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参与筹组武汉国民政府

鲍罗廷的公馆设在汉口旧德租界里,是个有围墙隔起来的独户小院,里面有三层楼房一座。还是按在广州的老规矩,楼上鲍罗廷办公住家,楼下划归张太雷和办公室的同志使用。

到达汉口以后,根据鲍罗廷的建议,由到达武汉的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和国民政府委员,并吸收部分共产党人参加,组成临时中央党政联席会议,代行最高职权,这个组织被人称为武汉临时政府。作为国民政府总顾问的鲍罗廷,既要参加政府的各种会议,积极为国民政府1927年元旦正式办公作准备,又要参加各式各样的会议,每逢到会必做演说。张太雷自然也跟着忙碌起来。从1926年12月28日到1927年1月11日,陪同鲍罗廷出席群众性大会8次,每次都即席口译鲍罗廷发表的演说。张太雷还有文章要写,其它工作要做,人虽劳累,心中却很愉快。

时光使者是最辛勤的跋涉者,他总是每日每夜向前行走着,永不停顿。当人们掀完1926年最后一张日历。1927年的元旦,便穿过冬日的严寒,带着新春的气息来到人间。元旦那天,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暨国民政府委员临时联席会议宣布国民政府正式在汉口办公。国民政府立即发布命令,确定武昌、汉口、汉阳三镇联合组成京兆区,定名武汉,作为国都。

当天武汉广大人民群众分别在汉口、武昌两地隆重集会,庆祝国民政府迁都武汉以及湖北省政府成立。鲍罗廷在大会上作了讲演,他以兴奋有力的语调讲着:“同志们!工友们!农友们!商友们!兵士们!及一切同志们!今天我们到这里来庆祝三件最重要的事:一、南京政府的成立。今天是中华民国十五年前南京政府成立的纪念日。二、国民政府迁到全国中心点的武汉来了。三、湖北省政府将要成立了。”

接着鲍罗廷讲了十五年前革命失败的原因:“那时候我们虽然把皇帝推翻了,但是皇帝的基础我们还没有打倒,那个基础是什么?就是帝国主义与封建制度。”在三年以前,广州召开了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以后,国民革命的基础建筑在民众身上,革命势力就一天天的发展,国民政府能迁到武汉来。随后又提出希望成立湖北省民大会,“有了省民大会,我们就可以召开国民大会,然后可以打倒帝国主义及军阀,铲除贪官污吏,以建设真正为人民利益之三民主义的政府。”鲍罗廷这时问大家:“你们大家对于开省民大会是不是同意呢?凡赞成速即召开省民大会者请举手!”话音刚落,听众刷的一下,纷纷举起了手臂,会场上像长出了一片笔直的森林。

鲍罗廷每讲一段,张太雷紧跟着口译一段,鲍罗廷演讲得很激昂,张太雷翻译得很动情,他俩配合默契,相得益彰,收到良好的宣传鼓动效果。这并不是第一次,在过去和今后的翻译工作,他都是如此出色成功地完成翻译任务。

武汉国民政府成立以后,群情高昂,喜气洋洋,百事待举,政务繁忙。张太雷也带着欣喜,怀着希冀,投入到繁忙的工作中去。1月2日,他陪同鲍罗廷出席商民召开的会。1月3日下午,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宣传队,在汉口英租界附近的江汉关前广场,庆祝北伐胜利。1月4日出席湖北省总工会第一次代表大会,张太雷口译鲍罗廷在会上的讲演词,还口译了鲍罗廷《召集省民会议问题报告》。1月5日参加国民党湖北省党部第四次代表大会,他口译鲍罗廷在会上的演说词。1月9日又出席武汉30多万人的群众大会,口译鲍罗廷的讲话。1月10日下午,张太雷陪同鲍罗廷、宋庆龄等一起参观汉阳兵工厂,在工人集会上,口译鲍罗廷的演讲词。1月11日,口译鲍罗廷作的《关于办理党报的方法》,这一阶段陪同鲍罗廷出席各种群众大会有八次之多,听了这些会上的讲话,既使到会群众受到教育,也使自己大受启发,张太雷认为鲍罗廷“他说的话对于民众运动及一般革命运动都是极有关系的。”感到应该汇集出版,“对于革命同志们有所裨益。”可惜的是,鲍罗廷以前在广州时对群众的讲话没有记录,或记录得不好,没能全部收集起来印成全集,张太雷就把鲍罗廷从1926年12月1日到1927年1月11日的九次讲话,经过张太雷口译,瞿景白(瞿秋白之弟)笔录下来的讲稿,编印成《鲍顾问讲演集》,张太雷亲自作序,交到《民国日报》馆印刷,于1927年3月31日出版,交由汉口长江书店总代售,每册定价大洋1角。

