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解放后，潘汉年担任上海市常务副市长，同时，他又是中共中央华东局统战部副部长兼上海市委统战部部长。统战工作对他来说是“老行当”，得心应手。在新的条件下，他又作出了新的贡献。

帮助民主党派整顿发展

解放战争期间，各民主党派成员和各界人士积极投身于反对内战，要求和平；反对独裁，争取民主；护厂护校，迎接解放的斗争，与中国共产党结成了亲密的战友，为新中国诞生后的长期合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进城之初，潘汉年就陪同陈毅拜会了宋庆龄、张澜、张元济、颜惠庆等著名爱国人士，广泛听取他们对接管、改造和建设新上海的意见。在短短的一二个月内，接连召开各种座谈会，与各民主党派和工商界、知识界代表人士会晤，宣传政策，稳定人心。1949年6月1日，上海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宴请市军管会和市人民政府负责人陈毅、粟裕、刘晓、曾山、潘汉年等。陈毅在会上致词说：中国以后的根本任务就是伟大的建设事业，当与各阶层爱国同胞共同努力，来打文化仗和经济建设的大仗。6月3日，邓小平、陈毅、张鼎丞、曾山、潘汉年等设宴答谢上海各民主党派人士。出席会议的有：张澜、罗隆基、史良、郭钊沉、陈铭枢、郭春涛、胡厥文、谢仁冰等。席间，宾主交谈极为欢愉。

为了充分发挥各民主党派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作用，作为华东局统战部正副部长的陈毅、潘汉年，调查分析解放初上海民盟、民主建国会、民革、农工民主党、中国民主促进会、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等各党派与团体的现状、组织、领导成员、政治倾向、活动状况等，及时向中央汇报，并及时处理出现的一些问题。解放初期，上海各民主党派为了在新中国建设事业中更好地发挥作用，内部开展了整顿工作。有的整顿方针比较明确，整顿工作很顺利；有的工作迟缓，成效不大。对此，陈毅、潘汉年都作了了解、帮助。有的党派领导人没有在政治思想和整顿工作中建立权威，潘汉年耐心做思想工作。有位著名人士中央希望他去北京工作，但他要留在上海，经陈毅、潘汉年说服后，北上了。陈毅、潘汉年在1949年6月最早提出并向中央建议亦工亦商的盛丕华等作为工商界的代表人士，并安排盛丕华为上海市副市长，发挥了很大作用。对组织发展，有的党派内部有不同意见，有的主张以开明人士为主，有的主张以上层资产阶级及其他阶层为对象。对这些分歧，陈毅、潘汉年都向中央作了反映并积极做工作。

从1949年9月到1950年5月，在潘汉年主持下，统战部连续召开数次各民主党派座谈会。一方面向各民主党派人士报告当前形势和党的方针、政策，征求大家意见。同时，也就各民主党派的建设和发展交换意见。如在1950年5月30日座谈会上，潘汉年根据中共中央与各党派中央协商规定的各党派分工原则，提出上海各民主党派组织内部整顿完毕的可以发展组织；同时建议注意质量，不要单纯追求数量，要以严肃慎重的态度来发展组织。

当时，在党内某些同志中存在瞧不起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的现象，对民主党派的发展问题有不正确的认识和理解。1950年上海九三学社上海分社成立，有人认为：他们总共没有多少人，也要建立一个组织，是否有必要。对于这一情况，潘汉年在党内做工作，强调说，党不是孤立的，要团结最大多数的人民一同前进，对民主党派的作用要有足够的估计。

1951年3月16日，潘汉年根据中央指示精神在市委统战工作会议上正式提出要“有计划、有步骤地帮助各民主党派发展”。并要组织部挑选一批较好的党团员进民主党派帮助工作。他并且亲自做到民主党派内部帮助工作的同志的思想工作。华东军政委员会副秘书长金学成去民建帮助工作，潘汉年对他说，上海是一个工商业城市，民族资产阶级的工作很重要，“政府工作要做，民主党派工作也要做，白天没时间，晚上也可以去”。金接受了工作，和许涤新、蔡北华、杨延修等一些人去了民主党派，帮助他们开展组织发展工作。到1956年，上海各民主党派总人数从1951年的1300余人发展到11000人，为上海地区中共领导下的多党合作的政治制度打下基础。

