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空惊雷--张太雷--第07章投入共产国际 -- 追寻梦想＞历史＞领袖风采

十月革命的炮声,把马克思主义传播到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浪潮也由于共产国际的建立逐渐席卷中国大地。1921年1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决定组建远东书记处,接收原来由俄共中央西伯利亚局东方民族处负责进行的对远东各国的联络工作,远东书记处的地点设在伊尔库茨克,负责人为原俄共中央远东局委员、苏俄红军第五军军事政治委员会委员鲍里斯·舒米亚茨基。他上任后,便任命维经斯基为远东书记处的秘书,负责日常工作。在维经斯基奉命回国之前,他向李大钊提出要一名中国共产党组织的代表去远东书记处参加工作。派谁去好呢?李大钊考虑再三,最后决定派张太雷去,他认为张太雷是最佳的人选,原因在于:1.他参加过“五·四”运动和工人运动,工作积极负责,革命立场坚定;2.他参加了北京的共产主义小组,筹建了天津社会主义青年团和共产党组织,具有一定的马克思主义水平;3.他精通英语,而且当过鲍里斯和维经斯基的翻译;4.他大学毕业后,尚无固定工作,可以立即动身赴任。李大钊把自己的决定告诉维经斯基时,还补充了八个字:“学贯中西,才华出众”。维经斯基一听是派张太雷去,非常高兴,不过他担心张太雷不愿意去,于是问道:“张先生会同意吗?”李大钊对张太雷的思想和为人都了如指掌,他信心十足地说道:“他会去的。”

果然正如李大钊所言,当他把派遣张太雷赴苏工作的消息告诉张太雷时,张太雷听了非常高兴,当即表示同意,因为他一直希望有机会到俄国亲眼目睹十月革命后的情况,那样比从书本中了解会更加直观,感受会更深;而且能够参加共产国际的工作,对中国革命的事业无疑是大有好处的,对自己也是一个难得的锻炼机会,他何乐不为呢?

决定一个人走上成功之路的往往只有关键性的几步,如果说张太雷参加“五·四”学生运动和参加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是最初的两步,那么他决定去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工作,又是他人生中最关键的一步,因为从此他就成为了一个职业革命者,开始了他为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奋斗终身的生命诗篇。

张太雷在赴苏之前,做了一系列的准备工作,比如把天津共产党组织,天津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工作向有关的人员交代,因为时间很紧急,他无法回家与亲人告别,只能给妻子陆静华写了一封长长的家书(这封家书是张太雷的亲属冒着生命危险保存下来的,由于经历了半个多世纪,信有些残损),他在信中是这样写的:

“你*****(*为残损处)是现在路已通了,****,我此次离家远游并没有什么**,你们也不必对于我有所牵挂。我觉得现在我做事,总不能说可以长久。今天不知明天如(何)。这样,心境不能安定,心境不安定是如何痛苦呵!我想最好能自己独立生活,不要人家操纵我的生活。所以我立志到外国去求一点高深的学问,谋自己独立的生活。我先前本也有做官发财的心念,所以我想等明年去考高等文官考试;但我现在觉悟:富贵是一种害人的东西。做了官,发了财,难保我的道德不坏。常常在官场中混,与那些不好的人在一起,嫖赌娶妾的事情或不能免。倘若是这样了,非特我的身体、道德要坏,恐怕家里要受莫大的苦处,你也看见多少做官发财的人们多嫖赌娶妾。倘若我做了官,发了财,我自己也不能保不替(像)他们一样做坏事。惟有求得高深的学问,既可以自己独立谋生,不要依靠他人,这样就用不着恐惧失去饭碗,心境自然也就安定,心境安定是寿长的最要紧的事,又可以保持我清洁的身体,高尚的道德;不至于像那些做官的发财人一样嫖赌娶妾做坏事。我觉悟着做官发财替(与)福气是完全相反背的;因为做官发财的总是嫖赌娶妾的。就是不嫖、不赌、不妾,他们的心境亦决不会安定的,因为做了知县想做知府,赚了二百块一月,又想三百,他们的欲望决不会满足,欲望多的人决不会长寿和安乐的。所以我说做官发财决不是福气。真正的福气是心广体胖;心广体胖一定要心中无所忧虑,要不嫖不赌不娶妾,但是一个人要心中无所忧虑,先须得生计独立,就是说做事不要靠人家引荐,要人家来请,即使人家不来请亦能有饭吃。这样,只有有了高深学问才能够。一个人有了钱要不嫖不赌不娶妾是一件很难的事,因为这种不是能够用人力禁止的,必须使他能有别种快乐之事去代替这种坏的快乐事体。求学问是一种最快乐的事。在有学问的人看,那嫖赌等多是痛苦的而不是快乐,所以他们决不会去做那种事的。你看见多少真正读书的人(如你爹爹)多是这样。所以我决计外国去游学求一点学问,将来可以享真正幸福。你也可以享真正幸福,母亲也享真正幸福。但是我们现时不能不尝一点暂时离别的苦,去换那种幸福。你情愿不情愿?我想你是一个明白人,一定是情愿的,并且赞成的。

