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第二次国共合作，人们自然会想起作为中共谈判全权代表的周恩来在西安、杭州、庐山、南京所展现的政治家的雄才大略和高超的谈判艺术。然而，人们却往往忽略了这样一个史实：在西安事变前，中共还有一位谈判代表，这位代表在第二次国共合作的最初阶段，做了大量穿针引线工作，并且在与国民党的接触、谈判中，坚定地执行中共中央的谈判方针，为西安事变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实现，奠定了初步基础。这位不辱使命的谈判代表就是潘汉年。

潘汉年是1936年4月受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派遣从莫斯科起程回国担任国共谈判联系人的。在此之前，国共两党在经历了相当长一段冰炭不相容的敌对状态后，于1935年冬开始出现一线转机。为遏制日本在华势力的扩张势头，蒋介石在消灭中共基本政策不变的前提下，企图以收编的方式“政治解决”共产党。这样就有了国民党驻苏武官邓文仪在莫斯科主动约见中共代表团团长王明一事。当时王明强调国共两党的中央均在国内，谈判宜在国内进行为好，并且指定正在莫斯科的潘汉年为中共代表团派出的谈判联系人。于是，潘汉年受命回国。

1936年5月，潘汉年和正在苏联逗留的胡愈之一起从莫斯科取道巴黎到达香港。潘汉年的堂弟潘渭年在香港迎接了他们。潘汉年抵港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根据在莫斯科与邓文仪的约定，给国民党CC派头子陈立夫发信，请他派人来香港联系。第二件事就是派胡愈之赴上海，寻找上海地下党的同志，并希望由此了解一些党中央和红军的情况，以完成他此次回国的另一项任务——把共产国际与中共中央联系的密电码交给党中央。

前往上海的胡愈之首先有了回音。他在上海找到了受中共中央派遣到上海开展上层抗日统一战线工作，了解上海各系统地下党情况的冯雪峰。冯雪峰接到胡愈之有关潘汉年的消息后，马上动身并于6月抵达香港。两位左联时代的老战友此番重新聚首，虽不是组织的安排，却是意味深长。潘汉年需要与陕北中共中央取得联系，冯雪峰不久前刚刚从中共中央所在地陕北保安出来，并且已经在上海建立起可与陕北中央直接通电讯的秘密电台，及经西安抵达陕北的秘密交通线。而陕北中央此时正在谋求解决与已经中断联系达一年的共产国际重新联系的问题。虽然在潘汉年之前已有同志从共产国际携带联系密码回国，但均因种种原因未能及时送达中共中央。因此，潘汉年此行还负有将联系密码送达中共中央的任务。潘汉年在听取了冯雪峰有关陕北中央及上海的情况介绍后，并没有过多地介绍自己此行的目的，只是笼统地说明此次是受中共代表团派遣回国进行国共两党合作谈判的联系工作。不久，冯雪峰便回上海了。

送走冯雪峰，潘汉年于7月7日在香港的《生活日报》上看到一则由国民党中央委员、组织部副部长张冲化名黄毅刊登的寻人启事：“叔安弟鉴：遍访未遇，速到九龙酒店一叙。见黄毅。”叔安是潘汉年曾经用过的一个化名。潘汉年见到启事后，立即到九龙酒店与张冲见了面。张冲此次来港是受陈果夫、陈立夫之托邀请潘汉年去南京向国民党当局陈述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观点和条件的。同时，张冲告诉潘汉年，目前蒋介石对解决两党关系问题甚为迫切。

约7月中旬，潘汉年随张冲从香港坐船经上海抵达国民政府所在地南京，由张冲安排住进扬子饭店。由于此时南京正在召开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其主题是为准备抗战谋求国内政治、军事上的统一和团结，因此潘汉年的到来引起了南京方面的高度重视。他被要求将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有关国共两党谈判的主要意见写成书面材料，由张冲转呈上去。潘汉年所写的材料经陈果夫、陈立夫及部分中央党部负责人过目后，很快有了答复。陈果夫、陈立夫认为既然潘汉年来自莫斯科，因而他所写的书面材料只代表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愿望，并不能代表国内的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在此情况下他们不便直接出面，但可派曾养甫出面联络。至于以后有关合作谈判之事，他们希望潘汉年能赴陕北，在取得国内中共中央和红军方面正式谈判代表资格和有关合作谈判条件时，再到南京与二陈面谈。

