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庆龄第二次回国是永久性的。她在1931年7月末离开德国，8月10日抵哈尔滨， 8月13日到上海。她初时是为母亲奔丧的，但时局的发展很快就召唤她去投入反对国 内反动派和外国侵略者的新的政治斗争。她立即勇敢地置身于斗争之中。

白色恐怖仍在继续。8月17日，在她回国后的第一个星期内，她在武汉和以后流 亡国外时期的战友邓演达在秘密返回上海后被捕。像其他无数革命者一样，他是在 上海公共租界被英国人统率的巡捕房抓走的，然后引渡给蒋政权。两位同中国共运 联系的外国共产党人牛兰夫妇也遭到了同样的命运。为了营救他们，发起了一场国 际性的运动。宋庆龄收到了向她求援的电报，她毫不犹豫地进行救援工作。

宋庆龄竭尽全力拯救邓演达，但没有成功——蒋把他秘密杀害了。但对牛兰夫 妇，尽管国民党法庭宣判了死刑，她还是尽力保住了他们的性命，后来又为争取他 们出狱而奋斗了六年。

1931年9月18日，在她回国后一个多月，发生了中国和世界近代史上的一个转折 点——日本侵入中国东北（当时称为“满洲”）。这是日本企图征服全中国——从 更广泛的意义上说，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前奏。

宋庆龄的忠贞战友、坚强的革命者邓演达之死是悲剧性的、也是英雄的，对她 来说是一个巨大打击。邓1930年5月回国，8月间正式成立“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 员会”（即通称的“第三党”，现在的中国农工民主党的前身），邓任总干事，一 年后因叛徒出卖，在上海被捕。上海“会审公廨”（根据不平等条约成立的中外合 议法庭）马上把他交给蒋介石会任意处置。蒋下令把他解到南京。蒋为了抓到他， 曾悬赏30万元（当时是个了不起的大数目），由此可见蒋对他的惧怕。邓曾任 黄埔军校教育长、北伐军总政治部主任，在国民党军队中很有名气和威望，许许多 多军官是他的同学、同事或学生，所以蒋认为他不仅在政治上是个危险人物，在军 事上也是个潜在的对手。

早在1927年，因为邓抛弃了设在南昌的右派总司令部去参加武汉的左派政府， 蒋就对他怀有杀机，下令通缉。在武汉，邓又主张对蒋采取军事行动，如邓的主张 得以实现，蒋的占领上海及以后的叛变也许能被制止。

现在，这个强悍的对手已经落到了自己手里，蒋介石这个极端狡诈的人开始想 要收服他，使他政治上从此无声无息。蒋用的方法是威胁利诱双管齐下——这个方 法在有些不大有骨气的对手身上是奏了效的。起初，蒋把赌注押在邓日益增长的既 反对国民党、又批评共产党（总是听命于共产国际）的倾向上。蒋让人传话给邓， 如果邓真心赞成中国的事情由中国人自己来管，他就应该支持共产党的镇压，因为 这是为巩固国力所必需的。邓把这套说辞顶了回去，回答说，“共产党是政治问题， 不可能凭武力解决。”

邓被捕的第二个月，日本攻占中国东北，于是蒋对邓换了一种口气。蒋说，面 对外敌，邓应同他一道来应付民族的危机，但是攘外必先安内。蒋甚至提出任命邓 为“剿匪”（即反共战争）副总司令。邓回答说，“政治斗争是为国为民，绝无个 人私利存乎其间。我们的政治主张决不变更，个人更不苟且求活。”

这一反驳激怒了蒋，特别因为这时蒋迫于国人对他的“不抵抗政策”的不满而 宣布辞职。这种“辞职”的把戏，他过去玩过，一方面宣布辞职，另一方面仍紧紧 抓住军队不放，策划着卷土重来。而他对军队的掌握，只要邓演达存在一天，他就 一天不能放心，因为邓不但在社会上、而且在军官中也受到尊敬。因此，蒋决心杀 邓。

关于宋庆龄即将来南京营救邓演达的消息使情况变得更为紧急。1931年11月29 日，蒋布置人把邓押上汽车，驰往城外，然后由接奉密令的押解人员乘深夜将邓在 路旁枪杀。

宋庆龄一到南京见蒋，就说：“现在国难当头，你与邓演达的矛盾，我来给你 们调解。你把邓叫来，我们三人当面谈谈。”蒋默然不语。宋又追问：“如果你觉 得在这里谈不方便，就派人陪我去见邓演达，我先同他谈谈，然后再三人一起谈。” 蒋仍默然。最后，宋表示一定要见邓演达，蒋才不得不说：“你已经见不到他了。” 宋闻后勃然大怒，一手把茶几掀翻，蒋急急逃上楼去，宋愤然离南京返沪。

邓演达被害的消息传出后，引起了激烈的抗议。在广州（那里的人们很怀念他） 散发了传单；有人在北京大都电影院里也散发了。还在若干城市，张贴了《邓演达 的政治主张》和《宋庆龄之宣言》。

由邓创建的第三党派出谢树英来敦请宋庆龄出任这个党的新领导人。她说，她 将就邓演达发表一个自己的声明，她希望他们“继续干下去”，但不能接受这个提 议。谢问道，“请黄琪翔出来领导如何？”她回答说，“你们商量去”。虽然他敬 佩邓演达并且同他的信徒们合作（特别在国外时），但她不愿意参加他的第三党。

她在8月间在上海会见记者时已说明了这一点。她宣布她不是第三党的一员，还 否认了另外几点谣传：一是说她准备去参加由国民党内几个反蒋的军界人物在广州 设立的政府。二是说她想在这些人和蒋之间实行调解。三是说广州政府同第三党之 间有联系。

她在谈话的最后说，“我的政治见解仍然和我在1927年所陈述的相同，那年我 在离开中国以前曾在武汉发表了我的声明。”在这一声明中，她写道：

“孙中山所制定的第二项政策，认识到在与国内军阀和外国帝国主义作革命斗 争的时期中，国共两党有合作的必要。中国共产党无疑地是中国内部革命力量中最 大的动力。”（着重点是本书作者加的）

由此，她——孙中山夫人——重申她将同中国的共产党人并肩站在一起。

但她对邓演达的崇高敬意是始终保存着的。1941年，在邓逝世十周年纪念时， 她在香港发表了一篇十分感人的纪念文章；

“邓演达同志的印象，还是活生生地存在于每一个中国国民革命者的心坎中； 虽然他成为国殇已经十年了：这位超群出众、得天独厚的革命家，因其早置死生于 度外，所以他才能那样坚定忠实，绝不妥协，曾未有片刻为物欲所动摇，地位、权 势和财富，只要他要，全十分容易获得，但他却轻蔑的对之不屑一顾。

“对于总理的教义和政策，邓同志是彻底地了解，而又努力的想将其实现，并 且他十分明白，三民主义的实现与民族解放，各阶级的公民权与自由权，及为提高 全国生活水准的斗争，两者是不可分离的。

“1927年，国民联合阵线悲惨的破裂，邓同志被迫离开武汉而流亡海外。当时 所有革命的忠实同志，为黑暗所笼罩而陷于消沉，独有他的精神依然坚强勇毅，不 为任何外力所屈，始终过着最朴素可为楷模的生活。无时或息的激励着集合着被挫 折而纷散了的同志，以共同致力于国事。

