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10月，上海与全国步调一致，在全市范围内大张旗鼓地开展了镇压反革命运动。历时三年（1950年10月至1953年底）的镇压反革命运动（以下简称镇反运动）彻底地肃清了上海地区的特务、恶霸、土匪、反动党团骨干及反动会道门骨干分子，稳定了社会秩序，巩固了上海新生的革命政权，保障了国民经济的恢复和社会各项改革事业的顺利进行。镇反所取得的成绩是巨大的。抚今追昔，许多老同志对当年的镇反运动记忆犹新。人们尤其不能忘怀的是潘汉年同志。当年，潘汉年是上海市常务副市长，分管政法工作，直接领导了这场波澜壮阔的镇反运动。他协助陈毅市长，出色地治理了这个最难管的大城市，把一个被喻为黑色大染缸的旧上海，改造成为人民的新上海。从这个意义上说，潘汉年作出了杰出的、不可磨灭的贡献。然而，由于“左”的影响，历史被颠倒了，是非被混淆了，所有的功绩被一笔抹煞，一夜之间，潘汉年成了“内奸”、“反革命”。其中，有一条罪名是解放以后他和扬帆曾掩护、包庇大批特务、反革命分子。这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词。历史的真相究竟如何呢？

一、在镇反运动中，潘汉年是坚决贯彻执行了“双十指示”和惩治反革命条例，坚决贯彻执行了中共中央和上海市委关于镇压反革命的指示的。

上海解放后，人民虽然取得了政权，但是面临的敌情还是十分复杂的。大批潜伏特务、反动会道门骨干、流氓、恶霸等各种敌对势力，趁革命秩序尚未建立之机，勾结作乱。国民党特务机关还不断地从台湾派遣特务来沪，进行侦察、暗杀、爆炸等一系列颠覆活动。新生的革命政权面临着严重的威胁。作为主管政法保卫工作的副市长，潘汉年担子重、责任大。在解放不久的日子里，他按照中共中央华东局“迅速建立革命秩序，稳定上海政局”的指示精神，与政法、公安部门等各级领导一起制定决策，落实措施，并亲临基层具体指导工作。在他的领导下，上海公安机关会同人民解放军驻军集中清理了一批残敌。在打击残敌过程中，潘汉年指出：上海解放不久，群众没有真正发动起来，专政力量不足，镇反队伍尚未组织好，对暗藏的反革命分子情况尚不明瞭。在这种情况下，在步骤上应先打击现行破坏活动的反革命分子，后清理历史反革命。事实证明，这样做是符合实际情况的，是正确的。

1950年10月，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即双十指示）。潘汉年按照市委的部署，全面动员，层层落实，贯彻执行“双十指示”的精神。他在政法系统领导干部会议上指出：上海前一阶段的镇反工作存在着右的思想错误，只注意对特务的斗争和那些浮在面上的反革命的斗争，而忽视了对那些民愤极大的恶霸的斗争。他特别指出在对待沪西恶霸柏文龙的处理上存在着宽大无边的倾向。柏文龙，人称“沪西半爿天”，他横行霸道，作恶多端。解放后，还强奸并逼死邻女及其母。像柏这样民愤极大的恶霸，只被判3年徒刑便作了事，沪西群众对此反响很大，联名上书，强烈要求人民政府制裁柏文龙。潘汉年强调，对于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恶霸，要坚决镇压。他要求公安机关把斗争矛头指向人民所痛恨的匪首、特务、恶霸、反动党团骨干及反动会道门头子等五类反革命分子，大张旗鼓地、有计划有步骤地开展群众性的镇反运动。