至于家中过日(子)的问题,我于前两次的信中已经说过了。凡遇金钱紧急的时候,尽可写信与北京彰仪门大街通才商业学校吴炳文及吉林哈尔滨道里特别地方审判厅张照德。他们是我的好朋友,他们允许帮助我。荟甄四叔处已有两封信去了,母亲尽可向他要,因为这款虽然是他家给我们的,但是我们要知识铜钱是天下共有的,不必客气。就是要不着,我终设法使你们够用。因为这款只有现在可以借口问他要。家中用途不宜过省。每月用三十元却好。母亲年老亦应当吃好一点,穿好一点。你可劝母亲说不要过省。不然我在外如何安心呢?决计不要忧没有钱,吴南如等一定可以替你们想法子。如若再没有法子的时候,我也可以回来的,不过白走一趟罢了。

你可以趁这个时期中用一点功,你一定要进学堂的,所费亦不算多。你第一要选择你最善(擅)长的功课,学习了可以使你独立。我想你学刺绣及图画一定是好的。刺绣要学那新式的刺绣,如绣花卉人物山水之类。图画学了是最有乐趣的。再者图画与刺绣是有极大关系的。因为刺绣配颜色等一定要会图画的,才会配得好。我想你于这两种课都是很善(擅)长的,并且很欢喜的。这两样东西很有用处。你学好了这两样,你很可以自立了;那时你是一个独立的女子了。比较那种女子只做男子的附属品,要荣耀得多呵。你可以寻先生学习这两种功课。我想常州女学堂里一定有好先生。你不要怕费钱。要钱你可以对吴南如、张照德写信要。我现在正找报馆里的通信员之事,倘若找着了又可以有每月四五十元的进款,所以你们决计不要愁钱。除掉学习刺绣图画之外,你还要学一点普通常识,尤其对于如何教育子女,是要研究的。历史地理理科,是你应当懂一点的,国文只要多读新的白话文,可以多看小说如《水浒》、《西游记》、《红楼梦》等等。还要多看杂志与报纸,如妇女杂志,小说月报,常州局前街新群书社多有卖。同吴家大媳妇进学堂亦是很好,只不知那个学堂里刺绣图画好不好?你不要拿我的话忘记了,我希望我回来的时候,我学得很好,你也学得很好,那时我们多快活呵,那时我们大家互相庆祝了。我希望能如此!

我们现在离开是暂时的,是要想谋将来永远幸福,所以你我不必以为是一件可忧的事。我们应该在这时期中大家努力做,寻我们将来永远的幸福,这是一件何等快乐的事呵。我并没有一点忧愁,因为我有这个目的在心中,我希望你也能有同样的心思,一点不忧愁,只用心照我告诉你的用功去。母亲是很能看得开的,你再拿我这一番话说与母亲听,他老人家一定能不牵挂我的。你必要照我告诉你的做,我在外心才能安。我很感激你,我发誓我决不负你。你在家安心供养母亲,教育细苹,自己照我的话用功。

我一路有信给你,到俄国后我时常有信家来,不要忧愁。家里有什么要紧事可写信与吴南如、金宸等****。

快要动身。恭祝母*****。”

