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前面两章中，我们都多次提到冯玉祥其人。在中国近、现代史上，冯玉祥是一个重要的、带有传奇色彩的人物。他从一个小兵，升至一级陆军上将。他虽然身居高位，却始终保持平民本色。他原是北洋直系将领，却倒 戈相向，自成一派。他曾反共又亲共。他曾联蒋又反蒋。他从一个典型的旧军人，最终转变成一位民主的斗士。冯玉祥的国民军（也称西北军），曾是中国近、现代军阀混战中的一支强大的武装力量。谈到中国近代军阀，不可能不提及冯玉祥及其冯系军事集团。

冯玉祥，字焕章，原籍安徽省巢县，1882年11月6日出生于直隶青县兴集镇。父亲冯有茂是淮军中职位低下的哨官。冯玉祥少时家境贫寒，只读了一年零三个月私塾。十一岁时，为了挣得每月三两三钱的饷银，在他父亲所在的营中补了兵。他本名冯基善，冯玉祥这个名字，是补兵时管带随手给他写上的，以后就一直沿用了下来。1896年他十四岁时，正式入营当兵，参加过修筑大沽口炮台的劳役。熬到二十岁那年，他才作为教习，每月拿四两八钱饷银，担任喊口令的任务。这时，他看到袁世凯的新建陆军在教练、装备等方面比旧式军队先进，于是，他抛弃了通过苦练得来的教习职位，投靠新军。

到新军以后，冯玉祥由于体格魁梧强健，声如洪钟，加上勤学苦练，颇得上司赏识，不久便升任副目、正目，三年后便升至哨长（排长）。不久，他与协统（旅长）陆建章的内侄女成婚，得到陆的提拔，1911年升任北洋军第二十镇的管带（营长）。

1911年前后，冯玉祥受到进步思想的影响，10月，武昌起义爆发后，冯玉祥与军中的革命军官王金铭、施从云等一起，发动了滦州起义。起义失败，王金铭、施从云牺牲，冯玉祥被拘禁，随后被递解回籍。1912年民国成立后，冯玉祥重被陆建章启用，授任营长。1914年升任第七师第十四旅旅长。同年10月，十四旅改为第十六混成旅，冯玉祥任该混成旅中将旅长。

1915年，袁世凯称帝，护国讨袁战争爆发。当时，冯玉祥率军在四川，归袁世凯的亲信陈宦指挥。袁世凯的领兵大将曹锟、吴佩孚、张敬尧等也都在四川，他们共同威胁和利诱冯玉祥支持袁世凯称帝，好从中得到升赏。在此关键时刻，冯玉祥深明大义，反对倒退，加入了讨袁护国的行列。他一方面与护国军首领蔡锷将军联系，一方面力劝陈宦不要与护国军为敌，应宣布四川独立，反对袁世凯称帝。陈宦在冯玉祥的劝说和压力下，终于通电宣布四川独立，反袁称帝。此举给予袁世凯沉重的打击，不久他便忧愤死去。

1916年，冯玉祥被反动势力排挤，离开部队到北京郊外的西山赋闲。听到张勋复辟的消息以后，冯玉祥立即回到部队驻地廊坊，指挥部队参加讨伐军，并通电反对张勋复辟。冯军攻入北京城，平定了复辟丑剧。冯玉祥还主张驱逐清逊帝溥仪出宫，把皇宫的财产和文物收归国有。但是，段祺瑞不准，使得冯玉祥的主张当时无法实现。

1918年，孙中山领导的护法战争爆发，段祺瑞派冯玉祥的第十六混成旅去福建和孙中山的护国军作战。冯玉祥趁南下之机，率部在武穴通电主和，反对段祺瑞穷兵黩武。段祺瑞十分恼怒，要罢免冯玉祥。但全军将士拥护冯玉祥，坚决要求冯继续任职。段祺瑞害怕事态扩大，只好收回成命。从此，冯玉祥开始和孙中山先生交往，并逐渐倾向于革命。同年10月，冯玉祥被任命为湘西镇守使。

1920年的直皖战争，直、奉联合打败皖系，把持了北京政权。1921年，北京政府撤销皖系陈树藩陕西督军职务，改由直系阎相文继任。陈树藩拒不卸任，致使阎相文决定以武力接收。冯玉祥的第十六混成旅为入陕接收的先锋部队。冯玉祥将全旅编成三个纵队，由张之江、李鸣钟、张维玺率领，从河南直入陕西，经过几番激战，击败陈军，并把陈树藩赶出西安。于是，阎相文顺利入城接任。由于第十六混成旅作战有功，扩编为第十一师，冯玉祥升任师长。同年8月23日，陕西督军阎相文在督署内突然吞服鸦片自杀，冯玉祥继任陕西督军。

1922年4月，第一次直奉战争爆发。开始奉军占了上风，吴佩孚在长辛店失利，急调冯玉祥救急，同时任命冯玉祥为后方总司令。冯军兵分三路向奉军发起攻击，不久，大破奉军。5月5日，与奉军勾结的河南督军赵倜发兵偷袭郑州。冯军又与赵倜和鲍德全的部队在郑州展开血战。5月9日，冯军发起反攻，大破赵部，并追击赵部残兵至开封。这场直豫战争（也称河南战争）结束后，冯玉祥被任为河南督军。

冯玉祥就任河南督军后，马上进行整训和扩充军队，改编了两个补充团和一个学兵团，不久又将这三个团扩大为三个混成旅。此时，冯玉祥有了一个师又三个混成旅的实力，冯军成为了一支举足轻重的部队。由于冯玉祥屯兵开封，与洛阳的吴佩孚在一条铁路线上，朝发夕至，鸡犬相闻，遂成为吴佩孚的心头大病。冯玉祥有些新派思想及平民作风，治军严谨，严禁烟赌娼妓，这些做法，使吴佩孚怒不可遏，斥责他是“赤化”。于是，吴佩孚的关系日益恶化，吴佩孚操纵中央，于1922年10月由黎元洪总统调冯玉祥到北京任陆军检阅使，这是个有职无权的闲差，实际上是把冯玉祥逐出河南。

冯玉祥出任陆军检阅使两年期间，主要精力用于训练部队。冯玉祥是小兵出身，深知士兵的苦楚，所以他既治军严格，又十分爱护士兵。他不准官长侵犯士兵利益，要求官长与士卒同甘苦。他特地规定，只准上级请下级吃饭，不准下级请上级吃饭，只准上级给下级送礼，不准下级给上级送礼。冯玉祥对下级军官都很熟，不但能叫出他们的大名，而且记得很多人的小名。他常常与士兵打成一片，毫无大官的架子。就在担任陆军检阅使时，他曾亲自给一个得败血病的士兵献过血，这在近、现代军阀中恐怕是绝无仅有的。

