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俄罗斯，江泽民有一种强烈的兴趣。20世纪50年代，他曾在那里留学；俄罗斯的文学也一直是他的挚爱。随着他的时代临近结束，他对俄罗斯新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将会如何开始自己的新时代感到好奇。

7月18日，普京首度访华。有迹象表明，俄罗斯新领导人对由他的前任总统鲍里斯·叶利钦大力推进的中俄“战略伙伴关系”不是那么重视。数周以来，江的助手们都在准备将由两位元首签署的数项协议。

最为引人注目的一项协议是双方对美国的导弹防御系统发展计划的共同谴责。中俄指责美国“企图在军事领域和安全领域谋求单方面的优势”，声明说美国这种违反《反弹道导弹条约》的行为将引发新一轮军备竞赛，“这与冷战后世界政治出现的积极趋势完全背道而驰”。

在对记者谈话时，普京和江泽民都小心翼翼，避免任何可能指向中国和俄罗斯正在计划建立一个反美联盟的暗示。江说，“我可以说，我与普京总统的会晤是一次关键的对话，既继承了过去的遗产，又为未来揭开了新的篇章。”而普京则显得更加热情洋溢，他说：“他能用俄语交谈、唱歌，对俄罗斯的诗歌和历史了如指掌”。“我得说我感到很惊讶。由像他这样了解并喜爱俄罗斯的人领导今天的中国真是一件幸事。在这种情况下，我希望我们的合作将不仅仅局限在经济和军事领域，而且应当扩展到文化领域。”

会谈后发表的声明宣称，巩固和加深中俄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有助于多极化世界的形成和一个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的产生”。“多极”这个词意味着世界上并不只存在一个超级大国。中国与俄罗斯协调一致的主要目的在于阻止美国发展其导弹防御系统，而不是要发展任何长期的联盟关系。从长远来说，江泽民知道如果要在亚太地区遏制美国的话，中国必须独自对抗这个世界上“独一无二的超级大国”。

2000年9月初，在纽约的联合国总部召开了千年峰会，有150多位国家元首参加，这使之成为世界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世界领导人的聚会。江主席在此次大会上发表了简明扼要的讲话，把关注点放在维护和平、促进经济发展、建立国际新秩序并在新时代加强联合国的作用上。

除了参加盛大的集会，江泽民的此次出访还衍生出三件非同寻常的事情：一张照片、一次文化展以及一次引人注目的专访。一张照片是指一张公开发表的很有戏剧性的照片，对此，江解释说：“在峰会上，我邀请联合国安理会其他四个常任理事国的国家元首，克林顿总统、普京总统、布莱尔首相以及希拉克总统到我下榻的酒店。我们摆好姿势照了一张合影，所有人的手都紧紧地扣在一起。一切都是即兴之作，而我当时恰巧站在所有人的中间。”

当有访客意味深长地向江暗示说，这张照片表明，中国又重新回到了世界事务的中心时(即指“中国”在汉语中的含义，意为“中央王国”)，他犹豫了一下后又开笑地说，“我想，这是因为我是他们中最年长的吧。”

为了给这一刻增光添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任赵启正提议在江出访期间，中国在纽约同时组织一次盛大的文化展，江批准了。随即组织了一场为期3周的展览，称为“中华文化美国行，2000”，内容包括民乐音乐会和在纽约贾维茨会展中心举办的艺术、时装展。其间展出了280件由中国工艺大师制作的艺术和雕塑珍品，当然，最受欢迎的节目还是时装展，展示的是中国传统的民族服饰和先锋派设计师所设计的各式时装。亭亭玉立的中国超级模特展示了令人目眩的现代服装，而大量精美绝伦而又充满异域风情的民族服装则展示了中国众多少数民族的风采。

江泽民写道：“通过这扇窗口，美国人民可以看到中国数千年悠久灿烂的文明以及中国人民在祖先优秀文化传统基础上进行的新的文化创造和所得的成就。”

就连批评家们也称江此次的行程“计划得异乎寻常地出色”。但是还需要一件能对公众产生影响的事件。江泽民采取了一个大胆而史无前例的举动，他邀请因言辞尖刻而臭名远扬的记者麦克·华莱士在美国收视率最高的电视新闻杂志节《60分钟》上对他进行采访，而且没有任何问题限制。这让他的顾问们紧张不已。

