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满风险的岁月结束了，地下工作者转入地上。江泽民已不再需要隐藏他的共产党员身份。由于他保卫工厂的努力，江被任命为工厂的党代表，负责抓生产。与此同时，他还担任副工程师、工务科科长兼动力车间主任。　　

在被接管之后，工厂成为益民公司的一部分，并改名为“上海益民食品一厂”。整个公司都隶属于华东工业部。1949年9月的一天，汪道涵(华东工业部部长、一位崭露头角的党的领导人)来工厂视察。

在视察中，他看到了一家陈旧但十分整洁的乳品厂，到处散发着新鲜冰激凌的香味。此外，更重要的是，他发现了一个很有潜力的年轻人。　　

“江泽民充满了活力，”回忆起他们初次见面的情景，汪说道，“他是党员，而且给人一种值得信赖的感觉。我觉得他前途无量。”　　

在他们商讨用什么新招把那些冰冻美食送到饱受战争蹂躏的市民手中时，34岁的汪和江立即觉得彼此十分相投。这层关系后来又得到了进一步的加深，因为汪的妻子就是益民公司的董事长，是江的顶头上司。　　

在江泽民早年的生涯中，不管是在工作上还是在生活上，不管是碰上了充满机遇的挑战，还是碰上痛苦的磨难，他都会向汪的妻子倾诉。汪道涵和江泽民的相识相知也逐渐发展为一种终生不渝的友谊，并改变了两人的生活。 　　。。COM　　

1979年4月，邓小平建议建立“经济特区”，中国国务院设立了两个部级机构来贯彻实施邓的改革(国家进出口管理委员会和国家外国投资管理委员会)。两个委员会由同一个人任主任——一位老革命、国务院副总理谷牧。　　

已完全恢复权力的汪道涵找到谷牧，推荐江泽民在新成立的委员会中担任高级职务(汪本人刚被委以中国最重要的职位之一：上海市市长)。谷牧在20世纪50年代当过上海市委副书记，他记起了过去的江，并任命他为两个委员会的副主任兼秘书长、党组成员。　　

54岁的江成了副部长。他不再是个技术官员，而已经跃到政策制定的最前沿：江泽民已经成为邓氏改革的早期贯彻者，并成为代表中央政府在深圳作出实质性决策的第一人。

1982年5月，江泽民被任命为电子工业部第一副部长兼党组副书记。这是个重要的调动。　　

1982年9月，江泽民成为中央委员会———制定政策并选举产生政治局———的委员。他几乎完全符合当时的四项标准：出身革命家庭，做过30年有知识的管理人员，又是几个领域的专家，而且只有56岁，相对来说仍属年轻。　　

1983年6月，江第二次出访美国。他访美的最后一站是旧金山，在那里中国惠普的总裁刘池宁(音译)博士提出由他做东，请代表团吃一次中式晚餐。　　

刘去机场迎接代表团，在驾车去他家的路上他告诉江泽民，除了中式晚餐外他还安排了一个庆典。　　

“庆典？”江问，“庆祝什么？”　　

“庆祝什么？”刘反问道，“你在开玩笑吗？当然是为了你被提升为电子工业部部长。”　　

“你从哪里听说的？”江大吃一惊，问道。他当时并未料到这次提升，也没接到正式的通知。　　

刘说他刚从朋友那里听说，江泽民进入电子工业部还不到一年，就被任命为部长。江问他是否能半路上停一下，给旧金山的中国领事馆打个电话，核实一下这消息。他有些担心，尽管没有流露出来。如果没有真的得到提升，他当然不想去参加庆典。结果消息得到了证实。　　

在此期间，江泽民见到罗纳德·里根总统，江抱怨美国限制向中国出售某种电子技术。　　

“我们担心你们把它用于军事目的。”里根说。　　

“那为什么你们卖小麦给我们？”江微笑着反驳说，“我们用它供养我们的士兵。”里根和江一起欢快地大笑起来。　　　　

汪道涵的上海市长任期将于1985年届满，北京方面在物色他的接班人。　　“我当然参加了让谁来接替我任上海市长的讨论。”汪道涵回忆说，“副总理万里来征求我的意见。他提出好几个极有竞争力的人选。我推荐了江。”　　