积极开展工商统战工作

上海是全国私营工商业最集中的城市，解放初期约有10多万户私营工商业，中国规模较大的一些民族资本企业，如申新纺织公司、福新面粉厂、永安纺织印染公司，大隆机器厂、大中华橡胶厂、南洋兄弟烟草公司、永安公司等都开设在上海。如何利用和限制民族资本企业，团结和教育民族资产阶级，对他们开展统战工作，是个重要问题。上海刚解放第六天，市政府就召集二百多名有代表性的工商界人士开座谈会。陈毅、潘汉年都在会上讲了话，从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政策去启发大家，使工商界听了之后认为是吃了一颗“定心丸”。一些在上海解放前夕去香港的人士陆续回沪。刘鸿生一回到上海，潘汉年就同他进行了亲切的谈话。当时，几位有代表性的人士邀请陈毅、潘汉年等市政府领导去吃饭。有人怕吃资本家的饭犯政治错误。陈毅笑着说：“不怕帝国主义，不怕国民党蒋介石。却怕起民族资产阶级了，真是怪事！”潘汉年支持陈毅的意见，应邀作客。实际上边吃饭边做思想工作。潘汉年曾说：“要同资本家搞统战工作，首先是要同他们接触，要同他们交朋友，要了解他们的思想状况——正确的和错误的。如果彼此隔得远远的，甚至令人望而生畏，统战工作如何做起呢？当然，政治立场是要站得稳的。”

潘汉年十分重视团结民族资产阶级投入恢复生产的工作。他对市军管会工商处的几位干部说：上海这个工商业大城市，如果工商界袖手旁观，隔山观望，光靠党、政府和工人阶级的力量，还是不容易迅速把生产与市场搞好的。他要求工商干部接近工商界人士，不要摆官架子。当潘汉年得知上海纺织工业的资本家为劳资纠纷和资金缺乏而苦恼时，立即向陈毅汇报，亲自走访荣毅仁、刘靖基等人，指示银行低息贷款，并通过市总工会做工作，说服工人大力支持。潘汉年想方设法帮助郭氏的永安纱厂，将搁在日本、香港的价值250万美元的纺织机械和原料运回上海。

1950年冬，周作民在党的政策感召下回到上海，潘汉年设宴为他洗尘，金融界各方面的负责人应邀作陪。周经营的金城银行由于受国民党金圆券风潮后遗症的影响，赤字无法弥补，不得不将投资的一个厂售给政府，以抵偿赤字。潘汉年认为，周作民在香港时，对转移民主党派负责人秘密离开香港赴东北、华北解放区曾作出贡献，我们不能忘记人家的功劳，就派市财政局局长顾准帮助周解决困难，同时表示愿意以较优惠的价格购厂。周作民对此十分感激。这样，既解决了金城银行的困难，又团结了工商界人士，加深了他们对党的信任。上海工商界中的盛康年，经潘汉年同意组织了一个工商俱乐部，定名为“七一学习会”，潘汉年第一个应邀前往作报告，使工商界的一些上层人士及时了解党的政策，并且沟通了和党的联系。