节目开始时，江首先用英语回忆了1986年第一次和华莱士见面时的情景，当时他还是上海市的市长。接着他用英语说道，“我希望通过你的节目向美国人民转达我的美好祝”。

除了对人权问题和所谓的集权统治进行了一般性提问外，华莱士还挑了一些具体的、敏感的事情发问。在轰炸贝尔格莱德的中国大使馆问题上，江进行了巧妙的回旋，做到了既不引发美国公众的反感，也不和中国的国家政策相矛盾。

“你今天还为美国是故意轰炸中国驻贝尔格莱德大使馆的吗?”华莱士问道。

江巧妙地避开了陷阱，他说：“我只能用另一种方式来表达。美国是一个科技水平很高的国家。因此，到目前为止，美国‘误炸’的解释难以令人信服。” 　

同时，他暗示了自己的政府在事发之后所发挥的作用——中国政府努力控制国人的抗议活动，而不是像许多美国人想像的那样去煽人民进行示威。“我们引导我们12亿人民的怒火回到理性的轨道上，”江泽民重复了一句在轰炸事件刚刚发生时他对克林顿总统说过的话，“这并不容易。”接着他很策略地补充说，“这主要是因为你表着美国人，而我代表着中国人。要让我们在这一问题上完全达成一致恐怕非常困难。”

江泽民呼吁中美之间建立“建设性战略伙伴系”，在此，他使用了气象学上的一个比喻来描述中美关系的起起落落。他说，“当然，这面也有风风雨雨，有时多云，有时甚至乌云密布有时也会多云转晴。”

华莱士又进一步追问江泽民，是否同意一份中国报纸把美国描绘成世界和平的威胁的说法，气氛顿时升温了。

在首先表达了他希望增进“共同的友谊和理解”这一愿望之后，江说：“我不主张使用太刺耳的语言。”江又继续解释道：“你们的经济已经发展到了这种程度你们的科技已经发展到了这种程度，因此你们占据了较高的有利位置。结果你们就往往不能非常平等地对待其他国家。坦诚地说，……美国往往把自己估计得太高。我的意思是，美国的实权派往往有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的色彩。”

因为江对林肯的《葛底斯演说》非常推崇，所以华莱士向江发问说，为什么林肯“民有、民治、民享”的理想政府不适用于中国?为什么中国的国家领导人不允许自由选举?

江答说，他相信林肯所描述的政府即便在美国也尚未实现，而“仍是美国眼下领导人的目标”。他补充说：“我也是一名选举产生的领导人，尽管我们有不同的选举制度。每个国家都应该有它们自己的制度，因为我们两国有不同的文化和历史传统，有着不同的教育和经济发展水平。”

华莱士试图用一个他认为是贬义的中国成语描述江锋芒内敛的特点，以此来激怒江：“有些人说你成功原因是‘绵里藏针’。这是你成功的秘诀吗?”

江回答说：“在中国，绵里藏针是对别人的赞誉之词。我们的前任领导人邓小平也获得了这样的评价。我不能跟他比。但是我可以说我是一个相当有决心的人。这是肯定的。我当总书记有11年了，我一直坚持自己的信念：我将尽最大努力为我们的祖国母亲工作。也许我的努力工作使我获得了你提的这种评价。”

在采访过程中，华士还试图用幽默来得分当江主席说“我在共和与民主两党的领导人中都有许多朋友”时，华莱士针锋相对地反问道：“所以双方的竞选你都给钱?”

江变得严肃起来：“你是在开玩笑吗?我们从未做过这样的事。我读过两党的竞选纲领，不管谁当总统都会（对中国）友好，因为这符合整个世界的战略利益。”当华莱士攻击“这像一个真正的政客说的话，没有任何诚意”时，江避而不答，说“我认为‘政客’不是个很好的词”。后来他用英语说，有人告诉他“不要去理会大选中候选人对中国的那些不友好的言词，因为一旦当选，他们就会变得友好起来”。他补充说：“我希望这是真的。”

采访中间也有言词上的尖锐对立。当华莱士指责江泽民是“独裁者”时，江反驳道，“你对中国情况的描述简直就是天方夜谭”。任何对中国政治有所了解的人都知道，江也必须严格执行政治局常委会多数成员所作的决定。中国不是西方意义上的民主国家这没错，但中国也绝非一个独裁国家。

尴尬但很精彩的一刻出现在华莱士询问江主席对李文和事件有何看法的时候。李是美籍华人，被指控为中国进行间谍活动

华莱士：“看起来在这次采访你第一次采取守势了。我感觉这对你是一个难题。”

江用英语说：“不，对我来说并不难。这是你的感觉。”然后他把题转向了这位采访者。江问：“你的看法呢?”

