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6年3月12日发生了日本军舰炮轰大沽口事件。日军轰击与奉系军阀交战的冯玉祥军队，炸死炸伤十余位国民军。事件发生后，日本联合美、英、法等8个帝国主义国家发出最后通牒，提出撤出大沽口中国驻军等无理要求。3月18日，在李大钊、赵世炎、陈乔年等领导下，北京5000人走上街头抗议示威，段祺瑞下令开枪，打死47人，重伤200多人。乔年在铁狮子胡同与段祺瑞军队拼搏时，被敌人刺刀刺中前胸，几乎接近心脏。“三·一八”惨案第三天，中共中央发表《为段祺瑞屠杀人民告全国民众》，提出民众团结起来，武装和革命。

打败了陈炯明之后，广州外圈形势稳定，蒋介石正窥视机会，为扫除争夺最高权力的障碍摩拳擦掌。去年8月20日，廖仲恺被刺杀后，蒋介石的主要权力障碍是胡汉民、许崇智和汪精卫，许崇智、胡汉民因涉嫌廖案，不战自溃。接下来的主要对手是共产党和汪精卫。

3月18日，蒋介石传令海军局代理局长、中山舰舰长共产党员李之龙，将军舰开到黄埔候用。中山舰抵达黄埔后，蒋介石否认自己有这个命令，诬蔑中山舰擅自闯入黄埔，是共产党阴谋暴动，企图将蒋校长劫往海参崴。3月20日凌晨3时，蒋下令逮捕李之龙，解除了由苏联组建的原装甲部队的武装，调动第五团一个连包围了东山（顾问团总部和俄国顾问驻地），缴了警卫的械。不许任何人进城。连长出示了营长的命令。问营长时，他说奉蒋介石命令行事，但没有蒋介石手令。李之龙向蒋介石要手令，蒋介石也说他没有下达过任何命令。并强迫国民革命军第一军中以周恩来为首的全体共产党员退出该军，制造了“三·二〇”事件。下午4时，该连把枪还给警卫，然后撤走。蒋介石同时下令释放被扣押的共产党员。

下午6时，布勃诺夫让拉兹贡去同蒋介石谈判。蒋沮丧地说，他要求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给他处分。过了两小时，布勃诺夫和拉兹贡一起去见蒋，蒋说他最近收到许多匿名信，威胁要对他行刺。此外，他还收到海军政委李之龙的信，要他在3个月期限内把广东的所有工厂收归国有，否则就枪毙他（信无疑是伪造的）。蒋介石对俄国人遭软禁表示歉意，他把罪责推到团长的错误行动上，说他给第五团团长的手令中命令对东山严加“监视”。

第二天晚上，陈延年、毛泽东、张太雷和苏联军事参谋团讨论对策。毛泽东等人主张发动工农群众，联合国民党左派逼蒋下台。估计当时可以争取国民革命军第二、三、四、五、七军以及一军中广大的士兵和中下级军官。陈延年和张太雷等赞成毛泽东的意见。但季山嘉及布勃洛夫不同意还击，认为需要蒋介石北伐，而肇庆地方财力要支付叶挺一个独立团的费用也不够，蒋介石有一个师的兵力加上吴铁成的武装警察，就可以对付独立团。斯切藩切夫说：“和蒋介石妥协，蒋会得到比现在更为伟大之权力与实力，我们就可以争取和利用他。”两种意见彻夜争论，相持不下，最后决定派胡公冕去上海，向陈独秀等汇报。

3月23日，见苏联人对蒋让步，汪精卫写了“因头晕，请给假治疗”请假条，突然隐匿，传闻住医院，但各处不能寻获。蒋介石见状，写报告要求从严处分自己，但在叙述事情原因时，又说：“此事事起仓卒，处置非常，事先未及报告。”蒋兵权在握，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开会决议：对于蒋同志表示信任，毋庸议处。

汪精卫坚持去法国看病，大会虽经挽留，也只好同意。次日，蒋介石在黄埔军校发表演说，表示此事只牵涉李之龙个人，不牵涉到团体。黄埔军校学生们公开问他，我们的政委汪精卫在哪里。黄埔军校的一位学生给蒋介石写一封公开信：“你总是说，你领导着党。但我怀疑，你是否有足够的力量来领导党。我不是共产党人。但我在南京的一名共青团员告诉我，共产党人有纪律、有平等。他们的中央作出决定，陈独秀应与妻子离婚，因为她妨碍工作，于是，他就离了婚。”这封信发表在《黄埔潮》上。

布勃洛夫认为，此次事件是“针对苏联顾问和中国共产党的小规模政变”。3月27日，苏联“观察团”返苏至汕头时，布勃洛夫给在外地的鲍罗廷写信说，共产党“目前必须把在军队的力量转移到其他领域（党内教育、国家机关等领域）”，到上海后，布勃洛夫对《向导》记者说：“广州20日事变，黄埔军队短时间包围罢工及东山俄人住宅，逮捕李之龙及其他50余人，都是事实，但也只有这事实，周恩来、邓中夏并未逮捕，均尚在广州，更无杀人之事。”

月底，国民党老右派张继、居正、谢持、覃振等人在上海开伪国民党“二大”，幸灾乐祸地说，“三·二〇”事件是共产党“起反动于本党之政策发源地”，造成广州已经清共。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秘书茅盾问陈延年：“事情如何结束？”陈延年说，“中央来了电报，要我们忍让，要继续团结蒋介石准备北伐。我们已经同意撤回了第一军中所有的党员。但蒋介石要求解聘季山嘉，这不是中国党的事，让蒋介石自己向莫斯科交涉。”

4月2日，张国焘赶到广州。在文明路的广州区委会议室，张国焘向陈延年等人说：“独秀同志意见很明确，此次事件是我们党该退让而未退让的结果。”陈延年生气地说：“我一开始便同意毛润之意见，对蒋介石来一个回击，无奈中央害怕影响团结，怕吓退国民党资产阶级，硬不同意……不错，蒋介石有军队，可是我们有群众，不怕他，任他怎样跳，怎么也跳不出如来佛的掌心……老头子糊涂极了，他不相信工农群众的力量，对蒋介石破坏国共合作，排斥共产党人的阴谋视而不见，不敢同国民党右派斗争，将会把革命断送。”毛泽东对延年批评陈独秀印象极深，说：“像延年，的确是不可多得的人才，在许多地方，我看出了他的天才。”

陈独秀根据布勃洛夫谈话要点，4月3日写《中国革命势力统一政策与广州事变》一文，说，“蒋介石是中国民族革命运动中的一个柱石”；4月13日在《什么是帝国主义?什么是军阀?》一文中，陈独秀说：“蒋君的责任是在不把自己变成军阀，并努力使国民党及国民政府没有军阀发生，自己个人消极的辞去军职，这是不对的。”蒋介石4月20日在黄埔军校演讲说：“有人说季山嘉阴谋，预定是日待我由省城乘船回黄埔途中，想要劫持我到中山舰上，强逼我去海参崴的话，我也不能完全相信，不过有这样一回事就是了……”

在莫斯科的维经斯基了解“三·二〇”事件后，于4月24日给陈独秀写信说：“从3个月前离开中国时起，我们没有从您那里得到任何消息。对我们来说惟一的新闻是关于您被捕的报道，好在后来这则报道是不确凿的，因为有人电告我们，您病了，但现在已康复并又开始工作了。”他提醒陈独秀，要反对我们的同志试图在国民党内发号施令的想法。

1926年4月下旬，彭述之奉陈独秀之命到广州主持广州特委工作，贯彻中央关于参加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的政策。蒋介石准备在此次会上抛出“整理党务案”，规定共产党员不能做国民党中委；共产党员在国民党各高级党部中任执行委员的人数不得超过委员的三分之一；不得任国民党中央部长；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名单须全部交出；共产国际给中共指示信以及共产党发给国民党内部的共产党员的指示，须先经两党联席会议讨论始能发出等。

彭述之来了后，在广东区委机关主持广州特委会。特委成员有张国焘、谭平山、陈延年、周恩来、张太雷。刚从苏联回来的鲍罗廷也出席会议。这是一栋欧式建筑风格的三层楼的房子，朝街的8扇窗户十分高大。

彭述之说：“独秀同志最近主持了一次中央局会议，提出对抗、孤立蒋介石的政策。”“你是否主张即刻退出国民党?”鲍罗廷严肃的问。苏联共产党在听取布勃洛夫汇报后，托洛斯基、季诺维也夫主张中国共产党退出国民党，但斯大林决定继续留在国民党内。“我们应当立即退出国民党”，彭述之不知道发生在莫斯科的高层斗争。鲍罗廷缓和了一下口气：“广州有可能发生右派政变，此时应该支持蒋介石的革命独裁。”鲍罗廷坚持对蒋介石让步，与最近他个人和蒋介石达成三点协议有关：鲍罗廷同意蒋限制共产党在国民党内活动、支持蒋介石北伐，蒋介石同意对国民党右派采取相应措施。彭述之因为和鲍罗廷闹僵，连香烟钱也没有。鲍罗廷不给他零花钱。

会上争论激烈，会议一连开了7天，没有统一思想。最后，张国焘提出用签字表态，并带头签名同意。毛泽东没有签字。周恩来也认为这不光明磊落。事后，陈延年请张太雷起草区委《对于中国国民党第二次中央全体会议宣言》，提出“革命势力团结起来，打倒反革命的分裂阴谋”。

5月14日下午8点，根据鲍罗廷意见，谭平山和张国焘到蒋介石处，通报了共产党让步政策，蒋介石喜出望外，陪他们去看张静江。张静江高兴地说：“这样好极了，大家能够相忍为国，革命成功当指日可待。”但蒋介石的日记中说：“谭平山、张国焘亦来絮聒，公心盛难熬。因叹曰：‘党国存亡生死之际，其痛苦盖有如此者。’”

第二天，“整理党务案”被大会通过。表决时，毛泽东没有举手。邓颖超记得，何香凝、柳亚子也没有举手。根据通过的“整理党务案”，5月28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委会议批准谭平山、林祖涵、毛泽东3同志辞职。毛泽东的代理宣传部长改为顾孟余担任；谭平山的组织部长由蒋介石担任，此外，吴玉章的秘书长一职改为叶楚怆担任。林伯渠便到程潜任军长的国民革命军六军任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

会后，蒋介石象征性地兑现对鲍罗廷的允诺：逮捕吴铁城入狱，建议孙科去俄国，答应内务秘书古应芬保留原职到李济深部任职。鲍罗廷兴奋的给加拉罕写信说：“对右派打击已成事实。”鲍罗廷天真地认为，这次会议缩小了共产党的权力，吸收中派参加工作，沉重打击了黄埔以外的右派。“大多数左派不知道5月30日对右派做了什么准备，自然抵制对中派的一切任命。我不想对他们作出详细说明，怕他们泄露天机。”

蒋介石趁机当上了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委主席，组织部长和军人部长，以蒋介石为首的新右派垄断了国民党党、政、军、财大权。

布哈林在《真理报》上批评中国共产党退出国民党的倾向后，陈独秀于6月4日发表了《给蒋介石的一封信》。同一天，陈独秀起草了《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说：“贵党‘整理党务案’原本关系贵党内部问题，无论如何决定，他党均无权赞否，凡为贵党党员者，当然有遵守之义务，而于贵党党外之团体，则殊无所关涉。”针对广大党员对蒋氏的愤怒情绪，陈独秀提出了“办而不包，退而不出”8个字政策。在驳斥了蒋介石的一些观点后，陈独秀说：“而事实上从建立黄埔军校，直到3月20日，都找不出蒋有一件反革命的行动，如此而欲倒蒋……这是何等反革命!介石先生!如果中国共产党是这样一个反革命的党，你就应该起来打倒它，为世界革命去掉一个反革命的团体；如果共产党同志中哪一个人有这样反革命的阴谋，你就应该枪毙他，丝毫用不着客气。”

蒋介石6月7日在总理纪念周年训词中讲：“近来我有一个主张，是现在中国国民党里面的共产党同志，应该要退出共产党，完全做一个纯粹的国民党员……如其不然，大党中间有一个小党……这个大党一定要动摇的。”

私下，陈独秀对彭述之说：“我们和蒋介石转圈子，蒋介石手里有枪，我们手里没有武装，所以我们很被动。我主张建立我们自己独立的军事力量，你觉得怎么样?”彭述之说：“共产国际援助中国革命的枪械，现在都在蒋介石、李济深等人手里。”陈独秀说：“你可以去一趟广州，和加伦等人谈谈，看看能不能匀出5000支枪武装农民?”