潘汉年在张冲陪同下会见了当时任国民政府铁道部次长，亦是CC上层骨干人物的曾养甫。曾养甫在重申二陈的一些意见后，与潘汉年约定国民党方面仍由张冲作代表负责谈判联系工作。潘汉年的首次南京之行就这样结束了。

自南京回上海后，潘汉年开始考虑陕北之行。鉴于前次在香港与冯雪峰会面时，冯提及有通过西安至陕北的秘密交通关系，潘汉年找到冯雪峰，并与他一起研究赴陕方案。考虑到潘汉年此行事关重大，冯雪峰特意请来中共驻东北军代表，并且在西安负责交通工作的刘鼎，由刘鼎具体安排潘汉年的行程。

7月下旬，潘汉年在刘鼎的安排与陪同下，离开上海。8月8日，抵达中共中央所在地保安。在保安，潘汉年被安排住进了当时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之职的张闻天的窑洞。张闻天和潘汉年促膝长谈。随即潘汉年又向毛泽东、周恩来等同志汇报了1936年春在莫斯科和最近在上海、南京同国民党方面联络的情况，还汇报了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刚刚开过的讨论中国问题会议的精神，即放弃“抗日反蒋”的口号，以南京为首要谈判对手。接着，潘汉年又来到中共中央秘书处，将从莫斯科带回的共产国际与中共中央进行电讯联络的密码，交给了秘书处负责人邓颖超。至此，潘汉年作为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派出的国共两党谈判联系人的工作告一段落。

中共中央在听完潘汉年的汇报后，于8月10日召开政治局会议，专门研究新形势下国共两党关系，调整对蒋政策。会上，中共中央明确决定：抗日必须反蒋现在不适合了，要与蒋联合，与南京合作。会后，中国共产党对国民党、蒋介石的方针实行了重大转变，即从“抗日反蒋”到“逼蒋抗日”。并于9月1日向全党发表了著名的《关于通蒋抗日问题的指示》。

潘汉年在参加完8月10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后，即受中央派遣前往张学良部工作。但不久，即8月26日，潘汉年又收到毛泽东关于“现急需兄去南京并带亲笔信与密码去”，希望他“取道肤施”（即延安）回陕北的电报。①9月上旬，潘汉年回到保安。不久，便接到中共中央通知，要他准备不日启程，经西安赴上海与国民党谈判。

①《我们政策重心在联蒋抗日》，《文献和研究）1985年第3期。

9月24日，潘汉年携《中共中央致国民党书》、《国共两党抗日救国协定草案》（即《八项条件》）、毛泽东致宋庆龄、章乃器、陶行知、沈钧儒、邹韬奋的信以及周恩来致陈果夫、陈立夫的信等有关国共两党合作谈判的重要文件离开保安。在西安作短暂停留后，于10月中旬到达上海。就在潘汉年到达上海前后，鉴于蒋介石继续对苏区实行“围剿”，缺乏谈判诚意，10月14日，中共中央决定先由潘汉年作初步谈判代表。这样，在西安事变前，潘汉年就成了共产党方面谈判的最高代表。

