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长江中下游的争战

在咸丰六年（1856年）天京城内发生大变乱时，太平军控制着西自武汉，东到镇江的长江沿线，在湖北、江西、安徽三省太平军都居于优势。但就在这时，太平军已经实际上从战略进攻转而为战略防御。太平军为了卫护天京而占领了天京以西沿长江的大小诸城镇，力求坚守这些城镇和地区。于是太平军就成了防御的一方，清朝军队反而成了进攻的一方。到了韦昌辉在天京进行的屠杀使太平军骨干受到很大损失，而石达开的分裂又带走了一部分兵力以后，在天京以西的战场上，逐渐出现了不利于太平军的局势。

首先是在湖北。在咸丰五年（1855年）二月间，太平军第三次占领武昌，湘军的主帅之一胡林翼受任为湖北巡抚，率军进攻武昌，加以围困。石达开曾在外围与城内的太平军配合夹攻胡林翼。到了天京变乱后，石达开撤走了城外的援军，城内的太平军无力继续坚守。咸丰六年十一月下旬守军突围而出。从此太平军再没有重新进入武汉。

接着，湘军以十万兵力投入江西战场。当时，除了省城以外，江西的几乎所有的重要城镇都不在清朝手里。但太平军的兵力比起敌方进攻的兵力来说，相对地较少，而又分散守御各个城镇。加以前面已经说过，在江西太平军中还杂有打着自己旗号的天地会部队，二者在作战中常常发生矛盾，不能很好地合作。例如，咸丰六年十一月初，袁州（宜春）的守将，一个天地会头子李能通开城降敌，城中二千多太平军老战士则坚持战斗到底。敌方利用太平军中的这些矛盾，经过剧烈的争战，在咸丰六年、七年分别包围攻下了江西的许多城镇。石达开在七年八月率十余万之众由安徽进入江西，但这时他已宣布“独树一帜”，当然无力统一领导在江西的军事。八年二、三月间，石达开军退出江西，东入浙江、福建，还留在江西的太平军仍然分别坚守着尚未被敌人占领的几个城市。他们所采取的消极防御的办法只能使局势继续恶化。被敌人围困了近一年半的九江，终于在八年四月失陷。太平军名将林启容全军一万七千人在巷战中全部牺牲。到了这年八月，太平军手里的最后一个城市吉安也在太平军和天地会互相倾轧中被敌人攻占。这样，整个江西省反过来成了湘军的基地。

太平军在安徽的情况好得多。咸丰六年下半年，淮南地区的不少城镇也被清军从太平军手里夺去。但是太平军没有采取单纯防御的办法，他们和当时在皖北活动的另一支重要的农民起义军，即被称为捻军的部队结合了起来，在七年、八年进行了比较活跃的战斗。他们不仅在皖北取得了战场上的优势，而且西进到河南、湖北的边境。

在太平天国的一些名城重镇相继沦陷的情况下，形成了天京被围困的局面。清朝以钦差大臣和春接替已死去的向荣，统率江南大营，再次进逼天京，同以钦差大臣德兴阿统率的江北大营相配合，企图扼杀太平天国的心脏。八年六、七月间，太平军的将领们在安庆东北的枞阳镇举行会议，作了新的军事部署，决定由陈玉成、李秀成联合作战，共同解救天京之围。于是在陈玉成统帅下，已进入鄂豫边境的太平军撤兵东征，重新占领了淮南的庐州（合肥）和其他一些城镇。陈玉成又联合捻军与李秀成会师于滁州乌衣，八月，他们乘胜直下浦口，袭击监视天京的江北大营，使江北大营全军溃退，太平军前锋东进到苏北的扬州。

这时，在江西的湘军以为淮南的太平军的主力已经东进苏北，可以乘机攻进安徽。他们连续占领了安庆外围的不少城市，以其主力进攻巢湖边的三河，这里是太平军的一个重要军事据点，不料实际上他们已经进入了太平军的圈套。八年十月，陈玉成统率在苏北的太平军主力迅速西回，又加上李秀成的援军和其他方面的兵力，与三河的守军相配合，使进攻三河的湘军陷入包围圈中，遭到惨重的失败。曾国藩为此痛苦地说：“李迪庵三河之挫，敝邑阵亡者达六千人，士气大伤”。（注：《致郭雨三》。《曾文正公书札》卷五，页2。）李迪庵即李续宾，他所率领的是湘军里的一支最凶狠的部队，他的部队在三河之战中被歼，他自己也死在这一战中。胡林翼也说：“三河败绩之后，元气尽伤。四年纠合之精锐，覆于一旦。而敢战之才，明达足智之士亦凋伤殆尽。”（注：《复胜克斋钦使》。《胡文忠公遗集》卷六十一，光绪十七年刊本，页29。）三河这一战是这时期太平军进行的一次典型的歼灭战。

太平军在三河的大胜，使它在战场上的主要对手湘军在一年多后才逐渐恢复元气。因此，在这期间，太平军就能腾出手来对付围困天京的以绿营兵组成的江南大营。

江北大营在八年八月被太平军击败后，清朝在江北的军务改由主持江南大营的钦差大臣和春节制。趁太平军主力赴三河作战时，清军又在天京附近的地区活跃起来。奉太平军之令守卫滁州、全椒、来安、江浦诸诚的捻党头子李昭寿、薛之元在这年九月下旬叛变，把他们的部队和驻地都投到了敌人方面。这样，天京又遭到围困。陈玉成和李秀成的主力回师江北，到了九年十月克复六合、江浦等地，使天京形势有所改善。但是如果不彻底粉碎江南大营，还不能根本改变天京的处境。江南大营的部队虽然十分腐朽，但毕竟拥有十多万人。其中的一部分，主要是以前广西土匪头子，受清朝招安的张国梁所统率的部队，还是有较强的战斗力的。江南大营统帅和春的主要助手就是张国梁。为了粉碎江南大营，太平军的领导者决定了一个非常聪明的战略计划。

咸丰十年（1860年）二月间，李秀成按照预定的计划，使用相当强的兵力从皖南进入浙江，在敌人完全没有料到的情况下，迅速进兵，突然攻入浙江省城杭州，在敌人中造成一片惊惶。正在围困天京的江南大营不得不分出一部分兵力到杭州方面增援。更使敌人出于意外的是太平军的目的并不在杭州。进入浙江的太平军在看到分散敌方兵力的目的已经达到，立即撤出杭州，大踏步地迅速回到皖南，与预定的陈玉成各路军队会合，对于包围天京的江南大营实行了反包围。发生在这年闰三月上半月的这场大会战的结果是江南大营全军崩溃。张国梁败退到丹阳，可耻地战死。和春也自杀。从此江南大营再也没有能恢复。粉碎江南大营这一战是太平军的灵活机动的战略的又一典型。

当时的太平军主帅陈玉成和李秀成，是太平天国后期杰出的将领。陈玉成（1837-1862），广西桂平人，贫农家庭出身。金田起义时他才十四岁，参加起义军当一个兵士。定都天京后，陈玉成随同西征军进攻武昌，他率领五百人首先以勇猛果敢的行动攻破武昌城。连续几年的战争实践的锻炼，使得这个贫农的孩子成长为太平军中的一个主将。他率领部队在安徽东西驰骋，使敌人不能不处处戒备。咸丰八年，陈玉成被封为前军主将，第二年又被封为英王。李秀成（1823-1864），出身于广西藤县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太平军进军永安路经藤县时参加革命。由于作战机智勇敢，从一名普通的士兵晋升为青年将领。石达开分裂出走后，他和陈玉成在太平天国危急的形势下共同担负军事重任，并且一起在皖北战场上作战。咸丰八年他被封为后军主将，第二年又被封为忠王。曾国藩、胡林翼这些反革命头子把陈玉成和李秀成看做他们在战场上的可怕的对手。

在粉碎江南大营后，摆在太平军面前的问题是下一步应该如何打开局面。当时，太平军占领的地区除了天京附近的不大的地区外，只有安徽省的大部分。天京以东太平军向来占有的唯一重要据点镇江已在咸丰七年十一月为敌人夺去。太平军的领导决定东进，先夺取江南富庶的地区。

担任东进任务的将领主要是李秀成。他在咸丰十年（1860年）四月间率部连续占领常州、无锡和当时苏南的政治经济中心苏州，很快地占领了太湖以东的地区，六月初已逼近了上海。同时，陈玉成率部进占太湖以西的地区并由此进入浙江，威胁杭州。太湖流域这个地区对于清朝政府说来，是征收漕粮的一个重要基地，夺取这个地区对清朝是一个严重的打击。但由于太平天国把很大军力用在这个方面，就给了清朝军队在南京上游组织反攻的时机。

从三河之战的失败中逐渐恢复元气的湘军头子曾国藩，咸丰九年（1859年）下半年开始逐步分路进兵安徽。他想以湖北和江西为后方，同太平军争夺安徽，而又特别着重安庆一点。他以为只要占领安庆，就可步步为营，向南京推进。到了十年（1860年）五月，在曾国藩亲自率领下，集中了湘军主力八万人在安庆附近，实现了对安庆的包围。于是陈玉成从浙江回师，同太平军其他部队配合，收复了皖南一些城镇，并且渡长江到了皖北。十月里，陈玉成军从安庆以北的桐城向南进攻，企图解除安庆之围，但没有成功。