华莱士说：“考虑这个问题的不该是我。”

江开始微笑起来。“是不是中国间谍?”他说。

华莱士说：“我的看法吗?”

江笑得更加开心了：“是啊。”

华莱士坐在那里没有作声。外界早已对此案提出了质疑。这件事最终以法官为李博士所遭受的美国政府的不公正待遇向他正式道歉而结。

江说：“你可以好好考虑一下。”

华莱士说：“我正在仔细考虑，你打断我了。”

江还是用英语继续说道：“这是我第一次发现你遇到了难题。”

华莱士承认说：“是的，没错；我也许不该回答它。”

节目最后播出的时候，华莱士在此处插入了一句苦涩的画外音：“如果有什么时候应当改变话题的话，”他感叹道，“那就是现在了。”

华莱士接下来选择话题是“天安门事件”，他想以此反守为攻。但是当江的回答让华莱士猝不及防时，他也让他在北京的一些同事们乱了阵脚。

“1989年风波中，我们确实理解学生的热情，他们在呼吁更大的民主和自由，”他说，“事实上，我们一直在努力改善民主度。”

江主席提到了“我们的民主制度”，他以此表明了很重要的一点：尽中国对民主的定义与美国尽相同，这并不意味着其一些民主的形式不存在（或不能存在）。

华莱士然后问到了那个赤手空拳、手塑料购物袋只身阻挡坦克纵队的身份不明的示威者。他的照片被传遍了世界，已经成为“天安门事”中最持久的象。

江回答说：“我不知道他现在在哪里，但从照片上看，他肯定有自己的主张。”

当华莱士穷追不舍的时候，江尖锐地回答说：“我知道你的用意何在，但我想强调的是，我们充分尊重每个公民自由表达愿望的权利，但是我不主张在紧急状况公开反对政府采取的行动，况且坦克停了下来，并没有从这个年轻人的身上压过去。”江强调这个人没有被捕，但没有说出是否辨明了这个人的身。

在关于“天安门事件的简短、直接甚至有点尖刻的回答中，江提醒说，发生在1989年6月4日的不幸事件，不应该成为友好国家之间的障碍。他以一种新的方式来看待这一问题的意愿，标志着向医治这一尚未愈合的伤口的漫长过程迈出了第一步。

作为一个拥有12亿人口国家的领袖，江主席扮演了一个不太可能的角色——大卫，听众一下子就喜欢上了他。而华莱士则是那个巨人歌利亚。当华莱士抱怨说江的回答太长时，主席马上反击说他的回答和华莱士的问题一样长。如果华想要短一些的答案，他就应当问更短的问题。观众们都很喜欢这一段。

江泽民颇具长者风度，言辞坦率，黑框眼镜后的双眼炯炯有神。看起来，乐在其中，即使在对方穷追不舍之时。江绝不是那种让着了迷的观众失望的人，他对着华莱士唱了一首他年轻时参加示威行时唱过的《毕业歌》。他迫切地想泰然自若地试试他那一口远非完美的英语。他也毫不掩饰自己能背诵《葛底斯堡演说》的那种自豪与喜悦。与麦克·华莱士一问一答是大胆而冒险的——对一个中国领导人来说绝对是惊人之举。连珠炮似的发问里有对江语言上的轻慢，但正是江在这种难以招架的处境的表现，成了一出优秀的电视节目。江的姿态恰到好处——务实、坦率、谦逊、引人入胜而且绝不回避任何一个问题。他让自己变得招人喜爱，结果是，美国人民喜欢上了他。这次节目中，江泽民直接面对数百万观众，这是其他中国领导人所没有尝试过的。江以其风度翩翩，平易近人甚至是易受攻击的常人形象，引发了一些观众对他们心目中条化了的中国印象的质疑——美国媒体长期以来把中国定型为一个僵化、对内独裁压迫的反美国家。《华盛顿邮报》把江受采访的那期《60分钟》节目评为美国“本周最佳”电视节目。有人评论说江的露面是中国对美国公众的最好的一次展示。

