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自忠等在庐山军官训练团受训1月，以优异成绩毕业，还获得蒋介石颁赠的像片一帧和“军人魂”短剑一把。

张自忠北返后，仍率部驻宣化。

1934年11月3日，蒋介石偕宋美龄北来视察了察哈尔，视察了二十九军。

蒋介石视察后不久，就发生了“察东事件”。

日本帝国主义借《塘沽协定》打开了华北门户后，便把侵略魔掌从东北伸向华北。

察哈尔省地处华北西北部，与热河毗邻，是西取晋绥、南下平津的战略要地，因而成为日本侵略者攫取的目标。

1934年冬，张自忠、冯治安收到一份报告，这是三十七师刘自珍团长送来的，上面写道，他们团已将从热河窜来的匪部全部围歼，缴获步枪30余支，子弹1000余发云云。

原来刘自珍报告的事件是这样的，前些日子，日本侵略者所占领的热河丰宁县伪保安大队数十人，在日军的唆使下，携带武器，入侵察哈尔东独石口、乌泥河一带，大肆抢掠。二十九军得报，当即令驻扎于附近的三十七师刘自珍团对这股“匪帮”进行围剿，要求干净彻底消灭之。刘自珍团奉令执行，果然一举将这一夥窜犯作恶的“匪徒”聚歼于独石口。

张自忠看了报告后，对冯治安道：“打得好，刘自珍团这次打得好。把这伙匪徒干净彻底歼灭，也对热河的日伪一个沉重的打击和严正警告。这表明了我们对他们要进行试探的态度，凡有敢来侵犯我察省地界者，不管他是日本人或是伪满的傀儡军队，我们都把它当成匪徒，一个不留地干净、彻底消灭。”

冯治安：“从这次热河丰宁县窜来的日伪军匪徒情况看，日本侵略者又在试探，想发动下一轮侵略行动了。这目标第一个便是察哈尔省了。我们得未雨绸缪预作准备才行。

张自忠：“不错，俗话说‘一叶知秋’，丰宁这些伪保安大队人员数十人入侵我独石口、乌泥河，说明他们已有侵犯我察哈尔东部地区的迹象，我们应早一点作好准备，以便敌人来犯时予以还击。我想我们应加强察哈尔东部的防御力量。”

冯治安：“你打算派谁去为宜？”

张自忠：“黄维纲，你觉得怎么样？”

“可以。”

“那我派人把他找来，进行布置。”

“好。”

张自忠叫来护兵：“你立即通知黄旅长，让他马上到师部来一趟。”

“是！”护兵退了下去。

三十八师一一二旅旅长黄维纲奉命来了。

他向张自忠、冯治安举手敬礼：“三十八师一一二旅黄维纲奉命来到，请二位师长训示。”

冯治安指指椅子：“坐下再说。”

黄维纲坐了下来，又问道：“有什么任务要交给我们旅？”

张自忠：“找你来确实有任务要交给你。”

黄维纲：“请师长指示，一一二旅保证坚决完成任务。”

张自忠：“前些日子，热河丰宁县伪保安大队数十人，在日本侵略者的唆使下，入侵我独石口、乌泥河一带，到处抢劫掠夺，无恶不作。我们当即令刘自珍将其歼灭。刚才我们得刘自珍送来的战报，已将这股入侵匪徒全歼于独石口。”

黄维纲：“这是件喜讯。不知与我们要执行的任务有什么关系？”

张自忠：“当然有关系。日本侵略者用这来向我们进行试探，表明了日军有西侵入我察东的迹象。从我们得到的情报，也证实日伪军已大量往热河西集结。所以我和冯师长商议，为防止日寇及伪军侵犯我察东地区，我们决定令你立即率领一一二旅本部由怀来向龙关、赤城、龙门所推进，以防日军窥犯。”

黄维纲起立：“是！我回去立即率部北上。”

“你们到了那里，马上选择有利地形，构筑坚固工事，严加防备，如有入侵我察东地区之敌，坚决予以打击，将其歼灭或驱逐出去。”冯治安道。

“遵命。”黄维纲去了。

1935年1 月18日，日本关东军司令部发表声明，声称独石口至沽源皆属热河丰宁县境，要求二十九军迅速撤退。

此时宋哲元在北平开会。日本大使馆武官高桥坦奉命来见宋哲元。宋哲元接见了他。

宋哲元道：“武官阁下要求会见本主席，不知有何事见教？”