6月11日，维经斯基在北京给皮亚特尼茨基和共产国际执委会俄国代表团写信，在转达了李大钊、陈乔年等“坚定不移的要求北伐”的意见后，他写道：“我想再一次提醒并坚决请求，根据中共中央的要求给中国党增加预算，即从每月6000卢布增加到14000卢布。”写信后，维经斯基动身去上海，他要看看陈独秀对北伐的态度。

维经斯基和在莫斯科养病的蔡和森是反对北伐的。4月27日，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在莫斯科举行会议，蔡和森作报告说：“2月，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的代表会议，决定为广州政府进攻北方做准备并加强对农民的工作，我认为这个决定是极左的，是不正确的……共产国际应该发出一封信，批评广州政府提出的关于组织‘北伐’的建议；提出农民运动的口号。”维经斯基说：“关于北伐，蔡同志的建议当然是对的。”会议决定就北伐问题“致函中共中央，说明目前提出广州进攻的问题无论从政治角度还是从宣传角度来说都是根本错误的”。

在北伐问题上，陈独秀犹豫不决。北京中央特别会议提出转守为攻。陈独秀签发了3月14日《中央通告》79号，内容是“从各方面准备广东政府的北伐”。陈独秀和彭述之、张国焘、瞿秋白讨论北伐问题时，陈、彭不赞成北伐，张、瞿主张北伐。两票对两票，结果陈独秀拍了桌子，张国焘才接受了陈独秀的意见。6月21日，维经斯基和陈独秀谈话，统一了反对现在进行北伐的意见。陈独秀抱怨说，鲍罗廷把赌注下在蒋介石身上，认为反蒋危险，不管蒋对共产党人的态度，反正都会支持他。蒋介石让《民国日报》前主编叶楚怆领导农民工作，标志着对农会采取右的政策。

6月底，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局在上海举行会议，谢尔盖（维经斯基）、老头子（陈独秀）、文学家(瞿秋白)、教授（格列尔）、马克斯（拉菲斯）、年轻人（福京）参加。

大家同意陈独秀以自己的名义就北伐问题给共产国际执委会拍一个电报，表明现在中央内部一致主张进行北伐。这天，张国焘在《向导》上发表文章，一方面讲主张北伐，另一方面又讲“没有一个充分训练和彻底革命化的群众党”、广州内部不巩固等，北伐尚早。

对于陈独秀的摇摆不定，维经斯基在次日给联共驻共产国际执委会代表团核心小组电报中提到。他说最近几天，随着代表团从广州返回，中共中央委员会总的情绪又主张进行北伐。维经斯基坚持认为：“工作重点的口号不是进行北伐，而应当是提高工农群众的经济福利，巩固革命政府的基地。”

广东国民政府发布北伐宣言后，瞿秋白对羊牧之说：“伟大的北伐战争已经开始了，看来要经过几次大战后，革命形势将会突变。我们要宣传北伐的伟大意义。”

1926年7月7日，陈独秀在《向导》发表《国民政府的北伐》说：“在整个的国民政府之实力上，在国民政府的军队之战斗力及革命的意识上，都可以看出革命的北伐时期尚未成熟，现在实际问题，不是怎样北伐，乃是怎样防御，怎样防御吴佩孚之南伐。”陈的观点得到维经斯基、加拉罕的支持。维经斯基给加拉罕写信说：“您给广州的电报指出过分迅速地向北推进是有危险的，这是完全正确的。”

7月12日，中共中央四届三次扩大会议在上海一间秘密处所举行。

陈独秀发言时，指责各地农运有左倾毛病，不同意在国民党的军队中发展党团组织。彭述之发言时，拿出陈独秀彭述之联合提案，主张以党外联盟取代党内合作。这个提案遭到维经斯基和瞿秋白等人的反对。经过争论，大会推翻了陈彭提案。大会决议采纳了陈独秀关于北伐的意见，同意南方国民政府出兵，只是一场防御战。会议结束后，陈独秀住进了医院。会后，瞿秋白问羊牧之下面对决议的意见。羊牧之说：“下面反映这个决议太右了。”

陈彭联合提案，凑巧迎合了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主张中国共产党退出国民党的主张。遭到了布哈林的批判。斯大林、布哈林与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和拉狄克的所谓“新反对派”之间的矛盾，由1925年以来苏联国内围绕能否在一国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的争论引起。“新反对派”同时批评斯大林1926年以后在中国的政

策。斯大林很快战胜了“新反对派”，7月，季诺维也夫被赶出联共中央政治局。陈独秀发表反对北伐的文章后，读者黄世见写信给《向导》编辑部，质问陈独秀：“挑拨北伐期中的人心，煽惑一班不明真相随风飘荡的幼稚革命者吗？或者先生被反动派利用，在此北伐期中灌输令人怀疑的论文，代他们鼓吹吗？或者先生聪明一世懵懂一时吗？”

国民党黄埔特区党部认为陈独秀是阻碍北伐，给国民政府找麻烦，顾孟余说：“陈独秀是有意挑拨人民与政府之间的感情嘛。”当时黄埔军校学生购买《向导》周报，黄埔特区党部下令禁止学生购阅《向导》周报，左派不答应，双方差一点发生火并。后来，黄埔军校学生会里一名学生再次谴责陈独秀的文章，遭到国民党左派的痛击。

国民党中央党部李济深、孙科、张静江、顾孟余等人开会讨论这件事。李济琛说：“我看这篇文章写得不错。”孙科说：“陈独秀同志讲北伐仓促，也不是全无道理。”这样一讲，张静江、顾孟余就不好给陈独秀戴上反对北伐的帽子，最后达成协议，由张静江给陈独秀写一封信。张静江写道：“陈独秀远在上海，没有根据地乱发炮，北伐向农民筹款，是没有办法的办法，陈独秀至少是糊涂其词，有投机权位之嫌。”

维经斯基等远东局委员会8月9日和鲍罗廷谈话，肯定了陈独秀反对北伐的态度。

鲍罗廷说：“我不能让蒋介石觉得我是北伐的反对者，我认为北伐是没有成功的希望的。现在可以肯定的说，北伐的结果是蒋介石及其整个集团在政治上的灭亡。”维经斯基说：“在对待北伐的态度上，要宣传中央的立场，就像老头子在党的机关刊物上所发表的文章中所表述的那样。”

在广州，彭述之向鲍罗廷和国际代表转告了陈独秀希望匀出5000支枪支武装农民的意见。鲍罗廷说：“现在将枪支分散给农民，就会影响打陈炯明，影响北伐。

”季诺维也夫运送枪械到中国，是教鲍罗廷等帮助资产阶级，不同意武装工农。

一天，苏联顾问加伦问陈延年：“在北伐中，我们是帮助蒋介石，还是削弱蒋介石?”

陈延年请周恩来去上海请示中央局。周恩来到上海见到张国焘，张国焘也不敢拿主意，上次讨论是否北伐，陈独秀拍了他的桌子。于是两人一起去陈宅。陈独秀正在生病，独自一个人卧在床上，家里冷清清的。周、张两人拉了两张椅子，就近坐下，张国焘将周恩来的意思说了一下。陈独秀反问道：“加仑是什么意思?”

周恩来说：“加仑将军拿不准，希望中央局做出一个决议。”陈独秀又问：“你们广东区委的意见呢?”周恩来说：“我们这次来上海，主要是听取中央局意见。

谭平山他们以前在处理孙先生与陈炯明事情上有过教训，所以延年特意请我来一趟上海，向中央局汇报工作。”陈独秀“嗯”了一声，点点头，他朝张国焘望了一眼，说：“我的意见，你们先开个会，商量商量好了。”从陈独秀寓所出来，张国焘对周恩来说：“老头子一病，就消极了，他过去是很喜欢拿主张的。”

张国焘主持会议说：“陈先生叫我们拿意见，我们怎么拿呢?”彭述之说：“我主张在北伐中削弱蒋介石，他在3月20日的行为已是反叛性质了。他这个人不赶走共产党是不甘休的。”张国焘说：“共产国际的意见是创造有利北伐的形势，如果在北伐战争中削弱蒋介石，就不利北伐形势。”彭述之反问张国焘：“你的意思是支持蒋介石了。我认为支持北伐与削蒋不是一回事。”“我主张在北伐战争中，对蒋的方针是既反对又不反对。”张国焘说。这个决议就这样通过了。

1926年 8月12日，维经斯基等远东局委员会与中共广东区委工作人员开会，陈延年、张太雷、沃罗夫斯基等出席。区委书记陈延年说：“这里的左派当中谁都不是什么东西，在3月20日到5月15日期间，共产党人成了为国民党效劳的走狗。那时国民党的左派说，共产党人是靠蒋介石养活的姘头，他们不敢反对蒋介石。左派提不出任何建议，我们认为，他们会在中央全会反对蒋介石的提案，但事实上他们却投票赞成这些提案……如果我们的地方组织犯错误，都那么可怕，如果中央犯错误那就糟糕了。”

维经斯基说：“难道不能早一些在全国范围内同中派作斗争，然后与国民党中央召开和平会议，然后再在全国范围内展开斗争。”陈延年说：“我不知道怎么办。”维经斯基说：“我们不是责怪您没有立场，这里的处境是艰难的。”陈延年：“我们同国民党一起工作不会有什么结果……虽然我们都是东大生，但没有像在北方那样引起摩擦。中央还不理解我们，因此常常骂我们。鲍罗廷没有对我们的工作施加压力，总是征求我们的意见……中央毫无根据地怀疑，鲍罗廷在这里发号施令……彼得罗夫（彭述之）在中央说，这里的书记太一手包办了，但这是不对的。”维经斯基说：“这里用不着客气。我们一定了解实际情况，消除中央的意见。”

8月16日，维经斯基等远东局委员会与鲍罗廷开会。鲍罗廷说：“共产党人是否应该在群众中广泛宣传北伐？从陈独秀的文章中可以得出，我们不支持北伐。当地的共产党人步步遵循这篇文章的精神……陈独秀文章现在已经在群众中造成麻烦。昨天，黄埔军校教育长（邓演达）跑来，真的跑来找我，建议我今天去他们那里讲讲话，以平息校内的激烈情绪……如果老头子的文章是纲领性的，那么它是错误的，因为它促使我们同蒋介石发生冲突。”

维经斯基说：“我们大家一致认为，在陈独秀的文章中所表述的中央的政治方针在政治上是完全正确的（陈的文章是在与我们的长时间交谈后形成的），这个方针阐述了党的北伐的惟一正确的立场。但策略性地运用这一政治上正确的方针问题要复杂得多。我同意鲍罗廷在这里所说的，即不要在广东围绕这篇文章展开广泛的斗争战线。”

鲍罗廷说：“关于党对北伐立场，你们应该不仅根据当地的机关报，而且根据党的中央机关报《向导》周报和中央的指示来作出判断。”拉菲斯说：“陈独秀的文章对于我党具有重大政治意义。我们没有任何必要不接受这篇文章。若是我们大刀阔斧开展反对北伐的斗争，那就会产生危险。但文章中没有谈这一点。相反，它把注意力引导到内部的反革命上。为什么鲍罗廷觉得反对反革命必定会被认为是反对蒋介石呢？”

远东局和中共中央代表团8月19日举行联席会议，张国焘、瞿秋白、陈延年、张太雷等参加。瞿秋白说：“在中央，在负责人当中，存在着不同的意见：彼得罗夫（彭述之）说，民族资产阶级已经是反革命了，因此我们现在就要同它（蒋介石）进行公开的斗争，而老头子认为，看来可以利用这个民族资产阶级，它的军事独裁或许还对发展革命有利。这些问题需要弄清楚。”瞿秋白来广州前写文章赞成北伐，但陈独秀、彭述之拒绝在《向导》上发表。

回到上海，维经斯基写《关于对广州政治关系和党派关系调查结果的报告》，认为“广州同志的政治错误：3月20日以前，他们在广东加强了左倾空谈的政策，他们打算让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人彻底夺取整个政权机关……广州的同志往往指出，除了继续执行‘进攻方针’以外，不可能有任何别的办法来防止‘三·二〇事件’。但这是完全错误的……”

报告写好后，9月16日，远东局委员与中共中央执委会委员举行联席会议。维经斯基、拉菲斯、曼达良、福京、陈独秀、瞿秋白、彭述之、任弼时、王若飞出席。

维经斯基说：“……由此产生了他们在国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的策略和对中央指示的不满，由此产生了对他们12月27日的电报，建议把国民党中央平分给共产党人和左派。”陈独秀插话：“我们没有收到这样的电报。”拉菲斯拿出他从鲍罗廷那里得到的电报复制件。

陈独秀说：“广州人（陈延年等）的错误是：（1）他们孤立地看待广东——没有考虑全国的形势；（2）看不到资产阶级的作用——否认戴季陶主义的思想基础；（3）只从共产党人对国民党的需要角度来看待国民党——只想建立左派政权……

要知道，我们已通过同国民党右派在12月份的谈判使他们同意继续与苏联结盟，不禁止国民党员加入共产党，而我们同意只在领导机构中发挥三分之一的作用。

但在5月15日以后，我们连这一点作用都没有了……广州人认为，同右派进行谈判导致了‘三·二〇事件’。但要知道，在上海这里的谈判没有结束，因为我病了。孙科去广州是右派召他去的……中央采取的让步政策是正确的。”

彭述之说：“我完全同意老头子的意见。广州的同志有两种有害的倾向，他们不仅否定大资产阶级，而且否定小资产阶级……想让汪精卫回来，就是想恢复‘三·二〇事件’以前的局面。广州的错误部分是由于‘英国人’（鲍罗廷）的论点造成的，他只看到了军队和国民党。我们所有的工作人员都派到那里去了，我们把那里的人吓坏了，而派到群众中去的人很少……蒋介石是‘英国人’的坏学生。”

回到上海，瞿秋白也写了关于广东之行的报告，《中央政治通讯》9月15日第三期摘要刊登了瞿秋白报告，部分涉及鲍罗廷和维经斯基关于国民党问题的分歧。不懂汉语的维经斯基后来通过莫斯科才知道这回事，生气地要陈独秀以后发表任何秘密材料之前，都先让他知道。当时，瞿秋白由于不同意陈、彭右倾方针，处于孤立状态。维经斯基追究瞿秋白的文章时，陈独秀则表示，即便蒋介石知道，内容上也没有什么。