也许最高的赞誉来自对付媒体的老手比尔·克林顿。在参加联合国千年峰会的各国元首共进午餐前闲谈时，克林顿赞扬了江主席在节目中的表现。他说：“我看到你简直风靡了美国电视。”“麦克·华莱士真让我们丢脸。他就像个小孩子一样（朝你）聒噪。我看了节目，非常好。”克林顿又微笑着说道：“我很羡慕。”

江泽民和克林顿在华尔道夫酒店举行了一次更为正式的会晤。克林顿同意了这一观点：台湾新领导人的言行是从一个中国立场上的倒退。当被问及中国对宗教的压迫时，江坚持认为中国没有压迫。回顾历史，他提醒克林顿说，由于跟西方对中国的“凌辱”有，中国的基督教背负着许多“包袱”。他说基督教伴随着外国的入侵一起进入中国，跟佛教及伊斯兰教的传入方式相比，这于其自身是不利的。

在与克林顿的会谈结束后，江主席参加了300位纽约各界名流为他举行的午餐会，其中包括亨利·基辛格、新泽西州州长克里斯蒂娜·惠特曼以及众多商界领袖。穿行于大厅间，与众人碰杯、叙旧，江显得轻松而擅长社交之道。他发表了一次45分钟的全英文演说，主题中国国内的发展和人权问题。主持人幽默地说，江主席用英文比克林顿总统用中文说得更好。说到克林顿，这位通常情况下的注目中心，那天当他离开酒店，发现纽约最有权有势的人都来与江泽民而不是他共进午餐，不知道他会作何感想。

第二天晚上，江泽民来到林肯艺术中心出席中国中央民族乐团举办的音乐会。在音乐会开始之前举行的来宾众多的招待会上，江遇到了一位老朋友，香港房地产大亨龚如心在众多深色着装的公司老总中，她以一袭高贵华丽的蓝色旗袍显得格外突出。发辫高束的龚如心被称为亚洲最富有的女人，是个颇有争议的人物。她连连就中国的教育问题向江泽民提出意见，这是她的众多慈善项目之一。在喧闹的人群中，江的回应是对她的新发型作了评价。

在纽约的时候，他对600名海外华人表示他将在本届任期满后从党的总书记和国家主席的职务上退下来。江说：“我欲乘风归去。”这句话与宋朝诗人苏轼渴望退职还乡的心情形成了共鸣。江若有所思地说，他希望能重新享受没有担任国家导人之前的自由生活。他并没有提及他的第三个职务，中央军委主席。

但是，李瑞环在北京会见各民主党派人士时说，未来党的总书记人选还没有最终确定。他说，“有很多党内外和军内的同志希望江泽民同志仍然留在岗位上，为党的建设、党的理论发展以及军队建设投入更多的精力。他们还希望朱镕基继续担任总理职务，使国有企业和金融改革更快更好地进行。”

似乎与他在《60分钟》节目中接受采访时的一流表现恰恰相反，几周以后，在一次对香港记者的新闻发布会上，江泽民发火了。当时，一位香港记者问江，他支持董建华连任香港特首是否就等于“钦点”。

江冲着那位记者大声说道：“你们不能故意哄闹，然后说这是一个大新闻，”他是指北京明确支持董的连任，“不要想弄一个大新闻，说现在已经‘钦定’了，然后把我批评一番。”

“我并没有说他是钦定的，”江继续说道，显然对那个别有用心的字眼感到愤怒，“根本不存在这样的考虑。你们不能说我们‘钦点’，然后（用你们自己的方式）对我进行批评。”

“你们媒体有必要提高自身的知识水平，”江接着说道，仿佛那些记者都是些犯了错误、需要接受训斥的学生一样，“明白这个意思吗?你们（香港人）有一个好处，你们跑到世界各地（报道新闻），你们比西方记者跑得还快。”

“但问来问去的问题都太简单，有时很幼稚!你们理解不?明白吗?作为一个长者，我必须告诉你们这一点。我不是记者，但是我必须告诉你们生活的真相。”

