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5年11月2日晚，孙中山与陈少白、郑士良等一起乘日本货轮“广岛丸”号启航离港，经多日颠簸航行，11月10日到达神户。

孙中山到达日本没几天，中日战争结束，两国复交，清政府驻日公使即将到任。外面风传：日本政府可能按照清政府的要求引渡革命党人。孙中山难以在日本待下去，原计划与陈少白一起去美国，但当时美国方面已下禁令，不准华人入境，美国领事也面告不宜冒险前去，孙中山说明自己是檀香山出生，获得护照。这时的孙中山已身无分文，只好向横滨兴中会的同志们借钱。有些会员面有难色，见此情况，冯镜如与弟弟冯紫珊拿出500元交给了孙中山。孙中山这样分配这500元钱：拿出100元给没有取得入美签证的陈少白，作为留在日本开展活动和日常的费用；又给了郑士良100元，派他以合法身份再回香港进行革命组织工作。其余部分作为孙中山赴美经费。孙中山剪去了辫子，穿上了西装，留起了胡须，有人说这时的孙中山像一个干净利索的法国人。

孙中山上了船，开始了他的第四次檀香山之行。

1896年1月，孙中山抵达檀香山后，立即前往茂宜岛看望孙眉，那时，孙母杨太夫人、孙妻卢慕贞与儿子孙科、刚出生不久的长女孙?，已由陆皓东的侄子陆灿护送先期至檀。孙中山对一家人心怀歉意，他向哥哥报告了广州起义失败经过，孙眉鼓励他说：“这不算一回事，还应继续干下去！”这使孙中山沉重之余又感到了一些慰藉。

孙眉又拿出一部分钱给弟弟，让他作革命活动的经费。孙中山拿到钱后，第一件事就是还在日本时冯氏兄弟借的那500元钱。冯紫珊在1920年写信给冯自由时提及此事，他说当时给这500元就是想作救国牺牲，但没想到孙中山后来又寄还回来，他由此感到孙中山是一个忠厚而有信义之人。

4月初春的一天，孙中山正走在路上，忽然看见有一辆马车迎面而来，他一眼看出车上坐着的正是当年的恩师康德黎夫妇。激动的孙中山一下子跳上了他的马车，老师却根本没认出改穿洋装的孙中山，差点把他当做歹徒。孙中山大笑起来，说：“我是孙逸仙。”康德黎大吃一惊，康氏夫妇是在回国途中经过檀香山，离船上岸坐车游览风光的，没想到却在这里见到了他一直牵挂的中国学生。

两人相认后，康德黎感慨学生的遭遇，从个人角度，他劝孙中山继续钻研医术，但关于未来，孙中山自有自己的一番想法，他告诉老师，自己计划周游世界，争取华侨对中国革命的支持，首选是华侨最多的美国大陆，不久后即将去英国，与老师再相见。

6月18日，孙中山独自到达旧金山，在所遇到的华侨那里继续积极鼓吹反清革命。但他的革命宣传并没有得到积极响应，欢迎革命的，每埠不过数人或十余人而已，而且很多人认为孙中山“谋反”是大逆不道的行为，“视为蛇蝎”，甚至连筹措旅费也遭到了华商们的拒绝。一举一动受到监视的孙中山通过朋友的关系，察觉了自己的危险处境，在美国停留了3个月后，孙中山决计赴英。

1896年9月30日，乘白星轮船公司“麦竭斯”号的孙中山，在利物浦上岸。

孙中山没有想到，远处已有一双眼睛暗中注视着自己，并悄悄记下他的所有行踪：坐二等舱、带了一件行李上岸，乘火车站的公共汽车，到利物浦密德兰车站（Midland Railway Station），坐下午2点50分的快车去伦敦，但是他没有赶上火车。等到下午4点45分他才上车，晚上9点50到达伦敦的圣班克拉斯（St. Pancras）车站。从行李房取出行李，雇了12616号马车到斯屈朗赫胥(Haxeux Hotel)旅馆，此时已是深夜12点。