高桥坦一副傲慢态度，对宋哲元道：“本武官奉大日本帝国天皇陛下旨意及关东军司令部之命令，前来郑重知会并警告阁下，大日本关东军司令部已于本月18日发表声明，明确指出独石口至沽源一带，本属热河丰宁县境。贵国二十九军却强占了这一事地区，此举违反了大日本帝国政府与贵国政府共同签订的《塘沽协定》。为此，敝国政府及关东军司令部特向阁下提出严重抗议，并要求阁下立即命令贵部二十九军迅即撤出上述地区，并向我方赔礼道歉。同时严重警告阁下，若由此而引起的一切严重后果，将全部由贵国政府和阁下承担。”

宋哲元道：“阁下代表贵国政府及关东军司令部所提上述各节，本主席将如实向敝国政府禀报，待敝国政府指示后再予回答。”

日伪军一面向宋哲元提出严重抗议和警告，一面调动大批部队向独石口方向移动，双方前哨仅相距20里，察东形势紧张，战事一触即发。

日军这么作，是想从外交上逼迫中国政府作出更大的让步，从军事上造成既成事实，双管齐下，以获取最大的侵略利益。

日军无理寻衅，其目的显然是要挑起事端，制造扩大侵略的借口。

面对日军的挑衅，国民政府深恐事态扩大，一方面将事件限制为地方事件，一面令二十九军做出让步。

宋哲元得到南京国民政府的指示后，内心是十分矛盾的。从内心讲，他是主张坚决抗击日本侵略者的，他作为二十九军的军长，二十九军取得长城抗战的喜峰口、罗文峪之捷，和他的主张抗日是分不开的。可是现在他作察哈尔省省主席这地方行政长官，南京政府命他向日本侵略军让步，要把这次事件限制为地方事件，也就是说，不能让它发展、扩大为全国、全面性的事件，导致中日全面开战。

这个命令，他不得不服从。而这种妥协、让步，对他，对二十九军来说，都是痛苦的。他为了消弭事态，同意让步。

他想先把日方稳住以后，再作二十九军的工作，把二十九军往后撤。但是，他没有想到，南京蒋介石、国民政府以及他的软弱态度，不仅没有稳住日寇的侵略野心，而是知道中国政府和察哈尔省主席宋哲元表示让步，同意将二十九军撤出独石、沽源一带的态度后，他们更形嚣张。

他们认为中国政府怕他们，宋哲元怕他们。他们已不以争得独石、沽源地区为满足，他们要争得更多的地盘。所以他们根本不再理睬宋哲元的照会答复，不等二十九军撤军，便仍然继续调兵遣将，准备以武力谋求更大的利益。

张自忠等二十九军将领，获知日军大量集结于这一地区蠢蠢欲动，便也积极准备，要给日本侵略者以迎头痛击。

1月22日晚，日军以步、骑、炮兵1000余人、伪军二、三千人，坦克十余辆在飞机的掩护下，悍然向独石口、乌泥河、长梁一带进犯。察东战事正式爆发。

在这之前，张自忠已令黄维纲率一一二旅进驻赤城，旅指挥所设在龙关，作好了应战准备。

得知日寇进攻在即的情报后，张自忠由宣化亲临前线督战。

张自忠在战前向一一二旅官兵作了动员。他说：“弟兄们，根据我方侦察情报，日本侵略军大量在沿独石口、乌泥河、长梁一带集结。看这个样子，他们日内就要向我军发动进攻了。我视察了咱们旅的阵地，你们的准备工作作的很好。前次我们在长城喜峰口，由于日军抢先占领了孟子岭制高点，使我们陷于被动。现在在这里，我们掌握了主动。我们的阵地居高临下，以逸待劳。我们这次，一定要让敌人尝尝我们二十九军的厉害！让他们晓得，中国军人是不好惹的，中国的土地是不好占的，中国的粮食是不好吃的！为了我们的国家，为了咱中华民族，为了在我们身后的父老乡亲、兄弟姊妹，兄弟们，我命令你们，坚守阵地，对于任何敢来侵犯的敌人，要狠狠地打！绝不手软，绝不留情，坚决消灭敌人！”