汪道涵告诫江，不要期待桂冠。据说，他告诉江，做上海市长就像是当总务科的“总管”。江回答说：“当1200万人民的总管，我感到战战兢兢，如履薄冰。”　　

在上海人的眼中，江被认为是北京方面的人。据说，当时“尽管观察家和一些官员没有低估他的能力，但很少人相信他能取得成功”。59岁的江泽民并未因人民对他期望不高而灰心丧气，立即着手作出自己的成绩。他身为市长的第一个正式举动就打破常规，没有发表讲话而是召开了一次记者招待会。江泰然自若，充满自信，邀请众多记者提问。　　

在江就任前不久，发生了一起被媒体讥笑为“冷餐事件”的愚蠢的丑闻。在一个推广电子技术发展的招待会上，几百名客人带着自己的塑料袋或其他容器来哄抢自助餐台上的食物。招待会刚开始几分钟，所有的食物就被一扫而空。第二轮添加的食物刚出现，又被抢了藏起———还有300副不锈钢刀叉也不翼而飞。混乱中，人们拦截服务生，并掀翻了桌椅。　　

这一事件对一个本已受形象问题困扰的城市来说更是个耻辱。市纪委发布通报，认定这一丑剧造成了31370元的损失———或者说是每人为26元，相当于一位工程师一周的工资。　　

江很不高兴。他曾任电子工业部部长，这些人中有很多都是他的老部下。7月，在江当选上海市长两天之后，《人民日报》报道了江严肃处理官员腐朽生活方式的决定。江这样做是与长期的传统陋习作斗争，也是一场未竟斗争的延续。他从小处着手，提倡在因公宴请时实行“四菜一汤”制，而不是准备大量奢侈的食物。但是，中国的东道主们把这项政策理解成“四大盘菜加一大盆汤”。这样，在拘泥了字面规定的同时，他们可以给客人在四个盘子里放上不同的佳肴，一大锅汤里也有很多美味珍馐。江勇敢地刮起了行动的旋风，为僵化的工作方式带来了生气。　　　　

尽管江可以利用上海市委书记的职务来确保在大学里谋得一个席位，但他更希望通过自己的学术成就来取得。他回忆起翻译过有关电力问题的俄文著作，就和老朋友沈永言联系，希望恢复这项工作。　　

“江给我打电话时，我感到很惊讶，”沈说，“他急于知道自己手稿的下落。坦白地说，我想不起来手稿到哪儿去了。已经过去20多年了，其中还有10年是消磨在混乱的‘文革’中。我告诉他我会找找看。”　　

沈在书架和壁橱中仔细查找，终于找到了这份如同出土文物一样的被遗忘的手稿。但他已找不到俄文原稿；为了安全，他的妻子可能在“文革”中将原稿卖掉或烧掉了。　　

“请帮我把手稿校对和编辑一下，”江恳求沈，“这本书对我很重要。”　　

“我才完成手稿的一半，”沈永言说，“就听到了这个令人吃惊的消息：我亲爱的朋友，江泽民，成了共产党的总书记。‘好吧，’我想，‘我们小小的出书计划就此打住了。’”　　　　

江泽民接到书记处的紧急通知，要他立即赶到北京。当他匆忙赶到机场时，发现等着他的是一架专机，但是在北京南苑机场接他的汽车却是一辆普通的大众桑塔纳。直到此时，江才被告知邓小平将在西山别墅见他……　　

当邓提出由他担任总书记时，江大为惊讶。他表示了他对邓的感谢和对党的忠诚，保证他会做党要他做的一切。“我担心，”江说，“我担当不起党赋予的伟大使命。”　　

江泽民对这一任命感觉很复杂。当时，他向邓解释说，他没有在中央工作的经验是一个缺陷，在与那些已在中央工作数十年的同事打交道时更是如此。邓回答道：“我们都支持你。我们将帮助你克服任何困难，你不必担心。”当晚，江乘同一架飞机回到了上海。　　

