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运动期间，在上海学生的一次集会上，一位北大学生在主席台上慷慨激昂 地批评孙中山领导的革命不彻底。夹在人群中的孙中山，非但没有生气，反而热烈 地鼓掌。

五四运动使孙中山看到了新的力量，给他带来了新的希望。从运动一开始，他 就满腔热情地关注着北京学生的义举，充分肯定这个崭新的运动：

“自北京大学学生发生五四运动以来，一般爱国青年，无不以革新思想为将来 革新事业之预备。于是蓬蓬勃勃，抒发言论。国内各界舆论，一致同倡。各种新出 版物，为热心青年所举办者，纷纷应时而出。扬葩吐艳，各极其致，社会遂蒙绝大 之影响。虽以顽劣之伪政府，犹且不敢面其锋。此种新文化运动，在我国今日，诚 思想界空前之大变动。……故此种新文化运动，实为最有价值之事。”

他打电报给段棋瑞，要求释放被捕学生；又通电广东政府，要求立即释放被捕 的学生和工人群众。

他赞同学生组织起来，增强斗争力量。6月16日，全国学生联合会在上海大东旅 馆六楼召开成立大会，孙中山既给予经济上的支持，又应邀参加大会，而且即席发 表演说：“宋代有太学生陈东等伏阙上书，今日有北京学生发起的五四运动，学生 不能安心读书，挺身出来干预政治，总是由于政治太坏之故。从五四运动以来，不 一月间，学潮弥漫全国，人人激发爱国良知，誓死为爱国的运动，整个社会蒙受绝 大的影响，使顽劣的北京政府也不敢樱其锋。此一运动倘能继长增高，其收效一定 更为伟大而且久远。”

11月10日，全国各界联合会在上海成立，孙中山指派代表出席讲话，热情支持 群众的爱国斗争。

他多次参加群众大会和接见学生代表。

一天，上海学生召开群众大会，人头涌涌，热闹非常。这里，既有目光专注、 凝神屏息的听众，更有一个接着一个激情、生动、流畅的发言者。北京大学一位学 生代表跳上主席台，慷慨激昂地陈述自己的见解，忽然，他说道：“孙中山先生的 革命，算不上真正的革命，他的革命仅仅是把大清门的牌匾换作中华门而已，这样 的革命不算彻底，这次，我们要彻底地革命。”

议论既不够公允，态度又如此咄咄逼人。这样好吗？有些人犹豫了，掌声变得 稀稀落落。

正巧，孙中山出席了这个大会，夹在群众中间。他非但没有生气而且热烈鼓掌。

会后，孙中山和来沪的北京大学学生亲切交谈，恳切地对他们说道：“我所领 导的革命，倘早有你们这样的同志参加，定能得到成功。”

开始，上海商人也热气腾腾地投入罢市活动。过了一些时间，影响了他们的生 意，便显露出不耐烦的情绪。这时候，孙中山又及时提醒运动的组织者：取得胜利， 及时收兵，否则，会挫伤民众的积极性。

陕西省学生联合会会长屈武到孙中山寓所拜会他。孙中山十分高兴，感慨万千 地告诉他：“中国的希望，就寄托在你们这般青年人的身上。”鼓励屈武返回陕西 以后，要在有志青年中宣传三民主义，做救国的事业。

五四运动作为一场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群众运动，给了孙中山极其深刻的影响， 使他的革命思想有了很大的发展。

在此以前，孙中山对帝国主义是抱有幻想的。他与战友们共同制订的《中国同 盟会的革命方略》就规定：中国革命党推翻清王朝以后，“所有中国前此与各国缔 结之条约，皆继续有效”；“偿款外债照旧担认，仍由各省洋关如数摊还”；“所 有外人之既得权利，一体保护”。他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后，发表的《对外宣 言书》，向世界各邦宣布：“凡革命以前所有满政府与各国缔结之条约，民国均认 为有效，至于条约期满而止”；“满政府所借之外债及所承认之赔款，民国亦承认 偿还之责，不变更其条件”；“满政府所让与各国国家或各国个人种种之权利，民 国政府亦照旧尊重之”。他希望通过这些保证换取帝国主义的同情和支持。“二次 革命”时，他提出“联日”反袁的主张，幻想依靠日本帝国打倒袁世凯。“护法” 运动前夕，他致函日本首相寺内正毅，希望日本政府“表示援助正义之态度”，不 要支持段棋瑞。辞去“护法”军政府大元帅以后，他还离粤赴日活动，希望日本政 府赞助“护法”运动。

这是时代和阶级的局限。

巴黎和会和五四运动，加深了孙中山对帝国主义本性的认识，打破了他对帝国 主义，特别是对日本的幻想，认识到它“深忌中国之强，尤畏民党得志而碍其蚕食 之谋，故屡助官僚以抑民党，必期中国永久愚弱以遂彼野心”。

