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国民党自总理步中山逝世后，内部派系重重，争斗毫无止境。及至在大陆 统治末期，已到四分五裂，群龙无首的地步。败守台湾后，蒋介石依据其“党国” 理论，为消除派系，集中权力，顺利交班，掀起了一场大规模的所谓改造运动。昔 日的派系头目、党国元老或养或放，一批新面孔开始协助蒋氏父子左右台湾政局。

1949年底，蒋介石兵败大陆，企图在台湾继续经营蒋家小王朝，而李宗仁却在 美国手握国家元首的名器不放，继续和蒋介石唱对台戏。为此，蒋介石为保住台湾 这一立脚之地，为取得经营台湾的正统地位，就公开和李宗仁展开了夺权和护法的 斗争。

1．蒋、李分道扬镳

其实，蒋介石从第三次下野的那一天起就开始酝酿复职，他手握实权在幕后处 处牵制李宗仁，李宗仁代总统有名无实。

1949年7月1日，解放军横扫华南，李宗仁面对国民党四分五裂的烂摊子一愁莫 展。28日，他飞抵台湾要求蒋介石调任白崇禧为国防部长，蒋以宋希濂、胡宗南不 同意为借口，加以阻止，李宗仁空手而归。8月4日，程潜、陈明仁通电起义，湖南 和平解放。李宗仁叹息道：“可惜一个党国元老，一个国军名将，被老蒋逼得走投 无路，真是树未倒，猢狲就散了。”在此形势下，原国民党和谈代表刘斐悄悄回到 广州，不失时机地劝李宗仁、白崇禧起义。事后，李宗仁试探白崇禧：“怎么样， 你手中有枪杆子……”言外之意即你可以自由起义。但白崇禧却问：“将来如有必 要，去台湾怎么样？”李宗仁一听这话勃然大怒，脱口而出：“乌龟王八蛋才去台 湾！”由此可见，李、白已各有打算了。

8月5日，美国国务卿发表《中美关系白皮书》，公开宣布美国政府不再援助蒋 介石。蒋介石得知后在日记中写道：“对美国《白皮书》可痛可叹，对美国国务院 此种措置，不仅为其痛惜，不能不认为其主持者缺乏远虑，自断其臂而已……若不 求自强，何以为人？何以立国？”他召集部下训话说：“美国竟至于不知国家之信 义与外交上应守之规范，落井下石，为美国历史留下莫大之污点。”蒋介石对美国 的袖手静观政策痛心疾首。而李宗仁见此，更是公开表明和蒋抗争，支持顾孟余等 “第三势力”组党。不久，香港《大公报》上发表了黄绍闳、龙云、刘斐等人签署 的《我们对现阶段中国革命的认识与主张》的联合宣言。人心向背已经昭然若揭。

8月17日，人民解放军占领福州。蒋介石重新布置防御，准备固守西南，重走抗 战老路；而李宗仁则主张固守两广以保存实力，并派甘介侯赴美陈情以争取美援， 请美国人出面收拾蒋介石。蒋介石不理会李宗仁的所做所为，在台北、广州、重庆 间飞来飞去，做垂死挣扎。

10月1日，固守广州的李宗仁从广播中听到了一则震颤人心的消息，毛泽东代表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向全世界庄严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

国民党前方面对解放军的大军压境而节节败退，后方蒋、李之间斗争也呈白热 化趋势。蒋介石急欲走上前台，他派吴忠信自台北飞来谒李，劝李宗仁让位。10月 14日，广州失守，国民政府迁往重庆。这时，张群、吴忠信、朱家骅等人不断唠叨 劝李引退，以致有一次李宗仁勃然大怒：

当初蒋先生引退要我出来，我誓死不愿，你一再劝我勉为其难；后来蒋先生在 幕后掣肘，把局面弄垮了，你们又来劝我“劝进”。蒋先生如果要复辟，就自行复 辟好了。我没有这个脸来“劝进”！

而蒋介石则声称：个人的出处事小，国家的存亡事大，此时应研究应不应该再 起，不能问再起后之利害得失，只要对人民军队与国家有再起之必要，即不研究或 其他关系问题，一切只有自立、自强，始能获得外援。倘自己内部无药可救，即有 外援，亦无能为力。

在蒋介石亲信的授意下，11月1日，《中央日报》头版头条刊出《川康渝人民竭 诚效忠，电迎总裁莅渝领导》的新闻，内称200位“国大代表”呼吁：“现国府已西 迁，李代总统亦经莅渝，冠盖云集，精诚共矢。甚盼钧座早日命驾驻节陪都，主持 大计，共谋国事。勘乱救民，实深利赖。”蒋介石抛出“民意”的杀手锏要向李宗 仁夺权。

对于蒋的咄咄逼人之势，李宗仁表示：

我不愿功进，并非个人对名位有所恋栈，只觉得蒋氏欺人太甚。他要引退，我 就得上台，他要复出我就得功进，置法统于何地步？未免欺人太甚！如今国之将亡， 宪法赋予我的总统职权，我绝不能助纣为虐，违反宪法与一平民私相授受！

11月底，桂林、重庆相继解放，国民党“政府”迁至成都。李宗仁见大势已去， 遂于11月20日自南宁飞往香港就医，并以求援为名飞往美国。对此，蒋介石在21日 的日记中写道：“德邻出国，既不辞职，亦不表示退意，仍以代总统而向美求援， 如求援不遂，即留居国外不返，而置党国存亡于不顾。此纯为其个人利害打算，其 所作所为，实卑劣无耻极矣！”此后，蒋介石派人三番五次请李引退，李宗仁却偏 偏抓住“代总统”的名器不放。

12日，卢汉、刘文辉、邓锡侯起义，大西南几天内由白变红，蒋介石感到大陆 “大势已去，无法挽回”，决定将“中央机构”迁往台北。12月10日，蒋介石父子 边唱“国歌”边走出成都中央军校大门，从凤凰山机场登机升空，飞往台湾。“俯 视眼底大陆河山，心中怆然”（蒋经国语）。从此，蒋、李彻底分道扬镳。

总之，20多年来，蒋桂之间经历了风风雨雨、分分合合，但他们两派系间的斗 争却从未停止过。随着时间的推移，斗争的规模愈来愈大，焦点愈来愈集中，理由 愈来愈动听，但性质却从未改变，他们所争、所斗、所抢、所夺的不过是那顶象征 权力的王冠。

2．以白制李

桂系三将领中，李宗仁宽厚仁慈，稳健踏实，颇有长者风范；白崇禧足智多谋， 号称“小诸葛”，用兵如神，有将帅之才；黄绍闳则深厚老成，深谋远虑。多年来 三人患难与共，配合默契，相得益彰，使桂系始终在国民党各派系中独树一帜，从 而敢与蒋介石对抗多年。但是，在最后关头，他们却走了不同的道路：李宗仁去了 美国，白崇禧跟蒋介石去了台湾，黄绍闳到香港后通电起义，宣布脱离桂系，不久 回到祖国参加了新政府。桂系三巨头的三位一体宣告解体，几十年的老搭档最终劳 燕分飞。

令人感到奇怪的是，蒋桂水火不容，白崇禧又多次参与反蒋、倒蒋，为何最后 还是跟蒋介石上了台湾这条贼船？

其实，桂系将领虽不乏优点，缺陷亦不少。李宗仁多稳重而少果敢，白崇禧多 聪明而少大度和忍让，黄绍闳多深沉而少坦陈。这就给蒋介石提供了机会。蒋介石 对李、白的悖逆之行恨之入骨，为了彻底整垮桂系，并使桂系为之所驱使，他在白 崇禧身上着实下了一番功夫。他见白崇禧反共较李宗仁坚决，又手握重兵，遂对李、 白二人采取了一打一拉、各个击破、以白制李之术。

1948年4月底5月初，蒋介石忽然命令上海市长陈良给白崇禧送来3万两黄金，充 作部队经费。白崇禧对蒋此举很是感激。蒋介石对桂系等非嫡系部队的供给向来斤 斤计较，“既要马儿好又要马儿不吃草”，但这次却主动奉送这么多钱，这使白崇 禧对蒋的看法大大改变。

4月27日，在蒋介石以国民党总裁的名义发表文告：“中正愿以在野之身，追随 我爱国军民同胞之后，拥护李代总统暨何院长领导作战，奋斗到底！”之时，李宗 仁尚滞留桂林有和谈的意向。白崇禧将蒋、李两人一对比，遂觉蒋抗“敌”之坚决 和李之妥协。于是他受蒋之命，从广州飞往桂林，“促驾”李宗仁赴穗主政。白崇 禧见桂林“主和”气氛浓厚就四处散布“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主战言论，并放 言：“以后谁敢言和，给我抓起来！”在白崇禧的劝说下，李宗仁赴穗。蒋介石以 白制李的计策初获成功。

9月下旬，蒋介石抵达广州，他一反过去先召见李宗仁的常态，而是先单独召见 白崇禧，并闭门密谈。蒋介石说：

民国16年我们两人精诚团结，所以能完成北伐，统一全国。嗣后不幸为奸人挑 拨离间，以致同室操戈。

但后来卢沟桥事起，我两人又复衷心合作，终于把倭寇打败，收复国土，建立 不世之功。今共党虽极猖狂，国势虽极危险，只要我两人能一心一德，彻底合作， 事尚有可为。

一席话使白崇禧受宠若惊，心中的天平慢慢倾向了蒋介石，后来他对李宗仁谈 到此事时，不禁感慨地说：“蒋先生这次倒很诚恳。”

11月份，蒋介石想复职“总统”，见逼李“劝进”不行，他转过来又要逼他下 野的头号人物白崇禧对李施加影响。吴忠信受蒋之托与白崇禧商洽，吴忠信说： “蒋先生说你不仅长于军事，政治也很内行，如今局势这么严重，非你出来不可。” 白崇禧被捧得晕晕乎乎，假装推辞：“哪里，哪里，本人不才，只愿为总裁效犬马 之劳。”这时，他正窥视着“行政院长”兼“国防部长”的宝座，不过他知道要想 谋得个一官半职，没有蒋介石的点头是不行的，所以他虽然仍与李宗仁维系着老关 系，但同时对蒋又暗送秋波。经过这次恳谈，白崇禧转而声称：“蒋之复出已成定 局，不管环境如何恶劣，亦必力促实现。”

同时，白崇禧对李宗仁的所为也日益不满。他曾对程思远说：“过去三个月， 德公不知误了多少事，事实证明他是一个扶不起来的人。他不听我的话，以致陷于 今日无所作为的境地。”他还抱怨说：“总结李宗仁上台十个多月来的经验，给了 我们一个宝贵的教训，那就是蒋既不肯放手，而我们也搞不通。如果长此僵持下去， 断非善策……只有蒋、李妥协，才能有利于挽救西南危局。”于是，他决心劝李让 步，放弃“代总统”的名义，让蒋介石复出主政，消除当前危机。

此时，重庆迎蒋复职已如箭在弦上，白崇禧乘机劝李：“我建议德公去昆明休 息一个月，由我出来调处，看看是否能够达成妥协，然后，德公再定行止。”在蒋 介石的逼迫之下，李宗仁嘱托白崇禧见机行事，遂飞往昆明。

李宗仁走后，11月3日，白崇禧与程思远等商量拟出了一个蒋、李妥协的方案：

蒋介石宣布“复职”；

李宗仁回任“副总统”，但因李患胃病，亟须赴美就医，并借此在美进行“外 交”活动；

白崇禧任“行政院长”兼“国防部长。”

11月7日，吴忠信将此方案转达到台北，蒋介石认为李宗仁不是真心求退，而是 形势所逼，知难而退。吴忠信也说：“不应以研究李之有否诚意为出处之基准。” 蒋介石感到此言甚是切中要害，遂对此方案作如下答复：一、蒋介石同意复职；二、 李宗仁出国之议此时不能提，一提就表明蒋、李不能合作；三、白崇禧出任行政院 长一事，不能作为蒋、李合作的条件。

蒋介石不同意李宗仁出国，那么李氏凭什么答应蒋介石复职呢？至此，白崇禧 的调停活动宣告失败。

11月10日，程思远从重庆飞往昆明，向李宗仁汇报白崇禧的调停及结果。李宗 仁借此向程思远倾吐他的想法。他说：

白健生（崇禧）的一些作法过于天真率直，他还指望同蒋介石合作，我则对蒋 介石不寄予任何希望，因为我太了解他了。蒋对人毫无诚意，惟知玩弄权术，当他 要利用你时，不惜称兄道弟，歃血为盟，一旦兽尽狗烹就要置人于死地。记得1928 年9月，蒋介石一面命健生代行总司令职权，用兵冀东，一面派刘兴北上夺军，并授 刘兴密令：“如果抓到白健生就把他杀了”。其人阴险狠毒，由此可见一斑，所以 台湾我是不去的。目前惟一的一条退路就是去美国，我将为此作准备。

11月11日，李宗仁自昆明飞往桂林，而蒋介石则由台北飞抵重庆。行前，蒋亲 自电告白崇禧：“昨闻贵阳垂危，川东吃紧，已于本日飞渝，甚望德邻即日飞渝， 策划全局，请兄力促命驾。”蒋介石还说：“余为革命历史及民族人格计，实不能 不顺从众议，决心飞渝，竭尽人事。明其不可为，而在我更不能不为也……。乃决 心飞渝，尚期李能彻悟回头也。”

李宗仁对蒋不予理会，决定先飞赴香港。白崇禧见李决心已定，知多说已无用， 但他还是禁不住问：“你还是代总统，中枢重心所寄，可否先在政治上部署一番， 然后再行出国？”李宗仁回答：“不必，依法代总统离职时可由行政院长代行。我 到香港后当将此意电告间百川（锡山，此时为行政院长）。”白崇禧最终同意了李 宗仁的这一做法。

11月20日，李宗仁包机自南宁飞往香港，当日白崇禧即往重庆拜谒蒋介石，报 告李宗仁已飞抵香港。蒋介石听后不胜骇异，他实在料想不到李宗仁如此孤注一掷。 当晚，白崇禧通过广播电台，发表了如下谈话：

11月21日，蒋介石再约白崇禧在重庆“林国”谈话，谓：“我已决定派居正、 朱家骅等四人赴港挽留德邻，请你告诉他，我不在此时‘复行视事’，但必须德邻 立即回到重庆来，待商定对内对外大计后未尝不可以出国”。白崇禧应承转达此意， 但不能强迫李宗仁返渝。他知道，李宗仁已坚拒同蒋氏合作了，这时让李再回重庆 那将意味着什么。作为患难兄弟，他还不忍心出卖朋友。

28日，居正、朱家骅等到香港，带去了国民党中常会决议：“以当前国家局势 之严重，西南战役之艰危，中枢不可一日无人主持。仍望代总统宗仁迅返中枢，力 疾视事。万一为病势所不许，再请总裁复行总统职权。”李宗仁接此决议后严肃声 明：本人具有“法统”地位，不受中常会决议所限制。朱、居等人无可奈何而归。