冯玉祥要求部队要爱护老百姓，他让士兵左臂都佩戴着“不扰民，真爱民，誓死救国”的白布蓝字袖章，要求官兵把老百姓看成自己的父母兄弟乡邻亲戚。他还亲自编了《爱百姓歌》，要部队广泛传唱。对于害民、扰民的官兵，他的处罚相当严厉。冯军中曾发生过一个连长强迫老百姓换马，和一个士兵吃老百姓西瓜不给钱的事，结果那连长和士兵均被枪决。有一次，冯军行军途经怀柔和密云，道两旁都是缀满鲜红大枣的枣树，整整三个旅开了过去，也没有人去采摘枣子，树上仍然果实累累。

冯玉祥把军队训练看得极为重要，他始终如一日地抓教育训练，并且不断改进训练方法和提高训练水平。1917年7月他率第十六混成旅进驻常德，有了两年能正规地系统地训练部队的时间。他组织了教导队培养干部，成立官佐体操团提高技术水平，经常组织阅兵和行军；组织官兵学习文化、政治等知识。1922年10月他出任陆军检阅使后，又有了两年训练部队的时间。他在办教导队的基础上又办了高级教导团，对以前教导队毕业的人员再作培训。此外，还办了学生团和电学传习所等。

冯玉祥还是基督教徒，故又有“基督将军”之称。

由于冯玉祥注重部队的思想教育和军事训练，冯军的军风与当时凶恶蛮横的军阀部队完全不同，既得民心，战斗力也强盛，这为他日后发动北京政变，自成一派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24年9月，直系军阀孙传芳、齐燮元进攻皖系卢永祥，爆发了江浙战争。奉系张作霖则以粤浙奉同盟为由，通电责直，并率兵入关，响应浙卢反直。9月15日，十五万奉军分六路向榆关、朝阳进攻，爆发了第二次直奉战争。曹锟火速电召吴佩孚到京主持战务，吴佩孚于9月17日到京，18日被任命为“讨逆军”总司令。吴佩孚在中南海四照堂点将，任命王承斌为副总司令兼后方筹备司令；以彭寿莘为第一军总司令，出兵山海关；以王怀庆为第二军总司令，出兵喜峰口；以冯玉祥为第三军总司令，出兵古北口；张福来为援军总司令，杜锡硅为海军总司令。这次战争双方各有二十万人参加，战争首先在热河揭开，但主要战场是在山海关一带。

冯玉祥出任讨逆军第三军总司令，任务是率部出古北口经滦平、承德向北进军。冯玉祥所担任这路，交通不便，人烟稀少，地瘠民贫，不但行军困难，而且给养也无法解决。冯玉祥知道这是吴佩孚故意所为，企图以此使冯部陷于绝境。吴、冯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促使冯玉祥最后下定决心，趁这次直奉战争进行倒戈，发动政变。

冯玉祥受命以后，借口筹措军粮，修理军械，故意拖延出发时日，及至出发，每天只前进二、三十里，10月1日才到达古北口，又以筹措给养为名停了下来。在古北口，冯玉祥静观战局变化，一面秘密与张作霖的代表达到倒直的协议，一面与驻喜峰口的直系援军第二路司令胡景翼和京畿警备副司令孙岳秘密计划倒戈 。胡景翼和孙岳二人，早年都曾加入同盟会，民国成立后，都曾参加倒袁运动和护国战争，胡景翼还曾出任陕西靖国军总指挥，所以他们都赞同冯玉祥倾向革命的主张和行动。

几天以后，冯玉祥得到东线直系屡战失利的消息，同时又接到讨逆军总部参谋长张方严“九门口危急，望速进军”的电报，认为时机已到，遂于10月21日将后队改为前队，昼夜兼程。22日午夜，冯军第八旅旅长李鸣钟，第二十二旅旅长鹿钟麟，在负责戍守北京的孙岳配合下，一枪未发，首先率部开到北京，占领交通、电讯等重要机关。鹿钟麟派出一营兵力包围了总统府，将还在睡梦中的曹锟抓了起来，并囚禁在中南海延庆楼上。

10月24日，冯玉祥到达北京，通电停战。24日，冯玉祥迫使曹锟发表命令，撤销吴佩孚讨逆军总司令等职务。不久，冯玉祥又迫使曹锟自动辞职。冯玉祥的北京政变，使直奉战争的形势急转直下，直军军心大乱，迅速溃败。吴佩孚由秦皇岛逃回天津，后又只得率残部乘舰狼狈南逃。

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但在袁世凯和帝国主义威胁下，南京临时参议院通过了优待清室的八项条款，使清逊帝溥仪仍留居故宫，沿用宣统年号，享受皇帝的生活。北京政变后，北京一些清末遗老和保皇党人乘机活动，复辟清帝之谣纷纷。为此，冯玉祥采取果断措施，决定把溥仪驱出故宫。11月4日，黄郛摄政内阁会议议决修正清室优待条件五条，从即日起永远废除皇帝专号，与中华民国国民在法律上享有同等权利；每年补助清室家用50万元，另拨200万元开办北京平民工厂，收容旗籍平民；清室即日迁出宫禁，自由择居，民国政府仍负保护之责；清室宗庙陵寝永远奉祀，民国政府酌设卫兵妥为保护；清室私产归清室完全享有，其一切公产则归国民政府所有。11月5日，京畿警备总司令鹿钟麟向清室宣布了以上条件。并限令溥仪即日出宫。是日下午，溥仪及其妻妾，少数太监、宫女随其移居什刹海溥仪父亲醇王载沣的故居醇王府，后又移居天津日租界的张园。

北京政变成功之后，冯玉祥联同胡景翼、孙岳将所部改为国民军，宣布脱离直系军阀系统，自成一派。国民军共三个军，冯玉祥任总司令兼第一军军长，胡、孙分任副总司令兼第二、三军军长。次年，冯玉祥任西北边防督办，所部驻扎北京、察哈尔及绥远地区，第一军改称西北陆军，归西北边防督办公署直辖，并增编为六个师又三个旅，因此，冯玉祥所属各部又被称为西北军。

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囚禁曹锟，驱逐清室，脱离直系军阀系统，组建国民军，这些都是带有革命性质的重大政治举动。但是，由于政治立场的局限，冯玉祥不可能从根本上提出推翻军阀统治的政治主张。他一方面电请孙中山北上共商国是，一面又与奉系军阀张作霖联合，推出段祺瑞就任中华民国临时执政，使政权又落到段祺瑞、张作霖手中。

