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6年底，孙中山再次电召汪精卫回国。这时，袁世凯已死，由黎元洪出任大总统，但实权却落入了国务总理段祺瑞手中。他们肆意践踏《临时约法》，拒不召开国会，孙中山在国内掀起了护法运动。汪精卫与陈璧君商议决定，先由汪一人回国，陈璧君继续留在法国学习。1917年1月，汪精卫回国。途中，汪精卫作《六年一月自法国渡海至英国，复渡北海历挪威、芬兰，至俄国京城彼得格勒，始由西伯利亚铁道归国。时欧战方亟，耳目所接皆征人愁苦之声色，书一绝句《寄冰如》。诗云:

野帐冰风冷鬓须，
鄜州明月又何如，
天涯我亦仳离者，
莫话深愁且读书。

汪精卫回国前，蔡元培已先期回国，担任了北京大学校长，得知汪氏回国的消息后，曾邀请他去北大任教，称他是“中国今日之菲希特（德国哲学家）”。汪未应允。4月，汪精卫偕梁宇皋回到槟城，探视陈璧君的亲眷，小住十多日后回到上海。7月，孙中山偕海军南下广州，发起了护法斗争。8月25日，国会非常会议在广州开幕。9月10日，广州军政府成立，孙中山就任军政府海陆军大元帅，任命汪精卫为秘书并代理大元帅府秘书长。

1917年7月，孙中山于广州大元帅府。

陈璧君得知广州军政府成立的消息，也无心继续读书，于1917年9月，告别方君瑛、曾醒，举家东归，结束了持续五年的留学生涯。她将子女寄放在南洋母亲身边，把弟妹转送到上海大同学校，自己则跟随汪精卫投入了国内反对北洋军阀的斗争。

此时的汪精卫仍以清高自诩，不愿做官，只愿帮助孙中山做

些党务和政治工作，加之当时在广东参加护法诸人中，鱼龙混杂，真正的革命党人不多，主要是滇桂军阀。对他们之间的勾心斗角，争权夺利，汪精卫极为反感。

1918年初，汪精卫即偕陈璧君去上海活动，一方面代表孙中山做些对外联络工作，一方面仍热心于勤工俭学运动。5月20日，非常国会决定改组军政府，废除大元帅制，选唐绍仪、唐继尧、伍廷芳、孙中山等七人为政务总裁。次日，孙中山即偕胡汉民等去上海。这时，广东军政府再次邀请汪精卫回粤出任秘书长，遭汪拒绝。并作《广州感事》一诗，借以讥讽。在这种情况下，陈璧君在上海亦无所作为，曾借机去北京游览，畅游了颐和园、香山等名胜。汪精卫作《冰如薄游北京书此寄之》诗三首。

1918年11月，第—次世界大战结束，并决定翌年召开巴黎和会。因汪精卫长期生活在法国，熟悉法国情况，所以广州军政府推他为出席和会代表，汪因对军政府不满，拒不受命，但表示愿赴巴黎实地考察，从旁协助。1919年8月，他由上海出发，探望了正在日本神奈川县江之岛养病的胡汉民，然后到美国各地宣传。5月3日，始达巴黎，随即参加了拒绝在巴黎和约上签字的斗争。在此期间，汪精卫还参加了勤工俭学的活动，并去法国南部的比那莲山游览，曾作诗数首寄给陈璧君。11月12日，汪氏乘司聘司号船回到上海。他回国后，一面帮助孙中山编辑《建设》杂志，一面又和章士钊、陈独秀一起，筹组西南大学，经常来往于粤沪之间。1920年11月28日，孙中山、汪精卫、张继、戴季陶由上海重返广州，改组了军政府。1921年4月，广州非常会议开会，决定在广州另组中华民国政府，并推举孙中山为非常大总统，6月5日，孙中山正式就职。汪精卫奉孙中山之召，第四次从法国回国，到广州任广东教育会会长。为了进行北伐，年底，孙中山在广西桂林建立了北伐军大本营，准备借道湖南，直攻武汉。不料身居粤军总司令、军政部长、广东省长等要职的陈炯明却反对北伐，孙中山派汪精卫等人多次去惠州劝说陈炯明，陈表面上说要“卖刀买牛”，暗中却与北洋军阀相勾结，准备发动叛乱。1922年3月21日，派人暗杀了支持北伐的粤军参谋长邓铿，同时，赵恒惕也反对北伐军通过湖南。于是，孙中山回师韶关，重建北伐大本营，并派李烈钧、许崇智等率军由江西北上。为了不影响北伐，又能制止陈炯明叛乱，孙中山冒着生命危险，6月1日，亲自回广州坐镇，对陈炯明的部下叶举等人晓以大义。6月14日，陈炯明打电报给廖仲恺，假意请他去惠州领款，并说“有事相商”，廖仲恺也想去惠州见陈，做些挽救工作。刚到石龙，即遭陈逮捕，关押在广州石井兵工厂。