考虑到国民党方面在接到中共有关合作谈判条件后将有一个讨论研究过程，潘汉年在从西安返沪路经浦口时，将《中共中央致国民党书》交给了事先约好在那里等候的张冲，请他转交给国民党中央。10月中旬以后，南京方面有了回音，张冲亲至上海请潘汉年赴南京与陈立夫见面。潘汉年随张冲抵南京后，下榻于中央饭店。第二天，即与陈立夫见面。潘汉年首先向陈立夫表明此行完全是受中共中央委托前来共商国共两党合作谈判问题。陈立夫则表示潘汉年通过张冲转去的中共有关合作谈判的文件他均已过目，但由于国民党中央还未就此事开会讨论，目前尚无正式的谈判意见，因此只能就个人的观点提几点看法。必须说明的是，蒋介石集团消灭共产党的基本意图是一贯的。1935年蒋介石命邓文仪到苏联主动与中共代表团接洽两党合作谈判问题，主要是试图借用苏联压力政治解决共产党。当这种可能化为乌有后，国共两党在莫斯科的秘密接触便停止了，1936年后，国共两党虽然就合作谈判问题进行了一系列的接洽与联络，但蒋介石对红军的进攻和对苏区的封锁与围剿一刻也没有停止。以后随着日本帝国主义步步侵入，中国人民抗日热潮的日渐高涨，特别是国民党内部斗争的激烈化，陈济棠、李宗仁、白崇禧打出“北上抗日”旗帜，发动两广事变，迫使蒋介石顾此失彼。为全力解决两广事件，蒋介石被迫对西北采取和缓政策，因而对国共谈判十分重视，并于5月通过陈立夫向曾养甫、湛小岑口授了有关国共谈判的四项条件：（一）欢迎共方的武装队伍参加对日作战；（二）共方武装队伍参加对日作战时，与中央军同等待遇；（三）共方如有政治上的意见，可通过即将成立的民意机关提出，供中央采纳；（四）共方可选择一地区试验其政治经济理想。但是，到1936年10月，蒋介石在解决两广事件，消除内部隐患后，便腾出手来，调兵遣将，云集西安，企图一举消灭红军，解决西北问题。因此，陈立夫此时的政治态度，必然带上这一烙印。陈立夫的所谓个人看法，其中心是希望中共放弃割据，交出军队由国民政府统一指挥。在这里，对等的谈判已不复存在，而是居高临下的收编。鉴于陈立夫事先声明其谈话只是个人意见，因此潘汉年对此没有作更多的辩析。会面很快结束，潘汉年随即离开南京。

回到上海后，潘汉年立即就国民党方面政治上的倒退向中共中央作了详细汇报。11月9日，潘汉年奉命去南京等候与陈立夫正式会谈。是日晚，张冲告诉潘汉年陈立夫已飞往上海，潘汉年随张冲即刻赶回上海。10日，在上海沧州饭店，潘汉年与陈立夫开始了首轮正式会谈。

潘汉年首先向陈立夫转交了9月22日周恩来致陈果夫、陈立夫的书信，并阐述了毛泽东起草的《国共两党抗日救国协定草案》的八项条件。陈立夫以冷淡的态度表明他此次完全是受蒋介石之命前来对中共合作谈判条款作答的，并就此作了具体陈述。第一，既愿开诚合作，就不好有任何条件；第二，对立的政权与军队必须取消；第三，目前可保留3000人之军队，师长以上领袖一律解职出洋，半年后召回按材录用，党内与政府干部可按村适当分配南京政府各机部服务；第四，如军队能如此解决，则你们所提政治上各点都好办。面对蒋介石在合作谈判上的倒退，潘汉年一针见血地指出：“这是蒋先生站在剿共立场的收编条件，不能说是抗日合作的谈判条件”。“当初邓文仪在俄活动，曾养甫派人去苏区，所谈均非收编，而是合作，蒋先生为甚目前有如此设想，大概误会了红军已到无能为力的时候，或者受困日本防共协定之提议，磋商合作条件尚非其时？”潘汉年坚定的立场，迫使陈立夫转换话题，提出“你我均非军事当局，可否请恩来出来一次”的设想，潘汉年断然回答：“暂时停战问题不解决，我想他是无法出来”。由于双方各守其则，谈判难以进展。张冲提议潘汉年能否先打一个要求周恩来出来与蒋谈军队问题的电报，至于蒋提到的其他各点，看有没有复电再说。潘汉年没有继续张冲的话题，而是另辟蹊径，对陈立夫提议，可否与陈先生直接所负各种政治的、群众的运动，以至于反对政学系汉奸等部分问题进行局部统一运动的谈判，以形成将来整个合作的基础。陈立夫拒绝了潘汉年的提议，并且再次要求潘汉年打一个请周恩来出来的电报。最后，潘汉年为使谈判不致陷入僵局，接受了陈立夫的提议。国共双方沧州饭店的会谈就此结束。①