不久，解放军相继解放桂林、柳州、梧州等地，桂系精锐大部被歼，白崇禧退 守海口，李宗仁赴美就医，蒋介石回到台北。

12月10日，蒋介石命前“军政部军需署长”陈良和陆军“副总司令”罗奇到海 口白崇禧住处。他们二人各有使命：陈良带去金砖数万两，说是清发所欠华中部队 的军费；罗奇则请白崇禧去台北与蒋共商大局，并暗示蒋有意让他出任“行政院长” 一职。对于蒋介石的恩宠，白崇禧自然心知肚明：老蒋与他“共商大局”是假，到 台北“劝进”是真。因为蒋氏的复职活动一直没有停止，现在李宗仁在美养病，蒋 就更振振有词了。但是，不管怎样，做“行政院长”组阁是极具吸引力的一件事， 他不能错过这次机会。

12月15日，白崇禧联名李品仙、夏威等桂系将领致电李宗仁：“蒋曾劝禧往晤， 意在劝进。仙不日赴台谒蒋，劝蒋稍待公治病结果对自身问题有所表示后再谈复位 问题。”

李宗仁复电云：“请总裁考虑复职事不必提出，因复职无法律根据，理由是： 子、总裁既已引退，即为平民，决不能恢复已放弃之职位；丑、仁之代理，非代理 总裁个人，乃代理总统之职位；寅、依照宪法，缺位为死亡，总裁非死亡，亦非因 故不能行使职权，第49条全不适用，故用代理字样；卯、代总统引退，则由行政院 长代理，三个月后另选，不能由前任总统任职。”

白崇禧接电后左右为难，一个要夺回“总统”之职，一个死活不让，他既曾是 李宗仁的患难兄弟，又是蒋介石的一个马卒。权衡利弊，蒋氏复职是早晚的事，不 如投靠蒋罢，或许能弄个“行政院长”当当。

为了探清蒋介石邀他赴台的真实意图，白崇禧特派李品仙飞台谒蒋。李品仙抵 达台湾后不久致电白崇禧，说总裁请白先生组阁出于至诚，具体情况请到台后一叙。 12月26日，白崇禧收到李品仙的信息后再次致电李宗仁：“鹤龄（李品仙）、燕谋 （徐祖诒）电：在台与各方谈话结论，蒋复职事与德公今后作法有关：甲、德公病 愈而辞代总统，则介公复职；乙、病愈即回国，愿效林子超（林森，任国府主席， 仅是一个傀儡，不负政治责任）；丙、介公或不复职，病愈不辞又不返，对德公最 为不利。”他想劝李宗仁回心转意以博取蒋介石的欢心。处于李品仙、罗奇、陈良 包围中的白崇禧在蒋介石函电交驰的催促下，终于在12月30日乘专机飞台。

对白崇禧的这一轻率举动，程思远后来说：“白崇禧在过去22年中，曾经三次 逼蒋下野，蒋介石对他自然恨得刻骨铭心，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蒋介石所以不立 刻对他下手，是因为李宗仁在海外进行反蒋活动，白崇禧还有可供利用的余地，但 这一次进入台湾就休想再出来了。”“小诸葛”算计种种不及老蒋，最终自投罗网。

与此同时，李宗仁在美国通过他的外交顾问甘介侯提供的消息密切注视着美国 正在酝酿的新的对台政策。1949年12月30日，杜鲁门在记者招待会上正式宣布美国 对台政策。他说：“美国此时不想在台湾获取特别权力或建立军事基地。它也不利 用其武力干涉台湾现在的局势。美国并不采取足以涉及中国内战的途径。同样地， 美国政府也不供给军授或军事顾问于台湾的中国军队。”这无异于暗示如中共进攻 台湾，美国决不过问。李宗仁了解这些情况后更坚定了对蒋介石的态度。

1950年1月16日，白崇禧从台北致电李宗仁，指出其六条出路，其中包括李宗仁 辞去“代总统”仍任“副总统”，请蒋介石复职等。18日，李宗仁回电白崇禧：

一、德公割治虽经过良好，但身体尚未复原，故一时不能返国；二、职位问题， 德公团愿引退，惟一再考虑，认为现在既无法召开国民大会，则行政院长代理过三 月即违宪，而德公并非代理介公，而系代理总统职位。因此，介公复职亦违宪，如 同志不谅解德公苦衷，宁愿受责，不愿使本党毁法；三、美不援台，实因杜鲁门、 艾奇迹对个公之成见，对德公则无此种情形。

同时，李宗仁派秘书黄雪屯来台。而黄雪屯进入台湾后就再也无法回去了。

白崇禧将此电转给蒋介石，蒋阅后大怒，更积极部署“复职”。等到白崇禧得 知蒋氏定于3月1日发表“复职文告”后，遂立即致电李宗仁：“望公不持反对态度， 以期留有余地。”李对此置之不理。

蒋介石于3月1日“复职”。但白崇禧仍不死心，他派李品仙到香港，并随身携 带一件声讨李宗仁外交顾问甘介候的电稿，电稿罗列了甘介侯两年来在李宗仁身边 所提的一些坏主意，因而使李氏陷于今日困难的地位，故追查责任，应由甘介侯负 责。白崇禧想让留港的桂系将领夏威等人在电报上签名，一方面表明他的忠心，另 一方面又可洗刷李宗仁的罪名。但是，夏威等人不愿签名，这使白崇禧大失所望。

3．罢免李宗仁

临近1950年年关，蒋介石被赶出大陆，惊恐不定，心情极为恶劣。蒋经国回忆 说：

民国三十八年……父亲所处的地位环境，乃是空前未有的恶劣和复杂。国运正 如黑夜孤舟，在汪洋大海的狂风暴雨和惊涛骇浪中飘摇、震荡；存继沦亡，决于俄 顷。……真令人动魄惊心，不寒而栗了。

共产党的追打，美国的袖手静观，李宗仁的顽固对抗，使蒋介石忧虑重重，如 履薄冰。那么，向李宗仁开火，坚决夺回“总统”的名分就成为当务之急。

而李宗仁携妻将雏到美后很快住进哥伦比亚大学长老会医院，诊断李患十二脂 肠炎后施行手术，术后康复很快。出国行前，李宗仁曾致阎锡山一电，声明他离国 后对职责问题的态度：

仁以胃疾剧重，亟待割治，不得已赴美就医，以一个月为期，即当遄返，在仁 出国之短暂时期，请兄把中枢军政仍照常进行，至于重大决策，尽可随时与仁电商。 来电所云，似未明了仁之本意，特再电达，希仍就兄职权范围内处理一切。

由电可知，他并不想放弃任何职责。但是，蒋介石急欲“复职”，对他步步紧 逼，甚至白崇禧也在推波助澜劝他引退，他真是体味到了人走茶凉的感觉。现如今， 既然他们不仁不义，也就休怪我无情了。李宗仁决心和蒋介石斗争到底！

1950年1月20日，台湾“监察院”致电李宗仁，促其返台，语多指责。李宗仁以 “代总统”的名义连复两电称：“病体尚需休养，未能即返。”“赴美就医未废政 务，接洽美援，仍可遥领国事。”

此电一发，台北舆论大哗。2月4日，《中央日报》、《中华日报》、《扫荡报》 同时发表社论，刮起了抨击李宗仁的台风，要求蒋“总裁”复出，“绾领国事，统 率三军”。李宗仁则以答复居正来信的形式作了答复。大意是：监察院之电醉翁之 意路人皆知，我在国民党内三十多年的政争中，早已领教过了。我并无恋栈之意， 因为在代总统任内，名为元首，实等傀儡，尸位素餐，如坐针毡，早拟引退以谢国 人。又何以迟迟不退呢？因为考虑再三，我若下野，依法由行政院长代行职权，为 时仅限三月。今既无法召开国大选举总统，则代理如逾三月法定期限，即为违宪。 同时，我现正与美国接洽反共复国计划，美国虽对我政府现状、措施表示不满，然 在其反苏政策下，并未放弃中国。我们宜以群策群力以图之，国家前途，尚大有可 为。

从信中不难看出，李宗仁既不愿引退，更不想让蒋上台，他上台就是违宪。因 为“蒋公首倡制宪，安可自负违宪之责！”

正在这时，驻美“大使”顾维钧派人向蒋介石报告：“李宗仁通过甘介侯与艾 奇逊接洽，安排杜鲁门与李宗仁于2月21日晤面。据说李宗仁的想法是，游说杜鲁门， 让他拿出政治家的眼光来，在经济方面全力支持李，让其团结海内外民主人士，回 台着手改革，使蒋先生投鼠忌器，不敢过分阻挠。因李宗仁欲以元首身份见杜鲁门， 依国际惯例，须预先通过使馆安排，顾大使请示办法。”蒋介石大惊，忙指示： “大使馆应设法推迟李、杜之晤面，”并“必须于李、杜晤面前解决总统职位问题。”

2月14日，“监察院”再电李宗仁，指责他滞留美国，遥领国事，为此向“国大” 提出弹劾。同日，国民党非常委员会委员联名致电李宗仁，内称：

同人等佥认为总统的统帅职权不可再虚悬，政府更不能处于危疑奠定之境。如 我公能于立法院开会以前令驾返台，主持国政，实为衷心所祷。倘公届时实在不能 返国，则同人等怵于时局艰危，群情殷切，惟有吁请总裁依照中常会三十八年十一 日二十七日临时会议决议，继续行使总统职权。

此电实是对李宗仁的最后通碟。

28日，李宗仁复电称：“余出院后，即准备返国，嗣据医嘱，身体尚未完全复 原，不能于此时遂作长途旅行。”李宗仁何以固执己见不返台呢？在《李宗仁回忆 录》中他作了说明：“台湾是蒋先生清一色的天下，他掌握了生杀予夺的绝对权力…… 在这局面下，我如贸然回台，则无异自投罗网，任其摆布。蒋的第一着必然是迫我 ‘劝进’，等他复正大位后，我将来的命运如何，就很难预料了。以蒋先生过去对 我衔恨之深，我一旦失去自由，恐欲求为张汉卿第二也不可得了。”

同日，顾维钧又紧急报告：“大使馆借故延宕，然李急不可耐，遂经甘介侯与 艾奇逊接洽，定于3月2日李、杜晤面。”

在此情况下，蒋介石决定不再等待，他激动地声称：“倘若我去年初不下野， 无论如何想象不到大陆各省会在一年之内断送干净。我下野的后果，终意如此，殊 为痛心。”“现在国家情势危急非常，如果我再不负起政治军事的责任，在三个月 之内，台湾一定完结。我出来之后，台湾可望确保。”

3月1日，蒋介石在台北“总统府”宣布复行视事，并发表“复职”文告宣称：

中正许身革命四十余年，生死荣辱早已置之度外，进退出处一惟国民之公意是 从，际此存亡危急之时期，已无推诿责任之可能，兹于三月一日复行视事，期共奋 勉，以光复大陆，重建三民主义新中国。

第二天，蒋介石以“总统”身份，偕夫人宋美龄于中山堂举行茶会，招待在台 的“立、监委员”、“国大代表”、台省参议员及国民党、民社党、青年党等中央 委员共千余人，在此蒋介石宣布了“复行视事”后的四项方针政策：

军事上，先以巩固台湾为基地，进图“光复大陆”；

国际上，必须先要尽其在我，自力更生，并联合世界上的“民主国家”，共同 反共；

经济上，以劳动为第一要义，提倡节俭，奖励生产；

政治上，必须尊重民意，厉行法治。

3日，蒋介石着特级上将服，头戴军帽，携穿黑呢夹大衣、领系花绸围巾的宋美 龄出席了10万群众参加的大会，接受群众的“拥戴”。蒋激动地表示自己“一方面 感到惭愧，另一方面感到欣慰！今后决定和全国同胞共同努力，消灭全国共匪，收 复一切失地，实行三民主义，完成革命大业。”他还亲拟了6句口号：“刻苦耐劳， 笃实践履，组织第一，情报在先，防谍保密，铲除共匪。”

就在蒋介石踌躇满志登上“总统”宝座之时，另一位国民党“代总统”李宗仁 在大洋彼岸的纽约发表声明：

蒋氏会宣布他自己为中国总统，实令人惊异而难置信，蒋氏自一九四九年一月 辞去总统职务后，已成为一介平民，现在竞不经选举，而自命为总统，实令人惊异。

李宗仁还写了一封致蒋公开信，散发给记者，信中说：“阁下的高压专横的行 为，既无法以宪法来作解释，且非人民所赞同。当此我国历史紧急之秋，阁下此种 严重错误，对国家命运将有深切影响。”同时，他声明，他将“代总统”到下届 “总统”选举时为止。

在蒋介石“复职”的第二天，美国总统杜鲁门邀李宗仁到白宫赴宴，以“总统 先生”相称，从旁助威，以示对李宗仁的支持。当记者问杜鲁门：“您为何称李先 生为总统？”杜鲁门答曰：“我以总统身份请他我就应称呼他为总统。”记者又问： “如此说来，您如何称呼蒋介石？”杜鲁门说：“我和蒋介石尚无往还。”

宴会结束，李宗仁给居正、于右任、阎锡山等人发出一电，电文说：

其实，不用李宗仁奉告，当天下午白宫发表声明：国务院收到了蒋“复职”的 正式通知，美国承认蒋介石为中国国家“元首”，杜鲁门无意决定谁是中国“总统” 这一重要问题！

蒋介石看到美国的声明后略为宽心，他更不理睬李宗仁的一套了。3月13日，蒋 在总理纪念周发表了《复职的使命与目的》的讲话，称：“我一生中有三次下野三 次复职”，第一次复职的使命是“完成北伐，统一全国”；第二次复职的使命是 “抵抗日本侵略，争取最后胜利”；第三次复职的使命“就是要恢复中华民国，解 救大陆同胞，而最后的目的乃是在消灭共产国际，重奠世界和平。”然而，历史早 已证明，蒋介石的第三次使命不会完成。

蒋介石重新“登基”，李宗仁不肯善罢干休，屡揭蒋介石的伤疤，蒋感到芒刺 在背，必欲除之而后快。1950年5月5日，他指使“国大代表”胡钟吾等711人连名提 出罢免李宗仁的“副总统”职务，其罪状有三：其一，李自代总统以来，妄倡和平， 而养痈成患，侈言抵抗，而失地丧师；大陆沦丧之际竟藉词出巡，擅行赴美，…… 迹近逃亡，置国家人民于不顾。其二，李在国外遥领元首职权，而不负丝毫责任， 以国事为儿戏，视大法弁髦。其三，蒋已复职，李“代总统”应自动解除，现存一 “总统”和“代总统”，是李破坏“法统”，动摇国本，颠覆民国，理应罢免。胡 钟吾等人将联名签署书提交“国大”，建议召开临时会议行使“国大”罢免权。由 于众多“国大”代表反对，此提案暂予搁置。但蒋介石仍不死心，准备随时寻找机 会。