1927年1月3日,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宣传队,在汉口英租界附近江汉关广场演讲,庆祝北伐胜利和国民政府迁都武汉时,英租界当局调派水兵,用刺刀驱散群众,当场刺死中国海员1人,刺伤30余人,制造了汉口“一三惨案”。事后武汉临时党政联席会议采取措施保护群众,并通过外交途径进行交涉。5日下午,在刘少奇的指挥下,组织了30万人的反英示威大游行,并冲入英国租界,驱逐了英国巡捕,武汉政府组织了汉口英租界临时管理委员会,管理租界。国民革命军独立第二师也接管了英租界。2月19日,英国被迫将汉口和九江的英租界交还中国。这是近百年来中国反帝外交斗争史上的第一次胜利,人民大受鼓舞,张太雷也欢呼雀跃,这里面也有他的一份功劳。

第二节 参加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

事物是复杂的,受到各种因素的制约。蒋介石虽然坚持迁都南昌,反对迁往武汉,但是遭到国民党左派、共产党人及鲍罗廷的否定以后,他当时虽然控制了江西,实力还是有限,还需要利用北伐的名义乘势向长江进军,占领江苏、浙江和上海、南京一带,这是全国税收最多的富饶地区,占领了这一地区,可以大大加强自己的军力和财力。目前羽毛未丰,暂不高飞。于是在1927年1月9日为了假作表态,也是探听虚实,来到武汉.

国民党左派以及共产党人,为了争取他,还是在武昌召开了有30多万人参加的群众大会欢迎他。可是鲍罗廷在大会上讲话时,除了开始时,讲了些表示欢迎他的客气话外,强调了反对个人独裁,提出要依靠群众,提高党权。张太雷在口译时,也加进了自己的情绪,对那些有关要害和核心的话语,讲得分外清爽,特别有力。听话要听音,看人要看心,蒋介石是脑门搽油、圆滑透顶的人,听了这些话中有话、语里带刺的讲演,心中自是气愤,当着这么多群众,在此大规模的场合,他不好发作,忍气吞声,故作镇静,只有记恨于心了。

以后蒋介石就开始了报复行动,3月1日,他指使驻军杀害漳州总工会委员长、共产党员陈赞坚。3月16日,他以赴前线督察为名,离开南昌奔赴上海,途经九江、安庆等地时,指使青红帮流氓暴徒,捣毁当地拥护孙中山三大政策的国民党党部和工会、农会组织,杀害革命群众。

在一次国民党政军机关负责人参加的会议上,鲍罗廷发表讲话,严厉地揭露和批判了蒋介石背叛人民革命,镇压群众的罪行。张太雷在口译过程中,表示了极大的革命义愤。当他说到蒋介石残酷杀害农民、工人和共产党人时,凄然泪下,声音呜咽,深深感染了在场的听众,无不悲痛落泪.

