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中国的战时工业，是在很小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战争爆发时，将成为中 国非沦陷区的地域——约占国土的3/4 ——能够自夸的仅有大约全国工厂的6%，产 业工人的7%，工业总投资的4%，电力的4%。但是，在战争的前几年，国民党地区的 工业发展迅速。消费需求，尤其是政府和军队的消费需求，已经增长的内地居民的 消费需求，为工业产品开辟了一个几乎不能满足的市场。直到1940年，食品价格远 远落在工业品后面，使工资保持低廉而利润幅度高。在1942年3 月滇缅公路被封闭 前，购买急需的机器、备件和进口原料，尽管困难和奇贵，但仍是可能的。这些有 利因素导致1943年以前新的工厂与日俱增（见表12），而工业生产量在1938年至1945 年之间几乎增长到四倍。

尽管有这样的增长，工业生产远不能满足消费需求。虽然战时国民党中国的人 口大致是战前的一半，但主要工业品产量从未超出战前水平的12% 。1944年棉纱、 棉布和面粉仅分别为战前数字的5.3%、8.8%和5.3%。更有甚者，1943—1944年工业 部门陷入深刻的危机，1944年生产显著下降。表13显示了战争后半期工业的疲软状 况。1939年新工厂的投资达到了最高峰。其后，尽管新厂数量增加，但投资总值陡 然下降。大约在1940年，工业繁荣事实上已经终结，但牟取薄利的经营者们，以有 限的经验和少量的财源继续开办新厂，徒劳地期待着经济复苏。这些小规模的薄利 经营多数迅即倒闭。1944年，在国民党中国实际上仅有928 家工厂开工。倒闭率达 82% 。

虽然1943年前产量一直增长，但1940年工业部门已经开始遇到障碍，首次引起 增长率下降，然后产生了1943年9 月以后的工业危机。通货膨胀的结果并不全是消 极的。例如，在战争八年间，工人们的实际工资仅在1938年提高；其后，他们的实 际工资下降，这使雇主获利。不过，通货膨胀使商业投资，特别是投机事业投资比 工业投资赚的钱多得多（见表14）。囤积稻米和其他农产品的现象广为流行。不论 来自占领区，还是来自国外的“走私”货都能大赚其钱，从而使资本从生产性投资 转回。有时光是

中国非沦陷区的工厂
* 按照官方的定义，此处指使用动力机器并至少雇用30名工人的工厂。
资料来源：
a ．李紫翔：《四川战时工业统计》，《四川经济季刊》第3 卷第1 期（1946
年1 月1 日），第206 页。
b ．毕范宇：《西方人士所见的战时中国》，第47页。据信，这个数字包括公
营和私营工厂两个方面。
c ．《中华志，1937—1945》，第433 、411 页。这个数字是大约数，系1942
年5 月现存的私营工厂、1936年以来由国家资源委员会设立的工厂（98）和到1942
年5 月由地方政府建立的工厂（110 ）的总和。
d ．《中华志，1937—1945年》，第363 页。这个数字包括公营工厂两类。
资料来源：
a.李紫翔：《我国战时工业生产的回顾与前瞻》，《四川经济季刊》第2 卷第
3期（1945 年1 月1 日），第30页。
b.程玉桂：《中国的对外贸易和工业发展》，第110 页。
c.侯继明：《中国的经济发展与政府财政，1937—1945年》，载薛光前编：《
中日战争期间的国民党中国， 1937 —1945年》，第214 页。

注：这些资料中有差异，虽然全都是以中国经济部的资料为基础的。最明显的 是，资料c 并未描绘出生产资料生产中的绝对下降，但是资料a 和b 两者确实表明 有这种下降。这种不一致的原因可能是在计算生产资料指数时包括了不同的商品。

囤积商品就比花钱加工商品更有利。例如1940年和1941年间，原棉价格平均每 月升高13% ，投资者仅囤积棉花就比冒险长期投资于加工棉花的纺织厂有利得多。 于是大部分流动资本——1944年占同类资本的86% ——已流入商业和投机行业，而 不是生产。新型的或旧式的私人银行越来越多地撤回工业投资，它们宁愿发放短期 商业贷款，或直接参与囤积及其他形式的投机。政府继续向私营工业提供低息贷款， 但是，按不变通货计算，这些贷款的价值只是1938—1939年所提供贷款的一小部分。 结果工业因缺乏周转资金而挨饿，这是工业下降的一个重要原因。实业家痛苦地抱 怨贷款太少，而且所需手续太烦。但得到政府贷款的实业家们，则通常用这些钱去 投机。