这时，太平军已经确定了分军两路，突入敌人后方，进攻武汉，解救安庆的计划。北路由陈玉成统率，由皖北入湖北，南路由李秀成统率，由皖南经江西入湖北。按照这个计划，陈玉成的军队在咸丰十一年（1861年）二月初进抵湖北的英山，并继续西进，占领黄州（黄岗），直逼武昌。这是极其聪明的战略，因为当时湘军后方空虚，连武汉也没有防御的能力。所以在安庆前方的湖北巡抚胡林翼听到陈玉成军队已迫近武汉时，惊惶失措，责备自己是“笨人下棋，死不顾家”（注：《复左季丈京卿》。《胡文忠公遗集》，卷三十七。）。由于曾国藩坚持不放松对安庆的包围，湘军不可能分出很大力量到武汉方面来。这时，英国驻华海军司令何伯和英国驻广州领事巴夏礼率领舰队到了汉口。巴夏礼特地赶到黄州会晤陈玉成，“劝告”他不要进攻武汉，以免损害英国的利益；同时还别有用心地说，九江方面没有听到李秀成等进兵的消息。在这种情况下，陈玉成就在快要兵抵武昌时自动退回，转向黄州以北，进攻麻城、黄安一带。这就使曾国藩、胡林翼放下心来。陈玉成看到安庆之围依然如故，就不再坚持开辟湖北的战场，于三月间以其主力回来援救安庆。

在苏州、常州一带的李秀成，原来不想西征，并主张守住东南新地盘的，但在洪秀全的督责下，也奉令回军武汉援救安庆。他以主力守江南，而自己带了一部分兵力到皖南，与其他部队合攻曾国藩的大本营所在地的祁门，没有攻打下来。他就转入江西境内。这时作为湘军的另一后方的江西也同湖北一样空虚。李秀成军入江西后，又有原属石达开的一些部队离开石达开来同他会合，一时江西又形成了沸沸腾腾的局面。李秀成留下他的一部分兵力在江西，自己从江西进入湖北，在十一年五月间到达接近武汉的地区。曾国藩仍然坚持围攻安庆，在湖北抵抗李秀成的清朝兵力很有限。但是李秀成听到陈玉成已回师安徽，又听到太平军在江西东北部失利时，迅速地从湖北撤出。英国驻汉口的领事金执尔曾到李秀成军中与他会晤，他之所以不坚持进兵武汉也是同英国人的劝阻有关系的。李秀成从湖北撤出的部队到江西会同他留下的部队一起向东进入了浙江，占领了杭州。这样，虽然陈玉成和李秀成曾进兵湖北、江西，并且他们本来是可以在这方面大有作为的，但湘军只是受了一场虚惊，仍然能保持着它凭以围攻安庆的后方地区。

李秀成和陈玉成之间在援救安庆问题上曾发生过争论。李秀成对此的态度是很消极的。其原因在于他一心只想保持江南地区。固然在当时集中全部力量去和湘军为争夺安庆一地而进行决战，是不对的，但是把天京以西的地区置之不顾，只守住苏、杭地区显然也是错误的。

反革命头子曾国藩在陈玉成、李秀成先后进兵湖北、江西时曾说：“此次贼救安庆，取势乃在千里以外。……贼之善于用兵，似较昔年更狡更悍。吾但求力破安庆一关，此外皆不遽与之争得失”。（注：《曾文正公家训》卷上，页12。）同时他又说：“逆党之救援安庆，其取势乃在千里以外，江西被陷一郡五属，湖北被陷二郡十一属，皆所以掣官军之势，解安庆之围。论者多思撤皖围之兵，回顾腹地之急，又有谓宜弃皖南祁黟等县（这是指他的大本营所在地，皖南的祁门、黟县——引者），敛兵退保江境者。鄙意，皖围弛则江北之贼（指陈玉成——引者）一意上犯鄂境，黟祁退，则江南之贼（指李秀成——引者）一意内犯抚建（指江西的抚州、建昌——引者），故始终仍守原议”。（注：《复万箎轩》。《曾文正公书札》卷八，页18。）曾国藩的这些话证明，太平军深入敌人后方已经在敌人营垒中引起了意见分歧和混乱，曾国藩自己也不能不忧虑震动。曾国藩孤注一掷，集中他的几乎全部的兵力围困安庆，是为了进攻天京作准备，并把太平军都吸引到这一方面来。太平军反其道而行之，到敌人的空虚的后方纵横活动，迫使敌人分散其兵力而处于被动的地位，这本来是最聪明的策略，但是太平军不是自觉地执行这一正确的策略，因而也就不能坚持它。他们总是舍不得已经到手的一点东西。李秀成和陈玉成，一个以保持富庶的江南为满足，一个则倾全力来争夺安庆这一个城市，结果就使曾国藩这个顽强的反革命头子坚持用围困安庆来迫使对方处于被动地位的策略反而如愿以偿。

从咸丰十一年（1861年）三月起，陈玉成以全力进攻围困安庆的湘军。湘军用水师控制了长江，它对安庆的包围已经营了几年，为抵御和击退反包围的援军作了充分的准备。这场争夺安庆的会战连续进行了五个月，陈玉成的部下虽然战斗得非常勇猛，但安庆城终于在八月初被敌人攻破，陈玉成只能率领余部撤退。英勇地牺牲在这场会战中的太平军至少有两万多人。

如果太平军这时不是集中很大的兵力在安庆城外决战，而是由陈玉成、李秀成及其他部队很好地互相配合，坚持“取势于千里以外”深入敌人后方，打击敌人，分散敌人的兵力，那么曾国藩的所谓“始终仍守原议”其实是坚持不下去的，不但安庆之围有可能解除，而且整个战局可能改观。他们不这样做，不能不说是很大的失算。

安庆失陷后，天京以西几乎完全成了敌人的天下，而只是在苏、杭地区太平军还暂时地保持着优势地位。

（二）捻军及其与太平军的合作

在河南和安徽的淮北地区，早在嘉庆年间农村里就有一种秘密组织。人们认为它是起义失败了的白莲教的遗党。当地农村中迎神赛会时要搓纸燃油，所谓“捻”即由此而得名。当时人记载说：“每一股谓之一捻。小捻数人、数十人，大捻二三百人。自嘉庆甲戌年（嘉庆十九年，1814年）起，至今不绝，年丰则少靖，岁歉则横行”。（注：黄钧宰：《金壶七墨》。见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捻军》（此书以后简称《捻军资料》第一册，神州国光社1953年版，页378。）“方捻寇之初起也，不过饥穷乌合之徒，所至遮略剽杀，过城寨不攻，遇大军则走。”（注：薛福成：《庸盦文外编》。见《捻军资料》第一册，页357。）可见这是饥寒交迫的农民的求生挣扎的一种组织。清朝当局虽然早就严禁结捻，但因为它只是分散的零星的活动，还不把它看成是大患。到了咸丰三年（1853年）太平军抵达长江流域，特别是它的北上远征军队横越淮北地区时，这个地区的农民斗争就蓬勃地发展起来了。可惜北伐的太平军没有一路就地组织和发动农民，淮北地区的农民斗争在以后几年间与太平军没有什么联系。咸丰五年（1855年）六月黄河在开封以东的铜瓦厢决口，黄河下流改道入大清河北流，使山东西南的几十个州县和皖北、苏北许多地方遭到严重的灾害。在封建统治的残酷压迫下，赤贫的农民和流亡的贫民更加无路可走。捻这种组织逐渐由小股合为大股，声势越来越大。张洛行成为皖北地区的捻党的大头子，自号“大汉盟主”，承认他为首领的各个部队共达几十万人。除了皖北以外，在淮河以北的广大地区，包括苏北、鲁南，豫东也都成了群雄竞起的局面。他们的力量大了，活动的地区范围也逐渐扩大了。有个站在清朝统治者立场上的人甚至认为“捻匪之为患有更甚于长发（指太平军--引者）者”，他说，这是因为太平军的活动没有越过长江沿岸，而捻党则“纵横于淮南北，时复东掠丰沛（苏北），北蹂曹单而频窥济宁（鲁南），其势逼矣。譬诸疾病，长发方且困我肢体，捻匪又将溃及胸腹，不可不虑也”。（注：黄恩彤：《捻匪刍议》。《捻军资料》第一册，页408。）捻军活动于迫近清朝北方政治中枢的中原地带，当然不能不被认为大患。