1922年6月16日，陈炯明叛变革命，炮轰总统府，孙中山避难永丰舰，7月3日，汪精卫同古应芬登永丰舰，晋见孙中山。后8月9日，孙中山在汪精卫等人伴随下退居上海。孙中山偕汪精卫、蒋介石等人抵上海后，陈璧君也由香港赶来上海。这时，孙中山认真地总结了陈炯明叛变的教训，决心加快国民党的改组工作。1922年8月25日，孙中山会见了专程来上海的共产国际的代表马林和越飞，月底，又会见了李大钊和陈独秀，讨论了“振兴国民党以振兴中国”等问题，决定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李大钊、陈独秀、张国焘、蔡和森等人，随即由孙中山亲自主盟，加入了国民党。

汪精卫在孙中山领导下马不停蹄地进行合纵联横的联络活动。9月4日，汪精卫出席孙中山召集的商讨改进国民党事宜的会议，会后，他同胡汉民赴杭州晤卢永祥，商联合反直事宜。14日，汪同胡汉民晤卢永祥，洽谈军事合作事宜。结果甚善。17日晚，汪偕胡汉民由杭州返上海，22日就奉孙中山之命，同前湖南军总司令程潜离上海往奉天（今沈阳），与张作霖商洽段（祺瑞）、张（作霖）、孙（中山）三派反直军事政治合作计划。27日夜，经大连抵奉天，下榻奉天都旅馆。汪精卫旋即与张作霖会晤。10月3日汪精卫、程潜出席张作霖召开的欢迎会。与张讨论段、张、孙联盟之事，谓孙中山、段芝泉非争权夺利之辈，请张放心。至于孙中山，则更可为之担保。1923年1月26日，发表了《孙文越飞宣言》。孙中山接受马林的建议，在军事上不能再搞利用甲军阀打倒乙军阀，也不可能利用和改造旧的军阀部队，必须要筹办新的军官学校，培养训练崭新的、能听党的领导和指挥的军队。

改组国民党和筹建军校，都需要大量的经费，而当时国民党的经费又十分拮据。一天，孙中山召廖仲恺、胡汉民、汪精卫、陈璧君等人，研究经费问题，认为惟一的办法只有向海外华侨募捐，但又不能说为了开办军校，最后决定以执信学校的名义去美洲募捐。由于陈璧君系华侨出身，与各地华侨有一定的联系，又恰好在孙中山身边，于是决定由陈璧君担此重任，又任命其弟陈耀祖为执信学校校长，陪同前往美洲各地募捐。1923年4月29日，陈璧君偕陈耀祖由上海出发了，汪精卫亲送上船，并填《绮罗香》一词相赠。词云:

月色轻黄，花阴淡墨，寂寂春深庭户。
自下垂帘，不放游丝飞去。
博今宵，絮语西窗；拼明月，销魂南浦。
最怜他，儿女灯前，依依也识别离苦。

苍茫烟水万里，好把他乡风物，台温情绪。
柁尾低飞，空妒煞，闲鸥鹭。
当海上朝生时，是江东暮云低处，
正情懵，梅子初黄，小楼听夜雨。

陈璧君、陈耀祖姐弟的行程路线是:经香港、马尼拉，过太平洋，到美国檀香山，然后去三藩市，经美国南部一些城市去古巴，再经美国中部一些城市，最后到加拿大。每到一处，都有当地的国民党总支部或党员负责人予以接待和协助募捐，在美国活动的主要负责人是黄滋，在加拿大活动的主要负责人是刘芦隐和李佩书。足迹所至，除募捐外，还同各地的国民党同志，均有诚挚之接洽。当地华侨中不少人生活并不富裕，每天要从事繁重的劳动，陈璧君就利用晚上的时间，去各处讲演宣传。他们听说是为执信学校筹款，几乎无人不捐，这些海外赤子，出于一片爱国之心，把平时节省下来的钱，都资助了国内的革命斗争。上海《民国日报》1923年11月21日，刊登了一篇名叫高华的人的来信，介绍陈璧君在加拿大云市的活动情况。陈璧君和陈耀祖在马素陪同下，由美国来到云市，由该地国民党总干事刘芦隐负责接待。第二天，先去拜访了华侨各团体，有中华会馆、同福堂、陈颖川堂及各教会。陈璧君身穿宝蓝绮霞缎衣裙，容貌端庄，华侨万人空巷，争瞻风采。下午，总支部又在万国酒楼举行欢迎会，陈璧君发表演说，谓执信学校，采用美国新学制，专以实施良好之国民教育为宗旨。因陈炯明破坏该校，故来募捐。陈耀祖和马素也发表了演讲。

1923年11月2日，陈璧君一行在海外活动了半年之后，回到了上海。此次募捐活动，远涉重洋，历经辛苦，取得了显著成绩，共筹款30余万元，解决了国民党人的经费困难，也有了创办黄埔军校的经费，孙中山十分高兴。这次募捐活动，也大大提高了陈璧君在国民党中的声誉。

当孙中山决定改组中国国民党、召集重要干部讨论制定三大政策时，汪精卫开始持怀疑的态度。汪虽在公开场合表示积极拥护，但对联共，特别是接纳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则执意反对。他说:“共产党如果羼入本党（国民党），本党的生命定要危险。譬如《西游记》上说，孙行者跳入猪精的腹内打跟头，使金箍棒，猪精如何受得了。”但是，当孙中山确定了三大政策，形势不可逆转时，汪精卫又改变了态度，大力讴歌改组，宣称:“中国国民党改组，对于本党，实在是起衰振废的良剂”;“国民革命，看看就要告成了。”他把自己置于国民党内反对和赞成改组的两派人之间，左右逢源，这使他受益匪浅。10月19日，汪精卫与廖仲恺、张继、戴季陶、李大钊等，被孙中山委为国民党改组委员。25日，孙中山组织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执行委员及候补执行委员，汪精卫同李大钊、古应芬等被派为候补委员，并负责起草党纲、章程，筹备召开全国代表大会。28日，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正式成立，并召开一次会议，汪被推举为上海执行部委员。

陈璧君由美洲回来后，在上海小住数日，于1923年底回到广州。汪精卫仍留在上海，和廖仲恺等人一起，筹组国民党上海执行部，1924年1月6日才返回广州。1月20日，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孙中山亲自主持，汪精卫与胡汉民、林森、谢持、李大钊均为大会主席团成员，陈璧君被指定为三个妇女代表之一（其他二人为何香凝、唐允恭）。1月25日上午，汪精卫在大会上报告《中国国民党章程》修改案。1月28日上午，汪精卫在大会上以章程审查委员会主席身份，就跨党问题发言。谓:“曩者吴稚晖、李石曾、张溥泉诸君都是无政府党，我们已承认他们为国民党员，如何对于共产党员，又不允许他，这是什么道理?且党章上已有纪律专章，对于党员违反党义有所制裁，则党员跨党一层亦可不必过虑，且从前既以许之，固经过慎重考量，矧共产党又系国际，更何碍于本党乎?”汪精卫还发表《中国国民党何以有此次宣言》一文。谓:“在今日之环境中，我们在精神上有一种说不尽的苦痛:便是中国的现状和我们的主义不能相合，不但不能相合，而且相反。所以不能一致的最大原因，是革命党和群众还没有真正密切地结合。革命党如何能和群众做真正密切的结合呢?第一要训练革命党自己，第二要向群众宣传。根据这训练和宣传两个理由，中国国民党才有此次的宣言。大会通过了宣言，实现了国共合作。”会议选举了国民党第一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和监察委员会，汪精卫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陈璧君当选为中央监察委员，夫妻双双进入了国民党最高领导层。