“在柏林的几年中，有一部分国民党员，邓同志在其中组织了一个学会并加以 领导。因为他对于历史、经济、哲学等学科全有渊博的知解及明锐的识断，使那些 接近他的人，都能获极大的教益，并更深切了解中国革命前途所可遭遇的种种问题。 他分析世界大势和其相互间的关系，是那般地清楚而一无疑点，解释中国国民革命 的前途，又实实在在是处处引人叹服。

“他返国后，即开始地下革命工作的进行，但不一年，即被诬而遭禁锢，他后 来的殉国，在他并非意外，因为他将踏上回国旅途的前夕，他说道，‘我们的斗争 将是长期的、尖锐的且又残酷的。因为我过去毫不犹豫地向着腐恶斗争，譬如顽固 的封建势力，机会主义，以及反动行为。因而在军政两方面全树了不少的仇敌。但 他们不能阻挠我追随总理的步伐，我准备牺牲生命以赴，这次或是我们最后一次的 聚会。’此后我就再没见邓同志了。

“国民革命的同志们：我们所能给邓同志最大的安慰，莫有过于加强我们的决 心，尽我们最大的努力，以实践总理留给我们未竟的事业为更适当的了。能如是， 才能使我们的事业得到最后的胜利。”

宋庆龄以后每隔十年总要公开地纪念一次邓演达的逝世，只有1971年例外，因 为那时正处于“文化大革命”的痛苦时期。1980年，当时她自己已年老多病，还应 邓所创建的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央领导人季方之请，为《邓演达文集》题写书名并题 词。

中国共产党后来对邓演达也作出了它自己的明确估价。这是由周恩来1944年在 延安就党的一些历史问题进行研讨时作出的。

先是说明邓演达这个人物的性质：

“他是小资产阶级的激进的代表，赞成土地革命，能与我们长期合作，是国民 党中的左派。开始他相信无政府主义。当他从苏联回来，在讨论土地问题时，他和 毛泽东同志的意见一致。他积极主张摧毁封建势力。……”

接着是以主要为自我批评的形式，检讨中国共产党过去对他的态度：

“在武汉时，若以邓演达为中心，不以汪精卫为中心，会更好些，而当时我们 不重视他。大革命失败，他很苦闷，同俄国顾问一起走了，后来回国组织了第三党。 虽然他在思想上是反对我们的，应该批评斗争，但在策略上应该同他联合。这人的 人格很高尚，对蒋介石始终不低头。在‘九一八’以后，蒋介石把他杀了。”

最后是更深刻地探究“左”倾时期的错误：

“在阶级关系的分析上，过去我们的缺点，一是公式化，一是定型化。所谓公 式化，是教条地搬用俄国1905年反对沙皇和资产阶级立宪民主党的公式到中国来， 对中国的资产阶级特别是民族资产阶级不能正确地认识，不能分析统治阶级内部的 矛盾，把中国的小资产阶级看成与西欧资本主义国家的小资产阶级一样。所说定型 化，是把人定死了，不懂得人是会变的。蒋介石代表过民族资产阶级讲话，但不能 把蒋介石的叛变看成整个民族资产阶级的叛变。对汪精卫也一样。看不到中国的阶 级关系的复杂与变化，这是错误的。第三党是代表小资产阶级的。1930年邓演达回 国后，曾找我们谈判合作反对蒋介石，可是我们没有理睬他，这是不对的。

“至于大革命失败后，是否还可以用国民党和三民主义的旗帜问题，我也讲一 下。假如邓演达没有走，仍与他合作，是还可以用国民党旗帜的。但在南昌起义之 后，只有共产党是革命的，国民党叛变了，这时再用国民党和三民主义的旗帜，就 会使群众的认识发生混乱。对三民主义不革命的方面应该批驳，对三民主义革命的 方面应该保留下来，而我们当时却是对它全部否定了，没有给以历史的科学的分析。”

邓演达1930年创立的“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1935年改名“中华民族 解放行动委员会”。虽然同中国共产党在初期有过论战，但注定要成为在统一战线 中中共的坚定伙伴。1947年它定名为“中国农工民主党”，1949年参与中华人民共 和国的建立并一直成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组成部分。

为了回答蒋政府对邓演达的谋害、对日本侵略东北的不抵抗政策、对抗日运动 的暴力镇压以及对左派变本加厉的恐怖行动，宋庆龄在1931年12月19日发表了一个 义正辞严的声明。（即上文提到的《宋庆龄之宜言》）这个声明连同 1927年的 《赴莫斯科前的声明》、1929年的《关于不参与国民党任何工作的声明》，是她一 生政治道路上的里程碑。此后，她不再称自己是“国民党左派”——因为邓演达曾 经是在这面旗帜下成为一支真正有效力量的最后司望，而现在已经破灭。正如前面 已经述及，她也不参加“第三党”。此后她全力支持的是共产党。

这倒不在于当时共产党的领导人是哪些人。她自己的思想同共产党的观点也并 非在每一阶段都一致。她支持共产党是因为她看到共产党坚持原则，所以它的组织 和战斗精神是革命胜利的唯一力量源泉和希望所在。因此她要尽她的全部力量帮助 它，包括她作为孙中山夫人的政治份量。她的选择不是她的独立性的否定，而恰恰 是在面临许多反面压力的情况下，她的独立性的鲜明表现。正如她自己所说，她 “不是骑墙派”。

她在这一声明中写道，“当作一个政治力量来说，国民党已经不复存在了。…… 促成国民党灭亡的，并不是党外的反对者，而是党内自己的领袖。”国民党在较早 时期所取得的胜利是由于“党内同志严格遵守他（孙中山）的遗教，以群众为革命 的基础。”现在，“残暴的大屠杀和恐怖迫使革命转入地下。”国民党的领袖成了 卑鄙的个人野心家。他们消灭真诚的革命者，邓演达即其一例。“因此，国民党今 天已名誉扫地，受到全国的厌弃和痛恨，还有什么可奇怪的呢？”

她继续说，多年以来，国民党新军阀之间为争权夺利，内战不已。现在，他们 “由于国难当前和舆论的谴责”不得不“召开所谓‘和平统一会议’”。但会议上 “争论的中心问题不外乎党中央委员会和政府中职位的分肥。关于构成全国极大多 数的农民工人的苦难和急需，在这个会议上没有一个字提到。”会议后成立的“ ‘统一政府’竟力图镇压爱国的学生运动……棒打枪刺，把他们像畜牲一样地赶出 城去。……暴行是在这样的时候演出的：一支外国帝国主义的军队正向锦州推进……”

“因此，我不得不率直地宣布，既然组织国民党的目的是以它为革命的机器， 既然它未能完成它所以被创造起来的任务，我们对它的灭亡就不必惋惜。我坚决地 相信，只有以群众为基础并为群众服务的革命，才能粉碎军阀、政客的权力，才能 摆脱帝国主义的枷锁，才能真正实行社会主义。”

前面已经提到，宋庆龄几乎从回到上海的第一天起就设法营救两位持有瑞士护 照的外国人——保罗和格特鲁德·牛兰（鲁格）①。牛兰是“泛太平洋产业同盟” （职工会）秘书处的代表（这个同盟是“红色工会国际”的分支机构）。更为机密 的是，他又是共产国际的代表，专门协助中国的地下革命者。同邓演达一样，他们 也是先由公共租界的特别巡捕逮捕，然后转送给蒋介石政府的。营救他们的运动是 由专以保护和支援全世界地下革命者为职志的“国际红色救援会”发起的。当她还 在柏林或返国途经莫斯科时，就已有人告诉她关于牛兰夫妇的危难并请她援助。