各种类型活动中个人实际收益的变动（重庆） （1938年=100） 资料来源：张嘉璈：《恶性通货膨胀》

另有通货膨胀以外的因素加重了实业家们的困难。例如，日本收紧封锁的绳索， 切断了中国工厂严重仰赖的机器、配件、原料和燃料的输入。内地的许多工业设备 已经陈旧——例如纺织工业中的机器造于20年代以前——没有备品和配件，因此损 坏迅速。许多材料——如高合金钢——在中国国内是得不到的，而一些工业部门要 继续生产，这些材料又是至关紧要的。

熟练工人的缺乏也阻碍了中国的战时工业。当地招收的工人新离开农村，往往 对机器或者劳动纪律缺乏最起码的了解，因此，熟练的产业工人不得不从沿海城市 招募。但是，到 1940 年，只有大约42000 名熟练工人随国民党政府进入内地。工 厂的经理们为搜罗熟练的雇工，开始挖其他工厂的墙脚。这种竞争抬高了工资。它 也助长了有破坏性的高速率的劳动力流动——1940年每月大约有10% 的熟练工人， 18% 的非熟练工人流动。1943年5 月，全部工人的月流动量为23% 。这种惊人的不 稳定与普遍缺乏技术和设备窳劣合到一起，导致工人效率迅速下降。例如，在纺织 厂，效率被评定为战前水平的大约60—85% 。一位电工估计，他的工厂的效率仅仅 是在上海时的1/3 。

荒谬的是有些工业陷入了缺乏消费需求的状况。人民不断贫困限制他们只在最 紧迫的必需品上花钱，尽管人民极其需要新的衣服，纺织品市场也变得呆滞，因为 他们的购买力已经衰竭。需求的减弱也打击了生产资料制造商。例如在 1942 年以 前，由于铁路和防空洞的修建，炼铁业曾经繁荣过。当政府放弃这些项目时，炼铁 业就陷入萧条，并损及煤炭和炼焦等有关部门。对工业机械和军事装备的需求仍居 高不下。但是，中国的钢铁制造商通常不能满足这一需求，因为他们缺乏所需要的 设备、原料和熟练的劳动力。

为了与通货膨胀作斗争，早在1938年12月政府就最初试图限定日用和必需品的 价格。这很快证明是无效的。后来政府颁布了一连串的新规章，取缔商品投机及压 低食品、工业原料和租金的价格。然而，到1941年10月，中国银行宣布所有这些措 施“完全失败”

国民党对价格管制的兴趣，在美国于1942年10月通过一项反通货膨胀法后复苏 了。因为他们推断：在战争时期，物价管制是现代国家的标记。何廉和杨格等财政 和经济专家建议重庆领导人不要管制物价，其理由是管制物价并不触动造成通货膨 胀的基本原因，而政府也缺乏实施管制的行政手段。他们警告，管制物价不会有人 理睬，并将使公众的信心受到损害。政府对这些警告置之不理，于1943年1 月15日 实行一种新的物价管制体制。黑市被禁止，违犯者受到恫吓将被处以可怕的刑罚， 直至判处死刑。也是为了管制物价——以及增加税收——国家对经选定的商品实行 专卖。从1942年起，它着手大量收购这类货物，并以固定的低价卖出。这些措施影 响日用必需品（米、盐、食用油、糖、燃料等）、工业品（铁、钢材、棉纱等）、 出口品（钨、锡、茶、猪鬃、桐油等）以及棉花、烟草和火柴等各种货物。

政府用管制物价与通货膨胀作斗争的几次尝试都未生效。中国缺乏这样的前提， 那就是对领土和政治的牢固控制，一批有效能的和诚实的官员，和一个起作用的运 输和通信系统。除了少数主要城市，管制普遍不起作用。被管制的商品从那些城市 流往其他地区。重庆有几次面临严重的米荒，因为别处米价较高。甚至在主要城市， 实际市场价格也超出官价，1943年平均为14% ，1945年平均为67% 。

物价管制有时对工业具有灾难性的后果。例如，1943年原棉的官价定得如此之 低，以致陕西许多农民——他们提供了中国非占领区原棉的大部分——不种棉花而 种小麦，而国民党地区的工厂据报道只有够运转半年的棉花。加工一项产品的费用， 超出它的法定价格的情况并不罕见。1943年，生产一吨铁耗费35000 元；政府的铁 价为30000 元一吨。1944年，开采一吨煤的费用从1870元至5000元不等；煤的限定 市价为1200元一吨。一包棉花耗费15000 元；但它只能以12000 元出售。