江泽民在这里用上了一句谚语：“中国有句话叫‘闷声大发财’。但是既然你们如此热情(热衷此事)，如果我一句话都不说也不好。我完全可以说‘无可奉告’，但是你们都会不高兴的。”江显然颇为生气，承认说，“我身经百战，见得多了。”

江主席拿香港记者与麦克·华莱士作了比较。江说，华莱士也问了他许多挑衅性的问题，但是他始终保持了良好的职业精神。江说，他们侃侃而谈，谈笑风生。

华莱士的发言人说，这位《60分钟》的老牌主持人已经看到了江对他的评价，并认为那是对他的“赞美”。发言人说：“如果有人还有什么别的想法，只要看看那次采访……很显然，我们提出的都是一些苛刻的问题。在向一位领导人提出苛刻问题的同时仍与他保持正常的关系，这是可以做到的。”

但是并非所有人都认为江泽民在华莱士的采访中表现不错。在北京，有的人抱怨江作为中国国家元首，接受华莱士咄咄逼人的采访。他们觉得这不是一桩小事，批评江这样做，也批评他的工作人员如此安排。而其他一些人，或许是那些更具国际眼光的人则感到高兴，为他们的领袖出色应对美国媒体的棘手采访而自豪。他们认为江在重重压力下表现出来的坦诚和热情、明确且直接的反应，使他更具亲切感和可信度，而他在数百万美国人心中留下的印象比以往任何一起公共关系事件更能改善中国的国际形象。美国新闻界几乎是众口一词地支持这一最新观点。

在中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厦门走私案中，中国与加拿大就引渡犯罪头目一事发生争执，因为加拿大拒绝向执行死刑的国家引渡犯罪嫌疑人。在进展缓慢之际，领导调查工作的朱镕基冲口说道：“关于这个案子，即使牵扯到江泽民主席，我们也要追查到他这一级。”

9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成克杰因收受贿赂被处决，他是党内因所犯罪行被处以死刑的级别最高的干部。江泽民曾面临压力，被要求减轻对成的判决。但江顶住了压力，这使他在人民群众中的声望得到大幅度提高。江认为只有通过严惩(“严厉打击”)措施，并进行思想教育和体制改革，才能从根本上铲除腐败。

10月，在一场旨在查贪污案件的运动中，审计人员宣布他们发现，在中国政府的行政工作和商业活动中有110亿美元的资金被滥用。这似乎像是一场永远不会结束的战斗。

江打电话给沈永言。如果说江是想在日理万机之后，需要放松一下，那么他选错了时间，也选错了朋友因为他所听到的事情使他的心情变得更加沉重。“中国正面临一些严峻的问题，”沈开门见山就说。江让沈慢慢说，并且在他滔滔不绝地诉说时，非常耐心地倾听着。

沈简要地概括了他所看到的中国的主要问题。第一，严重的腐败问题。第二，日益明显的失业问题。第三，各种丑陋的社会现象。第四，贫富差距拉开。沈说对这4个问题他经考虑了1年左右的时间，只是在等待适的机会将它们提出来。

江让他举些例子，沈就从第三类问题谈起。他告诉江说：“我在南出差时想去理个发。但我的朋友告诉我有超过半数的理发店和美容院实际上是妓院，理发只是一个幌子，是为淫行为所作的掩护。他们诉我，走进一家美容院时，先要查看一下是否有隔间。如果有，那你跑得越快越好。”

江主席也经常听到这类问题，他同意沈所说的前三类问题，但是对于越来越巨大的贫富差距，江并不同意他的观点。他说：“当邓小平最初决定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时候，我们知道贫富差距会很自然地随之出现——这是不可避免的。但我们的期望是通过建立新的工商企业，让那些先富起来的人能够通过创造报酬更为优厚的岗位、新的产品和新的服务来带动民共同致富。政府的职能就是要照顾到仍不富裕的人，通过收入的再分配使贫富更为平衡，制止非法牟利。制度还不完善，但确实有效。我不知道还有其更好的办法——当然不能回到大家什么都没有的老路上去。”

