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场上的贺龙，口衔烟斗，指挥若定，这几乎成了他给人们留下的最难忘的印象。在人们心目中，他是一位“百战沙场驱虎豹”的英雄，具有“粉骨碎身若等闲”的风度。然而，生活中的贺龙展现给人们的却是另一番风采……

贺龙有着丰富的个人特质，只要一提到他的名字，熟悉他的同志嘴边总会挂上微笑。关于贺龙的传说多得不可胜数，有许多是百分之百的事实。

贺龙从小就识字不多，但会写自己的名字。他下达命令的时候，总是把自己的名字写在战士的左手上。战士回到自己的连队，背诵完命令，就举起左手，出示贺龙的亲笔签名。

1927年南昌起义失败后，贺龙开始自学读书写字，他几乎全凭记忆，每学一篇课文，就反复诵读，直到学会了里面所有的字为止。

贺龙也许在某些方面比其他高级指挥员粗疏一些，然而在外向的粗疏中，却隐藏着对被压迫者的深切同情。他是一个爱嘻闹的人。在街上，他喜欢逗弄孩子，常“抱起一个挣扎着的小孩，夹在腋下走半条街，然后把他放走，用一个铜板或一块糖哄得他高兴。

贺龙曾对人谈起过自己的人生哲学：“我相信运气，你不能阻挡它，既不能把运气关在门外，也不能插上门不让它进来。只要有运气，总是会走运的。”

贺龙又高又壮。“贺龙同志象老虎一样强壮。”朱德同志这样称赞他。“我在长征中，一次也没有看见过他显出疲惫的样子。好几次，他还背着负伤的战友呢！”

的确，仅从贺龙的外貌看上去，也令人产生这样的印象。

他的全身，从头到脚，都充满跃动的活力。贺龙是不能静坐不动的。他的动作，和他那声如飞雷的南方乡音一样令人瞩目。

贺龙是很容易识别的——口里叨着他喜欢用的烟斗、胡须浓黑而整齐。他那充满俏皮的眼睛，总含着笑，仿佛在寻找讽刺的好材料。贺龙曾对人说：“他开始留胡子的时候只有地主军阀才留胡子，他不相信为什么农民就不能有胡子。”贺龙喜欢和他的政委关向应下棋。谁输了，就得把胡子剃掉。虽然这种事不常发生，但有时贺龙的胡子确也不见了。关向应同志曾对美国记者尼姆·韦尔斯女士谈起对贺龙个性、品格的印象。他说：“贺龙是非常坦率和英勇的，有着一种特殊的战士风格。他作决定迅速而明确，有着巨大的自信。他作战时计划得非常仔细，他所有的决定都是稳当安全的。他对待部属很周到，但他们如果犯了错误，就严格执行纪律。他的政治理解力是很强的，并且对党诚实和服从，总是小心谨慎地遵循党的路线。作为个人，贺龙为人和蔼而朴实，几乎是孩子似的坦白。他非常健康强壮，喜欢骑骏马。他抽香烟——

除此以外就没有什么别的嗜好了。”

贺龙活跃健谈，他讲起故事来，手舞足蹈，谈谐有趣，不愧是这方面的老手。他常讲到他小时候的事情：“年轻的时候，只要一提起我贺龙的名字，地主马上就会收拾细软逃命。”这时，他总是预先传言他还有好几英里地远，然后敲响地主的大门，微笑着说：“哈，我来了！”

贺龙从不讲究形式。长征中，他要么打赤脚，要么穿草鞋，脚上总裂着大口子。他对于军队的形式毫不在意，有一次有人问他为什么他有三万人的队伍，却说只有一团人，他扬起头来哈哈大笑说：“我数不过来！”一次贺龙视察青岛海军学校，却走进欢迎他的仪仗队中，和张三拉拉手回李四家在哪里，中午又在院子里和学员们蹲成一圈吃饭，闹得偌大一个食堂空着，苏联高级顾问很不高兴。贺龙说，我就看不惯这一套。

贺龙顾全大局，丝毫不带有私心杂念。他与肖克在战争年代结下了密切而持久的战斗情谊，被美国记者、《长征——

前所未闻的故事》一书的作者哈里森·索而兹伯里称为“一对生死朋友”。一九三1934年，这两位将领在贵州东北部的印江县木黄镇会师。四天之后，他们进入四川，在南腰界举行了庆功宴。这次会合，完全没有象毛泽东和张国焘的会合那样引起那种病态的猜忌。

“他是个出色的将领”，贺龙在“文化大革命”中蒙冤惨死后，肖克声音沉重而满怀激情地说：“他是个伟大的革命战士，是我敬爱的老上级”。

贺龙早年赶马驮运，长途跋涉，生活很艰苦。由于勤俭精明，还是为家里挣了一些钱。武昌起义胜利，推翻清王朝。

桑植到处传说：“民国反正，穷人翻身。”随着贺龙赶马收入有了点钱，生活也开始好转。也就在这时，他们家庭成员多了一位新人。那是在一九〇六年贺龙十岁时，腊月，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贺龙与比他大几岁的原燕罗界邻居贫农女儿徐月姑成了亲。第二年秋，徐月姑生了个女儿叫贺金莲。几年后徐月姑病故于南昌暴动。这是贺龙的第一次婚姻。