捻军表现着这样几个特点：第一，它的声势虽大，但各股各自为政，不相统属，张洛行虽然在皖北称雄，对于承认他是首领的各部队也不能实行统一的领导。第二，它总是避免和敌人打硬仗，而经常奔走流动，使敌军无法捕捉到它。用它的敌人的说法是：“捻匪啸聚成群，飘忽无常，势不利于止而利于流”；（注：洪良品：《平捻匪策》。同上书，页412。）“时时多分小股，倏东忽西，伺间旁出”。（注：《捻匪刍议》。同上书，页408。）捻军又多着重发展骑兵，所以它的机动性更大。曾国藩（他在同治四年即1865年后曾负责对付捻军）也这样描写捻军说：“飘忽无常，伺隙则逞，稍一失势，则电掣扬去，终不得痛击而大创之。故捻匪之人多志大远不如粤匪（指太平军--引者），而其狡黠多马则反过之”。（注：《致吴南屏》。《曾文正公书札》卷十三，页9。）曾国藩这段话不但说到我们这里说的捻军的第二个特点，而且说到它“志大远不如”太平军，这正是我们要说的它的第三个特点：它不象太平军那样有一个农民革命的纲领，也没有明确地提出推翻清皇朝的目标。这点又是和我们要说的它的第四个特点相关联的：它的领导者成份十分复杂。有些捻军领导者固然不愧为农民革命的英雄，他们在太平军失败以后仍然同敌人斗争到底。但也有些领导者其实是在“大乱之世”投机应变的角色，甚至有的人本来就是地方上的土豪恶霸。皖北捻军头子张洛行出身地主家庭，当过私盐贩子，他在最初聚众造反后，曾在宿州受清朝官方“招安”，不久后又造反，清朝官方再一次和他接洽，他又动摇了。他找人算卦，说是不吉利，才下决心不再受招安。（注：据《两淮戡乱记》。《捻军资料》第一册，页285，及其他材料。）不过张洛行以后还能斗争到底。当太平军到达淮河流域时，清朝在淮北一带照例号召地方士绅组织团练。但是怕事的士绅不敢出头，愿意出头的往往就是土豪恶霸。在官军无力保卫地方上的封建统治秩序的时候，这些团练头子就利用他们的合法名义为自己攫取权力，甚至因此而与地方官员发生矛盾。他们把团练的力量控制在自己的手中，不但用以保护自己的家业，而且用以达到某种政治上的野心。为了利害关系，他们今天和捻军作对，明天也可以和捻军携手。一旦看到不能从农民队伍中实现自己的野心的时候，他们又反过来效忠于清朝。（注：这类材料《山东军兴纪略》的《团匪》各章中很多。见《捻军资料》第四册，页416以下。）下文将提到的苗沛霖，就是以办团练起家而变来变去的一个代表人物。

咸丰七年（1857年）太平军开始在安徽战场上和捻军的张洛行、龚得树合作。捻军参加了太平军在皖南的一些战役。太平军由于有了捻军的合作能够方便地出入于皖北、豫东。这时，太平军还派出了一支由扶王陈得才、遵王赖文光统率的部队经河南而入陕西，企图开辟西北战场。太平军与捻军的合作对清朝造成很大的威胁。曾国藩于咸丰九年（1859年）惊叹说：“河南粤捻丛杂，东至清淮，西至确山，二千余里，无一干净之土”！（注：《复郭意城》。《曾文正公书札》卷五，页14。）

清朝官方本来认为捻军只是所谓“流贼”。负责剿捻的袁甲三说：“数年以前之贼（指捻军--引者），不知沟垒可恃，专心以野战为强。自咸丰七年以后，皆知深沟高垒，以守为战。而攻剿愈觉费手”。（注：袁甲三致僧格林沁的信。见《捻军资料》第五册，页203。）对这个说法应该补充的是，坚持斗争的捻军在咸丰七年学到新的东西以后也并没有丢掉他们的善于流动作战的传统。另一方面，在咸丰七年以后，太平军曾几次采取迂回运动作战的策略击败敌人，因而能够如前面所说过的在安徽战场上打出了个较好的局面，不象在湖北和江西战场上因呆板地实行单纯防御而致失利，这表明他们从捻军也是学到了点东西的。

但是也不能不指出，太平军在安徽与捻军及其他地方势力合作中吃了些很大的亏。

第一个明显的亏就是李昭寿的投敌。李昭寿本来是个在鄂、皖边界的捻军的小头头，他在湖北英山归降了清朝，然后又杀掉了英山的清朝官员而投向太平军，成为李秀成的部将。太平军和张洛行的捻军合作就是李昭寿从中牵线的结果。李昭寿虽然加入太平军，但他的部下很多人抽鸦片烟，并且各自掠夺财物，据为己有，陈玉成发现后大怒，曾表示要斩他。但李秀成对他很信任。在咸丰八年（1858年）八月太平军打破江北大营后，李秀成调李昭寿的部队守滁州等城市，李昭寿几乎一到驻地就向清朝的钦差大臣胜保投降了。而且他还让他的同伙驻江浦的薛之元也投降。他们的投降造成天京被围的形势，迫使在西线的太平军只能东返，这是我们前面已经说过的了。李昭寿（他降清后改名为世忠）这回降清后，官做到松江提督，以至成为剿捻的大帅袁甲三的帮办。

第二个明显的大亏出在苗沛霖的身上。苗沛霖原是安徽凤台的一个秀才，他在家乡组织团练，立寨自卫，和捻军进行了几次战斗，击退了向他进攻的捻军。所以他本来并不是捻军，而是捻军的对头。清朝当局因为他积极参加剿捻，封给他四川川北道的官衔，令他督办安徽省团练。苗沛霖得到这个地位后，就把皖北的团练都控制在自己手里，成为独霸一方的局面。咸丰九年（1859年）他率部随袁甲三在凤阳攻打张洛行的捻军，自以为功劳很大而没有得到更高的权位，非常不满意。咸丰十年（1860年）英法侵略军入北京，皇帝逃到热河的消息传来时，苗沛霖大喜说：“时候到了”。（注：《两淮戡乱记》。见《捻军资料》第一册，页291。）这年十一月，他就“造反”起来了。他一面围攻清朝的安徽巡抚翁同书驻地寿州，一面派使者去联络捻军张洛行，还派使者到南京表示归顺太平天国。张洛行表示愿意和他修好，于是他才同捻军结合起来。太平天国也对他一点不怀疑，立刻封他为“奏王”。咸丰十一年（1861年）九月下旬，他攻陷寿州城。这时，清朝的新的皇帝（同治）即位后已经回到了北京，而太平军已在安庆会战中失败，形势看来不妙。苗沛霖决定采取脚踏两条船的办法。他优礼俘获的安徽巡抚翁同书，并经过他向清朝表示将在适当时机回到清朝方面去。清朝的钦差大臣胜保在同治元年（1862年）正月初到安徽督师，苗沛霖立即同胜保进行联系，暗中投降。在张洛行的捻军正同太平军一起围攻颍州（阜阳）时，苗沛霖向张洛行的背后突然发动攻击，使张洛行全军溃散。（注：张洛行在全军溃散后，和他的儿子投奔到宿州的捻军头领李英家的寨子，但李英家这时已投降敌人，他把张洛行出卖给了敌人。）这是同治元年（1862年）三月间的事。与此同时，陈玉成在淮南的庐州（合肥）受到敌军围攻，四月里突围北走。他这时还不知道苗沛霖已经投降清朝，以为可以经过苗的地区而到皖北。苗沛霖假意欢迎陈玉成进入寿州城，把陈玉成和随从他的人都轻易的俘虏了献给清朝当局。陈玉成这个贫农出身的青年英雄就这样牺牲在这个两面三刀的反革命分子的手里。但苗沛霖并没有因此而得到清朝当局的信任，没有能官复原职。不久后，他又起兵“造反”，这回他已经完全孤立，因此，清朝当局并不太费力地就把他和他的部队消灭了。

类似李昭寿和苗沛霖这样的使太平军吃了亏的人另外也还有一些。本来，不但苗沛霖这样的假捻军不应当轻易信任，就是捻军，它的某些领导人和部队中的游民习气和其他坏习气也是需要改造的。太平天国初期在从广西到南京进军途中，曾经能够把各种不同来源的农民起义力量团结到自己内部来，溶化成为一个整体。但在此以后，它基本上只采取了两种办法：一种办法是拒绝合作，例如对上海的小刀会起义；另一种办法是大开门户，无条件地收容。当它感到兵源愈来愈困难时，就愈来愈采取后一种办法。但这种办法，同拒绝合作一样是错误的，这是我们从天地会的问题上已经看到的了。

（三）洪仁玕和他的《资政新编》

石达开在咸丰七年（1857年）五月离开天京，脱离太平天国独立行动，在安徽带了他的部队进入江西。前面已经说过，他对江西的战局没有能起什么积极作用。当他在八年二月退出江西时反而还带走了一些太平军的部队。这样，太平天国当时大部分最精锐的部队都被石达开拉跑。石达开率领了这些部队在以后一年多中间，辗转作战于浙江、福建、湖南三省，敌方没有用很大的兵力对付他，他却始终打不开一个局面。这就是因为他的分裂行动并没有使他的部下信服的理由。在没有足以鼓舞群众斗志的政治目的的情况下，强兵也变成了弱兵。所以陆续有些跟从他的部队脱离了他，回到太平天国。等到九年七月他率部进入广西，在广西停顿了两年多的过程中，脱离他而返师江西回归太平天国的部队甚至有二十万人之多。他的部属也有一些在广西投降了清朝。石达开后来自己说，他在广西时曾心灰意懒，“想要隐居山林”。但“因到处悬赏严拿，无地藏身”，（注：《石达开自述》。见《太平天国资料》第二册，页781。在广西脱离石达开的吉庆元等人向天王奏报中也说：“翼王一返故乡，便有归林之说。”见《近代史资料》1955年第三期，页7。）所以只好再干下去。抱着这种退坡的阴暗情绪，他在十一年又聚众数万人出广西，由湖南到鄂西想进入四川。由于清军阻拦，他无法渡过长江，被迫西趋贵州、云南，最后到了云南的昭通，由此渡过金沙江，想抢渡大渡河以进入四川腹地。同治二年（1863年）四月间他的全军主力在大渡河边的紫打地（今安顺场）被堵击围攻的敌人所困住。这时石达开写信给四川总督骆秉章请降，束手就擒。他以为，即使牺牲他个人，也还可以保全全军的生命。但是在他身边和他一起放下武器的部将二百多人，士兵二千多人，全部被处死，他自己也被押解到成都，被杀。

