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

1968年，《年谱》没有宋庆龄在公开场合露面的任何纪录，只记载了她给当局 的一封信，证明路易·艾黎是一位忠诚的外国朋友，因为在当时那种“怀疑一切” 的气氛中，对他也散播了许多疑问。这封信是这样写的：

“我从1932年起就认识路易·艾黎。他为中国作了贡献，帮助我们保卫国家。 当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时候，是他在内地创办了工业合作社，帮助我们培养年 轻的一代。为了这项工作，他甚至牺牲好职业。当白色恐怖笼罩上海的时候，当中 外特务追索共产党员的时候，是他把自己的家作为共产党员的避难所。当日本帝国 主义占领中国的时候，是他在甘肃等内地不怕任何艰苦的生活条件，为中国人民工 作着。解放以后，他支持我们的文化革命运动，写了很多的书、诗与文章。当世界 和平委员会派他去外国时，他为我们讲演和辩论。解放前和解放时我都了解他。我 觉得他是新中国的一位诚实忠诚、不屈不挠的朋友。我极端相信他。他如白求恩大 夫一样，是国际共产主义、马克思、列宁的信徒。

宋庆龄（签名）

一九六八年八月卅一日”

这一年留下来的史料还有她在8月份写给格兰尼奇夫妇的信（这封信只有月日、 没有年份，所以也可能是1969年的）。她在信中还对马克斯·格兰尼奇的哥哥（美 国左翼作家、笔名迈克尔·戈尔德）之死表示哀悼：

“多年来，我常在《工人日报》上读到他那写得很好的专栏，后来看不到这张 报纸了（该报由美国共产党出版，后被认为是修正主义而不能在中国发行），觉得 若有所失。”

她为迟迟未复信道歉，并解释说：

“……在这场闹哄哄的文化运动中，你们的新地址我夹在一本书里，找了许久， 今天才找到……”（这说明她有些东西已收起来了或者被弄乱了。）

尽管遇到麻烦和限制，她对这场运动的广泛意义仍表现出一种积极的态度：

“……我担负了更多的对我并不适合的那种职责。时局发展得很快，要求不断 学习以跟上形势。失眠症和关节炎是我想要做点事的两大障碍。但我还是尽了最大 努力紧跟，我不敢落在后面。

“这里正在发生的事情不但将改变我国人民，还会改变世界的其他地方。这是 毛主席的思想的伟大胜利。他无疑是马克思和列宁之后最伟大的人物。”

她以热烈的心情谈到美国1968年的群众运动，特别是全国各地各阶层的人民广 泛参加反对越南战争的抗议示威以及黑人群众的奋起：

“美国正在发生的事情非常令人感到鼓舞。我很高兴，一向反动的南方各州也 卷进了这一伟大的洗礼。”

[1969年]

1969年，《年谱》的记载仍然极少，只有她参加国庆招待会和检阅以及她个人 所做的一件关心后辈的事——在知道杨小佛未收到所寄去的《孙中山选集》和《宋 庆龄选集》后，又把自己手头的一套请她的助手带到上海，作为礼物送给他。

实际上，这一年和下一年都是极富戏剧性的。

总的气氛是备战。美国侵越正向中国南部边境迫近，在北部边境则同苏联发生 了武装冲突。中国准备对付来自任何一方或者双方的进攻，甚至核攻击。在僻远的 内地山区建起了新的工业。全国各城市都在地下挖了迷宫似的“人民防空工事”以 用于隐蔽和疏散。多余的和被怀疑为不可靠的人都得离开中心城市，到其他地方安 置。关于这种情况，宋庆龄写道：

“甚至孩子们也都在忙着备战工作。战争要是打起来，我们是不会措手不及的。 苏修使我想起了一句古话，‘上帝要谁毁灭就先让他疯狂。’我们的孩子们都到农 村去工作和学习了，和农民同吃同住。他们长大后不会变修、也不会沾染资产阶级 思想。农村生活使他们经受了锻炼。”

她认为当时确实存在战争的危险，备战是必要的（备战工作是防御性的，尽管 当时中国挖防空洞也被莫斯科谴责为“好斗”）。

但事情还有另外一面。林彪和后来被称为“四人帮”的势力加紧控制中国的政 治，他们把所认为的国家面临的危险作为消灭异己的借口。

这在确定哪些人应该撤出北京及其他重要城市的问题上经常表现出来，因为要 撤走的人都是被认为不可靠的或不必要的或既不可靠又不必要的，撤走是一种战前 的预防性措施。从廖梦醒给宋庆龄的信中可以看到一个辛辣的实例。廖梦醒是廖仲 恺和何香凝的女儿，一位忠诚的、久经考验的共产党人，但她却被极左分子划入既 不可靠又不必要的一类。廖给宋的情仍像通常那样用“亲爱的叔婆”开头，接着写 道：

“我正打算收拾行李，虽然我仍然不知道上哪儿去。……我被划入‘老弱病残’ 一类，将不需要留在北京。我正在把我所需要而又拿得了的东西清理出来……到了 新的住处我会写信给您。上海也是一个海岸城市。我相信您早晚也得走……希望您 将来会有一个愉快的新家，颐养天年……不管我到那里，我都会想念您……”

廖梦醒这时年纪已经很大了，身体也不好，但她的工作单位全国妇联的“造反 派”老早就把她软禁起来，使她备受折磨。她告诉宋庆龄：“我有没有对您说过， 我家那扇离我居室最近的后门被钉死锁上了。我常常是孤零零一个人在家，两手常 常颤抖……我相信我们之间来往的信有几封丢失了……只要能写，我会继续给您写 信的……我太想念您了，我无法表达……”在收到宋的回信后，她又写道：“这么 久听不到您的消息，老在盼您的信，现在总算盼到了，我真不知道有多高兴……” 这两封信都不是通过邮局而是由人送去的。

在折磨人的1968—1969年，宋庆龄的亲属中还发生了两起不幸事件，使她精神 上备受打击。一是她很喜欢的一位有才华的表妹、二舅倪锡纯的长女倪吉贞1968年 5月在上海被迫自杀。这个表妹全家被扫地出门，挤住在一个汽车间里，自己被作为 “管制分子”强迫劳动，不堪凌屏。消息传来，她内心极感悲愤。二是她最喜欢的 最小的弟弟子安1969年2月病故。她又为之伤心落泪。她为了要往美国发一个唁电， 还得请周恩来和邓颖超帮忙获得特许——在那段紧张的时期，事情就是这样的。

[1970年]

1970年，《年谱》的记载只有两条，一是在天安门城楼上参加国庆检阅，二是 接受保加利亚新任大使递交的国书。

在给格兰尼奇的信中，她还是表现出一种认为整个形势令人鼓舞的语调：

“……真希望你们也在这里，可以亲眼目睹正在发生的巨大变化。从安娜·路 易斯·斯特朗的《中国通讯》中，你们可以……随时有所了解。不幸的是，她已84 岁了，身体不好，所以她不能再继续这项极有益的工作了……”

关于她自己的行止，她已回到上海了。“离开家到首都去已4年了，我现已回家 休息。”离开这座家乡城市那么长时间当然不是她自己愿意的。

她写到在北京的朋友、来往的减少和惯常生活的中断，字里行间也隐含着对北 京现状的批评：

“路易·艾黎不是很快活，因为他不能到处跑（为写作收集材料）。他也在发 皮肤病……马海德生了肺炎，现正在康复。虽然我们都住在同一座城市里，我已经 有好多年没见到他们了。

附记：2月6日是春节，但我们现在不过这些节了。”

[悼念斯特朗]