①旧译“保兰·鲁埃格”。——译者

她回到上海还不到24小时，在8月14日，牛兰夫妇就被租界当局送交蒋的狱吏。 8月18至21日，她收到多封电报，请她协助营救他们出狱，在电报上签署的有约90位 外国知名人士，其中有一些即使在五十年后的今天还是为人所熟知：

德国有科学家艾伯特·爱因斯坦；作家里昂·佛希特万格，阿诺尔德·茨威格， 伊刚·爱尔文·吉斯赫，路德维希·雷恩和埃尔文·皮斯卡托尔；建筑家瓦尔特尔 ·格罗皮斯；版画家凯绥·珂勒惠支以及政界人士克拉拉·蔡特金（她是德国国会 最老的议员、妇女运动领袖、共产党人）；

法国有作家罗曼·罗兰和亨利·巴比塞；

英国有独立工党主席芬纳·布罗克韦，雷蒙德·波斯特盖特，康拉德·诺埃尔 等；

尼加拉瓜有民族革命领袖赛萨尔·奥古斯多·桑地诺（他不久即被暗杀，但人 民对他的怀念是如此深刻，在数十年后一度执政的党即以他的名字命名）；

美国有作家西奥多·德莱塞，律师克拉伦斯·达罗和三位参议员，即威廉·E· 博拉（爱达荷州）（曾长期任参院外交委员会主席）、罗伯特·拉福莱特（威斯康 星州）和亨里克·希普斯特德（内布拉斯加州）。

有麦卡锡主义倾向的作者们讥消由“国际红色救援会”发起的运动，把它们说 成是“一些苏联特务为了在作案现场被捕的另一个特务而举行声援集会”，是 出于如威利·芒曾伯格等统一战线组织者的“恶魔般的诡计”。他们特别光火是因 为营救牛兰夫妇既有公开的、也有地下的活动——外国方面由理查德·左尔格（有 时用“约翰逊”这个名字）领导，中国方面是潘汉年。当时的进步分子都认为这种 两手作法既是有道理的，也是必要的。在右翼独裁统治下，革命者和其他反法西斯 分子至少有一部分活动是不得不在隐蔽状态下进行的。

左尔格是德国官方报纸的记者，又是秘密的共产党人。他的叔祖弗利德里希· 阿道夫·左尔格是卡尔·马克思的政治上和私交上的朋友，所以理查德·左尔格成 为共产党人几乎可以说是继承祖业。他参与营救牛兰的工作看来是共产国际指派的 任务。他主要的秘密工作本来是针对日本的，为苏军收集情报（苏军总参情报部上 海站负责人）。后来他因以下三事而闻名于全世界：

他以德国（纳粹）驻日大使馆新闻参赞的公开身份进行活动，向苏军总参谋部 递送的秘密情报不仅有日本的军事意图，还有希特勒进攻苏联的时间表——可借斯 大林对这一警告未加注意。

他为日本人捕获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前不久被绞死，与他同时遇难的还 有他的伙伴、日本反法西斯战士尾崎秀实。尾崎后来被绝大多数日本人公认为英雄、 真正的爱国者，为反对军国主义及其为日本民族带来的灾难而斗争。

最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左尔格间谍集团”（它是反对美国在战争中的 敌人法西斯国家的）受到了谴责。谴责它的不是德、日法西斯的残余，而是美国官 员——代表战胜国的盟军总司令、美国麦克阿瑟将军的情报处长等人。他们的根据 是日本法西斯警察的档案。他们同后者的立场是相仿的。当时他们回过头去把30年 代上海的左翼活动污蔑为“间谍阴谋”的一部分，用意是在提出警告：所有的共产 党人以及保护他们的所有活动都是何等危险！

宋庆龄认识和敬重左尔格，认为他是一位反法西斯英雄，并曾称他是“一个了 不起的人”。

潘汉年是上海地下党领导人，同宋庆龄熟识。在30年代，他负责安全工作，对 付白色恐怖，同社会各界有极广泛的接触以揭露和孤立反动派。他的命运也惨。解 放后他任上海市副市长，不久被捕关押。这次抓他的是自己的同志。他们认为他对 过去地下任务所要求的各种复杂关系交代不清。他直到死后才得到平反昭雪和崇高 评价。

在营救牛兰夫妇的公开活动中，宋庆龄是中心人物。1932年7月12日，她组成了 “牛兰夫妇救援委员会”。当时对中国人来说，站出来为真正的或被指的共产党人 带护是要冒生命危险的，但不少人参加了这个委员会。在文化界方面，有全国最伟 大的在世作家鲁迅和著名女小说家丁玲；在左派国民党方面有党的元老、诗人柳亚 子；在自由派文人方面有国际知名的散文家、才子林语堂（他最终成了极右派）。 在委员会宣言上签名的还有中国最受尊敬的教育家、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和国际 知名的实用主义哲学家胡适（可惜他太‘实用’了，所以适合他时就转变立场人甚 至于在以前的中国政府中担任过内阁总理和外交总长、在国民党文官系统中地位最 高的外交官（他的观点一般说来是右的）顾维钧也表示支持。

委员会中的外国成员用于多种国籍。在上海的外国新闻记者有当时尚未出名的 埃德加·斯诺，上海（大美晚报）主编T．O．撒克里（他后曾主编《纽约邮报》）， 上海《大陆报》记者（后到《纽约时报》工作）蒂尔曼·德丁，甚至还有像《纽约 时报》驻华记者哈利特·阿本德这样的极端保守派，还有乔治·菲奇（他在外国基 督教育年会工作，以后成为国民党的热烈拥护者）。

在委员会中同宋庆龄紧密合作的积极分子中有两位美国人，即艾格妮丝·史沫 特莱和哈罗德·艾萨克斯（伊罗生）（当时任左翼的《中国论坛》主编）。

获得这样广泛的支持决不能归因于“阴谋”。这是由于对白色恐怖以及外国租 界警方肆无忌惮地助纣为虐的普遍厌恶（后面一点使中国人更加怨恨，也使许多自 由主义的或仅仅是心地正直的外国人反感）。不论是中国的法律、还是外国的法律 ——包括被告在其居住、被捕及被指控犯罪的地方受审的权利——都被视同废纸。 对牛兰夫妇作出的野蛮判决（死刑）使人感到震惊，而且他们还有一个年幼的孩子 吉米，这也赢得人们的同情。

在当时的中国进步分子中间，营救牛兰夫妇一事使他们的情绪非常激动。他们 把来自外国的支援看成是同志式地分担他们的危险和牺牲，现在带来这种支援的人 遇难，他们就理应出来营救。（对于牛兰夫妇随身携有多国护照并有多处住所，他 们并不觉得有什么可怀疑之处，因为蒋介石到处抓人迫使反对他的中国人也不得不 采用类似的计谋。）此外还有当时世界局势的因素。在30年代前半期，资本主义陷 入经济衰退，即使在经济发达的西方国家，也一下子从大事吹嘘的繁荣跌落到普遍 的贫困，到处是失业和混乱。与之相对照，苏联的景象却是在贫困和破败中迅速进 行经济建设、蒸蒸日上。苏联的成功即使怀疑论者也不能不看到，它显示出用另一 种（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来代替资本主义是可能的、可行的。不仅在工人和失业者 中间，甚至在各地的中等阶层（特别是学生和知识分子）中间，苏联的成功所引出 的不是惧怕而是希望。