这封家书因为已残损,没有日期,从信的内容看,是写于1921年1、2月间去俄国之前。从这封信中我们可以寻找到张太雷思想的脉络以及他的志向与抱负。

新的工作会给人带来新的希望,张太雷到俄国去参加共产国际的工作,是他生命中的一个重大转折,也是他革命工作的一个崭新的开端。面对这样一个新的起点,张太雷首先感到应该给自己起一个新的名字,表示新的生命旅程的开始,向一个新的目标迈进,他考虑再三,终于给自己起了一个名字叫“太雷”,这名字与父亲给他起的名字“泰来”谐音。他之所以要给自己起这样一个名字,是要以此明志,表示他今后愿做一个响彻太空的惊雷,以唤起民众的觉醒,起来与旧势力抗争;也以此激励自己,要像巨雷一样猛烈地打击邪恶、黑暗的势力。

当时的北洋政府是严格限制中国人去俄国的,特别是此时对政治的人员是绝对禁止的。1920年瞿秋白去俄国,是以北京《晨报》特派记者的身份前去的,他当时搭乘的是中国政府派往莫斯科总领事陈广平的车去的,是公开合法的。而张太雷此次赴俄则是受中国共产党的委派到共产国际工作,当时中国共产党还是秘密的组织,不能公开身份,不可能从合法的途径前往,只好由党组织策划,由维经斯基安排,乔装成商人,走秘密路径,悄悄地进入俄国境内。他到达伊尔库茨克的时间大概是1921年3月初。

伊尔库茨克是俄国远东地区的经济中心,是西伯利亚地区的交通枢纽,也是沙皇时代流放政治犯的集散地。十月革命后,这里成了远东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中心。共产国际远东局书记处设在一栋小楼里。张太雷到了伊尔库茨克工作不久,就被任命为远东书记处中国科书记,要他筹组中国科。于是他便着手中国科的组建工作。1921年5月,上海共产党组织又派遣杨好德(又名杨厚德、杨明斋)代表中国共产党,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到远东书记处工作。在远东书记处的指导下,张太雷和杨好德共同建立了远东书记处中国科。中国科的任务是处理涉及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关系的问题;给中共和俄共两方面互通情况,并向中国共产党传达共产国际执行委员和俄共两方面互通情况,并向中国共产党传达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指示。中国科由两位书记负责,一位是张太雷,另一位是远东书记处的人员,但没有资料记载,据当时的情况分析,可能是维经斯基兼任。

1921年的俄国生活还是很困难的,特别是西伯利亚地区,由于受到白俄匪帮的骚扰,比俄国其它地区平静得更迟一些,当时正在恢复战争的创伤,实行新的经济政策,加紧生产建设,人们的生活还很贫困,城市也没有什么新的面貌,但工人阶级掌握政权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平等的,社会风气也比以前好一些。张太雷到俄国后,把全部的精力都投入到工作中,他编写了很多有关中国情况的通报,把它寄给俄国各家报社。他不仅关注中国问题及有关的事务,而且还怀着极大的热情关注国际性的工作,力求扩大自己的工作领域,以便从中汲取更多的组织经验。

1921年5月,朝鲜共产党即将成立,成立大会是由共产国际和朝鲜共产党共同筹办的,张太雷被选入组织局,在召开成立大会时,他又被选入主席团。5月4日,朝鲜共产党成立大会召开,在会上,张太雷代表中共中央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我很荣幸以中共中央的名义在大会上发言。我们大家知道,日本帝国主义是我们的共同敌人,击破日本帝国主义是我们的共同任务。要达到这一目的,就必须在共产国际的领导下,建立起同日本无产阶级的国际联合。你们是在朝鲜无产阶级数量极少的情况下,是在日本帝国主义对千百万朝鲜劳动人民实行极端残酷压迫的情况下,建立起你们的共产党的。因此,你们的工作将是极其艰难的。你们的首要工作应当是接近朝鲜劳动群众。否则,党就无法生存。我祝愿你们实现这个首要的目标……”在这次大会期间,大家建议张太雷作有关《日本无产阶级与朝鲜贫民》的专题报告,进一步阐明他在祝词中提出的有关把朝鲜共产主义运动与国际工人运动结合起来的观点。张太雷欣然接受了这个建议。立即连夜加班动笔起草有关这个问题的论文,5月7日,他便在会上作了这个专题报告。他在报告中说:“日本资本家将朝鲜的农民从世世代代居住的地方赶了出来,变成他们的奴隶,送到日本的工厂里。……日本1905年对俄战争的胜利,不仅使朝鲜劳动人民,而且使俄国和中国的劳动人民付出了巨大的流血和灾难的代价。因为这场血腥的战争是在这些国家的土地上进行的。……1892年,当朝鲜人民奋起推翻本国封建主与地主的统治时,这些封建主和地主就招来日本和中国的士兵,镇压了朝鲜劳动的起义。因此,朝鲜劳动人民既不能把自己的命运同朝鲜资本家,也不能同日本和中国的资本家联系在一起……。朝鲜的贫民和工人没有任何理由同日本的工人为敌,相反,应当同他们联合起来,以便一道去战胜远东各国人民的共同敌人——日本资本家和日本帝国主义者。……”代表大会根据张太雷的建议,决定以他的论题为基础,用日文发表对日本工人的宣言。这是张太雷到伊尔库茨克后所从事的第一件有重大意义的国际共运工作。