宋庆龄这封信是1月底写的，已提到斯特朗因年迈停止了工作。3月29日，这位 战斗一生的美国记者和作家在北京逝世——宋庆龄的历史最长的联系外国革命的纽 带之一折断了。斯特朗最后一次住院时，宋庆龄想起她所最喜爱的花，并把这些花 送到了她的病床边。1957年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回到北京之后，她们见面很少， 遇到节日或其他事情互致问候时，信的开头总是称呼“亲爱的宋庆龄同志”和“亲 爱的安娜·路易斯同志”（或甚至称呼“亲爱的斯特朗小姐”），不像对其他老朋 友亲热地叫人绰号。可能由于斯特朗个性太强并且总喜欢对别人发号施令，也可能 由于斯特朗的新闻记者“职业本能”总想把她所听到的所有消息都报道出去，在宋 庆龄同她长期相识的过程中，发生过某些意见相左的情况。但她们之间的关系还是 很深、很牢固的，她们相互对对方本质上的敬重也是如此。

有一点是宋庆龄从来没有怀疑过的，那就是斯特朗为人的正直。据说，早在19 49年，宋就曾敦促毛泽东为斯特朗向莫斯科说情，因为她被扣上“间谍”帽子抓起 来关了几天之后被驱逐出境了。“为什么对斯特朗这样做？她是个好人，对中国和 其他地方做了许多好事。她是一个有信念的马克思主义者。”——据说宋曾这样对 毛说。

宋庆龄在“文化大革命”开始时给斯特朗的信简显示出对她仍很信任。她的 《中国通讯》宋每期必读，很赞赏并向海外友人推荐。她去世时，宋著文颂扬。在 回忆她时，宋庆龄不可能不想到她们那些在30年代后期苏联大清洗中死去的共同的 朋友加拉罕、加伦将军、博戈莫洛夫等，还有鲍罗廷，这位1923年来华任孙中山顾 问并参与了1925—1927年中国大革命的苏共老党员，他是1949年初与斯特朗差不多 同时被捕的，但他没有像斯特朗那样“幸运”（加上罪名、驱逐出境），而是被投 入监狱，两年后死去。宋庆龄不能不想到那些在自己国家的“文化大革命”中受谴 责、被拘押的老革命者，他们未来的命运会是什么呢？苏联在共产党掌权这么久之 后却发生了如此致人于死地并且又是如此大规模的镇压，而中国则避免了这种情况， 这一直是值得我们党和国家为之骄傲的事情——但现在还能这么看吗？

后来，她写了《斯特朗的名字永远留在中国人民心里》一文，这是她对这 位美国友人盖棺论定式的最后评价：

“安娜·路易斯·斯特朗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也是我的老朋友。

“早在一九二七年，当中国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遇到乌云恶浪的时候，我在武 汉遇到了斯特朗，并且住在同一幢房子里面。那时我们都还年轻，我们经常见面， 多次长谈，谈话的内容很广泛，主要是关于我国当时的政治形势。她非常关心中国 革命的前途，也关心我的处境。我们得出的结论是乐观的，我们坚信，表面的混乱 是暂时的，经过大革命锻炼和组织起来的工农革命力量，仍然坚强有力，朝气蓬勃， 它的呼声很快就会响遍全世界。斯特朗的热情和智慧，增强了我同邪恶作斗争的力 量，更坚定了我为中国革命走自己应该走的道路的决心。

“在以后漫长岁月里，我们见面的机会不多，但是音信还是相通的。后来斯特 朗在苏联蒙受了不白之冤，使我感到忧虑。最后，在她七十二岁高龄的时候，终于 来到新中国。我热烈欢迎老友的归来。她怀着回到家里的喜悦心情和我一道回忆过 去，谈论未来。她还是那样精力充沛，用她的笔向世界传播着新中国的信息，为中 国的革命和建设作了大量有益的工作。这本集子就是她在中国的珍贵纪录。

“不幸她先我而去了。她的骨灰埋在中国的土壤里。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 名字将永远留在中国人民的心里。”

宋庆龄敬慕安娜·路易斯·斯特朗是同她自己的立身处世准则一致的。这些准 则是：信念，百折不挠，乐观，为事业全力以赴。在这篇充满热情的纪念文章中也 体现了这些准则。

[同斯诺重逢]

这一年，宋庆龄在失去一位外国老朋友之后不久，却得到了同另一位重聚的忻 慰。他就是埃德加·斯诺。他同妻子洛易斯·惠勒来到中国显示，在“文化大 革命’冲极左势力登峰造极的掌权地位略有退潮（在此之前斯诺曾申请来华但未获 准入境），并且成为以1972年尼克松访华为标志的中美恢复接触的先兆。

对斯诺回到中国，宋庆龄显然十分高兴。她身边的工作人员回忆道，宋有好几 次邀请斯诺夫妇到家里吃饭，其中有一次是在国庆节（那天斯诺夫妇登上天安门， 同毛泽东一起检阅游行队伍，引起了全世界的注意），每次都由她亲自来定菜谱 （对于她最欢迎的客人她总是这样的）。洛易斯·斯诺叙述了这几次会面的热烈情 绪：“宋庆龄一直是埃德①的亲密朋友，经过这几次到她北京寓所的访问，她也成 了我的亲密朋友了。在她心里，不仅装着埃德，还装着我们全家。在她家里放着克 里斯托弗和西安②的照片，是他们大约8岁和6岁的时候，我们从美国寄给她的。看 见这些照片，真让我十分感动。埃德深深地敬仰这位英雄的妇女，她的价值观使她 坚定而又奋发地站在革命一边，牺牲家庭关系和荣华富贵都在所不惜。”

①对埃德加的昵称。——译者

②斯诺夫妇的儿子和女儿。——译者

他们同宋在一起的时候一定谈得很多，但在斯诺关于这最后一次访华的著作中 却什么也没有说（这本书斯诺因患了绝症而未能亲手完成），这是很异常的作法， 因为以往他总是详细地记述他同宋庆龄的每一次会晤的。也许这是因为文化大革命 尚未完全平息下去，所以她嘱咐他关于这次会晤什么也不要写。

但在斯诺那些未经编辑加工的笔记中有些线索可寻：

9月30日晚在周恩来总理主持的国庆宴会上，斯诺夫妇见到了宋庆龄（“作为人 民共和国副主席”），她在一群显要人物之中，包括老一辈领导人朱德、董必武， 也有“文化大革命”中的当权派江青、林彪和他的老婆叶群、康生、张春桥、姚文 元等。出席的还有柬埔寨的西哈努克亲王以及越南和阿尔巴尼亚的高级代表。

10月3日，宋庆龄请他们去喝茶，还有马海德和路易·艾黎。“我们在五、六个 解放军士兵面前走过，她的秘书——一个健壮的男青年——出来迎接我们。园中已 是深秋景色、显得有些凋零。池里水很少，鱼都已捞走了……她的女秘书对我们这 样说。男秘书陪我们……走到一株已有120年树龄的石榴村旁——溥仪出生时这树已 经在那里了。（孙）夫人看来有点疲乏、有点发福……”（完全没有提到同宋的谈 话，显然是因为游花园后没有时间了，游花园也许是工作人员故意安排来消磨时间 的。）

10月11日。“同孙夫人、艾黎、马海德夫妇共进晚餐（还有孙夫人的保健医生）…… 她准备了一桌丰盛的筵席……谈话主要也是关于饮食的。”（看来是故意回避谈别 的事情。）

在同一页上，斯诺附注道；北京的来信“最近批评我在《复始之旅》一书中的 错误——很有道理。”