得知北京政变的消息及接到冯玉祥的电邀，在广州正在与共产党合作，改组国民党，成立国共合作统一战线的孙中山先生，也极受鼓舞，马上打电报给冯玉祥，电文说：“……大憝肃清，诸兄功在国家，同深庆幸！建设大计，即欲决定。拟即日北上，与诸兄晤商。先此电达，诸维鉴及。……”冯玉祥也立即回电孙中山，请早日北来，指示建国方针。并派马伯援为代表持他的亲笔信，前往广东欢迎孙中山先生。冯玉祥嘱咐鹿钟麟：“孙先生到京后，一定要尽力保护。”并说：“国民军的队伍，就等于孙先生的队伍，应听从孙先生的指挥。”

孙中山于1924年11月13日抱病北上，17日到达上海，22日乘船东渡北京。当孙中山到达北京的时候，冯玉祥却因张作霖和吴佩孚的联合压迫，已离开北京。孙中山在旅途中积劳病倒，于3月12日在北京逝世。

原来，北京政变后，冯玉祥、张作霖、段祺瑞三派共同把持北京政权。此时皖系的军事势力所存无几，段祺瑞政府的基础只是建筑在冯奉两系的军事均势之上。冯奉控制北京政权后，双方的矛盾不断产生并激化，11日及12月间，冯玉祥和张作霖先后采取“以退为进”的手法，提出辞职，恫吓对方。段祺瑞不得不从中调解，作出“巧妙”处理。1925年1月，段祺瑞准冯玉祥辞去陆军检阅使一职，专任西北边防督办；准张作霖辞去东三省巡阅使一职（各省巡阅使也一律裁撤），另加任张作霖为东北边防督办，以与冯的西北边防督办相对称。冯奉两系的势力范围也划分清楚，津浦线为奉系的发展方向，京汉线为冯系的发展方向。由于段祺瑞的撮合，冯张两人互换兰谱结为异姓兄弟，双方的矛盾暂时得到了缓和。

由于冯玉祥部将鹿钟麟任京畿警备司令、张之江任察哈尔都统，李鸣钟任绥远都统，冯玉祥的西北边防督办并不是一个有名无实的空衔。冯玉祥在1924年12月12日通电取销国民军的名称，并且宣布解除国民军总司令一职，但是国民军这个名称仍然被沿用，与西北军并称。冯玉祥的国民军第一军表面上仅有三个师，即宋哲元的第十一师、鹿钟麟的暂编第一师和刘郁芬的暂编第二师，但是实际上该军已经扩充到七八万人，加上国民军第二、第三两军，共有十七八万人，成为北方除了奉系以外最大的一支武装力量。

冯玉祥将军的民主倾向，受到共产党人和国民党人的关注。李大钊派人到冯玉祥的国民军中工作，并亲自对冯做工作。经李大钊和徐谦的介绍，冯玉祥结识了苏联驻华大使，决定为实现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请苏联政府派人帮助训练军队。1925年10月，苏联顾问到达张家口，冯玉祥派他们去训练军队，他自己也听苏联政治顾问给他讲政治课，并任命共产党员刘伯坚做他的政治部部长。

国民军的日益强大以及冯玉祥的“赤化”倾向，引起了帝国主义及其各系反动军阀的恐惧和敌视，一场直奉晋联合讨冯的战争很快爆发了。

1925年下半年，奉系张作霖加紧扩展地盘，多次入关，不仅南侵至长江下游地区，占有江苏、安徽、上海，在北京又极力压迫冯玉祥，在京畿地区构成了对国民军的三面包围形势。

1925年11月，冯玉祥支持奉系将领郭松龄倒戈 反奉，与郭松龄签定了“反奉密约”。11月23日，郭松龄在滦州起兵反奉。冯玉祥利用郭松龄回师进攻张作霖，奉军阵脚大乱之机，出兵占领了热河，继而攻下天津，驱走了奉系直隶督办李景林，夺取了直隶地盘。

如果郭松龄反奉成功，国民军的处境会大为改观，但郭松龄与张作霖激战一个月，终因奉张有日本帝国主义的支持而兵败被杀（郭松龄倒 戈 反奉事件详见第四章第三节）。当北方战事正酣之时，南方的直系军阀吴佩孚已东山再起，在武汉组成十四省讨贼联军，挥军北上。吴佩孚与张作霖很快达成“谅解”，“讨贼”变成了“讨赤”，共同攻击冯玉祥。

冯玉祥在直奉两军的前后夹击之下，为了转移视线，保存实力，于1926年1月1日发出辞职通电，并竭力辩白自己没有“赤化”。冯玉祥还派人分别去见张作霖、吴佩孚，希望停战议和。但这些举动没有使直奉军阀放弃消灭国民军的企图，他们仍然调兵遣将，向国民军进逼。冯玉祥只好出走包头，准备赴苏联考察，部队交给张之江、鹿钟麟等。面对日益危急的形势，国民军诸将领由孙岳出面（当时胡景翼已病逝），主张通电商请冯玉祥出山，重新主持大局。当时的许世英内阁，也派陆军总长贾德耀亲赴包头面见冯玉祥，敦劝他打消出国下野之意，务请出山。但冯玉祥不愿卷入这场军阀混战的漩涡，去意已定，坚辞不允。他为了寻求革命的道理，于是年五月赴苏联考察。

1926年1月下旬，国奉战争（也称冯张战争）正式开始。东北张作霖的奉军，以讨伐郭松龄残部魏益三为名，兵进山海关，进攻热河、滦州。在山东由李景林、张宗昌组成的直鲁联军，沿津浦路北上反攻天津。在湖北的直系军阀吴佩孚，在河南打败了国民二军岳维峻部后，兵进河北石家庄，在山西的晋系军阀阎锡山，与吴佩孚相呼应，兵出娘子关，南攻顺行，北攻保定。国民军遭到了直、奉、晋等军阀的联合进攻和包围，最后退守北京。鹿钟麟在北京发动了第二次政变，驱段下台，释放曹锟，愿意迎吴佩孚进京主持政局，但遭到吴佩孚拒绝。4月15日，国民军撤出北京，退至怀柔、延庆、蔚县、多伦、怀来、涿鹿等地，主力各部退到预设阵地的南口。