①《潘汉年关于与国民党谈判情况给毛泽东等的报告》，《党的文献》1993年第5期。

事隔9天，即11月19日，潘汉年与陈立夫又进行了第二次正式会谈。其间潘汉年旗帜鲜明，坚持中共的先暂时停战，再继续谈判的原则。陈立夫则继续推出蒋介石收编红军的方案，只是把保留红军的人数从3000增加到3万，并且把前次谈判中潘汉年提到的曾养甫派代表送往苏区的国共合作谈判条件说成是子虚乌有之事。潘汉年再次拒绝了陈立夫收编红军的方案，并将中共中央提出的国共合作八项谈判条件交给陈立夫，说：“这是对民族国家最负责任的意见。”

中共中央在接到潘汉年有关两次谈判的汇报后，于11月22日致电潘汉年，指出：“恩来事忙，暂难出去。”“迫蒋停止剿共，此是目前抗日统一战线的中心关键。”①

①《迫蒋停止剿共是目前中心关键》，《文献和研究》1985年第4期。

由于蒋介石对国共合作持顽固强硬态度，并且在军事上继续向红军发起一系列进攻，以潘汉年、陈立夫出面主持的国共合作第一轮谈判陷入了僵局。12月8日，中共中央致电潘汉年，指出：谈判显无速成之望，彼方如有诚意，须立即停战，并退出苏区之外，静待谈判结果。“我们愿意以战争求和平，绝对不作无原则让步。”①

①《周恩来传》第318—319页，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坚持原则，据理力争。这正是西安事变前作为中共最高谈判代表的潘汉年在谈判桌上所展现的风采。

但是，坚持原则，并不意味着关闭谈判大门。为了既坚持中共不作无原则让步的宗旨，又把国共两党的谈判继续下去，在这段时间里，潘汉年还与四）11的刘湘、广西的李宗仁、19路军的蒋光鼐、山西的阎锡山等各地实力派就中国共产党有关国共合作的政治主张广泛交换了意见，以求与他们共同推动蒋介石抗日。

历史车轮滚滚向前，倒退必将受到历史的惩罚。

1936年12月12日，国民党著名将领张学良、杨虎城对蒋介石实行兵谏。“西安事变”震惊了全中国、全世界。事变使南京政府陷入了极度混乱。军政部部长何应钦等人极力主张“讨伐”张杨，宋子文、宋美龄等人为保全蒋介石的性命，主张和平解决事变。

西安事变发生时，潘汉年正在上海。19日和21日，他连续收到毛泽东关于向南京接洽和平解决事变及向陈立夫提出五项合作抗日要求的指示。为此，潘汉年以中共谈判代表的身份，在沪宁两地开展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工作，为周恩来等在西安争取事变和平解决作了有效的配合。

就在事变发生不久，张冲受宋子文、宋美龄之托匆匆从南京赶到上海，向潘汉年了解事变真相；过后，宋子文又通过宋庆龄，向潘汉年了解中共及张学良、杨虎城对事变的态度。对此，潘汉年就中共中央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主张及张学良、杨虎城欢迎南京方面派代表到西安面商的意见一一向他们作了传达。接着，潘汉年又根据中共中央19日的指示，从上海抵达南京，与宋氏兄妹进一步落实赴西安谈判之事。在赴南京途中，考虑到当时南京政局的动荡，为避免遭到亲日派何应钦等人的阻拦及破坏，潘汉年没有按常规在南京下关车站下车，而改由尧化门小站下车，然后乘车进城住进事先约定的宋子文家中。在南京，潘汉年再次向宋氏兄妹陈述了中共中央及张、杨关于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主张，并建议请与蒋介石、张学良均保持良好关系的澳籍顾问端纳陪他们共赴西安。同时，潘汉年又去见了陈立夫，向他转达了中共中央有关合作抗日的五项要求。