1970年末斯诺离开中国。1971年7月31日，他写信给路易·艾黎，谈到自从轰动 一时的、出乎意料的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问北京一事发生之后，在对待中国的态度 上，美国国内发生了极大的变化。过去二十年来，他的著作很难找到出版的地方， 现在随着更加轰动的美国总统访华的即将实现，主要的美国传播媒介都来向他紧急 约稿（尽管它们仍想进行歪曲）：“……化了一星期……为《生活》杂志写了一篇 稿子，他们用的标题是《中国人期望从尼克松的访问中得到什么》。我原来的标题 是《尼克松心向紫禁城》。在编辑中，他们设法做了点手脚，有一处压缩成周恩来 谈话而‘毛听着’……在我那句‘中国从未放弃武力收回台湾’的话中，加上‘公 开’一词。”他又带点嘲讽意味地接着说，“有一件事……使我大为得意。《生活》 杂志在那张老大的《纽约时报》上为我那篇文章……登了整版的广告——也是这张 报纸早些时候曾拒绝刊载重要的周总理访问记，深怕上斯诺的赤色宣传的当。现在 美国却听不够了。关于乒乓（外交）的报道如此之多。”

在同一封信里，他对自己十年前访华后所写的《今日红色中国：大河彼岸》作 了自我批评式的评论：“……现在我重读这本老书，常常要惊叫起来……当时我对 群众的无知和偏见过于迁就，以致对美国过于宽大了……现在，《纽约时报》也在 发现中国是个好地方，但当时——在书评栏里除了抓赤色分子就没有篇幅登别的东 西了……

“全世界现在看到毛主席是个伟人，他当然是。但我的任务是使人们看到他不 是妖怪而是人，这样做很有必要，因为在那些常常是文字拙劣的宣传中，他的行径 使人觉得是有威胁性的。”

斯诺又说，除了一些错误，他在许多事情上是正确的，但他不愿对此自吹自擂。 “请告诉对我的批评家们……我知道自己的过失，并愿在将来的工作中加以纠正— —如果时间允许的话。”他保持了一贯的谦虚态度。

但时间不允许了。在他写这封信后不到一年，癌症就夺去了他的生命。

[1971年：关键的年份]

1971年，《年谱》上没有任何记载，但这实在是一个十分关键的年份。

在国内，毛泽东亲自指定的继承人林彪阴谋夺取最高权力、策动反革命武装政 变，事败仓皇乘机出逃，飞机在蒙古境内失事，机毁人亡。这是9月13日的事。到1 1月，事情的内幕还没有完全公开，宋庆龄在11月11日给在摩洛哥养病的斯诺的信上， 赞扬他没有急于报道此事：

“对于9月13日的飞机失事事件不作任何评论是明智的，因为尽是些揣测之词， 人可不能做说瞎话的预言家。你不说话，我就放心了。就是那些在内层的人也不知 道详情。这么说吧，这是一场噩梦——‘勃鲁托斯，你也在内吗？’①不管怎么样， 勃鲁托斯还是L．P．（林彪英文拼音的缩写），都是他自己的阴谋的牺牲者。真是 个无赖！没有一个人会想到他会扮演这样的角色，他不已成了指定的继承人了吗？！ 只有时间会透露出你现在还不知道的事情。”

①语出莎士比亚历史剧《裘力斯·凯撒》（据朱生豪译本）。勃鲁托斯是刺杀 凯撒的密谋集团首领，以后自杀。——译者

在国际上，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席位。这个席位为台湾蒋介石集 团窃踞了二十多年，现在主要由于第三世界国家的努力（这反映出中国革命在它们 心目中的崇高威望），改变了局面，而美国则支持蒋集团直到最后失败。

这样，中国尽管在国内遭到困难（一度有趋于危殆之势），在世界上的地位却 不断上升。

宋庆龄也看到了这一点，在私人通讯中她写道：“（1971）对我们和对全世界 都是意义重大的一年……因为中国现已处于世界的中心，全世界人民从联合国的讲 坛上听到了中国的声音。愿1972年给各国人民带来和平。”

正由于形势有所好转，所以她在听到大弟（只比她小1岁）子文去世的消息时， 还不至于太难过。宋子文是因为意外事故（在美国一家餐馆用餐时骨头卡住了咽喉） 而死的，享年77岁。这位金融家、前国民党要人同她在政治上的争执和歧见大体上 和霭龄、美龄差不多，但两人之间的个人情谊要深一些——他有时还支持她的工作。

[沉默五年后的第一篇文章]

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他来是为了重新恢复同中国的接触，或者更明白 一点说，是为了承认中国革命胜利这一事实。二十多年来美国官方一直无视中华人 民共和国的存在，这种情况现在结束了。也是在这一年，宋庆龄打破了持续五年的 沉默，重新在报刊上发表文章。

1月，在尼克松访问前夕，她发表了《一个新时代的开端》一文。文章的论 点不是说尼克松给中国带来了一个新的时代，而是说中国和亚洲的新时代把尼克松 带到了北京；

“美国总统宣布要来北京访问的消息，在全世界引起了震动。在朝鲜战争期间， 他极力主张轰炸中国，而现在，他又准备和中国领导人展开对话。尼克松总统在他 当选的前一年曾在一篇文章中声言：‘任何一项美国对亚洲的政策都迫切需要正视 中国的现实。’”

“那末，中国的现实到底是什么？”她接着回答自己提出的问题：

“过去二十年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了中国人民建设起了一个社会主义国家…… 中国人民现在正在与世界各国为和平繁荣而英勇奋斗的人民，并肩战斗，相互支持……”

在概述了从旧中国到新中国的巨大变化——不仅在数量上而主要是在质量上— —之后，她接着说：

“……一个真正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外交事务必然是和一个有益于全世界人民的 国际主义联系起来的，而不是和任何一个帝国主义的工业一军事集团联系起来的。…… 一个新时代开始了。中国的做法完全……是国际互助。”

1971年的联合国大会以压倒多数通过了恢复中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的提案， “这是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外交路线的胜利。这是联合国内一切维护正义的国家的 胜利，是全世界人民的胜利。”

文章最后说：“毛主席预言，从现在起，五十年内外到一百年内外，是世界上 社会制度彻底变化的伟大时代，是一个翻天覆地的时代，是过去任何一个历史时代 都不能比拟的……我们确实正处在一个新的人民的时代的开端。”

她为这一历史性的全面进展而感到自傲，这一点是很明显的。相对而言，挫折 和困难犹如即将消失的乌云。

因患关节炎和尊麻疹，她没有参加官方对尼克松一行的招待会。

“我很高兴他们没有要我参加在尼克松访问期间的所有活动，但我在海外的朋 友写信来说，他们在电视上没有见到我，感到失望。”

但她接着说：

“很多美国人去参观了我们在上海住过的房子……察看我丈夫书房里原有的藏 书，甚至还有那些照片。”

她又尖刻地补上一句（显然是针对国外有人幻想新中国或她本人会改变根本观 点）：“他们会发现卡尔·马克思仍然好好地在那里。”

1972年之后，来华的美国人确实越来越多，而且形形色色都有。有她在威斯里 安上学时的朋友（来的常常是这些朋友的继承人或后代），有各个革命时期同她在 政治上有关系的人，也有直到最近还对中国不友好、现在却成了中国的“新的发现 者”的人。对这各种类型的人，她都欢迎，只有一种人她觉得难以接受——那些了 解政治实情，而“在麦卡锡时代跑得同兔子一样快——毫无骨气”的人，“但现在 他们却成了社会栋梁，所以我们必须欢迎！”

[痛悼挚友]

