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际的情形正是如此，爱情并不能使鲁迅摆脱困境。就拿他到广州这件事说吧，他所以愿意去，除了与许广平会面，也还有另外的意图，他自己说：“其实我也还有一点野心，也想致广州后，对于‘绅士’们仍然加以打击……第二是与创造社联合起来，造一条战线，更向旧社会进攻，我再勉力写些文字。”１可他人还未到广州，郁达夫和郭沫若已经离开中山大学，不能建造联合战线了。他却仍不泄气，将眼光转向中山大学：“只要中大的文科办得还像样，我的目的就达了。”２这所谓“还像样”，就是指像北京大学的样。他毕竟是新文化运动的参与者。他对蔡元培创立的那一种崇尚自由的大学风气，对这风气的发源地北京大学，始终有一份特殊的感情。的确，在现代中国，只要存在这样的大学，那就无论遇上怎样的专制和高压，思想的火炬都不会熄灭。手无寸铁的知识分子要想对社会施加影响，恐怕也只能从发扬北大凤气这样的事情人手。所以，鲁迅一到中山大学，除了做国文系的主任，还担任教务长，一头扎进教务堆中，忙得不可开交。他公开以“五四”时候的风气作为标准，在一次教务会议上，他主张让学生有研究、活动。和组织的自由，就特地举出北京大学作为榜样。直到四月十五。日国民党大举“清党”，从中山大学抓走几十个学生，他还以“五四”为例，在他召集的紧急会议上据理力争：“五四运动时，学生被抓走，我们营救学生，甚至不借发动全国工商界都罢工罢市。……我们都是五四运动时候的人，为什么现在这么多学生被抓走，我们又不营救了呢？”３在广州的最初几个月，无沦说话做事，他的态度都那样积极，和在厦门时候是大不同了。

但是，迎面就有一连串壁在等着他碰。首先是广州的激进青年对他不满了。他初到广州时，这些青年曾经热烈地欢迎他，蜂拥去听他演讲，有的还直接去找他。可是，鲁迅毕竟看多了黑暗，即使极力振作，在演讲会高呼口号，话一说长了，还是会流露出阴郁的意思。他说广州是一个红皮白心的萝卜，说广州的青年把革命游戏化，甚至说广州有大叫，却无思索，无悲哀，因此也就没有真正的革命和文学，４你想想，整日沉浸在狂热情绪中的激进青年怎么听得进这些话？他到广州才一个月，就有人以“鲁迅先生往哪里躲”的标题，在报纸上批评他。“鲁迅先生！你莫尽自在大学教授室里编你的讲义。……如此社会，如此环境，你不负担起你的使命来，你将往哪里去躲！”５接着，更有人用近于无理的态度责问他：“你不愿意从事文学革命；你又不去做武装者的革命；那么你处在今日的中国，更拿着一种什么革命的东西在领导着一般青年？”６与此阿时，广州的文学界也开始有人批评他“落伍”，认为在北伐的形势下，《阿Ｑ正传》那样的作品已经没有资格再自称是革命的文学，７面对这样的不满，鲁迅真不知道说什么好。他当然不愿意青年人误解他，读了那篇《鲁迅先生往哪里躲》，他立即清许广平以她的名义，写了《鲁迅先生往那些地方躲》的解释文章，在同一张报纸上发表。但是，他又很知道，他其实无法向这些青年解释清楚，以他们的天真和幼稚，怎么可能理解他那“无话可说”的深刻的迷惘？他只有暗自苦笑了。