其实，早在孙中山到旧金山时，就已被清吏盯上。几天前，清政府驻美公使杨儒已收到来自总理衙门的来函：“粤东要犯孙中山谋乱发觉，潜逃赴美，希即确查密复。”杨儒立即密令驻旧金山总领事冯咏蘅查办。

然而，孙中山对清吏的跟踪一无所知。他在旧金山还曾摆姿势让人照相，而一张复制的照片就到了公使馆手里。有所警觉的孙中山虽然在登船时用了“孙逸仙”的英文简写，但这也没有逃过清政府密探的眼睛。

清政府驻英公使龚照瑗很快接到杨儒密函，他一再与英国外交部交涉，要求代拿孙中山，但遭到英国外交部拒绝。明暗两条线路，清政府都没有放过，龚照瑗于是托人找到英国一家私人侦探社――斯赖特侦探社一路侦查孙中山的行踪。

到达伦敦的第二天一早，孙中山前往覃文省街与老师康德黎会面，老师认为他还是住离自家近的地方更为安全，于是孙中山搬到了一间私人开设的葛兰旅馆。刚来的一个星期，孙中山的生活很平静。除了每天去和康德黎会面，他像个平常的旅人，参观大英博物馆，游览摄政公园，也会停驻在商店玻璃窗前。西方文明中的普通生活使他对平等和民主产生了直观感受，大英帝国的古老文化和法治社会一样让他着迷。对于跟踪，他毫不知情。

10月4日，孙中山照常在康家聊天，康德黎提醒他还是应该注意防范，因为清驻英使馆离他居住的地方非常近，孙中山用开玩笑的口吻说：“你要是愿意，倒可以进去拜访一下。”二人相视而笑。康的夫人严肃起来，说：“不行啊！使馆的人见了你，立刻就会缉捕你送回国。”孙中山在伦敦又拜访了在香港西医书院读书时的另一位老师孟生。在与孟生的谈话中，孙中山曾问到满清驻英使臣是谁，并问：“你认为我去使馆访问任何人是明智的吗？”孟生博士断然打消他的念头说：“慎勿行近中国使馆，致堕虎口。”孙中山也点头应允不去。

贸然闯馆遭不测

就在孙中山与康德黎、孟生谈话没过几天，1896年10月11日，他就被监禁在清朝驻英公使馆了，从而发生了轰动一时的“伦敦蒙难”。

孙中山究竟是如何进使馆被囚禁起来的呢？是被绑架、挟持、诱骗进去的，还是自己闯进去的呢？关于孙中山“伦敦蒙难”的经历，多年来历史学家也写了不少文章专门探讨，事情的真相也渐渐清晰。

孙中山被“诱骗”进清驻英使馆，是流传了数十年的一个说法，至今还被很多人作为信史引用，包括孙中山的孙女孙穗芳所著《我的祖父孙中山》一书，这种说法也源自孙中山当年自己提供的一个解释：

10月11日是个星期天，上午10点半，我自葛兰旅店出来，准备和康德黎夫妇一同去教堂做礼拜，路上忽然遇到一个广东同乡用粤语和我交谈，这个人显得很进步的样子，两个人相谈融洽。这时，又过来一个中国人，两个人和我一起走，请我去寓所喝点茶坐坐，好叙一下乡谊。于是这两个人“或推予，或挽予”，推推拉拉走到一个住所前，刚一进门，大门就被关上了，看见大厅里坐的人穿着清朝的官衣，顿时明白是被骗进了清政府驻英使馆。

然而伦敦蒙难的真相，是孙中山自己冒险闯进了使馆，从而遭到一直求之而不得的清官员们的囚禁的。

一心鼓吹革命的孙中山曾经在清廷驻美使馆宣讲过革命，但是使馆人表面赞成孙中山的想法，实际上却想从香港富商那里捞取好处，根本不关心革命。不过孙中山对于驻英使馆并没有畏惧，他想尝试。另外，孙中山一直不知道自己被跟踪的事情，还以为在伦敦并没有认识化名“陈文”并且已剪掉辫子的自己。孙中山还认真研究了中英外交关系的有关文件，认为“钦差（指清驻英公使龚照瑗）在英无办犯之权，中国与英国又无交犯之约”，这些或许都增加了他闯使馆的勇气。