共产国际决定1921年6月22日至7月12日在莫斯科召开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中国共产党组织命令已在俄国的张太雷、杨好德、瞿秋白等人作为代表参加此次大会,并指定张太雷、瞿秋白撰写《致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的报告》。张太雷于5月底前往莫斯科,与志同道合的同乡、同学瞿秋白见了面,两人商议后,决定根据各自掌握的情况分工执笔,最后由张太雷统稿。经过十几天的伏案工作,反复修改,这篇长达一万六千字的报告终于在6月10日写完了。

这篇报告的内容分九个部分:1.中国的政治形势;2.中国的经济状况;3.中国的知识分子;4.中国的社会主义运动;5.中国的妇女运动;6.中国工人和农民的状况;7.中国的工人运动;8.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9.我们的前景。这份报告具有“国情咨文”和“革命决策”性质的,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来分析研究中国当时的实际情况而写就的理论性文献,它具有创建性和权威性。这主要表现在下列几个方面:

此报告对中国当时的政治和经济形势作了深刻、准确的分析,指出:“中国现在被世界帝国主义者分解成许多块各自分离的‘势力范围’,它的国民经济的潜力,它的取之不尽的自然资源被强大的外国资本套上了殖民剥削的锁链。而现在统治中国的不是一个专制君主,而是几个专制军阀。”在谈到中国的现状时说:“中国人民就成了难民,成了受国际资本主义剥削的国际无产阶级。中国的状况甚至比任何一个殖民地国家都要坏,因为后者只是受到某一宗主国的剥削,而中国却受到全世界的帝国主义者和统治阶级的剥削。”

此报告认为,鸦片战争后,“中国有许多爱国志士宣称,拯救国家之免遭外国剥削的灵丹妙药是发展本国资本主义制度。当然,这只不过是一种幻想。世界掠夺者已经把中国弄到无法发展本国工业的地步。”文中指出,中国要发展自己的工业,需要对进口商品规定“保护”关税,可是“中国的关税政策完全由外国列强控制着,它们依据强加给中国的一些条约,有权对进口到中国的商品自行规定这样或那样的关税。不仅如此,当中国商人把当地产品从一省运到另一省时,外国列强还强迫他们交纳关税(即所谓‘厘金’)。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工业经不起资本主义工业的竞争,毫无疑问,它还来不及繁荣就夭折。”在分析了中国资本主义道路走不通后,作出了结论:“用什么药可以治愈这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国家的主要病症呢?……要振兴国家的经济,要使中国人民摆脱外国的剥削,惟一的办法是建立共产主义制度。

张太雷在此报告中提出了民族资产阶级的概念,他清楚地将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与外国的资产阶级区分开来,指出:“在中国根本没有欧洲意义上的那种在国家经济中周转得快的民族资本。”他在1921年6月所写的《关于殖民地问题致共产国际“三大”的提纲(草案)》中也曾强调指出:“对于民族革命运动来说,在其开始阶段,在同帝国主义的斗争中依靠‘民族统一战线’的力量,在策略和战略上都是有利的。”并且还认为,在中国“民族统一战线”形式下的斗争中,无产阶级政党“不要丢掉自己纲领和宗主的独立性,要掌握住各国的民族革命运动,要把参加运动的群众从民族资产阶级的领导下争取到自己一边来,并且要尽可能暂时迫使资产阶级跟随革命运动,迫使他们在‘打倒帝国主义’和‘民族独立万岁’的口号下参加斗争”。张太雷所提出的这种可以与民族资产阶级组成民族统一战线的思想,在此后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所通过的《关于民主的联合战线的决议案》中得到了体现。