1927年3月10日到17日,国民党在汉口举行了二届三中全会,在共产党人毛泽东、吴玉章、董必武、恽代英和国民党左派宋庆龄、何香凝、邓演达等共同努力下,全会通过了坚持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将原由蒋介石担任主席的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和军事委员会,改为主席团制,实行集体领导,不设主席,实际上是取消了蒋介石所担任这两个委员会的主席职务,限制他的权力。但是由于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的影响,选举当时远在国外的汪精卫担任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的主要领导职务,并继续让蒋介石担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

蒋介石对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的决议,表面上通电拥护,暗地里使用更加凶狠阴险的手段加紧对抗。终于在帝国主义和江浙财团的指使和援助下,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大肆屠杀共产党人。

4月15日,蒋介石在南京召开非法的所谓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决定成立南京政府。蒋介石掌握的南京政府成立后的第一号命令就是通缉鲍罗廷、陈独秀等197名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张太雷的名字也在这张通缉名单上。于是一股反共逆流,在中华大地上泛起。与之相呼应的是奉系军阀张作霖公然派兵冲入苏联大使馆逮捕李大钊、范鸿●等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60余人,4月28日,绞死李大钊等21位革命者。“四·一二”事件发生后,张太雷气愤难忍。李大钊被杀害后,张太雷在一次会议上无比沉痛地介绍这位老师和战友被捕与就义的经过,讲得无比激动,十分伤心,听者也为之潸然泪下。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之后,武汉的局势危急,帝国主义对武汉进行了经济封锁,他们关闭了在武汉的银行,不接受中央银行的钞票,不同武汉贸易,而且还勾结中国大资产阶级,停止了上海与武汉之间的汇兑,断绝了长江的交通。串通武汉奸商破坏金融,关闭工厂商店,再加上军阀叛变、土匪横行,造成了武汉社会鸡犬不宁,风声鹤唳,市面萧条,财政困难,革命内部也发生动摇,有一些革命同志也听信了反革命的谣言,认为蒋介石叛变武汉政府的原因,是因为工农运动过火造成的。

面对这种情况,针对这种观点,张太雷心急如焚,坐立不安,除了在口头上作解释外,他又提起笔杆,写了《武汉革命基础之紧迫问题》,发表在《向导》197期上,文章指出问题产生的原因:“现在我们的厄运是反革命给我们的,现在是反革命四面八方来压迫及从内部来破坏我们的局面,因为敌人是有组织有计划的来进攻我们,而我们是无组织的抵抗,因此我们现在落在很困难的地位。”他明确指出:“我们现在应付的方针就不应是撤退或解散我们的队伍,并一变以前无组织的反抗,使成为有组织的抵抗反革命的进攻。”他主张加强革命纪律,提高巩固国民党部之地位,支持农民打倒土豪劣绅之斗争,继续北伐,打倒长江下游蒋介石的势力。

第三节 接任湖北区委书记

事物总是发展变化着的,1927年4月,张太雷受中共中央指派,接任中共湖北区委书记,原书记张国焘调中央工作。党另派卜世奇接替他担任鲍罗廷的翻译工作。张太雷到此就结束担任长达两年之久的翻译工作,虽然在以后有的会议中,还为鲍顾问作翻译,但那只是临时性客串行为。接着张太雷就搬出了汉口的鲍公馆,住进中共湖北区委机关。张太雷和鲍罗廷虽然不是就此分道扬镳,再不来往,但也是各住一地,各司其责,不能像过去那样朝夕共处,日夜相商。分手时,大家畅谈到半夜,次日又殷殷话别,战友情谊是令人深深珍惜的。

张太雷在湖北区委工作期间,依然十分繁忙,研究工作,召开会议,写文章,还是像往常一样,每天只睡眠四五个小时,工作占据了他生活里的大部分时间。

4月10日,张太雷为《广东各界追悼北伐阵亡将士大会特刊》撰写发刊词,号召“继续先烈这种革命牺牲的精神,完成先烈未竟的志愿”,指出现在“吴孙虽倒,而张作霖尚存,本国军阀虽败,而国际间帝国主义尚逞凶横行,我们在纪念——追悼——北伐阵亡诸将士之时,当觉后死者责任之艰巨,而加以努力,将借北伐先烈之精神,熔铸成打倒军阀、打倒帝国主义国魂。”他在文章中这样写,在生活中就是这样做,日后的事实证明,他就是用自己的鲜血和生命熔铸着反帝反军阀的国魂。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以后,蒋介石在南京建立的国民政府,张作霖在北京的军阀政权,使国共合作的武汉国民政府受到东、北两个方面的夹击,是先出兵东征,还是先北伐讨奉?在武汉方面引起争论,周恩来、罗亦农、陈延年等,从上海打电话给中共中央,建议武汉国民政府乘蒋介石在沪宁立足未稳,迅速出兵东征讨蒋。张太雷亦赞成这个意见。而武汉的一些共产党人和鲍罗廷等,却主张先联合冯玉祥讨奉,然后再回师东征讨蒋。共产国际和斯大林也赞成先行北伐讨奉,陈独秀也同意这种观点,于是决定进行二次北伐。