在被抓前一天，孙中山已经闯过一次使馆。

10月10日上午，孙中山路过清使馆的门口，遇到专学造炮的留学生宋芝田，向他询问是否有广东人在使馆，宋回答“有”。孙中山请他引见，于是进入了使馆内，见到了广东“老乡”的四等翻译官邓廷铿，孙中山在海外“遇同乡分外惬意”。

邓廷铿是广东人，孙中山在广州行医时曾与他有过一面之缘，但双方都不知道对方的姓名，所以两人在使馆见到时格外亲热。不幸的是，孙中山一个不小心的动作还是暴露了自己的身份――告别之前，孙中山拿出金表看时间，邓也抓住孙中山的胳膊观赏金表，一眼看到了上面露出了“sun”的英文刻字，他立即恍然大悟，站在自己对面的竟然就是清廷重金悬赏的对象，但他不动声色，稳住了孙中山。

孙中山心满意足地告辞后，使馆内已是如临大敌，一片忙乱。邓立刻把自己的大发现告诉了驻英公使龚照瑗的侄子龚心湛，继而龚照瑗大使与马格里等几位参赞商量的结果是，第二天采取行动。

清使馆早已得知孙文的动向，却不曾料想他会自动送上门来。10月11日上午，按约定时间，孙中山又兴冲冲地进了使馆。他并不知道，这时使馆已作好捉拿他的准备。吃过午饭，邓廷铿请孙登楼，参观使馆的会客厅、签押室和卧室等，假装无意间碰到了参赞马格里。邓廷铿邀请孙中山参观自己的房间，邓、马二人一起引着孙中山继续上楼。马格里先进了预备好的空房，作开门待客状，而邓廷铿则守在门外。待孙中山一进房门，外面立即加了锁。马格里开口说，你并不姓陈，你的金表内刻的“孙文”二字，你一定是孙文，“现奉钦差之谕将你扣留”。马格里告诉孙中山，他必须待在这个房间，“不作犯人看待，只不许出门，如要看书均可取来”。这时，马格里出来，邓廷铿又进去问：你是孙文，号逸仙，再号帝象，字载之否？“孙低头不答，唯云：‘可准我回客栈然后再来或与人同去否？’邓答：皆不能准。”

对于孙中山当时贸然前往清使馆的行为，很多史学家认为过于草率，不应是他的作为。然而当时的孙中山远没有深思熟虑的习惯，革命的情势错综复杂，往往掺杂着机会主义和盲目乐观的情绪。虽然孙中山当年在脱险后所写的《伦敦蒙难记》里形容自己被诱骗、劫持到清驻英使馆，但这些说辞在晚年时被他自己几次在戴季陶、胡汉民、陈少白等多人面前推翻，他说这种被劫持的说法，是为了表示清使馆侵犯英国主权和制造舆论效果。

孙中山被关押第二天，使馆也明白，在英国擅自抓捕会造成自身处境的艰难。他们接国内发电：“慎密办理，不可为英所知。”驻英公使龚照瑗已致电总理衙门，汇报计划专雇船运这一“要犯”回广东，需要7000镑，具体实施的人是参赞马格里，他以要运一个“疯子”回国为掩护，开始和轮船公司商量。

已陷入绝境的孙中山开始苦苦思索逃离虎口之策。第二天一早，英国仆人柯尔进来生火炉、送洗脸水，孙中山请求他捎一张纸条出去。但柯尔反应冷淡。孙中山把纸条塞进他手里说：“如果你不能带出去，就请把它从窗口丢出去。”但对孙中山充满排斥与戒心的柯尔却把纸条交给了马格里。

孙中山一次又一次地寻找机会，但都没有成功：他把裹着硬币的纸条投到窗户外面，希望能被路人发现。但那张纸不巧碰到了绳子上，又落回了孙中山自己的窗口外，他又央求两位英仆中的另一位帮助拾回来。但那位仆人捡到后直接交给了马格里。结果，马格里不仅派人把房子周围的纸条都捡了个干净，而且当天就命人将窗户安上螺钉，让它不再能自由关闭。