此报告认为:“中国是一个农业国,农民是全国劳动人口中的主要成分。”“拥有一小块土地的农民占农村人口的大部分,这是独立的小生产者,与城市贫民相比,他们的生活还过得去,当然是在国家不闹饥荒的时候。”接着指出:“在国家的经济生活中,他们这些小生产者的利益常常与城乡无产阶级消费者的利益发生冲突,因此不能指望这两类人很快结成联盟。这种联盟只有在中国无产阶级同中国地主和农场主进行斗争的过程中,在剥夺这些剥削者的生产资料——土地的基础上,才应该并且才能够得以实现。张太雷在从阶级地位、经济基础、生活状况、斗争形势等等方面分析后,明确指出:“农民几乎全是文盲,他们没有任何组织,缺乏阶级的自我意识。他们俯首听命,简直令人吃惊。……然而中国共产党知道,这种俯首听命只是暂时的,不管中国农民多么愚昧和不觉悟,他们必将同工人群众一道为争取自由和土地而同帝国主义者和农场主展开斗争。”这体现了工农联盟思想的盟芽,预见了工农联盟的必要性和可能性,这是张太雷对革命斗争策略方面的重大贡献。

马克思主义是重视阶级分析的,只有正确运用阶级分析的方法,才能分清敌我,区别革命阵营的界限,制订正确的斗争策略和工作方针。张太雷在此报告中就是从经济状况和社会地位来对农民进行阶级分析,提出中国农村有四个不同的阶级和阶层,即1.地主;2.中农;3.佃农(对分制佃农);4.雇农。他将中国工人划分为:1.机器生产工人,内分大生产企业工人和小工厂工人;2.手工业生产工人,内分小作坊主、工匠、学徒三类;3.出卖体力的劳工和人力车夫;4.女工。张太雷对中国工人、农民进行阶级分析的目的是为了明确领导方法,制定正确的策略,他在进行阶级分析方面开了一个好头。1926年12月,毛泽东发表了著名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其中不少见解与张太雷此报告中的见解非常相似。

张太雷的这篇报告是中国革命运动从“五·四”运动以后到1921的扼要总结,是当时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方面理论研究的主要成果,是中国实际状况的真实反映,也代表了那时中国共产主义者对中国革命问题认识的最高水平。不容讳言,由于历史条件的局限,此报告中还有不完善之处,但它毕竟是第一次对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总结和汇报,是第一次对中国国情的全面分析。

苏联学者M·A·但佩尔西茨对此报告是这样评价的:(这)“是中国共产党在思想上和组织上形成的可靠史料,是珍贵的文献资料。通过这份资料,可使我们确切地了解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初期情况,也反映了张太雷当时的马克思主义水平。”

瞿秋白是以北京《晨报》特派记者的身份赴苏的。1921年5月与张太雷在莫斯科重逢,他非常兴奋,但因为他们肩负着起草《致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的报告》的任务,无暇深谈。等他把自己负责写的那部分文稿完成,交给张太雷时,他有些迟疑地对张太雷说道:“太雷,我想加入共产党,你说行吗?”

张太雷听了非常高兴,说道:“当然行!你从小就立志要救国救民,马克思主义的水平也很高,对革命的态度比我还坚决,怎么不可以入党呢?”“那我现在就申请加入共产党,可以吗?”瞿秋白用希冀的眼神望着张太雷。

张太雷早就想介绍瞿秋白入党,听了瞿秋白的话之后,他立即答道：“当然可以,我愿意做你的入党介绍人。”说到这里,他握住瞿秋白的手,接着说道:“我会把你要求入党的事向组织报告,我想你的申请会很快得到批准,那样,你就可以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代表参加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

瞿秋白听了张太雷的话,激动得热泪盈眶,一时不知说什么好,只是紧紧地握住张太雷的手。

“我们是同乡、同学,今后又是同志、战友了!”张太雷的话语中充满了欢欣。“从今以后,我们要互相勉励,一道为中国革命事业奋斗终身!”瞿秋白饱含激情地说道。这一对战友,后来都用自己的鲜血和生命实践了自己的誓言。