南昌起义后贺龙去湘鄂西拉队伍，女儿贺金莲留在上海。

当时的上海白色恐怖，贺金莲自幼体弱多病，这时不仅无法及时治疗，而且为了对付敌人的搜捕还要经常搬家藏躲，日日夜夜担惊受怕，这样搬来搬去，没有多少天就把孩子给拖累折磨死了。

贺龙对这个在苦难中出生而又夭折的女儿十分疼爱怀念。后来他回忆起这件事，还悲愤地说：“上海还埋着我们贺家一口人嘛！”金莲去世二十多年后的1935年秋，贺龙带领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六军团，从桑植刘家坪出发开始长征。在告别家族时，还从衣袋里掏出一幅鞋扣绊，说：“这还是金莲给我做的布鞋上的扣绊！”

贺龙的第二次婚姻是在长征前开始的。他在湘西娶蹇先任为妻（蹇先任的妹妹蹇先佛与肖克结婚）。蹇先任出身豪门，结婚后与贺龙感情甚笃，跟随贺龙参加革命，出生入死。1935年11月，贺龙正在前方，蹇先任生下一女。当时贺龙正好打了一个大胜仗，王震发电报把这个消息告诉贺龙，电报上写着：“祝贺贺副主席生了一门迫击炮。”贺龙看了后非常高兴，大笑不止。后肖克为贺龙的这个女儿取名为贺捷生，意为“战斗告捷时所生。”

贺捷生出生十八天就随贺龙指挥的红二方面军长征，被称为“最年幼的红军”。她随红军到达陕北后，抗日战争爆发。

因贺龙南征北战，只好把她送回湖南桑植老家托人带养。直到解放，贺捷生才回到父亲身旁。

蹇先任后在战斗中牺牲。

1942年，贺龙与薛明结婚。婚后，两人相敬如宾，一起度过了无数个难忘的岁月。

战争时期，为了革命，贺龙与薛明在一起的时间并不多。

贺龙戎马倥偬，今日陕甘宁，明日冀中，晋西北，转战于黄河两岸，出没在敌前敌后，然后就是跨越秦岭巴山，进军大西南。两人少有短暂的相聚，多是长久的离别。

1944年9月，陕北延安连降大雨。二十八日，薛明为贺龙生下一个男孩。毛泽东当即给贺龙打去电话说：“贺龙同志啊，恭喜你半百得子……”

1944年薛明怀有身孕时，贺龙的老搭档关向应即为要出世的孩子取好名字。当时，关向应与薛明商量说：“如果是个男孩，应该找一个我们大家都喜欢的名字给孩子。大家都喜欢岳飞，所以孩子的名字应该同岳飞的名字有联系。贺龙的字是鹏举，名字要有‘名’有‘字’，所以就要在岳飞的名和字中各取一个，就叫‘鹏飞’好了。”不久，关向应病逝，贺龙十分难过。为了有纪念意义，贺龙也薛明商量孩子的名字就叫“贺鹏飞”。

1945年日本投降，国民党抢夺胜利果实，贺龙率部队进军丰镇、集宁，车过延安的柳树店的家里时，保姆抱着贺鹏飞在路边迎候，贺龙在卡车上伸出手来和贺鹏飞握握手，只说了句：“长大了当兵。打完仗再见！”然后就驱车远去。

全国解放后，特别是贺龙一家来到北京后，党和国家给予贺龙的责任日益重大，他日夜忙于繁重的军政工作。平时总是清晨匆匆离去，夜晚迟迟归来，再加上长时间外出开会、视察，和家人在一起的时候更少了。对此，贺龙心里始终深感愧疚。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贺龙受到迫害。周总理为了保护贺龙，于1967年1月19日派人把贺龙夫妻送到了京郊的山区。两人总算朝夕相处了，然而却是在那样的境遇之中。

这年夏天，林彪一伙背看毛主席，绕过周总理，把黑手伸到了贺龙夫妻的住处，加紧了对贺龙的迫害。不久，七十一岁高龄的贺龙患了糖尿病。

林彪、“四人帮”集团对贺龙进行了凶残的迫害。他们以水源困难为由，连续四十五天几乎断绝了水的供应，大热天，每天只给一小壶饮水。薛明脸不洗，口不漱，忍着难耐的干渴，为的是让贺龙有口喝。

一次，贺龙为了接雨水，不慎摔倒，扭伤了腰。剧烈的疼痛使他十八天靠在椅子上不能动，大便也解不下来。薛明拿来氧气筒上的导管，用嘴含了洗衣服的肥皂水为他灌肠，肥皂水把薛明口腔的粘膜都烧坏了。

