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说1919年7月，史迪威回到美国同家人团聚。亲人们都为他的眼睛受伤着急，妻子威妮更是担心丈夫的眼伤治不好会断送他作为军官的前程。

经过医生再一次检查，确诊他的左眼瞳孔已变形，幸亏右眼尚好，视力虽受到一定影响，但关系不大，一家人才放下心来。但是，史迪威生来秉性刚烈，从不顾及自己的身体状况和伤势，凡属职责范围内的事，仍旧那样不辞劳苦，一丝不苟，致使左眼渐渐起了白内障，右眼视力也受到了影响。

威妮记得，史迪威在眼睛受伤之前曾来信说：“希望那位昏愦的蠢才总统，不久将对那些赞扬、敬意和其他废话感到厌烦，从而真正开始和谈，使美国军队可以回国。”若真是这样，他哪里还会受伤增添如此不幸？史迪威夫妇这种愿望乃至抱怨，自然不只为他们所独有，也为千万远征军人及其家人所共有。即使没有亲人参加远征军的，看到越来越多的美国青年在战场上阵亡、受伤致残，原先那种对德国同仇敌汽的热劲也日渐冷了下来。

9月间，潘兴将军率第42师乘“巨兽”号返回美国后，美国人为他们接风洗尘，举行了盛大的庆功阅兵。潘兴将军骑在马上，威风凛凛，25000名远征军士兵紧随其后，浩浩荡荡穿过彩带飞舞的百老汇大街。纽约市民拥在马路两旁，迎接凯旋的英雄们。满怀感激之情的国会议员们也异常慷慨起来，立即投票决定，晋升潘兴为正式四星上将。

史迪威等早在7月归来的远征军将士们，无幸得到这种荣耀。但享受了这种荣耀的将士也和他们一样，越来越感到原先的。热”在变“冷”，担心起自己的前程和安置问题来。

就在此时，许多军官收到了陆军部发来的撤销他们临时军衔的通知。史迪威被撤销临时上校军衔，仍旧是个上尉。从1904年21岁当少尉，15年过去了，36岁的史迪威还在尉官的台阶上。然而事情还不止于此，国会已经就军队的前景展开辩论，议员们高喊着要减轻纳税者负担的口号。陆军参谋长佩顿·马奇提出，陆军常备军削减为50万人。裁减军队，这意味着军官晋升的机会也将减少，军官在一个军阶上往往又得干上一二十年。

史迪威自欧洲战场回来以后，本来就十分刚烈的性情，变得更容易发火。对于自己在陆军的前程，他不想再耐心等待命运的安排，而是急匆匆地前往华盛顿，拜访了在陆军部人事局任职的老同学昌西·芬顿，直截了当地提出：“把我派到尽可能远的地方去，怎么样？”

芬顿说：“我们刚刚谈论过派人去日本和中国的事，这倒是个机会。”史迪威询问了军事情报处的计划。芬顿告诉他，到这两个国家去的任务，是学习他们的语言，你已精通几种语言，战场情报工作又干得好，是合适的人选。

史迪威要求去日本，芬顿说：“去日本的人员都已经任命了，去中国怎么样？”

“好吧，那就去中国。”史迪威答应了。1919年8月6日来了通知，他被任命为代表陆军部的驻华首席语言教官。

这个新的任命如此顺利地通过是由当时的形势所决定的。美国陆军参谋部正在整顿各驻外使馆武官的情报工作。根据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经验和战后形势，陆军部要求尽快建起一支经过精心选拔、训练有素的武官队伍。他们必须通晓驻在国的语言和军事、政治情况以及风俗习惯，对驻在国在和平与战争时期可能做出什么反应，要有深入的了解，作出可靠的判断。

完成这样的任务，要求武官必须有全面的军事才能，并精通外语、工作效率高、本人自愿，而且只能从步兵、骑兵、炮兵等战斗兵种中选拔，年龄要限于35岁以下。史迪威已36岁，本已超龄，但因为他语言天赋高，在主要方面不仅完全符合条件，而且屡经考验，又有实际经验，因此，可以不受年龄限制。

史迪威是个务实的人，36岁的他要负担5口之家的生活，选择职务不能不考虑薪俸的多少。武官是令人垂涎的职位，尤其是驻华使馆的武官处，在远东科里是编制较大的，武官常常要组织一些外语专业毕业生为情报处搜集情报，所以除薪俸外还另有一笔收入。威妮也理解丈夫的选择，很快便带着孩子随史迪威赶赴加利福尼亚。