4月19日,国民革命军在武昌南湖机场,召开第二次北伐誓师大会,张太雷也出席了大会,发表演说,热情欢送出征的将士,他对这次出师还是寄予厚望。

第四节 出席党的第五次代表大会

船行靠舵,革命靠党。在国民革命出现危机的时刻,中国共产党加强领导,研究对策,1927年4月22日至26日,中共在武汉召开了中央会议。会上讨论了五大召开的议事日程,中央委员会向大会的报告,确定了大会各委员会、秘书处的名单。张太雷参加了这次会议,被指定担任五次大会组成的政治委员会委员和大会秘书处成员。

4月27日到5月9日,中共五大在武昌召开,开幕式在武昌第一小学举行,以后会议在汉口黄陂会馆召开。出席代表80多人,代表党员57963?人。以罗易(1887-1954,印度人)为团长的共产国际代表团也参加了大会。这次大会是在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之后,中国革命处于紧急关头召开的,目的在于总结经验教训,明确中国革命今后的发展前途和确定中国共产党在紧急时期的方针任务。

在大会召开之前,瞿秋白、张太雷等对陈独秀的退让政策十分不满,他们曾经打算推荐陈延年替代陈独秀,但是陈延年没有同意,只同意在会上和大家一同批判陈独秀的错误。瞿秋白在1927年2月,就针对陈独秀、彭达之等人的机会主义理论和政策写成《中国革命之争论问题》一书,这本书曾在会上分发,可是没能引起到会同志的注意,没有讨论书中提出的问题。到会同志在会上批评了陈独秀的右倾错误。张太雷在会上先后三次发言,陈独秀也不得不承认一些错误,但这次大会没有彻底弄清和纠正陈独秀所犯错误的内容和性质。会上仍选他为总书记。中共五大选出29名中央委员、11名候补中央委员。选举陈独秀、张国焘、蔡和森组成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张太雷被选为中央委员。后在5月10日的五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

第五节 改任湖北省委书记

根据中共五大决议和中共中央的决定,中共湖北区委改为中共湖北省执行委员会,张太雷任书记。省委常委由张太雷、陈谭秋、郑超麟组成,陈潭秋担任组织部主任,郑超麟担任宣传部主任。

中共第五次代表大会虽然强调争取无产阶级领导权,建立革命民主政权和实行土地革命的重要性,但对无产阶级如何争取革命领导权,如何实行土地革命?如何对待武汉政府和国民党,特别是如何建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武装等问题都没有提出实际有效的具体措施,新选出的陈独秀为首的领导机构,也不可能实行切实有力的领导。五大闭幕以后,武汉地区的形势日趋恶化,以汪精卫为首的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也迅速走向反动。

5月13日,原驻宜昌的国民革命军,十四独立师师长夏斗寅通电联蒋反共,攻击武汉政府。17日夏斗寅率部队进逼武昌,抵近纸坊。张太雷、陈潭秋等主张反击,中共中央和武汉政府发布命令,让担任武昌卫戌司令的叶挺率部反击,叛军被击败,夏斗寅口头表示归顺武汉政府,汪精卫即令叶挺停止追击,回师武汉。夏斗寅残部得以流窜鄂南、鄂东一带,当地土豪劣绅乘机反攻倒算,短短一个月里群众死难者达四、五千人。