解放初期，由于政府对资本主义工商业采取加工定货、统购包销等积极扶助的措施，上海的经济逐步好转，资本主义工商业得到发展，资产阶级欢呼“难忘的1951年”。但是，随即也出现了一些资本家偷工减料、偷税漏税、盗骗国家资产、盗窃国家经济情报和行贿的“五毒”罪行。根据中央决定，上海开展了“五反”运动，成立了领导运动的市增产节约委员会，潘汉年任主任。经中央批准，上海对303户上层工商业者在市政协集中学习，采取背靠背的方式，帮助他们自学和自查，推动他们自己交代问题，接受教育。这项工作由薄一波、陈毅和潘汉年领导，许涤新具体负责。潘汉年天天询问情况，强调“把斗争和团结结合起来”。当获悉有两个资本家神色不对，就关照要做好细致的思想工作。在市委统战部工作的潘汉年夫人董慧这时也参加做303户的工作。她动员汤蒂固带头交代。汤看到别人交代问题像挤牙膏，她想出倒轧帐的办法，一口气坦白了5亿元（旧币，1亿元相当于改为新币后的1万元，下同），成了积极分子。潘汉年知道后找她谈话，询问汤坦白的数字是否真实。当了解到汤由于坦白多了，正担心今后如何做生意时，潘笑着说：“党的政策历来是实事求是。凡是对国计民生有利的工商业，国家一定是要扶植的。”潘汉年领导“五反”定案评议委员会，认真复查、评议、核实。汤后来定案核实为2亿元。也有人自报240亿元，结果核实定为3亿元的。“五反”期间，潘汉年还关心支持市妇联大胆做好303户家属工作。变阻力为动力，减轻资方的紧张情绪。由于中央和市委的正确领导，参加学习的303个资本家个个过关，定为完全守法户或基本守法户。上海“五反”运动既打击了资产阶级的进攻，又严格执行政策，让资产阶级重新靠拢我们。

重视政治协商工作

潘汉年十分重视政治协商工作。1949年12月，上海市成立了统一战线性质的市协商委员会，在人民和政府之间发挥桥梁作用。上海市各界人民一届三次代表会议，选举成立了新的协商委员会，陈毅任主席，潘汉年任副主席。下设工商、劳资、税务、文教等5个小组，隶属市协商委员会常委会领导。潘汉年经常参加各个小组的讨论，听取意见，解答问题。市协商委员会每月开一次全体会议，陈毅和潘汉年经常出席会议，和委员们一起协商许多重大问题。参加市协商会议的民主党派、工商界人士都很高兴，认为每次听陈、潘两人讲话，都很“解渴”，能解决一些思想认识问题。

潘汉年注意发挥市协商委员会的民主协商作用。解放初，上海面临各种困难：私营商业缺乏资金，原材料不足，生产停滞，公私和劳资关系紧张等。潘汉年在这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协商解决了不少实际问题。

1950年国家发行人民胜利折实公债，上海成立市推销委员会，潘汉年担任主任委员。动员全市人民认购人民胜利折实公债，解决资金短缺和财政经济困难，是市协商委员会成立后的第一件大事。陈毅曾邀请了几百名工商界人士开会，动员认购，荣毅仁当场认购了很多，但到付款时却交不出来。这时，他说了心里话：我荣毅仁不多购一些，别人还会认购多少呢？潘汉年派人进行调查，得知情况属实，于是就如实向陈毅和来上海调查的陈云汇报上海认购公债工作中遇到的困难。中央了解了上海工商界的实际情况，实事求是地削减了部分认购数目。

进城之初，收税困难，逃税漏税严重，影响国家财政收入。为此，市协商委员会成立了“上海市工商业税民主评议委员会”，吸收专家和工商界人士参加，对税收中有争议的问题进行协商和讨论，协助政府顺利完成收税任务，同时也提高了纳税人对纳税义务的认识。同时，陈毅、潘汉年根据工商界人士的反映，也调整减免了一部分不合理的税收。当时，潘汉年和许涤新还联名写信给陈云，提出了经过调查研究，和工商界协商后的比较符合实际的定税原则，既促进了工商业发展，又达到了公私两利的目的。

上海解放初期开展了抗美援朝、镇压反革命和土地改革运动。市协商委员会推动各界人士积极参加三大政治运动，扩大了人民民主统一战线。1950年下半年，上海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群众运动。潘汉年被市协商会、各人民团体和民主党派推选为上海抗美援朝分会主席。当时，上海举行了反帝爱国讲座达41次。上海抗美援朝分会发动上海各界捐献飞机、大炮，支援前线。1951年9月12日，潘汉年出席市协商会召开的劳资双方座谈会，会上，他强调指出：必须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阶级。上海原计划捐献334架飞机，计人民币508亿元（旧币）。由于上海抗美援朝分会放手发动群众，依靠广大工人，各界踊跃捐献达8491万（新币），约合飞机566架。1952年，潘汉年等接见来上海参观访问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归国代表团和朝鲜人民访华代表团华东分团的全体代表，向他们讲述了上海人民的这一无私的奉献。