1921年6月22日至7月12日,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张太雷和杨好德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代表出席了此次会议。瞿秋白以记者的特殊身份列席了会议。这次大会是一次规模庞大的国际盛会,共有52个国家、103个组织的605名代表参加,其中291名代表有表决权,314名代表有发言权。6月22日举行开幕式,会址在莫斯科大剧院。当时五千多座位全部坐满。由季诺维也夫主持大会,他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名义宣布开会。第一项仪式是全体代表起立,高唱《国际歌》,然后是主席致开幕词。开幕式结束后,有文艺节目演出,当时世界著名的男高音歌手夏里亚平唱了以普希金的诗谱写的歌曲,赢得阵阵雷鸣般的喝彩声,大家一再要求他再唱一首,夏里亚平便提议大家一起唱《劳工歌》,由他领唱。《劳工歌》是十月革命时期和之后苏俄工人和士兵特别喜欢唱的一首歌曲,每逢集会或队伍出发时,人们在手风琴的伴奏下,齐声高唱。这首歌曲后来由著名诗人蒋光慈翻译传播到中国,后收入他的诗集《新梦》中。为让读者对此歌有所了解,现摘抄最后三节:

“起来罢,劳动兄弟!
看啊!红霞升了,
掀开黑夜的沉阴,
这开光明的白昼来了!
我们拿着自己的标志——
自由的红旗!
他照耀,如火焰一般,
震撼他的仇敌。
早晨鲜红的霞光,
这个标志——恐怖啊,为着沙皇。
前进啊!劳动兄弟!
把沙皇的压迫抛尽!
我们的眼睛放开了,
前进!前进!前进!”

作为大会名誉主席的列宁在这次大会上先后作了两次报告,一次是在7月1日,报告的题目为《捍卫共产国际的策略的演说》,另一次是在7月5日,题为《关于俄共策略的报告》。列宁发表演讲时的情景在瞿秋白发回国内的报道中是这样描述的:“安德莱厅每逢列宁演说,台前拥挤不堪,椅上、桌上都站堆着人山。电气照相开灯时,列宁伟大的头影投射在共产国际‘各地无产阶级联合起来’、‘俄罗斯社会主义联邦苏维埃共和国’等标语题词上,又衬着红绫奇画——另成一种新奇的感想,特异的象征。……列宁的演说,篇末数字往往为霹雳的鼓掌声所吞没。……”

此次大会的内容非常丰富,发言讨论频频,会议开了二十天,竟没能给张太雷宣读《报告》的机会,只是在7月12日闭幕前的第23次会议上讨论东方问题时,才给了他一个发言的机会,但因为发言的人很多,每人只允许讲五分钟,这个机会太难得了,可发言的时间又太短了,但是这个机会无论如何都不能错过,怎么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把要说的内容都表述出来呢?张太雷决定撇开原来的《报告》,在会上作一个简短扼要、但有震撼力的发言,他主意已定,便在纸上列出提纲,写下一些关键的语句。当会议执行主席宣布:“现在由中国共产党代表张太雷同志发言。”他话音刚落,张太雷立即站了起来,快步走上台,他用炯炯有神的目光扫视了台下的听众,便朗声地说道:“为了使各位了解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我打算向大家简要地介绍一下中国正在与帝国主义作斗争的各种力量。但是,我的时间太有限了,所以我想只就远东共产主义运动的意义来谈一谈。”在简短的开场白之后,他就慷慨激昂地讲起日本帝国主义是一个应该予以解决的重要而紧迫的问题。“第一次大战以来,日本和英美一样,已经成为强大的帝国主义国家。正像帝国主义的日本现在在华北所干的那样,一旦中国全境都为帝国主义所统治,那么,日本政府就不仅可以随意掠夺和使用中国最丰富的资源和最好的劳动力,而且还会利用这些资源和劳动力对无产阶级进行斗争。这对世界革命将会成为严重的障碍!因此,共产国际和西欧各国的共产党今后有必要对远东的运动更多地加以注视,不惜一切给予支援。”

张太雷在分析了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重要性后,又对中国国内各种革命力量作了简明的介绍:“现在,青年学生们正在起来造反,他们反对中国旧的社会结构;中国的工人也在觉醒,小规模的罢工在中国不断发生;游民无产阶级占了中国居民的大部分。他们虽然还没有产生阶级意识,但是他们是革命的。”张太雷在发言中提醒大家要关心中国革命问题:“在这个伟大的事业中,各位对于中国的发展如能更进一步予以注意,那么,中国的无产阶级和中国的其他各种革命力量,也会在中国伟大事业中给各位以巨大的援助。”

最后,张太雷对重视和支援中国革命事业作了强有力的呼吁:“在必将到来的世界革命中,中国丰富的资源和伟大的力量是被资本家用来同无产阶级作斗争呢?还是被无产阶级用来同资本家作斗争呢?那就要看中国共产党,主要是看共产国际的支持如何而定了。世界革命万岁!共产国际万岁!”

