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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汉年在上海 作者: 黄祥豫 9.1 日月不淹 春秋代序
序诗 此仿李商隐体，虽属无题，实可解说：第一句指1926年汉年同志参加革命到1977年逝世；第二句指工作虽有成绩而今成空了；第三句指死在湖南不为人所知；第四句指其妻小董亦早已去世。说穿了，如此而已，并无深意。 我认识潘汉年同志是在1926年年底。 当时郭沫若任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南昌政治部主任，驻南昌。政治工作的范围为国民革命军的第二军、第三军、第六军三个军及江西的地方工作。政治部办了一个八开报纸，每周一次（报纸名称暂时记忆不起了），可是没有适当的编辑，从南昌、武汉都找不着这样的人。后来郭建议从上海把潘汉年同志找来。 潘到南昌接任编辑工作后，这个小报办得很严肃，也很有生气。这是一份军队报纸，方针是给士兵以适当的政治教育，既反对封建军阀，也反对帝国主义，也要求团结。到1927年上半年，政治形势突变，南昌政治部由九江移到安庆，准备进上海、南京，因蒋介石叛变，半路又由安庆折回九江，时间已在7月底了。在得到八一南昌起义的消息之后，本来政治部可以全部赶到南昌去的，但张发奎不让去，只答应郭沫若和少数人乘摇车去南昌，政治部由他接收。这样在政治部工作的共产党人只能全部撤出，都回上海向党中央报到。在潘无法去南昌的情况下，这部分回上海的同志的领队，我们就决定由潘负责。于是他就和我们分开回上海了。 在南昌短暂的几个月中，潘汉年不仅显露出编辑报纸的能力，更加显露出政治活动能力。特别是在当时政治情况下，他不过20来岁，已经能够对政治局势表示自己的看法。就在这一时期，我们结成了真正的同志友谊。 南昌起义失败了，我在1927年9月回到上海，与潘汉年又见面了。 潘回到上海之后，一下就成为上海党内的“活动分子”或者说是“积极分子”，特别在江苏省委的工作范围之内。在大革命失败的当时，少数人叛变了，不少的人消极了；汉年同志不灰心，不丧气，仍然积极为党工作，今天讲来，这是很不容易的。当时江苏省委书记是李富春同志，李在南昌任第二军党代表时，党内任南昌军委书记，李是认识汉年同志的，而且信任他。根据形势，当时有必要组成一个中央的文化工作委员会，根据潘在左派文化界的关系，由他来担任第一任书记，是很自然的。接受任务后，潘发挥了他的组织才能，首先团结了左派，成立了“左翼作家联盟”、“社会科学家联合，相应地也发展了戏剧、电影工作，使党在宣传上有能力与国民党反动派、国家主义派、改组派、托派、新月派、现代评论派进行斗争。左联、社联的工作，通过党，一直发展到北京、天津、广州、成都……，一直发展到许多大学，今天还有不少老同志，就是通过参加左联和社联的活动，走上革命道路的。 在上海，我与潘为了工作，经常见面，更加熟悉了。 大概在1931年，汉年同志离开了文化工作的领导岗位，于是我和他有一个短暂时期互不见面。1932年，我也脱离了文化工作，又和他在一起工作。但这时国民党的血腥镇压，迫使党中央无法在上海巩固地领导斗争，而江西苏维埃运动的武装斗争日益扩大，因此在1932年秋天，我奉命离开上海，前往瑞金。这一离开，又是汉年同志替我精心安排的。 在上海时期，从1927年冬到1932年秋，我们在工作上的合作既配合一致，又互相谅解，因而取得了应有的成效。 1933年，党中央由上海迁到江西瑞金以前，汉年同志先到了江西。他到瑞金后，担任苏区中央局宣传部长。我与他虽处在一个地方，但交通不便，不同在一个单位工作，所以不常见面。特别是1934年上半年，我经常离开瑞金，或是去福建河州一带，或是去雩都，临到长征出发时我才回瑞金，与汉年见面的机会更少。 长征出发时，汉年调任总政治部宣传部长，主任是李富春同志，他们又再次共同工作。长征开始时，本来想在湖南活动一个时期，为此特别组织了一个湖南干部营，成员都是湖南人，我当营教导员。湖南活动的目的未能达到，干部营解散了，成员各回原单位。我又当了新组成的干部队（都是党政干部）的指导员。干部队成立后，证明不便于军事行动，又解散了，我加入总政治部的行军队伍，编在宣传部。于是我又同汉年同志在一起，一直到1935年初遵义会议他离开部队去上海为止。 长征途中，每天在行军、宿营以后，汉年同志还要安排一些宣传工作，当时出一个油印的小报，有时候还根据行进情况，依照地区政治形势，发些宣传口号，这都是他的日常工作，他工作很主动。在行军宿营时，如毛主席的宿营地距总政治部不远，他经常会见毛主席，毛主席也很高兴见他。遵义会议后，毛主席恢复了军事领导，准备组织一次有力的战斗，消灭当面的敌人，决心把总政治部所有干部都派到连队上去，激励士气，参加战斗。汉年同志首先响应，下了连队，并对宣传部的同志指出这是毛主席直接组织的一次战斗，我们大家都要不顾一切，奋勇直前，争取胜利，拥护毛主席的正确路线。