5月21日,驻长沙的国民革命军,第35军33团团长许克祥发动反革命政变,调动军队向国民党湖南省党部、省总工会、省农民协会发起突然进攻,收缴工人纠察队的枪械,捕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100多人,使长沙笼罩在一片白色恐怖之下,这就是“马日事变”。

以陈独秀为首的党中央,原先也主张像对付夏斗寅那样以武力解决许克祥部,但汪精卫等力主调解所谓“军工冲突”,一面声称要查办许克祥,一面又下令查办工农运动过火行为。这样一来,促使陈独秀放弃武力讨伐,提出百事应由武汉政府解决,不得自由行动,甚至指责这次事变“自然和湖南农民运动的幼稚行为不无关系”,致使许克祥等反革命分子未受打击,更加疯狂,在短短的二十多天里,在长沙附近各县屠杀了1万多人,湖南共产党组织遭到了严重打击。

长沙发生“马日事变”后,武汉也引起波动,武昌也出现了混乱,形势很不安稳。张太雷和同事们作了研究,要从事隐蔽斗争,把湖北省委机关办公地址,从武昌的湖上园,迁到胭脂山啸楼巷,张太雷也不住在机关里,更换服装,隐瞒身份,到武昌的偏僻地方一个农家去居住。张太雷还是在办公的地方紧张工作和同志们收集情报、研究情况、商量办法,领导斗争。

反革命势力总是乘隙而上,蠢蠢欲动的。统治江西的国民革命军第四集团第五方面军总指挥、江西省政府主席朱培德也在5月底、6月初转向反动,他宣布南昌戒严,禁止工农运动,用所谓“礼送出境”的办法,把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驱出江西。

当汪精卫集团日趋反动,夏斗寅、许克祥、朱培德相继叛变的时候,以陈独秀为首的党中央,仍然把汪精卫看成国民党左派,对他抱有幻想,强调要搞好和国民党左派的关系,因此对汪精卫集团采取迁就姑息态度,片面指责工农运动过火,不敢对反动派的进攻作坚决的斗争。

张太雷对当时的形势十分着急,忧心如焚,他曾对包惠僧这样说:“暴风雨来了,我们要随时准备应变。”但由于所处地位和当时条件却无法挽救狂澜。可是对于自己所担负的湖北省委工作,却是殚精竭虑、克服万难,尽力而为,力求有成。

张太雷在湖北积极建立党的组织,共建立市县委27个、地委4个、部委5个,直属特支9个、直属支部23个,在武汉三镇先后建立汉口、武昌市委。到1927年7月,全省党员人数增加到17000名。他在建立党组织和发展党员的同时,还十分注重党员的思想教育,创办两湖党校,扩大党刊发行,还有计划地选送党员进各种学校、训练班、讲习所学习,教育训练党员,培养中层党员干部。

6月下旬,张太雷领导的中共湖北省委对全省党组织提出《关于对国民党及工运、农运的策略要点》。其中对湖北国民党工作的要点为:停止所谓幼稚病的纠正,为民众痛苦说话。保护各级党部与民众团体的安全。用各种方法表示对国民党现中央修改三大政策的不同意见,与真正的国民党左派合组革命同盟。共产党员不要辞去国民党中的职务,如省党部被武力压迫,当即反对国民党中央等。对湖北工运之要点为:如果流氓捣毁占据工会,应请愿政府实行保护工农政策,以披露其真面目。如省总工会被侵占,请愿不得结果,即总罢工。对资本家废约,举行罢工抵抗等。对湖北农运之要点为:将湖北全省划为11个区,实行秋季抗租、减租运动。鄂北武装农民上山。鄂南积极帮助革命军讨蒋。保存骨干,严密组织,办好农运刊物。发表宣言,宣传无农运即无国民革命等。

这个策略要点,比较全面的安排了各项工作,对中央的妥协退让策略作了局部和可能的纠正,这在当时是非常必要和有益的。特别是提出了“武装农民上山”,和毛泽东在“马日事变”后提出的:“拿起武器,山区的上山,滨湖的下湖”的主张,都是我党建立革命武装的前奏和起始,正是由于党内这些有真知灼见、切身感受的创始人的呼吁和实践,才有后来的创建革命武装力量的伟大行动。