史迪威带着威妮和孩子们，由东海岸到了西海岸，住在邻近旧金山的伯克利城。他要在这里的加利福尼亚大学学习汉语，期限为一年。

一投入学习，史迪威的心胸便开朗起来，头脑也显得格外灵敏了。尽管一翻开汉语课本便像走进了茂密的大森林，看不到路在何方，但困难的撞击却使他的语言天赋迸发出灿烂的火花，他很快摸到了汉语独特的发音和汉字构成的规则。他的学习天天有新的收获，精神上也得到很大的快慰。

加利福尼亚的反日情绪很高涨，它是美国西部各州鼓吹组织“排斥日本联盟”的策源地。参议员海勒姆·约翰逊每周发表一篇“反日”演说，抨击日本称霸世界的野心。他指出：“如果日本强盛起来，会直接威胁到美国在太平洋和远东的利益，美日关系中实际含有的战争因素必然要爆发。”

史迪威明白约翰逊的演说代表了西部地区参议员们强烈反对威尔逊总统的情绪。当巴黎和会上传来威尔逊同意日本取得德国原来在中国山东的特权时，美国一些报刊接连发表文章谴责日本。野蛮地掠夺中国”，认为山东条款“十分不公正、不道德”；指责威尔逊屈从日本的恫吓是“丢脸、堕落……”，“不是有身份的人应该干的事”等等。美国舆论界的这种情绪对史迪威日后观察中国问题的思路也产生了影响。

史迪威对汉语的学习，由于受环境条件的限制，因此把重点放在了书面语方面。他体会到，学习汉语的困难，与其说是要认识几千个单字，不如说是这些单字的搭配与含义是千变万化、其妙无穷的。经教授指导，他对浩繁的汉语单字作了统算和分类。他认为，经过高等教育的人可能掌握6000个单字，学者要掌握8000到9000个单字，而日常有3000个单字就够用了。若能认得1000个基本单字就可以掌握到3000个单字。这些单字在字典上按照214个意符分列。汉语中约有880个声符，加上意符（其中有些意符和声符相重复）就构成了1000个基本单字。他在这个由繁到简的概括、归纳过程中，把自己学习的主攻方向放在了练习、复习这1000个基本单字上。经过半年多的攻读，他已能看懂中文报纸上的短文章，尽管有时仍要借助字典查对一些字、词，但他毕竟有了一把可以打开中国文化百宝箱的钥匙。他的语言天赋，又一次得到良好的发挥。

强烈的进取精神和急躁脾气在史迪威身上是融为一体的。第一阶段学习刚结束，他和同去学习的霍斯福尔就向军事情报处提出建议：立即到中国去学习，那里有锻炼听力、练习口语的环境、条件，可以更快地掌握汉语。教授们赞成他们的建议，但军事情报处坚持要他们按计划完成学业。

1920年7月，学习结束，史迪威晋升为少校。在卡梅尔度假期间，他购买了这里的一块可以俯瞰太平洋的地皮，准备将来在此安家。这时，威妮已怀有几个月的身孕，但还是坚持随史迪威一起到中国去。

8月5日，他们一家同霍斯福尔一家一起登上了开往太平洋彼岸—一中国的美国陆军运输船。

运输船航行了40多个日日夜夜，绕过山东半岛，于9月18日在中国北方重要港口秦皇岛靠岸。史迪威知道，万里长城就是从附近的老龙头起步直达万里之外的嘉峪关的；秦皇岛驻有美军，向南是北方海岸大城市天津，美国陆军第15步兵团在那里驻扎。这里的港口。铁路，都在他们和英印军队的警戒线之内。

史迪威一行由秦皇岛乘火车驶往北京，沿途所见是中国秋天的美丽景色，却没有遇到中国官员。因为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中国柱，第二年，英、美、法、德、俄、日、意、奥加上比利时、荷兰、西班牙等11国，迫使清政府订下“辛丑条约”，规定外国军队驻扎北京；由北京至山海关的铁路沿线，分12个重要地区驻扎外国军队。中国在这里的主权都叫帝国主义列强夺走了。