接着是中山大学内部的人事纠纷。鲁迅虽是教务长，学校的实权却操在教务委员会手中。这委员会的几个主要人物，像戴季陶，朱家哗等人，都是国民党的要人，官场上的老字，他们绝不愿意将中山大学办成北大那样的学校，鲁迅和他们自然不会有多好的交情。文科主任傅斯年，本是鲁迅在北京时的旧识，却那样热衷权力，也使鲁迅很失望。二九二七年三月，傅斯年更将顾颔刚请到中山大学来当教授，鲁迅坚决反对，甚至说：。他来，我就走！”可傅斯年还是将顾请来了，鲁迅立刻就辞了职占他写信对朋友忿忿他说：“我到此只三月，竟做了一个大傀儡。……当红鼻[指顾颉刚]到此时，我便走了；而傅[斯年]大写其信，给我，说他已有补救办法，即使鼻赴京买书，不在校；……现在他们还在挽留我，当然无效，我是不走口头路的。”８他原是一介书生，不习惯做行政事务，性情又梗直，不会拐弯抹角，就很容易与刁钻的同事发生矛盾。全是为了自己的那一点“野心”，才勉力挑起教务长这副担子，现在竟弄得连势不两立的对头也跑到身边来当教授，这岂不是又落入厦门大学的覆辙了吗？依他向来的脾气，自然是一走了之。

当然，他更震惊的还是“四·一五”大搜捕。自到广州以后，他对国民党一直抱有好感，也为北伐的节节胜利感到高兴，他那样无保留地赞扬孙中山，除了受风气传染，也因为他大体上赞同孙中山的理想。可是，一直举着孙中山的旗帜的国民党，竟会这样大规模地搜捕前一天还是同盟者的共产党员，抓去那么多无辜的人，还要那样残酷地杀戮被捕者，还要得意地形诸笔墨，什么“用斧劈死”，什么“乱枪刺死”……这实在出乎他的意料。在北京，是段棋瑞的卫队屠杀请愿学生，到广州，却又看见国民党更大规模地杀戮昔日的盟友，偌大一个中国，难道就逃不脱这样的惨剧？他尤其震惊的，是那屠杀者中间，竟也有许多青年人，不但是年轻的目不识丁的赳赳武夫，更是年轻的戴着眼镜的大学生，投书告密，助官捕人，这些青年似乎还格外起劲。在北京时，青年学生的冷漠和健忘，已经使他深受刺激，现在这更可怕的情形，会给他怎样沉重的打击？他说：“我至今为止，时时有一种乐观，以为压迫、杀戮青年的，大概是老人。……现在我知道不然了，杀戮青年的，似乎倒大概是青年，而且对于别个的不能再造的生命和青春，更无顾惜。”９在南方的温暖、生机和光亮当中，竟看见了更为严重的寒冷、死地和黑暗，他简直目瞪口呆了。

国民党的“清党”不但在精神上给他严重的打击，而且在人身安全上，也似乎要对他造成威胁。他和广州的共产党人本没有多深的交往，但他曾列名于成仿吾等人的一个颇具赤色意味的《中国文学家对于英国智识阶级及一般民众宣言》，又恰在“清党”后的第六天辞去中山大学的教职，有些人就难免要推测，他这是在表示抗议。知情者如傅斯年，又故意含糊其辞，更助长了这种推测，以至香港的一家报纸公开登出消息，说他因为“亲共”而躲避起来了。鲁迅自己知道是怎么回事，当然不会太担心。但是，在当时那种满街军车急驶，人人风声鹤腴的情况下，有了那样的传闻，实在也难保不会出什么意外，所以，他又不敢放松警惕。他在广州已经无事，却宁愿忍受酷热继续逗留，这除了一时决不定何去何从，是不是也为了不愿授人以柄呢？１０“清党”给了他刃晰大的震惊，先前那不惮以恶意去揣测世事的习惯自然会膨胀起来，倘若他不自觉地夸大种种可能的危险，一时神经过敏，也是十分自然的吧。直到五月底，他的担心才开始消减，有朋友听到传闻，写信来问，他国复潞：“事太凑巧，当红鼻到粤之时，正清党发生之际，所以也许有人疑我之滚，和政治有关。实则我之‘鼻来我走’（与鼻不两立，大似梅毒菌，真是倒霉之至）之宣言，远在四月初上也。……兄所闻之流言，或亦此类也欤。然而‘管他妈的’可也”，１１口气已经轻松了许多。到了七月，他更公开露面，到一所中学和广州市教育局作了两场演讲。人既露了面，那些流言自然就消散了。