9月上旬，北伐军打下汉口、汉阳后，陈独秀给粤特委写信主张，政府仍留粤。李大钊不同意，认为武汉局面一旦稍固，就应该迁到武汉，可以进逼北京政府，树北进之声威。他在9月8日给陈独秀的信中说：“此策所关甚巨，幸仲兄详加讨论决定之。”但陈独秀不主张广州政府迁到武汉。

这时，蒋介石委托胡公冕到上海邀陈独秀、维经斯基去汉。他担心共产党支持国民党内部出现的迎汪抑蒋运动。胡公冕到上海后，远东局委员与中共中央执委会政治局委员9月20日举行联席会议，陈独秀在会上通报了给蒋介石的答复内容：蒋同汪精卫一起工作的3点理由：国民党中领导人剩下的很少，需要汪精卫来领导广州，汪精卫是蒋和军队中其他派别之间的缓冲器。此外，陈独秀提出，主张汪精卫回来，但反对推翻蒋介石；汪精卫应当和他一起工作；汪精卫不撤销5月15日关于共产党人的决议，建议蒋介石首先提出汪精卫回来的倡议。维经斯基说：“对我们方面提出保留5月15日决议的问题提出疑问。”

陈独秀说：“蒋介石可能对我们有两种意图：（1）逼迫我们答应在国民党代表大会上支持他；（2）在前线召开国民党和共产党的联席会议。应小心谨慎。”维经斯基说：“我们不应在谈判中充当汪精卫的代表，而应当作为独立的一方。”陈独秀说：“必须使蒋介石在党的领导问题上作出让步，否则冲突不可避免。”瞿秋白说：“蒋介石想把事情看成是向我们作出让步。这不行，应当争取让他向左派让步。”彭述之说：“一定要同唐生智进行对话，他可能成为大人物，成为第二个冯玉祥。”

9月23日，维经斯基和张国焘、曼达良、福京动身去汉口。动身前，维经斯基给皮亚特里茨基写信，希望每月增加远东局500卢布，每月增加中共中央3000卢布。原来拨给加拉罕的经费，已经停发。在给联共驻共产国际执委会代表团信中，维经斯基提出“撤换鲍罗廷同志并立即任命一位认真负责的政工人员来接替这个岗位是非常必要的”。

1926年下半年，联共内部矛盾继续扩大。“三·二〇”事件后，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主张中国共产党退出国民党，莫斯科中山大学校长拉狄克于8月31日给联共中央书记处写信说：“国民党内部发生的变化在广州‘三·二〇’事件中就有反映，但在我们的报纸上没有作出任何报道。我们的读者不得而知，我认为这是有害的……我并不认为可以由我个人来为我的行为方针承担责任。”

除了拉狄克，斯大林对加拉罕也不满。他于9月23日给莫洛托夫写信说：“不要让加拉罕随便处理中国的事情。他真的会把整个事情搞糟。他已经不合时宜，因为他曾经是、现在仍然是中国革命的第一阶段的全权代表，完全不适合充当如今中国和国际新形势下的领导人……他这个人太轻佻，眼界狭窄（指革命的眼界）。

而胆量和蛮横、自信和自负则绰绰有余。这是特别危险的，加拉罕任何时候都不会理解，汉口将很快成为中国的莫斯科。”

10月23日，上海工人举行了第一次武装起义。

北伐军攻下武昌后，浙江省长夏超倒戈孙传芳。北伐的不断胜利，使陈独秀情绪十分高涨，赞成发动工人暴动，在北伐军到来之前，获得上海政权。10月19日，陈独秀和彭述之同意放弃总罢工，他们认为工人没有斗志，组织上没有力量来发动这场斗争。果然，起义的人少，只有100人的武装，一度占领浦东，不久即失败。

失败后，10月28日，远东局委员与中共中央执委会委员举行联席会议。陈独秀说：“应当弄清的重要问题是我们想达到什么目的：我们是希望举行人民的起义还是纯小规模军事发动……在不久的将来我们准备的是起义还是军事发动。” 罗亦农说：“只能说是利用军队挺进的形势，我们就是做这种准备。”彭述之说：“上海组织的积极分子还希望举行人民起义，应当打消这种念头。”陈独秀说：“政治发动只能促进政变，而不能起主要作用，人民大众还没有力量和觉悟起来发动政变……我们也不能宣布实行总罢工。”维经斯基说：“问题在于我们本身很少注意上海人民大众参加这次发动。”

这期间，维经斯基和远东局的拉菲斯、福京等人的矛盾公开化。早在8月，拉菲斯和福京就对维经斯基说，在政治局势复杂化和党及其中央壮大后，他决不能继续领导党的工作，远东局应由别人来领导。拉菲斯认为，维经斯基的错误，没有正确对待北伐，对中共中央最初在这个问题上所持的积极立场重视不够；缺乏对革命这一阶段的深思熟虑的策略方针。维经斯基则给共产国际执委会写信，指责马克斯优柔寡断，不适合独立地进行指导工作。

12月13日，陈独秀在汉口主持了中共中央特别会议，他说，蒋介石军事政权由于害怕民众运动而逐渐右倾，但民众运动逐渐左倾。因此，我们要把反对这种倾向作为党面临的中心任务。党的“左稚病”有6个方面，即“看不起国民党”，“包办国民党”……

李维汉提出，根据湖南农民运动的发展趋势，应当解决农民土地问题。陈独秀反驳说，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条件不成熟，并指责湖南工农运动已经“过火”。上月初，陈独秀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主张武装农民，没收大地主的土地归给农民。不久，共产国际给中央拍来电报，指示“在占领上海以后，暂时不应加强土地运动”。接到国际电报后，陈独秀改变了这一主张。将土地问题称为“研究室中”的问题。

鲍罗廷支持陈独秀的意见，说“中国没有土地问题。搞土地革命，缺乏干部”。

毛泽东、李维汉的观点被视为激进，被大会否决。会议期间，主持湖北省军委工作的聂荣臻去见陈独秀。他汇报工作后，等待陈独秀发表意见。等了一会，陈独秀只顾抽烟，似乎还在等待自己谈。大约陈独秀意识到自己应该说点什么，说：“那好……”扯到国民党内的矛盾上来了。聂荣臻见谈不到要害，告辞了。

汉口会议结束不久，陈独秀发现，毛泽东、李维汉没有错，是自己错了。原来，还在汉口特别会议之前，斯大林批评了那份共产国际暂不加强土地运动的电报，布哈林根据斯大林的意见，在12月1日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大会中国委员会会议上发言说：“土地改革问题或土地革命问题决定了向下一个中国革命发展阶段的过渡……不能认为斯大林只看到了军队，此外他一无所见。我认为农民的组织将起巨大的作用……我认为，我们现在正处在从革命第二阶段向第三阶段过渡的前夕，因此土地问题具有紧迫的意义。我们不得不在农民和资产阶级之间进行选择。我们无疑选择农民。”共产国际“七大”通过的关于中国问题决议案提出满足农民土地的要求。

这次全会撤销了季诺维也夫从共产国际一创立就担任的主席职务。与此同时，莫斯科认为，中国共产党的机关十分薄弱。中央和地区委员会没有集体领导，“中共应进行斗争反对任何分裂国民党的图谋，反对把右派过早的排挤出国民党的仓促步骤”。出席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大会的谭平山认为，党内冲突是维经斯基和鲍罗廷的冲突引起的，他主张撤销远东局并召回维经斯基，同时建议罗易作为共产国际执委会代表来中国，这一建议1927年1月11日被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书记处小委员会通过。

1月21日，在上海的维经斯基收到罗易带来的共产国际“七大”决议后，给联共驻共产国际执委会代表团写信，说：“在斯大林的报告中和全会决议中提出的共产党员参加国民政府的问题是完全正确的。但是，我认为有必要陈述我们对实际执行这一决定时所遇到的困难的看法……我们在同中央讨论了问题随后得结论：我们能否参加国民政府这取决于领导权掌握在国民党左派手中还是蒋介石手中。”

1月底，共产国际“七大”决议译成中文后，中央委员会陈独秀、瞿秋白、彭述之3人讨论提纲。彭述之（彼得罗夫）认为，在共产国际提纲中没有任何新的东西。

瞿秋白表示完全接受国际路线。陈独秀犹豫后，签发了《中央政治局对于国际第七次扩大会中国问题决议案的解释》，纠正了汉口特别会议中一些错误，说：“在今日以前，我们有一个根本错误，乃死守着数千年以来形式逻辑头脑的错误，即是我们自己头脑中，把国民革命和无产阶级革命之间划了很大的、天然的不可以人力逾越的一道鸿沟，以为今天只能做国民革命，无产阶级革命至快也要到明天早晨。”

1927年2月17日，即毛泽东写毕《视察湖南农民运动的报告》的次日，在上海的瞿秋白写《瞿秋白论文集》“自序”：“秋白是马克思主义的小学生，从1923年回国之后到1926年10月间病倒为止，一直在陈独秀同志指导下，努力做这种‘狗耕田’的工作，自己知道是很不胜任的，然而应用马克思主义于中国国情的工作，不可一日或缓。”写了此序，瞿秋白交给汪孟邹，请亚东图书馆排印。

接到毛泽东的文章，陈独秀同意刊出其中一部分章节。毕竟，曾在湖南乡村作考察的毛泽东得出了与共产国际新指示完全相同的结论。

2月18日深夜，工会积极分子会议得到何应钦、白崇禧指挥的东路军占领杭州的消息，宣布罢工，当时未经共产党中央和区委批准，只是参加这次会议的区委代表同意。街上到处是“罢工响应北伐军!”“罢工打倒孙传芳!”标语。2月19日早晨，曼达良等人问周恩来，晚上问瞿秋白和萧子，他们都说不知道这次罢工的决定。

2月22日，瞿秋白到拉斐德路启迪中学暴动指挥所，参与领导起义。当时，工人处死了一名叫“小滑头”的工贼，瞿秋白赞成说：“做得好。”不料陈独秀、彭述之听说后非常生气，命令总工会发布罢工“纪律”，限制工人行动。第二次工人暴动前夕，瞿秋白写信给陈独秀，主动提出参加上海活动分子大会并作报告。因他提出工人夺取参政权，联合小资产阶级反对大资产阶级。陈独秀回信说：“你‘病’，不准你去了！”结果让彭述之去作报告。

当天，上海区委感到应该提出“人民夺取政权”，提出组织“上海市民临时革命政府”，派罗亦农、汪寿华代表上海区委找到吴稚晖。吴稚晖生气地说：“这是C.P.要成立工人专政的政府。”钮永建、杨杏佛也抱怨海军提前打炮，无意与国民党合作。次日，陈独秀给吴稚晖去信，望吴万勿轻信谣言，共产党绝无与国民党分离之意。

晚上，瞿秋白出席了联席会议。他在会上说，这次罢工失败原因是一味依赖大资产阶级，等待兵变，脱离群众。联席会议决定成立第三次起义的指导机关中央特别委员会。陈独秀、周恩来、罗亦农、赵世炎、汪寿华等参加。瞿秋白、彭述之没有参加，中央决定瞿秋白到武汉筹备“五大”，将中央机关迁往武汉。离开武汉前，瞿秋白写了《上海“二·二二”暴动后之政策及工作计划意见书》，向中央贡献自己关于第三次工人起义的意见。

维经斯基“二暴”前去汉口，走时，他对阿尔布列赫特说：“事件已不可避免。” 阿尔布列赫特说：“你最好留下。”他说：“应该走，也许还会回来。大家都离开这里……”

2月22日，蒋介石对来武汉的维经斯基说：“近来鲍开始执行分裂国民革命运动的政策，我个人对鲍没有任何恶感，一直把他当老师看。我现在反对他，因为他在坚持会造成两个政府的危险方针……我很久没有和共产党领导人谈话了。由于我们很少见面，出现了与共产党的某种决裂的局面。需要同他们建立经常的联系。我想见见陈独秀。”

次日早晨，蒋介石对维经斯基说：“我想问您，共产国际是否主张国民革命运动分裂？如果不是，那么作为共产国际代表的鲍为什么实行这样的政策呢？……即使我现在反对鲍，也不等于我反对共产国际……我对您的到来已等待很久——怎么办，政府是否迁往汉口。我等待您的通知。共产党人在攻击我。说我成了军阀，是独裁者。”

危机到来时，阿尔布列赫特对维经斯基和鲍罗廷都有意见，说格里高里“什么信念都没有，把这一好似眼中生气勃勃的一切都毁了，吹牛搞阴谋”；鲍罗廷“更糟糕，他纵容最坏的机会主义，散布不信任，只是为蒋介石的胜利张目……”阿尔布列赫特也抱怨陈独秀，说他把赌注押在汪精卫身上，认为他一回来一切都会好起来。他不知道，2月17日联共中央政治局给达夫谦拍电报说：“最高领导机构必须要求采取一切措施敦促汪精卫动身尽快来莫斯科，以便共同讨论有关中国事务的问题。”

福京、拉菲斯和阿尔布列赫特等人对维经斯基的意见，促使联共中央政治局3月10日改组远东局，由鲍罗廷、罗森贝格、罗易和中国共产党、朝鲜共产党及日本共产党各派一名代表组成，列普谢任远东局书记。这次会议还决定给鲍罗廷发去电报，“我们认为绝对有必要在武昌展开统一的国民党中央全会，蒋介石务必参加……我们认为国民党和共产党绝对需要合作……秘密征询鲍罗廷和武昌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后的意见，是否由共产国际向蒋介石提出警告性的质询，是否需要在俄国报刊上公开反对蒋介石。”

