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7月底的一天，陈独秀向临时中央提出的3点建议：一、把一切工会、农会及政权机关转移给国民党左派；二、我们在国民党政权下进行下层工作；三、暂时来做反帝运动，工农运动不要有所动作，以回避大的牺牲和破坏。但临时中央没有接受他的意见。

8月7日上午，党中央在汉口三教街41号一位俄国侨民的寓所里举行紧急会议。共产国际新派遣的代表罗明纳兹到汉口后，态度异常严厉，主张立即惩罚陈独秀、谭平山、李维汉，骂张国焘等不赞成土地革命，不配当中央领导人，并向张国焘、张太雷、李维汉声明：“如果你们反对开中央改组会，我直接召集各地代表开会。”

鲍罗廷已经回苏联。联共中央政治局7月21日决定：建议银行家立即动身回莫斯科。

会客厅的条凳上挤挤地坐着21人，他们是瞿秋白、李维汉、张国焘、苏兆征、毛泽东、蔡和森、李达、罗亦农、项英、向忠发、张太雷、卢福坦、顾顺章、王荷波、彭湃、邓中夏、彭公达、任弼时、陈乔年、汪泽楷。新来的国际代表罗明纳兹出席了会议。

邓小平作为中共中央秘书，列席了会议。这个名单是根据蔡和森意见修改的。

国际代表与常委商量决定的出席名单，除加苏兆征、罗亦农，其余都是旧人，而王荷波、向忠发、顾顺章等工人和毛泽东、彭公达等都不在出席之列。

蔡和森提议：“新中央只留秋白，毛泽东应加入，太雷应出外工作而不应留秘书厅……周恩来、李立三、恽代英率领南昌起义部队在临川休整部队，没有出席会议。

陈独秀没有出席会议。

张国焘想邀请陈独秀参加，但罗明纳兹反对。

临时中央常委有两人不在场，只有张国焘、李维汉、张太雷到会，会议由李维汉主持。

到处是枪杀共产党人的枪声，这个秘密会议越短越好，会议笼罩着紧张的气氛。

李维汉说：“今天的会议为紧急讨论会。

此会虽无权改组中央，但有权选举临时中央局。

在罗明纳兹发言后，代表们休息半小时吃饭，然后又接着开会。

这时，毛泽东第一个发言：“大家的根本观念都以国民党是人家的，不知它是一架空房子等人去住。

其后像新姑娘上花轿一样勉强挪到此空房子去了，但始终无当此空房子主人的决心。

我认为这是一大错误。

其后有一部分人主张产业工人也加入，闻湖北亦有此决定，但仅是纸上空文，未能执行。

过去群众中有偶然不听中央命令的和住了国民党的下级党部，当了此房子的主人翁，但这是违反中央意思的。

直到现在，才改变了策略，使工农群众进国民党去当主人。

大家都被毛泽东妙语连珠的语言惹笑了，会场紧张的气氛顿时松弛了下来。

“我曾将我的意见在湖南作了一个报告，同时向中央也作了一个报告，但此报告在湖南生了影响，对中央则毫无影响。

广大的党内党外群众要革命，党的指导却不革命，实在有点反革命的嫌疑。

这个意见是农民指挥着我成立的。

我素以为领袖同志的意见是对的，所以结果我未十分坚持我的意见。

接下来毛泽东开始谈武装斗争问题：“从前我们骂中山专做军事运动，我们则恰恰相反，不做军事运动专做民众运动。

蒋唐都是拿枪杆子起家的，我们独不管，现在虽已注意，但仍无坚决的概念。

比如秋收暴动非军事不可，此次会议应重视此问题，新政治局的常委要更加坚强起来注意此问题。

湖南这次失败，可说完全由于书生主观的错误，以后要非常注意军事。

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

在毛泽东、蔡和森、李达、罗亦农发言后，任弼时发言说：“国际对中央的批评，主要是中国共产党有机会主义的倾向……

党处处迁就小资产阶级，使党失了独立的作用。

谈到陈独秀，任弼时说：“老头子可去莫斯科。

选举政治局委员时，任弼时得14票，第一次当选为政治局委员。

罗明纳兹强调工人成分，工人出身的苏兆征、向忠发得满票20票。

隔日，政治局委员选举瞿秋白、李维汉、苏兆征3人为政治局常委。

