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八国联军侵占北京

占领了天津的各国侵略军，立刻组织兵力，策划向北京进军。在天津沦陷二十天后，一支共为一万九千多人的侵略军由天津沿着运河两岸向北京出发了。

在这支侵略军中，日本兵为数最多，有八千人。英国当时正陷入南非的殖民地战争中，只能派出三千人的兵力参加对北京的侵略。美国对这次侵略进军虽很积极，但也只能以二千五百人的兵力参加。英国、美国都怂恿和支持日本多出兵，是为了抵制俄国和德国在这场联合的侵略战争中取得优势。沙皇俄国这时除了乘机侵略中国的东北地区外，又积极地参加对北京的侵略进军。在这支侵略联军中，俄国兵有四千八百人，数量仅次于日本。抱着在远东扩张侵略势力的野心的德国皇帝，以德国驻北京公使被杀害为借口，已下令组成七千人的对中国的侵略军。但在这支侵略联军从天津出发时，德国军队还没有赶到。法国人参加这支侵略联军的有八百人。此外，奥匈帝国和意大利在远东都没有什么兵力，各派了五十多人参加这支侵略联军。

这支侵略联军从天津出发后十二天，在光绪二十六年七月二十日（1900年8月14日）打到了北京城。这是继四十年前的咸丰十年(1860)英法联军占领北京以后，北京城又一次为外国帝国主义强盗所占领。

这时，清朝政府在京津之间拥有相当大的兵力。从天津撤退下来的裕禄、宋庆、马玉崑等人的部队有两三万人，卫戍北京城的有荣禄、董福祥等人的部队约三万人，还有两万多的八旗兵（满洲兵），再加上这时应清朝政府的征调从外省来到京畿的军队，一共至少有十万人的兵力。在英法联军之役时，清朝政府正以全力与太平天国搏战，根本无意在北方抵抗外国侵略者。而这次，清朝政府已经宣布对外作战。如果它以在京津间的军队认真作战，并且真正发动和依靠义和团群众的力量，那么，不到二万人的侵略联军，这样轻易地侵入北京，是不可能的。

以慈禧太后为首的清朝当局只是在字面上发布了宣战诏书，事实上没有应战的决心，也没有坚决抵抗的部署。一些懦怯的将领所统帅的腐朽的军队，在敌人的进攻面前几乎全部是不战而溃。侵略联军在天津以北十公里的北仓遭到聂士成的一些残部和几千义和团武装群众的袭击，发生了比较激烈的战斗。北洋大臣裕禄和他的副手宋庆的部队，在天津以北三十公里的杨村和侵略军稍一接战，就全部败退。裕禄自杀，宋庆和马玉崑从此就一路逃跑，再不作战了。在侵略军进抵北京前十天，原任巡阅长江水师大臣的李秉衡奉旨进京，慈禧太后派他到通州以南御敌，归他指挥的三十个营，一万多人的部队，大部分在只听见敌人枪声时就四散逃跑了，其他一小部分在进行了一些不象样的战斗后也都溃散。李秉衡上报朝廷说：“就连日目击情形，军队数万充塞道途，闻敌辄溃，实未一战。所过村镇，则焚掠一空”（注：《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页469。）。李秉衡手下已无一兵一卒，他无法再战，服毒自杀。侵略联军进抵通州。

义和团群众虽然在京津之间不断给予侵略军以袭击和骚扰，但是他们不可能实行有力的和有效的抗击。他们不但没有较好的武器，而且没有统一的组织。由于清朝当局的摆弄，义和团成分极为复杂，良莠不齐，有些地方的义和团组织其实是在土豪、恶霸、流氓、地痞操纵之下，这种挂着义和团招牌的组织在侵略军来到的时候也就自行涣散。成分较好的义和团队伍则分散到了铁路线以外的乡村中去了。

七月十九日夜间，侵略联军到达北京城外，他们从南面和东面攻城。有一部分义和团群众自发地上城抗御敌人的进攻。清朝官军中董福祥的甘军号称是最能作战的，他以迎战为名率部出城，其实是向敌人来的相反的方向，北京以西撤退了。荣禄统率的武卫军以及载漪统率的称为神机营、虎神营的旗兵一听到敌军压城，全都逃散无踪，荣禄本人带了几个营经西直门逃走了。这样，一夜之间，侵略联军就攻进了北京城。

在北京沦陷的时候，慈禧太后携带了光绪皇帝和一些皇族、大臣，仓皇离宫，从北京城西北，出德胜门逃亡出去了。他们经昌平，出居庸关，转入山西省境内。

尽管慈禧太后的朝廷五月二十五日下过宣战诏书，但是，在侵略军队步步逼紧的过程中，清朝政府不断地通过各种途径向侵略各国表示朝廷本意并不是要作战，请求各国“谅解”。

六月初三，这时，大沽口已经被占，各国侵略军正在进攻天津，朝廷有一道电文通知各驻外使臣，要他们向各国政府“切实声明，达知中国本意。”这道电文一开始就说：“此次中外开衅，其间事机纷凑，处处不顺，均非意料所及。”电文中明确地把义和团说成是“乱民”、“乱党”，电文说：在直隶、山东两省的“乱党”“熔成一片，不可开交”的时候，“朝廷非不欲将此种乱民下令痛剿，而肘腋之间，操之太蹙，深恐各使保护不及，（深恐保护不了各国驻中国的使馆——引者）激成大祸”。电文更说：“中国即不自量，亦何至与各国同时开衅，并何至持乱民以与各国开衅。此意当为各国所深谅。”（注：《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页202-203。）

到了六月初七日和二十一日（这时，天津已经沦陷），清朝又以皇帝的名义向俄国、日本、英国、法国、德国、美国分别发出国书。这些国书的基本内容都是要求它们“设法维持”，“挽回时局”，所用的语言大体上是一致的，都是说：“近因民教相仇，乱民乘机肆扰，各国致疑朝廷袒民嫉教。……致有攻占大沽炮台之事。于是兵连祸结，时局益形纷扰”（注：同上书，页228。）。这些国书，很明显的，是乞怜求和的姿态，是要求各国千万不要误会，以为清朝政府真是同反对外国侵略者的人民站在同一立场上。

侵略各国也确实自始至终没有发生这样的误会。当它们共同以武力夺取大沽炮台，占领天津的时候，它们一致认为，“对中国（也就是对清朝政府——引者）的战争状态并不存在”（注：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三卷，页244。）。各国司令官共同决定采取的态度是：“我等之本国，现与中国政府保持和平，故决非对中国政府进兵”。“此次进兵之目的，在讨伐以义和团之名欲颠覆中国政府之有力叛徒”。“援助中国政府镇压叛徒，若中国政府不讨伐叛徒，则各国自行讨伐。”（注：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四卷，1932年版，页10-11。）日本六月十七日发出对清朝皇帝六月七日的国书的复信，其中说：“迩来北方团匪，日益猖獗、妄动乱举，无所不至。现驻北京各国钦差暨各署员等，被其绕围攻击，并闻某国使臣已被击杀，而贵国所派官兵不能救护使臣，又不能弹压匪徒。……自上月以来，各国将大兵派往天津，日本亦不得不调派兵员至该地，此系专为弹压匪类救护使臣起见，并无他意。”（注：《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五十四，页21。）日本的这个国书是有代表性的。参加侵略联军的各国虽然各有他们自己的打算，但是在这一点上它们是一致的，它们都表示，进兵北京的用意是在于救护在北京被围困的使馆，并且帮助清朝政府“剿匪”。

在四十年前的英法联军之役时，侵略者宣布，他们是以战争的手段来惩戒顽固不化的清朝政府，不与人民相干，想以这种说法来骗取中国的民心。英法联军侵占北京的结果是侵略者与清朝政府携手共同镇压太平天国。但在这一次战争中，侵略者一开始就明确地表明，他们进兵北京是为了镇压以义和团为代表的敢于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的中国人民，而并不是与清朝政府为敌，恰恰相反，他们倒是要来拯救这个政府，使他不至于在“暴乱”的人民群众的挟持下继续干自己所并不想干的事情。

逃亡出北京的朝廷，在七月二十五日有一道上谕给在上海的已经奉命向侵略各国乞和的李鸿章，其中说：“此次衅起民教互斗，朝廷办理为难情形，已历次备具国书，详告各国。彼方以代民除乱为词，谓于国家并无他意（就是说对清朝政府没有坏意——引者），而似此举动（指攻入北京城之举——引者），殊属不顾邦交，未符原议”（注：《义和团资料》第四册，页39。）。这段话表现了一点对侵略者的怨恨：本来讲好是为镇压义和团而用兵，怎么闹到使朝廷不得在北京安身，实在是太不给面子了。