此时的孙中山不免心生沮丧，自感“堕落于穷谷中”。但他还是没有放弃自救的努力。10月15日，他再一次向柯尔求救，为了能让柯尔理解他的处境，孙中山表明自己基督徒的身份，说自己是中国皇帝要杀的基督徒，想要改革社会。

尽管不懂孙中山所说的革命道理，但柯尔内心还是有所触动。犹豫着是否该帮这位中国人时，他将事情告诉了使馆的女管家霍维夫人，霍维夫人毫不犹豫地说：如果我是你，我一定会去帮助的。她鼓励柯尔帮这个革命者送信，并且秘密行事。这对柯尔下决心营救孙中山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这时，国内清政府总理衙门已回复龚照瑗，让他立即用商船把孙中山押运回国，“七千镑不足惜”，又叮嘱，在上船时应给孙中山加镣铐，“管解亦须加慎”。

康德黎与孟生的大营救

1896年10月15日，葛兰旅馆的主人见孙中山几日未归，心中颇为疑惑，就跑去问康德黎。康德黎也很焦急，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

17日夜里11点半，康德黎家门铃急促地响了起来，推门出去却未见到人，只见到从门底下塞进来的一封信。康德黎打开一看，上面写着：

君有友某自前礼拜日来，被禁于中国使馆中。使馆拟递解回国，处以死刑。吾友遭此，情实堪怜，设非急起营救，恐将无及。某于此书虽不敢具名，然所言均属实情。君友之名，某知其为Lin Yin Sen。

原来，这封未署名的信是好心的霍维夫人送来的。已经6天没见孙文的康德黎，知道事情紧迫，必须立即营救。他第一个想到的人，竟然就是马格里。马格里是英国人，军医，参加过克里米亚、印度等战役，1862年加入清政府军队，镇压太平天国起义，曾任金陵机器制造局等要职。康德黎并不知道马格里就是抓捕孙中山的主谋，还以为同是英国人，马格里可能会提供一些帮助。康德黎于是连夜前往马格里家求救，不停地按门铃，但始终不见有人出来。康德黎只好又去分区警署及苏格兰场报案，直至深夜一点。警方认为此事荒唐，且无权过问使馆的事，拒绝插手。

10月18日一早，柯尔像往常一样来到孙中山房间为他添煤时，用手指了指煤篓。看到这个动作，孙中山立时心头狂跳，明白柯尔在向他暗示着什么。他走过去拿出里面的纸条，上面写着:“我为你送信，但监守极严，你会在钥匙孔中受到监视，所以最好伏在床上写。”抓住了救命稻草的孙中山立刻面壁，赶紧开始写起来。

中午来收煤灰的柯尔，顺便带走了孙中山的求救纸条和两张名片，柯尔将信反折在袖口里，带出使馆，一路向康家走去。此时，康德黎还在为孙中山的命运焦头烂额地四处求救。他先找到一个朋友，希望他通过税务司向中国公使说明：私捕人犯，必引起国际干涉，应该放人。但朋友对此策不以为然，拒绝帮忙。康德黎只好又找孟生博士商量。

找康德黎未果的柯尔直接又找到孟生家，柯尔一进门就出示了孙中山手书的名片，上面写：被禁于清使馆，即将被绑送上船回中国。企盼赶速救援，否则不及矣。两位看了信，更加确定孙中山的处境，两人的第一反应还是想求救于马格里，柯尔却插嘴说出了重要情报：马格里天天到中国使馆去，幽禁孙中山的主谋就是他，而且他出主意说孙中山是疯汉，即将要押回国。这使康、孟大为惊愕，两个人决定先各自写几句话交给柯尔，让孙中山稍稍安心。

傍晚时分，柯尔又回使馆，将康、孟所给的两张名片藏在煤篓子里带进孙中山的房间。孙中山紧紧盯着柯尔的一举一动，明白煤篓子是希望所在。柯尔走后，他立即在篓子里找到了名片。

送走了柯尔，康德黎和孟生再一次来到苏格兰场警署，请警察出面干涉，以张人道。警长不耐烦地说：“你昨天半夜12点半来过了，今天又跑来，我们办不了那么快。”