2月15日，一位同这些人截然不同的美国人——埃德加·斯诺因患胰腺癌在瑞士 病逝，宋庆龄为此极度悲痛。

她身边的一位工作人员回忆说，她写东西通常是很快的，但在听到斯诺噩 耗后她为了写给斯诺遗孀的唁电，通宵未睡。唁电写道：

“痛悉我们最诚挚的朋友不幸逝世。在我们抗日战争期间，他坚定地支持了我 们反对国内法西斯反动派和日本军事侵略的斗争。我们的坚强友谊也象征着中美两 国人民在正义事业中互相支持。我确信，你和你们的子女将继续完成他的遗志，促 进我们两国伟大人民之间的了解和友谊。你可以感到宽慰的是：对埃德加·斯诺的 记忆在中国人民的心中将永远长青。”

洛易斯·惠勒·斯诺在她纪念斯诺的书中谈到这个唁电时说：“她在一生中永 远是勇敢无畏的，她从万里之外发来的唁电也给了我勇气。”

在反动势力面前勇敢无畏——这是宋庆龄认为最优良的品质之一。三十六年前， 主要通过她的推荐和帮助，斯诺访问了延安，写出了《红星照耀中国》一书。在一 篇纪念斯诺的专文中，她称赞斯诺“勇敢地到了‘大河彼岸’的地方，去了解在新 根据地的中国革命。”

她满怀热情地回顾她同斯诺相识四十多年来的历程。斯诺作为一位年轻的记者， “如饥似渴地寻求真理和知识”，首先来到上海，然后又深入到中国的红色区域。 他在这次采访中所写成的书（《西行漫记》）“经受住了历史的考验，这对他来说 是最恰当的铭词。”在抗日战争时期，宋庆龄创建保卫中国同盟，他“曾给予很大 的帮助”。他“也是中国工业合作运动或称‘工合’运动的一位热情的发起人。” 本世纪中叶美国麦卡锡主义横行，他备受政治迫害。“然而，任何事情都改变不了 他要消除中美两国人民之间的鸿沟的决心。”

虽然当时埃德加·斯诺并不知道，正是他于1970年12月同毛主席所进行的长谈 ——当时中国人民的领袖谈到为了解决中美两国之间的问题，有必要同尼克松总统 对话，导致了中美两国人民中断了二十多年的友好往来的大门的打开，而这就是埃 德加·斯诺毕生所致力的事业的一个目标……

“……中国人民将永远怀念埃德加·斯诺这位致力于中美两国人民友好的、不 知疲倦的活动家。太平洋两岸的子孙后代将会感谢他……”

在当时的一封信里，宋庆龄写到斯诺的遗孀洛易斯遵照斯诺的遗嘱正把他 的骨灰的一部分带到中国，并且称赞洛易斯“她多么能为别人着想！”——因为中 国政府提出愿意负担她的路费，她就宁愿坐火车而不乘飞机以节约开支。护送斯诺 骨灰来华的还有他的挚友、1936年同去陕北的马海德医生。马海德是随同一个由毛 泽东派去治疗斯诺的医疗小组前往瑞士的。在北京，斯诺的骨灰被安葬在前燕京大 学——现在的北京大学校园的一部分——美丽的未名湖畔，年轻时的斯诺曾在燕大 教新闻学并鼓励青年学生的抗日活动。

斯诺去世还不到一个月，宋庆龄又悼念了另一位同她的过去有密切关系的美国 人，她的朋友、同志和经常的通信对象格雷斯·格兰尼奇，她在加利福尼亚的一次 撞车事故中不幸丧生，开车的是她的丈夫马克斯，也受了重伤，但幸存下来。在一 篇悼念文章中，宋庆龄回顾了在战前危机四伏的上海，同格兰尼奇夫妇出版 《中国呼声》的情形，以及在分离三十多年以后最近在北京重逢的景象——在美国 乒乓球队1971年夏访华把道路开辟之后、在尼克松首次访华之前，中国方面邀请第 一批美国老朋友访华，格兰尼奇夫妇也在其中。

“他们重访中国的愿望终于在去年秋天实现了——这时格雷斯已74岁，马克斯 （他们的朋友都叫他‘曼尼’）已75岁了！……他们一直都保持着对中国情况的了 解，而且在他们退休以后还特别地把自己对中国的知识和了解转达给……青年人。

“……1971年10月5日周总理接见所有在京的美国人时，格雷斯·格兰尼奇就坐 在总理的旁边。这次离开中国时，格雷斯和曼尼都满怀豪情，情绪高昂……

“很难以相信充满活力的格雷斯会这么突然逝世……她很早以前就相信中国革 命最终会取得胜利，即使在最黑暗的日子里也是这样认为。当她有机会亲眼看到这 个成功的革命所取得的成就时，她为这些成就感到光荣和自豪。她对于能够给美国 人民，特别是青年人。介绍最近在中国的经历，感到如愿以偿……”

影响更为广泛的是1972年9月何香凝的去世，享寿95岁。廖仲恺夫人何香凝在中 国革命者中是同宋庆龄相识最早、相知最深的。这位伟大、英勇的中国女性亲身参 加了孙中山同宋庆龄的婚礼、在孙中山弥留时同宋庆龄一起守护在他身边，她是国 民党中极少几位能始终忠于孙中山思想的元老之一。几十年来，她同宋庆龄共同从 事革命工作、妇女运动、国民党左派的活动以及抗日救国运动，最后一同参加人民 政府。

在一篇以史诗般历史长卷为背景的纪念文章中，宋庆龄叙述了何香凝一生 经历。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饱受外国侵凌掠夺的旧中国，这位出身于香港富有家 庭的年轻妇女，心慕太平天国爱国将士，变卖掉首饰来资助她的丈夫廖仲恺去日本 留学。她随着丈夫参加了孙中山领导的革命队伍，并受到了最大的信任——策划反 清武装起义的最机密的会议都是在他们的住所举行的。后来，这位坚强的妻子、母 亲和战士（她还是一位有才华的画家）追随孙中山实行进步的、依靠群众的新政策。 在她的丈夫廖仲恺为国民党右派暗杀之后，她把子女都教养成革命者并参加了共产 党。

解放后，她担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 会主席、华侨事务委员会主任、中国民主妇女联合会名誉主席。

“何香凝的一生是异常丰富和有益于人民的，她将永远活在中国人民的心中。” 这是宋庆龄对她这位至友——她们两人的命运如此紧密地交织在一起——的最后褒 奖。

在这一年年初，陈毅元帅逝世。这位刚强的军人、才华横溢的诗人，在红军时 期就是一位高级指挥员，抗日战争时期是威震东南的新四军军长，解放战争时期是 第三野战军司令员。接着他又出任解放后的第一任上海市市长，后调任外交部长、 副总理。他为人直率，从不掩饰自己的观点，因而招来“四人帮”的嫉恨，在最后 患病时得不到适当的医疗。同年10月10日，毛泽东亲自出席了他的追悼会。这一罕 见的行动被普遍认为是表示陈毅在“文化大革命”中确实受到了许多冤枉。宋庆龄 也参加了这一追悼会，这是她自己坚持要去的。

1972年，总的说来，气氛有较快的缓和。宋庆龄开始接待更多的外国来访者， 包括《纽约时报》主编索尔兹伯里（在此之前几个月他们已开始通信）。索尔 兹伯里发现她虽年近八旬，仍“像我们想象的那样漂亮……充满活力……光采照人， 非常机敏，脸上几乎没有皱纹”，而且虽听说她有病，“看起来气色很好……难得 那样健康”。索尔兹伯里在宋的寓所还遇到了廖承志，“文化大革命”中被捕后刚 释放出来。像许多其他释放出来的人一样，他很快又身任要职——参加与来访的日 本首相田中角荣谈判中日关系正常化问题。廖承志是廖仲恺和何香凝的儿子，是宋 庆龄看着长大的，后来曾是宋在工作上的有力帮手。他的获释当然使她非常快乐。