“八·七”会议后，毛泽东离开汉口去长沙准备湘赣边界秋收起义。

蔡和森到北方局工作。

他打算写一本《党的机会主义史》。

8月中旬的一天，瞿秋白、李维汉来到陈独秀隐蔽的纸行楼上传达了“八七”会议情况。

重点是劝陈独秀去莫斯科。

陈独秀对不让自己出席会议反感，说：“大革命失败，国际有责任，不能全记在中央的账上。

瞿秋白、李维汉走后，陈独秀闷闷不乐，生了一场病，黄玠然不敢请医生，悄悄的上街抓了药。

一天晚上,陈乔年、汪原放都来了。

汪原放当时任中央出版局局长，领导长江书店、长江印刷厂等工作，同时任《国民日报》编辑。

陈独秀摇着扇子对汪原放说：“我在打算，要到上海去。可是对于那里的情形一点不知道。

我想，你到上海去跑一次，问问孟邹，看看我可去不可去。

乔年同意父亲到上海去躲一躲。

汪精卫到南京，蒋介石到日本，上海局势可能好些。

汪原放正想回上海，于是答应回一趟上海。

1927年9月上旬的一天，黄玠然从汉口回到武昌，对陈独秀说：“中央通知你明天随英国船去上海。

陈独秀一听，忙叫黄然再去通知汪原放。

这时汪原放已根据陈独秀意见，将长江印刷厂两部对开印刷机拆下，装船运到上海。

汪原放上楼后，陈独秀说：“都是乔年，怎么把你入了党，作一个同情者，站在外面不一样吗?你叔叔胆小怕事，怕入党，不也挺好?”汪原放笑笑，不置可否。

“上次找光升，请他和柏文蔚说说话，给你谋个差事，这么个小事也难办了。

不久前，陈独秀想给汪原放在柏文蔚的33军办事处谋一个差事，结果事没有办成。

“不去也好。

汪原放无所谓地说。

9月10日，阴历八月十五日，陈独秀、黄文容、汪原放及亚东职员陈啸青4人上了英国“公和”号船去上海。

在船上，陈独秀想，中国革命应该由中国人自己来领导。

船主不知道几位客人的来路，但他已觉察到他们身份不同。

那位东家模样的老头子，白天从不到船上的甲板露面，甚至吃饭、大小便，都有随同的几个年轻人料理。

船到九江，一轮圆月升过树梢，亮如白昼。

半夜，黄文容和汪原放叫陈独秀上甲板赏月。

陈独秀说：“抬头看明月，低头思故乡。

我的老家在安庆，明天就到了。

汪原放问：“要不要下去看看，过几日再回上海?”陈独秀没有做声。

黄文容若有所思地说：“中途下船怕不好。

陈独秀点头说：“安庆很复杂，不能这样没头没脑的下去。

大家不再做声。

大革命失败后，人人自危，连鲁迅也受到别人的威胁。

9月4日，鲁迅在南方写《而已·答有恒先生》：“不过我这回最侥幸的是终于没有被做成为共产党。

曾经有一位青年，想以独秀办《新青年》，而我在那里做过文章这一件事，来证明我是共产党。

但即被别一位青年推翻了，他知道那时连独秀也还未讲共产。

退一步，‘亲共派’罢，终于也没有弄成功。

9月15日，鲁迅看到北京北洋政府教育部发布禁止白话文令，写《而已·扣丝杂感》：“白话则始于《新青年》，而《新青年》乃独秀所办。

今天看见北京教育部禁止白话的消息，我逆料《语丝》必将有几句感慨，但我实在是无动于衷。

9月20日后，瞿秋白、杨之华以及郑超麟等人乘日军舰去上海。

到上海后，瞿秋白、李维汉去酱园弄彭礼合家中看陈独秀。

瞿秋白说：“我刚到上海两三天，中央决定重新办一个机关刊物《布尔塞维克》，还请你常写文章。

瞿秋白和李维汉商量，陈独秀不去莫斯科，要慢慢来，目前请他写文章是一个好办法。

白色恐怖下，急需制造革命舆论。

陈独秀正寂寞得慌，满口答应了，说：“写文章我很乐意，只是文章写不长。

李维汉笑着说：“现在形势严酷，写短文更适合。

《布尔塞维克》有“寸铁”栏，专发短文章。

当时陈独秀隐蔽在家，无事就翻看当天的报纸，找些写文的话引子。

双十节时，《申报》刊出汪精卫讲话，说：“从共产党与腐化分子的夹攻中，悉力奋斗，为国民革命求一出路。

陈独秀一气写了《汪精卫的出路在哪里?》、《斯文扫地民众爬上来》、《蒋介石的进步真快呀!》3篇杂谈，考虑到安全和自己眼下的处境，陈独秀取了一个笔名“撒翁”。