士兵们在张自忠的激励下，士气高涨，斗志昂扬。一个士兵对张自忠道：“师长放心，我们这次一定要让敌人知道咱二十九军的厉害。”

1月22日晚，敌人向我军独石口、乌泥河、长梁发起了全线的进攻。

枪声响了起来，炮声响了起来。密集不断的枪炮声，有如大年三十夜的鞭炮。枪口闪亮的火花划过夜空，在夜空中闪灼；炮弹腾起的火柱，还有敌人打出的照明弹，照得黑夜如昼。但这些看似美丽的光，却是死亡的光，令人恐怖的光！

敌人满山遍野地向我军阵地冲了过来，密密麻麻的，像蝗虫一般。冒着滚滚浓烟，闪亮的火光，在他们打出照明弹的照耀下，向二十九军阵地爬来。

亲临前线指挥的黄维纲旅长发出命令：“打！”

我军阵地的大炮、机枪、步枪……所有的轻重武器，突然地一齐向敌开火了。炮弹落在敌群中开花，炸得敌人肢体漫天飞舞，机枪喷出愤怒的火舌，吞噬着敌人的躯体…… 敌人一个个在二十九军战士的射击下倒下了。复仇的子弹，让敌人的血，偿还着他们欠下的中国人民的血债。

二十九军凭岭固守，居高临下，沉着应战。日军在猛烈炮火的掩护下，多次竖云梯攻城，均被我军击败，城下敌军尸积如山。

激战3昼夜，二十九军一一二旅防守的独石口、乌泥河、长梁一线阵地，坚如磐石，岿然不动，日军死伤七八百人。尸体被日军用卡车一车又一车地装得满满的运走（后来我方获得报，敌人调用20多辆卡车，才将其伤亡的官兵运走）。

消息传开，又一次令国人振奋。

隐居在泰山的冯玉祥得知，特地致电宋哲元、张自忠，对他们的抗日忠忱，表示赞扬和慰勉。

敌人第一次大规模的进攻在激战3天后遭到惨重伤亡失败。他们仍不甘心，1月24日、25日，日寇派出数架机飞连续轰炸独石口、东棚子等地，并在沽源方面增兵1000余名。

27日、28日，日军公然进占东棚子、乔家园子、义合城，并向南北石柱子、喜峰岩一带增兵。

这一切表明，日军即将再次向这一地区发动大规模的进攻。

张自忠正准备从后面调来援兵，以对付敌人新的军事入侵时，突然得到侦察人员报告，敌人不知何故却撤走了大部分兵力。

张自忠、黄维纲正自纳闷，以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本性，他会这么轻易放弃么！？肯定不会的。可为什么会突然撤走源源集结于此的大部兵力呢？其中必然别有原因。是他们在这里碰了硬钉子，知道这块地盘不好“吃”，改而想从其它地方下手？要不然就是别的什么地方发生了变故。

这个谜团，很快得到解开。原来是这个时候，日本关东军和苏（联）蒙（古）军发生“贝加尔事件”的冲突，日寇害怕腹背受敌，所以缓和了察东地区紧张局势，对即将由他们发动的新一轮武力进攻来了个紧急刹车，以便先应付与苏蒙军队的冲突。对于这轮新的进攻，它是非不为也是不能耳。

正当二十九军的全体官兵们为他们用自己血肉筑成的“长城”，又一次把侵略者阻挡在疆城之外而自豪时，突然一道命令，使张自忠和所有的二十九军全体官兵震惊了。

他们突然接到一个据说是南京军委会的命令，命令二十九军撤出张北地区，退入河北。

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二十九军得到南京军委会命令，要他们撤出张北地区，退入河北。这是怎么一回事？

却原来1935年2月2日，中日双方代表在沽源大滩口，达成了《大滩口约》。

从口约的内容看，日军虽未达到完全占领察东的目的，但仍迫使国民政府放弃沽源县长城以东地区的控制权。

当时日寇为了应付“贝加尔事件”，所以采取了稍为缓冲一下的态度，却不料南京中国政府却表现出如此软弱。这使他们觉得，只要稍为给南京中国政府在军事上施加一点压力，而不一定全部施加武力，便可以逼使其让步，从而使自己获得巨大利益。于是，它便以这种旁敲侧击的办法逐步推进。所以这一年夏天，日寇又接连挑起河北事件和张北事件，逼迫国民政府签订了屈辱的《何梅协定》和《秦土协定》，攫取了河北、察哈尔的大部份主权。