到了北京，史迪威一行先在东交民巷落脚。他对北京的第一印象和他1911年冬天到上海的第一印象有很大差别。他认为上海很像美国的费城，对北京，他搜遍自己的记忆，不论是美国的还是欧洲、亚洲的都市，找不到一个与之近似的。

为了给自家选择住址，他由南城到东城，由西城到北城，走大街，串胡同，一面看，一面用半通不通的汉语同居民攀谈，越转越有兴趣。他见到外城、内城、紫禁城连成一体的恢宏的城市布局；金光闪闪的琉璃瓦屋脊，长长的红色高墙；天安门、天坛等巍峨建筑和宽阔的广场；满是苍松、古柏、鲜花、文物古迹与山水相间的园林；标志着不同信仰的寺庙、古塔和有着独特含义的牌楼；还有纵横有序的大大小小的胡同，成对的石狮子把门的宅院，来自浩瀚大漠的骆驼队，等等。他感到北京才是真正的中国城市，世界无与伦比的东方古都，是中国几干年灿烂文化的结晶和代表。

史迪威选定的住宅，是东总布胡同3号，一座三进平房四合院。他们雇了两个厨师，一个管家，一个杂役，一个女洗衣工，一个壮工。威妮在1921年2月生下他们的第4个孩子后，又雇了一个保姆，每月共开支35美元。总的来看，北京的生活费用是很便宜的。

10月下旬，美国陆军部发来征求工作、职务意见表，史迪威不加思索地在上边填写了自己理想的职务是“驻华武官”，把“不愿意”写在了西点军校教官等其他职务的下边。

史迫威从家里到东交民巷的美国公使馆常常是步行，为的是保持自己的运动员体魄，同时也为了便于观察和接触普通的中国人，增加一点使用汉语的机会。有时他还信步街头，在一些人群围聚的圈外驻足，听听，看看，问问。有一天，他被一阵节奏明快的鼓声所吸引，到了一个不大的旷场。原来是一个姑娘在说唱，周围的人听得津津有味。史迪威能听懂个五六成。唱词是：

接下去，是那姑娘声泪俱下的说白，听众们寂静无声。史迪威后来才知道，那姑娘唱的是反对《辛丑条约》的鼓词儿。写鼓词的陈天华是革命党，已在日本蹈海自尽。那姑娘唱的是他的名作《猛回头》。虽然唱词里对美国没有更多的指责，但史迪威第一次亲耳听到了中国普通老百姓对西方列强决不屈服的声音。

东总布胡同西口早先有座石头牌坊，史迪威到公使馆去常常路过牌坊旧址。老住户告诉他，义和团起事那年，德国公使克林德就是在这里被清廷。神机营”的人击毙的。起因是他用手杖痛打过路的义和团民，还绑架了一个义和团民，第二天他坐轿到了东单牌楼北边，又向清兵开枪，清兵还手打死了他。接着慈禧太后发布宣战诏书，要和洋人“一决雌雄”，谁知她的诡计是要借洋人镇压义和团，结果，中国被打败了。德国强迫中国建“克林德坊”，羞辱中国人。1918年德国战败，中国人把牌坊搬到了中央公园，改名为“真理战胜坊”。史迪威由这座牌坊中，看到了一点中国屈辱历史的变迁。

史迪威到北京后的前半年，在美国办的华北协和语言学校学习汉语。第一学期每天上课5小时，课程要求是掌握单字的发音与字意的练习。后半年则是阅读、翻译、与教师对话。学年结束时，学生要掌握700个以上的单字，并能用这些单字对话。同时，还要听一些有关中国历史、宗教、经济和时事的讲座，并参加讨论。为此，一有机会他便翻阅他前任留下的资料和使馆的图书。

在北京住久了的外国人，大都取个中文名字。史迪威也一样。他按本名的字音取了个“史迪威”的中文名字。这个中文名字的含意富有生机，也很深奥，这是他花了很大功夫选取的。中国有“以史为鉴，可知兴衰”的古训，“史”字在中国人心目中是很重的。“迪”字，作道理。开导讲，有“启迪后人”的成语，还有依照、实行的意思。“威”字好理解，威力、威风，也有尊严的意思，还有“君子不重则不威”的格言。在中国人看来，他能取出这样的名字，表明他已掌握到不少汉语的奥妙。这个含意深邃的名字，叫起来上口，又容易记住。