1951年2月21日，中央人民政府公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这是加强人民民主专政的重要法律措施，也是镇压反革命的法律武器。为了贯彻《惩治反革命条例》，作为调整后的上海市保卫委员会副书记潘汉年（陈毅为书记），组织公、检、法三家成立了案件处理委员会，以加快积案的处理，并召开了专门会议。4月11日至4月18日，上海市第二届第二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隆重召开，讨论部署镇反工作。潘汉年副市长在会上指出：“市人民政府坚决贯彻执行代表会议的决议，积极动员广大人民群众起来，开展镇压反革命的工作，纠正宽大无边、不及时、不严厉、不依靠群众等缺点。”他建议在最近期内，举行市人民政府和市协商委员会的联席会议，并建议设立“反革命案件审查委员会”，以协助审判机构提供有关重大反革命案件处理意见。他强调要“完成中央及华东局有关惩治反革命的法令和指示”。潘汉隼在这次会上进一步提出本市在镇压反革命工作中如何依靠群众发动群众的具体步骤，并决定在4月底进行一次大逮捕。这次会议通过了《关于严厉镇压反革命的决议》。会后，全市掀起了“人民群众擦亮眼睛，检举揭发反革命”热潮。在潘副市长直接领导下，公检法机关有条不紊地进行大逮捕前的一系列准备工作。成立了“上海市镇压反革命行动总指挥部”。4月23日，召开了市人代会协商委员会，成立了“上海市反革命案件审查委员会”，4月21日、26日，市委和行动总指挥部分别发出了《镇压反革命行动计划》及《对镇压反革命行动计划的补充指示》，下达了上海镇压反革命的行动命令。4月27日，全市组织出动由军、警、政府干部、工人、学生、农民组成的4445个行动小组，共3．6万余人，在“上海市镇压反革命运动总指挥部”直接指挥下，统一行动，依法逮捕了历史上罪恶重大、解放后抗拒登记继续进行破坏活动及从外地逃来上海的土匪、恶霸、特务、反动党团骨干和反动会道门头子等反革命分子8000余人。4月28日，市政府、市协商委员会举行联席会议，决定在市、区两级协商委员会设立“反革命案件审查委员会”和在工厂、企业、学校、街道等基层单位成立“肃清反革命委员会”。4月29日，中共上海市委在逸园（文化广场）召开上海市、区各界人民代表参加的万人大会，会上对9名血债累累、罪恶昭著、民愤极大的反革命分子进行控诉和公审，如曾经杀害500余名爱国人士和无辜百姓的被称为杀人魔王的国民党“苏浙人民反共自卫纵队”少将司令封企曾；“淞沪人民反共抗俄自卫军”司令刘葆珊；刺探机密、指示敌机轰炸目标的国民党保密局特务徐松坚；横行江南十余年“四霸天”之一、杀害老百姓千余人，甚至将活人剖腹挖心炒了吃的惯匪陆杏生；强奸一百多名女工的上海密丰绒线厂恶霸、流氓、特务陈小毛；勾结土匪妄图发动武装暴乱的反动会道门头子“顺政国皇帝”张顺宝；制造劝工大楼血案主凶之一、杀害梁仁达烈士的工特方擎中；横行真如一带的恶霸、特务周彼炳；杀害《文革》三烈士的刽子手任宗炳等。身受其害者纷纷登台控诉揭发。女工刘秀英，在控诉陈小毛强奸她及百余女工罪行时声泪俱下，泣不成声。控诉激起了与会群众的极大愤慨，强烈要求政府严惩反革命分子。潘汉年副市长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他旗帜鲜明地指出，对反革命分子决不能心慈手软，对敌人的仁慈就是对人民的残忍。他要求司法机关按照人民群众的意愿，严惩9名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上海市检察署副署长方行当即宣布：将9名凶犯提请军管会和上海市人民法院判处死刑。全场群众欢声雷动。广播电台转播了会议实况，280万上海人民和80万苏南地区群众收听了大会实况。大会期间，1700多个单位63万余人来信来电要求枪决9名罪犯，收到5400余封揭发控诉反革命分子的群众来信。30日，市军管会依据《惩治反革命条例》，将285名（包括上述9名）反革命分子，分别押赴刑场枪决。

一批反革命分子被处决后，人心大快，上海人民热烈赞扬共产党“替人民除了大害”，“前年上海解放，只翻了半个身，这回完全翻身了”。北站一老翁，当该区8个恶霸被处决后，跑到公安局在毛主席像前，涕泪交加，感激政府替他报了仇。东新村恶霸肖慕陶伏法后，普陀区千余群众自动集结到被内杀害的烈士墓前献花，告慰英灵。