考虑维经斯基参加中共“五大”时的威信，皮亚特尼茨基和拉斯科尔尼科夫3月21日联名给布哈林和斯大林写信建议，“在电报中指出，维没有参加远东局是因为他不止一次请求把他召回莫斯科。”

1927年3月21日，上海第三次工人起义暴发。当时北伐军已占领龙华。陈独秀在3月5日特委会上说：“松江下，苏州下，鲁军退，三个条件有一个，我们就发动。”现在条件具备了。上海80万工人群众举行总同盟罢工。这是上海历史上没有过的壮举。

周恩来认为以前起义失败的军事原因是工人没有掌握武装。罗亦农也说，罢工后，工人不去夺武装，而是先回家去了。经过努力，工人们走上街头时，手上有了200条枪。罢工立即转入武装暴动。从中午12时至下午4时，打下警察署、湖州会馆后，战斗集中于三处，即北火车站、商务印书馆俱乐部、天通庵火车站。当时，罗亦农在施高塔路四达里指挥部指挥，周恩来、赵世炎在前线指挥。陈独秀在北四川路横浜桥南郑超麟家里，由郑超麟及赵世炎爱人夏之栩来往指挥部送信，参与指挥战斗。

周恩来与罗亦农、赵世炎商量，对北站取防守势，对俱乐部取包围势，对天通庵车站取攻势。周恩来从21日起义开始，就没有合眼，一直战斗在前线指挥部。22日中午攻下了天通庵车站，南市俘虏了敌人百余人，下午4时，攻下商务印书馆俱乐部(浦东)。攻打闸北车站战斗十分艰难，敌人机枪压住了进攻的火力，在苍澄打了两天一夜。

武汉国民政府通过苏联的同志向军事顾问下达准备失败的秘密指令。因此在浙江前线只有右派的部队。见白崇禧的军队按兵不动，起义指挥派代表向白崇禧苦苦相求，北伐军队中进步官兵也要求援助上海工人，白崇禧只好答应派薛岳部队支援。北伐军和上海工人武装一夹击，打下了闸北，占领了除租界以外的全上海。

3月23日，上海10万市民举行集会，陈独秀在湖州会馆大会上发表演说，赞扬了工人阶级英雄壮举，陈说了几句就走了。回到寓所不久，罗亦农来了。陈独秀说：“我写一封信，你再去一趟环龙路26号，见一下吴稚晖。”陈独秀在信上说：我以人格担保，共产党不会在上海成立工人专政政府，希望吴稚晖不要为右派谣言所动。

陈独秀对率先打入上海的东路军第一军第一师师长薛岳印象很好，想掌握薛岳，对付蒋介石。在当晚特委会上，陈独秀说：“我们可以做些工作，留薛岳军队在上海，团员、共产党员可以参加薛岳部队，缴获的枪械子弹，留下一部分，送一部分给薛岳部队。”两天后，白崇禧将薛岳调走，代之以刘峙。陈独秀气恼地说：“中国革命如不把代表资产阶级的武装打倒，中国就别想要革命。”这时，传出右派军队可能来缴枪，陈独秀和周恩来、罗亦农等人商量，说：“如果右派军队来缴械，我们就与之决斗。”并建议调百余名干部加强上海工人纠察队。

3月24日，载着蒋介石的永蜀轮在楚有、楚同、楚谦三舰护卫下，离开安庆，直扑上海而来。继3月6日杀赣州陈赞贤，3月17日捣毁九江总工会、国民党左派党部后，昨天，他们又捣毁了安徽左派省党部。

隔日上午9时，陈独秀在上海区委会议上说：“蒋在江西赣州杀工会委员长，打市党部，打六军政治部，被杀害的都是C.P.在下关英美打死中国人一二千人，所以现在帝国主义与新军阀已经进攻了，我们把这问题联合起来看，所以中央与区委已决定准备防御战。”安庆拍出的通电全被扣压，陈独秀此时还不知道“三·二三”事件。

下午4时，蒋介石到上海。晚6时，上海区委开活动分子会议，陈独秀说：“蒋来别有用心。”陈独秀代表中国共产党起草了《告世界工人阶级书》和《告中国工人阶级书》，提出，“上海工人将以自己的血和肉从事实上证明，工人阶级的确是全国最革命的阶级，能够切实担负起革命的使命，能够领导其他被压迫阶级摧残军阀的武力，并建立新的革命的民主政权”。为了缓和与蒋介石、张静江敌对情绪，特委会及上海区委决定去慰劳蒋介石。同时派彭述之去武汉，与国际代表及中共中央多数委员商讨对蒋政策。

这时，杨之华来请示陈独秀，希望解除禁止罢工的命令。工人在政治要求经济要求得不到满足情况下，进行自发罢工。陈独秀说：“现在不是罢工的时候！”杨之华说：“现在工人群众已经罢工了，我们就应该去领导他们在斗争中组织工会，这样才能提高工人群众的革命情绪。”“你应该服从今天早晨党组的决定，不然，如果因此而破坏统一战线，那我们就什么也做不成！”陈独秀使劲吸烟，然后将烟头掷在地上。杨之华离开了陈独秀办公室后，想想又回来了。这次陈独秀更生气了，问：“你是不是一个服从纪律的党员？”

蒋介石到上海后，周恩来去见他。蒋介石严肃地说：“我想见仲甫，仲甫不见我，信也没有。”周恩来说：“仲甫身体不太好。”蒋介石说：“现在我是不满意的，你们到处写文章、搞宣传，但主观的多，客观的不尽然啦。”谈了一些国民党左右派冲突及国共矛盾后，周恩来问蒋介石：“现在是否消极?”蒋介石摇摇头，说：“现在叫我下野，我不干，以前我是有这个打算休息了，可是鲍罗廷使我吞不下这口气，我是要决心反对他的，我决不下台，一定要干。”听了周恩来和蒋介石谈话内容，陈独秀对周恩来说：“我们对蒋介石要改变策略，以市政府和蒋介石冲突，避免工人纠察队和蒋介石直接冲突。”

4月1日，汪精卫取道莫斯科到达上海。在北四川路横滨桥南郑超麟家里，周恩来在报告了与汪精卫见面情况后，说：“汪精卫最好直接去武汉，避免与蒋、张见面。”陈独秀表示同意。他相信，汪回国有可能解决眼前危机。3月武汉二届三中全会上，汪精卫在中央政治委员会和主席团中取代了蒋介石的地位。第二天，蒋介石换了个面孔，立即发江电拥汪，并邀汪精卫、吴稚晖到孙中山旧住址会谈。

蒋介石说：“我现在最大的心事，就是从国民政府中赶走鲍罗廷，实行分共，这件事你回来了，就请你做，你不回来，我做。”汪精卫说：“兄弟刚从外地回来，不敢独自作主，这件事，事关重大，我主张开中央全体会议来表决。”4月3日，汪、蒋在老地方继续会谈。汪精卫说：“共产党的活动可以限制，在四中全会召开以前，下令他们不要开展活动。”“这件事你和陈独秀说，。”“陈独秀正在找我。”“国民党政府迁到武汉后，受到鲍罗廷左倾影响，有害党国，要开好四中全会，他们的命令是要宣布无效的。”“这件事好办，待兄弟回武汉就行纠正。”“国民党内有跨党分子，你看怎么处置?”“党内阴谋捣乱者，自行纠正。”“上海工人武装纠察队不听指挥怎么办?陈独秀、吴廷康讲过要与右派军队决斗的。”“工人纠察队要听你的指挥，你是总司令。”“不听怎么办?算不算反革命，?”“不听总司令指挥，便是反革命，严行取缔。”汪精卫说。

次日，陈独秀与周恩来一起去见汪精卫。汪精卫很严肃地问：“听说共产党喊出打倒国民党、打倒三民主义的口号?”陈独秀说：“决无此事，我以前和稚晖也多次声明过。”陈独秀走后，吴稚晖说：“陈独秀是骗你的话，口说无凭，你不要信他，他以前也和我说过，都是说说而已。”汪精卫说：“这事看来不那么简单，我再和陈独秀说。”

4月4日，陈独秀写了一个声明给汪精卫，上面写道，国民党“决无驱逐共产党摧残工会之事”，“我们应该站在革命观点上，立即抛弃相互间的怀疑，不听信任何谣言，相互尊敬，事事协商，开诚进行，政见即不尽同，根本必须一致”，“上海军事当局，表示服从中央，即或有些意见与误会，亦未必终不可解释”等。

汪精卫看后，说：“我同意你的意思，如果两党是这样，对国民党、共产党都有好处。”陈独秀说：“先生如果有诚意，请签上名，算是我们的一致意见。”汪精卫再仔细读了一遍，修改了几个字，便签上了名。

4月5日，《时事新报》、《国民日报》发表《汪、陈联合宣言》，蒋介石见了十分生气。吴稚晖骂道：“这不是和陈独秀吊膀子吗?一个兔子白面书生，一个横眉竖眼。”他质问汪精卫说：“发表联合宣言是你的主意，还是陈独秀的主意?”汪精卫放下脸说：“我只打算和陈独秀发表一个辟谣宣言，防止国共两党误会加深。你们这样有意见，早知这样，不发就是了。”说完，汪精卫吩咐收拾行理去武汉。吴稚晖见汪精卫生了气，转而苦苦挽留，叫汪精卫留在上海领导工作，但没有留住汪精卫。

共产国际高度赞赏了《汪、陈联合宣言》，马尔丁诺夫在《真理报》上称：“在中国共产党是在按照正确的方针办事。”

1927年4月初，国际代表及武汉的同志来电报，希望陈独秀去武汉，赵世炎、周恩来等人劝陈独秀随汪精卫走。陈汪走后，上海笼罩在一片白色恐怖之中。

当天，上海区委召开了活动分子大会。罗亦农说：“陈汪联合宣言，已使许多造谣中伤的右派伎俩都将打破，许多怀疑的国民党分子，也不可怀疑……尤其我们在工人、学生、妇女群众中要特别宣传我们的领袖陈独秀同志，都有很重大的意义……汪精卫态度很好，政治观点稳定，与C.P.可以合作下去，甚至于建设社会主义制度，汪精卫绝对赞同第三国际给我们的训令。”赵世炎插话说：“现在上海还处在危险时期。”罗亦农说：“不错，汪精卫来了以后，对蒋介石有缓和作用。前晚蒋介石已下动员令，汪来了后收回，但我们和蒋介石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对于蒋介石的武力进攻，大会表示决不收藏枪械，决不缴械。3月31日，斯大林签署联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议，给鲍罗廷发电报：“收到发自上海的中共中央署名报告，说蒋介石已在上海发动政变，命令上海人民政府自行解散并打算在这方面进一步采取行动。您是否知道这个情况，这是否属实？您打算采取哪些措施？”决议回电中共中央：“暂不要公开作战；不要交出武器，万不得已将武器藏起来。”联共中央政治局会议4月7日开会，决定派维经斯基去上海与蒋介石进行联系并防止他采取极端行动。但他们也不清楚这样做是否合适。

在武汉的维经斯基不知道国际指示，给上海发电报：“如果蒋介石企图以武力解散上海政府，那么就应以武力对他进行反击。”曼达良、纳索诺夫和阿尔布列赫特后来认为，上海工人失去武装，应归咎于这第二个指示。

4月10日，瞿秋白主持中国共产党委员会在汉口的会议。张国焘、谭平山、彼得罗夫、李立三、苏兆征、蔡和森、毛泽东、罗章龙、萧子、贺昌、沃罗夫斯基（黄平）、陈延年、罗易、多里奥、阿尔布列赫特、福京、鲍里斯等出席。蔡和森1925年10月到莫斯科，担任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的代表。这次奉命回国参加中共“五大”。会议决定：1.通过罗易决议案；2.立即召回布哈罗夫（罗亦农）；3.将档案转移到汉口；4.任命陈延年为上海委员会代理书记。当天，陈延年动身去上海。延年知道，此时去上海凶多吉少，作了最坏的准备。两年前，廖仲恺被杀后，陈延年在广东区委大会上说：“一个共产党员的牺牲，胜于千万张传单；如果怕死，就不要做共产党员。”

这天，陈独秀抵达武汉。

4月12日，罗易给蒋介石拍电报：“我们建议您放弃计划在南京召开的实际上是分裂党的会议。不然，在此紧急关头分裂国民阵线的重大责任将由您承担。”就在这天子夜时分，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政变，100多名参加游行抗议的工人尸体横卧街头，300多名共产党员、革命群众被枪决，1000多人被捕……第二天，蒋介石趁程潜、林伯渠（六军军委秘书长）不在南京之机，将六军骗上火车，然后予以解散。第六军军长程潜未能及时执行逮捕蒋的命令，因为指示不明确，他自己不知道怎么办。送逮捕令的交通员晚到南京一周。

在今后发展方向上，罗易主张保卫基地，陈独秀说：“革命不能等死。”罗易说：“但是没有人要让革命自取灭亡。当我说必须保卫基地时，我所指的不仅是武汉或湖北，而是包括东南各省。”4月15日早晨，陈独秀说“目前的迫切任务不是深入革命而是扩大革命……在革命只有初步发展的那些省里，不可能巩固左翼政权，如果不扩大革命，我们就不能生存。”罗易认为，这是他们真正的分歧：是深入革命还是扩大革命。罗易说：“我们必须发展工农力量——这是确保革命前途的惟一措施。立即进攻北方意味着逃避这项必要的工作。”