国民军推张之江为总司令，将国民军编为七个军，以鹿钟麟、宋哲元、李鸣钟、郑金声、门致中、石友三、刘郁芬分任军长。以鹿钟麟为东路司令，率国民军主力守南口、怀来；以韩复渠、石友三守地泉、丰镇，以防晋军继其退路；以宋哲元为西路司令，由热河撤防回守多伦。1926年5月，南口大战爆发。“讨赤”联盟军分别在延安、赤城、独石口、沽源、多伦和南口等地向国民军各部发起进攻，在约两千里战线上展开战斗。直奉晋联军共五十多万人，战况空前激烈。直军吴佩孚在直鲁联军张宗昌的配合下，担任南口正面攻坚战；奉军吴俊升率部出热河攻多伦，直下张家口；晋军商震部北出大同以断国民军的退路，企图将国民军消灭在塞北草原上。国民军顽强抵抗，在南口战场，国民军阵地沟深壕涸，前置电网，后设地雷，防御工事长达百余里，联盟军猛攻多日，竟不能前进一步。

联盟军的兵力虽然多于国民军数倍，但直、奉、晋各派军阀各有各的打算，联盟军内部并不统一，作战亦难以协调，在直军中，孙传芳陈兵徐州，准备夺取山东，靳云鹗在南口前线按兵不动，并和国民军信使来往不断，准备配合国民军夺取山西，在奉军中，李景林因曾支持郭松龄而见疑于张作霖，准备回师天津。国民军既与孙传芳、靳云鹗、李景林有如此默契，便于5月中旬，在晋北丰镇、阳高突然向晋军发起猛攻，大破晋军，雁门关外要地尽为国民军占有。

6月，吴佩孚免去靳云鹗的十四省联军副司令、第一军总司令等职务，张宗昌也将李景林部缴械，直、奉、晋各派军阀取得了谅解后，7月，又重新部署兵力，进攻南口。在北路，奉军吴俊升部由多伦攻沽源直下张家口；在正面，由直鲁联军为主攻，经昌平、沙河攻南口，其右翼为奉军一部，在张学良的指挥下经永宁、延庆直下南口后背；其左翼为直军，下分两线，一线由门头沟向怀来，一线由涞源、蔚县攻天镇；在晋北，晋军也发起反攻，攻占广灵。

国民军在联盟军三面围攻之下，艰苦作战，坚持了三个多月。最后，由于多方作战，给养困难，饷械无补，且各部将继绝联络，加之士兵伤亡过半，不得不于8月15日下令总退却，向西突围。退路线均是穷僻之地，联络困难，交通不便，给养医药无着，加之天气寒冷，后面追兵不舍，国民军节节溃败，损失惨重。各部将深感前途无望，因此自寻出路，一部投向山西阎锡山手下，一部开往绥远等地。至此，为时近5个月的南口大战全部结束。这场军阀大战从1月战至8月，双方死伤惨重，这也是北洋军阀之间最后的一次大混战。

冯玉祥在1926年元旦通电辞职后，即离开部队到了包头。同年5月，冯玉祥赴苏联考察。在莫斯科期间，冯玉祥经徐谦介绍，正式加入了中国国民党。国民党中央委员会任命冯玉祥为西北国民军党代表。1926年7月，广州国民政府举行北伐。8月，冯玉祥结束在苏联的考察访问，偕同苏联顾问多人秘密离开苏联经库伦回国。途中，冯玉祥派出刘骥 到广州同国民革命军商谈南北会师问题。9月16日，冯玉祥等抵达绥远五原后，即同当地国民军将领孙岳、方振武、弓富魁以及于右任、徐谦等共同决定组建国民军联军，由冯玉祥出任总司令。9月17日，在五原举行誓师典礼，宣告国民军联军正式成立。冯玉祥在典礼上发表宣言，声明国民军联军是民众的武装，遵奉孙中山先生的遗嘱，进行国民革命，实行三民主义，要为解放被压迫之中国民族，解除军阀之压迫而奋战；宣布国民军联军完全脱离北洋军阀的系统，并宣布国民军联军全体加入国民党。

五原誓师后，国民军各部纷纷来投，计约集五、六万人。其所属各部是：第一军军长为陈希圣；第二军军长为方振武；第四军军长为徐永昌；第六军军长为石友三；第八军军长为韩复榘；第二师师长为孙良诚；第五师师长为冯治安；第七师师长为马鸿逵；第十师师长为刘汝明；第十二师师长为孙连仲；骑兵第一师师长为张万庆；骑兵第二师师长为赵守钰。

冯玉祥面对当时的局面，根据李大钊等共产党人的建议和国民政府的要求，决定采取“平甘援陕，联晋图豫”的方针（当时阎锡山已被广州国民政府任命为北方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在陕西，国民军第三军第三师杨虎城部和陕西军务督办李云龙的第十师等部，被吴佩孚的刘镇华部七万军队围困已达八个月之久，西安城战况危急。冯玉祥命令佟麟阁、孙连仲两师入甘肃，帮助在甘肃的孙良诚、张维玺部肃清了吴佩孚的势力，随后入陕。又命韩复榘等部进驻宁夏，徐永昌率部入晋，归阎锡山指挥。11月下旬，国民军联军孙良诚、方振武、马鸿逵、刘汝明、孙连仲等部合击刘镇华军，使刘军全线溃退。11月28日，西安之围得以解除。国民军联军接着分数路乘胜追击，“援陕”终成定局。

1927年5月，国民军联军被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冯玉祥出任总司令。冯玉祥为了“图豫”，重新部署军队，分六路出兵，与北伐军呼应，连克洛阳、孟津、偃师、孝义等。5月31日，冯军打到郑州、6月1日，北伐军刘兴部也到达郑州。至此，第二集团军与北伐军终于在中原会师，冯玉祥也达到了“图豫”的目的，冯军又发展到二十多万人，自南口重创后得到复苏。

1927年3月，东路北伐军攻至上海。3月26日，蒋介石到达上海后，即与帝国主义、买办资产阶级密谋，举行反革命政变。4月2日开始，蒋介石多次与李济深、李宗仁、白崇禧、黄绍竑 、吴稚晖、张静江等举行秘密会议，谋划反共清党。4月12日，上海反革命政变开始。随后，在南京另立了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

以汪精卫为首的武汉国民政府，当时由国民党左派及共产党所把持，坚决与南京国民政府对抗，怒斥蒋介石的反革命行为。但是武汉国民政府受到四面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汪精卫、唐生智等人认为继续北伐，与冯玉祥会师中原，再北联阎锡山共讨奉张，最后解决宁汉对立问题较为有利。苏联顾问鲍罗廷亦认为进军河南，把冯玉祥从陕西接出来，打通自西北往苏联的交通线才有出路。中共领导人陈独秀亦赞同首先北伐。1927年4月19日，武汉北伐军在武昌南湖誓师，以唐生智为总指挥，张发奎、刘兴等率军北上，终于在6月1日与冯玉祥部会师郑州。