二、在镇反运动中，潘汉年坚决贯彻执行了党的群众路线。他在各种会上经常强调群众路线的重要性，多次反复指出，要使镇反运动变成群众自觉的行动，要运用各种宣传工具进行宣传。他批评一些政法干部只会埋头苦干，不善于运用现实的活的材料去教育群众、宣传群众，不善于更有效地贯彻执行专门机关与群众路线相结合的方针。他说，要分化瓦解敌人，最大限度地孤立敌人，不发动群众是不行的。他认为，过去我们是地下工作者，敌人在明处，我们在暗处。现在解放了，历史条件发生了变化，敌人在暗处，我们在明处。因此，对敌斗争策略也必须随着历史条件的变化而变化。为了消灭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必须充分发动群众。他特别强调，要做好反革命家属的教育和争取工作。在上海，这部分人的数目很可观，要发动他们起来和反革命分子划清界线，和反革命分子作斗争，才能最大限度地打击敌人。根据这样的指导思想，上海公安机关在贯彻执行群众路线方面工作是十分出色的。广大群众充分发动起来了。在镇反高潮中，全市召开揭发控诉反革命罪行会议3200余次，收到群众检举信4万余封。政法公安机关根据举报线索，经过调查取证后，又逮捕惩办了一批反革命分子。公安机关在争取教育反革命家属工作中，成绩也非常显著，绝大多数反革命家属站到了人民群众这一边，起来揭发自己反革命亲属的罪行，有的反革命分子在家属陪同下被迫投案自首，有的反革命家属将反革命分子搜刮的财物缴公，有的交出了匿藏的枪枝弹药，反革命分子真正陷入了孤立无援的境地。

三、在镇反运动中，潘汉年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了党的政策。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潘汉年经常告诫政法系统的干部：肃清残余反革命，维护社会治安，不仅要靠政法保卫机关的强大威力，更要依靠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政策和策略，要充分发挥我党政策与策略的作用，这是我们取得对敌斗争胜利的力量所在。在镇反运动中，严肃与谨慎相结合的方针和镇压与宽大相结合的政策一直贯彻于始终。潘汉年在一次工作会议上说过，对于有现行活动的特务，不管其有无反革命历史都应根据罪证，依法从严惩办，不能以为其没有历史反革命身份就宽纵，这是错误的。对于主犯、罪恶重大的、搞行动破坏的要从严惩办，其中罪恶重大的应判处死刑。对于真诚悔改、自首立功的，应从宽处理。对于反革命中已年老或有严重残疾，失去活动能力，反革命罪行不大，就不一定逮捕关押。潘汉年十分强调实事求是。他经常对公安机关一些领导同志说，不管任务如何繁重，时间如何紧迫，一定要弄清情况，不能急躁。在杀人问题上，他同样主张谨慎从事，那时，处决一个犯人，要经过六七道手续的严格审批。在斗争策略上，他坚持在稳、准基础上的狠，对不同对象要讲究区别对待的原则。有次镇反工作会议上，一个负责同志提出某知名人士的亲属是国民党特务，应该逮捕审讯。潘汉年经过了解，听取意见，发现案情基本失实，他与有关同志研究后，决定不予逮捕，避免了一次错捕。潘汉年在对待来自敌人阵营的人的态度上是正确掌握党的原则的，并无越轨行为。事实证明，给予一批“特务”、“反革命”立功赎罪机会以后，在当时对敌隐蔽斗争战线上，确实起了一定的作用。例如，企图潜入大陆暗杀陈毅等党政领导人的军统特务刘全德，从台湾专程经舟山来沪，沿途活动情况悉数为我掌握，刘全德进入上海还未来得及活动，就落进我们布置的天罗地网。再如，曾是汪伪上海76号特工总部第二处处长胡均鹤，解放前夕，国民党内调局对他布置潜伏任务，要他留下来负责整个东南地区的特务活动，他见国民党大势已去，便寻找中共关系，投奔解放区，交出了他所掌握的潜伏特务名单，以求立功赎罪。起用这个人物，有关方面作了非常慎重的研究，并经上级同意。胡与情报委员会的其他人向上海市公安机关先后提供了一千多起国民党特务活动的线索，从中捕获四百多名国民党潜伏特务，缴获国民党特务潜伏电台八十余部。应该说，潘汉年主张利用国民党投诚人员，在原则上是必要的，正确的，并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当时除了对付特务等反革命的破坏活动外，对付流氓及其帮会势力的任务也相当艰巨。为了减少其对社会危害，主要抓住、稳住大流氓帮会头子，除了靠人民政府的威慑力量外，还要靠正确的政策与策略。主管这方面工作的潘汉年，准确而有力地执行了有关的政策与策略，收到了预期的效果。为了有效地控制局面，早在解放前，潘汉年就已经通过关系向黄金荣传递了信息，为此，黄金荣没有逃到台湾去，他为了表示悔过自新，将一些财产叫人列了一份清单交给中共上海地下党。又将自己手下的400余名帮会头目的名单，搞了一份清单交给地下党。他还告诫帮会中人不要参与国民党反动派逃离前的大屠杀活动，对地下、党能掩护就掩护，能支持就支持，要为自己留一条后路。上海解放后，黄金荣听说潘副市长在一个会议上说过：黄金荣是反动统治时期帝国主义的走狗，蒋介石的靠山，他的门徒在上海干了许多坏事。但是解放后他不走，也就是说他对祖国还有感情，对我们党至少不抱敌意，他声称不问外事，那很好，我们不必要把“专政对象”的帽子加在他头上，只要他表示态度就行。黄金荣从心里佩服共产党人的气量和胸怀，感激人民政府对他的宽大。镇反期间，他在1951年5月20日的《文汇报》上发表悔过书，除简述自己的经历与罪过外，保证遵守一切法令，并且号召他的门徒们主动向人民政府坦白自首，争取宽大处理。这份悔过书对当时的镇反运动起了有益的配合作用。