对本书作者和他的已故前妻邱茉莉来说，1973年是他们在经过了长达五年的 “审查”之后重新恢复自由、恢复正常活动、回到宋庆龄周围友好圈内的一年。本 书作者夫妇、还有其他几位外籍或外国血统人士的清白无辜及恢复自由（均在1968 年被捕），是由周恩来总理在3月8日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国际妇女节招待会上宣布 的。这个消息最早是由一位在场的外国友人告诉宋庆龄的，那时她在上海，还没有 得到官方有关此事的通报。她回信给那位友人：

“……听到有关8日的庆祝活动……以及聪明的总理的消息，真叫人高兴。（在 这些人中）我只认识爱泼斯坦夫妇，当初听说他们‘背叛’了我们，我就不相信…… 我还没有给他们写信，我想等等有关他们的罪行或我们的误断的权威方面消息。”

宋庆龄从上海回到北京之后就给本书作者和邱茉莉写信：

“亲爱的朋友：……但愿以后先审查后判断（我自己也碰到过一些没有料想到 的不愉快的事情，以后再谈）。此刻先向你们送去我的问候和友爱。

你们的始终如一的，

SCL（宋庆龄英文名字的缩写）”

在9月份的一封信里，她再次流露出深厚的友情：“在前几年里，我几乎时时在 想念你们”。接着她又像以往那样轻松地开玩笑说：“你们的信封上那几个中文字 很漂亮，我猜想一定是邱茉莉教授的大笔！”（60年代她高兴地同意邱荣莉去一所 大学旁听中文课）

以后我们一直保持联系，没有中断过。两年后，她在1975年5月28日给本书作者 的信中，嘱托在她身后为她写传（详见本书序言）。

[恢复同国外的交往]

在这十年里宋庆龄同外国（特别是美国）友人接触的不寻常的情况也很能说明 问题。

美国记者和作家文森特·希恩20年代曾在武汉、莫斯科和柏林同宋庆龄有很多 接触并经常采访她。1966年6月，正当“文革”风暴酝酿之时，希恩写信给她，要求 她协助安排他参加当年11月的孙中山诞辰百年纪念活动，并且这样就能重新见到她 （他们上次的短暂见面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在上海）。

8月间，她复信说：

“我已……尽了我的最大努力，争取你能来参加百年纪念。但碰到了障碍，使 我们不能重聚，使你——我的好朋友——不能来看看中国在解放后所取得的进步。

“……只要美国政府坚持占领中国的台湾和其他岛屿并对我们实行敌视政策 （……它提出在各个领域进行交换访问……只不过用以掩盖其敌意行动），我看美 国人要得到中国的入境签证是不可能的。目前的情况就是如此，真使人极感遗憾。

“向你致热烈的问候，希望很快有一天形势会改变……使你能重访中国。”

七年之后，“文革”最狂暴的阶段过去、尼克松1972年访华后中美关系有所改 变并使互访成为可能，希恩和他的夫人黛安娜写信告诉她，他们即将到达上海。她 为不能在上海会见他们道歉，因为她在北京，并正患皮炎。但她保证他们在上海将 受到很好的接待。“我做到使他们（当地主管单位）了解，你在1927年后给我们多 大帮助。”这是她在一张短简中写的，这张短简他们一到上海就收到了。

一年后，希恩在纽约西奈山医院接受癌症治疗。她给他写了一封使他高兴和快 慰的信，开头热情地称呼他“我的亲爱的朋友杰米（希恩的绰号）”。她另外 给黛安娜写了一封信：

“我一直不知道杰米病得这样重……这消息使我十分震惊……我在想念着你们， 虽然我无法飞去看你们。”

接着，在1975年4月给黛安娜的信中，她鼓励这位新寡的夫人投入工作：

“你越早动手写你的书（黛安娜曾告诉宋，她打算写作），对你的精神就越有 好处。真的，你一定要写一写你的中国之行，乘现在印象还很新鲜的时候。”

对宋庆龄来说，她的朋友——不论已故的或尚健在的——是那些对她的祖国和 她的事业（中国和中国革命）持积极态度的人。早在60年代初，当时中国由于外来 的敌对压力、自然灾害和政策失误（如“大跃进”）处于暂时困难时期、她自己在 这段时间里身体不好（用她自己的话说，这是“当我们的革命斗争极端艰苦时…… 生活高度紧张的后遗症”），她在给埃德加·斯诺的一封信中说：

“……但如果我必须重头再做一遍的话，我仍会按同样的路子生活，因为落后 的东西自己是不会消失的，而必须用剧烈的斗争去清除”

她接着用一种提意见的方式补充道；

“……你已亲自见到我们新生活的许多情况，还有我国人民现在为自己和别人 建设一个更美好的世界的劲头。……要把这些情况告诉西方（特别是美国）的公众。 我知道你会碰到某些问题和困难

“既要写目前，也要写远景。生命是短暂的，但历史是恒久的。而历史肯定地 是在走向人民争取和平和社会主义的胜利……”

以这样一种乐观主义的精神。她在70年代重新见到30和40年代的朋友——当年 都还年轻、而今都上了年纪——时，她很快活，甚至很轻松。

在这些朋友中有一位就是思想进步的美国外交官谢伟思。他了解中国，看清楚 中国将选择什么样的前途，并且敦促美国在处理它同中国的关系时要着眼于未来的 中国而不是过去的中国。就因为这些，他成了牺牲品，被赶出国务院。但现在他的 远见赢得了人们对他的尊敬。1951年他曾重访中国，1975年再度来访——这一次是 同前美军驻延安观察组（抗战时期由罗斯福总统和史迪威将军派遣）的老组员一起 来的。他在北京时，正好曼尼·格兰尼奇也在，宋庆龄风趣地谈到他们：“我已经 见到过谢伟思了。他的头发全白了，三十年的时间当然要把一个小伙子变成一个老 头子。女人也一样……不过曼尼·格兰尼奇正相反，看上去比过去还更年轻，脸色 红红的，两眼炯炯有神，走路也不再有点驼背了。也许他的新夫人对他照顾得很周 到，她名叫伯莎。”

她也很高兴地同另一位重庆时期的老朋友。美籍日本人有吉幸治重逢。（关于 这位码头工人出身的工会组织者和有才能的作家以及他和宋庆龄的关系，在第十八 章中已经叙述。）有吉不懈地为促进美中人民的友好联系而努力，成为美中人民友 好协会的创始人之一。70年代初，他已患胰腺癌（同斯诺一样的病），仍奋力工作， 再度来华访问并会见宋庆龄。1976年，他终被病魔夺去了生命。

在比较新一点的朋友中，有的在1972年中美恢复交往后同宋的关系变得更亲密 起来，其中就有杰出的耳外科医生萨缨尔·罗森和他的夫人海伦。罗森夫妇都是进 步人士、都是美中友协创始人并且成为开展美中医学交流的主要人物。宋同他们最 初结识是在60年代，尼克松访华后他们频繁访华，所以她常能见到他们并保持通信 关系。罗森医生年纪比有吉大得多，也在70年代后期去世。宋庆龄对这两位友人的 去世都表示了诚挚的哀悼。

美中友协的发展，特别是在美国许多地方（包括她念过书的南方）建立起分支 机构，使宋庆龄感到很高兴，但同时又为这个组织内部的严重分裂而苦恼——常常 两边都是她的朋友和相识的人，如罗森夫妇和韩丁（威廉·欣顿）是一派而有吉幸 治则是另一派。这些情况反映出美国“新左派”中存在着同样的分裂，也在一定程 度上反映了在“文革”时期中国的“派仗”的影响。当有人问起宋庆龄的意见时， 她总是赞成团结。