4月16日，中共中央正式开会讨论是否北伐问题。陈独秀、彭述之、张太雷赞成鲍罗廷；谭平山、张国焘仍然主张南伐；瞿秋白主张经过南京北伐；蔡和森提出了4个条件的北伐纲领……张国焘笑着说：“照你这四条件，等于打消北伐，国民党怎能接受？还是赞成咱们南伐吧。”经过争论，请瞿秋白起草继续北伐问题的决议。

同一天，李立三在上海主持召开了特委会，周恩来在大会上指责了《汪陈联合宣言》说：“如果武汉政府仍继续和谈空气，则各方面损失更大。”陈延年也说：“我们应乘资产阶级政权尚未牢固前打击蒋介石，才有胜利的希望，如果再延缓，资产阶级的政权一经稳固，我们就无法可打。”会后周恩来起草电文《迅速出师讨伐蒋介石》,敦促中央出师东南讨蒋。

4月18日，陈延年在上海第二次特委会上说：“不能简单的希望武汉来，而是上海也要自己有工作。”这天，蒋介石在南京另组国民政府，下达第一号通缉令通缉陈独秀等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193人。4月15日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七次扩大会议作出撤销蒋介石的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职务，将他开除出党，并下令逮捕他的决定。

蒋介石到南京后，邵力子将斯大林送蒋的照片退还。斯大林曾笑着对邵力子说：“如果蒋介石真的解除了工人自卫队的武装，我却把自己的照片送给他，工人会怎么看他，工人们会怎么看我。”此外，邵力子归还了李可夫、伏罗希洛夫送蒋介石的照片。

4月18日这天，共产国际驻华代表团在汉口开会，讨论继续北伐问题。武汉国民党政治委员会两周前决定占领南京，前天，中共中央作相应的不主张北伐的决定，北上本应于这一天开始，不料这一天早晨，国民党政治委员会突然取消了这个计划，而主张向东推进，去消灭蒋介石的力量。对陈独秀未向中央委员会和共产国际代表团商量就同意改变计划，罗易表示不满。陈独秀则抱怨道：“现在罗易和鲍罗廷都拿不定主意，罗易要巩固两湖，鲍罗廷要北伐京津，我看国民政府能免掉蒋介石的职，通缉蒋就不错了，叫它东征，是很难的。”

翌日，东征失败消息传来，于是仍然回复到老鲍原来的主张，立即由京汉铁路出发北伐。4月20日，陈独秀在汉口主持中共中央会议。陈独秀说：“我和汪精卫、谭延闿谈过话……我简要的谈到共产党问题。共产党和国民党也许彼此还不够了解，汪精卫回答说……共产党不能当反对党。任何问题都要同国民党讨论，一定在政策上达成完全一致……最后讨论了给纠察队发武器的问题。谭延闿认为，应该给纠察队发武器。工会开口就要1000条枪，但未必能给这么多。我们已经给了他们100条枪。将逐步多发一些。我要求他们要很小心，只发给可靠的工人……他们会向帝国主义开枪，可能也会向汪精卫开枪。”这天，罗易和多里奥给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书记处拍电报，说：“陈独秀到来后，借口省里的工作需要，要求将代表大会无限期推迟。尽管中共表面上接受共产国际的提纲，但中央委员会的多数委员，特别是陈独秀不同意这个提纲……应在代表大会后立即将陈独秀作为党的代表召到莫斯科。”

4月26日，晴天。早餐后，国民党军委秘书长林伯渠约谭平山去陈独秀寓所谈话。

林伯渠说：“下午去长沙，来打个招呼。”陈独秀到武汉后，林伯渠一直没有机会和陈单独谈。林伯渠下午渡江，打算两三天就回。“湖南农民运动有过火地方，昨天我们决定请夏曦回湖南取缔过火行动，你去长沙看看也好。”陈独秀说完，和谭平山去参加土地委员会会议。

1927年4月27日，中共“五大”在武昌高等师范第一附属小学礼堂开幕。被蒋介石通缉的共产党“首要分子”几乎都在这里。汪精卫赶来致了贺词后，为了防止意外，会场迁往汉口市郊黄陂会馆。场内条桌后的条凳上坐着正式代表，加上工作人员及非正式代表，约有100多人。代表们没有出席证，进门时用“口令”，第一天上午用“冲锋”二字。

李大钊没有来，“五大”开幕这天，是他临刑前夜。4月28日下午2时，38岁的李大钊在北京警察厅看守所被绞杀。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八次会议给中共电报：李大钊的英勇就义和其他在北京被杀害的共产党员的壮烈牺牲是在国际无产阶级的记忆中永远不可磨灭的。邓培、萧楚女、熊雄、李启汉、刘尔荪没有来。10天前，他们在广州被李济琛、古应芳杀害。

上海特委周恩来、陈延年、赵世炎没有来，他们正在白色恐怖之中与敌人周旋。陈独秀主持会议。在他身旁坐着罗易、维经斯基、鲍罗廷及米夫、罗卓夫斯基等人。主席台挂着马恩列斯相片和国共两党党旗。大会开始时，大家起立唱《国际歌》，有人发现叶挺手臂上有一个虱子，捻了给叶挺，叶挺一边捻一边说，“捻死这个吴佩孚！”这位代表又从叶挺的衣领上捻下一个虱子，问，“这是哪个呢？”叶挺笑着说：“你应该晓得这是哪一个！”4月29日，陈独秀作工作报告，足足讲了5个小时。他谈农民问题话很少，最后提到：“我们的同志从前就向农民进行过工作，如彭湃同志就在广东农民群众中工作过。我们党向农民进行工作已有

两年……今后，我们应开展农民运动，增加农民协会的会员人数。” 这个政治报告的大纲是罗易规定的，所以提到西北学说。

会间休息时，罗亦农走到瞿秋白面前说：“糟糕。”罗亦农绰号“大口”，他刚刚赶到武汉。羊牧之走到低头一支接一支抽烟的瞿秋白身边，轻声说，“叶挺问中央讨论过没有？”瞿秋白半天没有吭声，最后说，“要相信中央”。羊牧之点点头，走到一边去了。叶挺的话，唤起了瞿秋白的回忆。陈独秀的报告，在“五大”预备会上讨论过，而且发生了争论。对于中山舰事件，陈独秀归咎于革命力量不足，甚至指责上海工人不该起义，提到党内妥协退让，陈独秀就发火，就训人。这些情况，瞿秋白当然不好告诉羊牧之。

陈独秀发言后，共产国际代表罗易发言。他引导代表就陈独秀的报告进行辩论。

辩论进行了4天。要求签名发言的达38人，达到参加会议代表的半数，任弼时、瞿秋白等人的发言最引人瞩目。任弼时去莫斯科参加青年共产国际第六次执委会，回到上海正逢“四·一二”大屠杀，在了解情况后，迅速离开上海到达武汉。任弼时到武汉后，在武昌都府堤41号见到了毛泽东，交换了对当前形势的意见。

辩论期间，每个代表收到瞿秋白写的4万字的小册子《中国革命中之争论问题》。

瞿秋白写道：“我可不怕皇帝制度的斩首。我敢说：中国共产党内有派别，有机会主义。” 瞿秋白列举了1923年至1927年党内领导层右倾错误17例，说：“将这些事实一一罗列起来，自己看一看，真正要出一身冷汗！”

现在轮到陈独秀出汗了，彭述之早已躁动不安，嘴里咕噜咕噜“见了鬼了”。这是彭述之的出口腔。瞿秋白写道：“彭述之虽然一口咬定没有民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等于似有似无的鬼，实际上却去和这个鬼联合，以备反抗他所认为是买办阶级的新右派。如此说来，资产阶级是有的，不过是‘鬼’而不是人，他们的力量很小，不妨和他们联合。这真是彭述之的有鬼论！”在文章后，瞿秋白写道 ，我们的党已经是群众的了。我们党一定能克服并消灭彭述之主义。在小组讨论时，瞿秋白当面讽刺彭述之：“当前革命的领导权，已经或正在被这个鬼篡夺了。”正在作记录的羊牧之发现，瞿秋白脸色刷白，但声调高昂。

瞿秋白的小册子在代表中赢得了广泛的支持。代表们如饥似渴地低头读小册子，脸上不时地露出笑容，会场上出现了喜气洋洋的局面，昨天令人压抑的气氛被冲淡了。坐在杨之华身边的恽代英一边翻《中国革命中之争论问题》，一边笑着对杨之华说：“这个标题写得好，写得尖锐。”他是指扉页上副标题“第三国际还是第0国际？——中国革命中之孟塞维克主义》。见杨之华在认真听，恽代英接着说：“目录上的五大问题也提得鲜明，问得实在好！”这5个问题是：中国革命么？谁革谁的命？谁能领导革命？如何去争领导？领导的人怎样？

周恩来请罗亦农带来两点意见：中央要承认错误，彭述之不能进中央委员会。毛泽东在大会上发言批评了中央的错误，他在大会前和彭湃、方志敏等同志准备了提案，但陈独秀拒绝在大会上交流，并将毛泽东排斥在大会领导之外。

蔡和森说：“我党必须负起领导小资产阶级和国民党的责任，而不能当他们的尾巴。我们应当通过实现无产阶级的领导来一扫小资产阶级身上的动摇……如果做不到这一点，那我们的革命肯定会失败。”他提醒人们注意：“不要忘记，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同时在庇护资产阶级和地主，这些人随时可能重演三·二〇和四·一二事件。”

5月初，鲍罗廷在会上说，我是坚决主张同蒋介石作坚决彻底的斗争的，如果我们打败张作霖，我们就会比较容易地消灭蒋介石。我认为，我们已经摆脱了危急的局面，若再坚持三四个月，我们就必将取得胜利。

5月3日，维经斯基讲话：“代表团讲没收土地是指没收大地主的土地，而不是小地主的土地……无产阶级将在小资产阶级、农民和无产阶级联盟中起主导作用……我们党所犯的重大错误之一是关于资产阶级在革命中的作用的问题……瞿秋白同志在代表大会上的讲话，要求彼得罗夫同志为所犯的错误承担责任，还这样说，‘您承认这一点还是大家抨击您，您都不再是布尔什维克’，这是不完全正确的。彼得罗夫在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不像彼得罗夫分子，而像孔夫子信徒，他说：‘如果是这样，那你们就判处我的政治死刑，或者五年政治监禁’……在大会辩论期间，我们党的成就谈得很少。我希望陈独秀同志在闭幕词中谈谈成就……最后我想说，在代表大会以前，党就有一种不只是由政治原因引起的病症，不是存在一个中心，而是两个中心。不久这些原因就会消除。”

维经斯基讲话后，罗易作“五大”上第二次发言：“首先，我要消除由于张太雷同志对我的第一次讲话中的某些论点提出批评所引起的混乱。我无意于对张太雷同志进行个人攻击，但批评他所代表的观点是完全必要的。他所引起的混乱必须消除……”罗易反对张太雷，偏袒罗亦农，是因为张太雷支持鲍罗廷西北说。

经过争论，“五大”决议指出：中国革命的前途是“非资本主义的发展”；“取得大地主所占据的土地，实现‘耕者有其田’的口号”；“必须建立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工农小资产阶级的民主独裁政权”；“目前国民运动应继续高涨”。

共产国际代表考虑增加新的力量，选举中央委员会时增加了人数。结果陈独秀、蔡和森、瞿秋白、周恩来、刘少奇、李立三、张国焘、李维汉、苏兆征、张太雷、阮萧仙、任弼时、陈延年、罗亦农、陈乔年、贺昌、向忠发、彭湃、项英、彭公达、赵世炎、恽代英、谭平山、彭述之、罗章龙等31人当选。此外，选举候补中央委员毛泽东等11人。政治局委员是陈独秀、蔡和森、周恩来、李立三、李维汉、瞿秋白、谭平山、张国焘、苏兆征9人。彭述之终于落选。政治局常委为陈独秀、李维汉、张国焘，周恩来为秘书长。

因为矛头集中在彭述之身上，加上陈独秀作了检讨，国际代表罗易又说：“中国的劳动群众是英勇的斗争，因此，中国不会有孟塞维克主义。”结果选举时，陈独秀仍当选为中共中央总书记。苏联驻华代表N·那桑诺夫、N·福金、A·阿尔勃雷希脱在3月中旬给苏共中央去信称，“老头子”享有巨大的威望，能够继续成为党的领袖之一。

罗易和多里奥1927年5月9日给斯大林拍电报：“在土地问题上，在共产党人当中有走得太远的倾向，在代表大会上经我们的努力制止了。”他们是指毛泽东、李维汉等人。“五大”后，维经斯基和罗易都不愿立即回莫斯科。维经斯基认为，目前往莫斯科可能被英国人逮捕。罗易认为邀请他去莫斯科意味着解除他在中国的工作，他打算永远离开政治生活。

5月13日，联共中央政治局给鲍罗廷、罗易、陈独秀拍电报：（1）口号“一切权力归农会”；（2）现在就应开始组建8个或10个由革命的农民和工人组成的、拥有绝对可靠的指挥人员的师团。