流言消散了，他也就可以走了。九月二十七日，他和许广平一同登船，离开了广州这块险恶的是非之地。可是，还没容他们喘口气，新的麻烦又来了。当时广州往上海的船，都要经过香港，香港的海关人员，也就要上船检查。鲁迅这一回自不例外，遇上两位身穿绿制服，如狼似虎的检查员，把他的书籍和皮箱翻了个底朝天，甚至撕碎装鱼肝油的纸匣，捅穿饼于坛子的封口，最后是收了他二十块钱的贿赂，才放过了他。鲁迅很诧异，不知道为什么要这样凶狠地检查他，船上的茶房说：“你生得太瘦了，他疑心你是贩鸦片的”，这真使他愕然了。他万万没有想到，在中国，连生得太瘦，也会给自己招来麻烦，在这一刹那间，从归国时家乡人对他的胡子的指摘，到北京时有关他的门牙的流言，种种不愉快的记忆，都一齐涌上心头。那天晚上，他便在船舱里铺开稿纸，愤激地写道：“香港虽只一岛，却活画着中国许多地方现在和将来的小照：中央儿位洋主子，手下是若干颂德的‘高等华人’和一伙作怅的奴气同胞。此外即全是默默吃苦的‘土人’，能耐的死在洋场上，耐不住的逃入深山中，苗瑶是我们的前辈。”１２我不禁想，倘是二个向来就活得自在的人，遇上这样的事情，也许会哈哈一笑，自认倒霉罢，但鲁迅却生发出那样强烈的悲愤，他显然是想到了自己不断碰壁的一生。他正要到上海去，到那同样有着洋主子，而同胞的奴气恐怕比香港更为炽盛的洋场去，轮船上的这一场屈辱遭遇，会给他心头蒙上一层怎样的暗影呢？

果然，到上海才一个多月，他就在给朋友的信中发牢骚了：“应酬，陪客，被逼作文之事仍甚多，不能静，殊苦。”１３三个月之后又说：”我在上海……心也静不下来，上海的情形，比北京复杂得多，攻击法也不同，须一一对付，真是糟极了。”１４他去上海的本意，是想静静地休养一阵，既是缓减身体的疲惫，也是澄清思想的混乱，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躲进草丛中，舔净自己的伤口。可哪里想到，他一踏上上海的码头，就又成为许多人包围的目标，纷纷上门拜访，还要约他写文章，拉他去作演讲。他到上海的第一个月内，几乎天天都有人来敲门，有时一天要来好几班；他搬进景云里的寓所才半个月，就已经有人笑嘻嘻地找来了，一定要请他去演讲。他当然要发牢骚了。

不过，应酬虽然麻烦，毕竟也还热闹，朋友和慕名者的笑脸的簇拥，多少也可以拂去一些类似在船上遭人检查的不快。何况又有许广平陪伴在旁，楼上楼下都充盈着新的家庭温暖，单是应酬多一些，鲁迅大概也不过就是发几句牢骚，并不会真觉得大苦。但是，事情却远没有这样轻省。上海不比广州，与北京更不相同，这是一座混杂着精明和浅薄的现代城市，一个不断滋生出机敏、势利、浅薄和赤裸裸的利害之心的大温床。形形色色的人都能在上海插一脚，上海的文坛和学界，也就格外显出五花八门的斑驳的色彩来。既有徐志摩、胡适那样的绅士派，也有蒋光慈、成仿吾那样的激进党，既有依附官方的御用文人，更有数量多得多的只知道迎合小市民的通俗“作家”：你想想，鲁迅这样一个人，骤然跨进这样一个世界。他将遭遇到的，哪里会只是那些应酬？