张太雷这仅一千多字的演讲刚好讲了五分钟,他的演讲一结束,会场上立即爆发雷鸣般的掌声,不少代表还大声地叫道:“同意!”杨好德和瞿秋白也都使劲地鼓掌,他们认为虽然《报告》未能在会议上宣读,但宣读《报告》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寻求共产国际、远东各国无产阶级的组织和工人兄弟对中国革命运动的关注和支持,现在张太雷的发言获得了成功,这个目的也就达到了。

在共产国际三大召开时,原来没有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的议程,会议召开后,有的代表团一再要求设立关于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的特别委员会,经过共产国际的研究,决定将这个问题列入议程。

但是代表大会内有中东、近东、远东的代表提出了各自的提纲草案。在近东代表提出的草案中,提到了民族统一战线,即资产阶级、手工业者、小资产阶级、工人和农民联合起来,与帝国主义进行斗争。

但在罗易代表的提纲草案中却这样写着:“外国资本主义是通过当地的资产阶级来剥削群众的。……因而,由本国资产阶级及其思想体系所领导的运动不可能吸引广大的群众,这是因为,这样的运动不可能得到广大群众的信赖。”他是反对资产阶级加入统一战线的。这样就引起了争论。

张太雷是同意组成有民族资产阶级参加的民族统一战线的。他在所撰写的《关于殖民地问题致共产国际“三大”的提纲(草案)》中,贯穿了列宁在共产国际“二大”上提出的《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的精神,指出:“罗易同志提纲里的建议——在近东和中东经济落后的国家里,农民和手工业工人应立即同时在反对帝国主义和本国资产阶级的两条战线上进行斗争,是完全错误的。关于策略任务的这种提法,不仅对近东和中东那样一些经济落后的国家不适用,甚至对于被罗易同志无根据归入到‘先进’东方国家这一特殊类别的中国,也是不适用的。”对罗易不要民族资产阶级参加民族统一战线的“左”倾错误观点作了批判。

1921年7月9日,共产国际“三大”临近结束,青年共产国际“二大”在莫斯科召开。俞秀松受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的委派从上海赶到莫斯科来参加这次会议。张太雷是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创建人,而且人就在莫斯科,所以国内团组织也指定他作为代表参加这次会议,于是张太雷在这几天中如同“跑片”一样往返穿梭于两个会场之间,其紧张、劳累是可想而知的,好在张太雷此时正年轻、体健,而且他办事能力很强,所以能够妥善处理,巧妙兼顾。青年共产国际“二大”于7月23日胜利闭幕,张太雷当选为青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并和俞秀松一道接受了青年共产国际的委托,回国以后主持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整顿工作。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各个帝国主义国家加紧对中国的侵略,商定于1921年11月12日到1922年2月6日在美国华盛顿召开会议,由美、英、日、法、意、荷、葡、比及北京政府参加。会上要按照“门户开放,机会均等”的原则,商议如何共同侵略、瓜分中国,会地还要签订所谓的“九国公约”。

共产国际“三大”召开后,有远东代表参加的共产国际执委会决定在1921年11月份,召开远东各民族第一次代表大会,由日本、朝鲜、蒙古、中国等国与太平洋地区所有无产阶级及革命组织的代表参加,与帝国主义者召开的华盛顿会议相抗衡。