国民党“一大”决定在上海、北京、武汉等地设立执行部，由中央各执委分头负责，指定汪精卫、胡汉民、于右任等人负责上海执行部。2月10日，汪精卫偕胡汉民离广州，经香港乘轮船往上海。21日广东大学筹备成立，汪精卫被聘为筹备委员。2月，汪精卫再次被选为广东教育会会长。3月与胡汉民联名，以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名义，发表重要声明，批驳所谓国民党“赤化”的谣言。谓:“国民党之惟一职任，在领导全国人民做反抗军阀及帝国主义之运动。鉴于历年之失败，欲重新整齐其纪律，坚强其组织，以应全国国民革命之需要。所有宣言章程及今后一切行动，均有明文及事实可以考证，全国各界，静以察之可也。”

6月8日，应孙中山之召，汪精卫乘船由上海往广州。11日抵广州，当即赴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报告上海党务情况，旋同廖仲恺往大本营谒孙中山，陈述一切。6月16日，黄埔军校举行开学典礼。汪精卫同孙中山、胡汉民、廖仲恺等出席，并代表中央执行委员会宣读祝词。谓:“三民五权，革命宗旨;谁欤实行?责在同志。民国肇造，倏逾周纪，纷乱相寻，吾党所耻。誓竭血诚，与众更始，尽涤瑕秽，实现民治。军校权舆，革命所系，觥觥诸君，忠义勇起。勤于所事，以继先烈，以式多士，披坚执锐，日进无已。谨贡清言，愿同生死。”6月20日，戴季陶请辞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职，汪精卫受命代理，协助孙中山领导国民革命。这时，陈璧君之次女汪文恂已在广州出生。9月初，陈璧君受汪精卫之托，专程由广州去上海，请吴稚晖等人出面，调停孙中山和陈炯明的关系，以便利用陈的兵力援助北伐。此时，吴稚晖在上海永安公司后面闲居，陈璧君讲明来意后，吴也乐于出面，就和陈璧君一起乘英国邮轮返回广州，住在汪家。与汪商谈后，吴去海丰汕尾见陈炯明，陈炯明表示:大局形势未明，不得不沉机观变，但一定打吴佩孚。吴回广州后，于9月16日偕邹鲁去韶关，谒见孙中山。孙表示:陈炯明一定要写悔过书;如不写，就立即出兵福建，为北伐声援。这两条陈都不答应，致使这次调停失败。吴稚晖又在汪家住了数日，返回了上海。广州商团叛乱后，10月11日，汪精卫与许崇智、廖仲恺、蒋介石、陈友仁、谭平山等被孙中山指派为革命委员会全权委员，负责弭平商团叛乱，并设法收回关余，汪精卫还于27日在广州《民国日报》上发表《帝国主义与广东人》一文。指斥商团勾结英国殖民主义者，反对本国政府，制造叛乱。

1924年10月，第二次直奉战争战事正酣之际，冯玉祥在北京发动了震惊全国的“北京政变”。之后，冯玉祥、张作霖、段祺瑞各怀着不同的政治目的电邀孙中山北上共商国事，孙中山为求得全国统一，不顾个人安危，毅然决定应邀北上。并指派汪精卫、陈璧君夫妇随行。11月2日，汪精卫奉孙中山命草拟《北上宣言》。汪所任中执委常委由邹鲁代理，宣传部长由秘书陈扬煊代理。8日，汪精卫发表时评《一封努力革命的电报》，称赞冯玉祥请孙中山北上之电报，充分显示了革命党人的真面目，这次驱逐曹锟、吴佩孚，完全是为了扫除革命进行的障碍物。12日，汪精卫夫妇先去香港准备一切。第二天，孙中山偕宋庆龄等离开广州，经香港乘船北上，17日抵上海。经研究决定，派汪精卫、陈璧君和于右任乘火车先行北上，与冯玉祥、段祺瑞、张作霖等联络。11月孙中山偕宋庆龄、李烈钧、戴季陶、黄昌谷等取道日本，转赴北京。11月24日，孙中山致电在大连的汪精卫夫妇称:“准11月30日坐北岭丸自神户出发，计程12月4日到天津”，要他们去天津迎候。26日，汪氏夫妇由大连乘长平丸抵天津。12月4日，孙中山一行准时抵天津，汪精卫等陪同孙中山会见了在天津的张作霖。后因孙中山在天津病倒，滞留到31日才去北京。北京各界十多万人冒着严寒，欢迎这位中国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和伟大的爱国者到来。