最主要的是，共产党人站出来担当了比资本主义更具威胁性的“替代物”—— 即法西斯主义的最大对手。法西斯主义不是致力于为资本主义找寻出路而是使资本 主义保存下去。它大肆鼓吹所谓“赤色危险”，实际上则摧毁一切民主并在国际上 准备建立德意日“反共公约”——以后变成侵略性的“轴心”。此外，有一点很清 楚，即：法西斯分子所以能够掌权是因为从中间派到左派的团结不够，而听信关于 所谓“赤色妖怪”的宣传太多。善良的人们看到法西斯主义的种种骇人听闻的暴行， 越来越觉得不应该惧怕同共产党人交往。相反，他们乐于把这样积极反对法西斯主 义的战士作为自己的盟友。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麦克卡主义有所谓现行的和追溯的 “交往罪”，它试图使人忘记这段历史，并再一次用“反共”来代替“反法西斯”。

随着日本侵略的不断扩大，团结抗日已成为宋庆龄和全中国人民主要关心的事 情。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强占了中国东北三省（“满洲”），宋庆龄是在 事变前一个月刚从欧洲经由东北回来的。1932年1月，日本人又在她居住的上海市发 动了海陆空立体进攻。对宋庆龄正如对全中国一样，这里产生了一项新的任务，那 就是准备抵御外侮，反对蒋介石一再屈辱的政策。蒋在下令将军队撤出东北后，又 屈服于日本的要求，在上海地区不驻中国军队。上海这个大都市没有“和平地”丧 失而是发生了英勇的淞沪抗战，出于两个原因：

第一，日本人所渴求的比他们敢于公开提出的要多得多，所以他们要制造借口 以便派兵实行袭击。他们要求中国驻军撤出的期限非常迫促，是根本不可能做到的， 这就使他们有了采取军事行动的借口。

第二，中国当时在上海的驻军十九路军大多是广东人，装备很差，因为它不是 蒋的嫡系部队（蒋从不让他的嫡系部队去担风险），但爱国情绪高涨，誓言要以武 力对抗日本的武力，并且后来证明他们有能力做到。这大灭了敌人的气焰，并向全 世界显示，中国军队为捍卫国土是能够打得十分漂亮的。

但是，蒋介石在军火、经费和增援部队各方面都迟迟不给这次战斗以支援，直 到战局失利。于是他再次向敌人屈服。

在淞沪抗战进行期间，宋庆龄以全付精力投入后援工作。战斗开始后第三天， 她偕同老友何香凝亲往前线指挥部慰问。她们会晤十九路军军长蔡廷锴，答应 为众多伤员提供有效的急救服务。在杨铨（杏佛）的努力下，有300张病床的“上海 国民伤兵医院”成立，各界立即提供大量款项、供应品和志愿人员——医生和护士 都是无偿服务的。上海交通大学校长黎照寰是位开明人士，他挑选了一幢位置很理 想的校舍做伤兵医院。这房子有一个进口在华界、另一个进口在“中立的”法租界， 伤兵从前一个进口入内而医生、护士则可从后一个进口入内。手术室和病房都在安 全的靠法租界一边。

宋庆龄把大部分时间都用在医院里，帮助管理，慰问伤员。她很适宜于做这方 面的工作，因为她有经验（20年代在广州她担任过红十字会会长、在武汉设立过医 院并被任命为卫生部长），也因为她关心别人的性格和青年时期的爱好（在威斯里 安学院的“学生前途预测”中预言她会从医入加上她的丈夫是医生——而且是一位 革命的医生——经常置身于战争之中。她在上海医务界还有很好的关系。她的两位 表兄弟牛惠生和牛惠霖是第一流的外科和内科医生，他们都帮助她并动员同事 们参加工作。

战事临近结束时，宋庆龄在国民伤兵医院答记者问，高度赞扬这次长达一 个月的战斗。

“人类惟有从奋斗中求生存，革命者尤当只问是非，不顾目前利害。十九路军 明知众寡悬殊，器械财力均不如人，而能不顾一切，以血肉为中国争一线之生机， 使世界知中国尚有不可侮之军队与民气，不特为军队之模范，实为革命之武力与反 帝国主义之先锋。……

“日军谓四十八小时可消灭十九路军……今十九路军于苦战一月以后，犹能继 续抵抗……”

与此相对照，她抨击政府当局回避、甚至破坏这次作战：“今之自命聪明不顾 民意者，每以强弱成败，自文其不抵抗之过。不知惟真绝顶聪明之人，乃能从死中 求生，险里求安。……人皆以中国此次战争为失败，实则中国在精神上完全胜利， 日本所得者仅物质之胜利而已。得精神胜利之人民，必日益奋进于伟大光荣之域， 得物质胜利者，只日增其侵略与帝国主义之野心，终于自取灭亡而已。”

在战场内外，斗争取得了各阶层爱国民众和一些怀着崇敬心情的本地外侨（主 要是和中国同事一起志愿服务的医生）的帮助。

在来自国外的声援中，著名苏联作家马克辛·高尔基在政府机关报《消息报》 上发表了《对孙夫人呼吁的回应》。他写道，援助中国是“无产阶级在一项伟大事 业中团结一致的表现”。不久，中苏恢复外交关系。蒋介石这一行动是为了对日本 施加外部压力，而不是为了促进全国左右各派力量的团结抗日。

蒋政权在阻挠了淞沪抗战之后，悍然不顾全国的愤怒抗议（爱国学生甚至痛打 了议和谈判代表郭泰棋），签订了屈膝求和的《上海停战协定》，中国政府居然答 应日本侵略者，从中国这座最大的城市撤走中国驻军，并在全国禁止抗日运动。 然后，这个政府转而对它所真正关心的事情加强暴烈程度——对群众运动的警察镇 压、对中国红军的军事镇压、组织新的密探和杀手团体“蓝衣社”（有意识地同墨 索里尼的“黑衫队”和希特勒的“褐衫队”相呼应）。

十九路军被调到福建去“剿共”。第二年（1933年）它举行起义，建立反蒋的 政府，并寻求与共产党合作反蒋抗日。共产党当时在“左”倾路线统治之下，拒绝 了这一提议——这一错误行动后来受到毛泽东和周恩来的批判。（多年以后，蔡廷 锴及十九路军其他领导人都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任职。）

在蒋管区，白色恐怖变本加厉并扩及所有要求抗日的爱国人士。尽管《上海停 战协定》禁止抗日，抗日的要求仍然日趋高涨。因此，保障民权的斗争就显得更为 重要，因为它不仅影响中国的革命，也关系到中国民族存亡绝续的命运。

1932年4月，宋庆龄接到“国际非战及反对日本对中国之侵略大会”筹委会的邀 请，并通知她当选为筹委会委员及执行委员会委员（其他人选有高尔基、罗曼·罗 兰和巴比塞等）。她复电同意担任委员，但不能赴日内瓦参加大会——除非牛兰夫 妇案件（她认为这是当时民权保障运动的焦点）到时得到胜利。她向上海租界报界 说明道：

“……这次国际大会上的男女代表都是为使中国免遭帝国主义侵略的战士。面 对着他们……我不能只是说；你们正在为使中国免于被肢解而战，但正是你们的友 人和同事却在遭受南京政府的监禁和死亡威胁；我对这两个政治犯的营救和对这些 合法迫害的抗议现正受到南京政府的压制，这个政府派在上海的特务不但禁止中国 报刊登载我自己的抗议，连国际上声援他们的消息也不许发表。”

对这两名外国被告的审讯于1932年5月在南京开始，尽管被告辩护律师提出应在 上海审讯，因为他们被捕和被指控犯案的地点都是上海。在新的国际声援活动中， 牛兰夫妇也以绝食抗议，要求改变审判地点。国民党政府声明“决不因外界压力而 被迫破坏法律”。宋庆龄对此作了一针见血的驳斥：