随着中国革命危机加剧，斯大林、布哈林反对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的斗争也白热化了。4月5日，季诺维也夫致联共中央政治局：“莫斯科干部大会上斯大林同志和布哈林同志同我们进行论战并把实际上我没有的观点强加给于我。”4月14日，季诺维也夫写《关于中国革命的提纲》说：“1927年4月4日布哈林同志在莫斯科干部大会上说，国民党是党和苏维埃的杂交体。斯大林同志在同一大会上说：‘国民党是这样一类革命的议会，有它的主席团即中央委员会……’为什么中国共产党在这个革命的议会中在政治上和组织上不能享有完全的独立性？……必须帮助中国共产党无论如何都要在政治上和组织上获得真正的独立性。必须消除束缚和限制中国共产党的独立性的一切可能。”

4月21日，《真理报》刊登斯大林《中国革命问题》（联共中央批准的给宣传员的提纲）：“反对派（拉狄克及其同伙）的基本错误是他们不懂得中国革命的性质，不懂得中国革命现在处于什么阶段，不懂得中国革命目前的国际环境。”“反对派认为共产党加入国民党是不适当的。因此，反对派认为共产党退出国民党……这就是说，退出战场，抛弃自己在国民党内的同盟者使国民党敌人称快。”

针对斯大林的文章，5月7日，托洛茨基写《中国革命与斯大林大纲》说：“此大纲在中央会议上并未提出讨论……为什么大纲可以公布，而对于大纲的批评就不可以公布呢？说讨论中国问题是妨害了我们国家的利益，这是一种闻所未闻的错误……中国革命4月的失败，不仅是机会主义路线的破产，同时也是官僚主义指导方法的失败……斯大林的大纲是代表中央发表的……政治局的委员——斯大林、布哈林、莫洛托夫，把这个大纲看过，仅经他们三个人的同意……斯大林说‘我们采取的路线是绝对正确的路线’事实怎样，反映出来这个路线，谭平山第七次扩大会议（1926.12.）自己的报告中说：‘……工农运动因受了各方面的阻碍，不能扩引到广大的群众中去’……大纲还自辩说：‘预先’已料到资产阶级必然的从革命队伍中退出，难道这种料到于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政策就算够了吗？……

斯大林于1925年曾称国民党为‘工农政党’（？！）……这个定义，可以说是与马克思主义完全不相符合。”

5月13日，联共中央政治局听取了《联共中央政治局致共产国际执委会》：“最近一个月来，联共中央委员季诺维也夫同志和托洛茨基同志向各地散发了关于中国问题和关于英苏统一委员会等机构的文章、书信、声明和提纲……而且已被联共中央1927年4月（13日—16日）全会所否决……季诺维也夫同志和托洛茨基同志的派别活动、他们对中央政治局及其个别成员（布哈林、斯大林）的不能容忍的攻击……反对派要求(中国)共产党人退出国民党和实质上把国民党的领导权交给国民党右派的方针，则是拱手让出中国革命阵地，迎合取消派。”

5月24日，布哈林在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八次会议上的报告的讨论中，托洛茨基说：“通过对这个问题的讨论，你们知道了苏联共产党至今没有季诺维也夫同志的提纲。季诺维也夫同志没有获准参加今天的会议，尽管他无论在政治上还是礼节上都完全有权出席这次会议……我曾经尝试在党的理论刊物上发表我批判斯大林的提纲的文章，但没有成功。由于我的提纲是针对中央委员会在这个问题上的路线的，所以它禁止发表我的批判文章，禁止发表季诺维也夫和我的其他文章……意见分歧大吗？很大，非常大，非常重大！意见分歧在最近一年中扩大了，这是无可争议的……布哈林同志的提纲是错误的，同时也是极端危险的……它使得左派遭到了突然的袭击，中国共产党在革命的硝烟中可能而且必将成为一个真正的布尔什维克党，所以不能接受这个决议。我们党和整个共产国际也不能接受这个决议宣布为自己的决议。”

5月24日，斯大林在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八次会议上演说《中国革命和共产国际的任务》：“最近几天托洛茨基关于中国问题给执行委员会写了这么多的论著、提纲和书信，我们要批判反对派，材料不会是不够的。因此，我将根据这些文件来批判托洛茨基的错误，我不怀疑，这个批判同时将是对托洛茨基今天演说的基础的批判……托洛茨基的基本错误在于他不懂得中国革命的意义和性质。共产国际的出发点是：封建残余是现时在中国推动土地革命的压迫的主要因素……正因为如此，现在中国正经历着一个按其力量和规模来说是最伟大的土地革命……现在的武汉政府是不是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的机关呢？不，暂时还不是……

它是有一切机会发展成这样的机关的……托洛茨基看问题则完全不同。他认为武汉是‘空架子’，而不是革命的中心。”

托洛茨基当天在大会上作第二次发言：“我们要对中国共产党党员说：陈独秀同志的纲领，名义上是推迟‘改组’汉口政权和没收大地主、直至战争危险被消灭，这是确实地和最迅速地走向毁灭的道路。”

布哈林在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八次会议上总结发言：“最堪刺心的是托洛茨基与其党徒否认与中国自由资产阶级有联合的必要与可能，然而托洛茨基与季诺维也夫自己都屡次举手赞成帮助广东政府……当时他们竟没有一人说这是不对的，而现在同是这些人却事后说这是无产阶级的‘背叛’是‘耻辱’……（中国共产党员）扩展农民群众运动、与夺取土地的方针，必须十分坚决去实施，现在如用别的策略是罪恶的。必须在此基础上来组织忠实的武装队伍，必须在此基础上来改组国民党。”

1927年5月的武汉上空，乌云密布。

5月17日，驻宜昌的独立14师师长夏斗寅借口农民运动过火，趁武汉主力军队第二次北伐河南之机叛变，进攻武汉抵达距武昌仅40里的纸坊。

蔡和森等提议派军队立即占领粤汉路，清剿夏斗寅。但中央未接受这种意见，派叶挺和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的武力去镇压夏斗寅。中共中央在发布的声讨夏斗寅叛变的宣言中，甚至承认两湖的农运过失。

陈独秀说：“湖南农运不是我们领导的，而是地痞与哥老会的领导。”次日，叶挺率第四军第二十四师（独立师）开赴前线，武汉人心惶惶。在汉口任《民国日报》主编的沈雁冰夜半来到瞿秋白家里。瞿秋白正和陈公博对酌，等待消息，杨之华见茅盾来了，忙加了一个酒杯。茅盾问，“怎么样？” 陈公博愁云满面地摇摇头。

瞿秋白沉思地说，“叶挺出兵必胜。”茅盾点头，喝了一口酒，说，“就怕叶挺不能很快获胜，武汉无人防守，现在人心不稳得很。”

“如相持不下，可从河南调第四军来武汉。”瞿秋白说。黎明时，从前线传来夏斗寅部被叶挺部队粉碎的好消息。3人举杯同贺，脸上露出了轻松的笑容。

沈雁冰告诉瞿秋白：“独秀埋怨《民国日报》办得太红了，国民党左派有意见，他希望少登一些工运、农运和妇女解放的消息和文章。瞿秋白说：“你就按照‘五大’决议的精神去办。《民国日报》过去办得不错，旗帜鲜明，就这样继续办下去！”沉思了一会，又说：“我们另办一张报！你不是说他们常来干涉你的工作么？共产党的政策要通过国民党的报纸来宣传，本来就不正常，许多话只能讲一半，不如干脆把《民国日报》交给国民党，抽出我们的同志另办一张党报。”5月21日，驻长沙第三十五军三十三团团长许克祥叛变，一夜间搜捕共产党工农群众3000余人，杀百余人。

中共湖南省委决定30日发动长沙附近10万农军，围攻许克祥。到处是地主豪绅、资本家咒骂工农运动的声音。

5月25日，鲍罗廷大发雷霆，对罗易说：“湖南的局势已变得无法容忍，我将前往那里，逮捕李维汉……当天，罗易给斯大林电报：鲍罗廷“想逮捕我们在湖南的领导同志，把他们投入监狱。他说，工人纠察队应解除武装。他处事独断专行，不同许多负责人商量，无视他们的意见。他向共产党发号施令，他拒绝发我的电报。

次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张国焘主张立即采取行动，罗易认为，同国民党关系直接破裂的危险并不存在。最后通过罗易建议的一项决议，为了准备实行进攻实行策略退却。即取消进攻长沙的计划，将毛泽东调出湖南，到武汉任农民协会会长。

毛泽东对鲍罗廷、陈独秀和谭平山都有意见。鲍罗廷认为中国革命只有在西北建立军事基地，应当解除工农纠察队的武装。陈独秀、谭平山与其说是共产党人，不如说是国民党人。集体领导实际上从来没有过。“五大”以前实际上没有中央委员会。在上海领导党的是陈独秀、在广州的是鲍罗廷。

5月27日晚上，陈独秀应林伯渠之约到汉口紫阳里52号林寓所。夏斗寅、许克祥相继叛变后，陈独秀已搬出中央机关61号，和秘书隐居起来。林伯渠上午开军委会，下午4时半又开了扩大会。陈独秀问林伯渠：“如果把六军培养成中央工农军，程潜会同意吗？”林伯渠说：“最好你和程潜谈一次。”

在林伯渠、李世璋安排下，陈独秀在汉口友谊街六军办事处与程潜见面。陈独秀说：“如将六军培养成工农军，须将六军中下层干部送海参崴培训。”程潜问林伯渠：“你的意见呢？”林伯渠说，“做政治工作的人比较适合。”“那就让李世璋去。”程潜说。

5月30日，约2.5万人的农民起义队伍从四面八方向长沙进发，共产党湖南省委根据中央委员会的指示下令停止前进，罗易当天给共产国际政治书记处写信：“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则非常消极，它否决了我提出的关于组织群众运动，要求采取措施镇压湖南反革命的建议。两支5000人的浏阳农民军队伍没有接到撤退命令，孤军进攻长沙，袭击了长沙附近的军队，次日失败。

汪精卫讽刺陈独秀说：“你们不是有10万大军嘛?怎么连许克祥一个团也打不赢?”十二　罗易泄密事件战胜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后，5月底，共产国际“紧急指示”传到中国（“五月指示”），要求实行土地革命，动员千百万农民自动没收土地，组建一支8个师或10个师的可靠军队，组织革命法庭惩办反动军官。

在下述文字上，斯大林加了着重号：“没有土地革命，就不可能胜利。没有土地革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就会变成不可靠的将军们的可怜的玩物……。如果国民党人不学会做革命的雅各宾党人，那末他们是会被人民和革命所抛弃的。”

接到国际电报指示后，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紧急会议磋商。罗易、鲍罗廷参加了会议。

“我主张先不忙着把这个电报内容说出去，以免引起思想上的波动。”陈独秀担心执行这一指示，势必导致联合战线破裂。鲍罗廷感到，莫斯科太不了解武汉的情形，目前无法执行。罗易想执行，他认为，假若汪精卫同意了，就可以执行。于是，给国际回电字斟句酌成：“命令收到，一旦可行，立即照办。”

会后，罗易见到汪精卫，泄露了“五月指示”内容。汪精卫大吃一惊，分手时，汪精卫问：“是否可以给我一份译文？”罗易犹豫片刻，然后说：“好，我明天送你一份，因为文字上有两处需要改动。”他想，给汪精卫看，可以增加双方的信任，国际几个指示专电没有讲不支持武汉国民政府的话。

第二天，汪精卫得到抄本，说了声“谢谢”，打发掉了罗易。汪精卫得到“抄件”，给陈友仁看，陈友仁面如土色，说：“这意味着两党之间的战争。汪精卫拿给唐生智及其部下看。6月4日，发生了江西省省长、第三军军长朱培德将方志敏等164人“礼送”出境的事件。

联共中央政治局6月2日给鲍罗廷、罗易和柳克斯电报：“不进行土地革命，就不可能取得胜利……，不应脱离工农运动。”罗易回电报抱怨：“收到你们的电报后，我还没有看，鲍立即让陈发电报，也未同政治局和我商量。”

罗易在6月5日给斯大林和布哈林拍的电报中说：“谭平山的自由主义不仅具有个人性质，而且还反映了整个党的领导的观点……。陈比谭更坏，他的领导无疑有害于党。不按我建议的那样把他召到莫斯科去是错误的。他是个典型的激进知识分子，是国民党在共产党内的代理人……。他完全支持国民党镇压湖南‘过火行为’的政策……。他认为湖南的同志对发生反革命叛乱有严重过失……。陈应立即召到莫斯科去，而鲍的情况应认真加以研究……。昨天，汪精卫抱怨没有把莫斯科的意见通报给国民党。他问，为什么他给斯大林的电报没有回音……。近来，他不太清楚究竟谁代表莫斯科的观点：是鲍还是我。”

接到陈独秀等“命令收到，一旦可行，立即照办”回电，6月7日，联共中央政治局给鲍罗廷和陈独秀发电报：“阻止土地革命是犯罪行为，并会导致革命的毁灭。”

当天，中共中央政治局开会讨论联共（布）中央政治局给鲍罗廷、罗易和中共中央的电报。陈独秀说：“电报表明，莫斯科不了解中国的实际情况……。最好是非常巧妙地、小心谨慎地谈及这个问题……。在去湖南的问题上我和罗易有分歧。去是必要的。农民运动的过火行为破坏了同地主、绅士和军官的统一战线……。我们主张派谭平山去纠正过火行为……。本应让谭平山委员立即出发，但为时已晚……。共产国际建议由工农领导人来加强国民党的领导。国民党的领导是在党的代表大会上选举产生的，现在我们怎么能改变它呢？……。现在我们应当进行谈判，同军阀进行接触。我们不能同这些将领断绝往来……。组织法庭实际上是不可行的。我们衷心的赞同指示，但问题是我们党未必能够贯彻执行。”