当江把这个消息告诉王冶坪时，她并不感到兴奋。她和丈夫分居20年后在上海一同度过的4年愉快生活就要结束了。她没有任何政治和社会野心，成为中国最引人注目的女性对她没有吸引力。王是一个很谦虚的研究人员，她更希望留在自己深爱的故乡。而且她的身体状况一直在走下坡路，对承担新的责任非常担忧。　　

江拜访了汪道涵，征求了他的意见。　　

“我知道他是总书记的合适人选，但是我能看出他的矛盾心情。所以我写了领导1840年抗英鸦片战争的中国民族英雄林则徐的一幅对联来勉励他：‘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趋避之。’大意是如果对国家有利，就要不惧生死。他不应该因为个人原因而放弃这个机会。不管前面是什么，他都应当接受这个重大挑战。”　　

汪的信心使江恢复了自信。　　

对江的大家庭来说，听到江高升的消息让他们松了口气。从5月下旬，他们就注意到江不再公开露面，担心有最坏的事发生。“对上海市委书记来说，消失这么久是很少有的，”江泽慧回忆道，“我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当忧心忡忡的亲戚打来电话，王冶坪只能说“我们平安无事”，并神秘地补充说，“没有发生坏事”。6月24日，消息宣布了，江的家庭成员和西方学者一样不知所措。　　

“如果三哥，就像他自己说的那样，毫无准备，”江泽慧说，“我们就更没有准备了！真的让我们大吃一惊。我的第一反应是历史的重担已落在他的肩上。”　　

这个消息对家庭中的其他成员也是一个负担。当时，江的长子、37岁的江绵恒，正在费城的德雷克塞尔大学电气和计算机工程系读研究生。　　

6月24日，绵恒收到了系主任布鲁斯·艾森斯坦的紧急信息，他让绵恒马上去他办公室。　　“你听说了北京的消息吗？”艾森斯坦教授问。　　

绵恒摇了摇头。他的心急速跳动起来：有事发生了。　　

“你父亲是新任的共产党总书记。”　　

“总书记？”绵恒说，他的脸涨红了。跟许多中国人一样，他也许以为自然的提升步骤是从总理提升为总书记。　　

“我有两件事要告诉你，”艾森斯坦教授说，“首先，联邦调查局和地方警察局已和我们联系过，他们愿意24小时保护你。我们不需要他们——我们会保护你。其次，我们会继续把你当一个普通学生对待。”　　

“这就是我需要的一切。”绵恒说。他的态度“赢得了所有同事的尊敬”。　　

沈永言记得江在刚刚被提升的那段日子里经常在深夜给他打电话。“我们谈了许多事情，没什么大事，经常谈论他如何适应其新生活中日常事务的形式与挫折。他处于来自方方面面的重压之下，有时晚饭之后，他就会感到寂寞。他是同我们一样的人。他的家人还在上海。”　　　　

江泽民渐渐适应了，越来越挥洒自如了。由于地位、礼仪和经常出现在公众面前的需要，江已经感到没有个人生活可言了。他向老朋友沈永言抱怨他所受到的种种约束。　　

“他不能决定自己的衣着，”沈注意到，“他经常不知道该穿什么。”有一次沈访问中南海时，一名助手打断了他们正要结束的晚餐，告诉江他需要更换服装参加下一场活动。“我问道是否可以让我跟他去看看他怎么着装，”沈笑着回忆说，“当我们走进江的卧室时，他的衣服已经摆好了。由于他要会见工人代表，他只能顺从地脱下他的西式运动茄克，换上扣子系得很高的毛装。但是他的助手，就像学校老师对7岁小学生说话一样，温和但简略地说，‘不，您必须把衬衣也换掉。’就连他的鞋子，也为他选好了。”　　

“我不到一年就不再担心了，”汪道涵说，“我感到惊讶的是我这么快就有了信心，相信江泽民能够达成他的目的并坐稳他的位置。我大大地松了一口气！当然，邓小平还健在，他答应过他将提供一切必要的支持。”　　