在9月底江泽民的日程中有一件令人愉快的事情，那就是在澳大利亚的悉尼市举行的奥林匹克运动会。当中国的运动健儿带着28块金牌——这是中国参加奥运会的最好成绩，金牌总数居世界第三——回来时，江主席感到非常高兴，他对获奖运动员发表讲话说，“全国人民的心中都充满了喜悦”，“你们展示了中华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林的坚强信心和力量”。

所指的不仅仅是奖牌。9月初，关于北京申办2008年奥运会一事，他正式向国际奥林克委员会致信。他在信中说，“在中国政府和全中国人民的支持下，我坚信北京将以非凡的努力把2008年奥运会办成一次高水平的奥运会。”

江泽民一直是一个热情的爱国主义者。申办奥运会的愿望是他爱国情绪的一种表达。这年秋天发生的另外两件事也证明了他的种情绪。两件事都和中国文明有关。其中一件事关乎历史却涉及未来，另一件关乎未来但涉及历史。

11月，中国学者大张旗鼓地宣布，通过对古代文物时间的科学鉴定，中国最早的朝代向前推进了1000多年，也就是说被推进到了公元的第三个千年，这样古代中就和古埃及属于同一个年代了。这一名为“夏商周断代工程”的项目是根据中国最早的3个朝代命名的，项目为期5年，研究工作重点是标定这些朝代的历史年份。参与这项工程的共有200名各学科的学者，包括考古学家和研究古代铭文、天文历法以及古代手稿的学者。夏朝建立的时间被确定为公元前2070年，后来的一些报道甚至还将一时间提前到公元前2200年前后。中国媒体大事渲染这一新闻。这毫不奇怪。

消息一经公布，其他一些学者，大部分是外国学者开始对这一结论的科学性及其背后的动机提出质疑。外国批评家指责中国学者是在仓促之中强行得出一个自己想要，或许是预先确定的结论，他们指责大陆的学者们制造了“一个共识误区”。

还有一些外国学者替他们的中国同行辩护，称赞他们研究古代史的强烈奉献精神，并谴责那些发难的人，说他们在自己的断代史重建中有“既得利益”。随后爆发了一场激烈的学术争论。可想而知，中国的媒体被激怒了。

2000年夏天，一篇文章指责这项工程“正在中国煽动一种具有潜在危险性的民族主义情绪”。文章把矛头直接指向负责人宋健博士，说他“把挖掘祖国历史作为拥护现国家领导人的一种方式”。宋健曾任国务委员，他于1995年批准了这项年代学研究工程

事实上，宋健博士是一名真正的科学家。他在控制论和应用数学领域都作出了贡献，并被认为是国家环保运动的奠基人。在解释启动断代工程的原因时，宋这样写道：“没有断代的历史根本就不能称之为历史。它只能被称为传闻或神话。”

“不要担心那些批评，”江主席对一贯能言善辩的宋健说，“只管做好我们的研究工作。”然后他又强调：“我们应该保持最严谨的治学态度。”接着他又颁布了一条禁令：“党和政府都不应该对这项工程作出评价，这个工程纯粹是科学。”

第二个工程是新的“中国国家大剧院”，或称为“北京剧院”，这是一个具有未来派设计风格的建筑，计中的选址在位于天安门广场上的人民大会堂的西侧。这个工程是由法国建筑师保罗·安德鲁设计的，基本的设计是一个长220米、宽150米、高49米，闪闪发光的卵形穹窿结构，漂浮在一个人工湖上。剧院不同寻常的顶部可以分开两部分，是用玻璃和钛合金材料制成的。这是一非常令人吃惊的独特设计，几乎就像是一颗从大海央涌现出来的巨大水滴，或者就像一个降落在海面上的不明飞行物。这座建筑物中将分别建有一个可容纳2416人的歌剧大厅，一个可容纳2017人的音乐厅和一个可容纳1040人的剧场。来宾将通过人工湖底的透明隧道进入剧院，人工湖的周围将种满花草树木。江主席是一个戏迷，他渴望用一种大胆的方式来宣扬中国的现代化，他支持这一出人意料地获胜的设计方案。

江喜欢站在中南海的南端赏月并观赏南海映月的美景，从这里沿着水面望去，可以看见这座美不胜收的大剧院款款落成。剧院紧邻人民大会堂，象征着中国既敢于大胆直面现代化，同时又深深依恋着其悠久的历史与传统。

在其工作生涯中，江一直热衷于获取信息和原始素材。作为一名工程师，他处理了各种各样的问题。如果一家发电厂停产，仪表的读数是多少?如果一条生产线不能有效运作，问题出在哪里?作为政治领袖，他也处理了各种各样的问题。例如，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会对中国的环境污染产生何种影响?能作出什么样的预测?其他国家有何经验可借鉴?