由于宁汉对立，武汉国民政府有后顾之忧，难以继续北伐；而冯玉祥则希望以“继续北伐”来摆脱自己军队单面御敌、受奉鲁军阀威胁的困境，积极促成宁汉合作。1927年6月10日，冯玉祥与汪精卫、谭延 闓 、唐生智、徐谦、孙科等人在郑州举行秘密会议。会议决定公开反共，主张宁汉协调一致，将武汉政府和南京政府相“统一”。会后，唐生智带领北伐军由河南退回武汉，镇压工农运动。而冯玉祥则去徐州，和蒋介石密商武汉与南京的合作问题。

1927年6月20日至21日，冯玉祥与蒋介石在徐州召开反共会议，参加会议的除冯玉祥、蒋介石外，还有胡汉民、李宗仁、张静江、白崇禧等人。会议主要讨论了政治、军事及党务问题，会议的核心是蒋冯合作。会议确定了反共、反苏、宁汉合作的方针。蒋冯联合北伐，共同“清党”，从1927年7月起，每月接济冯玉祥部军饷250万元。冯玉祥立即致电汪精卫、谭延 闓 等人，要求速将苏俄顾问鲍罗廷解职归国，力劝汪精卫与蒋介石通力合作，努力推进反共和北伐大业。蒋冯还联名发表通电，表示意见完全一致。这次会议为“清党”反共作了准备。1927年7月15日，汪精卫在武汉发动反革命政变。至此，国民党反动派公开破坏了革命的统一战线，全面“清党”反共。

宁汉虽然合流，但国民党内部并未能统一，武汉的汪精卫、唐生智以国民党“正统”自居，力主倒蒋；桂系李宗仁、白崇禧等勾结各方势力，乘蒋介石嫡系部队在外之机，武装控制南京。蒋介石内外交困，决定采取以退为进的办法解脱困境，于8月12日辞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职，离开南京经上海回奉化原籍。这样，国民政府的“继续北伐”仍未能实现，冯玉祥只得在河南、陕西一带孤军作战。

为了巩固陕、甘后方，加紧削剪各地异己，冯玉祥与陕军田玉洁等部的冲突日益加剧，10月，爆发了泾原之战。冯玉祥派宋哲元率部平息了田玉洁等部的叛乱。在河南，冯玉祥于10月之后先后发动了两次兰封战役，消灭了豫东、豫北的直鲁军。冯玉祥在战局危急的情况下，多次向宁汉双方请援，但未见派来一兵一卒。冯军在粮弹俱缺的困苦中，只能依靠自己的力量对付数倍于己之敌。冯玉祥考虑到整个军事战局要有个统一的指挥，于是听信孔祥熙的游说，联合阎锡山电请蒋介石出山。1928年1月4日，蒋介石宣告复职。

1928年2月2日至2月7日召开的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通过了进行第二次北伐的决议。之后，蒋介石将原第一路军、西北国民军、北方国民军、两湖地区的部队改为第一、二、三、四集团军，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分任总司令。其部署是：以何应钦为北伐军总参谋长，留守南京；第一集团军沿津浦线北进；第四集团军沿京汉线北进；第二集团军在京汉、津浦线之间，分为鲁西、直南两个集团北进，策应一、四集团军；第三集团军由京绥、正太两线向东攻占保定、石家庄，再转攻京汉线；然后四路会攻京、津。

4月5日，北伐军在徐州誓师。4月9日，蒋介石下达总攻击令，四路集团军分别出动。4月22日，蒋、冯两军在泰安城外会师，27日占领泰安。5月1日，蒋军占领济南，张宗昌、孙传芳部遭受沉重打击。5月3日至11日，日军出兵干涉，制造了济南惨案，阻止北伐军前进。南京国民政府决定对日妥协，绕过济南继续北伐。5月21日，蒋介石、冯玉祥、白崇禧在郑州会商军事，决定各集团军于25日前全线进攻。之后，北伐军先后攻占邯郸、保定、大同、石家庄、张家口等地。6月1日，北伐军由津浦、京汉、京张线向着京津地区推进。在日本帝国主义压力下，南京国民政府与张作霖谈判达成协议，张作霖退往关外，北伐军和平占领京津。6月3日，张作霖退出北京，6月4日在皇姑屯被日军炸死。同日，南京国民政府任命阎锡山为京津卫戌总司令，张荫梧、傅作义分任北京、天津警备司令。6月15日，南京国民政府发布宣言，宣布“统一告成”。6月21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决定改直隶省为河北省，以商震为省主席，并改北京为北平，北平、天津均为特别市。

随着第二次北伐的成功，冯玉祥的部队亦空前地壮大，编制番号达到九个方面军，三十二个军，八十一个师，还有其他地方军队。光是冯玉祥的嫡系部队，人数已达到四十万。这九个方面军的总指挥分别是孙良诚、孙连仲、韩复榘 、宋哲元、岳维峻、石敬亭、刘郁芬、刘镇华、鹿钟麟。第二集团军参谋长是曹浩森。马鸿逵、石友三、韩占元、秦德纯、冯治安、马鸿宾、李云龙、井岳秀、吴新田、杨虎城、佟麟阁、张维玺、刘茂恩、万选才、刘汝明、庞炳勋、吕秀文、王鸿恩、刘骥、郑大章、席液池、梁冠英、吉鸿昌、耿幼麟、高树勋、曹福林、孙桐萱、周永胜、邓宝珊、孙蔚如、张自忠、冯钦哉、武庭麟、马法五、肖之楚等著名的将领都是当时冯玉祥属下的军、师长。

国民党的北伐结束后，冯玉祥和蒋介石的合作也很快结束了。在战后划分地盘时，蒋介石将冯军在战争中付出重大牺牲夺回的原来的“属地”平、津和河北划给了阎锡山，使冯玉祥大为不满。蒋介石又排斥和控制冯玉祥在山东的势力，从而加剧了冯玉祥与蒋介石及阎锡山的矛盾。冯玉祥知道与蒋、阎的冲突在所难免，加紧巩固自己的陕、甘后方。1928年8月，留守后方的冯部第四方面军总指挥兼陕西省政府主席宋哲元，率部围攻陕西的地方军阀，攻破党玉琨据守的凤翔城，击毙党玉琨，俘虏五千多人。宋哲元命令将全部俘虏杀绝。除第十七师师长赵凤林暗自将本师所俘的一千多人释放外，其余四千多人全遭杀戮。凤翔大屠杀，成为中国近代军阀混战史上最残酷的一次血腥事件。此外，第七方面军总指挥兼甘肃省政府主席刘郁芬，于11月率部平息了马仲英等部的河州事变，结束了甘肃自民国初年来八镇割据的局面。