因为军事形势有变动，这一仗没有打成，下连队的干部都又回到总政治部。关于这一段行动，我始终佩服他。他没有当过兵，又是一个文职人员，但临阵前那股勇气，不亚于一个军人，而且在政治上表现了他的高度水平。 潘汉年是在遵义会议后奉党中央命令，带着遵义会议决议，离开部队去上海的。离开前，就连我，他也没有告诉，我只是在总政治部少了一个宣传部长时才觉察到的。在这方面，又可以证明汉年同志是很遵守组织原则，遵守秘密工作原则的。 1935年春分别后，到1937年夏天，我又同他在上海相逢。那时，我奉命回四川工作，而四川的工作关系，即是和刘湘的统战关系，是在汉年同志手里。我在去四川之前，必须首先去上海找着他，然后由他介绍，才能去成都进行工作。我是由西安去上海的。在上海，他详尽地介绍了联系工作情况，为我完成这次任务作了妥善的安排。可惜时局急剧变化，我没有能够完成这个任务，又由成都回延安了。1938年初，他奉命去香港，我奉命去新四军，大家都离开延安，又在武汉匆匆地分手了。 1938年、1939年、1940年我始终在皖南。他大概总是在香港、上海、重庆、延安跑来跑去，我料想他在抗日统一战线上，为党做了不少艰巨的统战工作、调查工作、联系工作、宣传工作。 1941年发生“皖南事变”，我在战斗失败后突围出来，辗转到了香港，准备从香港转上海去苏北，向新四军军部报到。那时他还同廖承志同志一起，主持在香港的我党的统战工作。我向他们报告了皖南事变的经过，通过他们，把我的报告送到了党中央。 在香港，我急于只身去上海，好转回苏北军部。汉年同志认为不妥，要我在香港等他一路走。这样，我只得在香港留下来。在香港期间，他出主意，陪我去过一次澳门，慰问叶挺同志的夫人。叶挺同志在皖南事变中被俘，我既到了香港，有责任去慰问叶夫人。在留香港期间，潘还叮嘱我不要出去乱走，更不要暴露新四军的身份。即或在香港的熟人之间，也不要来往过密，以免去上海后惹麻烦。过了三个星期，他陪我坐船到上海，一路平安。到上海后，他把我交给江苏省委，然后派交通把我送到苏北。在整个香港、上海逗留期间，他还怕我花销不够，给了我一定的费用。住在上海，有时他也来我住处看我，要我注意安全。1941年夏天，我终于回到苏北盐城军部。1955年“潘扬事件”发生后，有好多疑点，使我不大相信这个案子。他要出卖我，真不费吹灰之力，但他反而多方为我着想，是不是看在我们两人交情的份上？可是在他的身上，也没有其他什么人出问题，又是为的什么？ 华东局和新四军军部在淮南黄花塘时期（1942年—1945年），上海工作归华东局管，潘有时也从上海到华东局报告工作，或者留在华东局一个短时期。那时饶漱石颇不安分，总想挤走陈毅同志，并且挑拨部分糊涂干部反对陈老总。但大部分同志都不赞成饶漱石的做法，拥护陈毅同志。这些同志后来迫不得已向中央写了一个报告，反对饶漱石，支持陈毅同志。汉年同志在上海工作，与华东局和军部内部没有直接的关系，但也卷入了这个斗争，支持华东局和军部广大干部的正确意见。这个给中央的报告，就是汉年同志受这些同志的委托从军部带到延安转到中央手中的。可见他在党内斗争中也是是非分明的，有原则的，并且勇于支持正确的一方面。 1945年日本投降，1946年到1949年解放，我都在北方工作，没有见过汉年同志。以后一直到1955年，有时他到北京开会，遇到一起；有时我从国外回国休假，到上海，他以主人资格招待过我。这段时间，社交活动多，工作关系少，这就没有什么可记录的了。至于他在上海任职期间，现在上海还有不少干部、不少党员、不少非党人士，和他共同工作过，有过工作关系，有过私人来往，或者直接间接认识，他的工作成就、工作态度，他们当然都很熟悉。我不曾在上海工作过，就很难说什么了。当然，他并不是什么完人，任何缺点都没有；在上海的工作，也并不是全无可以指责的地方。但就他本人而论，自有他引起上海同志们怀念他的地方。 1955年春以后，因为他和我是众所周知的好朋友关系，我也受到一些嫌疑，虽然时间很短。事后甚至有负责同志追问过我，“潘汉年的事你难道一点都不知道吗？”所以对于这个案件，我也就只能躲之唯恐不及了。我知道什么呢！他是1977年在湖南去世的，距今已5年过去了。重新来回忆这段历史，从1926年算起，我们大家都经历了一场接一场的大风暴，有时惊心动魄，有时也目眩神伤。党的60多年的斗争经验教训，既有积极的，大部分是积极的；也有消极的。消极的东西，有如病毒一样，肯定地影响了党的健康发展。从“潘扬事件”，以至“文化大革命”，沉痛的教训，总值得时时警惕，永为鉴戒，不可翻覆。 汉年同志逝世于湖南，使我不得不想起屈原的《离骚》。如：
“日月忽其不淹兮，春与秋其代序。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迟暮” 1982年11月25日于北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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