谭平山说：“共产国际的批评是可以预料的，因为我在讲话中没有涉及土地革命问题。”陈独秀建议在收到莫斯科对中共中央电报的答复前不采取任何措施。

6月8日，罗易给联共中央政治局电报：“你们的指示有点晚了。因为社会民主主义的领导几乎已经把革命断送……。有必要采取果断的组织措施。”

次日，中共中央举行政治局会议。陈独秀情绪高涨，分析北伐军与冯玉祥会师郑州后，张发奎、唐生智回师武汉，有利于抑制何键部队。陈独秀认为去年刚访问苏联的冯玉祥五原誓师，是国民党再起的希望。

去年秋天，冯玉祥从苏联回国后，给陈独秀写信说：“自从无产阶级革命的声浪传到东方，先生就最先觉悟，站在前面领导工农……。我在莫斯科看见你的革命理论及种种发言，都是非常正确，而且各种主张又是极其持平，我读了之后，越想越佩服……。请你以后对于政治意见、时局主张，时常不断的来信，指导我们工作。”

陈独秀当时很高兴，将冯玉祥的信刊登在《中央政治通讯》第十期上。“五大”后任代理秘书长的蔡和森说：“北伐是冯玉祥的事，东征是唐生智的事，都与我们无关。我们不要再为他人作嫁衣裳，伐来伐去，依然两袖清风，一无所得……。现在我们必须坚决干我们自己的事，来找我们自己的地盘和武力。”

接着，他提出了自己草拟的《两湖问题决议案》，认为在湖南为消灭许克祥，“应发展农军至5万以上”；湖北要尽量“扩大武汉三镇工人纠察队及同志的武装力量”。

罗易认为唐生智回来，危险更大。应执行国际指示，立即征服广东，他支持蔡和森的计划，发动湖南暴动，北伐军回汉时，实行总罢工，讨伐朱培德。

任弼时说：“我建议党中央发表宣言，揭破汪精卫假左派的面目，和他摊牌。”谭平山反对说：“我们没有力量和国民党决裂。”

陈独秀犹豫不决，说：“革命现阶段的问题，既不是退却也不是进攻。如果我们退却了，那就意味着我们失败；但如果我们只是进攻，这可能会使我们失败。”

任弼时问陈独秀：“那到底取什么方针呢？”陈独秀含含糊糊地说：“既然当前的形势是复杂的，那么我们必须有一种复杂的政策来对付，而不是简单地退却或简单地进攻。”

会议经过激烈争执，勉强通过罗易提案。散会后，谭平山骂罗易是“左派”幼稚病。陈独秀写了《蒋介石反动与中国革命》，坚持认为郑州会议是讨蒋会议。

6月13日，汪精卫、唐生智回到武汉准备分共。迎接他们的是“欢迎铁军凯旋”的罢工，和“打倒纵容反动势力的国民政府”口号。一打听，是总工会领导人刘少奇及中共中央秘书长蔡和森同意的。

汪精卫立即约见鲍罗廷、陈独秀，声泪俱下、咬牙切齿地说：“总工会联络武人来倒我”。鲍罗廷、陈独秀“气得要死”，表示对总工会行动极为不满。隔日，在共产党政治局的会议上，鲍罗廷不同意没收大地主土地的主张，否则，同国民党的决裂就不可避免。罗易反对说：“陈独秀建议把土地问题提交两党联席会议，这是一种倒退。”

当天，陈独秀根据大多数人意见致共产国际电：“必须纠正过火行动，节制没收土地的行动……。否则，将立即引起与大部分反动军队的冲突，与国民党发生分裂，而我们将变成一个反对党。”

晚上8点，根据罗易的要求，罗易、鲍罗廷和陈独秀3人在西门子鲍罗廷寓所就对国民党采取的方针达成一致意见。第二天，陈独秀等政治局成员改变立场，同意采纳执行共产国际指示的建议。这天，联共中央政治局决定：“如果可以避开警察监视，建议陈独秀动身。”

从上海到武汉的周恩来获得罗易泄露国际指示的情报，报告了中央。鲍罗廷、维经斯基问罗易：“为什么这样做?”6月1日，冯玉祥与北伐军占领郑州，汪精卫、徐谦赴郑州开会。因为名义是北伐会议，鲍罗廷、加伦、张国焘也去了郑州。罗易知道自己太轻率，说：“我的本意是缓和和汪精卫的关系。”

蔡和森后来说：“罗易犯了严重的政治错误，便是中了‘汪毒’。他还想拉住这个唐生智的小老婆（汪精卫）来做左派的‘中心’，来扩大左派的武力，他竟把国际来电和盘托出告知汪精卫！”毛泽东后来说：“谁促成同国民党的分裂?到头来还是罗易本人。邓颖超晚年也说：“罗易这个人很不守纪律。

6月17日，罗易得知鲍罗廷和柳克斯向共产国际报告自己泄密后，给斯大林和布哈林拍电报：“鲍认为，汪在我给他看了莫斯科劝国民党人充当革命雅各宾党人的电报之后就叛变了，在这份电报中没有什么不可以向国民党左派说的话……。然而鲍却从电报中捞取了巨大的政治资本，以便在共产党面前败坏我的名誉。鲍在共产党政治局中表示反对没收大地主的土地。昨天政治局一致反对共青团代表，拒绝我关于没收土地的建议……。由于鲍的反对，我没有参加讨论并决定重大政治问题的两党联席会议。昨天，我向政治局提出参加会议的问题，但鲍表示反对……。我处于十分困难的地步，我不相信我的电报已经发出……。鲍应当服从党的命令。应当把陈独秀清除出共产党的领导机构……。共产党领导应当服从共产国际。”

次日，联共中央政治局征询政治局委员的意见：“银行家（鲍罗廷）报告说，琼斯（罗易）给国民党人看了最高领导机构的61、162、163号重要的专电。我们对此种行为感到吃惊。要求琼斯立即作出说明。”

6月22日，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书记处召开秘密会议决定“立即将罗易同志从共产国际执委会代表职务上召回，因为他给国民党中央一些委员看了只发给鲍、罗、柳三同志而无论如何不能给其他人看的电报。任命牛同志接替他。”

“牛同志”指G.牛曼。罗易不清楚上述决定，同一天给联共中央政治局拍电报：“柳克斯蓄意扩大。他知道，我只不过是给汪看了仅仅一份编号电报。其中没有什么要向左派领导人保密的，我们应当赢得他们的信任。”

接到召回自己的电报后，罗易6月24日给联共中央政治局电报：“我将于7月底抵达莫斯科……。我建议收复广东，在那里建立左派同汪和邓演达的军事政治基地……。如果赞成这个计划，我便去广州，那时，就不要坚持让我返回莫斯科。”

这天，斯大林给莫洛托夫信，抱怨汪精卫政府：“他们还要求我们提供1500万，看来，如果我们不提供这1500万，就拒绝立即反对蒋介石。”

1927年6月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与共产国际执委会代表举行联席会议。在答复陈独秀的电报里，联共中央政治局重申：“推迟土地革命是极为有害的；我们认为，寄去的经费对于和陈独秀一起组建可靠的革命军部队是特别需要的；建议罗易立即动身返回莫斯科；立即派罗米纳兹同志去武汉。”

陈独秀说：“我们面前有两条路：右的道路与左的道路。右的道路意味着放弃一切，左的道路意味着采取激进行动。在这两条道路上等待我们的都是灭亡。此外还有一条中间道路，即继续目前的局面，这也是不可能的。怎么办？也许我们寻找第四条道路？”

鲍罗廷说：“先应同莫斯科取得一致。我们不同意这些电报的方针，因此给莫斯科发了电报。莫斯科非常明确地回答说，它坚持自己的指示。任务是寻求新的、与莫斯科一致的行动纲领……”

陈独秀说：“莫斯科的指示我弄不明白，我不能同意。莫斯科根本不了解这里发生的事情。鲍罗廷所说的土地革命（不没收土地），不是莫斯科所希望的。莫斯科要求没收土地，我们不能这样做。因此，鲍罗廷的整个纲领是无稽之谈。”

谭平山说：“我不同意陈独秀的意见。我认为，应当接受鲍罗廷的这5点。应当从这个意义上再次致电莫斯科。不应退出政府。”

张国焘说：“我也认为，莫斯科的指示是不能接受的。应当加以拒绝并通知莫斯科。”

周恩来说：“在上海我们收到了莫斯科关于建立民主政府的指示。后来当我们这样做了时，他们却对我们说，这是不对的。莫斯科经常这样做。应当弄清楚，莫斯科到底想怎么办。”

张太雷说：“从罗易来时起，我们这里就经常出分歧，一切都始于北伐。这种情况不能容忍，还是应该取得一致。我们同共产国际代表进行过争论。当我们问，他想提出什么建议时，他希望在星期日举行游行，在星期三举行罢工，我们不能这样做。这是无法执行的建议。”

任弼时说：“我完全不同意鲍罗廷的意见……。怎么能反对没收土地呢？应当完全彻底地接受莫斯科的指示。”

陈独秀说：“布林斯基的意见不值得考虑。我们同意鲍罗廷的意见……。现在我们讨论两个问题：（1）控制群众；（2）政权。”

鲍罗廷说：“我想问布林斯基，在哪里和怎样才能没收土地。”

布林斯基答：“湖北、湖南、江西借助于农民队伍。”

鲍罗廷说：“我想再次发言。在土地问题上出现了误解。”

陈独秀不同意，说：“我们先讨论另外两点。希塔罗夫用俄语问鲍罗廷，列宁说，那些认为在内战已经开始的革命时期……。那些拒绝采取行动的人，要么是死人，要么是革命的叛徒。”

鲍罗廷说：“这一般来说是正确的。现在不能同意这种说法。”

这天上午，北四川路恒丰里104号上海区委所在地，陈延年、郭伯和、韩步先等人正在开江苏省委成立大会。王若飞传达中央任命，陈延年任江苏省委书记、郭伯和任组织部长、韩步先任宣传部长。就在这时，陈延年接到报告，一位交通员被捕了。

因为该交通员知道这个秘密处所。陈延年宣布结束会议。告诫大家小心谨慎，以防万一。下午3时，恒丰里104号暗处，陈延年等人观察周围动静，见没有什么异样，便进门清理文件。他想，也许这个交通员没有叛变呢?刚坐下不久，大批军警包围了恒丰里104号，陈延年懊悔莫及，抄起坐椅和扑上来的敌人搏斗，直到筋疲力尽。

搏斗中，延年的白色衬衫被扯破，露出皮肤，终于被敌人擒获。在陈延年等人与敌人搏斗时，两名同志从屋顶逃走。交通员叛变了，但他不认识陈延年。敌26军对待陈延年像对待普通的共产党员一样，押往龙华监狱。同时被捕的还有郭伯和、韩步先等3人。陈延年怀着一线希望，给汪孟邹写信，请他代想办法营救。蒋介石现在是一条疯狗，抓一个杀一个，自己是陈独秀之子，又是共产党中央委员，此次被捕，在劫难逃，但敌人毕竟没有认出自己，也许还有逃生的可能。

6月底的一天，刚刚租下上海极司斐尔路(万航渡路)49号甲的一幢楼房的胡适，被一阵急促的敲门声弄得心神不定，开门一看，是满头大汗的汪孟邹：“延年被捕了，你快想法子救救他。说着汪孟邹将一张皱巴巴的纸条递给他。胡适一看，是陈延年亲笔写的求援信。

“啊？我一定营救。”胡适安慰汪孟邹说。吴稚晖是陈延年的老熟人，当年曾帮陈延年、陈乔年赴法留学。胡适决定将信转给吴稚晖，请他帮忙。吴稚晖见信，暗暗欢喜起来。陈延年转向共产主义后，吴稚晖恨在心头，想不到，陈延年今天到他的手里来了。

吴稚晖立即给上海国民党警备司令杨虎写信“祝贺”：“今日闻尊处捕获陈独秀之子延年……不觉称快。延年‘发生额下，厥状极陋……恃智肆恶，过于其父百倍’”。

杨虎见信，立即带人赶到龙华监狱。为了稳定武汉国民政府，联共中央政治局1927年6月27日致汉口苏联领事：“我们已下令再给武汉国民政府汇款200万卢布。”

同一天，斯大林在索契给莫洛托夫和变色龙写信：“需要千方百计坚持不让武汉屈从于南京。因为丧失武汉这个独立的中心……一句话，丧失公开组织无产阶级和革命的可能。请相信，因此给武汉追加300万到500万是值得的。”

就在这天，汪精卫对罗易说：“形势很严重，蒋介石与冯玉祥已达成协议。我刚刚收到冯玉祥一份电报：‘同共产党合作违背国民革命的利益。武汉国民政府应该摆脱共产党的影响。’……我们面前有两条路：（1）共产党和国民党密切合作；（2）共产党人退出国民党……。我已同陈独秀和谭平山交谈过。他们赞成第二条道路。但他们说，共产国际反对。”

罗易说：“我给您看了莫斯科的电报，是要表明我们真诚地希望在革命斗争中同国民党左派合作。但我认为，对电报没有作出正确的理解。”

汪精卫表示抱歉，说：“如果我给您造成了尴尬的处境，请您原谅。我没有向任何人谈过电报的事。另外一两个同志说，电报是给共产党人的推翻国民党的指示。”