根据《秦土协定》，国民党的中央军和东北军及党务、特务机关从河北、平、津撤出；二十九军驻扎张北以北的军队撤出察哈尔省，退出河北。

仗没有打，甚至打了胜仗，却得把大片大片的土地，双手拱送给日寇侵略者。张自忠想不明白，手下的将领们想不明白，二十九军的士兵们更想不明白。但身为军人，所受教育，以服从命令为天职，没有办法，只有按军令撤退。

二十九军南撤的一天，部队整装向南出发。许多百姓，携儿带女，驾着大车，推着小车，吆着毛驴，挑着担儿，也跟着队伍向南逃难。队伍走了，日本鬼子和二鬼子就会来，他们不愿当亡国奴呀！

那些走不了的百姓，站在道旁，流着泪，前来送自己的军队。

看见队伍来了，他（她）们跪在道旁，流着泪哭喊着：“你们不能走哇！”

一个满头白发的老大爷，跪在张自忠面前，抱住他的腿哭道：“张师长，你们走了，我们怎么办呀！？”

张自忠也流泪了，他跪下来，扶起老大爷。然后爬到一个高台上，他含着眼泪抱拳对跪着的父老乡亲们道：“乡亲们！大家请起来吧！老实说，我张自忠和手下弟兄们也不愿走，不想丢下这里的父老乡亲们走啊！我们也愿意和大家一道，誓死保卫这里的每一寸土地。可是我们是军人，军令难违呀！我们不能不走。我们走后，你们大家暂时到山里去躲避一下吧。我们将来还要回来的。”

他跪下来，向乡亲们磕了一个头。

随同他出发的官兵们，见师长跪下磕头告别乡亲，他们也都哭了“哗！”全都跪下来，对着送别父老乡亲们磕了一个头。齐声道：“我们发誓，我们一定要打回来！”这些钢铁汉子，在战场上流血流汗，可都没有流下一滴眼泪啊！

张自忠咬咬牙，抹去眼泪站起身来，发出命令：“出发！”

部队迈着沉重的脚步向南撤走了。张自忠走在队伍的后面，他的心，像铅一般沉重，走出很远，他回头望去，那些送别的乡亲们，却像失了魂地仍然呆呆地站在那里，望着远去的队伍，妇女和孩子们的哭声尚隐隐可闻。

张自忠此时的心，也在紧缩着，绞痛着。

不知是哪一位军官在前面起了一个头，唱起了《大刀进行曲》：“大刀，向鬼子们头上砍去！……”

整个队伍齐声唱了起来。那歌声是那样的悲壮，抒发着二十九军官兵的此时的悲壮心情。

1935年4月9日，国民政府授予张自忠中将军衔。

其实1927年底张自忠任师长时，已是实授中将衔。鉴于各系军队编制军衔混乱，1935 年国民政府对全国陆军实行统一授衔并予确认。

6月，张自忠受命兼任张家口警备司令，负责维护察哈尔省治安。

张北事件后，蒋介石、国民党政府十分担心二十九军与日军发生磨擦，引起中日战争，便于1935年6月18日免去宋哲元察哈尔省主席职务，企图再次调二十九军南下剿共。

宋哲元一气之下，回到天津寓所养起“病”来，遗缺由秦德纯代理；察省军政事务则由张自忠代理。

在成都蒋介石曾几次电召宋哲元赴蓉一晤，宋哲元均推病不往，以表示心中的怨尤。

蒋介石无奈，只好派建设委员会委员魏道明及夫人郑毓秀以旅游为名，来察哈尔会见二十九军将领。

张自忠、冯治安在与魏、郑会晤时，坚决地表示了保卫华北的决心。

冯治安遥指长城说：“每念八千兄弟血洒长城，恨不能即举大刀杀向鬼子，复我河山。人在华北在。”

张自忠：“很对。这就是我们二十九军全体官兵的态度。此言可对天言。”