在这个问题上，她在一封私人信件中曾谈到美中友协希望在它成立五周年 时她能给他们发一篇贺词去。她接着写道：

“我觉得我们必须教育这个友协的会员们更深刻地相互了解，这样才能在曲折 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使友谊长存……大多数友好团体的一个缺点是……仅仅介绍变化 了的中国的表面现象，而不去着重说明为什么会有这些变化、这些变化又是怎样发 生的。”

她还希望友协的工作能开展得更广泛些：

“……在扩大和加深工作范围方面，应该把眼光放开。除了中国的朋友、学者、 医生、律师、工会人士和少数民族人士（他们都有代表访问过中国），还有工商界……”

在重庆时期的老朋友中，她很快就同曾任史迪威将军副官的美籍华裔理查德· 杨（杨孟东）（前面第十六章中已叙述过他）恢复了接触。在隔了很长一段时期之 后，杨又给宋来信，她高兴地回复道：

“我又重新同你恢复了联系，真不知道有多高兴！27年来我一直在想，你到哪 儿去了。遇到可能知道你下落的朋友，我就打听你的地址。知道维维恩（杨的第一 个妻子）已去世，很难过……你的结婚照，用象牙镜框镶着，这些年里一直放在我 的壁炉架上……我常呆呆地看着它，希望有一天能再见！

“生活大变样了。艰难和紧张已在我身上留下印记，除了腰身和白发之外！

“我希望在哪一个好日子里你会来看看我，也看看1949年以来所发生的惊人变 化。”

部分地由于杨的荐介，她同以前没有见过面的史迪威将军的两个女儿结识。她 们是南希·史迪威·伊斯特布鲁克夫人和艾莉森·史迪威·卡梅伦夫人。这两姐妹 都是在中国长大的、能流利地说中国话，并且同她们的父亲一样，对中国人民极为 钦慕（在中国出生的文莉森从小就在父亲的鼓励下学中国画，是一位中国画画家）。

杨在来信中提到史迪威姐妹，她在回信中说，她们已请她帮助解决她们的来华 签证问题，她已交给北京的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去办。

这样，原有的纽带又重新联结起来了——也把杨和史迪威姐妹同新中国联结了 起来。在宋庆龄的鼓励下，他们三人都很快到中国来访问。杨后来在北京工作了一 个很长的时期，担任一家合资旅馆长城饭店的工程师和开发师，他同他的家属成了 宋家的常客。史迪威姐妹每隔一段时期就到中国来作一次短期旅行，她们在促进大 洋两岸人民友谊的工作中都发挥了自己的积极的、具有象征意义的作用。

在这段时期中宋庆龄同《纽约时报》主编索尔兹伯里开始通讯和会见。（他们 在1972年的第一次见面，前边已经提及。）索尔兹伯里曾在苏联进行长期的采访报 道。他告诉宋庆龄她在1924—1927年结识的苏联友人的命运（在许多情况下都是悲 剧性的），她很感兴趣，因为她一直关心着他们。索尔兹伯里到中国来采访的宿愿 得偿，1972年及以后他来华时，他和妻子夏洛特经常是宋的座上客。他给她寄报纸、 刊物，还有他所有的著作，她为此感到高兴。特别使她欣慰的是在她尖锐地指出了 他书中的一处错误后，他立即道歉并表示要作更正。这个错误涉及到她同孙中山结 婚的日期和情节，他采用了国民党的说法（在美国的参考书中很常见），而这种说 法是意在贬抑来的地位的。

索尔兹伯里在同宋的谈话中，喜欢引导她怀念青年时期在美国的生活并在报道 中描述她的表情。他曾多次敦促她重访美国但未获成功。

在结识新朋友的同时，她也没有忘记老朋友。亚历山德拉（“阿利”）、曼· 斯利普是她少女时代在北卡罗来纳州蒙特里特的一次女青年会露营活动中认识的， 以后她们多年保持通讯关系。这些用“亲爱的阿利”这一热情的称呼开始的信件， 最近被发现了——最早的一封是在1913年，有几封是在她结婚以后，还有几封要更 晚一些。

在1976年9月9日的信中——她们的通讯自1949年后显然中断了一个很长时期— —宋庆龄表示出她对这位少女时代的朋友仍然充满着纯朴的、始终如一的感情：

“你在护理院①里干什么呢？你身体好吗？阿利亲爱的，我常常想起你，想起 我们一起在北卡罗来纳州蒙特里特渡过的那个愉快的夏天。我很愿意再去看看美国， 可是我的腿不行了，害风湿性关节炎，不能旅行了。再说，尽管年岁大了，可是我 要做的事情很多，特别是在这次可怕的地震②之后。当其他人都在拼命工作，重整 和重建我们的可爱的祖国的时候，我不愿意离弃我的家乡。但我倒很愿意在这儿能 见到你。”

①美国的护理院（Nursing Home）专供年老体衰者及康复者付费居住，设有专 业人员照顾生活。——译者

②指当年唐山大地震。——译者

在这些给“亲爱的阿利”的信中，她所表达的完全是浓厚的个人情感，但同时 她又旁敲侧击地联系到中国的局势。正是这样一种精神，早在抗日战争时期，启发 了阿利，在她的社会层中开展工作，通过宋庆龄在香港主持的保卫中国同盟援助中 国的伤员。（参见第十五章）中国的朋友成了她的朋友，她的朋友成了中国的朋友。

除美国友人外，她也记得其他国籍的友人。王安娜在同她原来的中国丈夫离婚 后，在德国重新结了婚。在“文革”中，她突然听不到她留在中国的儿子的消息， 非常忧虑。安娜托人来向宋庆龄打听。宋庆龄回复说：

“……我无法知道他的地址。我劝你别去打听了，因为他同他的父亲看来都 ‘消失’了。”

宋庆龄说，她想不出有什么道理会出现这种情况：

“……我确实觉得奇怪，因为我一直把他们看作最可靠的同志。让我们希望他 们很快就会重新出现。”

在这场政治风暴过后，他们的问题也像别人一样弄清楚了，王安娜也担任了德 中友协主席，政治上和私人方面的障碍都不存在了，可以重访中国。为此，宋庆龄 非常高兴地表示：“没有理由会排斥她的，她为自己曾入籍过的这个国家（指中国） 做过那么多的工作！我们不是一个无情无义的民族。”后来，王安娜真的来了，受 到了荣誉的接待——并且不止一次。

1976年是中国发生了许多大事的一年。中国失去了三位革命领导人和人民共和 国缔造者——1月份是周恩来总理、7月份是朱德总司令、9月份是毛泽东主席。

宋庆龄对他们三位去世深感悲痛。作为一位革命家，她深知三位的去世将是何 等巨大的损失。在公众场合，她参加了他们的治丧委员会并专程从上海赶回北京向 他们致最后的敬意。在私人通信中，她称他们是“我所爱的朋友”、“三位极好的 朋友”、“（他们）对我来说就像是我的兄弟”。

周恩来去世不久，她在1976年2月24日给本书作者的信中说：

“我必须回上海住些日子，因为那里有急事要我处理，且不说我迫切需要从我 们最近遭受的震惊和痛苦中解脱出来……”

在第二年发表的《怀念周恩来总理卜文中，她概括地称颂他“是一位爱国 主义者，一位国际主义者；他更是一位彻底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她回溯到周恩来 在广州黄埔军校担任政治部主任的时候：

“20年代中期，我在广州第一次见到了周恩来。他当时很年轻，但已经俨然是 一位革命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多才多艺、久经锻炼的领导人了。”

她接着叙述了周恩来在南昌起义、长征和西安事变中所起的作用，然后是她同 周恩来在40年代在重庆的会见：

“在那些岁月，通过谈判的方式揭露中国的反动派，是一桩艰巨复杂的任务， 我亲眼看到周恩来受党和人民的重托，出色地完成了这项任务。40年代初期，周恩 来在重庆曾为了我的工作的问题来看我。那时他经常处在危险之中，但他表现得英 勇顽强，充满信心。”