1927年9月17日下午，罗易在共产国际执委会东方书记处作关于中国形势的报告。

罗易回莫斯科后，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书记处成立的“罗易事件调查委员”8月30日建议：“罗易同志把1927年5月31日发给他、鲍罗廷的电报内容告诉汪精卫是犯了错误，因此政治书记处决定把罗易同志召回是正确的……

向中共中央通报以下内容：‘罗易同志被召回不是因为他犯了什么政治错误，相反，在关于土地革命和镇压湖南反革命分子的基本问题上，罗易同志的方针是完全正确的。

罗易同志被召回只是因为他犯了一个组织性的错误。

’”当天，罗易给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书记处拍电报：“向汪精卫讲述莫斯科来电的部分内容，从我这方面来说是错误的。

但我仍然相信，这并未提供把我从中国召回的理由……

担任负责工作的其他同志曾犯过更严重的错误……

但并没有这样严厉地对待他们。

给我指出错误并作出处分也就够了。

考虑罗易的错误性质可能旁骛共产国际的责任，斯大林没有处理他。

9月9日，罗易给斯大林写信：“作为您建议我撰写的关于中国的一本书的补充，我想发表另一本暂定名为《中国革命濒临死亡边缘》的小册子。

在罗易报告结束后，维经斯基当场提问：“既然不存在发生决裂的客观原因，那么为了避免武汉国民党同政府的决裂，当时能采取某些措施吗？”

维经斯基回莫斯科后，7月23日，福京、纳索诺夫和曼达良给联共驻共产国际执委会代表团写信，反对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继续安排维经斯基在东方书记处工作。

但根据斯大林的共产国际无政策错误的观点，没有追究维经斯基。

皮亚特尼茨基9月13日给莫洛托夫写信：“我们已经让维经斯基同志返回听候联共中央调用。

我们请求把他留在莫斯科工作，以便我们能够利用他对东方问题的了解。

在罗易回答维经斯基问题后，赖特问他：“在中国共产党所犯的错误中鲍罗廷起了什么样的作用？”

罗易回答：“关于鲍罗廷的作用。

我不想在这里回答这个问题。

（座位上有人喊道：为什么？）噢，很简单，因为我不愿意回答。

法因贝格问：“请设想一下第五次代表大会期间曾出现的那种形势。

如果共产党在当时提出一些更革命的口号，您是否认为形势会是另一种样子？”

罗易回答：“法因贝格的下一个问题，涉及到五大期间的形势，也就是说，若是共产党提出更激进的口号，形势就会是另一种样子。

当然，形势会是另一种样子。

但是不能得出，似乎失败仅仅是共产党的错误和策略所致。

失败是无法控制的阶级力量对比所致，而主观上也与之有关。

维经斯基又问：“罗易同志对现在的领导怎么看？它能否采取正确的方针？”

罗易回答：“我只知道，对党的错误负有直接责任的几个同志已经离开党的领导岗位……

现在的领导岗位看上去要比以前的领导好一些……

这几次武装起义是由我们发动和组织的，这证明党的领导已经改善。

会议于4时30分结束。

国际代表中，鲍罗廷的日子最不好过。

拉宾10月10日给共产国际执委会东方部和联共中央写书面报告说：“后来我得知，鲍罗廷于6月17日给我们作指示的时候，他已经得到了最高领导机构关于开展土地运动的指示，而在7月3日他已经得到关于同冯决裂的确切指示。

这样，鲍罗廷一方面向我们隐瞒了党的指示，另一方面又向我们下达了与这些指示相反的他自己的指示……

他这样做给我们在中国的革命工作带来了很大的损害。

鲍罗廷10月23日在老布尔什维克协会会员大会上所作的《当前中国政治经济形势》报告中说：“关于中共在最后的武汉时期的领导工作：我多次建议把中央迁往广州，但都没有得到著名的中央委员陈独秀等人的响应……