石达开给骆秉章的信中回顾十余年来的戎马生活说：“转觉驰驱天下，徒然劳及军民，且叹战场中每致伤连鸡犬，带甲经年，人无宁岁，运筹终日，身少闲时。天耶人耶，劳终无益，时乎运乎，穷竟不通。阅历数十年，已觉备尝艰苦，统兵数百万，徒为奔走焦劳。”（注：《石达开致骆秉章书》。据1945年出版的《新中华》复刊第三卷第九期。）这封信虽然未必出于石达开的手笔，但看来是真实地反映了他当时的思想和情绪。当他在军事上陷于绝境的时候，对于他所曾参与的事业的绝望和懊伤也就达到了顶点。

在石达开离开天京后，天王洪秀全曾起用蒙得恩为“正掌率”，这是当时最高的官职。陈玉成这个年轻的优秀将领被封为“又正掌率”，李秀成则封为“副掌率”。陈、李二人经常奔驰于战场，只有蒙得恩留在天京作为洪秀全处理国事的主要助手。蒙得恩虽然在金田起义前就已参加拜上帝会，但无论在军事和政治活动方面都没有显出什么较强的能力。到了咸丰九年（1859年）三月里，洪仁玕到达天京，这使洪秀全非常高兴。半个月后，洪仁玕被封为干王，负起了在天王领导下“总理朝纲”的任务。

突然来到天京的洪仁玕是个什么人呢？

洪仁玕（1822-1864）是天王洪秀全的族弟，拜上帝会最早的信徒之一。按他自己的说法是“自幼读书”，同洪秀全一样，是个农民中的小知识分子。洪秀全决心革命时，曾与他密谋。在金田起义时，他还在广东本乡。起义发动后，洪秀全家乡中的亲属和有关的人都受到官方严缉。洪仁玕曾到广西，但没有追上起义的军队。咸丰二年（1852年）他和洪秀全派到广东的一个使者一起发动了一次小规模的起义，没有成功。他被清朝官方所逮捕，幸而逃脱，并辗转逃亡到了香港。太平天国定都南京后，洪仁玕曾到上海，但未能设法抵天京，只好仍回到香港。他在香港接触了一些外国传教士，其中有个汉名叫韩山文的瑞典的青年教士，根据洪仁玕的口述写了本关于洪秀全的起义经过的书，是最早向世界介绍中国这一重大事件的一本书。（注：韩山文所撰《洪秀全之异梦及广西乱事之始原》，其初版本1854年刊于香港。中文译本改题《太平天国起义记》，见《太平天国资料》第六册。）洪仁玕在香港期间，以给外国人教授中文为生，同时他也向外国人学了天文、历算及其他知识。到了咸丰九年（1859年），他从广东到江西、湖北，乔妆商人，经过清朝统治的地区终于到达了天京。

这样一个新来乍到的人立刻被置于国家的高位上。咸丰十年（1860年）太平军奔袭杭州，分散了敌方江南大营的兵力，立即回军击败江南大营，这一个英明的作战计划就是洪仁玕提出来的。在经过这一战使天京形势大为改善以后，主张出兵东进苏、杭、上海的也是洪仁玕。他当时认为东进胜利之后，应立即争取长江上游，分兵占领湖北、江西。他在发觉李秀成既得江南地区后，就以为“高枕无忧”，曾批评说：“江之北，河之南，自古称为中州渔米之地。……今弃而不顾，徒以苏、杭繁华之地，一经挫折，必不能久远”。（注：《洪仁玕自述》。见《太平天国资料》第二册，页852。）他对李秀成的批评显然是正确的。他在太平天国负重任，一直到天京的覆灭。

洪仁玕在封为干王后不久，写了一本名为《资政新编》的书（注：见《太平天国资料》第二册，页523-541。），经天王洪秀全批准后公布。洪仁玕说：他写这本书的目的是“条陈款列，善辅国政，以新民德”。他认为，“事有常变，理有穷通”，应该“因时制宜，审势而行”。他在这本书里，按照他的了解，叙述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情形，认为这些国家“技艺精巧，国法宏深”，应该允许同外国通商；在不干涉内政的条件下，欢迎外国人来传授工艺技术。所以他的主张，实际上就是说，要建设一个新的国家，不应当再走中国传统的老路，而应该向西方国家学习。他具体的主张是要发展工业（所谓“兴器皿技艺”），开采矿藏，发展交通（“兴车马之利”，“兴舟楫之利”，以至制造火车轮船），创办银行，发行纸币，设立邮局、报馆、医院等等；他主张准许私人投资、奖励发明创造，对那些能制造火车轮船的人，“首创至巧者赏以自专其利。”此外，他还认为应该反对“不务实学，专事浮文”，应该革除象女子缠足这类落后的习俗。在洪仁玕所设想的新国家中是有富人和穷人的，甚至是有百万富翁的。他在提到银行时说：“倘有百万家财者，……或三、四富民共请立，或一人请立，均无不可”；他认为“书信馆”（邮局）和“新闻馆”，“准富民纳饷禀明而设”。他还有一条具体主张是“兴士民公会”，就是要富人组织起来“以拯困扶危并教育等件”，但（对于穷人）“不得白白妄施，以沽名誉，……宜令作工以受所值”。所以，洪仁玕的主张就是要建立一个实行资本主义制度的社会。他的主张中又有一条说：“外国有禁卖子为奴之例。家贫卖子，只顾眼前之便，不思子孙永为人奴，大辱祖考，……故准富者请人雇工，不得买奴，贻笑外邦”。很可注意的是他并不是责备富者买奴，反而责备家贫卖子的人。他赞成资本主义的雇佣制度的意思是很明确的。

《资政新编》是作为太平天国的官书刊行的。书上附有洪秀全的眉批。对于洪仁玕提出的几乎每一点主张，洪秀全都作了肯定的批语。

洪仁玕为了发展太平天国的革命事业，提出了带有浓厚的资本主义色采的纲领，这是自发的农民运动所不可能提出的。但值得注意的是，洪仁玕没有能把他所希望的这种改革同消灭封建剥削制度联系起来。关于这一点，我们拿《天朝田亩制度》和洪仁玕的《资政新编》相比较，就可以看出来。《天朝田亩制度》所设想的是以小农经济为基础的绝对平均主义的社会。我们前面已说过，《天朝田亩制度》的作者无法把工商业和城市安排到他们所理想的社会中，这些东西在那个文件中根本没有位置。而在洪仁玕的《资政新编》中，恰恰相反，几乎没有谈到农村。涉及农村的文字只有很简单的两条，一条是“兴乡官”，一条是“兴乡兵”。他要让“公义者”担任“乡官”，“以理一乡民情曲直吉凶等等，乡兵听其调遣”，而“乡兵”的任务则是管理清洁卫生工作和维持社会治安。作为《天朝田亩制度》的核心的土地平分问题，在《资政新编》中一个字也没有涉及。

在当时的中国，提倡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是有进步意义的。但是如果不推翻封建主义的政权，不消灭作为这个政权的基础的封建的土地关系，资本主义工商业的自由发展是不可能的。而且中国资本主义要能独立发展，还要解决怎样对付外国资本主义的侵略和压迫的问题。《天朝田亩制度》要求用革命的方法把土地从封建剥削者手里转移到农民手里，使农民摆脱封建的土地关系而获得解放，这实际上是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扫清道路。《天朝田亩制度》的作者不懂得这一点，却以为他们由此可以直接进入一个平均主义的新社会。而《资政新编》的作者洪仁玕所设想的是资本主义工商业得到自由发展的新社会，但是他却又完全撇开了《天朝田亩制度》，至少在他写这本书时没有提到农民革命的现实斗争任务。洪仁玕虽然一贯地忠心于洪秀全的革命事业，但他多年间并没有参加农民斗争的行列。他从西方已经成长起来的资本主义社会学到了些皮毛，却不真正懂得他所投身进去的这场农民大革命和发展资本主义的关系。

因此，洪仁玕的《资政新编》虽然成了太平天国的“旨准颁行”的一本出版物，但是对于农民革命的发展没有能起积极的作用。

（四）太平天国的苏杭地区

咸丰十年、十一年（1860-1861年）太平军进入苏南和毗邻的浙江北部地区，使这个地区受到了一场革命风暴的洗礼。农村中的广大贫苦农民和城市中的贫民用热烈的自发行动来响应革命，进行着对腐朽的旧制度的打击。