“这些新的热心保卫中国法律的人完全忽视了现已由中国律师协会确认的事实…… 上海法院对本案的管辖权是无可争议的……而被囚者所要求者仅仅是中国法律规定 范围之内——不是超一出法律规定——的最基本的权利。”

她还拆穿了报上一则谣传，说她和前北京大学校长、教育部长蔡元培已撤回保 释的请求，“以免干涉司法独立”。实际上，蔡元培博士赶到南京去再次要求保释 牛兰夫妇外出就医，因为他们绝食已有两周。

法院拒绝转移到上海审判的要求，但答应“四十八小时内”交保——又硬说牛 兰夫妇是用“绝食作为威吓的工具”。宋庆龄赶到南京，把他们接到早先为她准备 的一所在中山陵园区内的屋子里。她记述这次遭遇的情景：

“在一辆满载手持武器、身着制服的歹徒的汽车伴送下，我们开车到那所屋子 去，发现屋里空无一物，但窗上却钉了木条，布置得完全像一所监狱。我们最后把 牛兰夫妇送到鼓楼医院。但保释还没有批准。”

她还谈到在此之前的“预备动作”：

“狱方用有意设置的残酷方式，连续四个晚上要这两个囚犯准备好离开南京。 一而再、再而三地向他们保证，他们获得暂时的解放只不过是几小时内、甚至几分 钟内的事情。他们的身体衰弱、陷于半昏迷状态，有人帮他们从帆布床上坐起来， 穿好衣服，一点随身物件装入包内。每次都是好几小时的痛苦等待，最后仍然一场 空。尽管早已提供必要的保证，最高负责官员也已一口答应，有关部门就是迟迟不 发公文。”

因此，她预言：

“……现将在南京进行的审判比起前三次侦查庭来会更近于一场闹剧……被告 将得不到辩护，因为律师们没有机会研究那些被用为‘证据’的材料，也没有任何 证人……”

“法官将再一次变成检察官……关于……犯罪事实和判决……上头早已下了命 令。”

她还对上海租界当局的伪善面孔加以揭露。牛兰夫妇明明是他们抓到并转送给 南京政府的，现在他们却用后者在牛兰一案审判权问题上的一意孤行，作为保留 “治外法权”的理由。（“治外法权”是不平等条约的产物，它使在中国的外国人 不受中国法律的管辖，并只能由外国人设立的法庭检控或起诉。）她指出，这 种似是而非的推理，“两位囚犯作为进步分子已予以谴责和否定。”

最后，宋庆龄直截了当地阐述了她的立场：“我要对鲁埃格（牛兰）夫妇昨天 向南京政府提出的挑战表示完全支持……

“问题不仅是鲁埃格夫妇的释放，而是消除现在重压在中国人民身上的可怕负 担和摧毁白色恐怖——这一白色恐怖使全国监狱里关满了成千上万优秀儿女和男女 青年，他们的唯一罪名就是试图打碎把中国人民捆绑在帝国主义列强座凳上的枷锁。”

1932年8月19日，在苏州的江苏高等法院，牛兰夫妇被判死刑——旋减为无期徒 刑，在南京的江苏第一监狱单人牢房服刑。

9月10日，宋庆龄第三次赴南京为营救牛兰夫妇而斗争。她巧妙地同妹妹美龄 （蒋夫人）同机飞宁，事先告诉报界，她将面见蒋，请求缓刑。她有没有这样 做无以考证，但她同美龄谒中山陵归途中，曾到监狱去同牛兰夫妇谈了一个小时。 在这件事上，庆龄的同情心、韧性和策略思想都表现得很明显。即使蒋夫人不帮忙， 也不向她丈夫求情，但看到这两姊妹在一起，迫害牛兰夫妇的那些人恐怕也不能不 小心一点。宋庆龄从未为自己的事情利用过她同蒋氏的家庭关系，但为了正义事业， 她毫不犹豫地这样做了。不过这一次没有取得什么明显的效果。

12月，牛兰夫妇再次绝食，要求改善待遇和重新审判。宋庆龄在12月30日为此 致电南京政府及司法部门高级官员，再予痛斥：

“牛兰绝食已十日，牛兰夫人绝食亦已三日。此次请勿再以‘暂缓’、正式手 续等等空言搪塞。……君等如不能完全对牛兰夫妻性命负责，请即时正式传令将之 恢复自由……君等究将如何处置渠二人，请即时赐知。”

1933年1月11日，牛兰已绝食21天，医生认为他只能再活三天。英文《上海泰晤 士报》在报道这条消息时还说，“……同牛兰夫妇在一个监狱里的20名青年妇女政 治犯为表示同情，在六天前也宣布绝食……同时要求改善医疗、食物及其他待遇……”

这些女政治犯的姓名没有公布，她们又都没有名声，因而更易受到伤害。外界 听到她们绝食的消息可说纯属偶然，但因此她们在狱中必将受到极野蛮的秘密报复。

这家报纸还报道了《中国论坛》主编伊罗生代表国际营救委员会和宋庆龄在南 京活动时所受到的阻挠：

“伊罗生先生起草了一张委任书，由孙夫人担任牛兰夫妇六岁儿子吉米的唯一 监护人。他在携带原来的文件离开监狱时遇到了一些麻烦。……他说典狱长钮（译 音）某不准他下个星期六再来探视，因为……监狱条例规定每月只许探视一次。

“伊罗生先生说，‘我问典狱长，如果在我下次探视前，牛兰夫妇已经死了， 那怎么办？’典狱长回答道，‘嗯，那也没有办法。’”

牛兰夫妇活了下来，在狱中又被关了五年。宋庆龄从未停止要求释放他们并曾 多次亲往探望，还请外国友人去看他们。最容易获准去探视的是年轻的黎巴嫩一美 国籍医生马海德。（他后来同斯诺去访问中国红军并留在那里工作，中华人民共和 国成立后他入了中国籍，成为国际著名的消灭麻疯病的专家。）

宋庆龄还设法使牛兰夫妇能经常看到他们的年幼孩子吉米，最后并协助把他秘 密转移到苏联去。（他现仍生活在苏联，他的真名是吉米斯奇·亚特列维奇·莫斯 切科，有一段时期他从事苏联外交工作，现在已退休。）

牛兰夫妇直到1937年中国抗日战争爆发后几个月才获自由。南京陷落前日机大 事轰炸，狱卒们逃离前把狱门打开。牛兰夫妇溜出监狱，辗转到达上海。宋庆龄把 他们安顿在一个空闲的公寓里，又从自己家里搬去一些家俱，使他们隐藏下来。最 后他们也被转移到苏联，一直住到60年代去世。（最近本书作者才知道他们的原名 叫雅科·然德尼科和塔季扬娜·莫斯切科。）

1932年，宋庆龄还在忙于营救牛兰夫妇的时候，就着手组织力量，从事营救全 国政治犯的工作。在她领导下，成立了“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参加同盟的著名人 物有蔡元培和鲁迅，还有杨杏佛（任秘书长）。其他成员有胡适和林语堂，他们后 来都转入蒋介石阵营中去了。同盟中有两位活跃的外籍成员史沫特莱和伊罗生，他 们在营救牛兰夫妇的委员会中也是积极分子。同盟在一次中外记者招待会上宣布成 立后立即开展宣传运动和法律斗争。