恰在此时，“毛邦初案”事发，原来在1949年初蒋介石下野后命人将国民党在 美国的存款以私人名义化整为零，分存入外国银行，以防不测。仅在国民党驻美空 军购料处负责人毛邦初那里，就有1000万美元。及蒋复职后他令毛邦初将这笔钱电 汇台北，毛邦初公然抗命并将一批机密文件交给了李宗仁。不久这些文件却散发到 美国会议员手里，搞得蒋介石声名狼藉，十分恼火，遂加速了他罢免李“副总统” 的步伐。

1952年1月，“监察委员”金维系等92人受蒋指使，提出“为副总统李宗仁违法 失职提请弹劾”一案，该案经“监察院”大会审查成立，并起草了报告书，称：

佥认副总统李宗仁于代行总统职权期间弃职出国，复于代总统名义解除后在外 国擅发命令，显系违法失职。至其公开声明，“拟有恢复中国合作政府计划，不久 即可宣布，此计划并非完全依赖武力”，显系有颠覆政府危害国家之意图，实触犯 刑法第100条之罪行，当经决议……经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

该案成立后，“监察院”将此案送交“国大”秘书处，“国大”秘书长依“法” 致函李宗仁返台接受弹劾。李宗仁接电后未予理睬。但“国大”因代表不足法定人 数不能按期召开，直到1954年1月才召开“国大”。会议通过弹劾案，并致电李宗仁 返台对弹劾案提出答辩。李宗仁接电后认为弹劾案的提出和通过是非法的，并亲致 蒋介石一函：“按照宪法第90条，全体监察人员的人数，确定为223人。又按宪法第 100条，对总统、副总统之弹劾案，须得全体监察委员过半数之决议，向国民大会提 出之。过半数则为113人。前年1月11日监察院出席委员只为93人，凑足法定人数尚 少20人。吾兄竟唆使违法集会，对仁提出弹劾，所持理由，为若干委员未曾选出， 若干委员未曾报到，若干出缺，若干附匪，擅将全体委员减为160人。宪法明文规定 之人数，可以任意减少，毁法弄权，莫此为甚。”

蒋介石对此根本不屑一顾，在李宗仁未到台答辩的情况下，一手操纵“一届二 次国民大会”第六次会议通过了“国大”代表所签署“副总统”李宗仁“违宪背誓” 罢免案与“监察院”所提“副总统”李宗仁“违法失职”的弹劾案。

至此，罢免李宗仁的闹剧终于落下帷幕，蒋介石把李宗仁的职权剥得一干二净。

蒋介石退台以后痛定思痛，认为大陆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国民党内许多党 员对信仰三民主义的动摇，导致国民党人心涣散，战斗力不强。蒋介石“复职视事” 重新获得了“总统”名分后，即着手整顿国民党。

1．检讨与反省

蒋介石早年追随孙中山，投身革命。孙中山逝世后，他背叛了革命，在国民党 内逐渐地夺取了领导权，成为中华民国的总统，国民党军队的最高统帅和国民党总 裁，权倾一时。

然而，就是以此之盛，却于内战中节节败退，连外国势力大力支持也无济于事， 其800万正规军队短短几年时间便差不多全部覆灭，他自己当然也很伤心，以至于痛 苦反省。在节节失利中，蒋介石为失败所作的检讨主要有三次。

蒋介石第一次对国民党作全面性的检讨，是在1947年召开的中国国民党六届四 中全会上。此时内战爆发已有两年，1945年日投降后，蒋介石便积极准备打内战， 以“消灭中国共产党”。初是小规模的局部战争，到1946年便开始了大规模的战争， 在华北麻北等地蒋介石的进攻虽遭顽强抵抗，但也算是连连得手。六届四中全会正 是在这种情况下召开的，这次大会的中心内容，是“结束训政，促进宪政”和用武 力解决中共问题，会议公布了国民党四中全会宣言和现阶段的任务方针。

在宣言中，蒋介石把内战责任完全推到中共身上，说中共及其武力是国家“统 一障碍”，发誓要用武力消灭之。然后又假意劝告中共觉悟和知“武力之不可终恃”， 把自己说成是和平的使者。这是蒋介石惯用的手法，他一方面要发动全面内战，一 方面都又极尽粉饰之能事，还要把自己扮成圣人，目的在于掩盖刽子手的本质。

关于“现阶段的任务”问题，蒋介石分成四项来解释。由于其在军事上，尽管 占据了不少地盘，但兵力损失不少，国民党的战斗力减弱，腐败盛行，已显败相， 因此蒋介石把对过去的检讨放在首要位置来阐述。

蒋介石在此次检讨中，主要指出国民党对理论研究的忽视，致使“本党不足以 满党员之意而厌国人之望”。具体说是研究不够，缺乏思想领导和政治领导，政府 工作又流于形式化和衙门化，缺少实际效果。“吾等忽视革命理论，对于三民主义 与占全国人口百分之八十以上之农、工群众的关系没有深切的了解。”

他接着指出：在六全大会以前征收党员偏于知识分子。蒋介石认为这种知识分 子，看重于个人自由，使党的组织训练纪律感到困难。这些人在生产不发达及其他 各种事业未有开展的情形下，均往机关方面走，使国民党不能深入民众，当然更谈 不上看重民众运动了。

蒋介石说，他所领导的国民党执政以来，许多人入党，都是想做官找事，等他 们达到目的，大多与他的党疏远：

甚或转而利用党，压迫党；未达到者，亦多忙于做官找事，甚或由失望而怨望， 发生反党行为，党不仅与人民不发生好多关系，且与党员亦不发生好多关系，一切 孤立，一切空虚，党派成了有名无实。

蒋介石把一切归咎于党员对革命理论研究不够，只想做官，为自己谋私利。其 实这也是在他的带动之下才如此的，他自己就是最大的入党作官主义者，上梁不正 下梁歪。但蒋介石可没有如此反省过，即使他这样反省过，也不会真的就如此检讨 出来。蒋介石最善于为自己抹红脸。由此可见，其检讨和反省本质上无非是为自己 推卸责任。

他可不管别人是否会轻而易举反驳倒他，依然由上述的“定理”大加分析国民 党在实践中失去政治中作用的原因：

因为党员忽视革命理论，对于“以党治国”的遗教，没有深刻的了解与正确的 应用，以致“训政时期”的“党政关系犯了莫大错误”。党不能管理从政党员，更 不可能根据政纲政策予以指导，因此党失掉了实际政治中心的作用，使党员不看重 它。而从政党员又不执行党的政策，党亦无可奈何。反之，“对于他的贪污舞弊， 不能批评，且须为了隐蔽。”“而人民对政府的不满，则归因于党。”这样一来：

党除为从政党员诽谤外，不能有任何作用。党受从政党负的不良影响异常之大。

蒋介石的这个检讨对现实分析比较客观，但对原因的说明则基本上是错误的， 党员不守法纪，并非理论学习不够，而是因为国民党对不法党员的询私舞弊进行包 庇。比如四大家族中的孔祥熙在1943年至1944年间，贪污美金债券19159920美元， 合当时法币264700万元，证据确凿，却没有被公开。1945年8月，《中央日报》只刊 出一张孔氏辞职获准的消息了事，蒋介石并没有把他怎样。暗中包庇，世人不知其 详，这是典型“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所致。

在这些方面，蒋介石总结失败原因时，却只字不提，因而其政府贪官污吏日益 增多，以致全盘腐化。如此的政府，如何不灭亡呢？

蒋介石于此坦白承认了其训政失败，“现不得不结束训政”。他更是坦白承认 国民党的弊病：

党的病状确已陷于积重难返之势，非一人一事一时一地之改革所能为力，必须 从根本上着眼，为全面之更张，大刀阔斧，由外及内，总检讨，大革新不必囿于现 实，尤须要有革命理想。

蒋介石对其党病状的严重，的确有所明白，但是他所指的克服症状的方法却无 法有任何效果，劝党人学理论，整顿思想，如何能够根治呢？所以蒋介石这次在国 民全会上虽然厉言声色，但却无多少人听进耳朵里去，大家心照不宣地回到自己位 置依如前行事，更何况随之而来的军事失败，如山崩裂，仿佛倾刻之间，蒋氏王朝 在中国大陆便瓦解了。

第二次更猛烈的检讨和反省是在到台湾前后的日子里。

其实，对于军事失败之检讨，自抗战后期，特别是1944年春夏以来的军事失败 后，蒋介石经常检讨失败原因和痛批他的高级将领，并狠抓军队建设，自反其军队 中的腐败与军纪败坏，但效果不大。这一次大陆的全军瓦解，蒋介石是确确实实心 酸不已，为求卷土重来，蒋介石更在政治、军事、经济、教育理论等方面，不断进 行深刻检讨和自省。

1949年4月27日，即国民党政府的首都被解放后第四天，蒋介石曾公开承认自己 的失败是“政治的缺点，经济的恐慌，内部组织的松懈”。同年12月底，他又于自 己日记中认为自己：“党务、经济、军事、外交、教育已彻底失败。”

蒋介石败退台湾，当然得对天下人有个说法，这种差不多全军覆灭的事实蒋介 石再会粉饰，也不至于不承认自己的失败并为之检讨吧。在此时，蒋介石认为他的 失败是由于军事的崩溃。而对于军事崩溃的反省，蒋介石认为是由于军人固有德性 的失掉和制度的不健全与非科学化，或非现代化，还有人事制度、管理制度亦均不 健全。1949年10月16日，蒋介石在阳明山讲话时说：

我们今天失败原因很多，而主要的原因是由于我们军事的崩溃。军事之所以崩 溃，是由于我们军事上的制度——诸如教育制度、人事制度和经理制度皆未能健全 地建立起来，所以一切部队、机关、学校，在人事上不能新陈代谢，在经理上不能 综核名实，而军事教育尤未能养成革命军人应具有的学问和精神。

1949年12月12日，蒋介石在“革命实践研究院”讲解《西南战局演变之经过》， 对其部队战术，又有批评和补充。第一，解放军在川东作战中，一贯采取避正面， 迂回渗透战法扰其背后，而其部队长官，却无此准备，防线很快即被击溃。蒋介石 针对此认为，应当采用广泛的正面搜索，控制大量预备队，注意纵深配备。第二， 解放军专门袭击其指挥部，使部队在作战中处处被动，不堪一击。为此，应当实行 团以上指挥部设三处的办法。一处为假指挥部，对外公开；一处为幕僚办公处；一 处是指挥官的驻地。这是蒋介石具体指出其部队战术方面的错误。

同时，蒋介石对其战略错误有所认识，他说：

至于军事失败的近因，乃是由于我们战略的错误。我们……误信马歇尔的调处， 将最精良的国军开到东北，以致内地空虚，各战场都感到兵力单薄。

1952年1月5日，他又说：

我们所以失败，第一在于制度没有建立；第二在于组织之不健全。”“就制度 而言，我们所以失败，最重要的还是因为军队监察制度没有确立的结果。自从党代 表制取消，政治部改成部队长的幕僚机关以后，军队的监察即无从实施；同时因为 政工人事的不健全，故政训工作亦完全失败。……后来，由于各级部队长都受过党 的教育，同时为求军队人事统一，乃将党代表制改为政工制。而这个制度实行之后， 最大的缺点就是各级部队长的工作，无人负责监察，尤其作战成绩，更无从判断虚 实，所有贪污腐败的现象，都发生出来。又由于政工人员本身程度的低落，对于主 义的认识不够，于是官兵均缺乏政治训练，对敌作战就意志薄弱，战斗精神完全丧 失，尤其对民众，则不知爱护联系，甚至恣意骚扰，以致军风军纪荡然无存。这种 没有灵魂的军队，自然非走上失败的道路不可。

蒋介石这种检讨失败的原因，从来就没有一个成型的固定说法，到1950年1月2 3日，他在阳明山讲《今后军事教育的方针》时，又把四年内战失败的最大原因，归 咎于他的官兵学习美国军人生活方式，却没有学会美国军人的奉公守法、认真负责。 崇尚科学的长处。

后在1956年，蒋介石写《苏俄在中国》时，则又把其失败原因归之于战略和战 术两大方面。关于战略方面：抗战时期和苏联建交，使苏联帮助中共向社会各方面 “渗透”。1937年接受国共合作抗战，将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保 存了中共军队，使其在抗战时期发展壮大；抗战胜利后，接收东北，未便其由联合 国处理，因而使精锐军队分散于东北，未能集中优势兵力于华北或华东地区；抗战 胜利后，接受了和平谈判，未能抓紧时机，全力进攻解放军。关于技术方面：使中 共合法化；未实行全面战争对待中共，特别是政治、经济、宣传各个方面的战争不 到位；军队政治工作的忽略，等等。

蒋介石这些时期的反省，对于自己的错误却只字未提，只是空洞地说，这一切 他有责任，可见他其实并未找到根本原因。当然也不可能找到根本原因，后来在国 民党七全大会上的检讨系统全面一些，但依然是不入骨肉。

1952年10月10日至10月20日，中国国民党第七次代表大会在台北召开，蒋介石 在会上作了《对本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政治报告》，再一次重点检讨了大陆失败 的原因，分为七个方面。

一是三民主义信仰不纯。蒋介石认为大陆失败的第一个原因，是国民党大多数 党员对三民主义认识不正确，因而就谈不上什么信仰问题，加之许多问题认识不清， 自然无法同共产主义对阵。他说：“这些人一到他共产主义的面前便迷们下来，拿 他共产主义来解释三民主义，……还有一些党员要借总理讲的‘民生主义就是共产 主义’，一句话，曲解了三民主义，去靠拢共党。”

二是国际外交上的失败。“帝俄东侵”，造成日俄战争，从此东北问题已成国 际问题；苏联对中共的支持和帮助，而美国对自己帮助未尽全力；《雅尔塔密约》 以牺牲中国权利换取斯大林对日宣战。

三是政治上的失败。政党政治的失败，主要是1948年副总统的自由竞选导致只 争派系，不分敌我，而招致整个的崩溃；民主政治的弱点。认为中国共产党利用了 他们“倡导”的民主政治。

四是经济上的失败。抗战时期经济已遭很大破坏，而1947年宋子文又擅自动用 中央银行币制改革基金，从而导致经济全面崩溃。

五是教育上的失败。蒋介石一直很关注教育问题，他指责这些方面的失误：教 育中的电影广播、书刊，“不是国际主义的文学，便是赤色组织的宣传”；大专院 校充斥着共产主义，自由主义思想，不学习三民主义为民生哲学；个人自由主义者 要求学术自由，要国民党退出学校，结果让中共把学校变成其城市活动的大本营； “民主与科学”的口号，成为仇视民族文化的口号，使帝俄以此作为“消灭我民族 精神的手法”。