两个人无奈地走出警署，边走边商量，决定跑到外交部一试，当天正好是星期天不办公，值日的人虽然很有礼貌，但对两人之说法又疑信参半，只答应第二天去告诉上司。时间紧迫，康德黎怕清使馆当天晚上实行偷运孙中山的计划，他让孟生去使馆提出警告，告诉他们孙中山被拘禁的事情已经泄露，让他们有所顾忌，不敢贸然押解登船。

孟生又立即赶到使馆，一位会英语的华人出来接见，此人正是邓廷铿。孟说：“我想见一见孙逸仙。”邓说：“我们这里没有此人。”孟又说：“现在英国外交部已经知道了这件事，而且苏格兰场警署正在派人调查。”邓廷铿不仅态度坚决而且非常从容，完全看不出慌乱的神色，他一脸坦率地告诉孟生“绝无此事”，和孙中山相交不深的孟生甚至都有些动摇了。

但重重阻力丝毫没有动摇康德黎全力解救学生的决心。情急之下，他也想到了找私家侦探社，让他们侦查使馆行动，巧合的是，康德黎找的也是当初受雇于清政府监视孙中山的那家――斯赖特侦探社。在四处找侦探社过程中，康德黎情急生智，决定到《泰晤士报》馆，只要报纸宣布，必然引起公论，他将孙中山的遭遇向记者口述了一遍。但不知出于何种原因，《泰晤士报》却并没有立刻刊登出这个重大的独家消息。

从报馆出来已是夜里11点半，正在心如火灼时，白天寻而未见的侦探找到康德黎，两个人一起来到了清使馆。此时已是晚上12点半，使馆却灯火通明，人影憧憧。由于孟生白天来盘问，使馆被惊动了，他们决定20日送孙中山回国。康德黎让侦探把车停在一个屋檐下，躲在车里。月光下，可以清楚见到使馆人员出入，如果孙中山被押出，侦探会立刻跟踪，安排好这一切，精疲力竭的康德黎于深夜2点回到家中。

19日一早，康德黎又雇了一名侦探守候在使馆门口，自己则连夜将事情的始末写成信函，上交给外交部和警方各部门，孙中山如何与自己相识，来英、被诱、营救原委完全清楚。这时警方也向格来轮船公司调查，确认了清使馆用7000镑雇用了一艘2000吨的轮船，准备将孙中山解运回国，才相信事情属实，于是乔福斯探长正式接管此案。

收到信函的英国外交部也不敢马虎，特别派人到首相兼外相沙士伯雷处请示，首相在下午6点半做出了肯定答复。于是警方派出6名侦探在使馆外监视，他们人手一张孙中山的西装照片，分3班24小时监视清使馆。一切就绪，晚上10点，泰晤士河上已经被警方布置好，对所有开往中国的船只进行监视。英国政府的强硬措施和效率，成了孙中山最终被解救的最强有力的支持。

这几天，清使馆内的官员日子也不好过。他们已意识到，英方已知道所有消息，但他们还是不甘心就这样放掉一个朝廷“要犯”。他们雇用斯赖特侦探社加紧调查康德黎，马格里继续和轮船公司商讨计划。

孙中山的命运得到更大范围内关注，源于10月22日。这一天，《地球报》派记者来见康德黎，首先以“革命家在伦敦被诱捕”为题目，披露了孙中山的遭遇。当天晚报将访问刊出号外，引起了英国上下极大关注。首先得到消息的《泰晤士报》错过了这一重大新闻，不知他们后来做何感想。

重获自由

《地球报》刊发新闻后，孙中山的命运成了全英国关心的话题。伦敦各报记者纷纷出动，前往康德黎家、孙中山的住处、马格里家要求采访，还有记者直接到清使馆门口，要求采访孙中山本人，给清使馆造成了极大的压力。躲避在火车站米兰特大旅店的马格里被记者找了出来，在追问下被迫承认“这个人确实在使馆内”。连伦敦马路上的报馆广告牌也全部用引人注目的大字体发布这个中国革命者的消息，令全城轰动，不断有群众去围堵清使馆，并伴有“释放革命家”的口号。孙中山在馆内接到柯尔带来的消息，英国政府采取了行动，加上舆论干涉的威力让自己性命无虞，这才感到了安慰和放松。