在第一个案件中，白色恐怖的魔爪已伸到靠近宋庆龄的地方。1933年3月，庆龄 的至友何香凝之子廖承志被捕。当时24岁的廖承志是庆龄从小看他长大的，前一段 时期在柏林和巴黎还时相过从。他回国后任中华全国总工会宣传部长及中华海员工 会党团书记。专事出卖同志以求苟活的叛徒发现了他。像经常发生的那样，他也是 在外国租界被捕的，然后转送给蒋介石的警察局。同时被捕的还有两位共产党高级 领导人，即：在上海秘密养伤的红四方面军的师长陈赓和中华全国总工会上海执行 局书记罗登贤。

宋庆龄立即挺身而出，发表声明《告中国人民——大家一致起来保护被捕的革 命者》。

廖仲恺是国民党的烈士，国民党要杀害自己的烈士的儿子实在太说不过去。因 此，廖承志这位热血青年很快就获释，条件是由他母亲保证他以后安安静静地呆在 家里。

他获释回到母亲家几天以后，宋庆龄突然去看他，对他说她“代表最高方面” 要他写出（1）在白色恐怖下能否在上海坚持地下工作的意见；（2）他所知道的叛 徒名单。他把这两条都写在一张很薄的纸条上，她把一支烟卷的上半截掏空，把纸 条卷塞进去，放进皮包，就从容地走了。他回忆说，宋告诉他这“最高方面”就是 “共产国际。”

不久，他在母亲的支持下，逃出上海去参加正在长征中的红军，开始新的光辉 的革命历程，直到80年代。

宋庆龄两度设法挽救红军将领陈赓的生命。陈赓负伤后秘密来沪，她安排他到 表兄弟牛惠霖医生的诊所治疗和庇护。牛惠霖医生的遗孀对本书作者回忆说， “陈赓到我丈夫的诊所时，一条腿里有一颗子弹，人很萎顿。当时规定，医生遇到 有枪伤的病人须向警方报告。陈赓说，‘不要去报告。我不是一个逃犯，我是一个 共产党。’我丈夫打电话给孙夫人，夫人说，‘治好他。’所以我丈夫就把他隐藏 起来，治疗了一个月。”另外一个故事是这样的；牛医生在把事情弄清楚之前，无 意中把陈赓放在一间已有一个在“剿共”中受伤的国民党军官住着的双人病房里。 陈赓同这个军官曾在黄埔军校同过学，彼此很快就认出来了。但由于这次会面纯属 偶然，并且是在一个“中立”的地方，所以双方都同意保守秘密。这个故事在抗日 战争中第二次国共合作期间流传很广，可能是用以说明两党的军人既有如此深的渊 源，是能够、也应该并肩战斗的。不管是否确有其事，人们传播和相信这个故事反 映出在中国的革命史上那种错综复杂的个人关系。

陈赓康复后在伪装掩护下做了一段时间地下工作，其后被捕。他被关押的时间 较廖承志长一些，是宋庆龄再一次把他救出来的。她在毛月间亲赴南京，当面指斥 蒋介石：

“陈赓是黄埔军校学生，东江之役（1925年）一直跟着你打仗，你打了败仗还 是陈赓救了你一命，不然你也活不到今天，现在你要杀他，简直是忘恩负义，你天 天说的礼义廉耻到哪里去了？！”

这一次蒋介石的作法同对待邓演达不同，他没有下令杀害陈赓。

陈赓后来从关押的地方脱逃，回到红军中，参加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抗美 援朝战争。1961年在国防部副部长任上病逝。

正是与这些案件相关连，宋庆龄于1932年12月发表了她的纲领性文章《中国民 权保障同盟的任务》。她列举同盟任务如下：

一、争取释放国内政治犯，反对目前到处盛行的监禁、酷刑和处决的制度。本 同盟首要的工作对象是大量的无名囚犯。

二、予政治犯以法律的辩护及其他援助，调查监狱的状况和公布国内剥夺民权 的事实，以唤起舆论的注意。

三、协助关于争取公民权利，如出版、言论、集会和结社自由的斗争。

任何人不论属何党派均可参加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只要他们不是限于个别案件 而是准备对现行反动恐怖制度和箝制民主权利的行为发起挑战。她说：

“民主权利是不能与震撼世界和震撼中国的斗争分开的……争取民主权利和争 取政治犯的释放，对革命都是必要的。我说对革命是必要的，就是指中国获得政治 解放和民族解放的必要。不然，除了投降与分裂，就没有其他出路了。”

宋庆龄正面回答了一个挑衅性的问题：“你们要求释放绑票匪吗？”

“我们的答复是：绝不！绑票匪和匪徒们是今天统治中国的制度的一部分，我 们必须反对这一制度。……正如美国匪帮棍徒的经济基础是建立在资本主义和私酒 的贩卖上，中国匪帮棍徒的经济基础就奠定在帝国主义和封建的政权以及鸦片的买 卖之上。而且，我们所反对的是正在全国及租界中进行的对反帝战士的绑架和逮捕， 那是中国人和外国帝国主义分子干的，而且常常由他们的工具——棍徒们来执行。…… 害怕跟这些罪恶作斗争的人们最好不要参加本同盟。”

在前面提到的《告中国人民——大家一致起来保护被捕的革命者》一文中，宋 庆龄称罗登贤等五位被捕的革命者是“中国的反帝战士，他们全都是中国人民应该 为之骄傲的典型”。她引述罗登贤在法庭上的慷慨陈辞：

“‘你们给我的罪名是“反动分子”。我要告诉你们我的经历。我在1925年帮 助组织与领导了香港罢工。我现在刚从东北回来，在那边我同义勇军一道作战，打 击日本强盗。我曾在上海日本纱厂帮助组织罢工。那些全是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 难道这就是我控告为从事“反革命活动”的理由吗？’”

罗登贤未经审判就在8月间被枪决，年仅29岁。他是中国共产党中很少几个出身 工人的领导人之一（在香港的英国太古造船厂做工10年），曾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和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

宋庆龄还指出在中国的外国当局所扮演的可耻角色（主要是上海公共租界和法 租界的巡捕房，他们忙于搜捕革命人士，送给蒋介石去屠杀。在这方面，捕房督察 长英国人吉文斯和法国人若贝兹都是臭名昭著的）。

“租界的法律规定，在引渡被告前没有表面证据，使控告他的案子能够成立。…… 在处理杀人犯、绑票匪、鸦片贩与一般流氓的案件时，租界当局是热心地维护它的 司法权利的。然而昨天，并无真凭实据，只凭巡捕房眼线的一句话‘我认识他们， 他们是共产党’，五个革命志士就过了堂而且被引渡了。……而法庭上的国民党代 表却全副武装……据说在开庭之前他还对人说，‘全部事情已经安排好了’。”

她说，被帝国主义者誉为“安全与公正的岛屿”的上海公共租界实际是“卖国 活动的大本营”。“在此地，蒋介石政府的代表们正与日本侵略者的代表们忙于公 私酬酢，准备签订秘密条约，把我们的国土和千百万人民奉送给外国帝国主义侵略 者。正当这阴谋进行着的时候，中国工农革命运动的工作者和领袖们却因为反对祖 国被瓜分和奴役而受到了逮捕、酷刑、处死、在中世纪的牢狱中活受罪。”

在另一件要案、即邓中夏的案件中，宋庆龄坚持不懈的营救努力未获成功。邓 中夏是中国共产党最早和最有实绩的劳工领袖之一。他被上海法租界警方逮捕时是 用的假名“施义”，身份没有暴露，只是涉嫌。宋庆龄委托进步的女律师史良向法 租界交涉释放。但后来一个叛徒指认他是邓中夏，蒋介石获悉后坚持要求引渡给南 京政府，法方照办了。