孙中山坚决反对日本政府提出的中日直接交涉山东问题的通碟，主张“极力坚 拒日本，以抵制日货及其他断绝经济关系之法对待之……则山东问题，日本亦唯有 无条件交还中国而已”。他认为中日问题“解决的关键”就是“废除二十一条款”， 号召中国人民“一定要打到一个人不剩，或者二十一条款废除了，才歇手”。

孙中山领导的《星期评论》，猛烈抨击巴黎和会是“强国的会议”，指出靠 “国际联盟”来改造世界，不过是“一种空想”而已。

对国内盘根错节的封建势力的认识，孙中山有了明显的加深。他开始认识到： 中国革命的敌人不单是清朝皇帝、袁世凯、段棋瑞几个人，而是一个集团；而他们 的背后，则完全为帝国主义列强所支配。

1919年10月8日，孙中山在上海青年会举办的国庆庆祝会上，作了题为《改造中 国之第一步〉的讲演。他说，致力教育事业，兴办实业，实行地方自治，固然是改 造中国的要件，但还不能认为第一步的方法。第一步的方法“只有革命”，“八年 以来的中华民国，政治不良到这个地位，实团单破坏地面，没有掘起地底陈土的缘 故”。孙中山所说的“陈土”，就是官僚、军阀和政客。“要建筑灿烂庄严的民国， 须先搬去这三种的陈土，才能立起坚固的基础。这便是改造中国的第一步。”

从此，他的注意力开始转向广大的人民群众。

五四运动前，孙中山曾经把人分成“先知先觉”的“发明家”。“后知后觉” 的“鼓吹家”和‘不知不觉”的“实行家”，他把广大工农群众看做是“不知不觉 的人”。

这种唯心史观使得孙中山在很长的时间内没有真正懂得唤起民众、依靠民众、 支持民众运动的伟大意义，不能把“国民革命”和民众运动结合起来，甚至把一些 民众反帝斗争片面地说成是“排外无识之举”。这恰恰是孙中山领导的“国民革命” 的致命伤，一再失败的根本原因。

对这一点，五四运动前的孙中山，始终缺乏正确而清醒的认识。在五四运动中， 面对群众组织起来的伟大力量，孙中山有了新的认识：“试观今次学生运动，不过 因被激而兴，而于此甚短之期间收绝伦之巨果，可知结合者即强也。”

他开始改变自己的群众观，想到要借助群众运动的力量来实现自己的主张了。 1919年10月18日，他在上海环球中国学生会上，就诚恳地对学生们说过：“若诸君 在这举足轻重之际，来助我主张，我相信北京政府从此不能再拒绝我们了。”

孙中山对在中国建立西方资产阶级共和国的信念也开始动摇了。作为一个资产 阶级革命家，他把《临时约法〉和国会视为“民国”的重要标志，认为“规复约法， 尊重国会，为共和根本大计”。一直到 1919年 5月 28日，他还发表《护法宣言〉： “须知国内纷争，皆由大法不立。在法律，国会本不能解散。若不使国会复得完全 自由行使其职权，则法律已失其力，根本先摇，枝叶何由救正？内乱何由永绝？…… 今日言和平救国之法，惟有恢复国会完全自由行使职权一途。”

仅仅过了四个多月，孙中山就认识到．救国的办法有二：一是“维持原状”； 二是“根本改革”。

所谓“维持原状”，就是“恢复合法国会”；所谓“根本改革”，就是“南北 新旧国会一概不要他，同时把那些腐败官僚、跋扈武人、作恶政客完完全全扫干净 他。……重新创造一个国民所有的新国家，比现在的共和国还好得多”。

经过俄国十月革命、巴黎和会和五四运动的启迪，孙中山的思想认识，确实是 突飞猛进了。

如果有人要问，在那风云变幻的年代，在那动乱不堪的岁月，革命阵营中，又 是如此鱼龙混杂，在革命进程中，又时时有人退伍，有人落荒，有人颓唐，有人叛 变，然而，为什么孙中山竟能“一往无前，愈挫愈奋，再接再厉”呢？

这，不但是因为在历史中活动的人，各有不同的终极目的，而首先在于孙中山 具有“适乎世界潮流，合乎人群需要”的精神。

作为中华民国开国元勋，并且已经艰苦奋斗了二十多年的民族资产阶级革命家 来说，如果没有非凡的勇气和深沉的韧性，也是不容易做到的。

1920年1月，就发生过这么一件有趣而又意味深长的小事。

一天中午，北京大学学生许德衍、康白情、张国焘和一位参加全国各界联合会 的天津女代表，路过上海法租界。康白情指着莫利爱路29号这座小洋楼告诉大家： “这就是孙中山先生的寓所。”许德瑜，这位五四运动的闯将一听，便提议：“我 们何不现在就去拜访孙先生。”同行的有顾虑了：“我们事先没有联系，这样做礼 貌吗？”“管它呢！去试试看。”他们走到门口，说明来意。门卫抱歉说道：“诸 位事先没有约定，不能会晤。”