1929年1月，国民党各派在南京召开了全国编遣部队的会议，冯军作为蒋、冯、阎、李四大军事集团中兵力最雄厚的一支而遭到蒋、阎的嫉视。蒋介石、阎锡山合伙炮制了一个不利于冯玉祥的方案，冯玉祥因此称病不出席会议并秘密离开南京回到河南辉县百泉村。于是，蒋、冯的矛盾公开化了。

还未及蒋介石与冯玉祥的直接冲突，以李宗仁、白崇禧、黄绍 竑 为首的新桂系与蒋介石为争夺地盘而率先矛盾激化，蒋介石以行政院长和两湖地盘为条件，拉拢冯玉祥出兵14万相助。1929年3月26日，南京国民政府下令讨桂，组成“讨逆军”，由蒋介石兼任总司令，何应钦任参谋长，朱培德任前敌总指挥，分三路进攻。第一路军由朱培德兼总指挥，率部由江西攻鄂南；第二路由刘峙为总指挥，率部从安徽沿长江西攻武汉；第三路军由韩复榘为总指挥，率西北军一部由河南信阳沿平汉线南攻武汉。3月30日，蒋介石下达总攻令，蒋桂战争爆发。

在战争开始后，冯玉祥暗中应诺李宗仁“出兵三十万相助”，但他却在等待观望，既不出兵助桂，也不发兵助蒋，以期在蒋介石战败后再坐收渔人之利。不料桂系因李明瑞部被蒋收买而很快溃败，冯玉祥投机不成，只得起兵助蒋讨伐李宗仁。然而，他也不知道，自己的部将韩复榘在战争中也被蒋介石暗暗收买过去了。

蒋桂战争中以桂系的失败而告终，蒋介石收编了李宗仁的第四集团军，李宗仁、白崇禧、黄绍 竑 通电下野。蒋桂战争结束后，蒋介石并不履行对冯玉祥的诺言，积极进行讨冯的军事部署。同时散布冯玉祥勾结苏俄的谣言，发表《和平统一为民国政府唯一之愿望》的文章，宣称“欲消弭内乱，非铲除军阀不可，欲铲除军阀，非根本扑灭封建地盘思想不可。”为讨冯作舆论准备。又多次邀冯进京议事，企图予以诱捕。阎锡山也乘机配合蒋介石的行动，准备袭击冯军背后。

1929年5月中旬，冯玉祥在华阴召开会议，决定武装反蒋，自任护党护国军西北路总司令。为集中兵力，防止腹背受敌，会议决定缩短战线，收缩兵力，把山东、河南驻军全部西撤，集中在豫西、陕西待命。然而，这一“集结兵力，缩短防线”的部署并不能使一些部将所接受，蒋介石也加紧拉拢冯军将领。待冯军行动伊始，便先后有韩复榘 、石友三、刘镇华、杨虎城、马鸿逵等部叛冯附蒋，使冯玉祥军力大损。5月23日，蒋介石委任唐生智为讨逆军第五路总司令，引诱唐率部攻冯。同日，国民党中央常务会议决定撤消冯玉祥的一切职务，永远开除国民党党籍。5月24日，南京国民政府下令查办冯玉祥。在蒋介石的强大压力下，冯玉祥采取了以退为进，避战自守的策略，于5月27日通电下野，声称入华山读书。冯军据守潼关，只守不攻，使蒋军失去进攻口实。

与此同时，冯玉祥派人会晤阎锡山共同反蒋。蒋介石则拉拢阎锡山抑制冯玉祥。阎锡山有他的算盘，扬言与冯相偕出洋，企图诱冯入晋，挟冯以自重，向蒋讨价还价。为联阎讨蒋，冯玉祥于6月24日到达太原。阎锡山对冯玉祥虚以委蛇，不与冯商讨反蒋之事，并向南京报告冯在太原的情况。6月30日，阎锡山亲到北平会晤蒋介石。蒋口头委任阎为全国陆海空军副总司令，蒋、阎达成了共同制冯的秘密协定。阎锡山回晋后，改变了对冯玉祥的态度。7月7日，阎锡山将冯玉祥诱骗到五台建安村加以软禁。

冯玉祥见蒋、阎已有勾结，暗中通知西北军将领，要他们向南京方面靠拢，表示西北军接受中央指挥。蒋介石也想趁机拉拢控制西北军，先后派于右任、贺耀祖到西安慰劳和点编西北军，供给军饷。不久，又任命鹿钟麟为军政部长。阎锡山见此情形，颇为恐慌，深怕西北军与蒋介石合作，联合对付他。同时，在8月，全国第二次编遣会议召开，情况对他不利，所以，阎锡山主动改变对冯玉祥的态度，于中秋之夜亲自前往建安村，向冯玉祥赔礼道歉，共商联合反蒋之计。冯玉祥当即表示，愿捐弃前嫌，合作反蒋。双方约定，先由西北军发动讨蒋，晋军再起而响应。

10月10日，西北军宋哲元等通电讨蒋，兵分三路进攻河南，蒋冯大战爆发。10月11日，蒋介石下讨伐令，并亲自指挥，以朱培德为参谋总长，派遣唐生智、方鼎英、刘峙、杨森等部分兵五路迎战。正当蒋冯两军激战之际，阎锡山却按兵不动。蒋介石见有隙可乘，于10月28日，正式任命阎锡山为全国陆海空军副司令，并请他就近负责处理西北问题。阎锡山名利双收，再次倒向蒋介石一边，作出部署，限制西北军行动，西北军孤立无援，12月1日，退回潼关。而冯玉祥也再次成为阎锡山的阶下囚。

李宗仁及冯玉祥相继失势，蒋介石又把矛头指向阎锡山。1930年1月，阎锡山与蒋介石矛盾激化，双方以电报形式进行论战，互相责骂。一时间，全国反蒋派代表纷纷云集太原，表示愿意拥戴阎锡山为反蒋领袖。冯玉祥趁机密召鹿钟麟，令其再次主动与蒋介石联络。阎锡山闻讯，当然不希望西北军与蒋介石联络。阎锡山决定与冯玉祥和好，携手反蒋。2月26日，阎锡山再次亲赴建安村，向冯玉祥赔礼道歉。对阎锡山的所为，冯玉祥气愤异常，但他深知要反蒋，必须同阎锡山结成联盟。所以，他当即表示不记前嫌，并愿意拥阎为全国军政领袖。2月28日，阎、冯自建安村回到太原，与各方代表进行广泛磋商，形成了反蒋联合战线。3月8日，冯玉祥回到陕西，主持军事。