像邓演达一样，邓中夏拒绝了高官厚禄的引诱，在1933年9月被枪决，年仅39岁。

邓中夏之死使中国共产党失去了一位杰出的人物。他曾任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 主任；参加过同孙中山的谈判，促成第一次国共合作；1923—1925年期间，参加领 导中国最著名的铁路工人和海员大罢工。1927年后他帮助老朋友毛泽东在农村地区 建立新的红色根据地——如果不是牺牲得这样早，他肯定还会有更大的成就。

在白色恐怖下保护革命者是很危险的。很快，民权保障同盟本身就成了打击的 目标。1933年6月18日，同盟总干事杨杏佛在法租界距宋庆龄寓所不远的街上被蒋介 石的“蓝衣社”分子所暗杀。杨有学者风度，又有无畏精神。他早在1912年就在孙 中山任临时大总统的总统府秘书处任职，后到美国康奈尔大学和哈佛大学留学，口 国后在南京任教。1925年孙中山灵梓迁葬南京，他是丧事筹备处总干事。遇刺时， 他是蔡元培任院长的中央研究院总干事。遇刺的地点在他的办公室和住所之间， 和他同行的儿子小佛腿部也中弹。他是一个非共产党的自由主义者，国民党的老党 员，学术上很杰出，是安装技术专家。但这一切都未能使蒋的蓝衣社刺客们发善心。

杨的遇害对宋庆龄和她的事业的打击可以从当时流传的一句话中表达出来—— “邓演达之死使她失去左臂，杨杏佛遇害使她失去右膀”。

这位瘦高个子、口衔烟斗、充满活力、沉静而勇敢的人早就接到过许多恐吓信， 如果他不解散民权保障同盟、不停止“干预”反动派的乱捕滥抓，就会被置于死地。 但他没有被吓倒，因此反动派就决定对他实行暗杀，借此不仅可以摧毁民权保障同 盟，并且警告宋庆龄，她将成为下一个目标。为了加强这一警告，还给她寄去了 “经典性的”象征物——一颗子弹。

她的回答是发表声明，给以有力回击：

“这批人和他们所雇用的凶手以为单靠暴力、绑架、酷刑和暗杀就可以把争取 自由的最微弱的斗争扼杀。这就是他们统治人民的武器，也正说明了他们整个政权 的面目。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就代表这样一个争取自由的运动，杨铨（杏佛）也就是 因为他在这个组织中的活动而被残酷地杀害了。

“但是，我们非但没有被压倒，杨铨为同情自由所付出的代价反而使我们更坚 决地斗争下去……杀害杨铨的刽子手们要明白，政治罪行必然会给他们带来应得的 惩罚。”

她在毫无防卫的情况下亲往参加杨杏佛的丧礼，一方面是表示对敌人的蔑视， 另一方面也是为了有“孙夫人”在场，丧礼可以得到一定保障。当记者问到民权保 障同盟的会务时，她说，“当然继续进行”。但其后不久，同盟被迫解散，因为杨 铨的遇害不仅使一些人感到恐惧，也说明了应采取另外的方式继续斗争，而不是使 同盟的领袖和积极分子遭受同总干事一样的命运。

在同盟存在的半年时间内，它所完成的业绩是很多的。除上面已记述者外，它 还曾派出工作组去北京，成功地救出了因抗日爱国活动而被国的人士，其中有北京 大学教授、五四运动积极分子许德来，还有不到20岁的中学生。许获释后立即加入 同盟北平分会。

老新闻工作者刘尊棋是这些获释者之一。他的回忆录叙述了这次营救活动是怎 样开始的，从中反映出宋庆龄的品格和行动的迅速。

在狱中，从偷送进来的报纸上，刘尊棋看到了宋庆龄领导下的中国民权保障同 盟成立的消息以及上海英文《中国论坛》报关于同盟的介绍。他就同狱中难友（包 括以后成为中共中央委员的薄一波和刘澜涛等其他共产党人）商量，打算写信给宋 庆龄。大家同意后，推刘起草，因为他的英文很好。信中揭露他们被关押的所谓 “反省院”实际上是一座军人监狱，犯人们都是未经审讯就被无限期关押在这里的。 他们受到残酷的折磨，不能读书和写家信，也得不到医疗。犯人们要求释放他们出 狱，让他们上前线去抗敌救亡。

这封信冒着巨大风险被偷送出去。宋庆龄收到后不但立即交给《中国论坛》报 发表，并派出小组到现场调查，由总干事杨杏佛带领，成员中有同盟北平分会主席 胡适。他们去向当时掌握北平军政大权的“少帅”张学良陈情。张因日本强占了他 的故乡东北，深为悲愤，所以对抗日运动表示同情。他派了一个部属参与调查。几 个月后，刘获释。

在这次营救活动中，北平分会主席胡适表现动摇，因而被同盟开除。胡愿意请 求释放这些犯人，但却实用主义地为犯人所受到的非人待遇加以粉饰。宋庆龄指出： “中国有许多所谓‘知识分子’，胡适就是其中典型的一个，除非酷刑在他们的眼 前施行，他们是不相信监狱中施用酷刑的。可是，有哪一个犯人敢在狱吏面前公开 说话呢？有哪一个狱吏会让调查者看一看刚受过酷刑的囚犯或者让他亲眼看看酷刑 的场面呢？”

作为一种在犯人们中间制造不和和互相怀疑的诡计，国民党警方释放了一部分 人，而继续监禁了另一部分人，从而埋下一颗“定时炸弹”。刘尊棋还在狱中时， 他们把他的名字偷偷写在一份“自首书”上（实际上他自己从未签过字）。这使他 蒙受了几十年不白之冤，直到最后查清了事实，证明“自首书”是伪造的。

同盟还成功地向全世界揭露了国民党绑架著名女作家和女权运动者丁玲的事实， 从而救了她的命。总的说来，同盟向全国和全世界舆论界揭露中国当局的白色恐怖， 使这些恶人处于被动地位。

同盟也曾设法要求国民党释放陈独秀。陈是中国共产党前总书记，后转向托洛 斯基派，所以他的观点同宋庆龄及其他同盟积极分子是大不相同的。

在同盟所有这些活动中，宋庆龄的声音和威望起了主要的作用。

正因为如此，所以在30年代的上海，蒋介石的特务组织忙于策划消灭她或使她 不能开口就不足为奇了。

当时被派到上海法租界去领导这一秘密工作的“军统”少将沈醉在他后来 写的回忆录中，叙述了他如何监视和骚扰宋庆龄。有一次他还拟订了一个从肉体上 消灭她的计划，得到军统头子戴笠的赞同，上报给蒋介石。

据沈醉说，蒋本人痛恨宋庆龄，想除掉她。但他又怕由此不可避免地引起公众 的抗议浪潮，因此想先用一场神经战来封她的口。特务们被派到她莫里哀路寓所附 近进行监视，并不断打电话或写信去威胁和侮辱她。前面已经提到，杨杏佛是在蒋 的亲自命令下被杀的，部分原因就是为了“杀杨儆宋”。

沈醉每天要写一份关于宋庆龄活动情况及来访客人的书面报告。因为在法租界 有所不便，他想让她搬到更便于他掌握的地方去住，或者干脆把她赶出中国。但一 切计谋都由于她的沉着坚强而归于泡影。其中有一个试图收买她家佣人的打算。据 说有一个诡计是由戴笠得意地亲自制定细节的，内容是安插一个适当的人去追求宋 庆龄的贴身女仆李姐（李燕娥），因为这时李在经历一次被残酷破坏的婚姻后正想 重新物色对象。老实的李姐把事情告诉了宋庆龄。宋庆龄对这个伪装成出租车司机 的年轻漂亮的小特务问了几个问题，就发现了破绽。