血气方刚的许德衍生气了，高声嚷道：“为什么那么多的陈规陋习，非要等联 系不可？我抗议！”

声浪直冲进房子里。廖仲恺赶快跑出来，见是几位年青人在和门卫争论。廖仲 恺问明来意，便邀请他们进去。

霎时间，四位青年露出了羞愧、惊讶和得意的复杂表情。他们进入客厅，刚刚 坐下，孙中山也从楼上下来，和他们逐一握手问好。可还来不及交谈，许德衍便首 先开炮了：“我们素来敬佩孙先生，因为孙先生是平民领袖。谁知门禁还是如此森 严，不让与普通人接触！”

本来就是唐突，却还来势汹汹，毫不客气。孙中山却好像根本没有听到这些责 难的话，只是说：“我就是要多听听同学们的意见。”

顿时，四位青年便旁若无人地高谈阔论起来。有的介绍学生运动的情况，有的 谈及社会的动态，有的批评国民党人对民众运动的态度不尽恰当，有的问：“南北 政局都是一团糟，请问孙先生有何方针和计划？”有的干脆提出批评：“孙先生只 是重视上层的政治活动，对五四以来的各次民众运动和新文化运动，似乎不够重视。”

孙中山微笑着，仔细地倾听着他们的意见，直到他们都说了，才谈了自己的看 法：你们反对北京政府的行动是很好的。但你们也要看到，你们无非是写文章，开 大会，游行请愿，奔走呼号。你们最大的成绩，也不过是集合几万人示威游行，罢 课、罢工、罢市几天而已。北京政府只要以几挺机关枪，就可以把几万赤手空拳的 学生解决掉。现在，我给你们500枝枪，如果你们能找到500个真正不怕死的学生， 去打北京政府的那些败类，才算是真正革命。

四位青年还不能更深一层理解这些道理，自然地更加不服气了：孙先生太小看 我们青年了，别说是500枝枪，就是5000枝乃至5万枝，同学们也会托起来的。张国 焘说：“今天的问题是什么是革命，如何革命？”

许德风、康白情甚至以责难的口吻，你一句我一句地回敬孙中山：孙先生不也 掌握过几万人的部队，何以革命还是失败了呢？新文化运动反对旧思想、旧势力， 在那里艰苦奋斗，学生们赤手空拳。不顾生死地与北京政府抗争，只是因为没有拿 起枪，就不算革命吗？孙先生似乎瞧不起学生运动与新文化运动，又何尝注意过城 市里的工人、商人和乡下的一般老百姓的意，向呢？看起来孙先生只注重枪杆子而 不注重民众了。

张国焘又问孙中山：“过去的种种挫折的原因在哪里？今天是不是应该改弦更 张？难道孙先生对青年的期待，仅仅是500枝枪的问题吗？”

青年人激动的话语里，虽显偏激，却是真情，乃至还有孙中山过去所没有想过 或者还认识不到的道理啊！

四位青年滔滔不绝，侃侃而谈，使得孙中山常常插不上嘴。他若有所思地凝神 静听着，不时点头，显出赞叹叫好的激情；有时候又摇着头，对他们的观点表示不 以为然。

壁钟敲了五响。四位青年才意识到已经是下午5点了，连忙起身告辞。廖仲恺看 见孙中山兴犹未尽，谈趣方起，便热情招呼他们多谈一会儿。

孙中山看着这些朝气蓬勃的青年，内心充满着深情的怜爱和殷切的期望，他轻 声细语地陈述了自己的见解：

我并不是看轻学生们开会、示威，动员民众反抗北京政府的行动，我要学生们 拿起枪来，不过是希望学生们的革命精神再提高一步。你们说我没有充分重视学生 运动和新文化运动，不是完全没有理由的。不过，我也很注意宣传，素来主张宣传 与军事并重，但在事实上宣传工作做得不够，所以不能使一般青年和民众充分了解 和积极支持我的主张。我要求青年信仰三民主义，一致合作，共策进行。

态度是那样诚恳，声音是那么亲切，充满深情，听来和蔼可亲，使得四位青年 如愿以偿了。

张国焘显得羞愧了，轻轻笑着说：“我们学生说话，总有点像吵架似的。其实 是真诚向孙先生求教的。我们今天谈得十分痛快亲切。孙先生的意思，我们十分赞 成，下次再来进一步请教吧！”

孙中山也满面笑容，朗声说道：“我也很喜欢这次痛快的谈话。”

两代人的差距大大缩短了。

孙中山的思想又随着形势的发展而发展，时代的进步而进步。

如果说，推翻封建王朝、建立中华民国，是孙中山革命史上所跨过的第一个高 峰的话，那么，从五四运动开始，孙中山便以更加果断的步伐，向第二个高峰迈进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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