江南的许多大地主、大官僚在革命的风暴前纷纷逃亡，他们剥削积累起来的产业成为群众斗争的果实。贫苦的农民们自发地起来夺地抗租，许多大地主的地产实际上是被农民分掉了。虽然有混在革命队伍中的反革命分子的支持，留在本地的地主们要想照旧收取地租是很困难的，甚至不可能。太平军在苏杭地区，按照太平天国的制度，设立军帅、师帅、旅帅……等各级乡官，建立各级地方政权，实行革命法令。整个苏杭地区也正如太平军所到达的其他地区一样，经历了一次激烈的震荡。

苏杭地区是商品经济很发达的富庶的地方。在这个地区的清朝军队崩溃以后的一段时期里，成了太平天国的后方。当地的一切反动势力竭力运用军事以外的方法来进行破坏活动。在这地区，对太平军起腐蚀和败坏作用的因素，比太平军所曾占领过的其他地区要大得多。

太平天国和太平军抵抗不了这些外来的腐蚀。我们已经看到，太平天国并没有一套如何对待社会上和参加到革命队伍来的各个不同阶级、阶层的有系统的革命政策，这样的弱点已表现于前期；后期洪仁玕的《资政新编》也没有能提供这样的政策。而且，从咸丰十年（1860年）进军常州、苏州起，这个地区的主要领导人李秀成抱着有了“苏杭繁华之地”，就可以“高枕无忧”的心理，他只看到面前站着的拿枪的敌人，而对于钻在自己内部的敌人却缺乏必要的警惕。

当太平军乘击溃江南大营的威势迅速进兵东下时，不少江南大营的官员率领残部投降，例如在占领苏州城时，李文炳、何信义、周五等开城迎接太平军，他们都是原在江南大营中的有候补道员、候补知府之类官衔的角色。他们立即在太平军中得到了官职，如李文炳受封为“江南文将帅”，管理昆山县的政事。清朝地方官员向太平军表示归顺的，也很不少，他们一转身就变成了太平军在当地的主管官员。例如太平军于咸丰十一年（1861年）占领杭州时，即以原来的清朝钱塘县令袁忠清担任钱塘监军，袁忠清本是袁甲三手下的勇目出身。被任为仁和监军的李作梅也就是清朝的仁和县令（清朝的杭州分为钱塘、仁和二县）。

在苏州、杭州一带除地主阶级为抗拒太平军而组织的团练外，还有不少凭藉水网地带驾船活动的“枪匪”，他们霸占码头、开设赌局、劫掠行旅，在太平军统治下扰乱社会秩序，与太平军敌对。他们的头子或其后台就是各地的豪绅恶霸。地主的团练大多很快涣散，而“枪匪”成为太平军很难加以消灭的力量。太平军对于坚持捣乱的地主团练和枪匪往往采取收编的办法，例如对于在苏州附近的永昌的团练头子徐少蘧、荡口的团练头子华翼伦，周庄的枪匪头子费玉成都采取了这种办法。徐少蘧还被太平天国封为抚天侯。他们在形式上归附于太平军而实际上仍保持其原来的立场和活动。李秀成派在苏州管理民政的熊万荃，派在常熟管理民政的钱桂仁，同徐少蘧、费玉成先是约定互不攻击，终于互相勾结，进行叛变活动。

钱桂仁的经历很可以说明混入农民革命队伍的地主阶级分子如何利用李秀成的信任而放肆地进行活动。钱桂仁初到常熟时，曾“广收金器，打成金狮一对、金凤一对，献媚于忠王。忠王大悦，在天王前特为保举陞慎天安兼佐将”。（注：《海虞贼乱志》。《太平天国资料》第五册，页373。）但钱桂仁这时的官职还不大，他在常熟只能管民政方面的事。咸丰十一年（1861年）此人和上面提到的李文炳、熊万荃、徐少蘧等人串通，乘李秀成离开苏、常一带出征的时候，秘密与上海的清朝官方联系，约期里应外合。但李秀成恰好于十二月十七日由新克服的杭州回到苏州，这个叛乱计划被打乱了，未能执行。李秀成虽然对叛乱阴谋有所察觉，却只是把原在苏州的熊万荃调开到平湖、乍浦间，（注：熊万荃后来又被派管海盐县，在海盐投降清朝官军。）对其他人未做任何处理，对钱桂仁仍然深信不疑。到了同治元年（1862年）钱桂仁为了博得李秀成的欢心，在常熟南门外修建一大石坊，叫做“报恩牌坊”，刻石立碑。这果然使李秀成十分高兴，把他保举提升为“天军主将”，常熟的军政民政都归他掌管。在这年李秀成奉令出兵援救天京后，钱桂仁又遣心腹向清军接洽投降，而且让清军派人潜入常熟城，准备相机行事。钱桂仁的部将骆国忠也参加这个密谋，但他企图排斥钱桂仁，独吞叛变的果实。在十一月里当钱桂仁到苏州去进行活动时，骆国忠把常熟城献给了清朝，杀死了城内反对投降的太平军的一些军官和战士，连钱桂仁的儿子也被他杀了。常熟的这次事变在江南战场上造成了极为不利于太平军的形势。钱桂仁仍然留在太平军内，而且居然又进一步升官，被封为王（称为“比王”）。这个内奸终于在同治三年（1864年）二月在浙江杭州被围攻时投降了敌人。钱桂仁在常熟为李秀成建立的石坊的牌刻说：“盖闻参旗井钺，神霄扬奋武之威，剡矢弦弧，羲易大行师之义”，“忠王荣千岁仰副天心，上承圣算，三方围合，百道梯攻……行见海色河声，齐入元音之奏；琴风镜月，同沾化雨之滋”等等。（注：《太平天国资料》第二册，页887。）这种封建文人的歌功颂德的滥调，只是代表地主阶级的虚伪的捧场。

前面说过，太平军在苏、杭间，克服一地后，也按照其传统，设立各级乡官，但在象熊万荃、钱桂仁这样的人管理地方民政的情形下，乡官必然会由地主绅士和他们的爪牙充任。熊万荃在苏州：“令城中每门召集耆老至其馆中，举为乡官”。（注：《苏台麋鹿记》卷上。《太平天国资料》第五册，页275。）在钱桂仁的常熟是：“军帅请当地有声价者充当，师帅以书役及土豪充当，旅帅卒长以地保正身伙计分当……”。（注：《海虞贼乱记》。同上书，页370。）这时，乡官的主要任务就是筹饷。太平军的传统办法本来有所谓“进贡”，也就是勒令地主富绅交出他们的财产。但现在担任乡官的人利用“进贡”的名义把负担分加到所有的居户身上。关于浙江慈溪和奉化（均在咸丰十一年十月为太平军占领）的记载可以作为代表：在慈溪“勒限各乡，按都图进贡”。进贡的多少“以村落大小，户口贫富为等差”。完成进贡的责任就落在新设的军帅、师帅、旅帅各级乡官的身上。“土豪猾党”都当上了乡官。他们“各假庵寺为公馆，擅理词讼，桁杨鞭朴，严若长官。乡曲无赖，尤复争献妇女，为进身之地。附从益众，而勒索益酷。”（注：见《慈溪县志》卷五五，页27。转引自郭廷以著《太平天国史事日志》，商务印书馆1947年版，页830。）在奉化，军帅、师帅、旅帅也都“胁令绅富充当”，“且令各村进贡。编立门牌，一牌出番洋三元五角（原注：时番洋每元计钱一千八百文）”。（注：《剡源乡志》。转引自《太平天国史事日志》，页828。）当时，很多地方实行“编立门牌按牌出款”的办法，贫户也不能免于这种负担。

一些地方，太平军不但允许地主收租，而且支持地主们设局摧租，甚至在佃户起来抗租时不去支持佃户反而保护地主的收租的权利。咸丰十一年（1861年）管理浙江桐乡的钟良相（他的官衔是“符天福”）出了一个告示，其中列出的规条中有这样的几条：“清朝官宦依旧报名录用，其不愿仕者，给廪禄听归林下”。“被难之后，倘有房屋货物田产，准归原主识认收管，侵占者立究”，“住租房、种租田者，虽其产主地徙，总有归来之日。该租户仍将该还钱米缴还原主，不得抗欠”。（注：沈梓：《避寇日记》。见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编《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第四册，页74。）这个太平军地方官甚至对于逃亡地主的产业和他们的封建剥削权利也要加以保护！苏州的熊万荃宣布，仍照向例，佃户向地主交租，地主向政府交纳地丁、漕粮；还规定，地主如果逃亡，由佃户代完地粮，等地主回来后，“照租额算找”。长洲（苏州的一部分）的官员黄某在同治元年（1862年）的布告重申熊万荃的规定，并说，有的地主收不到地租，是由于“佃户畏强欺弱，亦由乡官弹压不周”。布告中声称：“如有顽佃抗还吞租，许即送局比追。倘有豪强业户，势压苦收，不顾穷佃力殚，亦许该佃户据实指名，禀报来辕，以凭提究，当以玩视民瘼治罪。”（注：《太平天国文书汇编》，页145-146。）这还算是既警告抗租的佃户，又警告压迫农民过甚的豪强地主。