（二）“东南互保”和李鸿章议和

义和团运动在北方各省，特别是在京津地区造成这样大的声势，甚至迫使清朝朝廷作出对外作战的姿态，当然不能不在全国引起强烈的震动。

六月份，在四川、湖北、湖南、江西、浙江、福建各省都发生了火烧外国教堂的群众行动。湖南南部的衡阳、衡山、安仁、常宁、耒阳、零陵各地的教堂差不多同时被烧掉，并有充当主教和其他教会职务的洋人被杀死。浙江西部江山、常山的群众反洋教的斗争发展为武装起义；群众占领了江山县城，杀死了西安县（今衢县）的知县。同时，在浙东沿海许多地方也发生了外国教堂被烧毁或被捣毁的事件。在这些南方省份中虽然没有义和团组织，但是下层群众中的各种类似性质的秘密结社在这时都活跃起来了。有些地方官绅趋向于乘机发泄他们隐藏在心底的对于洋人的仇恨。北京的朝廷承认义和团的合法地位，发布对外作战的诏书（这个诏书是下达到各省督抚的），虽然是个大骗局，然而不可能不在全国造成影响。

北京朝廷已经难以控制整个国家。帝国主义侵略者虽然可以出兵打下天津，打进北京，但显然也不可能直接用兵力来镇压全中国到处沸腾起来的驱逐帝国主义势力的热潮。

在这种情形下，以洋务派官僚为主的南方各省的督抚，成为外国帝国主义者的最有用、最得力的工具。他们在这些省份中，竭力继续保持半殖民地的秩序，从而受到了帝国主义者的高度赞赏。

两广总督李鸿章、湖广总督张之洞、两江总督刘坤一，一开始就坚决主张剿灭义和团。他们对于朝廷听从守旧派官僚的主意，以“抚”字诀对待义和团是一贯反对的。他们以为这样做，只会得罪外国帝国主义而造成不可收拾的局面。刘坤一、张之洞在五月十九日联名电奏朝廷说：“拳匪势甚猖獗，各国纷纷征兵调舰，大局危急。……如再迟疑不自速剿，各国兵队大至，越俎代谋，祸在眉睫。”这个电文还提到，赫德有电给他们说：“大局若无速转机，各国定并力大举，危亡即在旦夕”（注：《刘坤一遗集》第三册，页1431。）。可见代表英国利益的赫德这时正在动员坐镇长江流域的这两个总督，想用他们的力量来影响朝廷的决策。长江流域是英国视为势力范围的。这时英国政府又授权驻上海和驻汉口总领事通知这两个总督：如果他们“采取了维持秩序的方法”，他们将受到英“帝国海军的协助”（注：《英国蓝皮书——议会文件》。《义和团资料》第三册，1953年版，页518。）。张之洞五月二十二日电告刘坤一说，他已向英国人表示：“我与刘帅皆极愿与英联络”（注：《张文襄公全集》卷一六〇，《电牍》三十九，1928年刻本，页17。）。张之洞还照会各国驻汉口领事说：在湖南、湖北，对于“洋商洋教士”，“本部堂力任保护，当不致痞匪滋生事端，即使偶有生事猝防不及者，乌合之众，官兵威力，亦可立时弹压扑灭，断断不能任其滋蔓。长江下游一带，有两江总督部堂刘。昨与电商，亦已严密布置防范，意见相同，力任保护下游”（注：同上书，卷一〇三，《公牍》十八，页19。）。可见，张之洞与刘坤一已明确表示，一定要负责保护各帝国主义国家首先是英国在长江中下游各省的利益。

五月二十五日朝廷的宣战诏书下来以后，两广总督李鸿章把它看成是个伪诏，决定不照办。他有一电报给在上海的盛宣怀说：“廿五矫诏，粤断不奉。希将此电，密致岘香二帅”（注：《李文忠公电稿》卷二十二，1905年刻本，页40。）。“岘香二帅”就是指刘坤一、张之洞。任铁路督办的买办官僚盛宣怀，这时成了串连李鸿章、张之洞、刘坤一共同实行所谓“东南互保”的中心人物。盛宣怀致这几个总督的电文中说：“各省集义团御侮，必同归于尽。欲全东南以保宗社，东南诸大帅须以权宜应之，以定各国之心。”（注：《愚斋存稿》卷三十六，页6。）这个电文的意思是，如果东南各省按照上谕所说，发动义和团这类组织抵御外国侵略，那就会同归于尽，所以必须采取权宜之计来维持各省的现有秩序，使各国放心。

在盛宣怀策划下，由上海道台余联沅加上张之洞、刘坤一委派的官员（盛宣怀本人也列席），组成代表团在上海同以美国总领事古纳为首的各国领事进行会商。双方在五月三十日签订了所谓《东南保护约款》九条，其中规定“上海租界归各国公同保护”，“长江及苏杭内地各国商民教士产业均归南洋大臣刘，两湖督宪张允认切实保护”（注：《中外旧约章汇编》第一册，页968。）（两江总督刘坤一又有南洋大臣的职衔）。对于刘坤一、张之洞和外国人订立的这个章程，李鸿章当然完全赞成。长江上游的四川总督奎俊也立即表示同意和响应。闽浙总督许应骙七月二日电告盛宣怀，他在福州实行的也是同样的办法，因为他已同驻福州英领事建立了类似的联系，所以他同意加入“东南互保”。这个章程使帝国主义各国可以放心地在北方用兵而不必担心南方发生对他们不利的局势。所以当时的美国人说：“所有的南部和中部各省的高级官员，……都已与各国结成联盟”（注：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三卷，页248。）。英国并有十三艘兵舰驶入长江。七八月间，英国、法国、德国、日本又相继派了一些军队在上海登陆。

和南方各省督抚采取同一立场的，还有陕西巡抚端方和山东巡抚袁世凯。袁世凯所部号称是北洋军队中的劲旅，他的驻地又同天津战区近在咫尺，但他不出一兵一卒援助天津。他在山东实行所谓“保境安民”。在英国人向他征询对于东南互保条约的意见时，他答复说：“我的意见和那几位总督相同”（注：同上。）。

这些督抚自行和帝国主义各国联络，承担保护他们的利益的责任，这在形式上显然同北京朝廷的宣战诏书相抵触。山西巡抚毓贤在六月十一日报告朝廷，他刚收到盛宣怀从上海来电说，“长江、川、东（山东）、苏、浙、闽、粤各省，已与各国议明，中外互相保护，两不相扰，各国已经照会应允。”毓贤表示，他看到这个电报后，“不胜骇异”，认为“似此情节支离，显系奸宄捏造”（注：《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页257。）。这大概是朝廷第一次得到有关此事的报告，但它对此并不采取任何措施。后来还有官员弹劾李鸿章，说他“纠合十余省督抚，保护外洋商务，使敌国无粮饷匮绝之虞，并力抗我”。（注：同上书，页394。）也有官员攻击说：“东南各省督抚，谬托保守大局之名，定约九条，实则为苟且偷安之计”（注：同上书，页573。）。这些官员都不懂得朝廷宣战的本意。朝廷不但不责备东南各省督抚，而且是同意他们这样做的。

六月二十五日，刘坤一、张之洞和四川总督奎俊以及安徽、浙江、江苏三省巡抚联合奏报，用含糊其词的说法报告了他们同各国“订定章程”这件事（注：《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而356。）。朝廷在答复他们的上谕中却毫不含糊地表示了同意：“朝廷本意，原不欲轻开边衅。故曾致书各国，并电谕各疆臣，及历次明降谕旨，总以保护使臣及各口岸商民为尽其在我之实，与该督等意见正复相同”（注：《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页365。）。到了各国侵略联军占领北京后，逃出北京的朝廷在一道上谕上说得更加明白：“前据刘坤一、张之洞等奏，沿海沿江各口商务照常，如约保护。今仍应照议施行，以昭大信。”（注：同上书，页489。）

在这些督抚中，李鸿章是个头头。他虽然在光绪二十四年由于英俄矛盾而被排挤出总理衙门，但在官僚集团中，仍然被认为是最善于同洋人打交道的人。他在二十五年底任两广总督，二十六年五月二十二日，他奉旨立即北上入京，那正是大沽口被侵略军夺占的时候。朝廷这时起用李鸿章，当然是为了想靠他来联络各国，和缓局势。李鸿章看到北方局势混沌，他还要观望一下，所以借故留在广州，迟迟不北上。他在广州“五次电奏，均请先清内匪，再退外兵”（注：同上书，页317。）。六月五日他致电刘坤一说，“荣庆（指荣禄和庆亲王奕劻——引者）尚不能挽回，鄙人何敢担此危局？各国兵日内当抵城下，想有一二恶战，乃见分晓”（注：《李文忠公电稿》卷二十三，页11。）。他是在坐待这场“恶战”的结果，然后再定他的行动方针。

