利和英国合作，法国和俄国也必然更加靠拢， 希望恢复他们的传统协商能遏制德国的兴起。在这种情况下，法国对亚洲政策没有 什么兴趣，只是一些个人，突出的是让·蒙内，积极参与了国联关于中国经济发展 和各项规划。苏联当其在世界政治中很孤立时，它需要避免过早在满洲与日本发生 冲突。这种孤立曾来自20世纪20年代间旨在削弱资本主义制度的革命外交，也来自 约瑟夫·斯大林的“在一个国家中建设社会主义”的政策。正当资本主义国家经历 着从未有过的困难并转向自我中心的政策时，苏联并没有帮助世界范围内的革命力 量来支持这种趋势，而是以一个维持现状的强国出现。在斯大林领导下，苏联开始 强调旧模式的外交以保持全球平衡。建立正常外交关系的建议扩大到美国，旨在同 法国订立防御协定的对话也开始了。在满洲危机中苏联嘲笑国联恢复和平的努力过 于微弱，但在其他方面并不触怒在北满的日本。莫斯科如此渴望讨好日本，以致提 出谈判出售中东铁路。这些行动的背景是苏联唯恐卷入对日作战，而其他强国袖手 旁观。莫斯科需要在日本或德国进攻苏联前重新调整国际事务，并在新的世界政治 框架中找到它的位置。

德国还没有深切地卷入亚洲。希特勒曾在他的著作中表示他对亚洲人，首先是 对日本人的蔑视，而没有什么亚洲政策。他欢迎日本退出国联，作为对战后和平格 局的进一步攻击。在他看来，一个更强大的日本将是一种受欢迎的对苏联的抑制。 同时，他发现在国民党中国有许多合意的东西。蒋介石明显地正试图在独裁主义的 基础上，而不是沿资产阶级的自由路线，缔造一个新中国。它将需要外国的资本、 技术以及军事顾问，而希特勒认为德国应当供应它们。如果中国最终处于德国影响 之下，显然这比日本称霸亚洲有利得多，因为后者能威胁德国的经济机遇。这种考 虑导致德国在亚洲执行双轨政策，一方面期望同日本谅解以反对苏联，另一方面谋 求与中国密切联系。然而，当英美的卷入正在减小，同时纳粹德国稳步成为东亚事 务中的一个要素时，德国将如何为中日危机提供新的解决方法是不清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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