在弄清了中共及张、杨有关事变的态度后，22日，南京方面正式派宋子文、宋美龄为谈判代表赴西安面见张、杨。此时，西安方面的各派政治力量在周恩来的艰苦说服下，基本上在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问题上达成了一致。12月23至24日，蒋方代表宋子文、宋美龄，西安方面代表张学良、杨虎城、周恩来就周恩来提出的中共和红军的六项主张进行谈判，最终达成协议，西安事变和平解决。

协议是达成了，但要蒋介石履行以人格担保的协议却非轻而易举。当蒋介石在张学良的陪同下于26日安全抵达南京后，他“履行”协议的第一项措施就是将张学良扣压起来，接着又派重兵进逼西安，摆出讨伐之势。刚刚出现的和平局面，一夜之间即被浓重的战争阴影所笼罩。

为缓解西安事变后出现的紧张局势，维护和平，1937年1月亚日，毛泽东、周恩来致电潘汉年，指出：南京的进军，仅有利于政学系及日本，对民族国家及国民党则是“极大损害”了共产党与红军坚决站在和平解决国事立场上，赞助国民党一切有利于救亡图存之改革，愿与陈立夫、宋子文、孙哲生、冯焕章各方面商洽团结一致挽救危局之方法。”①并嘱潘汉年“本此方针”，速与陈立夫先生接洽。1937年1月5日、6日，毛泽东又连电潘汉年，告之周恩来在西安与蒋介石、宋子文商定的具体内容，指示潘汉年迅速在上海找宋子文接洽，弄清南京政府近日的变化，并要宋子文实践诺言。②1月21日，毛泽东、周恩来再次致电潘汉年，指示他向蒋介石接洽“和平解决后不再发生战争”问题。③

①《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件选编》第355页。孙哲生即孙科，冯焕章即冯玉祥。
②《要蒋、宋实践在西安所商定之条件》，《文献和研究》1985年第4期。
③《要求蒋介石具体保证和平解决后不再发生战争》（1937年1月21日），《文献和研究》1985年第10期。

根据中共中央指示，1937年1月至2月初，当周恩来为维持和平局面在西安彻夜不眠，运筹帷幄时，潘汉年为落实蒋介石离开西安时以人格保证的协议也奔波于西安、南京、上海等地，并就撤军、红军驻地、给养、西路军等问题与国民党进行了一系列艰苦的谈判，配合周恩来最终基本解决了西安事变的善后问题。南京停止对西安的军事进攻，国内和平局面得以最后奠定。

考虑到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条件已基本成熟，中共中央于1937年2月决定派周恩来为全权代表，继续进行国共两党的谈判。周恩来的出面，标志着国共合作已从最初的接洽、联系、短兵相接的交锋，进入了实质性启动的新阶段。在以后历时7个月的谈判工作中，周恩来以一个政治家的杰出才能，扫除重重障碍，促使第二次国共合作得以实现。

在1937年2月后的国共历次谈判中，潘汉年陪同周恩来参加了3月的杭州谈判。这次谈判在两党合作、红军改编及经费问题上均取得了一些进展。会议结束后，潘汉年作为中共方面的代表，就上述问题又与陈立夫、宋子文进行了多次协商谈判。至此，潘汉年作为国共谈判代表的工作告一段落。

从1936年下半年至1937年上半年，潘汉年先后受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及中共中央的派遣，以中共谈判联系人及谈判代表的身份，与国民党进行了将近1年的有关两党合作的接洽、联系与谈判。潘汉年以其出色的工作，使中共中央及时掌握了国民党方面对合作谈判的政治态度，从而制定正确的谈判方针。同时，潘汉年又以其既坚持原则，又留有余地，张弛结合的谈判艺术，最终推动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进程，为贯彻党的团结抗日方针作出了积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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