这一天，康德黎到高等法院申请人权保护令，但法官因为这个法令不能用于外国使馆拒绝了请求，但是法院将请求转给了首相，希望采取外交途径解决。外交部次长山德森以首相名义向龚照瑗发出措辞强硬的照会，要求立即释放孙中山。

10月23日下午1点半，马格里到英国外交部交涉释放孙中山的事宜，要求英国政府保证禁止孙中山到香港从事颠覆活动。外交部次长山德森同意将放人的最后期限延至4点。

下午4点30分，两个看守人员打开了幽禁孙中山房间的门，对孙中山说：马格里在楼下等你。同时让他穿好衣服戴上帽子。孙中山整理好衣服就随看守走下楼去。

当看到等候在门外的康德黎时，孙中山一下子心头一舒。除了康德黎外，还有英国外交部派的人和乔福斯探长等，这时马格里当着众人的面把从孙中山身上搜走的东西一一归还，并摆出姿态说：“我现在把他交给你们，主要是为了本使馆的特别主权和外交权利不受损。”随即转过身来对孙中山说：你现在自由了！

清驻英大使龚照瑗电报总理衙门：“孙犯已在馆扣留十三日，有党犯在馆旁巡逻，馆中人出入，亦必尾随，日夜无间，竟无法送出。外间亦有风声，船行亦不敢送，只得将购定之船退去。与外部商允，如孙犯回香港，则必由港督严查，并请具文以饬港督照办。因将孙释放，仍派人密跟。”

这一天，清使馆成了人们注视的焦点。孙中山等刚出门，人们就包围过来，特别是记者纷纷拥上来，要求发表谈话。乔福斯探长见此情景，特意安排孙中山乘四轮马车由使馆后门离开，直奔苏格兰场警署。有记者竟然攀爬马车，要求采访。

5点，孙中山与康德黎一路前往苏格兰场，被一批记者乘车尾随，赶上后，为了满足记者们的急切愿望，孙中山在某酒店接受了采访，一记者在文章中，还补充说“孙逸仙的英语讲得非常好，尽管带有明显的外国腔”。

晚上7点左右，孙中山终于和康德黎回到了康的住处。此后的两个礼拜，孙中山和康德黎一直忙于应对络绎不绝的记者，“几于唇敝舌焦。”舆论的强大支持让孙中山终生对西方的新闻体制充满热情。获释的第二天，孙中山就致函伦敦各报的主笔，对英国政府的和报界的帮助和同情表达谢意。他在信中写道：

最近几天中所发生的实际行动，使我对英国宽大的公德心和英国人民崇尚的正义，确信无疑。我对立宪政府和文明国民的认识和感受，更加坚定。这一切促使我更积极地投身于，我那可爱而受压迫的祖国的进步、教育和文明事业。

除了英国的报刊，美国、澳大利亚、香港、日本、新加坡等地多家报纸和上海的《万国公报》、《时务报》都转载刊发了有关的报道和评论。“孙逸仙”成为与封建暴政作坚决斗争的英雄，一下子便成为社会舆论和公众注目的对象。不少英国人致函道贺或前来拜访，甚至用实际行动来表示对他的同情与支持。孙中山在伦敦接待一大批仰慕的访问者，其中一个叫摩根的英国士兵，他十分同情中国革命，表示愿意参加今后的中国革命，1899年他来到香港，参加1900年的惠州起义。

清政府仍然在策划引渡孙中山，但是孙中山却静下心来，申请了大英博物馆半年的读者证，为了让更多世人了解真相，他开始撰写《伦敦蒙难记》，康德黎继续资助孙中山，给他50英镑，于第一年夏天在英国布里斯特尔出版社出版，它使“孙逸仙”名扬四海，这本书后来被翻译成多国文字。孙中山一直也没有忘记柯尔这位救命恩人，经康德黎介绍，孙中山在伦敦多次演说，将捐来的几百英镑送给柯尔。他在欧洲居住了两年，一面博览群书，一面考察政治风俗，和在朝在野的各方面人士会晤。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思想雏形正是这个时期的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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