3月15日，由晋军将领商震和西北军将领鹿钟麟等57人联名通电反蒋，拥戴阎锡山为中华民国陆海空军总司令，冯玉祥、李宗仁为副总司令。4月1日，阎锡山在太原宣布任职。同日，冯玉祥、李宗仁在潼关、桂平各就副总司令职（为拉拢张学良，也任他为副总司令，但张不通电就职，也不申明反对）。一场规模空前的军阀大混战——中原大战爆发。

这场战争，双方共有一百多万人，在东起山东，西至襄樊，南迄长沙，北到河北的千里战线上进行互相残杀。在5月，作为主力的阎锡山晋军和冯玉祥的西北军，首先赴津浦、陇海、京汉等线作战。战争初期，冯军万选才等部失利，刘茂恩又被蒋收买而倒 戈 ，引起联军方面极大混乱。后经冯玉祥重新部署，稳住阵脚，经历一番激战，在平汉线及陇海线上大败蒋军。在津浦线上，由于蒋军韩复榘 保存实力，率兵东撤，晋军也轻而易举攻占济南，阎冯军向徐州、蚌埠 进逼。

此时，蒋介石调整军事部署，把主战场从陇海转移到津浦线，实行主攻阎军拖跨冯军的战略。8月4日，冯玉祥为牵制蒋军对津浦线的进攻，在陇海线对蒋军进行猛烈攻击，准备一举拿下徐州，与晋军会师。但阎锡山见蒋军重点攻击自己，即令部队停止南进，对津浦线采取守势，把冯军孤悬在陇海线上，使之失去呼应。8月15日，蒋军重占济南，晋军败退黄河以北。蒋介石乘势把重兵用于陇海线上，9月6日开始总攻。阎锡山为保存实力，密令陇海线上名为归冯玉祥指挥的晋军向黄河以北撤退，使西北军陷于孤军作战的境地，形势急转而下。

此时的阎锡山，正急欲组织政府，充当元首。9月9日，阎锡山联合国民党改组派汪精卫及西山会议派邹鲁、谢持等，在北平成立了国民政府，阎锡山为国民政府主席。他为取“久久”谐音作为吉兆，于1930年（民国19年）9月9日下午9时，在北平怀仁堂宣誓就职，时称“四九小朝廷”。

然而，“四九小朝廷”只能是个短命的政权。由于战场上形势急转直下，反蒋联军节节失败，阎锡山不得不电请张学良相助，但张学良在蒋介石的拉拢之下，于9月18日发表拥蒋通电。9月21日，派出十二万军队入关，占领天津、北平，随后占领华北。蒋介石全力对付冯军，冯军处于腹背受敌的险境。冯玉祥仍想破釜沉舟，背水一战，但张维玺、冯治安、田金凯等部被蒋军重重包围，吉鸿昌、梁冠英等又向蒋介石投降，冯玉祥已无力再战。10月4日，汪精卫、阎锡山赴郑州促冯玉祥共同发表停战通电。10月8日，冯玉祥和阎锡山通电下野，中原大战结束。在这场军阀混战中，双方死伤三十万人，给中原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

中原大战之后，冯军各部被蒋介石、张学良改编，有的寻找关系自谋出路。冯玉祥军事集团自1924年北京政变后脱离北洋军阀系统，自成派系，其后不断发展壮大，成为中国北方地区最强大的武装力量之一，但最终在国民党新军阀的混战中土崩瓦解。

冯系军阀集团虽然在中原大战中失败瓦解，冯军中的重要将领如鹿钟麟、宋哲元、孙良诚、孙连仲、刘汝明、冯治安、秦德纯、庞炳勋、杨虎城、吉鸿昌、张自忠等部先后投至蒋介石麾下，但由于冯玉祥治军严明，与其他军阀武装比较，冯军的革命性最突出，在其后发生的一些重大事件中，冯军旧部仍发挥了重要的积极的作用，这里举出几例：

1933年3月，日本侵略军在占领了东北三省及热河之后，向长城各口大举进攻。驻守长城一线的中国军队，奋起抵抗。由西北军改编的第二十九军，在军长宋哲元的指挥下，在喜峰口浴血奋战。第二十九军将士面对日军飞机、装甲车和大炮的猛烈轰击，在冰天雪地里，凭借手榴弹和大刀，沉着应战，拼死肉搏，使喜峰口失而复得。第一O九旅旅长赵登禹带伤出击，率众与敌肉搏相拼，打得日军胆战心惊。喜峰口之役是长城抗战中最悲壮的一曲。

1933年5月，冯玉祥、方振武、吉鸿昌在中国共产党推动下，以西北军旧部为基础，在张家口成立了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由冯玉祥任总司令，方振武任前敌总司令，吉鸿昌任前敌总指挥。同盟军得到全国人民的拥护和支持，很快发展到十余万人。6月下旬，同盟军北进抗敌，连克康保、宝昌、沽源等地。7月12日收复多伦，将日伪军逐出察哈尔省，随即准备进兵东北。7月下旬，蒋介石诬冯玉祥擅立军政，并勾结日军夹攻同盟军。8月9日，冯玉祥被迫撤销同盟军总部。方振武、吉鸿昌率部继续抗日，但在日蒋军夹击下，终因弹尽粮绝，于9月底失败。方振武，安徽寿县人，1885年生，早年参加辛亥革命及讨袁战争，后入张宗昌部，1925年12月投靠冯玉祥，抗战失败后流亡外国，后避居香港。1941年12月香港被日军占领，化装潜回广东，在中山县境内被国民党特务逮捕杀害。而吉鸿昌被迫转入地下，继续抗日斗争。因吉鸿昌在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蒋介石欲置之死地。1934年11月，吉鸿昌在天津法租界被捕，11月24日在北平陆军监狱英勇就义，留下了“恨不抗日死”（〈〈就义诗〉〉）的悲愤遗言。吉鸿昌，河南扶沟人，1895年生。1913年十八岁时入冯玉祥部当兵，后逐级升至军长，他已作为抗日英雄而长留史册。

1936年12月12日，爆发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发动西安事变的，是东北军首领张学良和第十七路军总指挥杨虎城两将军。杨虎城，陕西浦城人，1893年生。早年参加辛亥革命和护国战争。1924年后追随冯玉祥，历任国民三军第三师师长，国民联军第十路总司令。1929年投靠蒋介石，历任新编第十四师师长，第十七路总指挥，陕西省主席，西安绥靖公署主任等。杨虎城及由西北军改编的第十七路军官兵，因参与西安事变而名垂史册。西安事变之后，杨虎城被迫辞职。1937年6月，蒋介石令其“出洋考察”。七七事变后，杨虎城欲返国参战，但遭到蒋介石拒绝。11月回国，即被逮捕，先后被囚禁于南昌、长沙、益阳、息烽、重庆等处，前后达十二年之久。1949年9月17日，杨虎城被杀害于重庆中美合作所监狱，同时被杀的还有其妻、子、女、秘书夫妇、副官、警卫多人。