汪精卫夫妇随同孙中山到京后不久，孙中山即病重不能理事，住进了医院。为了便于领导，特指定在京的中央执行委员组成中央政治会议，由汪精卫负实际领导责任。为了反对段祺瑞的善后会议，汪精卫还为召开国民会议促成会而忙碌。这时，陈璧君、何香凝主要是协助宋庆龄照顾孙中山治病。

孙中山本来是抱病起程，又因旅途辛劳和对段祺瑞政府继续卖国痛恨，加速了病情的恶化。到北京后，他提议由汪精卫、李石曾、于右任、李大钊等为委员的广州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移北京处理一切政治事务。孙中山虽还在病榻上坚持处理公务，但更多的则是由汪精卫代之办理外事，接待宾客，发表谈话，汪俨然成了孙中山的代言人。

孙中山病情日趋恶化，国民党人商议预备遗嘱，待病危时再请病人签字。2月24日下午3时，汪精卫、孙科、宋子文、孔祥熙等受国民党诸同志所托，至先生病榻前请求留下遗嘱，孙中山展目环视。说:“你们有什么话可说?”汪精卫答道:“1月26日先生进入病院时，许多同志说，应请先生留些教诲之言，俾资遵循。如先生之病迅即痊愈，固无论矣，设或不痊愈，吾等仍可永远听到先生之教训。我们固知先生有力量以抗病魔，我们也愿助先生以抗病魔。但也想趁先生精神较佳时，留下教诲，则十年二十年后，仍可受用。”中山先生说:“我病如克痊愈，则所言者甚多，设使不幸而死，由你们任意去做，又有什么可说的!”

汪精卫答:“先生之病不久当可痊愈，只恐调养须时太久，难以处理公务，而本党又处在重要时期，行动不能有一刻停滞，还请先生早赐教诲，以便我们遵守，以利党务进行为是。”中山先生说:“我若留下话给你们，诚有许多危险。当今无数敌人正在围困你们，我死后，他们更会向你们进攻。甚至必有方法令你们软化。如果你们不被敌人软化，强硬对抗，则又必将被加害，危险甚大，故吾仍以不言为佳，则你们应付环境，似较容易。如我必定说出，汝等将更难对付险恶之环境!如此，我还怎么说呢?”汪精卫说:“我们追随先生奋斗数十年，从未巧避危险，此后危险何畏?从未被人软化过，此后何人能软化我们?我们也深知大部分同志都能遵从先生之言，不计危险与生死。”中山先生说:“吾已著书甚多!”汪精卫说:“诚然，先生著有《建国大纲》、《建国方略》，《三民主义》及《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诸同志都当竭诚奉行，还望先生为一总括之言。”孙中山终于同意了，遂由汪精卫代笔。第一篇是国事遗嘱，全文如下:

“余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积四十年之经验，深知欲达到此目的，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现在革命尚未成功，凡我同志，务须依照余所著《建国方略》、《建国大纲》、《三民主义》及《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继续努力，以求贯彻。最近主张开国民会议及废除不平等条约，尤须于最短时间促其实现，是所至嘱!”第二篇是家事遗嘱，全文是:

“余因尽瘁国事，不治家产。其所遗之书籍、衣物、住宅等，一切均付吾妻宋庆龄，以为纪念。余之儿女已长成，能自立，望各自爱，以继余志。此嘱。”

还有一篇是给苏联政府的遗书，先生用英语口述，由鲍罗廷、陈友仁、宋子文、孙科记录。全文是: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大联合中央执行委员会亲爱的同志:我在此身患不治之症，我的心念此时转向你们，转向于我党及我国的将来。你们是自由的共和国大联合之首领。此自由的共和国大联合，是不朽的列宁遗与被压迫民族的世界之真遗产。帝国主义下的难民，将藉此以保卫其自由，从以古代奴隶战争偏私为基础之国际制度中谋解放。我遗下的是国民党。我希望国民党在完成其由帝国主义制度解放中国及其他被侵略国之历史的工作中，与你们合力共作，命运使我必须放下我未竟之业，移交与彼谨守国民党主义与教训而组织我真正同志之人。故我已嘱咐国民党进行民族革命运动之工作，俾中国可免帝国主义加诸中国的半殖民地状况之羁缚。为达到此项目的起见，我已命国民党长此继续与你们提携，我深信你们政府亦必继续前此予我国之援助。亲爱的同志，当此与你们诀别之际，我愿表示我热烈的希望，希望不久即将破晓，斯时苏联以良友及盟国而欢迎强盛独立之中国，两国在争世界被压迫民族自由之大战中，携手并进，以取得胜利。谨以兄弟之谊，祝你们平安!”本来孙先生口述的遗嘱是:“联合世界上被压迫民族，共同奋斗。”汪精卫因知道许世英曾经来说过不要得罪列强，就改为“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这样写好之后，张继、邵元冲、胡汉民等还是反对，甚至连汪精卫和陈友仁所改写的比较模糊的语调，也认为“过左”，所以对汪、陈二人也不满。