第六节 应付突然事变

二次北伐,革命军5月中旬到下旬在豫南西平、漯河、临颖、上蔡一带,以伤亡1.4万多人的巨大代价击败奉军。这时蒋介石的军队沿津浦路北上占领徐州。冯玉祥的部队出潼关,克洛阳,沿陇海路东进,在6月1日同武汉北伐军会师郑州。6月10日汪精卫、唐生智等同冯玉祥举行郑州会议,由于冯玉祥一再要求汪、唐停止宁汉对立,同蒋介石联合起来共同北伐,促使汪精卫、蒋介石联合起来公开反共。这个会一开完蒋介石就极力拉拢冯玉祥,并给予经济和武器援助。6月20、21日,冯玉祥和蒋介石在徐州举行反共会议促成了宁汉合流,这就使得汪精卫加快了反共步伐。

6月底,武汉盛传唐生智所属的第35军军长何健,即将在当地制造另一个反革命事变。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在鲍罗廷住宅召开紧急会议,讨论如何应付即将发生的突然事变。当时有人造谣武汉工人纠察队要缴军阀保健部队的枪械,提出了防患于未然的办法,即决定工人纠察队自动缴械,可以使何健找不到制造事端的借口,也能取得武汉国民党的谅解。与会的张太雷虽然不同意这样做,但一时也提不出良策,只好服从大会的决定。在会后周恩来执行这个决定时,只是把一部分破旧枪支交出,而把绝大部分枪支和纠察队员隐蔽分散,陆续转移到贺龙和叶挺部队中去,保存革命实力。张太雷在会后对在一起工作的同志说:“郑州会议是历史上的鸿门宴的重演,徐州会议是葬送大革命的一幕。”“暴风雨来了!我们要随时准备应付突然事变。”他随即同其他省委委员到农村去,参加恢复秩序、巩固农会政权的实际斗争,并对省委工作做了周密安排。

在汪精卫日益向右转跟蒋介石勾结时,陈独秀不仅没有进行应有的斗争,反而迎合汪精卫的意志,赞成他关于限制工农团体活动的各种措施。陈独秀在党内压制毛泽东、蔡和森、瞿秋白、张太雷等一些同志的正确意见,拒绝执行共产国际的《五月指示》,没有去发动农民夺取地主的土地,组织几个由共产党员指挥的新军等主张。甚至提出了“宁可牺牲一千万群众,也不能和国民党闹翻脸”的荒谬论点,致使汪精卫反革命行动日益加剧,在汪精卫控制下的武汉国民党,不顾宋庆龄为代表的国民党左派的坚决反对,在7月15日召开了“分共”会议,决定同共产党决裂,随后就在“宁可枉杀千人,不使一人漏网”的反动口号下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实行大逮捕、大屠杀。至此国共两党第一次合作完全破裂,国共两党所发动的1924-1927年的大革命宣告失败。

张太雷虽对汪精卫的反叛早有察觉,并有准备,但当“七·一五”反革命叛变发生后,他还是深感震惊,极为伤心。

第七节 参加中共“八七”会议

在汪精卫“七·一五”反共前夕,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7月12日在汉口召开会议,由鲍罗廷主持会议,根据6月底共产国际关于中共中央改组的指示,改组中央政治局,由张国焘、周恩来、李维汉、张太雷、李立三五人组成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代行中央政治局职权,停止了陈独秀的领导职务。

7月13日中共中央发表对政局宣言,宣布中国共产党人坚决反对武汉国民党政府日趋反动和背叛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声明退出国民政府。同日又发表《国民革命目前行动的政纲草案》,表示中国共产党继续不妥协地进行反帝反封建的斗争。