不久，蒋介石在庐山电召二十九军副军长秦德纯上山，对秦德纯面授机宜。

蒋介石指示秦德纯：“日本是实行侵略的国家，其侵略目标，现在是华北。但我国统一未久，国防准备尚未完成 ，未便即时与日本全面开战。因此拟将维持华北责任，交由宋明轩军长负责。务须忍辱负重，委屈求全，以便中央迅速完成国防。将来宋军长在北方维持时间越久，即对国家之贡献越大。只要在不防碍国家主权领土完整的大原则下，妥密应付，中央定予支持。此事仅可密报宋军长，勿向任何人道为要。”

秦德纯返回天津，即密报宋哲元，按蒋介石的密令，谨秘进行。

7月15日，张宗衡等人从南京中央军校高教班毕业归来，到张家口向张自忠汇报。

张自忠问道：“你到南京听到过中央对抗日有什么主张吗？”

张宗衡道：“察东事件发生后，我们向学校当局要求返防抗日，未准。蒋介石、汪精卫参加军校扩大纪念周。汪讲话：‘抗日不是一人一家的事，是关系民族、国家存亡的大事，所以不能轻举妄动。’还说：‘我们不是不抗日，抗日需要准备，准备需要时间，敌人不会给我们时间准备。我们争取和平，就是准备抗战。能准备多少算多少。’”

张自忠听罢很气愤地说：“不错，这是国家的大事。我们要准备，可是敌人让你准备吗？我们可也不能老说准备啊！别人已动手狠狠揍你了，已经把你打的鼻青脸肿，你不还手，还对他说，别忙，我还没准备好，等我准备好了再还手！？要是我自己事，早已和鬼子拼老命了！”

《何梅协定》、《秦土协定》两个卖国屈辱的协定达成，使日本帝国主义从冀察两省驱逐国民党和东北军势力的企图得以实现，获得成功，使华北局部出现真空化。紧接着日本侵略者着手策划华北地区“傀儡化”。

他们指使浪人，纠合汉奸、流氓，发动武装暴乱，制造要求“自治”的“民意”气氛。又派人游说原北洋军领袖和华北各省首脑，如吴佩孚、孙传芳、阎锡山、宋哲元、韩复榘、傅作义、商震等，策动他们出面倡导“自治”。

6月26日，以汉奸政客白坚武为首的汉奸、匪徒数百人，在日军的唆使下，在天津发动武装暴乱，并且悍然攻打北平。此事最终被平下去，只是一场虚惊。

宋哲元便抓住这个时机，作出进军北平的决策。他派肖振瀛出面，向北平军委会代理主任鲍文樾建议，抽调二十九军一部开入北平加强防务。当即得到鲍的同意。

在短短的几天里，二十九军迅速控制了北平所有要地，造成了占据北平的既成事实。

宋哲元的这一举措，完全是从二十九军的生存出路着眼，从以后的事实发展情况来看，应该说也是为了避免平、津及华北落入汉奸手中。

在中央军、东北军都已被日军驱逐出华北的形势下，蒋介石只好承认这一既成的事实，于8月28日任命宋哲元为平津卫戍司令。这样一来，二十九军不仅驻军冀察两省，而且控制平、津两市，再次化险为夷，实现了驻华北的目的。宋哲元也一跃成为华北首屈一脂的实力派。

11月25日，以殷汝耕为首的“冀东防共自治政府”作为日寇的侵华政策的“华北自治运动”的第一个傀儡产物出笼。从此;冀东22县沦为日本殖民地。但是日本这一步侵略目标是华北，自然不会以这冀东22县为满足。为此，它继续对蒋介石国民政府施加压力；另一方面派遣特务头子土肥原贤二继续对宋哲元进行策动。旨在建立一个比殷汝耕政权更大的亲日机构。

他们认为宋哲元的实力在华北最强，能把他说过来，自然华北大局可定。

蒋介石此时为其“攘外必先安内”政策，正全力向江西等地共产党领导的苏区发动“围剿”，不愿在这个时候对日进行全面战争，以免腹背受敌。所以极力想通过华北这个缓冲地带，既满足了日本侵略野心，又可缓和稳定局势，保持中日的“和平”，全力剿共。那么宋哲元是可以缓冲日、蒋矛盾的力量。