在新的历史阶段：

“抗日战争将近结束时，根据他的建议，在新的情况下，我把‘保卫中国同盟’ 转为‘中国福利基金会’（现名‘中国福利会’）。1945到1949年，这个机构在国 民党统治下的上海为劳动人民办了一些福利事业，同时尽一切力量把医药和其他援 助物资输送到解放区，为争取全国人民的彻底解放而斗争。”

在更广阔、更全面的工作中：

“党、军队和统一战线是中国革命胜利的三大法宝，周恩来在这三个方面都做 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在导致1949年胜利的最后斗争中：

“无论是在1945年至1946年和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的复杂斗争时期，在1947年 至1949年决定性的全面武装斗争时期，还是在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 本主义三座大山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庄严宣告成立之际，周恩来始终站在毛主席一 边。”

文章最后充满深情地总结他的一生：“从20年代学生时代起，迄至1976年1月8 日他的心脏停止跳动时为止，周恩来毕生鞠躬尽瘁为人民。他的遗愿是把自己的骨 灰撒在祖国的江河里和土地上。在人民耕耘的大地上，在人民呼吸的空气中，他将 永远和人民在一起。”

接着是朱德的逝世。在这三位领导人中，他的年龄最大，辛亥革命时已是一位 起义军的青年军官了，1924—1927年大革命中是国民革命军的将军，南昌起义后成 为中国工农红军一方面军的总司令。抗日战争期间，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第十八 集团军的总司令，后来在解放战争时期又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总司令。建国以后， 他曾任国家副主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他是一位精通韬略而又 坚毅果敢的战士，在无数战斗、战役和大会战中取得胜利。同时他又是一位受人喜 爱的保留着乡土气息的“四川老乡”，淳厚简朴，平易近人，同他相处如坐春风。 在“文化大革命”中，他不愿随波逐流，因而被污蔑为“封建军阀”，在晚年备受 痛苦。宋庆龄对他始终非常敬重。在1978年9月，她两次题词，表达了对朱德的深切 怀念：“永远怀念朱德委员长”。

“朱委员长是杰出的战略家，是毛主席的好助手。”

最后。到了9月，她参加了为毛泽东主席守灵。在给一个朋友的信中，她写 道：“我9日抵此，参加对我们伟大领袖的最后告别。几天来，无数的人群排着队最 后一次瞻仰他的遗容。”她对毛泽东的敬仰和爱护是始终如一的，这一点在这里已 经表露出来了。

1978年，在毛泽东诞辰85周年纪念时，她写了《追念毛主席》一文：

“伟大的马列主义导师毛泽东同志自从推翻了奴役性的教条主义以后就当选为 中国共产党主席。国共谈判时期，我在重庆初次和他会见，就感到他不但是一党的 领袖，并且是全国人民的导师。他思想敏锐，识见远大，令人钦佩。

“那年我访问印度尼西亚回国后，毛主席邀我聚餐。我们谈话，这次谈得更为 亲切，那时他就谈起了睦邻反霸的意见。

“我在上海时，毛主席亦曾访谈。和毛主席的几次见面和谈话，给我留下很深 刻印象。回忆起来，他是一位目光远大、举世无双的领袖和导师。他是伟大事业的 引路人，而朱总司令和周总理是伟大事业的得力助手。”

在早一年，即1975年，她还哀悼了另一位资深的领导人董必武的去世。她在19 75年4月6日给奥尔迦·李夫人的信中说：“我的朋友和同事董必武故世的噩耗使我 万分悲痛。”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使宋庆龄特别感到气愤不安的是她多少年苦心经营所 建立的中国福利会的各项事业受到了损害。在上海，她的这些事业被攻击为“修正 主义的样板”，“理由”之一是她模仿了苏联20年代的儿童文化中心和儿童剧院。 另一个“理由”是，她强调引进最新的知识和技术，特别是在中福会的医务工作方 面，而这却被说成是搞特殊化。

在一篇纪念中福会成立四十周年的文章中，她对中福会的工作在总的方面予以 肯定之后，谈到了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如何寄予希望而后来则极度失望：

“祸国殃民的‘四人帮’百般破坏，他们否定‘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的成就， 诬蔑我们举办的某些事业是‘修正主义的样板’，迫害我们的工作人员。他们既否 认人们必需的首创精神和调查研究的方法，也否定钻研技术和专业分工的必要。他 们的干扰，造成了我们各项工作的不同程度的损失。”

在“四人帮”垮台以后，她在给友人的信中说：“‘四人帮’用尽一切手 段想要摧毁我们（中福会）的事业，但我们想方设法维持了下来——除了为儿童和 家长们所喜爱的《儿童时代》，但它现在也复刊了……”

关于宋庆龄如何请当时任上海市副市长、她的老同事金仲华帮助挽救中福会的 各项事业以及金所作出的努力和他本人后来自己遭受迫害以至惨死的情况，在本章 前面已经叙述。

当时任中福会秘书长的李云在年轻时曾经是宋庆龄同中共上海地下组织之间的 联系人。当时有许多干部被赶下台并被送往农村，李云是其中之一。她激动地回忆 起在那段日子里宋庆龄如何在物质上和精神上帮助她的孩子们，给他们送去食品， 安慰他们：“别担心，你们的妈妈会没有事的！”她最后获得平反，宋庆龄见到时 紧紧地拥抱她。

在北京，她所创办的、在全世界发行的《中国建设》（现名《今日中国》）杂 志在这场政治地震中也受到了严重损失。像它的第一任社长金仲华一样，它的编委 之一、剧作家陈麟瑞教授和杰出的年轻编辑、总编室主任方应肠被迫自杀。杂志的 创办人之一陈翰笙教授和他的妻子、美术编辑及资深摄影家顾淑型被分别关押在两 个地方，甚至在顾患癌症弥留之际还不许陈去探视。从创刊时起先后担任编辑、副 总编辑的李伯梯、另一位副总编辑鲁平同另外一些工作人员都被关进了“牛棚” （各单位指定的一个或几个房间，用来专门关押本单位受有组织的批判或被认为敌 对的或有某种嫌疑的人）。

本书作者和妻子邱茉莉，还有“中建”的另外一些工作人员则被逮捕，投入监 狱。本书作者和妻子1973年获释后宋庆龄的欣慰之情及以后我们的通信，这些前面 都已谈到。

《中国建设》一直没有停止出版，虽然在一段时期里它不可避免地“随大流”， 变成狂呼乱叫式的口号宣传。但它从1972年起就逐步恢复原来的性格和风格，比其 他出版物稍早一些，这主要应归功于周恩来总理，因为他在1972年就提出要全面检 查对外宣传工作。这使宋庆龄极为满意。

[幽居]

周恩来总理下令保护后，宋庆龄的北京寓所得以免于抄砸，但是这全国范围的 “文革”狂潮在这里依然能够感到。

从“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她对于那种人身施暴和“打倒一切”的作法就感到 气愤，但她对于节约俭朴的要求是赞同的。早在1960年，因为她的房子有些潮湿， 引起她关节不适，政府要为她另建一处新居，但她谢绝了，说“现在国家建设时期， 急需款项，不能为我另建新房子，并感谢党中央的关照”。

1966年后，她拒绝继续支领政府给她的膳食补贴，坚持自己负担。遇到请客 （这样的事情在那个时期很少），也自己出钱，尽管政府规定按她的职位是可以报 销招待费的。

当时有张报纸上说，养鸽子也是“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她听说后命令把她养 的一群鸽子都处理掉。她养鸽子不只是因为她喜欢这种文雅的飞禽，还因为纪念孙 中山——他也喜欢鸽子。她身边的工作人员知道她多么爱鸽子，所以不同意执行她 的命令。他们争辩说，鸽子是和平的象征，不应该受到伤害。