对于商业，完全采取了自由政策。虽然在战争的条件下，江南那些本来很繁荣的城市，人口减少，市面萧条，但是许多集镇上的商业更兴旺了。值得注意是有些材料说明太平军官员和商人合作经营商业，甚至进行高利贷剥削。例如，嘉兴城南的濮镇有一个商人和太平军合营丝绸庄，由太平军出资本，而由这商人经理。也是在嘉兴南的王店有个乡官同太平军合开当铺。（注：均见沈梓的《避寇日记》。）材料中虽然没有说清楚，但看来出资同商人合作的是太平军的当地的首领。这种情况也足以表明，农民革命军队已难以保持它原来的朴实单纯的状态。

（五）打着别的旗号的造反

太平天国的影响激动了全国各地被剥削被压迫的劳苦人民。在太平军没有到达或只是路过的许多地区，发生了打着太平天国以外的旗号的群众造反，它们有的同太平天国有联系，有的没有什么联系。分地区看，比较重要的有以下这些。

一、上海的小刀会

在太平军占领南京后半年，咸丰三年（1853年）八月，上海的小刀会发动起义，占领上海县城坚持了十七个月。清朝官军得到外国干涉者的协助而攻下了上海县城，使这次起义失败。这是前面（第六章第二节）已经说过的了。上海的小刀会是天地会系统的组织，它的成员主要是城市贫民，包括手工业工人、水手、无业游民、裁遣的兵勇等等。他们中以广东人和福建人居多。他们和当地的农村联系较少，始终采取死守城市的办法。太平天国没有给他们以积极援助，固然因为太平军这时还没有由天京东进的打算，也因为小刀会的旗帜和口号是和太平天国不同的。小刀会群众中，旧式的行帮观念很重，有福建帮和广东帮的对立，这使他们内部不能很好地团结，也是他们失败的一个原因。

二、广西、广东、湖南的天地会

太平军离开广西后的最初几年，咸丰元年到五年（1851-1855年）间，广西的天地会（三合会）仍然在省内各地分股活动，他们活跃于广西南部从贵县到梧州的浔江两岸，南宁、永淳、横县一带的邕江两岸，以至丽江沿岸的扶南、崇善等地。在广西东北部有以朱洪英、胡有禄为首的天地会起义军，咸丰四年一度占领恭城和灌阳，建立国号称“昇平天国”，用“太平天德”年号。这些天地会力量都没有能形成很大的声势。咸丰五年（1855年）有一股较强的天地会力量从广东进入广西。

在广东省，天地会的秘密组织向来在下层社会中很流行，但一般地还不戕杀官员，劫夺城市。太平天国定都南京后第二年，咸丰四年（1854年）他们公开造起反来了。这年五、六月间省城四围的东莞、花县、三水、佛山等地都为天地会起义群众所攻占或围困。从六月下旬起，各股起义力量互相配合进攻省城。省城广州被围攻半年多。在此期间，全省几乎所有的州府都有会党起义，他们占领了许多城镇，切断了省城和各地的交通。前面（第六章第二节）说过，两广总督叶名琛是依靠洋人力量的支援，才守住了广州城的。叶名琛在咸丰五年渐次逐退了围攻广州的起义军，并且发动了各地的地主武装，从天地会手里收复了许多城镇。这个面对外国侵略者不鸣一枪的两广总督，在同天地会起义军作战中先后杀戮了近十万人民。

广东的天地会起义军一部分往北进入湖南，一部分往西进入广西。到广西的是在广州附近的佛山镇开始发动起义的陈开、李文茂所率领的一股力量。陈开是船夫出身，李文茂原是走江湖唱戏的人。他们同本来活动于广西浔江上的三合会头领梁培友合作，率领部队，突破清军在梧州的堵击，溯江而上，咸丰五年八月占领浔州。他们建“大成国”，年号“洪德”，把浔州府城（桂平）改名秀京，作为他们的京城，起义的头领们都称为王。咸丰五年到十年（1855-1860年）间，他们以浔州为中心，分兵占领了几十个府、州、县城，势力达到广西省的大部分地区。许多本来在广西省内活动的天地会头领，或者同大成国发生联系，或者乘机发展自己的势力。例如在省内西南部的太平府（府治在今崇左县，辖左江流域各地）有以壮族人吴凌云为首的起义部队，他在咸丰十一年（1861年）初占领府城，建国号叫“延陵”，自称延陵王。广西官方的绿营兵毫无作战力量，有一部分湘军在咸丰七年（1857年）由蒋益澧统率进入广西。陈开、李文茂、梁培友等虽然建立了大成国，但仍不能摆脱天地会的各立山堂，互不统属的积习，他们抵挡不了战斗力较强的湘军。李文茂、梁培友相继战死。从太平天国分裂出来的石达开于咸丰九年（1859年）七月从湖南退到了广西，他和大成国的力量不能建立很好的合作关系，有时还互相冲突。为了追逐石达开，湘军的刘长佑部也到了广西。广西的官军力量更增强了。咸丰十一年（1861年）七月，蒋益澧的湘军攻占浔州，陈开退出秀京，被浮遇害。同治二年（1863年）延陵王吴凌云也战败被杀。大成国余留下来的范亚音、黄鼎凤、姚新昌等人，吴凌云的儿子吴亚忠，以及其他天地会力量虽然还继续在广西省内活动，但已不能发展为较大的力量。

在咸丰五年（1855年）五月间，从广东的韶州、乐昌、乳源等地分股进入湖南省的天地会起义部队很多，他们占领了湖南南部的宜章、郴州、桂阳。其中较强的是在东莞发动起义的何禄。同时，广西的号称昇平天国的朱洪英、胡有禄也进入湖南，占领东安。湖南南部各地的天地会头头们纷纷起兵响应。这些在湖南南部的天地会力量往北进攻，大多遭到湘军的阻击而败退。只有来自广东的一部分天地会力量进入江西和太平军会合。

三、福建的双刀会、红钱会

福建南部名为双刀会、红钱会的秘密结社也属于天地会系统。咸丰三年（1853年）四月间以同安县的黄得美为首的双刀会发动起义，占领了厦门，同时发动的有以永春县林俊为首的红钱会。双刀会的起义很快失败了，厦门被官兵夺回，双刀会余众退到海上，坚持斗争到咸丰八年（1858年）。红钱会的起义队伍在闽中山区仙游、永春、德化、安溪一带与官军和地方上的地主武装作战数年，但不能打开局面。咸丰八年，他们北上想和路经闽北的石达开队伍取得联系，中途为地主阶级的团练击败，红钱会的领袖林俊战死了。

四、淮河以北的捻军和山东的白莲教系统的起义军

在淮河以北，活动于河南、安徽、山东地区的捻军，在本章第二节里已经提到，他们是和太平军有合作关系的。以后还有机会提到他们。

在山东民间秘密结社中，白莲教有长期的传统。在太平天国革命时期，他们也零星地在各地活动，但大举起义则比较晚。咸丰十一年（1861年）二月间鲁西北的临清、丘县、冠县一带的白莲教发动起义，迅速占领了十几座县城，但他们内部没有统一的组织，两个主要领袖，张善继和杨泰都自称皇帝。清朝立即以优势的兵力把这次起义镇压了下去，两个皇帝都失败被杀。起义军的余部仍然分散活动。和白莲教起义军有联系的宋景诗率领的黑旗军是一支比较强的力量，在作战失利时曾接受清朝官方的招抚，但他在同治二年（1863年）又举起造反的旗帜，成为官方在鲁西的大敌。后来，宋景诗会合到了捻军里面。

五、贵州、云南、四川各民族的群众起义

咸丰五年（1855年），贵州苗民群众发动起义。苗民大多居住在贵州的古州（榕江）、台拱（台江）一带（现在在这地区设立了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汉族的豪绅地主不断侵夺他们的土地，清朝官员又通过土司头子向苗民进行勒索，这些土司头子借官府的势力压在苗民的头上。苗民群众不但被迫把他们的微薄的劳动产品供应官员和土司的需求，而且还得随时自己携带粮食来为他们服役当差。在造反的苗民中，最著名的领袖是张秀眉，他们靠简陋的武器，进行群众性的争生存的斗争，虽然遭到官兵的清剿，但势力发展得很快。贵州东南部的丹江（今雷山）等地和东北部的思南等地的汉族贫苦群众，以“教军”和“号军”的名义发动起义，和苗民起义相配合。

石达开的部队在咸丰十年、十一年（1860年、1861年）曾到贵州，对贵州的群众起义起了促进的作用。到了同治二年（1863年）四月，石达开在四川大渡河边覆灭后，还有一些他的余部退到贵州和当地起义群众结合在一起。

贵州的邻省云南，在同一时期发生了彝、回等少数民族的起义。云南省向来有许多少数民族与汉族共同生活。同治初一个云南巡抚说：“综计通省人数，汉居十之三四，回仅十之一二，而夷则居十之五六。”（注：云南巡抚奏。见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回民起义》（此书以后简称《回民起义资料》）第一册，神州国光社1953年版，页379。）这里所谓“夷”是封建统治阶级对少数民族的污蔑称呼，泛指彝、哈尼、傣、白、纳西、景颇等族。