六是军事上的失败。此检讨与反省是老生常谈，一切不着边际，完全归咎于 “三人小组”的调处。

七是从战争本质上作综合的检讨。中共打的是“总体战”，即从社会的、文化 的、政治的和军事的一切可能作战；国民党军队动员作战的失败，没有搞总体战对 抗中共；“唯物主义的流毒”。蒋介石认为唯物主义是功利主义，是斯拉夫主义的 伪装，它攻入我们中国文化的根源。

八是国民党本身的失败。蒋介石认为最主要的失败原因，是三民主义信仰的动 摇。中共“曲解”三民主义，提出“革命三民主义”、“新三民主义”等，以致有 些国民党人也相信；“毁伤革命领导者”，苏联和中共集中“诬蔑于中正之一身”； 逼他下野，蒋介石认为大家逼他下野，是国民党党德的丧失。

实实在在地说，蒋介石每次的检讨和反省，虽然不断更换说法，有时的确言语 深刻，批评也极为严厉，但那也只是在某些无关痛痒的失误方面。而对于他自己的 独断专横，在全国搞独裁，一切私有，政治腐败等等，特别是他个人既当政治家， 又当军事家，还当文化领袖，这种个人领导作风的不民主和不科学，蒋介石一点反 省也没有，倒是把下属和国民党骂了一通，却不明白，这一切实际上是他一手造成 的。

蒋介石一直接照封建帝王的模式在统治中国，所以必然失败，在失败之后，他 虽然不愿批评自己，但多少进行一定的检讨和反省，这一点还应当给以肯定。但最 无意义的是这种检讨太表面化，所以对国民党的发展来说，并没有太大的价值和意 义。

2．“改造”声势

失去大陆，蒋介石认为“是党的失败，而党的失败主因，是一般党员对三民主 义之信仰的动摇，其应特别警惕者：（一）曲解三民主义；（二）毁弃革命领袖。 因此，蒋介石下定决心要改造国民党，把台湾建成“反共复国的基地”。

早在内战时期，蒋介石就觉得“应当彻底改造我们的党，改组我们的革命组织”。 只不过那时国民党内外交困：外部方面既有中国共产党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等 方面的种种针锋相对，也有外国势力带给他和他的“党国”的种种压力；内部有国 民党各派系的明争暗斗，其独裁统治引起普遍不满，倒蒋之势汹涌而起。以后国民 党在大陆的统治节节退缩，兵败如山倒。国民党当然没有时间来整顿自己，蒋介石 也无此心力。直到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美国出兵台湾海峡，蒋介石才获得喘息机 会。加之，自己已复职“总统”后，也有了名分，为重新控制在台湾地区的国民党 及其领导权，蒋介石遂决定全面改造国民党。

而实际上，中国国民党的这次改造，发轫于1949年7月18日，蒋介石于广州举行 的中国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他在这次会议上提出了改造决定，并获通过。

1949年9月20日，蒋介石发表《为本党改造告全党同志书》，号召全党研讨改造 方案，提出彻底肃清失败主义毒素，痛除派系倾轧，铲除官僚主义作风问题，从而 明确了此次改造的宗旨。

蒋介石此时制造“改造”声势实际是一箭双雕，一方面可以利用改造机会，纯 化国民党为其服务；另一方面他也可以利用此机会彻底挤垮党内不同派系，特别是 将桂系彻底击败。

1950年7月2日，在国民党中常会上，蒋介石发表《关于实施本党改造之说明》。 该会通过了“党务改造案”，决定：中央委员会暂停行使职权，成立中央改造委员 会；开除认为不合格的党员，成立中央评议委员会；提出在“反共救国”中吸收新 党员，在政治改革中提拔干部。

同年8月5日，国民党组成由陈诚、张其昀、张道藩、谷正纲、蒋经国等十六人 组成的“中央改造委员会”。知名地理学家张其昀被任命为秘书长，该委员会取代 了“中央执行委员会”的职权，成为“太上内阁”，正式开始对国民党的改造。在 国民党中央改造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上，通过《中央改造委员会大纲》。会后提出中 国国民党改造纲要，称为《本党改造纲要》。共十一大项：

（一）总则。中国国民党为民主政党并扩大其社会基础；对于其他反共抗俄的 民主政党尊重并与他们合作，共同“为拯救国家维护民主政治而奋斗”。

（二）国民党的构成。以广大民众为社会基础，以爱国的革命分子为构成。

（三）国民党的组织原则：“民主集权制”；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 下级服从上级。

（四）国民党的组织整顿共十条。主要是“淘汰腐恶分子，加强革命阵容，实 行彻底整肃”。其肃整对象为：“叛国通敌”者、“跨党变节”者、“毁纪反党” 者、“贪污演职”者、“信仰动摇”者、“不正当经营以取暴利为目的”者。

（五）国民党的干部原则四条：大公无私、忠诚守纪和有领导才能以及接近青 年、劳动民众“并能为其利益而奋斗”。

（六）国民党的作用。彻底改革过去错误作风，为实现主义而奋斗，深入民众； 讲求效能；精诚团结。

（七）国民党的领导。1．以原则为领导：以思想沟通全党；以政策决定人事； 以工作考核党员；以是非解决纠纷。2．一元领导：组织决定一切；“领袖采行组织 决定，干部贯彻领袖的意志”；“以组织决策，以政策领导政治”。3．民主领导： 上下意见沟通；“以讨论统一意见，以说服打通思想”；“以宣传号召同情”； “以实践取得信任”。

（八）党员权利与义务。权利是：有选举和被选举之权；“有受提名扶植之权， 有爱党救国抚恤之权”。义务是：研究理论；宣扬主义；遵守党章；缴纳党费；出 席会议等义务。

（九）纪律五条。不准违反肃整条款；保密规定；不准组织小组织和违背党的 政策与命令和不缴党费；不准不出席小组会议。对违纪的制裁有四种：警告、停止 党权、开除党籍、解散党的组织。

（十）凡处地下之组织，条款另定。

（十一）党政关系。实行政党政治，依主义定政策，以政策决定人事，以组织 管理党员；党的政策应透过民意机关及在政府服务之党员，依法定程序构成法令及 政令。

1950年8月16日，台湾“行政院”通过《台湾省各县市行政区域调整方案》。第 二天，国民党中央改造委员会通过《中央改造委员会各处组会组织章程》，依据新 的行政区划重建党的地方组织。

这段时期，国民党改造党的项目，主要有四个方面：

一是党员归队和整肃。1950年10月6日，蒋介石发出通报，党员重新登记，规定 登记时间为20日，过期不等，以示其忠心，个别情形可以补办手续；整肃较为严格 认真，既对党员整肃，也对干部整肃，同时处理党内外财物，等等。

二是关于党政关系改造。蒋介石改造国民党，很注重党政关系改革，1951年2月 28日，“中央改造委员会”通过党政关系大纲及其说明，指出在民意机关和政府机 关均加强党的控制，设立党部或政治小组，以党组织管理和决策。但在司法、考核 机关中不设党组织，使其独立行事。

在省市县机构中设政治综合小组，使党政民三方面领导人可以齐集一堂，沟通 意见；遇有争执难以解决时，即由中央裁决。

三是加强民运工作。蒋介石认为自己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在于其党群关系的对 立。到台湾后，他吸收了中国共产党的党建经验，改造国民党时，所以特别注重改 善党群关系，加强民运工作。具体表现为：为扩大农民的利益办事；为工人利益办 事；关心青年生活；提高妇女地位等。

四是进行广泛社会调查，沟通全党思想，走群众路线，广征意见，以便于改造。

蒋介石对党务的改造，主要有五个方面：

一是对地方党务的改造。蒋介石认为党的改造成败在基层，基层就是地方党的 组织。1950年9月，“中央改造委员会”通过《中国国民党省级所属党部改造之措施 及组织规程》和《改造期间区党分部小组划编及改组原则》。10月又通过《中国国 民党省级改造委员会组织规程》和《中国国民党县（市）改造委员会组织规程》， 作为地方党改造的根据。同时规定地方党务改造期限：区党分部五个月完成；县市 党部七个月；省级党部九个月。

二是职业党部和知识青年党部之改造。职业党部又分职业工人和产业工人两大 类，其改造除归队、整肃、吸收的党员外，重在经济改造运动和社会改造运动。

三是海外党务改造。首先是恢复海外党部其次是通过改造强化组织力量；“培 训反共斗争精神”；实施党员训练；改进党部与使馆联络工作。再次是作好宣传工 作，积极开展侨运。

四是掀起“反共抗俄总动员运动”。此项运动1952年2月1日发起，蒋介石为达 到动员目的，发起对台湾经济、社会、文化、政治四大改造运动。

五是革命实践运动。1952年3月，“中央改造委员会”又公布《革命实践运动纲 要》，主要内容为：加强五院之间密切合作，充分发挥“五权宪法”精神；今后努 力目标为建立“三民主义的国家”；一切从头重做，“能建设台湾就能反攻大陆”。

蒋介石在台湾进行的以上改造运动，自1950年起，到1952年10月10日国民党 “七大”开幕之日止，经两年三个月而完成。蒋介石基本上取得了两项成绩：

一是重新整顿了国民党组织。蒋介石通过对国民党的改造，肃清了非蒋派势力。 对党员训练加强，改造了党部，从而使蒋介石对国民党的控制加强。

二是削弱了国民党内非蒋派别的政治力量。蒋介石总结以往经验，借“改造” 之机，把一大批异己力量压了下去。对统军的，解除其兵柄；对从政的，剥夺其实 权。

在“改造”运动中，损失最大的当数长期把持国民党组织大权的陈立夫、陈果 夫及其牵头的CC系。同时，蒋介石还通过设立国民党中央评议委员会，把那些过去 有势力的党内元老供起来，实际上是架空他们。

当然，通过改造，蒋介石也安置了一批忠于自己的人，其典型表现一是让他的 儿子蒋经国进入国民党中央决策机构，二是让他的得意门生陈诚扶摇直上，三是让 名不见经传的严家淦崭露头角。

轰轰烈烈两年多的国民党“改造”声势渐渐平静下去，国民党内部权力结构进 行重新组合，蒋介石在台湾稳住了阵脚，在台湾的国民党小朝廷再也没有一支政治 力量可以和蒋介石“对话”了，他自然也不再会担心被迫辞职下野，可以得心应手 地在台湾大搞其独裁专政了，这一回由于地方小，人员少，再加上他已积累了丰富 经验，通过改造，加强国民党为其服务的能力。而且，蒋介石将儿子蒋经国扶持起 来，准备着接他这封建小王朝的班。这是蒋介石改造国民党的两个最大收获。

在国民党的改造运动中，权力没有下降，反而有所上升的当数蒋经国、陈诚和 严家淦。对于蒋经国，大家心知肚明，无法相比，谁让人家是父子呢？而陈诚和严 家淦为何能在“人才济济”的国民党内被蒋介石看好？

1．陈诚只是一条狗

蒋介石与陈诚，是师生关系，因此陈诚被人称为“天子门生”。陈诚对于蒋介 石的忠心，如同儿子对父亲。

早年陈诚毕业于黄埔军校，后开始了为蒋介石卖命的戎马生涯，因其在军中表 现突出，且是浙江老乡，蒋介石惭惭看中了他，先升他为师军、军长，升为集团军 司令，内战爆发初，陈诚统率着蒋介石最精锐的部队，驻守东北。

蒋介石一直对军队控制得很牢，因为他深知“有枪便是草头王”，他控制军队 的方法很多，其中比较重点的一个方面就是在部队中培养自己之亲信，要他们越过 自己的长官，直接向他汇报，或者他可以直接指挥他们。

陈诚是蒋介石的嫡系亲信，惟蒋介石马首是瞻。在东北内战中，由于他接受蒋 介石的指挥而不听东北最高军事指挥官的命令，企图单独将自己的精锐部队按蒋介 石命令撤出东北，最终被解放军击败，本人也逃回南京。当时南京、上海一带的东 北籍人士要蒋介石杀陈诚“以谢天下”。

但蒋介石内心明白，陈诚是由于忠于自己才导致那样，他当然不能杀他，更何 况陈诚还有许多价值可以利用，遂批准陈诚辞职，以养病名义去台湾，这实际上是 在台湾安放一枚棋子。

此时，蒋介石的日子也十分难过。军事上节节失败，国民党内倒蒋风起，蒋介 石自知下野已成定局，失败也成定数，遂于1949年三月1日命陈诚为台湾省主席，这 是蒋介石第三次下野之前的最大且最为重要的一次人事任命。

同年1月5日，原台湾省主席魏道明与陈诚在台北举行交接仪式。陈诚在仪式上 作了演讲，提出“人民第一，生产第一”的施政口号，力求增产，达到生产合理化。

蒋介石是要陈诚控制住台湾，以便他将来作为退守的最后之地，仅仅当个主席， 肯定不行，所以随后蒋介石又任命陈诚兼任台湾省警备总司令。同时，蒋介石密令 将国库所存全部银元、黄金、美钞运往台湾。还没有布置完，当年1月21日，蒋介石 不得不宣布下野。

陈诚在台湾，很能领会蒋介石的旨意。1949年2月1日，台湾成立军管区，陈诚 任司令，掌握了在台湾地区的军权。3月，他又兼任国民党台湾省党部主任委员。于 是台湾的党、政、军大权完会控制在陈诚手中。南京政府同时也电令驻台各机构由 陈诚指挥监督，陈诚名符其实地总揽台湾的一切权力，认认真真为蒋介石到台湾打 基础，可以说，陈诚为蒋介石败退台湾并立住脚，立下了汗马功劳。

陈诚主管台湾事务后，推行种种措施以发展台湾经济。1949年2月4日，陈诚在 庆祝“农民节”讲话时说：“农民为四民之首，耕者有其田必须实现。”

同月18日，陈诚在台湾取消烟酒专卖，规定民间可以制造、销售。3月12日，陈 诚在台湾行政会议讲话时，声称：改组民意机构；实施地方自治；推行土地改革， 实施“三七五减租”；当年稻谷要达到120万吨，恢复到战前最高水平。

陈诚在台湾搞的“三七五减租”有一些起色，他的决心很大。当年3月13日，他 宣布强制执行这一措施，使地主农民两利，并于25日专门召开“三七五减租”讲习 会，在台湾全面推行。此政策使农民有一定受益，提高了农民生产的积极性，对于 台湾经济的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被看成是台湾以后实行“土地改革”的序幕。

陈诚在台湾帮助蒋介石打基础时，确实体现出他有一定的行政领导能力和政府 管理能力。他就任短短几个月时间里，采取了一系列措施稳定了台湾政局，推动了 台湾经济发展。如抓台湾的治安；指示厉行节约，各机关带头，禁止奢糜，取缔地 下银元交易；动用存留日本的美元外汇，购买民生用品，以稳定台湾经济与人心； 在台湾成立“生产管理委员会”；实施台币改制，整顿公营事业；发展教育；加强 护林，加强铁路、公路及港口建设。1949年7月18日，台湾设立“东南军政长官公署”， 陈诚又被任命为长官，该公署辖江苏、浙江、江西、福建和海南五省区。