作为党的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江拥有多种信息渠道。此外，个人的办公室也可以接触无数的信息和咨询来源，包括国家的主要研究机构、智囊库和学术机构。但是对江来说这一切还不够。

江喜欢得到新观点，江向自己信任的人求助，比如说，他的多年至交王慧炯。

王教授是一个瘦削而结实的人，头脑聪敏，口齿伶。他长期担任享有极高声望的、中国最高的政策分析智囊机构——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高级研究员。他游历甚广，机智敏锐，但脚踏实地，为人谦逊，不好张扬，对经济发展、可续发展能力、能源政策金融政策、城市贫困问题、技术转让以及中美关系等方面有着浓厚的兴趣。系统工程师出身的王慧炯常常使用工程学中的系统方法来处理这些复杂的问题，这与江泽民的思维方式产生了强烈的共鸣。王会说流利的英语，对西方的行事方式极为敏感。他曾担任世界银行短期顾问，他的大女儿是计算机工程师，小女儿是知识产权律师，家住华盛顿特区附近。王虽已年近八旬，但每年仍要参加多达10次的国际会议。

王慧炯说：“当我了解到一些重要的新东西，尤其是从国外得来的消息后，我会直接把这些信息传递给江主席。极少有人知道江是我的朋友，所以没有人会来我这儿特意炫耀什么。我给他提供事实，如处理是他自己的事。”

“我把自己对所有问题的看法毫无保留地告诉江，”知识分子本色的王继续说，“我什么也不求，没有向上爬的野心，不求任何地位。我们是多年的老朋友。我把真实的看法告诉他，事实怎样就怎样，特别是西方的情况和思想，我把事实和观点分开，不给他提政治建议。我从来不参政，我的观点都是学术上的观点。”

他接着说道：“作为一名学者，我能够做到真诚坦率。高级领导人必须应对情绪化和意料之外的反应。江需要掌握最的信息和最新的发展。他必须了解各种各样的观点。”

“我有时会打电话给王教授，向他请教些问题，”江泽民对一些朋友说，“通常会是些经济学问题，也可能是关于可持续发展和环境问题，但也可能是其他任何问题。”江很为他这位思想深刻、淡泊名利的朋友感到自豪，他也曾和政治局的同事谈起过“我的同学王慧炯”。

江每次邀请王去他家通常都是在傍晚时分，往往都是他们两人单独在一起自由自在地长，直到吃晚饭，晚饭通常吃些简单的扬州风味的饭菜。王说，“当江和我聚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就像老朋友在一起休息。我们的谈话非常自由，无拘无束。他与其他的高级领导人爱好有所不同，他对文、历史、科学和社会科学都有广泛的兴趣。他并不停留在过去。他特别喜欢科学和哲学。有时我们会一些严肃的话题开开玩笑，就像老朋友在私下里那样。我们当然都知道严肃的话题应该认真对待，但是有时开玩笑可以给人新的视角。”王笑着描述一次晚餐，“我们吃饭的时候用的当然是筷子。有时，一粒米饭掉在饭桌上，江主席就会用他的筷子把饭粒夹起来，放回碗里。江说，‘我们必须尊重农民的辛苦劳动。’”

江泽民偶尔还会向另一个人讨教，他就是宋健博士，他主管中国的科技工作长达10年之久。“我喜和江主席谈话，因为他对探索新观点有着一种强烈的渴望。”宋说，“他会打电话问我一些具体的问题，或讨论某个话题。其他一些情况下，他可能就想探讨一下某一个哲学问题。有一次他问我，世界为何存在于三维之中?我到他的办公室，整整和他谈了一个小时的N维空间!世界各国领导人中对第N维空间代数感兴趣的并不多。后来谈到一些数学家时，江开玩笑说，‘你们这些人是在多维空间里思考的；我还是得生活在三维里。’”