六月十二日，朝廷又授给李鸿章以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这样的有实权的职位。经过朝廷的催促，李鸿章在六月二十日才乘轮船离开广州到了上海。这时天津已经沦陷了。他并没有按照朝廷的要求赶快入京，而是在上海停留下来。七月初一日，刘坤一，张之洞纠合了闽浙总督许应骙，四川总督奎俊、两广总督德寿、陕甘总督魏光焘、山东巡抚袁世凯以及浙江、安徽、江苏、陕西巡抚等共同电奏，要求授李鸿章以“全权”，让他“就近在上海与各国电商，藉探消息，察其意向”（注：《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页387。）。这个电文表明这些督抚一致主张赶快求和，而且他们一致把李鸿章看做唯一能担当这个任务的人。这时，李鸿章在上海已开始同清朝派驻各国的公使直接联系，让他们探听各国意向。七月初六日，李鸿章在上海同刘坤一联名上奏朝廷，要求朝廷立即下令各省督抚和各统兵大员办几件事，其中主要的就是“按照条约一体认真保护”“各国洋商教士”，并“认真剿办”一切“土匪”和“乱民散勇”。这时侵略联军尚未从天津出发，这个奏文中说：“目前各国添兵，以救使剿匪为词，声明天津之战非与我国家开衅，尚不致为非常之祸”，但延迟下去，再不切实地剿匪和保护外国人的利益，京城就难免受灾了（注：同上书，页416-417。）。这个奏文很明显的，完全是按照侵略各国的意旨说话。

当侵略联军在从天津到北京路上的时候，七月十三日，朝廷授命仍在上海的李鸿章为“全权议和大臣”。于是一方面是各国侵略军攻入北京城，一方面是李鸿章在上海向各国打听在什么条件下才可以停战。到了北京已经沦陷后，七月三十日，正在向山西太原逃亡的朝廷下令，“全权大臣李鸿章，著准其便宜行事，将应办事宜，迅速办理，朕不为遥制。”（注：《义和团资料》第四册，页43。）

这样，洋务派官僚成了收拾时局的中心力量。向占领首都的侵略者求情乞和的任务落到了洋务派的领袖——李鸿章的身上。

（三）一群明火执仗的强盗

侵略联军侵入京城，朝廷仓皇逃遁，文武百官也纷纷窜逃。没有来得及跑，还在京内的大学士昆冈等几个官员找到了有清朝官衔的英国人赫德，要求“设法斡旋，以救眉急”。赫德表示应该让庆亲王奕劻赶紧进城，与各国“商议和局大事”（注：《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页497。）。英国人不急于要李鸿章到北京是因为他同俄国关系密切的原故。在流亡途中的朝廷接到昆冈报告后，下令著已经跑到宣化的奕劻立即回到北京，同时催促还在上海的李鸿章北上。奕劻在八月初十日回到北京。英国、日本的军队把他护送进城，他带的卫队则全被解除武装。他进城后，见到了各国公使，但他们却并不同他“商议和局大事”。一个当时在北京的英国记者说：“人言庆王今在日本人掌握之中，如一囚徒，无权开议”（注：《庚子使馆被围记》，见《义和团资料》第二册，页388。）。他自己在向朝廷的奏报中说：虽然由于李鸿章尚未来京，无法同各国开议，但他已经“往拜俄、英、美、法、意、比、日本各公使，备述此次拳教相仇，致使各国动兵，并婉谢各国洋兵保护宗社臣民盛意”（注：《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页574。）。居然向升堂入室的强盗表示感谢，这个亲王其实不能说是囚徒而是个道地的奴才！

由于俄国人向李鸿章表示愿意承担“保护”他的责任，李鸿章在八月二十五日从上海坐船北上。他向朝廷报告说：“天津进口，须有各国保护接待，乃可畅行无阻”（注：《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页664。）。他和他的随员到了大沽以后，就在俄国的哥萨克兵的伴同下乘火车到津。这时的天津已成为列强军事管制下的殖民地城市。侵略各国在六月十八日占领天津之后立即成立了所谓“天津市临时政府委员会”（当时，中国人称之为“天津都统衙门”，由参加天津战事行动最多的俄国、英国、日本各派一名代表组成这个委员会。后来由于其他侵略国也坚持要参与，这个委员会增加了代表德、法、美、意、奥的委员。列强共管的临时政府在天津向居民抽税，进行司法审判，用砍头示众的办法对付他们认为是义和团的中国人。李鸿章是有直隶总督的官衔的，当他到了天津后，这个临时政府认为“李鸿章可作为私人看待，而他的来临并不影响天津临时政府的工作”（注：《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三卷，页320。）。一个在天津负责接待李鸿章的俄国官员说：“李氏实际上是受到礼遇的俘虏”（注：科罗斯托维茨：《俄国人在远东》，李金秋等译，商务印书馆1975年版，页140。）。

李鸿章在接受俄国人保护的同时，也力求设法讨好其他各侵略国。他把随带的五十万两白银存进了英国的汇丰银行。他在天津住了半个月，闰八月初九日到达北京。庆亲王也被授为议和全权大臣，会同李鸿章办理。但侵略各国仍然不同这两个全权议和大臣开议。直到十一月初，侵略者才正式提出议和的条件。这不仅因为列强之间需要调整相互间的矛盾，经过磋商才能在议和条件上取得一致意见，而且因为它们都不急于议和。他们要乘此时机，大肆进行一番掠夺，同时对敢于反抗的中国人民进行武力镇压。它们之所以需要李鸿章和庆亲王，首先还不是要他们在议和条件上签字，而是要通过他们使流亡的朝廷懂得只有彻底采取同帝国主义合作的态度才能存在下去，并且需要他们约束残留在北方的清朝军队，顺从侵略者的意志，共同镇压义和团势力。

八国联军到处烧杀抢掠，以致京津之间，“沿途房屋未经被毁者极为罕见。大都早已变成瓦砾之场。……从大沽经过天津直到北京之路线上，至少当有五十万人，变成无屋可居”（注：《瓦德西拳乱笔记》。《义和团资料》第三册，页29。）。当各国侵略联军打进北京城后，就象一群强盗在被他们打开了的宝库前面一样。整个北京城，包括城市中心的皇宫和城外的颐和园，遭到了洗劫。除了军官和士兵外，还有传教士也参加了掠夺。当时的法国报纸有这样的记载：“一个回国的兵士叙述说：从北堂我们开向皇宫。修道士们跟着我们去”，“我们奉命在城中为所欲为三天，爱杀就杀，爱拿就拿，实际抢了八天。教士们做我们的向导。”（注：转引自邵循正的文章，见《义和团运动史论丛》，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6年版，页127。）联军统帅瓦德西的笔记中招认：“联军占领北京之后，曾特许军队公开抢劫三日，其后更继以私人抢劫。北京居民所受之物质损失甚大，但其详细数目，亦复不易调查。现在各国互以抢劫之事相推诿，但当时各国无不曾经彻底共同抢劫之事实，却始终存在。”（注：《瓦德西拳乱笔记》。《义和团资料》第三册，页31-32。）瓦德西是德国的元帅，德皇威廉第二派他统率侵华德军，并且为他争取得了联军总司令的地位。德国侵略军是在北京沦陷后赶到北京的。瓦德西本人则在闰八月初（1900年9月底）才到天津，而于这个月二十四日（10月17日）到北京。他的笔记生动地描绘了英、日、美、俄、法各国军队在对北京的劫掠中谁也不甘落人之后。当时在北京的一个英国记者则记载说，在闰八月间，“仍时有新兵入城，其中以德兵为最横，天刚黑，他们就从事劫掠，自称德皇训词中命令他们这样做，他们不过是遵奉命令而已。”（注：《庚子使馆被围记》。《义和团资料》第二册，页388。）

在北京城内，侵略各国的军队实行分区占领。但对于紫禁城，他们相约不实行占领。这表示他们仍然承认清朝政府。不过事实上各国的军官们和兵士们都曾利用各种机会进入紫禁城劫掠财宝。瓦德西在中南海的仪鸾殿里设立他的司令部。仪鸾殿是慈禧太后住过的地方，珍宝甚多，在瓦德西迁出时，就被烧毁了。

侵略联军在所到之处屠杀义和团和其他群众。一个当时在北京的中国文人记载说：“城破之日，洋兵杀人无算。……街上尸骸枕籍，洋兵驱华人舁而埋之。畚锸既毕，即将舁尸之人尽行击死，亦埋坑中。”（注：叶昌炽：《缘督庐日记抄》。同上书，页470-471。）英国记者辛普生也记载他目击的情形说：“法国步兵之前队路遇中国人一团，其内拳匪、兵丁、平民相与搀杂，匆遽逃生。法国兵以机关枪向之，逼至一不通之小巷，机关枪即轰击于陷阱之中，约击十分钟或十五分钟，直至不留一人而后已”（注：《庚子使馆被围记》。同上书，页358。）。

在侵略联军占领了天津和北京后，北京天津附近地区已没有清朝官军，但不少地方还有义和团在活动。侵略联军首先在这个地区内到处进行劫掠焚烧。例如八月间侵略联军到天津西南二十多公里的独流镇，这里是义和团活动的一个中心，侵略军焚毁了这个镇子。侵略军在劫掠北京以东的通州、武清，以南的良乡、涿州和以西的三家店等地的时候，都遭到义和团群众的强烈的抵抗。