在云南省西南部，澜沧江以东的哀牢山地区，当时居民大多数是彝族。咸丰六年（1856年）这里爆发了以彝族的贫农英雄李文学为首的起义。在起义前两年，太平军战士王泰阶（四川汉族农民）和李学东（四川彝族奴隶）来到这地区发动群众起来“应援天国”，他们同李文学和哈尼族的田四浪等一起领导了这个地区的起义斗争。起义军最初只有五千人，逐渐扩展到哀牢山的三万多平方公里的地区。起义的领导权看来是一直掌握在贫农的手里。他们从朴素的阶级感情出发，提出和实行了团结各族贫苦群众同地主阶级作斗争的方针。李文学当过二十年长工，他的起义檄文中说：“……驱逐满贼（清朝统治者——引者），除汉庄主（汉族地主），望我彝汉庶民（各族贫苦人民）共襄义举”；他还说：“汉与彝为敌者，豪强也，贫无与也。”起义军执行了“庶民原耕庄主之田，悉归庶民所有，免租薄赋，按岁所获，课赋二成，荒不纳”的政策。（注：夏正寅：《哀牢夷雄列传》。《近代史资料》1957年第二期，页24-28。）这个实现“耕者有其田”的简单易行的反封建纲领，鼓舞和团结了彝汉各族的贫苦人民。

云南省的回族同汉族杂居。早在道光年间，已常发生汉民和回民之间的械斗、仇杀事件，这些事件有些是由于回族中的上层分子利用宗教信仰煽动狭隘民族心理而造成，更多的则是由汉族中的恶霸劣绅挑动起来的。地方官员在处理这些事件时，一般都是偏袒汉人，甚至还同地主恶霸勾结在一起故意制造回、汉冲突，以便混水摸鱼，为自己谋利。在回民中积累起来的愤懑不平，到了太平天国革命时期，就爆发成了规模相当大的起义。

当时云南各地武装起来的互不统属的回民队伍有许多股，其领导者们的成分和动机是很杂乱的。昆明以南的临安（即现在的建水）一带的回民的主要领袖是马如龙，地主阶级出身，考中过武秀才。他在咸丰七年（1857年）联合其他回民部队围攻并几乎攻占了省城。到了咸丰十一年（1861年）马如龙投降了署理云贵总督徐之铭，带兵进入省城，反过来成了清朝官方镇压起义的回汉各族群众的得力工具，被任为云南提督。和他一起投降的一个回族的掌教马复初还一度署理云贵总督。

昆明以西的回民起义各部队在咸丰六年（1856年）攻占了大理，他们推戴杜文秀做领袖，号称“总统兵马大元帅”。杜文秀出身于世代经商的家庭，本人读过书，是个“庠生”，但因家道中落，曾当过小商贩。杜文秀承认太平天国的领导，他“宣布遥奉太平天国南京之号召”，（注：《大理县志稿》。见《回民起义资料》第一册，页29。）反对狭隘的民族观点，在他领导的起义部队中注意吸收汉族和其他各族群众参加。

贵州的苗民起义，云南的哀牢山起义和杜文秀起义，在太平天国失败以后，都还继续坚持了若干年，所以关于它们的结局，留到以后去说。

咸丰九年（1859年），在云南东北部昭通府的牛皮寨有蓝大顺、李永和等人拜会结盟，这年八月间他们以一百多人的小队伍进入四川省境，先后攻陷川南一些城镇，力量迅速壮大起来。第二年，进兵岷江以西，前锋达到新津、灌县，使省城成都大为恐慌。清朝政府派湖南巡抚骆秉章率领一部分湘军入川。当湘军入川时，以蓝大顺、李永和、卯得兴等人为首的起义军已经不仅在川西，而且纵横在川北、川中广大地区了。湘军的前锋在重庆西北的合川遭到惨败。但是这支起义军进行的是低级的流寇战争，他们最盛时虽然拥有三十万人，但是分兵四出，没有明确的政治纲领和远大的政治目标。他们在咸丰十一年（1861年）八月在川北的绵州（今绵阳）被骆秉章的湘军击败，同治元年（1862年）又在川西的丹棱、青神一带被围困，全军溃散。这支历时三年的起义军主力就此失败。李永和、卯得兴被俘牺牲。他们曾企图和同治元年初由湖北进入四川长江以南的石达开合作，但石达开始终没有能到达江北。这种合作没有实现。他们的一些残部在蓝大顺等人率领下突围北走，在川北、川东与鄂西活动，后来加入到了太平天国扶王陈得才的进军陕西的队伍里。

以上所说的情形表明，在太平天国影响下，的确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革命的高潮。但是，把这些在天地会、白莲教等等旧式组织中分散地发动起来的力量和一些少数民族中的群众斗争力量领导和团结起来，则是太平天国没有能做到的。

（六）宗教的迷雾和现实的斗争

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虽然外国侵略者深入京畿，但是清朝当局丝毫也没有因此而放松长江流域的反农民革命的军事，一点也没有减少这方面的兵力。

在咸丰十年（1860年）侵略军已经到了京城边，皇帝已经逃出京城的时候，八月十一日皇帝下了命令，要远调兵力，来守卫京城。其中要曾国藩“选川、楚精勇二三千名”，由曾国藩手下的大将鲍超率领，“兼程前进，克日赴京”，（注：《咸丰夷务》卷六十三，页11。）曾国藩这时正在组织对安庆的包围，他于八月二十六日接到这个命令后，并不立即出兵，在他的答复中用极其狡猾的说法表达了他的政治态度。

曾国藩报告说，鲍超的部队现驻皖南徽州附近，距京五千余里，要三个月才能赶到，“而逆夷（指英法侵略军——引者）去都城仅数十里，安危之际，想不出八九两月之内”，所以鲍超在十一月赶到，已没有用处了。他又说，如果在京城附近还能同“逆夷”“相持数月之久”，那么，只靠鲍超这一级的将领去也不顶事。因此，他表示希望皇帝把他和胡林翼（湘军中仅次于他的一个大头头，时任湖北巡抚）两人中，“饬派一人，带兵北上，冀效尺寸之劳，稍雪敷天之愤”。不过他还说，如果派他或胡林翼北上，那么，在皖南、皖北的进兵就只能停下来，退守江西、湖北了。（注：《咸丰夷务》卷六十七，页46-47。）很明显，在曾国藩心目中，头等大事还是打太平军，如果一定要为救京城而同外国侵略者打仗，就只能放弃打太平军，这是他所不甘心的。

到了九月二十一日，皇帝看到曾国藩的这篇复奏的时候，北京条约已经签字。皇帝命令说，曾国藩、胡林翼、鲍超都“毋庸来京”。（注：《咸丰夷务》卷七十七，页47。）——这时在封建统治阶级看来，外国侵略者的问题已经解决。更是要集中一切力量去镇压农民革命了。

不但如此，而且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还发生了英、法侵略者正在北方进攻清朝京城的同时，南方的清朝官方向英、法求援，并且共同进行对太平军作战这样的奇怪现象。

这个奇怪现象发生于咸丰十年（1860年）太平军在击破江南大营后，东下常州、苏州，进逼上海的时候。

当时苏南的经济政治中心是苏州。苏州的地主绅士与买办商人关系较多，他们眼看清朝官兵无力抵抗势如破竹的太平军，就向地方当局提出了借助洋兵的主张。江苏巡抚徐有壬（此人在苏州被太平军占领时死了）立即派江苏布政司薛焕，苏松太道吴煦、苏州府知府吴云到上海向英国、法国的领事求救，希望他们出兵到苏州援助。不过在这些人刚到上海时，苏州已被太平军攻下来了。这时上海租界成了那一带逃亡的地主、绅士、资产者的逋逃薮。他们和清朝的地方官一起纷纷通过各种关系向外国人无耻地乞求出兵帮助镇压造反的农民。两江总督何桂清也逃到了上海，他直接同英国、法国和美国的公使商谈这个问题。就在这时，何桂清并向朝廷提议赶快同英法议和，接受他们提出的一切要求，以换取他们“代为剿贼”。（注：《咸丰夷务》卷五十二，页7。）

虽然前文已经提到（第六章第六节）何桂清因这个主张而遭到皇帝的谴责，为此而被罢官，但是上海的官员和绅商买办仍然继续同英、法商谈合作。这时有个开设泰记银号的买办资产者叫做杨坊的人，他是四明公所（以买办资产者为主的一个组织）的董事，曾花钱捐得候补道的官街，此人成了中国官方与外国人之间的重要的联系人。英国人、法国人这时正在把主要兵力集中到北方的大沽、天津方面去。无论从政治和军事上说，他们都不愿意，也不可能在上海方面公开对清朝当局承担较大的责任。但他们表示，因为上海租界是外国商人的利益所在，他们是要用兵力来保卫的。租界在上海城外。中国地方官又通过杨坊去请英、法，一并保卫县城，其所需经费可由杨坊负责。