更体现陈诚对蒋介石忠心的，是他始终没有忘记蒋介石的“思想”，他在台湾 加强控制，在发展经济的同时，没有忘记加强对人民的镇压和积极反共。

1949年4月3O日，陈诚在台北召集党政军座谈会，宣布台湾为反共基地以“光复 大陆”。5月19日，宣布实施宵禁，从夜10点至次日晨5点，台北及其他城镇一律不 许人员上街露面，违者处死。20日，陈诚发表戒严令，在全台湾实施戒严，并延续 了37年之久。27日陈诚颁布书报管理法令，控制新闻舆论。同时，陈诚还在台湾强 征台湾同胞入伍，派到大陆打内战。7月13日，陈诚发布公告，收缴一切民间所藏武 器弹药，防止台湾民众造反，有点像秦始皇“销锋镝，铸以金人十二”的作法。这 些当然也使蒋介石对他极为满意。

陈诚在台湾风光了不到一年时间，蒋介石在大陆再也支撑不下去了，只好逃到 台湾。主子一回来，奴才当然就要退到后面去，夹着尾巴跟着主子东跑西颠了。而 且，此一紧紧跟随，转眼一去又是14年，直到1963年12月3日辞去“行政院长”职务。 蒋介石怕他功高盖主，让他赋闲颐养天年了。

蒋介石在国民党政权迁到台湾后，陈诚还是原职，1950年3月1日，蒋介石不问 “养病”美国的李宗仁意愿如何，匆匆“复职视事”。重新登上“总统”宝座，将 权位一一安排他的有功之臣和亲信。

蒋介石在台湾重登“总统”宝座时，国民党政府还是原样，但8天后，蒋介石就 让陈诚当上了“行政院长”，并让其改组“行政院”，将一大批“元老”换下马， 排除异已。又因为陈诚在台湾的确功劳不小，“元老”们即使想说话，也无责辞， 新班子当然是新人，蒋介石这一手不可谓不厉害，他以陈诚之“威”轻易地将“元 老”们赶下台，而且看起来还不是出自他之手，而是陈诚所为。这实际上是借陈诚 之手而排除非蒋势力。

陈诚当上“行政院”院长后，在蒋介石授意下，按蒋介石的调子又大干起来。 要以台湾为三民主义的试验区，巩固反共基地，积极准备反攻大陆。“三民主义至 上，民生主义至上，团结一切反共力量，抵抗苏俄侵略。”

在这一段时间，在台湾高喊“反共抗俄”口号最响的除了蒋介石，就是陈诚。

正是因为陈诚对蒋介石紧紧跟随，蒋介石也着实没有亏待他，凡是可以让他当 的大官都让他当过，除了“总统”宝座外，陈诚一时间成为台岛政权的第二号人物。

1950年初，蒋介石让陈诚当“国民政府行政院长”，陈诚的确很能干，一面紧 随蒋介石高喊“反攻大陆”，表决心，订计划；一面还是努力搞好台湾的建设，惟 有如此，才能让老蒋满意，才能让国民党其他人员满意，才能让老百姓满意。由于 他工作出色，又很听蒋介石的话，1954年，蒋介石任“总统”时，提名陈诚候选 “副总统”，5月20日当选就任。第二天，陈诚在蒋介石的暗示下辞去“行政院院长” 职务，由俞鸿钧接任。

陈诚对此心里也很明白，但他对蒋介石的为人已十分了解，所以并不辩白什么， 依然老老实实地听从蒋介石的安排，因为他知道，他在国民党内发迹，全是靠蒋介 石的赏识，下面恨他的人不会少，如果他有什么异动，肯定只会倒霉，所以干脆不 想别的，惟卖命是从，听话去干，他毕竟有大功于蒋介石，适当时候，引退就是， 只要不挡蒋介石的道，蒋介石该不至于无中生有，开罪于他。

故而陈诚到“副总统”任上又老老实实干了起来。谁知俞鸿钧能力有限，蒋介 石对他并不满意，1958年6月3日，俞鸿钧辞去“行政院”院长职务，蒋介石又任命 陈诚兼任“行政院长”。

这次陈诚二任“行政院长”，他深懂蒋介石的旨意，知道蒋介石对他有疑心， 无非是想他的儿子蒋经国继承蒋家王朝的“事业”，所以总是在关键时候会出点问 题，为难身边心腹。陈诚对蒋介石是忠诚无二的，自然也会全力帮助蒋介石推举蒋 经国登上国民党权力高峰，这也是陈诚所以被蒋介石相中而信任的原因之一。

7月14日，陈诚组织的“行政院”，任命蒋经国任“政务委员”。蒋经国自此开 始染指行政事务。过去蒋经国的权力影响主要是在军队和党务中，任此职以来，蒋 经国进入政府高层，为其掌管台湾开通了行政道路。

1960年，陈诚再次当选“副总统”，同时兼任“行政院长”，在台湾可算是 “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了。

由于陈诚居高位太久，而且陈诚能干但有时并不“老实”，蒋介石还是十分担 心，一旦自己死去，他的儿子继位会成问题，故在60年代初有了换陈之意。

当时陈诚声威颇高，要换他得找一个“业绩”不错并且又十分老实的人才行， 想来想去，蒋介石看好严家淦。

1965年初，蒋介石与陈诚几次谈话中，暗示他应当功高而退，陈诚明白自己做 官已做到顶了，虽不乐意，但只得服从主子意旨，遂于1963年12月3日辞去“行政院 长”职务。

蒋介石让陈诚辞去“行政院长”职务，但还是保留了其“副总统”职位，但此 举明显有排他之意，陈诚想到自己一生追随蒋介石，却也只得如此下场，虽然也还 满足，但多少亦带了些心病，再加上年事已高，一年多后，即1965年3月5日，因病 去世。

至此，蒋介石对陈诚的使用宣告结束，一个比较圆满的结束！在蒋介石看来， 陈诚还是一个比较合格的奴才。

2．“我的短处是严家淦同志的长处”

严家淦则是“改造”运动中，在台湾政界脱颖而出的“新星”。

“我的短处是严家徐同志的长处”。这话是蒋介石亲口说的。表面上看，蒋介 石对严家徐极有赞美之意。这在蒋介石，的确很不一般，因为蒋介石很少褒扬过他 的下属，纵使褒扬，也是话外有音。严家淦何以能得到蒋介石的如此肯定？

严家淦，1905年生于江苏省苏州市，字静波。上海圣约翰大学毕业。1938年， 严家淦任福建省建设厅厅长。这一年，严家淦干得很出色，建设好了几个小型水电 站，并修建福建省道路，这种基础工业建设，有利福建省经济的发展。

1939年，由于其工作出色而改任福建省财政厅厅长，在任中创立“田赋征实制”， 此一创举因其很有成效，后被推行全国，对抗战中的粮食供应作出了重大贡献。严 家淦也因此在国民党政府中开始小有名气。

1945年初，调任重庆任战时生产局采办处长，具体办理美国租借法案和中英、 中加两个借款案物资之事。

1945年抗战胜利后，奉命代表经济部和战时生产局，首批飞抵南京，在何应钦 手下协助办理受降事宜。

同年12月24日，又奉命赴台北，任长官公署交通处长，兼交通部特派员。

1946年，任“台湾公署财政处长”，兼台行董事长，筹建台湾省金融机构和管 理体制。

1947年，台湾省政府成立时，任“省府委员兼财政厅长”，主张台省实行币制 改革，并在稳定物价中有特殊成绩，从而体现出他在经济方面的才能。

陈诚到台湾后，严家涂协助陈诚稳定政治、经济作了不少事，1950年蒋介石组 建台湾的国民党政权时，没有忘记这位在台湾已工作过5年，对台湾非常了解的非台 湾人。1950年严家淦被任命为“经济部长”，兼“美援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同年 3月，又改任“财政部长”，掌管财经大权，推行现代预算制度。

1955年，严家淦继俞鸿钧任“台省主席”，兼“省保安司令”，并兼任“行政 院经济安定委员会主任委员”和“国军退除役官兵就业辅导委员会主任委员”。19 63年严家淦当选为国民党中央常委。

据《联合报》介绍，严氏政绩卓著，颇有才干，就其从大陆到台湾的从政经历 和从政业绩来看，严家淦似乎也不像外界所说的那样真的十分能干，而且其行政管 理程度可能也不及陈诚，经济管理才能对于台湾经济的贡献似乎也比不上尹仲容， 然而却只有他能够在蒋介石扶持儿子蒋经国的进程中能被蒋介石信任，并最终以他 为蒋经国顺利接班开道。更难能可贵的是，他的确完成了蒋介石交给他的使命，可 见蒋介石没有看错人，也难怪蒋介石对他赞许有加。

外表看来，严家淦待人接物，以宽和忍让为特长。凡事他认为“退一步想，易 地而处，就会消除争执，化干戈为玉帛”。他对部属的要求是“公而忘私”或“先 公后私”。他经常说能“先公后私”，“易地而处”的人，一定生活得愉快，并对 个人、对国家，一定有所贡献。

这当然是冠冕堂皇的话，每一位政治人物都知道在公众面前或大众场合表露出 衣冠楚楚或极为公正、平和的伟者样子来，而其内在呢？也许不过平平常常，也许 更是自私之极。严家淦虽不与后者为类，却是个八面玲珑式的人物，以此他得到蒋 介石的“器重”，当上了台湾蒋家王朝的“副总统”。

客观地评价严家注，他是一个循规蹈矩，唯唯诺诺的老好人，凡事不敢做主， 或频频请示或推下级研究，才具自不出众。不过他对为官之道却吃得很透。

蒋介石之所以选中他，显然是看中了他的这些品性。蒋介石到台湾之初，培养 了陈诚，希望他的这位黄埔学生帮助他儿子蒋经国成为继承人，以延继其蒋家王朝 的香火。但陈诚威信树立起来以后，似乎看不出他在蒋介石死后会没有异心，故而 蒋介石感到陈诚实际上已成为他儿子蒋经国接班的潜在威胁，所以1963年，借陈诚 多病为由，要他让出兼任的“行政院长”职位，陈诚当然只得听命令，然后蒋介石 顺理成章地任命严家淦为“行政院长”。

所以，总的来说，蒋介石看中和器重严家淦，不过是为提升蒋经国，先找个陪 衬而已。

蒋介石从1949年败退台湾后，起初是对台湾的形势十分忧虑，但美国的军事介 入使台海局势足以让他在台湾生存下去，那时他已60多岁，已入“烈士暮年”时期， 蒋介石当然要为自己考虑接班人延续他开创的事业。通过对蒋经国的长期考察后， 蒋介石为儿子有继承江山的能力，遂有了培养蒋经国之意，先是让蒋经国抓青年工 作，主持特务工作，让他任“国防部总政治部”主任，把政工渗透到台湾的各行各 业，为他以后上台打基础。

蒋介石1960年连任第三届“总统”时，蒋经国晋升为二级上将，具体职务是 “国家安全会议副秘书长”、“行政院政务委员”。“国家退除役官兵辅导会主任 委员”、“中央常委”等。此时蒋经国已开始踏入台湾政治高层，但其要掌握最高 权力，还需要时间、经历和能人相助，这些是由严家淦来帮助完成的。

严家淦一当上“行政院长”，领会蒋介石的意思又快又准，随即提名蒋经国任 “国防部副部长”。此时“国防部”部长是俞大维，此人也是个年事已高、不问人 事的人，蒋经国当他的副手，当然实际上就是代俞大维主持“国防部”。蒋经国又 是“政务委员”，在“内阁”中和俞大维是同僚，更有取代俞大维职位的有利条件。

严家淦这件事为蒋介石办得十分好，既不太招摇，却又有实质意义，因为不可 能把蒋经国升为“国防部长”，如果那样一来，连蒋介石也会认为极不像话，会招 来党内外非议，所以严家淦不露声色，先让俞大维任“国防部长”，因为俞大维在 军方资格较老，无人会指责，再将蒋经国定为“副部长”，这一步棋下得不可谓不 妙。更何况，蒋经国在任“国防部’副部长职务期间，很善于同俞大维处理好合作 关系，他的女儿已嫁给俞大维的儿子，和俞大维结成了儿女亲家，有了裙带关系， 自是更亲密了一层。俞大维也明白，蒋介石有意栽培蒋经国接班，他也乐得顺手推 舟，所以俞大维在任职第二年，就愉快地提出辞职，并提名蒋经国继任其职。

1964年1月13日，蒋介石照准俞大维辞“国防部长”职，遂升蒋经国任“国防部 长”。蒋经国在“副部长”位上呆了不到一年就当上“国防部长”，升职不可谓不 快，这样一来，蒋经国不但名义上而且事实上牢牢地掌握了军界大权，在台湾国民 党政府中成了举足轻重的人物，其直线上升如此神速，严金淦的功劳自然最大，从 而也十分明显地表明：蒋经国将继承其父的蒋家王朝。

1964年，陈诚逝世，蒋介石的心中更是一块石头落了地，蒋经国接班的强大威 胁力量没有了，这也为蒋介石回报严家淦提供了好机会。

其实，陈诚还没有死之前，蒋介石已有意架空他而代之以严家淦。比如1964年 6月16日，蒋介石出席“陆军军官学校”建校40周年庆典，他就没有带上陈诚。因为 依照过去惯例，肯定是“总统”和“副总统”一块儿出席。可这次蒋介石却让严家 淦陪他去出席庆典，他走前面，严家淦跟在他身后，这是否是有意在党内提高严家 淦的地位呢？是否是有意将严家淦培养成取代陈诚的台湾第二号人物呢？后来的事 实很好地说明了这一切。

1966年3月，台湾又进行“总统”选举，当然，蒋介石连任第四届是没有问题的， 因为他早已将“宪法’作了修改，他可以连任到老死为止。为何他此时不提名让他 儿子竞选总统呢？因为时机还没有到，蒋经国资历和威信均还不够。所以蒋介石以 79岁高龄，却依然挺住为儿子死守宝座。

关键是“副总统”人选，蒋介石的意见当然不言自明，但严家淦在国民党内却 并无太大的威信，他不同于陈诚。蒋介石为了儿子以后能够顺利接班，所以致力扶 持严家淦为“副总统”。

最后，蒋介石在国民党三中全会上提名严家淦为“副总统”候选人，并对与会 者说：

严家淦同志的长处，正是我的短处；我的短处，也正是严家淦同志的长处。

这两句话很有意思，既像是对严家淦的褒扬，让大家都投他的票；又像是在对 严家淦的盖棺而定。不过，从字里行间不难看出蒋介石的话中也有几分真意，因为 严家淦是个老好人，没有强烈的权欲，而蒋介石刚好相反。