史迪威在北京游览名胜，几乎处处可见20年前英、法、德、俄、美、日、意、奥等八国联军掳掠、破坏的罪证，使他十分惊讶。德国皇帝威廉二世以死了公使为筹码，派他的陆军元帅瓦德西捞到了联军总司令的位置。瓦德西1900年10月到北京，集结起了8国的10万军队，向东占领山海关、秦皇岛。向西打到紫荆关、涞源。往南打到正定，法军又打到冀中献县，德法联军还占了娘子关，一支部队还长驱直入到了直隶南端的大名、磁州。往北德军拿下了张家口。由于德军统领约克在张家口被义和团击毙，瓦德西才取消了到南口抢劫明陵的计划。

瓦德西让德国兵在天坛架好了大炮待命。一天德国兵闯进广安门里的报国寺抢劫。报国寺建自公元10世纪的辽代，比北京城建的还早，寺里的珍贵器具被德军抢劫一空，只剩下大殿里又粗又长的梁檀无法带走，德国兵还要拆下来拍卖，结果拆的时候6个人被压死。瓦德西气急败坏，下令天坛的大炮向城内乱轰，有颗炮弹竟打到了天安门城楼上，幸好炮弹没有爆炸，一直嵌在城楼的大梁当中（1949年北平解放以后才拆除下来）。就在这一天，英国兵在天坛拍卖车辆、骡马，意大利兵在东四牌楼拍卖骆驼。联军官兵从宫廷、王府里抢劫的库银、珍宝、《永乐大典》等贵重文物不计其数。在东单各国兵营里、公使馆里以及法国兵占据的西什库教堂里，抢劫来的东西堆积如山。不仅城里被抢劫一空，德国兵还到通县抢劫财物，足足拉了400辆大车，昌平也连续四五次遭联军洗劫。无论城乡，妇女遭奸淫，平民被屠杀的情景比比皆是。惨不忍睹。

用罄竹难书来形容八国联军在北京的滔天罪行，恐怕也是不足的。就在瓦德西撤走时，他还放火烧了他住的“仪鸾殿”。

对于中国的“义和拳”，史迪威原先和西点军校的人一样，以为是中国“排外”的封建迷信组织，美国陆军参加打“义和拳”是为了保护美国侨民。在北京的所见所闻，使他原先的看法开始改变。追根溯源，义和团所以起自山东，首先是德国侵占青岛、胶州湾引起的。甲午战争后，青岛、胶州湾沦为德国的殖民地·进而整个山东被德国控制。在这前后，山东、河北、山西、河南4省，有了大大小小的天主教堂4000多座，尤其是德国传教人员，趁机肆意抢掠，鱼肉乡民。乡民当然不会任人宰割，于是，以习拳练武为名，设坛结社，兴起了义和团，而且迅猛发展起来。在山东、河北和京津地带，成了抗击外国入侵的主力军。清朝军队不但不支持他们，反倒同外国军队勾结一起剿杀他们。袁世凯就是第一个到山东镇压义和团的刽子手。所以到八国联军打到天津之后，义和团多是在腹背受敌的绝境中，凭一腔爱国热血，义无反顾地英勇奋战的。

史迪威到香山看红叶，到碧云寺游览，都看到了英法联军、八国联军毁坏建筑和文物的罪证。到了西山八大处，在长安寺、三山寺、大悲寺、龙泉寺、香界寺、宝珠洞等处，由于义和团头领们曾在这里设坛指挥团民作战，所以被联军毁坏的痕迹数不胜数。尤其对最大最好的灵光寺，联军的大炮轰击得只剩了一点点残垣断壁。据说联军打来时，武艺高强的团民们，且战且退，战至第八处证果寺，仍依仗险峻的山势，用长矛、大刀打得联军蒙头转向，死伤惨重。有个团民被联军挖掉了双眼，他仍宁死不屈，猛地夺过刀，砍伤了几个“洋鬼子”。

经过一段游览，史迪威对北京名胜的优美和巧夺天工的建筑艺术，有了更深的印象和更高的评价，对义和团的看法，同当时在北京的美国人西曼少校的记述接近了。辛亥革命后，西曼少校整理出版了他在1900年的目击笔记，叙述了义和团的英勇斗争和悲壮结局。他称赞这是中国人“爱国主义的一次最光辉的表现”。在他看来，卖国的满清政府被推翻，是中国人民起义精神的继续。西曼少校回美国后，担任了中国协会主席。史迪威在公使馆认真阅读了他的著作。