侵略各国争先占领从天津到山海关的铁路线。在这条铁路线上，芦台、秦皇岛、山海关等地还有清朝军队。已经到达天津的李鸿章，根据俄国人的要求，下命令给这些地方的军队对于前来占领的侵略军不得进行抵抗。俄国军占领了芦台，接着就乘火车到山海关，但英国军舰抢先一步到了山海关，占领了这里的炮台和车站。为此，英俄间发生了争执。经过瓦德西的调解，强盗间达成妥协；山海关的炮台和车站由各国共同占领，山海关要塞司令由英国人担任，而天津到山海关的铁路由俄国人管理。这条铁路线上的秦皇岛、北塘则已由德国军队占领。

侵略军队又以讨伐义和团的名义进兵冀中地区。一支法国军队到达了献县，这里是直隶省东南部天主教的中心。这支法国军队摧毁了这里的若干被认为积极进行反教会斗争的村庄，接着又向西到保定府。同时，又有德国、法国、英国、意大利联合组成的纵队从北京和天津出发也到了保定府。保定是直隶省的首府，这时在城里的清朝最高官员是在裕禄死后曾代理直隶总督的布政使廷雍，他已奉朝廷的命令用他的军队全力镇压义和团。在北京的庆亲王根据各侵略国的公使们提出的要求，通知廷雍，一定要对顺天府和直隶省境内的义和团“迅速查办解散”（注：《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页575。）。廷雍向在太原的朝廷报告说：“现查顺直各属，拳匪众多者，共计三十余州县。拟就现有兵力，先就拳匪猖獗之区办起。……总期一律廓清，以仰副朝廷除莠锄奸，绥靖畿疆之至意”（注：同上书，页599。）。清朝军队就是这样地为外国侵略军的深入预先扫清了道路。侵略联军总司令瓦德西这样说：“当联军前进之际，常常发现中国军队与拳队相战之遗迹。各个城镇入口之处，多悬已斩拳队领袖之头，以欢迎联军”（注：《瓦德西拳乱笔记》。《义和团资料》第三册，页30。）。

闰八月二十日，侵略军到达保定的时候，廷雍及其他在保定的官员开门揖盗，把他们请进城里。李鸿章在闰八月十八日到北京的当天办的第一件事就是派人送急信给廷雍，通知他在联军到达保定时，要“执白旗相迎”，“务祈严谕将士，忽轻用武挑衅，致启不测之祸”（注：《义和团档案史料》下册，页702。）。侵略联军进入保定后，进行了掠夺和焚杀，而且把主要官员们逮捕起来，说他们曾纵容义和团，并把廷雍和其他几个官员枪毙，枭首示众。这些官员对侵略军“以礼延接”（注：同上书，页741。）仍免不了被杀，这是使清朝朝廷大为震惊的。

侵略联军从保定向南到了正定一带。它除了继续分别以小股军队骚扰冀中各地以外，又显示了要进兵山西省的姿态。九月里德、意、奥三国军队经由宣化侵入张家口。差不多同时，德国、法国、英国、意大利军队经由易州占领紫荆关、广昌（今涞源），清朝军队退到了山西省灵邱、平型关。十二月里，德法两国军队由正定向西出兵获鹿，清朝军队退到娘子关。次年的三月初法军又进占了娘子关。

一本天主教会编的书描述当时的形势说：“南至正定，北至张家口，东至山海关（还应该加上西至娘子关——引者），均在联军势力圈内，往来巡逡，足迹殆遍。凡拳匪巢穴，无论官衙民居，遇则焚毁，往往全村遭劫”（注：献县天主堂出版：《圣教史略》。转引自范文澜：《中国近代史》，1951年版，页471。）。李鸿章向朝廷的报告中也说：“联军”入京后，“迟迟不允开议停战，以致纵兵四出，大肆掳掠，并向地方官绅勒逼银钱”（注：《义和团档案史料》下册，页775。）。

上述保定的情形，是清朝官兵对待侵略者的态度的典型。作为北洋大臣、直隶总督的李鸿章描写归他所统率的军队的情形是：“偶与洋兵相遇，或勉强应敌，溃败相继，或逡巡避退，仅能全师。”（注：《义和团档案史料》下册，页775。）但事实上，连“勉强应敌”的情形也罕见，有的只是“逡巡避退”。宋庆（他带领军队从天津战场一直退到山西境内）在侵略军西到获鹿时这样说：“正值议和之际，（洋兵）所到各城，官皆出迎、供应，民（其实是绅商——引者）亦力求勿战，免撄其怒，遂使洋兵无所忌惮，且到处要挟，收我军械，前进不已，无所底止”（注：同上书，页787。）。应侵略军的要求，在直隶省境内的清军都向西撤退，李鸿章和奕劻甚至向朝廷无耻地奏报说：“查洋人性最好胜，因晋军仍驻井陉县境，营垒相望，势不两立，必开攻战之衅。请饬各防军全数退入晋境，勿在井陉左近与洋军作相持之势，致令借口进兵，是为至要。”（注：同上书，页1005。）

以慈禧太后为首的清朝朝廷，在闰八月初八日从太原迁到了西安，一心一意地盼望李鸿章和奕劻能在北京早早同侵略各国讲好议和条件。它虽然很怕侵略军继续深入，但竭力制止自己的军队在任何地方对侵略军实行抵抗，以免惹怒了侵略者而妨碍“和局”。朝廷给山西官员们的训令是：“现在将与各国开议和局，万不可决裂。……如洋兵前进，即著先行派员劝阻，固不可鲁莽从事，亦断难听其长驱直入”（注：同上书，页747。）。显然，这是个步步退让的方针。甚至对河南省，朝廷也下了类似的命令。由于侵略军南下到正定，而且还一度分兵骚扰直隶省南端的大名、磁州等地，所以河南省也感到非常紧张，惟恐侵略军通过豫北而西叩潼关。朝廷于九月间命令河南巡抚说：“现在正将开议和局，万不可决裂。如果敌兵临境，先行遴派妥员前往劝阻。固不可轻启衅端，亦断难听其直入”（注：《义和团档案史料》下册，页751-752。）。在北京的李鸿章也致电河南巡抚，就说得更明白了：“如洋兵到豫，丰备牛羊诸品，礼貌相迎。”（注：《义和团档案史料》下册，页763。②

当时，进入京畿和直隶省的八国侵略联军，经过逐步增加，最多的时候一共也只有十万人多一点，而且各国之间互有矛盾，作为统帅的瓦德西并不能实行统一的指挥。侵略军在占领了北京、天津直至山海关一线之后，很难深入内地。它之所以显得那样威风，好象要到哪里就能到哪里，因为它有了一个事实上的同盟军的原故。清朝统治者已经全力从事消灭义和团的工作，并且对外国侵略者绝对地采取逆来顺受的态度，因而已经成为外国侵略军的不可缺少的助手了。

义和团虽然在外国侵略者和清朝统治者的合力镇压下失败了，但是千百万仇恨外国侵略者的中国人民还存在着。如果侵略联军分散兵力，深入更多的地方，势必更加激起这种仇恨，重新引起已经在义和团运动中表现出来的那种激烈的反抗。固然清朝统治者只会节节退让，但这一来它作为中国统治者的地位将更加削弱，它作为帝国主义列强的同盟者和工具的作用也将更加削弱，这也是帝国主义列强所要避免的。正因此，列强的联合侵略军把自己的军事活动限制在直隶省境内，而把在其他广大地区内镇压中国人民的工作，让清朝统治者自己去做。为了教训清朝统治者老老实实地接受列强的议和条件，这点军事行动是足够的了。

在这里，还要叙述一下沙皇俄国单独对东北三省的军事侵略。

沙皇俄国把天津、北京相继被帝国主义列强占领的形势看做是它侵占中国的东北的好机会。前面已经说过，义和团运动在五六月间已经蔓延到东北三省，主要是盛京（辽宁）。英国、法国、美国人办的教堂和俄国人修的铁路成为群众仇恨集中的目标。奉天（沈阳）和其他各地的教堂被焚毁。俄国修的东清铁路（由西伯利亚穿越黑龙江、吉林省境连接海参威的铁路）已经快要全线修通，它从它强占的旅大地区向北修筑的铁路（南满铁路）也已经修到了开原。俄国人在中国领土上，驱使中国的劳力修筑铁路，早已激起群众中广泛的愤怒。六月十八日盛京将军奏报说：“查俄人假道兴修火车，其意本属叵测”。“自兴工以来，强占民地，虐待土工，无不疾首痛心”。“现在由省北至开原，南至海城，计五百里，所有俄铁路桥房均经百姓拆毁”（注：《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页307。）。由于朝廷已经下了宣战诏书，这三省的长官虽然再三奏报说，他们的兵力不足以抵御俄国军队的进攻，但又不得不说，他们已遵照朝旨，招集义和团，布置兵力，准备作战。

在天津沦陷后，朝廷给东北三省长官下命令，要他们务必让俄国人了解，拆毁铁路全是“拳民”干的，官方只是“弹压不及”，而如有战事，要“令拳民作为前驱”，这是前文已经说过的了。这种卑鄙的方针，显然是要三省的官兵在俄国军队前来进攻的时候实行不抵抗主义。三省的军队本来已腐朽不堪，又在这种方针指导下，其结果是可想而知的。