为了推动市郊土地改革，市协商会组织了各界人士二百多人参加市郊土改。通过实践，使各界人士对党的土改政策有了进一步了解，促进了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

1951年上海大张旗鼓地开展了镇压反革命运动。潘汉年向市协商委员会提出建议，成立反革命案件审查委员会，组织各民主党派和各界人士参加对反革命案件的调查审理。对某些案件在量刑上有重大分歧时，或对某一案件认为材料不足等，通过市审查委员会调查核实，作出正确结论。例如申新纺织厂恶霸黄龙华一案，主审人员量刑意见不一。潘汉年得知后，一方面及时做工作，另一方面要市协商委员会组织调查团，由各陪审员、机关、团体代表与报社记者20余人组成，到工厂访问被害者，提讯与黄有关的在押犯，进行深入调查，查明黄犯重大罪行，在量刑问题上取得了一致意见。

巩固发展统一战线

解放初期，上海市协商委员会根据全国政协关于组织各界人士学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的精神，组织上海各民主党派、市工商联等二千多人参加了为期一年的学习。针对党内外存在解放后统一战线工作还需要不需要的思想，潘汉年向各界人士作了《关于人民民主统一战线问题》的学习辅导。他着重指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以后，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不但需要存在，而且在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事业中，统一战线还要进一步巩固与扩大。他指出，由于中国经济的落后，要实现国家的工业化，就一定要让中国的资本主义有一个相当大的发展，才能走向社会主义；民族工商业在五种经济并存中有一定发展前途，但同时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的矛盾，工人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统一战线必须由工人阶级（通过中国共产党）领导。潘汉年还谈了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内部关系问题，他指出：各个阶级的代表都有依据共同纲领平等发言，共商国家大事的权利。各个阶级阶层在共同纲领的大前题下，都代表着各自的合法利益。在统一战线内部有团结有斗争。

上海解放之后，中共上海市委和市人民政府为了加强和巩固统一战线，妥善安置了13万国民党军政人员和9000多名失业知识分子。著名学者和爱国民主人士还被提名当了全国政协委员，体现了党最广泛的团结各阶层人士的统战政策。1951年和1953年，上海先后设立了市府参事室和文史馆，安排了一些德高望重的名流。“味精大王”吴蕴初、“煤炭大王”刘鸿生从香港回沪后不久，即被任命为华东军政委员会委员。韦悫、盛丕华、金仲华、荣毅仁、赵祖康、胡厥文等党外人士先后就任副市长。陈毅和潘汉年都很重视党外副市长，要求办公厅为他们配好秘书，及时送阅文件，要求政府有关部门及时向他们汇报，请示工作，让党外副市长做到有职有权，发挥应有的作用。

中共上海市委还十分重视市、区两级政权机关中的统战工作。1952年11月13日，市人民政府召开机关内部统战工作组成立大会，市委、市府有关负责人和民主党派、民主人士，以及专家等二千余人参加了会议。潘汉年在大会上作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市府机关内部统一战线工作的报告》。后来，他还对机关统战工作作了重要批示：“政权中党委及党组应经常讨论本单位的统战情况，支部应将统战工作列入经常议事日程之中。”并“要求政府首长应结合本单位统战情况，将成绩、缺点，联系今后如何提高统战工作，向党外干部作报告”。由于民主人士拥有共商国家和上海大事的权利，调动了各界人士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团结了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解放初期，上海呈现了一派生气勃勃的兴旺景象。

广泛结交新老朋友

统战工作就是团结和争取党外人士和民主人士，同他们交朋友，与我们一道工作。对于各界上层人士，争取、团结了一个，往往就能争取、团结一大片。各界人士，特别是一些过去对党不了解的上层人士，对中国共产党的认识往往首先是从对共产党干部认识和了解开始的。而这些人最先接触到的，就是共产党做统战工作的干部。潘汉年在担任统战部领导以后，他向华东和上海统战部门的干部反复做动员和教育工作，要求统战部干部发扬党的统战工作的优良传统，善于广泛结交朋友。