为了保存干部,中共中央决定疏散一批知名干部。罗亦农由江西调到湖北,接替张太雷任中共湖北省委书记。

“七·一五”事件以后,乌云笼罩全中国,各地陷入一片白色恐怖之中,正如在毛泽东文章中所描述的那样:“从此,内战代替了团结,独裁代替了民主,黑暗中国代替了光明中国。”但是,革命的共产党人没有被国民党的屠杀政策所吓倒,他们冲破反革命的高压,在黑暗中高举着革命的光辉旗帜,还是坚持革命斗争。张太雷这时对身边的同志说:“无论怎样,最后的胜利总是属于我们的,我们的失败只是暂时的。今后我们要改变斗争方式。”

7月19日,中共临时中央常委会举行会议,初步决定,以云集在九江、南昌一带的贺龙率领的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叶挺率领的第十一军第二十师和朱德原领导的第三军军官教导团等部作为基础,在南昌举行武装起义。

7月24日,中共临时中央常委会召开会议,会上张国焘认为起义条件不成熟,不能贸然举行起义,因为国民党左派张发奎不支持起义,不能丢开他搞起义。张太雷、李维汉等以大量事实,驳斥了他反对南昌起义的谬论,揭穿了张发奎假左派的真面目。会议最后决定积极作好一切准备,以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名义,在南昌举行武装起义。还决定由周恩来、恽代英、李立三、彭湃组成前敌委员会,具体领导南昌起义。

8月1日,周恩来、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率领在共产党直接掌握和影响下的军队两万余人,毅然举行了南昌起义。经过4个多小时的激烈战斗,全歼守敌三千余人,占领了南昌城。它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的第一枪,表现了中国共产党人不畏强暴,继续坚持革命斗争的决心,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创建人民军队和武装夺取政权的开始,是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

南昌起义之后,为了审查和纠正党在大革命后期的严重错误,决定新的路线和政策,中共中央于1927年8月7日,在湖北汉口召开紧急会议,这就是党史上有名的“八七会议”。会议在汉口原俄租界三教街41号(现为鄱阳街139号)召开,由瞿秋白,李维汉主持,有20多人参加,张太雷也出席了此次会议,因当时环境险恶,会议只开了一天。

在“八七会议”上批判了大革命后期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张太雷在会上和其他代表一起,诚挚激烈地批判了陈独秀反对工农革命,对国民党右派退让妥协的投降主义路线。会议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通过了《中共八七会议告全党党员书》、《最近农民斗争议决案》、《最近职工运动议决案》等文件。会议选举出了瞿秋白、苏兆征、彭湃等九人为中央临时政治局委员,毛泽东、周恩来、张太雷等七人为中央临时局候补委员。8月9日,中央临时政治局第一次会议上,选举瞿秋白、李维汉、苏兆征为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

“八七会议”是中国共产党由大革命失败到土地革命战争兴起的历史性转变的标志。它是“将党从机会主义的泥坑之中挽救出来,重新走上革命的大道”的一次关键性的会议。但是“八七”会议由于受到共产国际有其代表的“左”倾思想及党内“左”倾情绪的影响,在反对右倾错误的同时,却容许和助长了盲目发动工人罢工和组织城市暴动的倾向。党内这种“左”倾情绪,后来进一步发展,给中国革命造成了很大的危害,这是党在成长发展过程中,又经历的一个曲折和磨难。

南昌起义过后,8月3日,中共临时中央党委会,发布《中共中央关于湘鄂赣粤四省农民秋收暴动大纲》,号召各级党组织“以农会为中心”,团结农村革命势力,勇往直前的领导秋收暴动。“联合城市工人、贫农、小商人组织革命委员会,使之成为当地的革命中心”,实行党的土地革命政纲,夺取乡村和县的政权。

在“八七会议”上,毛泽东在发言中提出了“枪杆子里出政权”的著名论述,要求全党要注意军事工作。

革命斗争实践和蒋、汪的反革命叛变,使张太雷日益认识到建立革命武装,进行军事斗争的重要性。但张太雷在广东工作过,深知广东对于革命形势转变的重要作用,拟将广东再次建成革命根据地,促进全国革命形势的发展,于是他在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第一次会议上,主动提出去广东工作的要求,会议经讨论研究,同意他的请求,决定派他去广东,担任中共广东区委书记。从此他的革命斗争生涯,又揭开了新的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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