投票前夕，蒋介石又举行全体“国代”的便餐招待会，并讲了几句话，又解释 为何提名严家淦为“副总统”候选人问题。

投票统计显示：严以七十三比七十五票获选为“副总统”候选人。差一票就通 不过，要是通不过，那对蒋介石必将十分难堪，由此也可见严家淦能当上“副总统” 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了。

“国民大会”对严家淦更是不客气，不少代表要严答复福利条件，否则选举将 出现“难产”；投票结果是发票1417张，收回1416，严得票为782张，勉强超过半数 获选为台湾“副总统”，正式成为台湾第二号人物。当蒋死严继后，之下就是蒋经 国的了。

这时蒋介石已为儿子蒋经国的接班准备就绪。严家淦的“优点”被蒋介石完全 用上了，也许蒋介石所指的“缺点”，无非是严家淦可能比他要后死而已，他要先 死，这是短处，要后死，这是长处，蒋介石以严的后死长处为儿子铺路，可谓用心 良苦。

严家淦任“副总统”期间，对蒋经国极为照顾，这段时期蒋经国不断到国外出 访，以加强国际社会对他的了解和认同。

1972年3月对日，蒋介石以1308票当选“总统”，第五次连任。严家淦以1095当 选，说明他的威信已上升，而这段时期，蒋经国的地位和威信也直线上升，成为事 实上台湾的第三号人物，同年5月26日，蒋经国任“行政院长”。

又过了3年，即1975年4月5日，蒋介石去世，第二天，严家淦宣誓继任“总统”。 台湾的一切大权似乎已转严家淦手中，但大家都很明白，他不过是个过渡人物。3年 后，即于1978年3月21日，蒋经国以1184票当选“总统”。

严家淦的使命彻底完成了，因其对于蒋家王朝的忠心而至少名义上作过台湾国 民党小朝廷的“总统”，无论如何，都是一个圆满的句号。

大陆时期，国民党内矛盾重重，派系林立，许多人对蒋介石阳奉阴违，口口声 声是他的“革命同志”，是忠诚的部属，实际上却是他对手，是他的“内部敌人”。 到台湾后，蒋介石深知，要使国民党继续存在下去，必须消除异己，彻底打垮老对 手。而蒋介石心目中的对手，当数李宗仁、白崇禧、阎锡山、何应钦和陈立夫、陈 果夫兄弟。

1．李宗仁落叶终归根

蒋介石隔着太平洋罢免了李宗仁的代总统职务，复职视事后，李宗仁单枪匹马 留在美国，离开了国民党的生存土壤，实质上已不构成对蒋的威胁。但是，在此有 必要对蒋介石的这个党内死对头做一个交待。

李宗仁和蒋介石隔着太平洋争吵平息后，在新泽西买了一幢房子定居下来，每 日靠读书看报打发日子，这种生活对习惯于活动在政治舞台上的人来说，很是寂寞 难耐。有趣地是，和李宗仁比邻而居的是俄国资产阶级政权的最后统治者克伦斯基， 克氏十月革命后流亡到美国。上帝把被中俄两国人民赶跑的“白俄”和“白华”安 排到了一起。不过两人无缘，对面相逢不相识，始终没有交往。否则，倒是可以交 流交流两人失败的经验。

李宗仁在美国时刻关注着大陆的变化，对共产党的治国之术深为叹服。1955年 春，周恩来在日内瓦会议上提出和平解决台湾的建议，李宗仁得知后极为振奋，遂 提出了《对台湾问题的建议》，认为解决台湾之道不过甲、乙两方案：甲案，“恢 复国共和谈，中国人解决中国事，可能得一和平折衷方案”；乙案，“美国承认台 湾为中国的一部分，但目前暂划为自治区，双方宣布不设防，美国撤退第七舰队， 使之成为纯粹的中国内政问题”。李宗仁在建议中对蒋推心置腹劝言：

我想蒋先生已逾70高龄，一生饱经忧患，至愿以苍生为念，毋使内战重起于中 国，想蒋先生亦不致河汉斯言……以过去亲身的经验，观察今日的变局，自信颇为 冷静而客观，个人恩怨，早已置之度外，惟愿中国日臻富强，世界永保和平，也就 别无所求了。

李宗仁的建议如一枚重磅炸弹在台岛炸响，有人骂他为“共匪张目”，有人说 他“年岁高而糊涂了”。周恩来则说这是李宗仁政治立场的一个重大转变。

1956年4月，李宗仁的挚友程思远秘密从香港回到大陆，受到中国共产党和国家 领导人的热情欢迎，并亲眼目睹了新中国的欣欣向荣。程思远回港后写信对李宗仁 谈了大陆之行的经历和感受，并亲自转达了周恩来总理给他的长信，劝李打消顾虑 回到祖国。因此，李宗仁更动了思乡之情。

1963年中印边界发生冲突，李宗仁接受《欧洲人报》记者奥古斯托·玛 赛丽的访问，谈及中印边界和台湾问题，他认为，西藏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不可 分割的一部分，尼赫鲁挑起边界冲突是为转移国内人民的视线；关于蒋介石，“我 只能引用史迪威将军常说的话——他有许多缺点，就我个人来说，我很同情他，因 为我们都是失败者。许多年来，蒋一直在领导台湾政府，但他的常识还没有一个村 长多。他不懂历史，不会总结经验教训，每年他总是重复着这样一句话：‘我们一 定要光复大陆’，这完全是绝对不可能的一桩事。……蒋说我是一个共产党，我回 答说我不是共产党，但是我不否认今天共产党为中国所做的事，中国从来没有像现 在组织得这样好。”李宗仁心向祖国，思想发生了根本的转变。

1964年中法建交，李宗仁深感兴奋，遂于2月22日在纽约《先锋论坛报》上发表 了一封公开信，呼吁美国政府放弃不合时宜的对华政策，应紧跟法国政府调整中美 关系。此信一出，台湾当局又紧张起来，只好抬出李的老伙计白崇禧来回击他。在 沉重的压力下，3月18日，白崇禧从台北致电李宗仁，云：

总统蒋公率全国军民，尝胆卧薪，生聚教训，正在待机执戈西指，完成反攻复 国大业。而我公旅居海外，迭发谬论，危及邦家，为亲痛仇快。最近闻报，法国与 中共建交之后，我公竟于2月12日投函纽约先锋论坛报，劝说美国学步法国，与中共 调整关系。我公对国难既不能共赴，反为中共张目，危害国家，是诚何心，是真自 毁其立场矣！自毁其历史矣！自绝于国人矣！伏望我公激发良知，远离宵小，幡然 悔悟，以全晚节。

白崇禧的老朋友程思远对白的电报评论道：“反共复国的滥调，不值识者一晒， 白崇禧发此违衷之言，当为明眼人所共谅。”

在中共的帮助和程思远的疏通下，李宗仁下决心回国。1965年7月20日，李宗仁、 郭德洁夫妇摆脱了美国和台湾特务的跟踪，辗转瑞士、巴基斯坦后终于回到北京， 受到了中国共产党和国家领导人及原国民党将领的热烈欢迎。李宗仁激动万分，在 机场大厅欢迎仪式上当众宣读了他的《归国声明》：

李宗仁回国，震动了全世界，各方纷纷向台湾当局证实，均被一一否认。下面 引纽约合众社16日电：“中华民国人士昨日否认外传前副总统李宗仁在美国长住后 将返中国大陆的消息。他们说，李氏已出卖他在纽约的房屋并前往瑞士苏黎世市。 同行的李夫人，曾由乳癌而动手术，将在瑞士休养；他们又说，李氏有一内弟在苏 黎世。该方面人士强调称，李氏打算于他的太太痊愈后，返回纽约。”但是，李宗 仁再也不会回纽约了，因为纽约不是他的家。

李宗仁回国2个月后举行了新中国建国以来的首次中外记者招待会，在会上有记 者问及台湾问题，李宗仁回答：“蒋先生目前处境很尴尬，深望蒋先生和在台湾的 国民党同志好自为之。”

当记者问李宗仁是否愿意去台湾时？他说：“我同蒋先生尽管在几十年中意见 相左，但并无私人仇恨。如果蒋先生确有诚意解决这个内政问题，我赴汤蹈火，在 所不辞。”

有记者问李宗仁是不是属于马克思主义者？李回答：“我是爱国主义者。”

李宗仁回归祖国后便积极投入到新中国的建设中。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人对 他十分关心，亲自安排他的生活，使他在大陆安享晚年。

2．白崇禧成了笼中鸟

蒋介石“复职”后，掌握了台湾的党政军大权，便开始清算大陆失败的责任。 有的被枪毙，如陈仪、吴石等；有的被判重刑，如李玉堂等。在蒋介石看来，桂系 的李宗仁和白崇禧无疑是国民党江山垮掉的最大“罪人”。对于避走美国的李宗仁， 蒋介石鞭长莫及，只得作罢。于是，送上门来的白崇禧就成为蒋介石清算的对象。

不过，由于李宗仁还在美国，蒋介石还要利用白崇禧来牵制李宗仁，虽对白崇 禧乘危逼宫非常忌恨，但并没有立即公开处治，只是将白列为头号政治敏感人物， 并给其取了个“老妹子”的代号，保密局在白崇禧公馆对面设了个派出所，对白的 一举一动进行严密监视。

有一次，白崇禧跟一班朋友在一家咖啡店喝咖啡，临走时白将另外两桌客人的 帐也付了。白的朋友对此莫名其妙。白偷偷解释说：我看出他们是监视我的人，这 个客我应该请。后来这件事传开来，那些不速之客承认那么多桌人中，确实只有这 两桌是有监视任务的。白某能一眼看穿，不多不少，小诸葛真是小诸葛。

1952年，蒋经国派遣特工人员将白崇禧和薛岳两人的家进行了彻底搜查，连地 板都被挖开检查了一番。当时白很生气，立即打电话责问蒋经国。蒋经国回答说： “健公，这并不是我的意思，你不信，打电话去问总统好了。”白又打电话问蒋介 石，蒋介石回答说：“我知道这件事，不仅对你们俩人如此，人人都应该这样来一 次。”其实，别人却无此“待遇”。还有一次，白夫人马佩璋去香港，刚到机场， 奉命盯梢的特工就对马说：“你的皮包里如果有信件，应该交出来由我们代你寄出， 不应该由你带去。”马佩璋对此很生气，从包中取出信，随手撕毁，说不必麻烦你 们了。

1952年10月10日，国民党在台北召开第七次“全代会”，产生新的中央委员， 六届中央常务委员除当选七届“中委”或“中常委”外，其余均推为中央评议委员， 惟仅白崇禧一人除外。国民党元老们对蒋在中评委名单中排除白崇禧一举，大多不 以为然，特推于右任、居正两人往见蒋介石，要求设法补救。蒋听取于、居的意见 后，沉吟片刻即以决然的态度说：“健生，这个，这个，他的问题我知道。”以后 卒无下文。

对于蒋介石的迫害，白崇禧本人倒似乎很坦然，他对人说：“经过这一次大失 败，总要找个人来顶罪，任何时候都一样，没有什么好奇怪的。”

白崇禧来台后再也不像在大陆时权极一时，威吓一方了，那么与他积怨甚深的 湖北人乘机找他算账。在一次设计委员会会议上，湖北籍“国大代表”对白提出弹 劾案，抓住白氏逼宫案做文章。提案对白崇禧提出两点弹劾：

一、军费方面，吞没中行黄金7万多两；吞没汉口中央银行库存370多万两白银。

二、军事责任方面，拥兵不救援徐州，不遵从统帅调兵命令，拥兵自卫。

弹劾案要求“追究责任，以明是非，振纪纲而知复兴。”

对此弹劾，白崇禧非常恐惧，遂连忙出来托词辩护。不过，蒋介石暂时还没有 借此清算白的意图，身为会议主席的陈诚且当场为白开脱：“华中的事，各委员所 提的不是事实，有出入，你们要知道真相来问我。”此事最后不了了之。

其后，蒋介石不知从哪里得到情报：白崇禧企图发展客家组织，再造势力。蒋 介石岂容白氏东山再起，他迅速召见毛人凤，要立即查办。毛人凤得令后积极筹划 暗杀行动。他先是收买了白崇禧的一名贴身副官。不久，这位副官提供消息：白崇 禧要去花莲县寿丰山打猎。毛人凤当即派特务勘查现场环境，勘查者发现，有两条 通往狩猎区的路，一条是只能步行登山的羊肠小道，一条是可乘人力轨道车登山的 路。特务判断，年事已高的白崇禧只能以车代步，不可能走羊肠小道。于是，他们 算准时间，将轨道车必经路上的一座木桥桥墩螺丝一一松开，特务们躲在远处树丛 中静观白氏猎后下山。傍晚，从高山背后出现两辆轨道车，陪同白氏一同打猎的寿 丰乡乡长林意双父子乘车在前，白氏和副官乘车在后。当林意双所乘的轨道车行至 桥面时，只听一声惨叫，车人一同坠入50米深的谷底。白氏和两名副官眼见前车有 失，急煞车已来不及，说时迟那时快，一名副官用力将白氏推下去，白崇禧跌倒在 地捡了一条命，但眼见另一名副官和林氏父子谷底冤尸，望望四周山野，他顿时明 白了一切。

从此，白崇禧学乖了，他深居简出，特务们绞尽脑汁也无从下手。

1962年12月4日，白崇禧的妻子马佩璋病逝，白于逆境中痛失老伴，心灵所受的 创伤不可言喻，遂终日寻欢作乐。

后来，特务们得知白崇禧常去中医协会理事长赖少魂家买补药，他们便给赖挂 了一个电话，对赖说蒋“总统”要你多“照顾照顾”白将军，不管什么病，都得下 重剂量。赖少魂哪敢不从。几个月后，白崇禧从药中得到补益，有返老还青春之错 感，就和照顾他的护士张小姐热恋起来，使白氏在身体方面入不敷出。

1966年12月1日，张小姐又宿于白宅。第二天，日上三竿，副官见白先生还不起 床，在室外连喊数声不见回音，破门而入一看，张小姐早已离去，白先生赤身裸体 俯卧在床上已气绝身亡。副官在给他穿白衣时，摇头叹息：“如今真是死在马上风 了，先生成天喝药酒补阳，早知他身子会受不了的。”

这种杀人不见血的办法真是高明，亲朋好友无处诉，法律也无从干涉。因为从 形式上看死者系性过度，脱阳而死。

有人说李宗仁回归祖国后，在台湾，蒋介石用以制约李宗仁的白崇禧就失去了 存在的价值，所以白崇禧在寓所不明不白地死去。

至此，蒋介石彻底肃清了桂系在台湾的影响，蒋、桂之间几十年的恩恩怨怨总 算有了一个了断。

80年代大陆拍摄故事片《血战台儿庄》时，白崇禧的女儿白先慧听说后更动了 思乡之情，她不顾在台亲友的劝告“冒险”来到桂林，悄悄地住在李宗仁元配夫人 李秀文家，并再三叮嘱李夫人及其家人万万不可走漏消息。刚开始她不敢出门，李 夫人劝她打消顾虑到街上转转。她终于在夜间走上大街，市面上的一切都使她发生 了兴趣，也没人去干涉她。第二天，她胆子更大了，儿时的旧居，童年时的学校， 亲友们的私邸，她都找到了。这些看似熟悉却又陌生，看似遥远却又在眼前的一切， 使她不能自己，她越来越胆大，索性拍起了照片，住进了饭店。