对于杜月笙这个著名的帮会头子，潘汉年也费了不少心力，一直努力做争取工作，以减少帮会流氓势力对社会治安的滋扰。解放前，潘汉年在香港向杜月笙父子打过招呼，杜父子表示一定关照手下门徒遵守共产党领导的政府的法令。

潘汉年在镇反运动中不仅仅有依靠、争取、分化、瓦解和政策感召的一面，同时还有严厉打击坚决镇压的一面。潘汉年的指导思想非常明确：首恶必办，胁从不问，立功受奖。对于那些破坏革命，严重危害社会和人民利益的反革命分子，该杀的杀，该捕的捕；对于潜伏和派遣进来的特务分子，凡拒不自首的，一经发现，都采取了严厉的打击措施；那些罪大恶极的恶霸，例如号称“沪西半爿天”的恶霸柏文龙、“江北大亨”顾竹轩等，都被处以极刑；那些残害爱国人士、革命先烈的刽子手，被坚决镇压。镇反运动沉重地打击了反革命的嚣张气焰，巩固了上海新生的革命政权，使上海治安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广大人民群众爱国热情空前高涨，各行各业普遍地掀起了劳动生产热潮。群众中流传着这样一首颂诗：“唐宋元明清，盗匪未肃清。国民党当道，特务大横行。有了共产党，镇压反革命。社会大安定，人民享太平。”不少同志回忆当年，感慨万分地说，上海镇反运动的胜利与直接领导这一工作的潘汉年殚精竭虑的工作是分不开的。运动期间，他的工作千头万绪，运动的各个环节、步骤、计划，他都要操心，许多重大问题都亲自过问。事实证明，在镇反中被镇压的一批反革命分子，都是证据确实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罪大恶极的人。这批人被镇压后，人民拍手称快，社会治安迅速好转，上海人民对此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章士别先生在致陈毅和潘汉年的信中，高度赞扬了上海解放初期的社会改造工作“宽猛相济、彪炳盖世”。

镇反运动已经历了40余年岁月，时间和历史进一步证实上海当时这场大张旗鼓的群众性镇反运动是必要的、卓有成效的。潘汉年对于上海镇反功不可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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