最后，1944—1945年在河南、湖北、湖南、贵州、广西和广东的一号战役，打 击了足占国民党中国1/4 的工厂，它们占整个工业资本的15% 以上。它还切断了国 民党中国余下的工厂的供应来源（如产于河南、湖北和湖南的原棉）和市场销路， 并摧毁了投资者的信心。

所有这些因素——通货膨胀，缺乏进口品，缺少熟练工人，消费需求萎缩，引 起梗阻的价格控制政策和军事灾难——使国民党中国的工业陷入深刻的危机。作为 一种迹象， 1944 年秋兵工厂只有生产能力的55% 开工。重庆80—90% 的钢铁厂在 1943年春到1945年早些时候倒闭；1944年320 家机械厂中有50家倒闭；主要的煤产 地嘉陵江地区250 家煤矿中，大约有185 家在1943年至1945年间倒闭。

到1945年3 月，失业已成为一个严重问题。1944年矿业生产只是1942年水平的 一部分（煤，72% ；铅，49% ；钨，27% ；锡，27% ；铜，24% ；锑，6%）。甚至 手工棉纺织生产到1944年底也深深陷入困境，主要因为原料短缺，运输困难和令人 烦恼的通行税。工业危机确实大于官方的生产数据（见表13）。

1944年11月，战时生产局的建立导致大量政府订货和投入新的款项，这明显地 刺激了某些工业。在 1944 年 11 月与 1945 年5 月之间，钢的生产增长50% ；生 铁，46% ；煤，35% ；电力，8%。尽管有这些增长，1945年头三个月工业生产总指 数仍无变化。显然，其他工业部门的下降被制止。压倒一切的证据是在和平前夜， 国民党中国的经济在总体上已处于崩溃边缘，特别是工业。

战争使政府成为最主要的经济企业家。先前它已经取得对银行部门的控制，但 它在中国人拥有的工业企业中只掌握11% 左右的资本。然而，到1942年，经济部报 告，国家控制的企业已占国民党地区工厂的17.5% ，资本的70% ，工人的32% 和马 力的42% 。

在内地有三种政府机构发展工业：国家资源委员会，工矿调整委员会和四家政 府银行。1935年创建的国家资源委员会，被授权“发展、经营和管理基础工业”。 到1944年12月，它经营92个工业单位——33家工厂，38个矿和21座电厂。它还与其 他机构联合办了11个工业单位。资源委员会控制着重工业和高技术工业，与民营工 厂形成对照，后者一般机械化程度较低，生产轻工业品。

战争爆发后才建立的工矿调整委员会，起初是负责推动民营工厂向内地迁移。 从1938年起，它也直接向工业企业投资，经常与民办企业竞争生产消费品——酒精、 纺织品、纸张和水泥。1943年和1944年，它的直接投资超过它对民营工业贷款30% 以上。孙逸仙曾主张，政府应当把它的经济作用限定在基础工业，但它现在也成为 轻工业的一个主要参与者。

四家政府银行并不是通常意义上的“政府”银行，因为私人投资者握有其中三 家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和中国农民银行的大量股票。所有这三家银行，像 民营商业银行一样，特别在1940年以后，增加了工业和商业中的直接参与和所有权。 它们这样做是为取得有形资产，以保护它们资本的实际价值。如张嘉璈所评论的那 样，这变得“无异于投机”。无论其动机如何，政府银行像工矿调整委员会一样， 深深地卷入了民营工商业部门。

有些评论家受政治上的激发，将政府在经济上的作用定性为“官僚资本主义”， 指责官员由此积累个人财富，排挤私人企业主，并使普通人民陷于贫困。然而，将 国民政府不断增长的经济作用视为国家资本主义，视为对一个正在现代化的农业社 会的要求，以及对战时特殊经济需要的反应，可能更合适一些。没有政府的帮助， 很少有企业能够在西部省份重新安置他们的工厂，或创建大规模的新厂。战时中国， 面临一种合理化分配机器、原料和动力等稀缺资源的特殊需要。因此，可以批评的 不是国家资本主义政策本身，而是那种政策的实施情况。政府企业同政府其他行政 部门一样，通常是低效能的、官僚主义的和腐败的。此外，与政府有关的工厂享有 大量好处——如银行贷款、原料或运输用的卡车——这些好处是不会给予私营公司 的。有些公司，如中原造纸厂，以自愿向政府献股票来寻求与官方的联系。由于没 有这种联系，大量私营公司，在战争后期因缺少周转资金、原料或有保证的市场而 垮掉，而腐败的官员则大发横财。到战争后期，政府的经济企业家的身份，在政治 上已经变得不利了。1948年毛泽东把“官僚资本主义”提高到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 这一层次，作为他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一个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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