张太雷和片山潜都被选为大会的筹备人员,参加研究这次远东大会召开的方案。在制定方案时,对什么人能作为代表参加会议,产生了分歧,萨法罗夫、克拉斯诺谢科夫等人提出,只能让无产阶级革命组织的代表参加,其他的民族革命群众组织不能参加。而张太雷和片山潜等人则不赞成这种观点,他们认为采取这种关门主义的做法必定会使许多民族主义的组织,比如中国的一些秘密团体、朝鲜的天道会等,实际上是革命的组织排斥在此次会议之外,这样会影响这些组织在群众中的威信,不利于他们团结广大的群众、吸引他们参加革命斗争,特别是无法利用这些群众组织中的无产阶级和半无产阶级分子来壮大自己的力量。为了纠正萨法罗夫等人的错误观点,张太雷于7月29日给共产国际书记处写了一封信,信的内容如下:“召开代表大会的问题已经决定了,谁也不否认这次大会的必要性。会议的总任务——以革命的远东来对抗华盛顿会议的帝国主义——这一点也不存在分歧。只是在代表权性质问题上一些同志态度不鲜明。我们如前一样地同意你们的意见,即认为这次大会应当是中国、朝鲜、日本、蒙古以及太平洋地区的所有革命组织(其中包括民族主义组织在内)的一次代表大会。但是,你们所知道的一些同志却不察时局,一味地要求由‘纯粹的革命组织’来出席大会,这就是说,事前就缩小了这场反帝示威的规模。”张太雷等人的正确意见受到了列宁的肯定,会议代表的性质定了下来,无产阶级的组织和民族革命的组织、进步的群众组织都可以派代表参加。张太雷对自己的意见得到列宁的肯定和领导部门作出的决定十分高兴,他怀着极其喜悦的心情写了《关于召开远东召开远东人民代表大会的呼吁书》:

该由你们自己讲出带有决定性的话了。四年以前,在令人难以忘怀的十月的日子里,俄国无产阶级开始了世界解放斗争。你们应当使自己的队伍同这个斗争联结起来……1921年11月,帝国主义者将要举行旨在肢解远东人民的华盛顿会议。正是这一天,我们也将要在伊尔库茨克召开远东人民代表大会,其目的是要把东方劳动人民联合起来对付新的危险。

……我们的口号是:
争取国家的和平与独立!
耕者有其田!
工厂属于工人!”

从文章的字里行间可见,他对即将召开的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是那样的欢欣鼓舞,充满了期待。但是在这次会议召开之前,张太雷就奉命回国,未能参加他倾注心血、寄予厚望的这次远东会议。

这次大会于1922年1月召开,参加大会的代表来自五个代表团,其中中国有54人,日本11人,朝鲜39人,蒙古18人,爪哇及其他国家3人,共计125名代表。中国代表团中,共产党23名,社会主义青年团17名,无政府主义者1名,国民党2名,无党派人士11名。如果按社会分工来说,其中工人9名,农民9名,知识分子和学生24名,职员及其他12名。在代表中,有一位女作家,她名叫王东,是从事妇女运动工作的,她是最早到苏俄来的女革命者,后来在大革命中,壮烈牺牲在反动军阀的屠刀下。这次大会在伊尔库茨克开了第一次会议后,就转到莫斯科继续进行,列宁出席了大会,会议盛况空前,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

当时苏俄四周边境都被帝国主义重重封锁,代表们从各国来参加会议进出俄国非常不容易,中国各地的代表来苏的秘密线路和接头地点均经张太雷精心设计和周密策划,他为此付出的心血和劳动之大是可想而知的。鲍里斯·舒米亚茨基在其回忆文章中对张太雷在这次大会中的工作的出色表现是这样说的:“张太雷同志的卓越才能和他那组织家和实干家的天才在这一次大会中又得到了施展和发挥。”

在张太雷赴苏期间,中国现代历史上发生了一件影响国家和人民命运的大事——中国共产党正式诞生了。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此次会议确定了中国共产党的名称,规定了党纲、党章,明确了只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才能救中国。

由于国内形势的变化和革命工作的需要,张太雷奉命于1921年8月回国,结束了他第一次赴苏俄近半年的工作历程。张太雷到苏俄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中国科任职后,除了处理日常性的工作外,主要参加了三个会议:共产国际“三大”、青年共产国际“二大”和朝鲜共产党成立大会。并筹备了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由于参加这些国际性大会,结交了许多不同国籍的革命工作者,并且有幸见到了列宁,聆听了他的演说,这是他引以为荣的。他在十月革命的发祥地耳闻目睹了十月革命后苏俄的生产和生活情况,这种切身的体会,对他理解和运用马克思主义大有裨益,他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水平也因此有了较大的提高,对共产主义的信念更为坚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