1937年，北平、天津处于日军势力三面包围之中，仅西南一角尚在中国军队控制之下，卢沟桥位于平汉路上，是北平通往内地的唯一门户。7月7日晚，蓄谋已久的日军驻丰台的一个大队在卢沟桥附近进行挑衅性实弹演习。深夜十一时许，日军诡称听到宛平城内有枪声，演习部队失踪士兵一名，而无理要求入城搜索，当即遭到中国守军拒绝。日军星夜调集部队包围宛平城。次日晨五时，当中日联合调查组在宛平城会商调查办法时，日军突然鸣枪开炮，进攻宛平城。驻守卢沟桥的宋哲元第二十九军，奋起自卫反抗，这就是卢沟桥事变，又称七七事变。事变后，第二十九军在北平南宛英勇抗敌。7月28日，副军长佟麟阁、第一三二师师长赵登禹壮烈殉国，是抗日战争为国捐躯的第一、二位高级将领（赵牺牲在前）。佟麟阁是河北高阳人，1892年生，1912年入冯玉祥部；赵登禹是山东荷泽人，1898年生，1914年入冯玉祥部。佟、赵两将军是冯玉祥的多年部属，两人牺牲后，冯玉祥异常悲愤，写了〈〈吊佟赵〉〉一诗悼念。南宛抗战，第二十九军共牺牲了一千多名将士。第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山东乐陵人，1895年生，早年入冯玉祥部，后成为冯系重要将领。中原大战后，历任第二十九军军长，察哈尔省主席、平津卫戌司令、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河南省主席、冀察绥靖公署主任等。南宛抗战后，曾任第一集团军总司令。后因病休养，1940年4月5日在四川绵阳病逝。宋哲元曾制做“凤翔大屠杀案”而遭唾骂，但也因其抗日功绩而名垂青史。

在抗日战争中，还要特别提到冯军的一位重要将领、民族英雄张自忠。张自忠是山东临清人，字荩忱，1891年生。1916年起在冯玉祥的西北军中人排长、连长、营长、团长。1926年升任冯玉祥副长官，同年8月加入国民党。1927年国民军改为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任军官学校校长；后任第二十五师师长、第三十八师师长。1933年任喜峰口第二十九军前线总指挥，参与指挥喜峰口抗战。1935年华北事变后，任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兼察哈尔省主席、天津市市长。七七事变后，任国民党政府军第五十九军军长。1938年3月台儿庄战役中，率部增援临沂，取得大捷。10月，任第三十三集团军总司令，上将军衔。其后，张自忠率部参加了武汉外围战、鄂北、襄东之战。1940年5月中旬，率部由宜城东渡襄河截击日军，经数次激战，不幸于16日在南瓜店壮烈殉国。张自忠将军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直接牺牲在战场上的亚洲战场最高职务第一人。蒋介石惊闻张自忠殉国后，也立即下令第五战区不惜任何代价夺回张自忠遗骸。继张自忠任第五十九军军长的黄维刚率部再渡襄河，与日军激战，终于在方家集寻得英烈坟墓，开棺将忠骸起出。张自忠遗骸运到宜昌后，宜昌十万人不惧日机在头顶盘旋，迎接张自忠灵柩。卢作孚派专船送灵柩至重庆。蒋介石率全体军政委员前往码头迎接，并为之举行了国葬。冯玉祥亲自为张自忠撰写了“张上将自忠弟千古荩忱不死”的题词。延安也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毛泽东题写了“尽忠报国”的挽词。

此外，冯军将领鹿钟麟、孙连仲、冯治安、刘汝明等在抗日战争中都担任了战区司令长官或集团军总司令等重要职务，为民族抗战立下功勋。鹿钟麟、张之江等在新中国成立后留居大陆，成为著名的爱国民主人士。

当然，冯军毕竟属军阀武装集团，成分比较复杂，也出现了一些民族败类，如冯军重要将领韩复榘，在抗战爆发后，为保存实力，接连放弃济南、泰安、济宁，退往鲁西南，后被蒋介石处决。而刘郁芬、孙良诚、石友三、庞炳勋、门致中、张维玺等，更在抗战的中、后期投降日伪，当了汉奸。

至于冯玉祥本人，自中原大战后沉寂隐居。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他力主抗日，反对蒋介石对日妥协政策。同年12月，被选为国民党第四届中央执行委员、国民政府委员。1932年3月，冯玉祥移居泰山，奋发读书，探索救国救民的道理。1933年5月，他和共产党合作，联同旧部方振武、吉鸿昌等在张家口组织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出任总司令，率部奋力抗出日伪侵略军。后因蒋介石的破坏和逼迫，于8月去职，再上泰山。1935年9月，蒋介石为了装点门面，伪装抗日，以息众怒，电请冯玉祥出山。冯玉祥为团结抗战起见，于11月1日下泰山赴南京。12月中旬，冯玉祥出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

抗日战争爆发后，冯玉祥先后出任第三、第六战区司令长官，在淞沪和津浦线北段指挥抗日。但后被蒋介石撤销指挥军队作战权，在武汉、重庆担任闲职。抗战胜利后，冯玉祥随国民政府回到南京。冯玉祥不满蒋介石的高压恐怖政策及企图发动内战消灭共产党的所为，提出以考察水利为由赴美国。蒋介石也乐得冯玉祥出洋，便给了他一个“水利特使”的衔头，强令其退伍，离开军界。1946年9月2日，冯玉祥偕妻儿、秘书及一水利小组离上海乘船赴美。

1947年5月开始，国内掀起了声势浩大的爱国民主运动，蒋介石悍然发动内战，冯玉祥中止了水利考察，留居纽约，不断公开发表抨击南京政府和蒋介石，要求停止内战的言论。1948年初，冯玉祥参加了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并被推为该党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1月7日，冯玉祥被南京国民党中央开除党籍。同年7月，冯玉祥响应中国共产党号召，离开美国经苏联回国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工作。9月1日，因所乘胜利号轮船在黑海失火，冯玉祥不幸遇难。

冯玉祥的遗体在苏联敖德萨火化，1953年10月15日，冯玉祥的骨灰安放在泰山由人民政府建造的冯玉祥将军陵墓。这位贫民出身，由小兵升至一级陆军上将的旧军人，由于他最终成为真诚的爱国者，坚决抗战的民族英雄、反对独裁内战的以身殉国的民主斗士，因而永远受到人民的怀念和景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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