罗易问：“您近来没有收到莫斯科的任何电报吗？”

汪精卫答：“没有。我没有收到莫斯科的任何电报。”

当夜，陈独秀、蔡和森、张国焘、谭平山、张太雷、周恩来、罗易到西门子鲍宅开会。李立三、苏兆征因劳动大会未出席，瞿秋白也未到。当时蔡和森生病，住在武昌毛泽东家养病。“五大”后，周恩来任秘书长，未到前由蔡和森暂代。因蔡和森从外国刚回来，事情不熟悉，得罪不少人。前几天，政治局正式决定由邓中夏为秘书长，邓因出席劳动大会，未到前由张国焘以常委资格兼代秘书长。

今天下午，蔡和森回中央秘书厅住所，碰上了这次会议。“中央军部得到紧急情报，说何键今日就动手了。我们和湖北省委已经决定，下午把总工会纠察队调进武昌，编入张发奎军队。张发奎同意我们加入，但不能穿纠察队制服，不能带枪。”周恩来、鄂省委书记张太雷相继报告时，已是翌日清晨。

蔡和森说：“这实际是解散纠察队了，何不率性公开公布，以消灭何键暴动之借口。”罗易、陈独秀表示赞同。武汉工人纠察队有5000人，拥有3000支枪，最后同意解散工人纠察队，枪械交还给公安局长。张国焘提议中央机关立即移于武昌，说“整军经武，准备后事”。

陈独秀犹豫说：“过河往返，与国民党接头太不方便。”谭平山、蔡和森赞成搬迁，既然何键动手，机关搬武昌安全，那里有叶挺的部队。最后，决定中央机关立移武昌。天亮后，蔡和森过河准备去了。

汉口《民国日报》刊出“全省总工会自动解散纠察队”布告。这天，罗易给共产国际政治书记处拍电报：“以违反纪律为由把我召回使我感到惊讶……。”

共产党政治局正在逐步走取消主义的道路。他汇报前天共产党政治局会议“公开反对共产国际的指示。陈声称，莫斯科不了解情况，发出了不可能执行的指示……。考虑对我提出的违反纪律的指控，我收回自己为执行收复广东的计划而继续在中国工作的建议。

1927年6月30日黄昏，陈独秀、张国焘、瞿秋白、蔡和森、周恩来、鲍罗廷等到武昌出席会议。地点是蔡和森联系的共青团机关，一幢二楼二底的民房。会上送来任弼时起草的《政治意见书》，见内容是批评党中央回避土地革命。穿着长衫的陈独秀生气地说：“你们晓得什么？我现在还是党中央的书记，究竟是党领导团呢，还是团领导党？”

陈独秀越说越生气，最后将《政治意见书》撕碎丢在地上。吴玉章问坐在旁边的张太雷：“怎么回事？”张太雷将共产国际五月指示的内容告诉了吴玉章。

吴玉章说：“这么重要的指示，怎么我一点也不知道？”张太雷说：“我也是刚刚知道的，许多人都不知道这回事。

瞿秋白拿出一书面提议，陈独秀很赞成，并委托瞿秋白起草正式决议（国共两党决议“十一条政纲”）。他说，共产党和跟着他革命的工人农民已经走得太远了，现在必须退让以挽救与国民党的联合。

恽代英大声问陈独秀：“现在中央很奇怪，我听说秋白同志到处作报告是‘进攻’‘进攻’，现在中央又决定‘退让’‘退让’，中央内部是否有不一致？”

蔡和森反对这个政纲。会前，蔡和森写信给中央常委，说：“我们坐此静待人家处置，直无异于鱼游釜底!”会上有几位同志激烈反对中央移于武昌，陈独秀同意说：“必须仍回汉口，才便与汪接头。于是决定中央机关仍回汉口，同时决定7月1日在鲍宅开中央扩大会议。回汉口路上，陈独秀还埋怨任弼时说：“我在会上讲过，不要自由行动，他们还在自由行动。”

这天，联共中央政治局给武汉发去指示：“6月29日已寄出100万美元，日内我们还将寄出50万美元。”同时重申政治局原先让罗易返回的决定。翌日，在鲍宅继续开会。鲍罗廷精神饱满的作了很长的演说：“……以前季诺维也夫及其在中国的代表（维经斯基）只教我们帮助中国资产阶级，武装中国资产阶级，未教我们扶持工农，准备与资产阶级决裂，所以现在斯大林的政策难以实行。”

陈独秀接着说：“以前季诺维也夫一向教我们帮助资产阶级，现在斯大林教我们24钟点内实行土地革命！”驼背毛子与少年国际代表反对鲍罗廷，说：“第三国际对于中国革命方针前后是一致的……鲍罗廷反指责说：“你们是帮助季诺维也夫说话，是帮助反对派。”蔡和森想，这是老鲍起身炮，留下一个中国反对派的理论基础：国际方针前后是两截的，中国革命的失败，国际负了责任，而把一切责过归于季诺维也夫，自己表面反似站在维护斯大林的立场说话。

7月初的一天傍晚，瞿秋白和羊牧之游黄鹤楼，说：“今天校对了一天，我们出去轻松一下。”当时一阵夏雨刚过，空气格外新鲜。在江汉，两人登上了一叶小划子。过了一会，瞿秋白轻声问，“你看古诗中，哪句能刻划出我当前的心境？”

羊牧之想了一下，摇摇头说，“想不出。”瞿秋白禁不住站了起来，脱口吟道：“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上次，瞿秋白和郭沫若相约游黄鹤楼，两人吟苏东坡《念奴娇·赤壁怀古》：“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眼下正是盛夏时节，离暮秋尚远呢，羊牧之有些不解。瞿秋白感叹地说：“许多同志在牺牲，这不是萧萧下么？……大钊同志在敌人的绞架下，英勇地牺牲了……前几天的中央会议上，有些人还在高谈要承认国民党应处于革命的当然领导地位……是不是对得起为党牺牲的大钊同志？”他指着太阳西沉的远方说：“大好河山，又要沉沦一个时期了。”

7月4日，中共中央在武汉举行了常委扩大会议，讨论保存农村革命力量问题。陈独秀、李维汉、邓中夏、蔡和森、柳直荀、周恩来、戴述人、张国焘、任弼时等人出席了会议。在武汉的中央委员、党的活动分子、国际代表、少共国际代表都参加了。

陈独秀说：“湖南农协要改组，国民党中央农民部可派人去改组。”农民协会会长毛泽东说：“派一左派同志为好。”谈到将来，陈独秀说，“对于将来，我们有3条道路：(一)脱离国民党并执行独立的政策。(二)实行退却，以便留在国民党内。(三)执行自己的政策，但留在国民党内。”

任弼时赞成第一种方法，他继续要求宣读共青团的《政治意见书》。陈独秀说，“第一种方法是不正确的。青年团没有权利提出政治决议案。”

任弼时说：“青年团国际的这位代表可以说一说，青年团是否有这种权利。”陈独秀说：“这个不包括在议事日程之内。”

讨论工农武装出路时，陈独秀说，省党部应特别注意已经叛变革命或即将叛变革命的“各军招兵问题，我们可以不客气的多将群众送给他们，国民革命军招兵时，农民协会会员和自卫武装可应征加入”。

毛泽东说：“工农武装改成安抚军合法保存，此项实难办到。应该上山，上山可造成军事势力的基础，不保存武力，则将来一到事变，我们即无办法。”蔡和森说：“农民自卫军上山更好些，同时我们要迅速发展乡村中党。”再问到陈独秀，陈答：“同意上山。”

就在这天深夜，陈延年被刽子手用乱刀砍杀、五马分尸。蒋介石下令不准收尸。次日，上海《申报》刊出《铲除共党巨憝》，披露了吴稚晖给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杨虎的信件和前天杨虎表彰吴稚晖的复信。

1927年7月8日，联共中央政治局召开紧急会议，决定给中国共产党以下指示：“共产党人不能留在政府里。我们认为，谭平山宣布休假的声明是错误的，是怯懦的；共产党人必须示威性地退出国民政府；（2）中国共产党应该召开秘密紧急会议……必须采取各种措施保存党……为了不被驱逐，我们建议银行家（鲍罗廷）离开那里。”

同一天，斯大林在索契给莫洛托夫写信：“在拍发我的关于中国的长篇密码电报时，我既不知道唐生智的阴谋诡计，也不知道与此有关的武汉政府的行为……只能利用武汉的上层人士时，我们就利用他们，现在应该抛弃他们。应该尝试去掌握国民党的地方机关并使之与今天的国民党上层相对立……暂时不把退出国民政府（现在这样做是必要的）与退出国民党（最近的将来这样做可能是必要的）联系起来。”

根据斯大林的信，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皮亚特尼茨基当天主持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书记处秘密会议，决定“鉴于中国最近发生的事件，为共产国际执委会起草一份公开的声明，批评中共中央的错误”。对武约维奇、季诺维也夫和托洛茨基给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7月7日来信，决定“此信备案待查”。

该信说，“来自中国的最新消息表明，指望武汉政府成为‘有组织的革命中心’的政策遭到了彻底的失败……有必要立即召开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会议……纠正……最近一次全会同意的错误方针”。

次日，斯大林在索契给莫洛托夫写信，生气地说：“你们两个真见鬼：你们征询对（关于中国）新指示的意见，又不提供具体的新材料，真使我感到有点儿难堪……我不认为，退出国民政府和国民党就可以改善过程的处境和‘使他们脚跟站稳’。相反，退出只会便于屠杀共产党人……但是，没有别的路可走……很遗憾，我们在中国没有真正的共产党，或者可以说，没有实实在在的共产党，如果抛开那些能够充当很好的战斗材料但完全不懂政治的普通共产党员……我不想苛求中共中央。我知道，不能对中共中央要求过高。但是，有一个简单的要求，那就是执行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指示。中共中央是否执行了这些指示呢？没有，没有，因为它不理解这些指示……或者是不善于执行这些指示。这是事实。”

罗易为此怪罪鲍罗廷，这是愚蠢的……有的人（有的人！）对此解释说，这里的过错是同国民党合作……这也是不正确的……现在的中央……完全不适应新的土地革命阶段。中共中央不理解新革命阶段的涵义……整整一年，中共中央靠国民党养活，享受着工作的自由和组织的自由，但它没有做任何工作……

中共中央喜欢在与国民党领导人和将领的幕后交谈中消磨时光……它对领导权一窍不通（真正意义上的一窍不通），扼杀工人群众的积极性，瓦解农民群众的‘自发’行动……这就是共产国际的指示未能执行的原因所在……怎样医治在我们这里被错误地称之为中国共产党的大杂烩？召来陈独秀或谭平山也无济于事，当然，我并不反对把他们召来，教给他们一点东西……应该把鲍罗廷、罗易，以及在中国妨碍工作的所有反对派分子清除出中国……这些‘保姆’在现阶段还是需要的……算了，就此搁笔。

这天，拉斯科尔尼科夫给联共中央政治局中国委员会写信，认为：“无论如何不能加速与武汉政府的决裂，同时要放弃反对它的运动。”头一天，蔡和森发表《国家统一与革命势力的联合》，也认为“维持与巩固革命势力的联合战线”，“这是倒蒋的真正武器”。考虑不给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抓住把柄，隔日，斯大林给莫洛托夫信：“我将努力的证明，我们的政策无论过去还是现在都是惟一正确的政策。

7月13日，拉斯科尔尼科夫提出对中国共产党采取组织措施的建议：“建议中国共产党立即召开全会，选出能保证无条件地执行共产国际方针的新一届政治局；在中共所有地方组织中广泛开展一场揭露前领导机会主义错误和说明共产国际执委会方针正确性的运动……吸收布林斯基、邵和邓同志参加党的领导工作的问题。”指任弼时、周恩来、邓中夏。

头一天，鲍罗廷见大势已去，执行国际6月中下旬改组中共中央的命令。改组5人政治局，提议陈独秀、谭平山去莫斯科，瞿秋白、蔡和森去海参崴办党校为陪衬，由张国焘、张太雷、李维汉、李立三、周恩来5人组成临时中央政治局。国际训令6月底就到了鲍罗廷手中，他没有马上执行，希望峰回路转，拖了半个月，国民党已公开准备叛变革命，汪精卫已通知谭平山、苏兆征退出国民政府，而接替鲍罗廷的国际代表已在往武汉的途中。

和鲍罗廷谈话后，陈独秀向中央提交辞职书，说：“国际一面要我们执行自己的政策，一面又不许我们退出国民党，实在没有出路，我实在不能继续工作。”

任弼时的兄弟任卓名及妹妹任秀兰和陈独秀在一个办公室工作，陈独秀临走时，任氏兄妹将他送到门外。出门后，他戴上了压得低低的草帽，拿着一把大大的芭蕉扇，拖踏着一双黑平绒布鞋，步履蹒跚地走了。秘书黄文容(黄玠然)随行，乘船到武昌，陈独秀住到与汪原放有联系的一家纸行楼上。

莫斯科不知道已经解除陈独秀的职务，7月14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作出决议：“现在党中央拒绝接受共产国际的指示，共产国际执委会认为，公开号召中国共产党员同中央的机会主义作斗争是自己的革命责职……采取措施纠正中共中央的机会主义错误，并从政治上纯洁党的领导成分。

次日，发生了“七·一五”反革命政变，许多共产党人、工农群众人头落地，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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