在桂林住了几日她不得不回台湾。当她临走前在饭店结帐时，服务员微笑着对 她说：“经理已经关照过了，知您是白崇禧将军的女儿，不收您的费用，今后欢迎 您和家人常来旅游和居住。”她非常感动。到机场时，过磅员问她沉重的行李中装 的是什么，她说：“是桂林山上和漓江水中的石头。”过磅员说：“好吧，是纪念 物，那就免费了。”

她，怀着一颗激动的心登上了飞机。

3．“山西王”阎锡山赋了闲

随着解放大军的推进，1949年4月底，“山西王”阎锡山也从太原逃到南京。这 时，蒋介石与李宗仁之间的斗争达到白热化。在这场斗争中，老奸巨滑的阎锡山表 面以一个“和事优”的身份出现在蒋、李之间，实际上却完全站在蒋介石的一边， 他知道蒋仍掌握着国民党的军政大权，李宗仁斗不过蒋介石。

南京解放后，广州成为国民党政府的临时首都，阎锡山到广州后串通CC分子联 合发起成立“反侵略大同盟”，这场闹剧为阎锡山政治活动创造了有利条件。不久 何应钦辞去“行政院长”一职，这一重要位置便成了政客们角逐的对象，同时也是 李宗仁和蒋介石斗争的焦点。李宗仁力荐国民党元老居正，蒋介石支持阎锡山，结 果，阎锡山这个“败军之将”受老蒋之意担任了“行政院长”。

阎锡山组阁后，极力讨好蒋介石，决心“尽其力之所能为，以图匡救中华民国 于不坠。”“我决无回护，决无爱惜，决无畏葸，为反共保民尽最大的努力，鞠躬 尽瘁，必至胜利而已。”解放军的隆隆炮火打碎了阎锡山的决心，12月10日，蒋介 石和阎锡山带领他的“国民政府”逃到台湾。

1950年3月蒋介石复职视事后，第一件事就是黜免阎锡山的“行政院长”职务， 任命陈诚为“行政院长”。从此，结束了阎锡山这个在大陆最后一届“内阁总理” 的政治生涯。在国民党改造时，阎锡山出任“总统府资政”和国民党中央评议委员， 在这个闲职上，阎锡山得以颐养天年。

阎锡山受命于国民党在大陆的危难之际，真可谓为挽救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呕 心沥血”，“尽责尽职’了。蒋介石在1954年2月19日召开的第一届“国民大会”第 二次会议上表彰阎锡山的功绩时说：

自三十八年底三十九年初，赤焰滔天，挽救无术，人心迷惘，莫不究极，甚至 敌骑未至，疆吏电降，其土崩瓦解之形成，不惟西南沦陷，无法避免，即台湾基地， 亦将发发欲坠，不可终日。……当此之时，中央政府幸有阎院长锡山，苦心孤诣， 撑持危局，由重庆播还成都，复由成都迁移台湾，继续至当年三月为止，政府统绪， 赖以不得，阎院长之功，实不可泯。

虽然阎锡山“功不可泯”，但仍然得不到蒋介石的重用和信任。阎锡山被免去 “行政院长”职务后，移居阳明山公馆，从此闭门读书，著书立说，不再过问政治， 过着隐居的生活。但实际上阎锡山的反共反人民的活动一直没有停止。

在任“总统府资政”和“中央评议委员”等职务时，还经常出席蒋介石召开的 重要会议，并发表反共演说，继续进行反共宣传。他发表了《怎样胜过敌人》、 《展开政治进攻奠定军事基础》、《对时局的观察》、《反共抗俄的前途及收复大 陆后重建国家问题》、《共产党为何必败》、《青年如何担起反共抗俄的任务》、 《收复大陆的根本条件》、《怎样收复大陆》、《我在剿匪战役中失败的经验》等 反共演讲。出版了《世界和平和世界大战》、《共产主义哲学》、《共产主义共产 党的错误》、《收复大陆与土地问题》、《反共复国的前途》、《反共的什么，凭 什么反共》、《大同之路》、《如何造成足够的反共力量》、《反共的哲学基础》 等反共著作。阎锡山不管是演讲，还是著书立说，或者是接待中外记者，自始至终 都没有离开过他的反共思想。另外，阎锡山晚年还将他的政治主张集中起来，形成 了一个“大同主义”，其代表作就是《大同之路》、《世界大同》、《三百年的中 国》。他提出的“大同主义”，其目的就是扼制共产主义思想的传播，阎锡山所提 出的“大同主义”是非常反动和荒谬的。

1960年5月23日，一生与人民为敌的阎锡山，因心脏病发作，抢救无效而死去， 终年78岁。

在阎锡山的病危及病逝过程中，贾景德（煜如）一直在他身边。最后阎告贾说， 他“痛惜已不能追随蒋介石回大陆去，而深感遗憾。”

阎锡山死后，台湾成立了以何应钦为首的治丧委员会，蒋介石致祭，并送了一 块“怆怀耆勋”的匾额，随后葬于阳明山七星山之阳。

4．何应钦失权未失宠

在蒋介石一生的三次下野中，何应钦曾两次与桂系联手“逼宫”，蒋介石对他 早已心存芥蒂。何应钦是有自知之明之人，识时务者为俊杰。到台湾后，他开始深 居简出，不闻政事，表示要“闭门思过”。为了进一步让蒋放心，不使蒋产生猜忌， 一方面他表示有归隐之意，另一方面他不放过任何表示支持蒋的机会。

1950年蒋介石“复职”后不久，3月13日，是黄埔时期的棉湖之役25周年纪念日。 何应钦借招待酒会之机，发表《棉湖之战感言》，大谈当年在蒋介石领导下军队的 勇敢精神，诸如“士气旺盛，有高度的攻击精神，人人抱定必死的决心，能够以一 当十，以十当百”云云。末了，则一再为台湾的前途打气，表示“一方面要改造我 们的党，强化革命阵营，一方面实行军事革新、恢复冒险犯难的大无畏精神”，取 得“反共抗俄战争”的成功。

作为回报，蒋介石也为何应钦分了一杯羹。他把1947年何应钦在联合国军事参 谋团时已委任给他的“总统府战略顾问委员会”主任的职务，从“代主任”龙云手 里拿了过来，交给了何应钦。然而，这个“总统府战略顾问委员会”，名义上是蒋 介石的最高军事决策咨询机构，实际上则是蒋介石愿“问”则问，不愿“问”则不 问，不过是蒋介石用以安抚元老派的一个虚职而已。

既是虚职，虽然何应钦心中不悦，但还是高高兴兴地走马上任了。因为他毕竟 有了一个“公职”，蒋介石毕竟还没有忘记他。6月16日，何应钦主持“黄埔军校2 6周年校庆暨中央各军事学校同学会第一届大会”闭幕典礼，又在会上致词，要求人 们“服从领袖，重振黄埔革命精神，发挥革命团体力量，完成反共抗俄使命”。

为了取得蒋介石的青睐，何应钦利用一切可能利用的机会表现一下自己。可是， 要想让蒋介石对何重新加以重用是不可能的了。1950年8月5日，中国国民党改造委 员会正式成立。这个改造委员会，是蒋介石为“清理门户”，企图重振“党威”而 设的。“改造”期间，该委员会行使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中央监委会职权，原中执委 和中监委职权停止使用。16名委员，陈诚、蒋经国、张道藩、谷正纲等，榜上有名， 全是蒋介石着意扶植、重用的对象。而何应钦、阎锡山、张群这些元老派则榜上无 名，自然成了“改造”的对象。曾是何应钦的手下，后来成为何的对手的陈诚，因 是黄埔系、蒋介石的同乡，而又对蒋绝对忠诚，当上了“行政院长”。陈和何曾交 恶甚深，由陈出面组阁，自然没有何的好果子吃了。

为了安抚一下这些政治上失势的党国元老，蒋介石又提名于右任、阎锡山、何 应钦、张群等48人为中央评议委员。而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及中央常务委员全 是蒋氏父子的亲信。

在这一次重要的权力再分配中，何应钦确实被冷落在了一边。在蒋介石眼中， 60多岁的何应钦，已是垂垂老矣！何应钦呢，他深知蒋介石的为人，受到冷落是意 料中事，但也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至此，何应钦渐渐远离了台湾政界的权力纷争。

虽远离了权力中心，但何应钦的反共热情却丝毫未减。朝鲜战争爆发后，为 “联日反共”展开国民外交。1951年1月4日，何应钦偕夫人王文湘同行，一方面为 夫人因患癌症赴日求医，一方面则以“私人资格访问日本朝野人士”。此行的目的， 正如他在日本朝日新闻发表的《韩国战局与远东形势》一文中所表露的：“远东问 题的焦点，一是对日和约，一是台湾中国政府的地位，一是韩战战略的争执。”他 希望日本尽快与台湾签订和平条约，承认“中华民国政府”，并在美国的支持下， 拼凑“远东公约”，把朝鲜战争变成一场持久的有限战争，拖住新中国，搞垮新中 国。

为拉拢日本，何应钦不惜出卖国格，向各方人士频送秋波。与侵华战犯，也是 他的老朋友冈村宁茨的会面，就是颇为生动的一幕。1月16日，此时已是战友会副会 长的前日本陆军大将冈村宁茨设宴款待何应钦，称赞何“多年的亲日态度，早为日 本国民所周知”，是“对日本了解最深的人”。他历数何应钦是如何“爱护日本”， 尤其是对蒋、何在日本战败后如何“以德报怨”而感激不已。冈村在致词中，说到 激动处，竟至失声痛哭，涕泪滂沱；何应钦出老泪盈眶，作饮泣状。

当蒋介石正在寻求国际上的合作与支持的时候，何应钦像说客一样，游说日本， 极力鼓吹和怂恿与日本右翼势力的合作，对蒋介石来说，实在是一个极大的支持。 在蒋看来，何虽无大用，倒也是丹心一掬，遂表示对何“面予嘉勉”。

1952年4月28日，日本政府同台湾当局签订了所谓“中日双边和平条约”。何应 钦出席了签字仪式，接见了日方首席代表河田烈，并与河田烈同游乌来风景。“和 约”的签订，何应钦确实立下了汗马功劳。同时，何应钦所谓以“私人资格”进行 的“国民外交”，为日后台湾的对外联系，创造了一种孤立状态下的新形式。

此后，加强台湾当局与日本政府之间的联系，一直是何应钦效忠蒋氏父子的一 个重要内容。1952年7月29日，何应钦又联系“总统府”秘书长张群，约集了雷震、 黄朝、邵毓麟等一帮人，成立了“中日文化经济协会”，起初担任常务理事，后当 上会长，终其一生。

一番热热闹闹的访日、联日之后，何应钦便致力于“国民外交”的另一方面— —“道德重整”运动了。

何应钦和“道德重整”运动的头面人物早有接触。早在1947年在联合国安理会 军参团时，何就同简称为“MRA”的“世界道德重整运动”发生了联系，对其发起人 弗兰克·卜克曼的“反共”主张也略知一二。但是，何当时更迷信的是武力 在“反共”中的作用，真正矢志投身于这一运动，还是在1955年受到世界道德重整 访问团访台的启发。道德重整基于对共产主义的偏见和仇视，借提倡道德来对付共 产主义，这正中蒋介石下怀，在国民党改造完成后，蒋正希望借助“道德重整”和 美国来增强台湾岛上“反共复国”的信心，所以何应钦顺水推舟。从此热衷于道德 重整运动，并不断得到蒋的支持。这一运动的开展，也成了维系蒋、何之间关系的 一根纽带。

为了紧跟蒋介石，何应钦采取的基本手法是“捧”。一年之中，每逢蒋介石的 生日或“七七”、“九九”、“双十”等重要的纪念日，何应钦总要发表文章或讲 话，“捧”上一番，以表心迹。看一下从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何应钦在这些活动日 的言论，其良苦用心便十分清楚了。

1952年10月31日是蒋介石的66岁生日，何应钦立即发表《蒋总统的远见》一文， 以示庆祝。文中，何吹嘘说，远见是一个领袖必须具备的条件之一，而蒋的远见， 又远非世界上一般政治家所能及。正是由于蒋凭其远见，看得准，把得稳，所以能 决人所不敢决，忍人所不能忍，才把中华民国从灭亡的边缘上救出来。何应钦的这 番话，多少有些言不由衷。蒋介石在大陆统治几十年，最后被共产党和人民群众赶 到了孤岛之上，走的是一条失败的道路，何来领袖的远见？如果说，蒋在逃到台湾 后幸免彻底灭亡，得是得到地利和美国的帮助而已，又谈得上什么蒋的远见？显然， 何应钦这是在不顾事实地吹捧了。

1953年10月31日是蒋介石的67岁生日。何应钦又做起了纪念文章，这一次的题 目是《总统的伟大人格——东征、北伐与抗敌》。何一古脑把国民革命军的东征、 北代以及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胜利，都归功于蒋介石的领导，以此来证明“蒋公的 军事天才、政治远见，及其领导革命的卓越人格”。

这一年，蒋介石正在打击、排挤吴国桢，何应钦这一向蒋表忠心的举动，自然 得到了蒋的欢心。

进入1954年5月，正值蒋介石就任第二届“总统”。于是，何应钦又做起了“捧” 的文章，题目是《反共抗俄成功的保证》。“保证”在哪里呢？据何应钦说：“蒋 总统对于任何艰巨使命，均具有成功的保证，而且—一实现了这些保证。”接下来， 何应钦又是老生常谈。把东征、北伐和八年抗战这些胜利统统说成是由于有了蒋的 “勇于负责贯彻任务之精神”。何应钦这里做的明显是应景文章。且不说这些战争 胜利的原因应该如何分析，仅就抗战胜利后的国内战争而言，蒋介石败下阵来，其 “保证”又到哪里去了呢？这是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何应钦避而不谈，却说什么 “保证”云云，实在是自欺欺人。

以后，每当蒋介石生日之际，何应钦总要表示一番。1956年10月31日，蒋介石 对大寿，何应钦在台北各报发表《总统在广州》一文，要“全国同胞，仰体总统蒋 公的意旨，发挥他一贯的反共意志，……以成就来做我们祝福的礼品”。何应钦还 亲率战略委员会全体顾问敬呈献词。