美国公使馆所在地——东交民巷，1901年之前叫东江米巷，是一个万民干户、坊巷毗连的中国式“小区”。在这个区域，明朝设了“四译馆”，清朝乾隆、嘉庆年间建了“迎宾馆”，鸦片战争后，陆续有了英、俄、德、法等国的使馆。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掠夺中心，鸦片战争之前是在广州的“十三行”（外商居住地），后来才移到东江米巷。1901年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之后，在这里新建和扩建了使馆，这里便称为东交民巷了。

美国公使馆新址，占用的是四译馆、内联异鞋铺和一些民房地基。在八国联军中，美国军舰参加了攻打大沽炮台，从菲律宾凋来的2000名步兵参加了攻打北京。美国兵在北京的抢劫破坏罪行同样严重。美国比别的几国所以显要，和它多次协调、仲裁各国间的利益冲突有关。所以，美国除了在北京设兵营、建使馆之外，还取得驻军北京正阳门的特权。在清政府对八国联军的总计9．82亿两银子的“庚子赔款”中，美国分得3290多万两银子（1908年美国退还中国10785286.12美元，用以帮助中国发展文化教育事业）。

史迪威记得，当时美国许多公众对美国军队参加攻打并获得利益也感到内疚。美国著名作家马克·吐温在对知识界、教育界的讲演会上，就明确地说出了公众的心声：

马克·吐温的话，使中国人看到了美国公众的良心，史迪威也是从这个角度加深了对中国普通人的同情。一些目睹了中国辛亥革命的美国人曾经认为：在训练、装备和领导良好的时候，中国农民是一流的士兵，因为他们能吃苦，有骨气。史迪威了解了义和团的事迹后，也加深了这种认识。若干年后，他还对自己的孩子们说过：“中国士兵很好，口要给他吃的，加上好的领导，他们能打败世界上的仟何军队。”

史迪威对经济问题本来是没有兴趣的，但他担任职务要求他必须了解经济大事。何况在中国，经济和政治军事是那样紧密地纠缠在一起，非常复杂，也非常特殊，他不得不接触中国的经 济问题而且渐渐理出了些头绪。这为他后来在重庆担任美国援华物资监督和统制官的工作打下了一定基础。

在签订“辛丑条约”前后，帝国主义按照强加给中国的不平等条约，在东交民巷设立了一些银行，诸如美国花旗银行，英国汇丰银行，法国东方汇理银行，日本正金银行，还有德国的德华银行、十月革命后已经关闭的华俄道胜银行等。这些银行和北洋军阀相勾结，控制着中国的政治、军事。1913年袁世凯就是从英、法、德、日、俄五国银行团得到2500万英镑的“善后”大借款，向孙中山领导的军队大举进攻的。

史迪威1920年到北京之后的9月28日，美国和英、法、日的“新四团银行团”成立了。最早提议此事的是美国，因为日本在1918年单独借给段棋瑞1．45亿日元（即西原借款），用于武力统一中国，美国是被排除在外的。之后，美国向英、法、日提议，银行团排除俄、德两国，加进美国，成立“新四国银行团”。美国的用意是借此打破日本独占中国的局面。为此，美国先后向段棋瑞把持的北京政府和南方国民政府分别发出通告，要他们停战议和。这时英、法也帮腔指责段政府对外宣而不战，对内战而不宣。在美、英、法的共同压力下，日本被迫宣布停止对段政府的单独借款，同意“南北议和”的主张，并参加新四国银行团。

1919年2月，南北双方在上海举行“和平会议”讨论停战范围和借款问题时，争得不可开交。英、美、日争夺激烈，皖系段棋瑞（国务总理）和直系冯国漳（代总统）也相持不下，于是谈判破裂。1920年7月爆发直皖战争，段棋瑞被赶出北京，美国的提议才得以实现。

由于发起国美国这时早已由债务国一跃成为最大的债权国，新四国银行团的领导权自然就掌握在了美国手里。美国公使以胜利者的姿态，正式通知北京政府外交部，并把包括银行团性质、规划的“备忘录”一并给了北京政府。