英国公使布鲁斯和法国公使布尔布隆会商了联合“防卫”上海的军事布置，决定共同用一千二百人的兵力帮助清军守卫上海县城，而在租界上，则由他们各自负责防卫。清朝在上海的官员们和绅商买办们不但承认了外国有权用他们的武力保卫所谓租界，而且还把整个上海都放到了外国人的武力保卫之下。但英、法公使这时仍称他们在上海对中国的内战采取的是“中立”态度。布鲁斯报告英国外交大臣说：“在我看来，我们并不对（中国的）这次内战进行干预，也不对交战双方的权利表示任何态度，就可以保护上海免遭（太平军的）进攻，并协助当局维持上海城内的安定。我们这样做的根据是：上海是通商口岸，上海城的利益又与外国租界的利益密切相关，对上海城的攻击不可能不对租界造成极大的威胁。”（注：布鲁斯在1860年5月30日（咸丰十年四月初十日）的报告，见A.Wilson:The Ever-victorious Army（1868年版），页61。）——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中，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国家支持腐朽反动的政治势力而反对革命，总是为了他们自己的利益，这本是不言而喻的；但把公然的直接的武装干涉称为“中立”，则纵然按帝国主义的强盗逻辑也显然是说不通的。

仅仅保卫上海还不能使绅商官员们放心。这时有个叫做华尔的美国流氓经过一个美国商人的介绍结识了杨坊，一说，他们之间还有一个中间人是个学了点英文而在上海经商的秀才丁吉昌，但杨坊始终是个主要起作用的人物。华尔自称能组织成一支洋人的军队，由他招募、训练和指挥，由中国方面供给军费，除了给官兵以很高的饷银外，还预先讲定每攻下一城，要给一笔巨额的赏金。杨坊和他的后台苏松太道吴煦都很赏识这个计划。果然华尔很快就募得了二百多想在中国发横财的外国水手、流氓、逃兵。这一支华尔的队伍可以说是封建官僚和买办资产者的雇佣军，由杨坊出面作这支雇佣军的老板。

这支被称为洋枪队的雇佣军由它的老板派出去，企图阻击正在进攻松江府的太平军，遭到大败，退回上海。但老板仍然信任华尔，让他重新招募人员，增添武器。李秀成的部下在咸丰十年五月中旬占领松江，其前锋逼近上海城郊。月底，华尔的洋枪队奉令出发，在清朝的一些部队的配合下，从太平军手里夺回了松江城。华尔的部下不但得到预定的奖金，而且在松江城大肆劫掠，这就使得他能够很快地招收到更多的想发财的洋人参加。他立即执行老板交下的第二个任务：进攻青浦。拿下了松江、青浦两点，就有可能拦截住太平军从嘉兴方面和苏州方面向上海的进攻。但是在青浦，华尔失利了。六月中旬，李秀成从苏州亲率军队援助守青浦的太平军，狠狠地打击了华尔的洋枪队和与它配合的清军。洋枪队死伤三分之一，败退到松江。不久，太平军把松江也夺了回来。华尔在青浦之战中受伤，离开上海到法国医治去了。但华尔的故事并没有就此结束，以后我们还要谈到他。

以李秀成为首的太平军在占领了松江、青浦后，上海已经差不多在他掌握中了。他率军很快地进抵上海城附近，在城西南九里的地方大败清军。当他到了县城边时，他完全没有料到守城的并不是清军，而是英、法军队。城内的守军和黄浦江上的外国兵舰配合着向太平军猛烈轰击。从七月初二到初四这三天的战斗中，太平军伤亡惨重，仍没有能进城。初五，李秀成率全军撤退。

英、法在上海帮助清军击退太平军的这一天，恰好是它们在北方从清朝手里攻占了大沽炮台的同一天。

为什么李秀成从上海这样快地撤退？从军事上看，当时有一股清军猛攻嘉兴，太平军在嘉兴的守军告急。嘉兴如果失掉，李秀成向上海的进军将在后路受到威胁。但这股清军是江南大营的残部，力量并不很大，李秀成从上海回师，很快就把它粉碎了。这并不能成为必须放弃进攻上海的原因。

事实上，李秀成对于英、法军防守的上海并没有用全力去进攻。英、法军所靠的不过是枪炮厉害，而兵力微不足道。以李秀成当时所拥有的实力，如果坚决进攻，是可能打下上海来的。他不这样做，其主要原因在于太平天国方面对外国侵略者一直缺乏正确的认识。

在李秀成这次进兵上海前二年，即咸丰八年（1858年）冬天，已经订立了天津条约之后，英国侵略军头子额尔金曾带领一个舰队，驶入长江，直到汉口，据称他的目的是要视察沿江商埠，以决定那些地方最适宜于开放给外国通商。当他沿江上驶，经过太平天国占领的地区时，并未登陆，却野蛮地向太平军在天京的炮台进行了轰击。天王洪秀全发出一个诏书，派人在芜湖递交额尔金。这个诏书的形式很别致（但这是洪秀全的诏书常用的文体），全篇是七字一句的韵文，其中几乎都是讲他的宗教观念，说明他是以上帝为父，以耶酥为兄，因此他才能“扫灭邪神”，建立“天国”。诏书中以“西洋番弟”称呼对方，全篇结语是：“朕据众臣本章奏，方知弟等到天都，朕诏众臣礼相待，兄弟团圆莫疑狐。朕虑弟们不知得，故降诏旨情相孚。西洋番弟朝上帝，人间恩和在斯乎”。（注：原件全文见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和北京图书馆编的《太平天国史料》，开明书店1950年版，页93-98。）这个文件显然表明，洪秀全仍然认为洋人和自己信奉同一个“上帝”，因而是能够兄弟相处的。他陷在宗教的迷雾中，对于现实的国际关系完全无知。

咸丰九年（1859年）到达天京的洪仁玕虽然在香港住过多年，但所接触的主要是外国传教士。他的执政无助于提高太平军对现实的国际关系的了解。

李秀成在这次进军上海前，洪仁玕曾送信给上海的英、法、美领事，并自己到苏州，把在上海的几个英国传道士邀到苏州和他会晤。他想运用自己的影响来使外国人在上海不干预太平军的进兵。但是他想错了。应邀到苏州的英国传教士杨笃新叙述他见到干王的情形说：“干王的情绪甚为激动。后来我们才知道，他激动的原因是由于已经听说他送往上海各国领事馆的一些信件，并未被领事们拆阅，而英、法军队又在防守上海县城。他说，前者，是对他个人的侮辱，后者是直接违反了外国人在双方交战团体之间所采取的中立原则”。（注：呤唎著，王维周译：《太平天国亲历记》，中华书局1961年版，页223。）

但是洪仁玕和李秀成仍不相信外国人真会用武力防卫包括县城在内的整个上海。李秀成兵临上海郊区时，又发出公函给各国公使，通知说，他已严令兵将不得扰害外人，要求外国人悬挂黄色的旗子作标志，并表示他到上海后，将与各国公使进行商谈。

李秀成并没有在上海打一个大仗的准备，他率领到上海城边的部队只有三千人。这一地区的清朝军队已经不堪一击，他以为外国人不会真的动武，而上海城内又有事先约定内应的一些广东人（大概是小刀会的余党），所以他本以为可以兵不血刃地进入上海。不料约定的内应都遭到了英、法军队的镇压。他所要对付的敌人又不是华尔那样的雇佣军，而是英、法的正规军队。从上海城边的三天的战斗来看，李秀成并没有下定决心和这样的敌人进行战争。

李秀成撤兵时又给英、美、葡领事发出一信，信中说：“若我有志来取上海，犹如囊中取物。惟我仍念同教兄弟之情，恐争端一起，反被官兵冷笑。……汝中有人思及此情而悔汝前愆，仍与我等和好为美乎？”李秀成的这封信不写给法国人，而且信中大骂法国人，据他说，法国人曾要他到上海，他信以为实，不料法国人“已被官兵诱惑背誓，……如此不公不义，无以复加矣。”（注：《吴煦档案中的太平天国史料选辑》，三联书店1958年版，页3。）所谓法国人曾要他到上海，事实真象究竟如何，已无法弄清楚。一个同时期的英国作家认为这可能是法国天主教会的一个阴谋。他说：“天主教在中国的教士们是一个很强大的团体，在全国有一套地下交通系统，谁都知道，他们对太平天国极端仇恨。看来很可能就是他们派遣一些人员去欺骗忠王说，占领上海是很容易和安全的，从而引诱忠王自投罗网”。（注：A.Wilson:The Ever-victorious Army，页66。）

西方资产阶级把基督教传到中国，本来是为了麻痹中国人民。太平天国把它改头换面地利用了一番，虽然对发动农民革命起了某些积极作用，但归根结底，基督教和其他任何宗教迷信一样，对人民的觉醒是严重的妨害。太平天国面临从来的农民战争所没有遇到过的国际关系，所谓上帝的信仰终于使他们在现实斗争中迷惑和走入歧途。

在太平军这一次从上海撤退以后两个月，各国侵略者同清朝签订了北京条约。从此自称维护耶稣基督之教的人也同自称维护孔孟之道的人一样公开宣布自己是太平天国的死敌。现实的斗争迫使革命的农民不能不拨开宗教的迷雾而同联合起来的一切内外敌人进行艰苦的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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