对于何应钦的这一番表示，蒋介石自然有着几分欢悦。何应钦虽然不能给他老 蒋担起重担，倒也能在他的“反共”事业上敲几下边鼓。这鼓声虽不是很响亮，倒 也是有比无好。所以，蒋介石一方面让何应钦在政治上仍保持着几项荣誉的荣冠， 诸如“战略顾问委员会主任”，台湾MRA联谊会负责人之类，生活上给予优厚的待遇， 行动上则给予相当大的自由度。同时，蒋投之桃，报之以李。1959年3月，何应钦7 O岁生日，蒋介石亲书“同舟共济”寿屏相赠，何应钦收到后禁不住热泪盈眶。196 9年，何应钦80岁生日时，蒋介石以亲赠寿轴，蒋经国等一班人联名代表蒋介石书赠 祝词，称何应钦在革命中“躬与其役”，“奇功屡建，贡献良多”，“上获总统之 言依，下得部属之服膺”，极尽赞美之词。

何应钦除了不失时机地利用一些场合树立蒋介石的形象，在政治上紧跟蒋介石 外，还高喊“反攻大陆”，极力反对、阻挠世界上的其他国家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 立外交关系，尤其是日本与中国的交往使他极为愤慨。

何应钦在言行上确实博得了蒋介石的信任，他虽然已不是大权在握，活得倒也 快活。风光。

蒋介石死后，何应钦把对蒋介石的愚忠转移到他的继承人小蒋身上。何应钦又 变幻花样，发起“三民主义统一中国运动”来效忠蒋经国，就像当年以“道德重整” 效忠蒋介石一样，不遗余力。为了感激他对蒋氏父子的不二之心，何应钦90大寿时， 蒋经国在“总统府”向何应钦颁赠了台湾当局的最高奖赏——国光勋章。授勋之后， 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在台北三军军官俱乐部为何应钦举行祝寿茶会。

这一天的军官俱乐部布置得富丽堂皇。进门处高悬着1927年9月龙潭战役胜利后， 国民政府颁赠给何应钦的“捍卫党国”的奖额。奖额之上是仙鹤展翅及“万寿无疆” 四个篆字；鲜花彩绸装饰一新的门墙一侧，立一高3米的寿星。参加祝寿活动的有蒋 经国、前“总统”严家淦、“副总统”谢东闵、“行政院长”孙运璇、“资政”张 群等台湾党、政、军要员千余人。何应钦身着四星一级上将戎装，如沐春风，满面 红光。

蒋经国对何应钦谦恭地执晚辈礼。他在致祝贺词中称：“今天欣逢我们敬爱的 革命前辈何敬之先生九秩大寿，看到敬公精神健旺，体气康强，我们每一个都感到 非常欢欣。”他高度称颂何应钦“追随国父与先总统蒋公献身国民革命，不仅在军 事上、政治上贡献国家民族，勋绩崇隆，而且致力于促进民主宪政，文化复兴，道 德重整，革命外交，事功德业，树立了国人一致仰望的风范”。

听着蒋经国的颂词，何应钦一阵激动。他在致答词时连忙自谦地称：“自追随 先总统蒋公献身革命，五十年来虽然竭尽忠悃，以图上酬知遇，但以并无过人的资 质，未能对党和国家多所建树。今天以九十之年，接受国家最高荣典，缅怀先总统 蒋公的至德大业，与三军将士的忠勇风范，内心的情绪，如同万壑松涛，激荡不已。 今天已届九十，但时时谨记先总统蒋公的训示，而永远保持奋发的精神与意志，以 期无负领袖的期望。”他还对与会人员勉励一番，认为现在正是国民党“极必复， 转危为安的契机”，要“强化我们的领导核心，共同在蒋总统经国先生领导之下， 团结奋斗，为突破逆境，复国建国而努力”。

茶会上，蒋经国还向何应钦赠送了寿轴，上书：“敬公九秩大庆松柏不于岁寒 晚蒋经国”。何应钦当场将寿轴展示，并在热烈的掌声中举刀切开九层生日蛋糕。

国民党的一班要人也纷纷赠何应钦以寿文，尤称赞何应钦与蒋介石的“知遇” 之交。谷正纲等“国民大会代表主席团”83人的寿文中，称何应钦与蒋介石的关系 是“蒋公知先生，先生亦以国士酬知遇”，如同“管仲相齐桓，太公往周武，云龙 契合，而成不世之业”。黄埔系中的老部下顾祝同等43人的寿文，亦称何应钦之于 蒋介石国民党，“若汤有伊尹，周有吕尚”。

的确，何应钦在台湾蒋氏政治中，虽失去了权力，但并未失去荣宠，直到1987 年10月以95岁高龄在台湾省去世。

5．陈氏兄弟去养鸡、卖报

蒋介石与陈果夫、陈立夫的政治裂痕始于抗战后期。解放战争中，随着蒋介石 步入内政外交的困境，陈氏兄弟日益受到排挤。

1949年初，在蒋介石宣布下野的时候，国民党在大陆的失败事实上已成定局， 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开始思考失败的原因，他借鉴孙中山在每次大的失败之后， 都要从对党进行改造人手的经验，认为必须对国民党进行彻底的改造。他甚至有过 彻底抛弃原有的国民党，另组新党的想法。1948年12月23日，他指使胡轨、叶青、 徐复观等人组织“中国人民救国大同盟”，该同盟发表了《对时局宣言》，制订了 一套类似党纲党章的组织章程和政纲，并成立了中央干事会。但后来蒋介石考虑到 另起炉灶费力太大，才决定中止“中国人民救国大同盟”的活动，还是采取对国民 党“改造”的办法。

1949年1月23日，蒋介石回到奉化溪口，随后，张群、陈立夫、黄少谷、郑彦芬 等人纷纷赶往奉化，在蒋介石指示下，开始筹划国民党“改造”事宜。6月，蒋介石 指定陈诚、陈立夫、蒋经国等人设计改造方案。7月14日，蒋介石亲自携带陈立夫等 人起草的《本党改造方案》到广州交国民党中央常委会讨论。7月18日，国民党中常 会第204次会议通过《改造纲要及实施程序》。9月20日，蒋介石在重庆发表《告全 党同志书》，号召党员参加“改造”。

蒋介石此时虽然喊得震天响，实际上并没有精力和条件认真去实行。一方面， 此时战场上蒋军节节败退，蒋介石东奔西走，奔忙于奉化、南京、重庆、成都和广 州之间，指挥军事，根本静不下心来谈党的“改造”；另一方面，此时国民党内部 竞争正烈，李宗仁将蒋介石赶下了台，蒋介石正以他国民党总裁的地位，以自己的 “党权”对付李宗仁代总统的“政权”，蒋介石不可能有大的“改造”行动，自乱 阵脚；第三，美国此时极端厌恶蒋介石，蒋介石一方面需借“改造”之名与美国周 旋，给美国人一种他要痛改前非的印象，同时也又不能痛下决心，首先搞乱了内部； 第四，蒋介石退守台湾后，面临的是人民解放军大军压境，他也不敢轻易动手；第 五，在退守台湾之前，各地混乱不堪，地方党务已处于无政府状态，实际上即使想 改造、也无从下手。

朝鲜战争的爆发，蒋介石虽然未达到将之扩大成第三次世界大战的目的，但台 湾发发可危的情形却宣告过去。在外部压力减轻的情况下，蒋介石开始了整理内部 的工作。

从1950年6月起，蒋介石开始向国民党中央党部施加压力。为了表示对中央党部 的不满，凡国民党中央党部呈送蒋介石的文件，蒋一概不阅，原封退还。国民党中 央常会开的几次会，蒋也拒不出席。到6月22日，CC大将萧铮提出建议，鉴于国民党 总裁不出席中常会，全体中常委应自动辞职。并以中常委的名义，派于右任、居正、 邹鲁三人面见蒋介石，请他出席会议并指示“改造”国民党的方针。

随后，蒋介石召见陈立夫，询问他对改造国民党的意见。陈立夫知道，蒋介石 对他成见已深，于是主动提出，大陆失败，党、政、军三方面都应有人出面承担责 任，党的方面由他和陈果夫承担，因此他们兄弟不宜参加对国民党的改造。陈立夫 此举，可谓一箭三雕，既向蒋介石承担了责任，表示了高姿态，同时又将了蒋一军， 要挟蒋找出人来，承担政治和军事方面的责任。蒋介石听后默然不语，但对陈立夫 更加不满。

CC派退入台湾以后，陈果夫重病已不能视事，一切事情，惟陈立夫马首是瞻， 陈立夫恶习不改，又和陈诚派闹得不可开交。按照1948年通过的国民党宪法，行政 院向立法院负责，行政命令须经立法院通过才有效。当1949年1月蒋介石下台时，行 政院长先后是何应钦和阎锡山，蒋为使何、阎有和李宗仁抗衡的权力，授意立法院 通过了一项在非常时期“行政院”可以不经“立法院”批准，直接下行政命令的权 力。

李宗仁赴美国后，“立法院”已将此项权力收回。1950年3月，陈诚出任“行政 院长”，他不愿事事经过“立法院”，尤其此时“立法院长”孙科不肯去台湾，立 法院由“副院长”陈立夫主持，他更希望得到直接的行政命令权力。这样，等于是 让立法院坐冷板凳，陈立夫当然不肯。于是，陈诚有一天当着蒋介石的面，向陈立 夫交涉此事，陈立夫婉拒。陈诚不依不饶，随即以“行政院”的名义致函“立法院”， 要求代行很多“立法院”的职权。“立法院”接函后开会讨论，结果否决了陈诚的 提案。陈诚得到提案被否决时正在主持“行政院”院会，他当场大发雷霆，除指责 CC派外，声称“行政院长”一职除陈立夫外，无人能够胜任，他本人决心马上辞职。

陈诚对CC派痛恨已极，立即向蒋介石建议，把陈立夫、萧铮等人统统送到火烧 岛监禁。由于陈诚势大，而且蒋介石有意偏袒陈诚，陈立夫知道自己不敌，乃避往 台中，并写信给蒋介石要求出洋。最后，蒋介石亲自出面安抚了陈诚，并通过在家 养病的陈果夫，转告陈立夫，批准他离开台湾，并送给路费5万美元。

为了让陈立夫早日束装就道，离开台湾，陈诚采取了进一步的压迫措施，特发 请帖约CC系的大将余井塘及张道藩两人吃饭，余、张知道陈诚此举一定有其用意， 在饭后就问陈诚：“院长有什么意思，请指示吧！”陈诚对余、张说：“我请你们 传达我的一句话：陈立夫是个混蛋！”再没有说别的话，蒋经国也趁机在下边攻击 陈立夫。

1950年7月2日，蒋介石在台北阳明山主持国民党中央常委会临时会议，会议通 过《本党改造案》，决定国民党第六届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央监察委员会停止行使 职权，授权蒋介石遴选15—25人组成“中央改造委员会”，代行中央执行委员会和 中央监察委员会职权。不久，蒋介石下令免去陈果夫“中央财务委员会”主任委员 职务；裁撤由陈果夫任董事长的中央合作金库；由陈果夫任董事长的中国农民银行 只保留名义，设立保管处。

7月21日，蒋介石召集全体国民党中常委谈话，在会上，蒋介石点名指责陈立夫。 8月初，蒋介石又下令改组由陈果夫任董事长的农业教育电影公司，由蒋经国接办。 8月5日，“中央改造委员会”正式成立，在蒋介石主持下，历名改造委员宣誓就职。 蒋介石在训词中要求全体改造委员“从头做起”，担负起“改造党政，改造国家的 责任”。国民党的改造工作正式开始。

在此前一天，即1950年8月4日，陈立夫怀着无比苍凉的心情，以参加“世界道 德重振会”的名义，举家离开台湾。先赴欧洲，然后去美国定居。据说在他临行前， 去向宋美龄辞行，宋送了他一本圣经，对他说：“你在政治上负过这么大的责任， 现在一下子冷落下来，会感到很难适应，这里有本《圣经》，你带到美国去念念， 你会在心灵上得到不少慰藉。”陈立夫的反应颇出宋美龄的意料，他指着墙上挂着 的蒋介石的肖像，语言低沉地说：“夫人，那活的上帝都不信任我，我还希望得到 耶稣的信任吗？”陈立夫临走时，陈诚曾亲自去机场为他送行。

国民党“改造”开始，实际上二陈的政治生命已基本结束，陈立夫出走，陈果 夫卧病在床，二陈的政治影响不复存在。

陈立夫离开台湾后，在欧洲作短期停留，便迁居美国，隐居在新泽西州湖林城 外的莱克坞镇。1951年8月，陈果夫病逝，旅居美国的陈立夫得此消息，痛哭一场， 却未敢请求回台参加葬礼。经过此次打击，陈立夫心境大变，对政治变得心灰意冷， “绝口不谈政治”。1952年Ic月，国民党“改造”结束，蒋介石给了陈立夫两个虚 衔，“国策顾问”和“总统府资政”。但除了给陈立夫按期邮寄薪俸外，陈一切都 不能也不想参与。1957年8月，国民党八大召开，陈立夫被提名为中央评议委员，每 月寄给他的钱“仅使其免于饥馁而已”。为补贴家用，陈立夫和他的夫人孙禄卿开 始养鸡。

1958年以后，蒋介石曾几次托人告诉陈立夫，希望他回台湾看看，陈均托词拒 绝。1959年陈立夫的老友蒋匀田去看他，当蒋同他谈及政治时，他婉转地拒绝谈下 去，说：“已经失败了，还谈什么呢？”陈的夫人孙禄卿便说：“别看我们现在这 样忙累，我倒觉得这是人的生活。过去在南京，哪里是人应有的生活呢？”

1961年初，陈父陈其业病重，陈立夫才回台湾探望。这时正值蒋介石迫张道藩 辞职，CC拼命反对，陈立夫对此不闻不问。陈立夫回到台湾后，蒋介石找他长谈了 三次，蒋经国亲自陪他祭陈果夫墓，蒋氏父子还多次去看望陈其业。陈其业死后， 蒋介石夫妇亲往吊唁，蒋经国任治丧委员会副主任，陈诚、蒋经国率两千多名国民 党官员参加葬礼。台湾新闻界也对陈立夫大加赞扬，说他是“有思想，有抱负，并 且笃守儒家纪律的人物”，并要他“不要介意于十几年前早已烟消云散的往事而再 次报效国家”。但陈不为所动，仅在台住了42天，就返回了美国。

1966年是蒋介石80大寿，几十年的风风雨雨，朋友敌人大半凋零，加上蒋年事 已高，颇有怀旧之感。寿辰之前，他特派萧铮赴美劝陈立夫返台祝寿并定居。10月 26日，陈立夫回到台湾，将其所著《四书道贯》第一册作为献给蒋介石的寿礼。这 次蒋介石也颇为宽宏，不仅邀陈立夫多次长谈，而且为了表示对《四书道贯》的推 崇，主动为该书题写“四书一贯之道”六字印于首页。因为过去的CC派事实上已不 复存在，这次陈立夫的行动不受限制，在70天返台时间内，作了75次演讲。

直到1969年，陈立夫全家才迁回台湾。此后陈立夫在台湾埋头研究儒家文化， 对政治更不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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