和侵略联军在关内由天津向北京进军的差不多同时，俄国军队全面进犯东北三省。它一方面由北面和东面分路侵入黑龙江、吉林省境内，一方面从旅大地区沿铁路线向北攻击。黑龙江将军寿山在敌军占领瑷珲、墨尔根（嫩江）时，派员求和，表示已自行镇压义和团，这也不能使敌军止步。八月初六，俄军进入省城齐齐哈尔，寿山自杀。吉林将军长顺向来反对对外作战，在三姓（依兰）、宁古塔（宁安）、珲春被敌人占领后，他就让各地官兵持白旗迎接敌人。八月二十九日，吉林省城也为俄军所占。在南路，继熊岳、盖平、营口、海城相继失守以后，俄军于闰八月初八日不战而进入了奉天省城。盛京将军增祺已经率残部事先逃走了。只用了两个多月的时间，俄国军队占领了几乎东北三省的所有主要城市。在占领过程中，俄军到处残酷地杀戮中国的平民。六月下旬，俄军在进攻瑷珲时，把黑龙江北岸的海兰泡（布拉戈维申斯克）的中国居民五千多人驱逐过江，迫使他们几乎全部溺死在江中。接着俄国军队又在江东六十四屯屠杀和驱赶中国居民，造成二千多人死亡。这是在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史上罕见的惨剧。

俄国为什么要“保护”李鸿章入京，并且向他表示要在议和中给以协助？为的就是要换取李鸿章的效劳，使清朝政府容忍它在东北自由行动。在侵略联军进入北京后十多天，八月初四，俄国突然照会其他列强，建议侵略联军退出北京城。虽然其他列强一致反对，但俄军自行把它在北京的大部分军队撤退到了天津。其用意也是为了向清朝政府表示“友好”，以达到它对东北的欲望得到满足的目的。

虽然沙皇政府长期来抱着的独占中国东北的野心似乎已经可以如愿以偿，但它认为不宜于实行公开的兼并。这是因为它看出来由俄国人直接统治中国这样大的地区是很危险的事。当时占领旅大地区的俄国军事长官阿列克塞也夫就认为“在关东省（俄国人把所占领的旅大地区称为关东省——引者）以俄治华的试行中，已充分暴露出条件还未成熟。在这样大的范围内（即在整个东北三省——引者）再犯同样的错误，实在是冒险”（注：科罗斯托维茨：《俄国在远东》，页152。）。这就是说，还是要实行以华治华。再则，如果俄国公开兼并中国东北，那就势必引起列强的强烈反对，并可能造成列强纷纷兼并中国的各个地区的形势，这种形势是并不仅仅满足于吞并东北的俄国所不愿意看到的。因此俄国当局决定在形式上恢复清朝在东北的行政机构。盛京将军增祺逃出奉天后，躲在新民厅。俄国的关东区军事长官阿列克塞也夫叫人去找到了他，让他派遣代表到旅顺进行谈判。所谓谈判就是要在一个所谓“交还奉天”的临时协定上签字，按照这个协定，形式上清朝的盛京将军仍然回到奉天，恢复其地位，实际上全省仍然在俄军控制下，而盛京将军则成了对俄国的关东区长官负责的属吏。作为盛京将军增祺的代表的几个官员起初不敢在这样的条约上签字，说是如果这样做了，他们“有被视为卖国而被贬和受审的危险”（注：科罗斯托维茨：《俄国在远东》，页155。）在俄国方面的威胁下，终于不但这几个代表，而且增祺本人也签了字。这样，到了十月初，增祺就回到了省城奉天。吉林、黑龙江也是同样的情况。沙皇政府自己制定了一个“俄国政府监理满洲之原则”，按照这个原则，东北三省实际上成了俄国军事占领的殖民地，只是在名义上的行政管辖权算是属于中国。

李鸿章当时通知增祺等人说：“东三省各城，俄廷已允交还，惟保路之兵，一时尚不允全撤。”（注：《义和团档案史料》下册，页890。）但这种交还，显然不过是个骗局。由于日本、英国、美国等帝国主义国家的反对，俄国占领东北的问题还没有就此了结，下文还将继续谈到。

（四）帝国主义列强的“门户开放”政策和辛丑条约

李鸿章和庆亲王奕劻虽然作为议和大臣呆在帝国主义列强占领的北京城里，但是实际上在他们和各侵略国家的代表之间，并没有进行什么“议和”。有的只是在各侵略国家之间的“议”。它们为如何对待中国，如何对待清朝政府，以及提出什么条件，相互间商议和争执了几乎一整年。李鸿章和庆亲王，在议和这方面做的事，不过是把各侵略国家“议”的结果传话给在西安的朝廷，直到最后的签字罢了。

要不要瓜分中国，这是帝国主义列强所考虑的首要问题。当时在中国势力最大的英俄两霸，实际上都作了瓜分中国的准备。英国曾想策动张之洞在两湖“独立”，并且加强它在长江中下游的军力，同时又想策动李鸿章在两广独立。俄国则如前说，已把整个东北置于自己的武力控制之下，又野心勃勃地还想囊括蒙古和新疆。它们都准备好了如果发生必须瓜分中国的形势时，为自己取得尽可能多的一份。但另一方面它们又表示瓜分中国是它们所不赞成的。在天津刚沦陷时，英国驻上海的总领事通知两江总督刘坤一说：“顷奉本国政府电，谕令转达贵大臣，现在保全中国，准视各疆臣之能守靖地方与否，本国非特决无瓜分之意，并未闻别国有此举动”（注：《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页315。）。在侵略联军刚从天津出发时，英国的外交大臣向议会说明英国对华政策，他说，一定要使长江一带无风火之警，如果长江各省督抚兵力不足，英国要给以帮助，同时他又说，英国要“确守保全中国，不使瓜分之策。”（注：《义和团资料》第四册，页249。）俄国的沙皇政府在准备出兵中国的东北时，由它的外交大臣声明说，它“反对中国现状的任何变更和瓜分中国的任何企图”，并说，它的对华政策是以协助清朝政府维持其国内秩序为前提（注：陈复光：《有清一代之中俄关系》，云南大学1947年版，页301。）。它们不赞成瓜分，也不是假话，如果真的实行瓜分，它们势必要为应付帝国主义列强间必然发生的激烈争夺而付出很大的力量，它们在中国的既得的巨大权益也不能保证不会遭受损害，以至有丧失的危险。

英国、俄国以外，在中国已经分划到一定的“势力范围”的德国、日本、法国，这时也同样一方面准备瓜分，一方面又反对瓜分。

义和团的经验，特别使得帝国主义列强感到瓜分中国是很危险的事。因为它们不能不看到，如果实行瓜分，会更加激起中国广大人民群众中的反抗情绪，使帝国主义列强直接面对无穷无尽的象义和团这样的斗争。侵略联军的统帅瓦德西曾在给德皇的奏议中讨论“瓜分中国”的问题，他除了认为各国在如何瓜分的问题上不可能成立妥协以外，又根据他在中国的经验指出，中国的皇室和官吏以至上流阶级虽然很腐败无知，但是中国还有四万万人，“吾人对于中国群众，不能视为已成衰弱或已失德性之人，彼等在实际上，尚含有无限蓬勃生气，……至于中国所有好战精神，尚未完全丧失，可于此次拳民运动中见之。在山东直隶两省之内，至少当有十万人数加入此项运动；彼等之败，只是由于武装不良之故，其中大部分，甚至于并火器而无之。”（注：《瓦德西拳乱笔记》。《义和团资料》第三册，页86。）所以瓦德西又说：“无论欧美日本各国，皆无此脑力与兵力可以统治此天下生灵四分之一”，“故瓜分一事，实为下策。”（注：转引自范文澜：《中国近代史》上编，页502。）英国人赫德在那时写了篇《中国实测论》，文中认为瓜分中国虽然是难免的，但现在还不能马上这样做。他从义和团运动中看出，现在中国人“大梦将觉，渐有‘中国者中国人之中国也’之思想。……自今以往，此种精神必更深入人心，弥漫全国”。在他看来，马上实行瓜分，只会加速激起这种精神，所以最好的方法还是保持中国现状，由列强扶植清朝政府来使中国人没有亡国的感觉，渐渐消磨掉在义和团运动中表现出来的这种精神（注：据梁启超在《灭国新法论》一文中对赫德文章内容的概述。见《饮冰室文集》之六，页44。《黄祸论历史资料选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版）收有赫德的全文。）。