我在广州的一次会议，即中央局会议上说过，我觉得中共中央像一个图书评论员：他等待着书籍的出版，然后阅读，写书评——加以赞扬或指责。

中共中央先了解广州做了什么事情，尔后或证明其正确，或给以批评。

莫斯科希望陈独秀到苏联，承认自己的错误。

深秋的一天，中央派人找陈独秀谈话，劝他和谭平山去苏联，参加讨论中国革命问题。

陈独秀表示，中国人的问题是中国人了解，我是中国人，我要研究中国的问题，为什么不能在中国研究而要到莫斯科去研究?这是排挤我这个老头子，党要牺牲我们两个人，一个是我陈独秀，一个是谭平山。

因为我们两人年龄大些。

见陈独秀不去莫斯科，李立三请黄玠然多找陈独秀谈谈。

黄玠然问陈独秀：“你为什么不去?到苏联研究中国问题比在上海好。

陈独秀敷衍说：“有什么研究哇?又没有中国的材料。

第二天，黄玠然把陈独秀的话告诉了中央，瞿秋白回答：“你告诉他，他要研究什么，我们给他送材料，要什么书，我们帮他送什么书。

黄玠然把中央的话转告给陈独秀，陈仍然不同意，说：“这样费事，不如在中国研究。

黄玠然生气了。

在台上是家长制，现在下台了，还是自以为是，于是说：“一个党员要不要服从党?”陈独秀很不高兴，半天没有吭声。

黄玠然知道陈独秀生气了，见没有办法再谈下去，只好不谈。

隔了几日，黄玠然又提到去莫斯科的事。

陈独秀怀疑有人指使黄玠然，对黄玠然的问话不理不睬，或者硬邦邦一句顶回去。

黄玠然想，我们两个人一天到晚在一起，又没有其他工作好做，又没有其他问题研究，你这么严肃干什么。

黄玠然不想干了，他对陈独秀说，我还是另做点工作。

不久，黄玠然调到党报，和郑超麟一起编辑《布尔塞维克》。

11月11日，陈独秀针对刚结束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给中共中央写信，主张以经济斗争来代替以暴动夺取政权的幻想。

提出农民运动应提不收租、不负粮、不纳税、不退债，“四不”口号。

等了很长时间，中央没有给陈独秀回信，陈独秀已不打算有回信了。

12月中旬的一天，陈独秀收到中共中央的回信，同意他提出“四不”口号，但不同意他对形势的分析，驳斥他反对工农武装暴动以夺取政权的观点。

陈独秀接到中央来信，连夜给中央回信，赞成张太雷、叶挺、叶剑英等领导广州暴动，并对如何进行广州暴动，提出5点建议。

几天后，广州暴动失败，张太雷牺牲，尽管陈独秀建议已过时，中央还是给他回了信。

年底的一天，刚从中共湖北省委书记任上调到上海任中共江苏省委组织部长的陈乔年和爱人史静仪来看陈独秀。

不久前，陈乔年做媒，鄂省组织部长汪泽楷和杜琳结婚。

哥哥牺牲了，乔年感到应该来看看职务被解除的父亲。

但他不喜欢父亲在《布尔什维克》上连篇累牍写杂文，他已听到一些讥笑了。

（注：从《布尔塞维克》创刊到1928年2月27日第十九期停刊，陈独秀在《布尔什维克》上发了140多篇杂文）陈独秀见儿子来了，很高兴，但一谈到大革命失败原因，父子俩话不投机。