比方说，他到上海才二十夭，地处江湾的一所劳动大学的校长易培基；就上门来请他去授课。他是鲁迅在北京时的熟人，态度又非常殷切，说是每次用汽车来接他，鲁迅就答应了。可是，才上第二次课、那汽车就奶奶来退，害得他焦急地等了老半天，第三次干脆就不来了，”此后也没有下文，像这样不明不白的事情，他还是头一回遇到。”再比如，也是他刚到上海不久，郭沫若托郑伯奇和蒋光慈来找他，说是要联合起来：还在厦门的时候，他就有过这个打算，听了自然高兴，于是联名在报纸上登出启示，宣布要诙复《创造周报》。可这事又没有下文了，他等到一九二八年初，《创造周报》没有复刊，却出来一个新杂志叫《文化批判》，成仿吾和创造社的一批年轻成员在上面接二连三地批评他。到后来，蒋光慈和他的“太阳社”也一齐来指责他。阿英断言阿Ｑ的时代已经过去，《呐喊》、《仿徨》都过时了；郭沫若更化名“杜荃”，在创造社的刊物上骂他是“封建余孽”，“二重的反革命”，是法西斯主义者！１５刚刚说好要联合，现在突然来围攻他，这叫他怎么受得了？甚至他在广州见过的青年残杀青年的“血的游戏”，在上海也又见到了。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就在江湾的那所劳动大学里，警察和一部分手持棍棒的学生，闯入宿舍抓走据说是共产党的另一些学生，当有人把这事告诉鲁迅时，他喃喃他说：“学生也参加了搜捕……”１６显然是记起了半年前的广州。甚至连一向与他友善的北新书局，从北京迁来上海，书商的习气也愈益严重，欠了他将近万元的版税，迟迟不付，他只好请律师打官司，才一点一点地讨回来。

还有更卑琐的搅扰在等看他呢。他初到景云里，是住在二十三号，周围非常嘈杂，尤其到晚上，唱京戏的吊嗓子声，搓麻将牌的哗啦声，赢了钱时的重敲台面和哈哈大笑声，经常是彻夜不停，使惯于夜间作文的鲁迅每每掷笔长叹。他家后门相对的，是一位名律师的家，这人有一个十四五岁的儿子，仗着父亲的威风，屡次向鲁迅家的厨房扔石头；鲁迅向那律师告状，不料小无赖的气焰更高，公然在鲁迅家的门上撒尿，画乌龟。鲁迅没有办法，就搬到景云里十八号，避开那户邻居。那小无赖却不罢休，竟在夜里偷愉将浸透煤油的引人纸扔进鲁迅家，想引起火灾！堂堂鲁迅，竟会碰上这样的事！也就在这时期，他在广州时的学生廖立峨，一直很恭敬地与他通信的，突然带着情人跑到上海，要做他的“义子”，在他家里连吃带住，几个月后都不走，还提出种种要求，最后是不欢而去，弄得他哭笑不得。又过了一年，他雇用的一位来自浙江上虞农村的女佣，刚刚做熟了，她的丈夫却带着人上门来，说要抓她回去。遭到拒绝以后，那人又通过上海的所谓“上虞同乡会”，向鲁迅索人。一直纠缠了好久，最后是鲁迅拿出一百五十元钱，才枢那批人打发走。当时是讲定，这钱由那女佣逐月偿还，可两个月以后，那女佣不辞而别，钱也没还……我真不知道，鲁迅面对这些事情的时候，心里是怎么想的。在上海，连这类事情都会给他的生活造成那么多麻烦，使他吃那么多昔头，他怎么会喜欢上海呢？

难怪他到上海才半年，便大病一场，拖了好久才恢复。也难怪一九二九年他回北京看望母亲，竟会很喜欢北京。他写信对许广平说：“这里的空气真是沉静，和上海的动荡烦扰，大不相同……。”１７见了几个熟朋友，无拘束地谈一阵天，他更非常愉快，写情给许广平时，还特地强调，说这些聊天“都是近来快事。”１８离开北京三年多了，沿中国南方的海岸转了一个大圈子，最后却发现还是北京好，还要怎样，才算是交“华盖运”呢。

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