美国当时是反对对中国实行瓜分，主张照旧维持原有的中国政府的一个主要国家。它把它对中国的政策称为“门户开放”政策。早在义和团运动发生前，光绪二十五年八月（1899年9月）美国政府已分别向英、俄、德、日、意、法各国提出关于在中国实行“门户开放”政策的照会。在中日甲午战争后的几年内，美国之所以不积极参与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的斗争，是因为它抱着比仅仅取得一个地区的势力范围更大得多的野心。美国在1898年战败了西班牙，夺取了关岛与菲律宾之后，把扩张的野心伸展到太平洋此岸来，谋取最终达到称霸于中国的目的。它虽然无法反对列强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的既成事实，但它以“门户开放”的名义要求任何一国的势力范围都不能向它关闭。“门户开放”政策要求列强都承认现在的中国政府，维持中国的完整，而共同享受在中国的一切权益，实行所谓“利益均沾”。美国提出这个政策，既利于自己依靠优势的经济势力逐步地加强在中国的地位，又可以赢得惟恐列强实行直接瓜分的清朝政府的感激。同时，这个政策也是侵略中国的各主要帝国主义国家所可以同意的。它们在答复美国照会时都表示赞成或至少不反对，因为在谁也无力独吞中国的情形下，每一个侵略国都觉得，由列强共管中国，使自己在中国的势力没有被排斥的危险，而有利用各种机会发展的可能，是很有利的事。

虽然英国提出门户开放政策比美国还早，但是以正式的文件向各国提出这个政策的是美国。在义和团运动勃起前夕，帝国主义者中比较有观察能力的人已经感到，锋芒朝向帝国主义的革命危机，迟早会在中国土地上爆发。正在这时，美国提出门户开放政策，又具有呼吁列强联合起来应付这种危机的意义。利益均沾，这是减少列强相互间冲突的一种方法。扶助清朝政府而保持在这个政府统治下的中国的完整，这是无损于列强在华的权益，而有助于麻痹中国人民斗争的做法。美国当时竭力号召实行门户开放政策，是想使列强组成一个反对中国人民反帝斗争的“神圣同盟”，并为自己争取得侵略中国的领导地位。

到了光绪二十六年六月（1900年7月），也就是侵略战争的火焰已经在天津烧起来的时候，美国又向各国发出了关于门户开放问题的第二次照会。其中宣布美国的政策是要“保持中国领土和行政的实体，维持一切以条约和国际法所保证的友好国家的权利”等等。这就是要求帝国主义列强继续共同保证清朝政府在全国的统治，使它老老实实遵奉一切已订立的不平等条约和帝国主义世界秩序，从而使各国在中国的权利得到保障。美国的前一次照会主要说的还只是各国在中国的租界地和势力范围“开放”的问题，这次照会更扩大到全中国的“开放”。

在美国的第二次门户开放照会后一个多月，列强军队占领了北京。在各国争论议和方针时，光绪二十六年闰八月（1900年10月），英国和德国成立了一个对中国政策的协约。其中说，为“保持在中国的利益和现行条约上的权利”要遵守这样的原则：“中国的内河和沿海的港口，对一切国家的贸易及其他各种经济活动，都应无差别地自由开放，以谋各国共同永久的利益。凡英德两国势力所及的中国领土，相约遵守此主义”，“英德两国政府不利用现在事变为本国谋取中国的领土利益，应维持中国的领土不变更政策”。这就是所谓“利益均等”，“保全中国”的原则。所谓“保全中国”就是为帝国主义列强的利益而保全中国的意思。英德两国政府把这个协约送交其他列强，希望它们也承认这些原则。美国表示，这些原则同它的两次关于门户开放政策的声明是完全一致的。日本一向不愿意看到西方列强瓜分中国，而愿意让中国这块肥肉完整地留在自己近旁，所以它表示完全赞成美国的门户开放政策，也完全赞成英德协约。法国虽然在这时很想乘机吞并云南省，但它也表示，它向来主张“为全世界的经济活动而开放中国”，而且认为“保全中国的原则是列强合力圆满解决目前危机的基本原则。”当英德成立协约时，俄国正在吞噬东北三省。但是俄国认为它无须乎反对英德协约中提出的原则，它说，中国的自由开放是“以不变更基于现存条约的现状为基础”的，至于保全中国的原则，那本来是“俄国对中国的根本原则”。

这样，美国创导的门户开放的政策就成为列强公认的原则，并且成为这时列强联合向清朝政府提出的条件的基础。列强终于互相约定，这一次谁也不提出割地的要求。

美国、俄国、法国都主张，既然要扶植清朝政府，那就还是要让慈禧太后做这个政府的头子。英国、德国、日本虽然有过要慈禧太后交权给光绪皇帝的想法，但在议和过程中放弃了这种想法。列强终于决定继续共同维持这个闯了祸而“悔过”的皇太后（清朝朝廷签署同意的议和大纲中就有“表明悔过”这样的话）。在议和还没有开始的时候，各国提出要惩处祸首的问题，德国对这一点尤其坚持。这就是要惩办那些曾表示支持义和团的清朝大员。经过反复讨论后，各国提出了要求处以死列的十一个朝廷大员的名单，其中身份最高的是端王载漪（他的儿子本已定为皇位继承人）。下过宣战诏书的慈禧太后最担心的是列强把罪责加到她身上。在她看清楚列强追究到端王就可以满足，而她仍然是列强所需要的人的时候，她就心某情愿地接受对方提出的任何要求了。

光绪二十六年十一月初，列强提出了它们商定的和议大纲十二条。流亡在西安的朝廷，在签字承认了这个大纲后，发出一道上谕，说是：“今兹议约，不侵我主权，不割我土地，念列邦之见谅，疾愚暴之无知。事后追思，惭愤交集”（注：《义和团档案史料》下册，页946。）。列强没有提出割地的要求，尤其是照旧承认以慈禧太后为首的朝廷在中国的统治（这就叫做“不侵我主权”），这是使这个朝廷感激涕零的。但是和议还只有大纲，细目还待商定。这道上谕说，朝廷的态度是“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注：《义和团档案史料》下册，页945。）。这就是说它一定要把“中华之物力”有多少就拿出多少来，巴结这些武装占领了首都的“与国”，使它们感到这个朝廷确是值得“保全”的。

在议定大纲的细目的过程中，最大的一个问题是“赔款”的数目。帝国主义列强认为，中国必须为他们这次出兵费用和他们所遭受的其他“损失”而付出一笔巨额的“赔款”，其数目最后确定为四亿五千万两白银，在四十年内分年付清，还要加上利息，本利共达九亿八千二百多万两。此外，再加上各省的地方赔款，总数在十亿两以上。这个数目相当于至少十二年的清朝政府的财政总收入。这样空前巨大数量的“赔款”（习惯上被称为庚子赔款），实际上是要清朝政府负责对全体中国人民进行最大限度的勒索，用来奉献给帝国主义列强，以赎取自己在中国的统治地位，换得帝国主义列强对这种统治地位的保障。

根据十二条大纲而由列强提出的条约（习惯上称为辛丑条约）在光绪二十七年七月二十五日（1901年9月9日）签订。条约中规定，上述数量的赔款，以海关税、盐税和常关税（内地关税）为保证。但是只靠这些税收还远不够数，因为还有旧的外债要偿付。清朝政府又叫各省每年摊派二千万两，以应付庚子赔款的需要。

除了赔款问题外，辛丑条约还规定清朝政府要切实负责严厉镇压人民群众中一切反对外国帝国主义的行动与组织，而对于在这方面做得不好的大小官员都要加以惩办。在辛丑条约签字前，清朝政府已经按照列强的要求，颁发了这方面的谕旨。辛丑条约规定，除了继续实行这种惩办以外，要把有关谕旨在中国的一切府厅州县张贴出来。

辛丑条约规定，在北京东交民巷一带划出一个外国使馆区，并使这个使馆区实际上成为国中之国，帝国主义各国都有权用他们的军队来“保护”其使馆。根据这个条约，清朝政府还必须拆除大沽炮台和从大沽到北京沿线的全部炮台，并且不能在天津周围二十里内驻扎中国军队，而帝国主义列强则有权驻军各处以保证从北京到沿海的通道。条约使清朝政府承认了列强军队驻扎在从北京到天津到山海关沿铁路的十二个地方的既成事实。这样，北京到沿海的道路就敞开在帝国主义军队前面，北京城内也有外国军队，清朝政府完全处于列强刺刀监护之下。

这些就是辛丑条约的主要内容。签字在这个条约上的有八个出兵的国家：德国、俄国、日本、美国、法国、英国、意大利、奥地利；此外还有比利时、西班牙和荷兰这三个国家。代表清朝签字的是庆亲王奕劻和李鸿章。李鸿章在签署了这个条约后两个月病死，结束了他为侵略中国的帝国主义者作帮凶和走狗的一生，他的前半生主要是为英国效力，后半生主要是为沙皇俄国效力。

辛丑条约的订立使清朝朝廷以全国的统治者的身份回到北京，中国在形式上仍然是个独立的、统一的国家。但是，如同当时一个美国人所说，中国“已经达到了一个国家地位非常低落的阶段，低到只是保持了独立主权国家的极少的属性的地步”（注：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三卷，页383。）。帝国主义列强使清朝朝廷在辛丑条约中承认了中国不过是个在列强共管下的半殖民地国家。美国倡导，列强公认的门户开放政策所要“保全”的中国，也就是这样的一个中国。