乔年参加了“八七”会议，说：“失败你是有责任的，你对汪精卫过于相信。

陈独秀说：“我有什么责任，国际代表天天坐在那儿指挥，什么事不要经过他?”史静仪见父子俩动了气，忙向乔年使眼色，说：“你们很少见面，还是不谈这些吧。

”史静仪原是刘仁静女友，和彭述之夫人陈碧兰都是湖北人，是最先到苏俄学习的女共产党员。

从苏联回国后，与刘仁静分手，在北京工作期间认识乔年。

和乔年结合后生过一个男孩，高君曼曾到武汉史家看望，后来不幸夭折。

1928年2月16日，江苏省委在陈乔年的主持下，在英租界北成都路刺绣女校秘密召开各区委组织部长会议。

由于叛徒唐瑞林告密，敌人突然包围了会址。

陈乔年等江苏省委机关的负责同志被捕。

陈乔年等人被拘押在英租界新闸捕房拘留所。

次日，被引渡到上海龙华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看守所。

起初，陈乔年化名王某，敌人并不知道他的真实身份，因他来沪不久，叛徒唐瑞林不认识他。

敌人用了种种手段，想探明他的真实姓名和身份，都未得逞。

乔年被捕后，50岁的陈独秀无心再写“寸铁”，桌上《中国拼音文字草案》书稿也停了下来。

偶尔，汪孟邹来坐坐，陪仲甫说说话。

汪孟邹有一段时间没有来了，他害怕提共产党。

1928年2月28日，胡适给吴稚晖写了一封信，其中说：“本来是我认为先生盛德之累，忠心耿耿，不能释然，直到几个月之后方才有续作此文的兴致。

今日重提此事，不过表白一个敬爱先生的人对先生的一种责望，先生或不见怪罢？”

吴敬恒见胡适把自己写进思想史，很高兴，但提到陈延年的死，吴敬恒情绪很激动，说：“马克思煽出来那班恶魔，是会归天的。

言下之意，他对陈延年的死没有什么忏悔的。

不错，自己狂易了，破产了，怂恿杀朋友，开口骂朋友，也同那班畜类是一丘之貉了，后者骂的是陈独秀等共产党。

胡适收到吴稚晖信，回信反对他“以暴止暴”，怪吴敬恒痛恨共产党，似犹未免有一分以律己之道律人的意味。

即此一分律人的态度便可以养成“以理杀人”的冷酷风气而有余了。

但胡适没有将信寄出。

3月，中央派人通知陈独秀，请他参加6月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共“六大”。

陈独秀仍然享受中央政治局委员的待遇，被大会直接点名出席大会。

享受这种待遇的人并不多，如蔡和森、罗章龙、张国焘、邓中夏、彭述之等人。

陈独秀不去，但他鼓励张国焘去。

春天，张国焘常到陈独秀处坐坐，发发牢骚。

张国焘在南昌起义部队打散后，逃亡香港，于去年10月中旬到上海。

张国焘在南昌起义时反对暴动，临时中央政治局于11月上旬作出《关于处分张国焘的决议》，开除其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和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资格。

一次，张国焘向陈独秀建议组织一个工农党。

陈独秀问：“工农党和共产党有什么不一样呢？”

“这个党仍以原有的同志为基础，扩大其政纲要点，仍是反对帝国主义和实现土地革命，但不再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

张国焘认为只有这样，才能摆脱共产国际对中国共产党的遥控。

陈独秀对张国焘的建议十分感兴趣，但他觉得这个计划实行起来很难。

他说：“首先是共产国际不会平心静气的考虑这个建议，仅会予我们无情的打击。

同时西欧各国的共产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不重视东方问题，自不会予我们以有力的支持。

“但我们可以靠本国的力量啊。

“就内部状况来说，即使多数同志同意我们的见解，经费问题也是难以解决的。

陈独秀感到，现在的经费来源比建党初期还要差，作为蒋介石，汪精卫通缉的要犯，陈独秀已无公开谋职谋生的自由。

他见张国焘情绪低落，说：“组织工农党的事可以暂时搁置一下，作为我们的最后步骤。

中共中央“六大” 6月在莫斯科郊区兹维尼果罗德镇附近的一座乡间别墅举行，参加会议的有瞿秋白、周恩来、蔡和森、李立三、王若飞、项英、关向英、向忠发、邓中夏、苏兆征、张国焘、汪泽楷等人。

不少代表问陈独秀为什么没有来参加？瞿秋白解释说，我们和国际一直劝陈独秀来莫斯科，但陈始终不肯。

瞿秋白在大会上代表上一届中央委员会作报告，说：“关于过去的事，或者国焘是对的，秋白对的，独秀对的，这些问题讨论起来是有意义的，但不能同我们目前任务相比。

瞿秋白口头报告有7万字，讲了很长时间。

张国焘因是陈独秀机会主义路线代表，在“六大”上受到批评。

但他批判瞿秋白盲动主义说：“你一个人讲了九个钟头，七七八八讲了一大批。

两人常大争特争。

布哈林说：“就是你们这两个大知识分子在吵架，再吵就把工人干部提拔起来代替你们。

代表们在讨论报告时，批评了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错误，也批评了瞿秋白盲动主义错误。