2月24日以后，孙中山先生病情更加恶化，全身浮肿。德国医生克利继续治疗，又请了留学日本的山东医生王纶用日本最新发明的治肺痈药水，每隔一日注射一次。连续注射7次后，腹水有加无已。至3月10日，已百药罔效，群医束手。

孙中山先生神思仍然清楚，当听到党人报告东征军捷报时，十分欣慰，并令汪精卫电告胡汉民“不可扰乱百姓”。11日，孙中山先生知自己已经病危，便召集同志和家属来到床前，说:“现在要分别了，拿前日预备的字来，到签字的时候了。”汪精卫取过遗嘱，由孙夫人扶先生手执钢笔签名。夫人泪流如雨，大家也都痛哭失声。何香凝回忆说:记得是3月11日早晨8点钟，我到孙先生的房间去看他，一见他的情形，我心里就很难过，原来孙先生的眼睛已开始散光了。我就赶紧出来，对汪精卫讲:“孙先生的眼睛已开始散光了。”并叫汪精卫拿遗嘱去签。陈璧君听见了，十分不满。她还骂我:“还说签?就是因为汪先生写了遗嘱，人人都骂汪先生，现在又叫汪先生叫他签遗嘱，将来不是别人更骂汪先生吗?”我只得又对宋子文、宋蔼龄他们说，他们赶忙入内细看，也都觉得应该签了。于是大家一起走到孙先生床前，请孙先生在遗嘱上签字。在动手签字时，孙夫人流泪如雨，大家也不禁哭起来。同志们又走近床前，孙中山先生说:“我这次放弃两广来北京，是谋求和平统一。我所主张统一的方法，是开国民会议，实行三民主义和五权宪法，建设一个新国家。现在为病所累，不能痊愈，死生本不足惜，但数十年为国民革命所抱定的主张不能完全实现，这是不能无遗憾的。希望各同志努力奋斗，使国民会议早日开成，达到实行三民主义和五权宪法的目的。那么我虽是死了，也是瞑目的。”1925年3月12日，伟大的民主革命先行者、民主主义革命家、爱国者孙中山在北京与世长辞，终年59岁。19日，孙中山的灵柩由协和医院移往中央公园（今中山公园），汪精卫、张继、林森、宋子文为第一组执绋人，陈璧君为女子第一组执绋人。

孙中山逝世后，汪精卫也因患肝炎，住进了医院。4月初，国民党负责人陆续离开北京，直到24日，汪精卫病情好转，才与陈璧君一起，沿津浦路南下，过南京时，察看了紫金山麓为孙中山选好的墓地，遂匆匆南下去上海。在沪期间，汪精卫曾就国民党内左右派问题发表谈话。谓:“关于本党主义，有总理遗著在，吾人当本总理之遗著，以为玉尺，而裁是党员之言论。悠悠之口，动辄以倾向共产目吾侪，而吾侪不任受者，即以此故，此则自命为左派中人者亦当深省也。至于党员之行动，则视其能否于现在努力国民革命，而不必问其所蓄理想为何如。盖国民革命，乃卑之无高论的一件事，无论将来中国社会经济组织如何，此一件事皆不能不做，若并此一件事亦不做，则所谓左派，皆成空谈，而所谓右派，不特忘了民生主义，并民族主义亦已忘矣。”汪精卫和陈璧君于5月3日乘加拿大号邮轮返粤，5日抵香港，8日到汕头，先去粤军总部拜会了许崇智，10日又去潮州拜访了蒋介石。第二天，蒋介石陪同汪氏夫妇同游潮州名胜关帝庙，然后同去汕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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