沈醉自己为戴笠设计了一个使宋庆龄“发生车祸”的计划。他从上海大流氓头 子、鸦片大王杜月笙那里借来一部特别加固的汽车，准备用它去撞来的座车，为此 还进行了“演习”。他们的设想是使宋受伤致残，最好是使她头部重伤，永远不再 能思维和说话。沈醉自告奋勇，愿意自己去开车撞击，如果被控有罪，他不怕坐牢。 戴笠称赞他的“忠心”，并告诉他不用担心法国人会抓他去坐牢（“车祸”预定在 法租界“发生”），会有办法把他弄出去的。戴笠还单独请沈醉吃饭，进一步商讨 了行动细节，但这个计划一拖再拖，最后被取消了。其间戴笠一再追问他，是否有 把握使来致残而不是致死？如果致死，那会引发一场全国性、以至世界性的怒潮。 很显然，是蒋介石最后把这个计划搁置起来的——因为他还是想在宋的事情上使自 己保持清白。

在这段时期内，宋庆龄的国际性活动除营救牛兰夫妇外，有三件重要的事情， 即；抗议德国的法西斯恐怖，同萧伯纳的谈话以及在上海举行的远东反战大会中发 挥领导作用。

法西斯主义从一出现起就为宋庆龄所厌恶。在20年代，反对中国革命的外国反 动分子就自称“上海法西斯蒂”。蒋介石请德国的军官和警官来充当他打内战和 “反颠覆”的顾问，还请来了一个意大利空军代表团。现在，他又仿效墨索里尼的 黑衫队和希特勒的褐衫队，组织起自己的“蓝衣社”。另一方面，欧洲（特别是德 国）的反法西斯力量曾给中国受困的进步人士以有力支援。因此，在希特勒1933年 在柏林掌权、这些德国友人自己成为牺牲品时，宋庆龄和她在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 同事鲁迅、杨杏佛、史沫特莱、伊罗生和林语堂，立即到德国驻上海总领事馆去提 出强烈抗议：

“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是反抗中国的恐怖、争取中国人民的民权和人权、并与世 界进步力量联合在一起的，它对于现在统治着全德国的恐怖和反动，感到非提出强 有力的抗议不可。

“……自从德国法西斯政权建立以后，三、四万工人与数千工人阶级的领袖和 知识分子已被逮捕了。被捕者在牢中、在纳粹冲锋队的营房中以及在集中营中受到 酷刑……成百的人被杀害后，尸首常常被抛到河里、湖里或丢弃在森林里。其他的 人被枪杀后，当局还要散布消息，说他们是逃跑时被射击而死的，或者说他们是…… 自杀的。不用说，所有这些都是残酷的谋杀。

“……德国工人阶级数十年斗争得来的权利被粉碎了……所有德国进步的学术 与文化生活全被摧残。”

她列举了被迫害和放逐的知名人士，包括科学家爱因斯坦、小说家佛希特万格 和托玛斯·曼、艺术家马克斯·里伯曼和凯绥·柯勒惠支、名指挥家波卢诺·瓦尔 特等，指出“其他成千的无产阶级与进步作家们的命运，甚至更糟。”

她接着指出：

“报纸在法西斯铁蹄下喘息着。整个工人阶级的报纸，甚至那种自由主义知识 分子的喉舌如《世界论坛报》和其他一些更温和的报纸全受到箝制……至于德国政 府和法西斯党有计划地组织并鼓动起来的对犹太人的迫害以及反犹暴行，更是人类 与文化倒退到中世纪和帝俄的最黑暗日子的另一个征象。

“最近这种野蛮行为是表现在焚毁进步作家、无产阶级和犹太作家的书籍上， 这种事只有在人类历史上野蛮和无知的黑暗时代才发生过。……

“为了人类、社会和文化的进步，为了努力协助保持人类和各种运动所得到的 社会与文化的成果，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坚决地抗议上述的事实……”

这一声明在上海及其他各地——特别是在学生和知识分子中间——引起了强烈 的反应。声明中列举了许多详细的具体事实不只是让德国法西斯知道他们的暴行已 大白于天下，还使中国公众知道了真相。

在抗议德国纳粹暴行之前，宋庆龄于2月17日会见了在环游世界旅行中抵达上海 的萧伯纳。上海有许多人邀请萧伯纳，但他都拒绝了，只要求见孙夫人，当她和朋 友们登上他所乘的“不列颠皇后号”时，他说，“除了你们，我在上海什么人也不 想见、什么东西也不想看；现在已见到你们了，我为什么还要上岸去呢？”但在宋 庆龄邀请下，他还是同大家一起上岸到莫里哀路29号来寓。在游轮上、在接送他们 往返码头的小艇上（每次需两小时）、在宋家中，他们谈了好几个小时。参加谈话 的先后有鲁迅、蔡元培、史沫特莱、伊罗生和林语堂——都是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成 员。史沫特莱把谈话详细记录了下来，共有21个打字页，下面摘录一部分：

萧：请明确告诉我，为对付日本的侵略采取了什么办法。

宋：几乎没有……南京政府把最精良的军队和武器用来对付中国红军而不是日 本人。

萧：是不是可能使南京的军队和红军组成一个反对日本的统一战线？

宋：去年12月，在华中地区的（中华）苏维埃政府发表了一项宣言，如果南京 政府停止向苏区推进，苏维埃政府愿意同任何部队达成共同抵抗日本侵略的作战协 议。

萧：这个建议够公平的。

宋；但没有被接受——从那时以来，南京的军队发动了对苏区的进攻。

萧：到底国民党是什么——南京政府又是什么？

宋：国民党……执政党……同南京政府是一回事。

萧：但是谁选出这个政府的呢？真正的权力在谁手里呢？

来：……谁也没有选谁。蒋介石有他的军队，所以他是独裁者。

萧：……请告诉我，孙夫人，关于国民党和这个政府，你的立场是什么呢？

宋：当革命统战线（1927年）在汉口解体时，我就同国民党脱离关系到国外去 了，从此我就同国民党不相干了，因为它屠杀人民、背叛革命……

萧：你真是个天不怕地不怕的人。当然，你说的话他们是会害怕的。……请告 诉我，南京政府有没有想收回你的“孙夫人”的称号。

宋（笑）；现在还没有，不过他们会要这样做的。

萧伯纳的问题是很锐利的，对他的主人的许多意见也表示同意。但他没有像宋 庆龄等所希望的那样，对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和筹议中的上海反战会议公开表示支持。 （他宁愿信任“国际联盟”的“知识合作国际局”。）萧在老年总是逃避作出承诺 和建议，但以表达自己的观点和机智为乐，如以下的对话：

宋：萧伯纳先生，我愿意陪你看看闸北（在1932年被日本人在战争中破坏）地 区。

萧；但所有被毁坏的地区都是差不多的。有一次我被带去参观佛兰德①，我看 到那些瓦砾堆时对我的向导说，‘这要同复活节那个星期后我的家乡都柏林比起来 ②，根本算不了什么。’

①第一次世界大战战场。——译者

②指1916年爱尔兰人反对英国的民族起义。——译者

宋：我愿意陪你去看看中国的一些真相……那就是中国工人工作的厂子和一些 工人的家庭。

萧：我早就知道了！他们极度贫苦。像伦敦和其他类似城市的贫民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