慢慢地，她寓所的服务人员和警卫人员——由有关单位派来——也起了变化， 有人要求把院子里的“四旧”除掉，所以原来挂在房子和亭子上的楹联都被拿掉了。

为了排遣忧伤和孤独，她常常弹钢琴、画画（花卉最多），做一些手工艺（她 会绣花和编织）。有时她看看旧照片，有她婚后生活的、还有她的双亲和兄弟姐妹 的。

她对身边工作人员的关怀一如往昔。当1976年唐山大地震波及北京时，她要那 些住房不结实的工作人员把家属都搬到她的寓所来住，因为这是过去的王府，建筑 坚固，也没有受地震的影响。她仍保持着老习惯——常给工作人员送一些想得很周 到的礼物，如冬天送他们暖和的手套、给他们的婴儿送奶粉和小衣服、给他们的大 一点的孩子送书，等等。

除了上面已经提到的地位很高的和普通的一些人的死讯外。她还为其他一些个 人的知交的去世感到哀悼。其中一位就是陈乙明（参见第十五章）。这位印度尼西 亚出生的、受人尊敬的香港会计师，抗战期间在香港为宋庆龄领导的保卫中国同盟 及中国“工合”国际委员会努力工作。他是典型的华侨——在国外生活和受教育 （他是在英国上学的），但随时准备为推动祖国的进步竭尽自己的力量。“尽管他 的生活充满忧伤，……他奋力拼搏……对我们的中国，他永远乐于效力。”宋 庆龄在这里既突出了她最欣赏的个人品格（在逆境中勇敢奋斗），又指出了她所认 为的生命有无意义的试金石（为祖国效力）。

[病痛、安慰和忧思]

在“文化大革命”那些年里，她的病痛继续折磨她，并且常常因为心境不好而 加剧。

1973年年中，虽然局势的紧张程度已趋于减弱，她在给友人的信中仍说，“5个 多月来苦于神经性皮炎……奇痒，夜不成寐……折磨人的疾病”。同年秋天的信中 说，“我的两条腿不中用了……肌肉萎缩……希望我能学会自己走到浴室里去……”， “医生要我穿钢背心（治背痛）……”

后来又添了些新的麻烦，从气管炎引发高烧，长时间卧床，到关节炎和四次摔 跤受伤，其中一次是从楼梯上摔下来的。

但她的情绪依然是饱满的，在刚过80岁生日后的一封信中，她这样写道：

“我对于老之将至毫不担心。我努力使我的头脑保持年轻和健全、因为有许多 年纪较长的人并不由于‘年老’而减少对人民作出值得称道的贡献……只要我能离 开医生的治疗，我就要回到我的工作岗位上去。”

像过去一样，她对自己健康情况的抱怨并不是顾影自怜。而是因为不能做她想 做的事情而生气。有一次因病没能去听伦敦交响乐团的访华演出，她很沮丧。这个 乐团能来北京本来使她很高兴，因为这显示出中国对外比较开放了一点，也因为她 很爱古典音乐。（在“文革”初期，贝多芬也被禁，说他的作品“在思想上有腐蚀 作用”。）

[两个女孩子]

在这段时期里，两个由她抚养大的十几岁小姑娘给了她生活上一些安慰，减少 一些寂寞，但也带来了许多烦恼。这两个小姑娘的父亲曾是宋庆龄的警卫员，后患 了瘫痪，家里孩子太多，无法抚养。像一个宠爱孙辈的老祖母一样，她过分溺爱这 两个孩子，对她们几乎没有任何要求。而且她常常让她们去见她的客人（有时是很 重要的人物），客人们自然也逗她们、夸她们——这对她们也产生了不好的影响。 所以，虽然她安排她们去参军（一个在文工团、一个在卫生队），但她们长大后却 成为一种逐渐扩大的社会现象的早期典型，即：滋长出一种自以为高人一等并且应 当享有特权的意识。这种情况在许多“高级干部”子弟身上也有，后来又扩大到更 多的独生子女身上，成为中国在以后时期的一个社会问题。

从70年代初期开始，她们就缠着宋庆龄，要她去找她的外国朋友给她们到专供 外宾的商店里买东西。虽然她总是自己付款（哪伯是微不足道的数目），但这样做 使她处于一种令人反感的境地。

例如有一次是在1973年下半年，她写信给一个外国朋友说，这两个女孩子“看 见同学们穿肉色丝袜，一心想要，但这东西只有友谊商店卖”，所以请这位外国女 友帮个忙。另外一次是要买卷发器，“这两个孩子……在别的铺子里买不到。”又 有一次，她派她的车送这位外国朋友带这两个纠缠不已的女孩子专门去采购。后来， 当她这位朋友打算去国外旅行时，她又写信说一个女孩子Y要个手表，两个各要一套 修指甲工具。

这两个女孩子还要她利用她的影响力去为她们的朋友们办事，其中至少有一起 是非常不值得的。那是1975年初，大一点的那个女孩子Y要她写一封信给一所著名的 语言学校的一位外籍女教师，希望这位女教师设法录取“一个很好、很聪明的年轻 人……一个品格优秀的人”。这位女教师答应尽力去办，宋庆龄写信道谢。但没有 过几个月，这个女孩子对那个小伙子的热劲儿就过去了，于是宋庆龄又不得不写信 给那位女教师说，那个年轻人是个骗子，逃避劳动，所以已经不许他再来往了，请 这位老师也别让他再来纠缠她。宋庆龄为上次介绍这个年轻人表示歉意，说她当时 这样做是因为这个女孩子“求她……帮助一个好同志”，而现在这个女孩子“自己 也不理他了”。

在给另一个朋友的信中，她不无苦恼地说起“在北京饭店的美发厅里闲聊时， 一个朋友责怪我没有把Y教育好。……确实，我管不了她的行动和她那种自以为高人 一等的样子。”

在另一封信里，她抱怨这个女孩子追求寻欢作乐的奢侈生活，像中国许多城市 年轻人一样，以为这是所有美国人的生活方式。有一个美籍华人妇女“有大商人的 头脑、淘金发财很有门道……把她拉去当向导（上高级餐馆等等），违背我的意愿……” 结果是这个女孩子天天出去，丢下工作，“听他们吹美国生活怎么怎么好，听得脑 袋都晕了。”

她的老朋友、美籍华裔理查德·杨也帮助过这两个女孩子，她为此也很感谢。 在给杨的信中，她说到这两个女孩子既给她乐趣，也使她烦恼。在有一封信里，她 为大的一个女孩子生气地说：“我现在要像一只老母鸡看小鸡似的成天看着她。我 真希望有个合适的人来解除我这个包袱！成天的电话，不是打进来就是打出去，大 家都头疼极了。也许我老发荨麻疹就是被她气出来的！”

从这两种感情的矛盾中，她始终没有能够解脱出来。在那个十年和其后的十年 中，在具有一定地位的中国家庭中，这种情况并不是少见的。在这一点上，她也和 大伙共命运、同境遇。

关于这段“文化大革命”时期还可以讲述更多的事情，但即就以上所述已足以 显示，这个充满考验和磨难的十年——起初是希望、后来是痛苦和错综复杂的情况 ——是怎样在公私两个方面都使宋庆龄蒙受重大影响的。

但重要的是，她像许多其他的人一样，又带着一生中革命的基本信念和乐观精 神重新出现，不但毫不褪色并且随时准备以新的干劲来加以表现。这个新时期的开 始是1976年10月“四人帮”的垮台——对此，她在给友人罗叔章的信中这样说：

“我将以无可比拟的欢乐来庆祝这个节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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