辛丑条约虽然没有割让土地的条款，但是在列强军事占领天津期间，俄国在天津强行攫取了一块租界，跟着，意大利、比利时和奥地利也各取得了一块租界。在这以前，天津本已有英国、法国、美国、德国、日本的租界（美国的租界后与英国的合并）。列强对天津的军事统治一直保持到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交还给中国的天津已是一个有九个国家租界的城市。

在辛丑条约订立前，清朝朝廷以其驻莫斯科的公使杨儒为代表，同俄国方面进行关于东北三省的问题的谈判。前一节已经说过，沙皇政府根据它自己片面规定的“俄国政府监理满洲原则”和它强迫盛京将军增祺订立的《奉天交地暂且章程》，对东北三省实行军事控制。但是地方官员本来无权订立这样的协定。由于英、日、美各国强烈反对，清朝朝廷也表示不能承认。沙皇政府感到必须从清朝朝廷取得一个正式的协定来使自己对满洲的独占得到“合法”的根据，而堵住反对它的英、日、美各国的嘴。因此，正当列强在北京提出议和大纲的同时，俄国要求清朝朝廷委派代表在莫斯科进行谈判。俄国方面向杨儒提出的条件草案，虽说是要把满洲交还中国，“吏治一切照旧”，但是以保护铁路的名义，规定俄国仍不撤兵，而在铁路竣工前，中国方面不得设置军队，以后要派军队，须先同俄国商定数目。这个条约草案还规定，整个蒙古和新疆的塔尔巴哈台、伊犁、喀什噶尔、叶尔羌、和田、于田等处的矿山铁路及其他利益，非经俄国许可、不得让与他国，而且非经俄国许可，中国不得自行筑路。条约草案还要中国允许俄国由东北三省铁路干线或支线修一条朝向北京的铁路，直到长城。沙皇俄国提出这些要求，显然是要利用这个机会使清朝政府承认它不仅在整个东北，而且在中国的蒙古、新疆地区也拥有独占的权益。

沙皇政府秘密提出的这些要求泄漏出来以后，帝国主义列强，首先是英国、日本、美国纷纷表示反对。它们警告清朝朝廷，如果同俄国成立这样的协定，那就要造成瓜分中国的局面。在这种情况下，清朝朝廷不敢接受俄国的要求。杨儒在莫斯科的谈判没有得到任何结果。到了辛丑条约签字以后，俄国军队仍然驻在东北三省境内，拒不撤退。

后来到光绪二十八年三月（1902年4月）在北京成立了一个中俄《交收东三省条约》，根据这个条约，俄国承认要从东三省撤兵，但既是分期逐步进行，又附有其他条件，而且中国在东北的军权和其他主权仍受到种种限制，实际上还是把东北当成俄国独占的区域。

俄国以外的其他列强在门户开放政策的名义下反对俄国独占中国的东北。其实每个帝国主义国家都是力谋在共管中国中为自己争取得优先的地位。后来，到了1904年，为争夺中国的东北三省，日本和俄国间发生了一场战争。

（五）义和团的历史功勋和资产阶级对义和团的态度

天津、北京相继被侵略军占领后，立即形成了清朝统治者同帝国主义侵略者全面地携手合作，共同镇压中国人民反帝斗争的局面。清朝统治者昨天曾在朝廷文书中称义和团为“义民”，今天又称之为必须“痛加剿灭”的“匪徒”了。他们之所以愚弄义和团就是为了出卖他们。义和团没有能识破并正确地对付这种愚弄，结果就在内外反动派的屠刀下完全处于被动的地位。

分散到了直隶省农村中的义和团武装，虽然还继续进行了些斗争，但已不再能重新积聚起他们的力量来。在这个省份和北方其他地区的轰轰烈烈的义和团运动是失败了。但是，在广大农村中，农民在重重压迫下的反抗的火焰并没有熄灭。北方的义和团运动中的许多活动分子在失败后奔走到南方各处。有些人到了四川同当地原来有斗争传统的民间秘密结社结合起来，重新举起义和团的旗帜。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四月，川东一带的义和团在揭贴中提出“灭清、剿洋、兴汉”的口号，号召人民起义。次年，从资阳县开始，川东各地，以至川北、川南的一些地方爆发了抗拒官兵，焚毁教堂的群众斗争。同时，在直隶省南部的广宗、巨鹿也发生了以景廷宾为领袖的农民群众的武装起义，这次起义扩展到山东、河南两省边境的一些县份。在这些地方潜伏下来的义和团群众参加了这次起义。起义群众打出了“扫清灭洋”的口号。发生在川东和直南的这两次起义虽然维持不久，都在官方血腥的镇压下失败了，但值得注意的是他们所提出的新的口号。血的教训使“扶清灭洋”这样的口号从此再也听不见了。川东和直南这两次斗争虽然可以说是义和团运动的余波，然而它们又是把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同反对已经完全成为外国帝国主义工具的清朝统治者的斗争相结合起来的先声。

义和团运动表明，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广大农民不但是同封建势力斗争的强大力量，而且是同帝国主义斗争的强大力量。义和团运动虽然没有处理好这两方面斗争的关系的问题，但是当它的力量以汹涌澎湃之势从地下冒出来时，竟迫使清朝朝廷作出它本来想都不敢想的事情——对外宣战。帝国主义列强已经把中国这个巨人看做是可以任意操刀宰割的对象，义和团运动使它们恐怖地看到中国社会的底层蕴藏着如此巨大的反抗力量。义和团运动虽然失败了，但它在当时起了阻止帝国主义列强直接瓜分中国的作用，它又成为在此以后中国人民的一浪高过一浪，直到完全胜利的反帝国主义、反封建主义斗争的先驱。

义和团运动是一个没有先进阶级领导的以贫苦农民为主的自发的群众运动。就这点说，它是中国长期的封建社会中反复发生的农民革命、农民战争的继续。它是这种农民革命、农民战争的最后一次。中国已不再是孤立于世界之外的封建主义的中国。世界已经进入了帝国主义时代，中国已经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义和团运动突出了反帝国主义的斗争任务，但是没有能把这个任务同反对封建主义，争取民族的进步的任务结合起来，而且严重地沾染上了封建主义落后性和排外主义的毒素。义和团的失败证明，这种单纯的自发的农民革命、农民战争不再能适应时代的需要。从此以后，占据历史的中心地位的已再不可能是象太平天国运动、义和团运动这样的旧式的农民运动了。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农民中的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的无穷无尽的力量，只有在历史上最先进的阶级的领导下才能够充分地发挥出来。中国无产阶级，通过共产党，能够动员和团结起最广大的农民群众，把农民运动提高到太平天国和义和团那样的自发的运动所远不能企及的高度水平，因此中国无产阶级能够成为中国的民族民主革命的领导者，能够把这个革命一直发展到彻底胜利。

十九世纪末年，中国无产阶级还没有成为一个自觉的阶级，还没有走上政治舞台。在那时候，开始走上政治舞台的资产阶级，虽然就其所代表的生产方式来说，就它的政治思想的某些方面来说，是比农民先进的一个阶级。但是这个阶级，由于它所具有的种种弱点，不能成为农民革命的领导者。

在义和团运动的时候，中国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人物，总是指摘义和团的弱点，几乎没有一个人能够看出义和团的伟大的革命作用。

在戊戌政变后逃走出国的康有为、梁启超组织保皇党，以保卫光绪皇帝为宗旨。在北方义和团运动勃起的时候，他们认为是在国内进行活动的好时机。唐才常作为这一派的代表从日本回国。光绪二十六年六月，他在上海，以值此事变，人民须自行“保种救国”为理由邀请了数百人举行会议，号称“国会”。与会的人大部分是上流的资产阶级倾向的人物。他们推中国最早的一个美国留学生容闳为会长（我们在太平天国时期已经谈到容闳此人了，见第八章第四节。他后来先后供职于曾国藩、张之洞、刘坤一门下，并曾任清朝官费留美学生的监督，这时在上海是个社会名流），推严复为副会长（严复是我们在戊戌维新运动中谈到过的人）。唐才常自己担任总干事，他为“国会”订的三条宗旨是：“一、保全中国自立之权，创造新自立国；二、决定不认满清政府有统治清国之权；三、请光绪帝复辟”（注：汤志钧：《戊戌变法人物传稿》上册，页192。）。既说不承认清朝政府，而又不过是要光绪皇帝夺慈禧太后的权，这显然是自相矛盾。

唐才常除召开公开的“国会”之外，又秘密建立了称为自立会的组织，联络长江中下游各地的哥老会，准备用自立军的名义发动起义。他携有从华侨募得的相当大的款项，靠财力使不少哥老会的头头愿意跟着他干，又收买了一些清朝军队中的官兵。因此，自立军很迅速地在形式上有了很大的力量。唐才常决定在当年七月里同时在湖北、湖南、安徽、江西发动起义，而以武汉为中心。他自己在武汉。在预定的起义还没有开始的时候，安徽大通的自立军组织首先被清朝当局破获。接着，武汉一些被唐才常所收买的清军军官出首告密。湖广总督张之洞下令破获自立军的总机关，抓住了唐才常和其他二十多人，立即把他们处死，又在湖北其他各处捕杀了参与自立军的哥老会头头多人。湖南、安徽也为此而捕杀了不少人。康、梁一派所策划的唯一的一次武装起义就此失败了。