在那些困难的日子里，薛明为了照顾好贺龙，长时间地睡在地板上，不梳头，不洗脸，耳朵里竟然结了一层蜘蛛网……

贺龙与薛明就是这样在患难中度过了一天又一天。

1969年6月9日下午三时四分，贺龙被迫害致死。

不久，薛明受周总理瞩托，写下了《向党和人民汇报》，将贺龙遭受迫害时的生活情形公诸于众……

贺龙与蹇先任生下的女儿贺捷生，解放后不久考上了“北大”历史系，毕业后被分配到青海民族学院教书，在那里工作了五年。“文革”期间，因受牵连，被剥夺公民权利，下放劳动改造，这期间，她经受了常人难以想象的痛苦。被审查达五年之久。在这期间，先是前任丈夫弃她而去，接着父亲惨死，继而十二岁的女儿上吊自杀。不久，她的第二任丈夫又被迫害致死。直到林彪死后，她才暂时解脱，回到北京，在中国历史博物馆工作。

1975年4月，贺捷生写信给毛主席，要求寻找贺龙遗骸，补行丧礼，讣告国人。六月，她接到通知，贺龙的骨灰安置仪式将秘密进行，“不致悼词，不献花圈、不治丧、不报导、不宣传”。贺捷先十分气愤，再次上书毛主席，并请邓颖超同志转交给周总理。周总理在医院得知真情，当即亲自给毛主席写信，并附上贺捷生的信。过了两天，事情有了着落，周恩来打电话给贺捷生，表示自己将抱病前往参加贺龙的骨灰安葬仪式并亲自致词。

贺捷生在文革末期致力于为老同志的平反工作，同中共中央一些在“文革”中一度被打倒、后又陆续复出的元老们关系密切。那时，她为了把下面的一些材料捅到上面，想尽了各种办法。她虽然不会抽烟，但随身总带着一包烟和一个打火机，为的是在紧要关头及时烧毁材料。

现在她在解放军总政治部从事宣传工作。同时，为圆昔日文学梦，在业余时间写起书来，创作了一些颇受欢迎的文学作品。1984年，她的《青青畅想曲》、《击毙二王》、《祝您一路平安》在《昆仑》和《人民文学》上发表。不久，由她执笔编写的电影剧本《残月》，由珠江电影制片厂拍摄，并获得很大成功。

1978年，邓颖超亲自为贺捷生举行婚礼。新郎叫李振军，当时任湖南省委书记、湖南省军区政委，是一名儒将，在戎马生涯中，不但能征善战，而且能吟诗作对。

1988年，贺捷生被授予大校军衔。

薛明与贺龙结婚后，共生有两女一子。女儿分别叫贺晓明，贺黎明，儿子就是贺鹏飞。贺晓明曾在北京市旅游局外事办工作，后加入富利公司。贺黎明“文革”之后毕业于北京外贸学院，1983年曾在香港光大实业公司事务部当秘书。

“文革”初期她曾到廖承志家避难，与廖承志之子廖平结为夫妻。

贺鹏飞小学时就读于北京育才小学。1962年，于北京男四中高中毕业，学业一般，据说体育成绩相当好。有趣的是，贺龙当时任国家体委主任，不知二者有无关系。贺龙希望鹏飞进清华大学读书，但他还达不到清华大学的录取线，而象这样的高干子弟本可以保送进大学，然而贺龙严于律己，没有这样做。这一来，贺鹏飞竟连续两年没有考上大学，一直留在男四中高三补习直到一九六四年才考入清华大学。

文革初期，贺鹏飞成了清华大学“造反派”的首要人物，曾一度与几个高干子女左右了清华大学的红卫兵运动，据说他们当时旗帜鲜明地支持刘少奇。后来，随着贺龙夫妇相继被打倒，他本人也从“红五类”变成了“狗崽子”。

贺龙被打成“反革命”后，当时的中央文革发通辑令捉拿贺鹏飞。贺鹏飞和贺晓明把妹妹贺黎明藏到廖承志家后，兄妹连夜逃出北京，改名换姓，在一条往返于津沪的货船上当苦力糊口为生。当时贺鹏飞大学尚未毕业，周恩来经过多方打听查找到他们兄妹的下落并担保不再逮捕他们，贺鹏飞和贺晓明这才回到学校继续学习。

1967年10月，贺鹏飞患了重病，无法就医，当时尚未被打倒的陈毅仗义执言，才把他送进了医院，但一场大病还没有痊愈，新的迫害又落到了他的头上。中央文革领导小组以“企图外逃”把贺鹏飞、贺黎明兄妹及其他一些高干子弟送进少年管教所审讯了半年。

贺黎明从少管所出来后被下放到陕北“插队落户”，贺鹏飞则进了一家工厂当工人。

文革后，贺鹏飞因学的是机械专业，所以进了北京市机械进出口公司。工作期间，与当时在该公司任资料员的北京市公安局副局长的女儿冯露结婚。

贺龙平反后，贺鹏飞于1979年前后参军，并于1980年在清华大学及国防科技大学研修军事工程诱导战术。八四年初升任为总参谋部通讯部副部长，同年七月任总参谋部装备部所属“保利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年底升为装备部副部长，次年升为装备部正职。1988年被授予少将军衔，成为最年轻的少将，属于正兵团级军官，主管全军军事装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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