潘汉年自己作出了表率。他过去长期在上海工作，有很多老朋友，这些朋友大多是文化界和军政界爱国人士。上海解放后，他担任上海市副市长，工作的面更广、更复杂。许多新的领域和新的工作需要去做，所以，除了老朋友外，还需要结交许多新朋友。作为负责华东、上海市统战工作领导的潘汉年深知必须团结和结交更多的朋友，才能开创工作的新局面。

从上海解放的第二天起，潘汉年就开始结交赵祖康这位朋友。他关心赵祖康的工作，尊重并倾听这位党外朋友的建议。上海解放后不久，赵向潘建议，原上海市公安局代理局长陆大公在解放前夕曾做过一些有益于人民的工作，希望考虑给陆大公安排工作。潘汉年接受了赵的建议。这令陆大公十分感动。他感到潘汉年所代表的共产党人是实事求是的，并不是因为陆大公过去当过国民党的公安局代理局长而予以排斥。赵祖康也感到潘汉年是真诚信任党外的朋友。

潘汉年对一些老朋友不仅在生活上关心，而且在政治上也很关心。王昆仑是一位著名的教授，曾经是国民党的立法委员，原属于国民党的左派人士。从30年代起，他就和中共联系，并在1933年秘密加入过中国共产党。后来，由于种种原因，中断了和共产党的组织关系。但是，他还是忠诚地为共产党工作，为革命作出了重要贡献。他和潘汉年也保持着时断时续的联系。解放后，王昆仑对自己加入中国共产党的问题十分关心。为此，王请求潘帮助。潘不仅负责地向中央组织部证明了他所了解的有关王昆仑的历史情况，而且很快给王昆仑复信，潘的关心与负责态度，使王昆仑深感欣慰。

潘汉年对于一些老朋友，对于一些统战工作的对象，既有必要的关心与照顾，同时又坚持一定的原则。有些问题可以灵活处理，有一些问题必须坚持原则。新闻界一位颇有影响的人物，解放初，他提出拟编译10种新书，向主管出版的单位借了一笔数目不小的钱，但长期未还。此事在新闻出版界闹得沸沸扬扬。出版部门和统战部门都向上级打报告，拟让有关部门出面向人民法院控告。潘汉年知道后，慎重指出：此事应“提出清查积欠之办法。现在即向法院提出控诉，尚嫌过早”。后来，出版部门按照潘汉年的意见妥善处理了这件事，从而避免了矛盾进一步激化。同样，潘汉年在处理一位耆宿在沪住房租金的问题也是非常认真细致的。上海解放后，这位老人对居住的住房租金调整提高有些意见，潘汉年知道这情况后、认为对这样一位老先生必须充分照顾，不能为一点很小的事情而伤害这位令人尊敬的老朋友的感情。因此他指示：“租金照常，不宜提高。”像这样一类不因小事而伤害朋友感情的事例还有不不少。

解放初期，潘汉年担任常务副市长工作，兼职很多，每天要处理成堆的文件，听许多汇报，在百忙之中，对于统战工作中的一些小事，他都是亲自出面处理。一位爱国人士牺牲后，他的遗孀一直住在上海，由中共中央统战部负责其日常开销。上海解放后，这位女士的开销日渐增大，以至中央统战部按月给的费用不敷开销，拖欠了很多债务。久而久之，造成了一些不好的影响。因为，某女士的生活费用由中央统战部管的，上海不便直接处理。于是，潘汉年写信给中央统战部领导。后来，在潘的亲自协调下，此事才得以妥善解决。这事情很小，但很重要，很棘手。这不仅是一点钱的问题，其中还有政治影响、党的统战政策、人的感情等问题。因此，即使是对于这样一类琐碎事情，潘汉年也从不马虎从事，而是采取认真负责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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