“备忘录”的要点包括：有关中国经济活动的一切大权由银行团掌握；中国从此不得向别国借贷；中国的一切财政收支需向银行团报告并任其查问；中国政府任免官员要经银行团同意。显然四国银行团成了控制中国的太上皇。

尽管史迪威的具体工作和银行团无关，但他却明显察觉出中国的一切大事都被银行团所左右。他在了解中国军事动向中摸到一条经验：只有从银行团那里才能理清各派军阀头目的根由底细。他到北京之前，控制北京政府的已是直系军阀的后起之秀吴佩孚。吴佩孚能独揽大权，全是美国支持的结果。

吴佩孚被美国选中，不只是他打出的旗号是“和平统一”中国，更重要的是这个旗号是和日本扶持的段棋瑞的“武力统一”中国尖锐对立的。

吴佩孚的反日立场由来已久，为中国人所熟知。他生于1873年，山东篷莱人。6岁进私塾，9岁作文章，12岁念完四书五经，22岁考中秀才。他对于抗倭名将、前辈同乡戚继光极为敬仰，熟悉戚继光的名言：“封侯非我意，但愿海波平”。但是，甲午战争时，他目睹日本人一炮击中篷莱阁上那块匾，“海不扬波”四个大字被打碎的偏偏是个“不”字，“海不扬波”变成了“海扬波”。吴佩孚十分恼怒，还曾作诗明志：

就在这一年，他辗转到天津，投笔从戎，人袁世凯的武卫军。辛亥革命后在直系军阀冯国漳的麾下由曹银的部将一跃成为“大帅”。由于吴佩孚字子玉，军界人士又尊称他为“玉师”。

史迪威特意去看过吴佩孚的队伍开赴前线的情景：长长的灰色纵队，弹药、被服、给养，由一辆辆骡马大车运送。很多士兵刚刚十四五岁，营养欠佳，但用品齐全。十字镐、铁锹、马灯、油纸雨伞、小闹钟、热水瓶等等，应有尽有。奇怪的是，队伍后边有一队民工抬着一个个棺材，据说这是为了让士兵看到，他们一旦阵亡不会曝尸荒野，借以安定军心。

吴佩孚言谈文雅，自诩是中国人民的公仆。住东交民巷的外交使团把他看作是中国正需要的铁腕人物。有一次美国记者去访问他，他已在自己官邸的墙上悬挂了美国华盛顿总统的大照片。他对记者说，他的愿望是为中国作出像华盛顿当年统一13块殖民地那样的贡献。他曾邀请孙中山到北京建立统一的国民政府。孙中山从以往的经验教训中已经看穿帝国主义和军阀的把戏是想推翻广州的国民政府，所以他拒绝了吴佩孚的邀请，还一针见血地指出：

本来，孙中山倡导的“民族、民权、民生”这个三民主义，源于美国的独立运动和法国的民主革命，以及他们的“自由、平等、博爱”思想。他领导的革命也主张把封建的！日中国改造成像美国、法国那样的资本主义国家。但是，他为此提出打倒军阀和帝国主义之后，再提请美国帮助中国革命，不仅遭到拒绝，还受到帝国主义和军阀相互勾结的种种破坏与打击。这一次他对直系、奉系军阀的揭露，是根据中国革命的惨痛教训提出来的，并且又言中了。

1922年4月，比直皖战争规模更大的直奉战争爆发了，直系得胜，奉系战败。第二年，吴佩孚向英国贷款150万英镑，改“和平统一”为“武力统一”中国，积极南进，血腥镇压了京汉铁路二月七日的工人罢工，杀害工人领袖和共产党人。美国向吴佩孚贷款328万美元购买军火，与此同时，美国公使跑到保定，安排把直系军阀首领曹锟推上总统宝座，并亲手导演曹银贿选总统的大丑剧，还抢先为他当选致贺，使美国在中国人面前丢尽了脸。日本人抓住这个机会，帮助张作霖大举向直系发动进攻，第二次直奉战争中，奉系大胜，吴佩孚南逃。日本人为控制中国华北跨进了一大步，美国从此失去了对中国北方的控制，后来虽然奋力和日本争夺，都未能挽回颓势。正是：家居京华一春秋，军阀混战何时休？不见大地有曙光，风雨如磐压神州。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章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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