1992年10月召开的党的十四大，明确指出国家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就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此举具有巨大的象征意义。　　

到党的十四大结束时，江泽民已经建立起他的威信。江不仅赢得了一系列的政治挑战，他还在职权(政治、经济、媒体、军事)的所有方面发展了力量，提高了信心。后来在2003年，即他从书记的职位上退下来的后一年，回顾历史时，江把1992年的这段经历称为他个人的转折点。　　　　

1995年6月，江泽民偕夫人王冶坪前往吉林省视察工作。在长春，他们参观了第一汽车制造厂，见到了老朋友沈永言。而沈也看到，对于江的家庭来说，高层的生活并不轻松。王冶坪向沈坦言道，他们的家根本不像个家。丈夫总是要开会或者参加各种活动，常常很晚才回来。她的母亲和他们住在一起，而老人年事已高，身体每况愈下。　　

在公开场合露面始终让她作难，稍微动弹一下她就浑身痛。沈私下里对江说：“你和妻子一起出国访问的时候，你好像总是抓着她的胳膊拽着她走。在电视上，这样看起来有点别扭……”　　

江无奈地回答说：“我怎么办？要是我不扶着她，她就走不动。”　　

1994年王冶坪(随同江泽民)出访法国时，在一次国宴上，她自始自终都忍受着剧痛。她对沈永言说，她以后要尽量避免出国，而且再也不想参加宴会了，除非礼节上要求她非出席不可。但她仍然甘愿担负起必需的责任。沈感慨地说：“她变得那么坚强，真是不容易。”　　　　

到1997年初春，改革已成为十五大的主题，争论集中在“所有制”和党是否应该支持将国有企业改组成股份制公司的问题——允许机构和个人，而不仅仅是国家，拥有生产资料。　　

在中央党校毕业班上发表的一篇具有突破性的讲话中，江公开了他即将在第十五次党代会上提出的思想。这篇长达1??2万字的讲话深受重视，几乎所有的中国高级领导人全部到场。它成为当代中国改革史上的一个里程碑。　　

在人们期望甚高的讲话中，江泽民提出了将一部分国有企业转换成股份制公司的构想。江解释道，社会主义“公有制”，可以通过不同的“所有者”来保持社会主义本质，诸如合作社、集体、劳动者组织、地方和地区政府、其他数量相对较少的私营企业、个人及外国资本。　　

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冷溶说：“江主席使全党摆脱了思想桎梏，接受了不同的所有制。但他没有放弃马克思主义或社会主义。”　　　　

2000年2月底，在考察广东省的过程中，在高州这个小城，江泽民发表讲话，力图纠正普通农民经常抱怨的一些问题。江向他们保证，党将会支持他们。他对600名村镇干部说，“要把中国的事情办好，关键取决于我们党，取决于党的思想、作风、组织、纪律状况和战斗力、领导水平。只要我们党始终代表着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以及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它就会永远立于不败之地，永远得到全国各族人民的衷心拥护并带领人民不断前进。”　　

这三个短语——先进生产力、先进文化、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江第一次对它的表述，它还没有名字，也没有成为报纸头条，似乎只是在不经意间说出。然而，这并非事出偶然：江的言语简单，但它很快就主导了所有的政治性评论。　　

3月初，《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高度概括的评论员文章，这标志着江泽民提出的旨在实现党的现代化改革的思想，即“三个代表”的思想首次在全国范围内浮出水面。　　

江很清楚，要领导中国全球化的知识型经济，他必须对党的思想进行现代化改革，而“三个代表”正是这样一种机制。　　

从国家经济情况说，江对自己离任时留下财富当可自豪。当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经济正陷入停滞或衰退时，中国却发展势头强劲。中国经济在2002年的增长率为8％，2003年则高达9.1％。中国公民的态度也让他感到满意。当世界充满越来越多的不稳定和混乱因素时，中国似乎成了秩序良好的避风港。　　

退休后的新生活，江泽民拥有两套住宅，一是中南海内朴素的庭院，还有就是上海的住所。与往常一样，江每天游泳600米来锻炼身体，他说他可能准备游更多长的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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