宋哲元也从二十九军的生存出发考虑，根据肖振瀛等人的建议，趁机利用日蒋矛盾，谋求生存与发展的机会。

蒋介石根据实际情况，不得不同意利用宋哲元在华北缓冲1个时期。12月11日，国民政府经日方同意，任命宋哲元为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18日，政委会成立，辖区包括河北、察哈尔两省和北平、天津两市。委员会委员共17人，主要由二十九军将领、东北军人士和亲日派3部份人员组成。

二十九军方面，除宋哲元外，还有张自忠、石敬亭、秦德纯、肖振瀛任委员。

为反对华北“自治”，反对设立变相“自治”的“冀察政务委员会”，北平等地爱国学生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发动了“一二九”爱国学生运动。舆论界发出了“取消冀察政务委员会”，“反对出卖华北”的强烈呼声，甚至连国民党内部也有人认为宋哲元勾结日本，降敌辱国，罪无可逭，建议政府严办。但后来事实发展证明，宋哲元与殷汝耕有着本质的不同。后者是地道的汉奸卖国贼，而宋哲元出任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目的在于谋求二十九军的生存与发展，其爱国立场和民族气节未变。

冀察政务委员会成立给二十九军发展带来巨大转机。宋哲元、张自忠、冯治安、秦德纯、刘汝明等人从此掌握了冀察平津的军政大权，二十九军成为华北最大的地方实力集团，也成为保卫华北的最重要的武装力量。

冀察政务委员会成立后，辖区人事作了安排，河北省主席由宋哲元兼任，商震调任河南省主席；秦德纯任北平市市长；肖振瀛任天津市市长；张自忠任察哈尔省主席，并兼察省保安司令。

察省主要官员为：主席张自忠，秘书长马彦翀，民政厅长杨兆庚，财政厅长过之翰，教育厅长赵伯陶（1936年1月由柯昌泗接任），建设厅长张维藩（1936年1月由张砺声接任），保安处长李文田，警务处长张九卿。

张自忠出任省主席后，三十八师师部及特务团、一一二旅二二三团、一一四旅二二八团均由宣化移驻张家口市。

初任省主席，张自忠就如何执政问题，虚心地向曾任二十九军副军长的吕秀文商榷求教。

“您看我今后该怎么作为宜？应注意什么，方能把这工作作好？因自忠过去未干过这工作，没有经验，特来向您请教。”

李秀文道：“我有3点建议，提供荩忱参酌：一，大事听命于宋委员长，有关邻省的小事，应该自行解决；二，中外重要事件，应该随时了解，并须深入一步；三，得暇应该了解一些历史和古代有名战争的战略。”

张自忠点点头道：“自忠一定牢记您的指点。”

吕秀文想了想又道：“李革痴（李泰棻字，当时北方有名的学者，曾追随冯玉祥办教育，著有《国民军史稿》等）现在没有什么事，坐在家中写书，他和晋绥各方面有些关系，而且久不任职，头脑比较清醒，看事还能向前一步，他是学历史的，可以口述，暇时请他谈谈，总有益处，”

张自忠果然接受了吕秀文的意见，当即偕吕秀文赴北平来拜访李泰棻，见面之后，张自忠态度严肃而又谦恭地请他出山，并当即聘请李为察哈尔省政府最高顾问。

李泰棻为张自忠的诚意所感，欣然同意担任这个职务，随即从北平迁到张家口，充当张自忠幕僚。

此外，张自忠除赴平外，每晚8时必到李泰棻处，向他学习、讨论历史和政治问题。有时一直到深夜。张自忠从中获益匪浅。

张自忠担任察哈尔省主席，特地去请马彦翀出来担任秘书长。

马开始极力推辞：“我虽从事政治生活多年，但并没有作过官，也没有负过实际责任，还是从侧面给你帮忙的好。这省政府秘书长还是别请他人担任为宜。”

张自忠道：“我深知先生的才干，这省府秘书长是非君莫属。我明天就要到察北各县视察防务、委任状已缮好带来了。请你明天就到职视事。”

马彦翀不好再推辞，只好说：“好吧。”他瞧了张自忠一眼，加上一句：“咱们可不要作汉奸！”

张自忠十分严肃地回答道：“这个尽管放心，把我张自忠的骨头砸碎，也找不出一点汉奸的气味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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