当时康有为向华侨募捐的信中，吹嘘他有胜利的把握，并要人相信他能够得到外国的支持。他说：“新党已于上海设立国会，预开新政府，为南方立国基础。将来迎上（迎光绪皇帝——引者）南迁，先布告各国，保护西人洋行、教堂等事。”又说：“我南方勤王义军已分布数路，不日将起，既成方面，可与外国订约，行西律西法。一面分兵北上勤王，助外人攻团匪以救上（救光绪皇帝）。英既相助，则我可立不败之地”（注：冯自由：《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上编，1928年版，页81。）。由此可见，他的方针，是根本不反帝的。他不但力求使他的运动区别于义和团，而且还预约他的军队将北上帮助外国侵略军攻打义和团。自立军在准备起义时，请容闳起草了一个英文对外宣言，那里面也是既表示反对义和团，又表示，由于建立新的政治制度之事“须与各国联络”，所以“凡租界、教堂……等，均须力为保护”（注：冯自由：《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上编，1928年版，页75。）。康、梁一派素来主张联合英日，唐才常曾竭力鼓吹这一点，他的《自立会章程》中明确规定欢迎日本人参加。事实上，也确是有日本的浪人参加他的起义活动。唐才常在准备起义前，还曾经过日本人去同张之洞联络，表示自立军可以拥戴张之洞据两湖而宣布独立。张之洞没有马上答复他，他扬言说：“倘张之洞奉清廷之命以排外，吾必先杀之，以自任保护外人之事。”（注：冯自由：《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上编，1928年版，页76。）以上种种情形都表明，康有为这一派所要建立的“自主国”，不但只是百日维新时所设想的君主立宪国，而且也决不是向帝国主义宣布独立自主的国家。

张之洞直接同英帝国主义有密切联系，东南互保章程已经成立。他不需要借助于唐才常。在军官告密以前，其实他已经知道自立军的谋划，因此他很容易地把这场起义扑灭掉。他立即把唐才常等人处死，显然是杀人灭口。唐才常事先曾同他联系，而他没有立即采取镇压行动，是可以成为他的一条罪状的。

唐才常的起义是在保皇维新的旗帜下，而不是在革命的旗帜下进行的。但经过这次失败后，本来接受康有为的主张的爱国知识分子开始发生了分化，有些人转向了反对清朝统治的革命。唐才常企图依靠会党力量来发动起义，这一点也成了以后一系列的革命党人的行动的先声。

梁启超在义和团运动时写的一篇文章中说，中国之所以积弱，原因之一是“愚昧”。他说：“夫今日拳匪之祸，论者皆知为一群愚昧之人召之也。然试问全国之民庶，其不与拳匪一般见识者几何人”（注：《中国积弱溯源论》。《饮冰室文集》之五，中华书局1932年版，页22。）。这完全是用贵族老爷的态度来看待人民群众。尤其奇怪的是在同一篇文章中，他又痛斥中国人有一大病是“无动”，就是说“全国之人如木偶、如枯骨，入于隤然不动之域”。他把中国人描写得如此麻木不仁：“污吏压制之也而不动，虐政残害之也而不动，外人侵慢之也而不动，万国富强之成效，灿然陈于目前也而不动。列强瓜分之奇辱咄然迫于眉睫也而不动”（注：《中国积弱溯源论》。《饮冰室文集》之五，中华书局1932年版，页26。），这真是奇怪的论调。以义和团为代表的中国底层的人民大众正在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压迫作出强烈的反应，进行着虽然具有很大弱点，虽然遭到失败，但具有伟大历史功勋的斗争，而在梁启超这样的资产阶级言论家看来，进行这种斗争的人乃是愚蠢的匪徒。由于广大人民起来斗争，中国正在发生，并将连续发生什么力量也遏制不住的激烈的震动，而梁启超所看到的却是“无动”！

康、梁一派这时所代表的是与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联系较多的上层民族资产阶级。他们在政治上是资产阶级改良派。民族资产阶级中另一派，即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这时已冒出头来。孙中山早在中日甲午战争的时候，在檀香山华侨中建立了名为“兴中会”的组织，开始他的政治活动。但是早期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活动在国内影响还不大，而且他们和资产阶级改良派的政治界限也还不很清楚。孙中山一派人当时对于义和团运动的反帝国主义的革命性质也是不了解的。光绪二十六年八月到闰八月间（1900年9、10月间），在孙中山的策划下，发动了广东惠阳的武装起义，这次起义主要是依靠当地的三合会、哥老会的力量。在广东巡抚德寿（他在李鸿章北上后，兼署两广总督）的武力镇压下，这次起义失败了。起义发动前，李鸿章尚在两广总督任上时，孙中山曾在香港进行联络李鸿章的活动，这个活动实际上是英国方面的一种策划。香港政府的议员何启（此人早在八十年代用中文发表了一些主张中国按照资产阶级民主制度实行政治改良的文章）同孙中山一派在香港的人员有联系。他主张孙中山一派人同李鸿章合作，实行两广独立。这时李鸿章尚未离开广州北上。在何启怂恿下，由孙中山领衔写了一封信给香港总督。这封信向来被认为是孙中山的手笔，其实就其内容说，完全是何启的思想。这封信说：“满政府庸懦失政，既害本国，延及友邦”，信中历数清朝政府的罪状，把没有剿平义和团看做是一条罪状。这封信表示希望在英国的帮助下“改造中国”（注：《孙中山全集》第一卷，中华书局1981年版，页191-192。）。李鸿章经过英国人而知道这个“两广独立”的计划后，正同张之洞一样，不是没有考虑过的。李鸿章在六月二十日离开广州，到上海以前经过香港，还同香港总督会面。这时英国官方已经放弃搞“两广独立”的计划了。孙中山一派人当时只是坚持要推翻清朝的统治，不但没有反对外国帝国主义的明确认识，而且也同康有为一派人一样寄希望于英国和日本的支持。日本浪人就插手了惠州起义。惠州起义时，孙中山本人是在日本占领下的台湾。日本官方还表示要支持他。但不久，日本政府也同英国及其他列强一样，确定了“保全”在清朝政府统治下的中国的政策，孙中山所预期得到的支持当然也就谈不到了。

二十多年后，孙中山对义和团作了公允的评论。他认为，在义和团的排外主义中表现了“对于欧美的新文化之反动”，同时高度选择义和团反抗侵略者的战斗精神：“其勇锐之气，殊不可当，真是令人惊奇佩服。所以经过那次血战之后，外国人才知道，中国还有民族精神，这种民族是不可消灭的。”（注：孙中山1924年的《民权主义》演讲，见《孙中山选集》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页758-759。）但是在义和团运动的当时，代表资产阶级倾向的舆论界一般地都是把义和团看做是受清朝统治者支持的落后的、祸国的运动。

当时，只有个别的爱国知识分子对义和团作出了与众不同的评价。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中国留学生在日本横滨出版的杂志《开智录》发表了一篇题为《义和团有功于中国说》的文章（注：张枬等：《辛亥革命前十年时论选集》第一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0年版，页58-62。）。文章说：“世界上最令人可惊、可惑、可憎、可恶者，莫如今日之所谓文明国”，义和团是这些“文明国”压迫中国之反响。“压之愈力，则起之愈骤，自然之理。故北部山东、直隶之人民，日唱外人之侮我，上天亦代为不平，当联络民气，共竭腕力，顺天之命，尽人之责，幸则杜绝列强，不幸亦振起国民排外之思想，此义和团之所由作也”。文章驳斥当时流行的认为义和团是闯了大祸的匪徒的观点：“义和团虽一败涂地，为人不齿，而亦为中国种无算之强根，播国民独立之种子，我中国人其亦知之否耶？”文章认为，义和团的斗争之勇使得企图瓜分中国的列强不能不有所顾虑：“今虽败师逐北，溅血横尸，然其‘勇’之一字，未尝不轰全球人之耳，电全球人之目也。外人于此，则平日唱兵力瓜分、和平瓜分之议，或涂红圈绿线于支那（中国）地图谓某地为某国势力范围之企图，亦未胆敢如前之猖獗耳。”这篇文章虽然仍包含着对义和团的一些错误看法，没有能对义和团的弱点作出具体的分析，但是它不把义和团看做有罪，而看做“有功于中国”，是在当时言论界中极为罕见的（注：这篇文章的作者在《开智录》上未署名，1903年出版的《黄帝魂》这个论文集中收入此篇，亦未署名，据章士钊说，《黄帝魂》一书的编者是黄藻，他也是这篇文章的作者。（见章士钊的《疏黄帝魂》，刊于中华书局1961年出版的《辛亥革命回忆录》第一册，页238-2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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