宋健接着说道，“江主席通常会在晚上10点以后往我家里打电话。接到他的电话我从不会感到诧异。最近他问我牛顿和爱因斯坦的物理学有何差别，并问量子力学是如何与这二者相联系的。”

一次江提出了个有点像是究竟先有蛋还是先有鸡的问题，他问宋，“是先有理论还先有实践?”宋说，“我知道关于这点有各种看法：是理论指导实践使之更有效，还是实践发展理论使之更真实。实际上，这一个意义深远的问题，”宋又评论说，“作为一个工程师，江是从实践的角度来思考问题的。”尽管宋健是在科学的意义上来看待这一问题的，但江泽民念念不忘的却是政治理论。

“我对江主席说，我同现代哲学的观点，”宋健数周后得出结论，“先有实践后有理论——我们从现实世界的论据中推导出我们的理论，理论回过来可以检验并证实或驳斥的论据。这个过程叫‘归纳法’，其间科学发展出一般规则来解释具体事例。因此实践先行，理论和实践相合。”江想了一会儿，然后表示同意。为这个看似矛盾的问题能被解答而感到高兴。

“通常当我们一起参加社交或政治活动时，”宋健接着说，“他会走到我跟前问我，‘你有没有听说什么新的理论?不要让我一所知!’”江对于新的科学思想的浓厚兴趣，似乎赶得上某些人对新的谣言的兴趣了。

“对科学家和知分子来说，生活在主席领导下的中国，这是一件幸事，”宋说，“外国人无法想像贬低知识分子的那几十年，尤其是‘文化大革命’期间的情况是什么样子的。当时我们经常听到一些荒谬的口号，例如：‘不要读书，书读得越多越愚昧’什么的。江主席能给人以启发。这正是科学界给予他最强有力支持的原因——尤其是他的‘三个代表’思想，这极大地推动了‘先进生力’。”

如果你想通过他所交的朋友来了解一个人，那么王慧炯和宋健对江泽民就很有作为目击者的发言权。

他的另一个老朋友是亨利·基辛格。基辛格回忆说，“相交多年后，江主席开始向我阐释他对国国内发展进程的看法，并不特别征询我的看法。他说如果中国出现动乱，中国就无法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将会对全世界产生无法估计的影响。不管我说什么，江主席都会非常认真地倾听，既不表示同意，也不表示反对。有时，他可能会在后来的某个时间采取一些类似于我所建议的措施。”

江泽民还会为那些纯粹意义上的老朋友腾出时间来。童宗海是江的大学室友，还帮江找到了他的第一份工作。他们之间的友谊历经半个世纪的考验。由于时艰难，在1948年两人分开之后的数年间双方音讯全无。1952年前后，两人才在北京匆匆见了一面，当时江是在出差参观。童说：“江泽民找到能源工业部，当时我正在和苏联专家一起工作。我们紧紧拥抱，聊起了自己的生活和家庭，我们本来想出去吃顿饭，但我们谁也掏不起进饭馆的钱。”

“江主席还是和他以前一样，”童说，“我们见面的时候，聊起了老朋友和过去的伙伴，像厉恩虞，聊聊他们现在在哪里，都发生了些什么事。我告诉他一些他可能不知道的事情，而他告诉一些我肯定不知道的事情。比如，江告诉我他所了解的1943年南京的禁毒运动，讲地下党是如何利用日本人与中国的傀儡政府之间的矛盾而壮大自己的力量。在江告诉我之前，我根本不知道共党利用了这次斗争。他当时也不知道。我们只是出于信念和热情参加了抗议示威，因为我们认这对我们的国家有利。50多年后，我们一起回忆起当时的游行有多危险。对那些日本军警来说，向我们开枪根本算不了什么。”

童解释说，“这场禁毒运动是我们人生的转折点。我们终于能够表达自己的观点了，我们的社会良知得到了延伸，学生们之间的联系加强了。没有这样的运动，学生们就不会在国内革命战争中联合起来与国民党进行斗争了。江泽民很善于把同志们组织起来。我曾有几张学生时期和江一起拍的照片，比如我们毕业照，但由于我们穿的学士服被激进的‘左’倾分子认为是‘洋玩意儿’，所以在‘文化大革命’时他们撕毁了我的照片，只剩下了一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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