布哈林在中共“六大”上作政治报告说：“无产阶级政党可否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内与民族资产阶级合作，以反对封建和外来的敌人呢？……

我们试问一下自己：‘在中国革命的相当时期内，曾经有没有允许工人阶级在革命的相当阶段上与民族资产阶级合作的条件呢？’我们的回答：‘曾经是有过的’……

加入国民党是否一个错误呢？是否后来机会主义错误的根基就在这一点呢？……

我想对于这问题，下一个否定的回答……

把国民党变成一个很大的收集我们自己共产党力量的源泉。

这种条件是曾经有可能的……

但是这希望的现实，是曾经以共产党方面一定的政治手腕能力当先决条件的。

然而这种政治手腕的能力，在共产党方面却差得很远，机会主义的根源恰恰就在这里。

布哈林批评陈独秀机会主义时，也批评了鲍罗廷，说“不过这是另一问题”。

他认为鲍罗廷有许多过错，如没把莫斯科寄到中国的训令传达给中共中央。

王若飞发言时反对把错误推在陈独秀一人身上，认为应该由党中央集体负责，并提名陈独秀为中央委员。

1927年11月中央临时政治局在上海开扩大会议时，王若飞就在会上反对不让陈独秀参加会议的做法。

“六大”后，新任宣传部长蔡和森与总书记向忠发、秘书长李立三等回国。

政治局委员瞿秋白任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张国焘对执行陈独秀机会主义作了检讨，因而重新选入中共中央政治局，和瞿秋白、邓中夏、余飞、王若飞留莫斯科。

陈独秀没有选上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六大”后也没有再分配工作，仅保留了党籍。

瞿秋白后来写道：“是否责任由他一个人负呢?大家说不应该，又说他应多负一点。

他的思想是有系统的，带有脱离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在政治意义上说，是他要负责的……

但当时的中央政治局是和他共同负责的……

在政治上机会主义应由政治局负责。

蔡和森后来也写道，党的第五次代表大会后的机会主义，“不是秋白同志和独秀同志个人的责任”。

在井冈山创立根据地的毛泽东认为“六大”有进步意义，但他不赞成第三国际居高临下。

他认为，大革命失败，陈独秀应负最大的责任，“仅次于陈独秀，对于失败应负最大的责任是俄国首席政治顾问鲍罗廷”。

1928年6月6日，陈乔年在枫林桥英勇牺牲。

陈乔年等人被捕后，狱外的党组织曾多方营救。

与乔年同时被捕的郑覆他、许白昊等商议准备利用敌人不认识乔年，使周之楚顶替乔年的身份和职务，以瞒过敌人。

周之楚也愿以自己的牺牲来保护乔年。

周之楚父亲是华侨大商人，他在国外得知儿子被捕，赶来营救。

结果，敌人弄清了周之楚的真实姓名和身份，乔年也因此暴露。

敌人为了得到更多的机密，对乔年多次使用酷刑，他始终咬紧牙关，坚贞不屈。

最后，敌人准备杀害陈乔年、郑覆他、许白昊三人。

在将他们押走前，陈乔年对大家说：“让我们的子孙后代享受前人披荆斩棘的幸福吧！”

同志们问乔年：“你对党、对家庭有何遗言?”陈乔年回答：“对家庭毫无牵挂，对党的尽力营救表示衷心感谢！”

去年6月26日，29岁的哥哥陈延年在龙华被刀斩，弟兄俩牺牲时间相差不到一年。

姐姐筱秀从安庆赶到上海，料理弟弟后事，见到弟弟牺牲的惨状，筱秀伤心刺激过度，不久病逝，年28岁。

后事由汪孟邹帮助料理。

陈乔年牺牲时，爱人史静仪已怀孕在身。

后生下遗腹女。

（注：1969年史静仪去世时，曾嘱家人函告其妹和妹婿杨纤如帮助寻找。）一日，潘赞化到陈独秀家串门，正逢高君曼在家大哭，面前有两垛正在燃烧的表纸。

高君曼抽泣地说，“为延年兄弟家中设位，剪纸招魂啦。

陈独秀见潘赞化来，忙让坐。

他望着高君曼背影，摇摇头说，“迂腐”。

潘赞化不赞同，说，“人应有情，是该如此。

陈独秀一年内走掉三个儿女，但他不愿轻易在人前流露悲哀。

女儿病危期间，不能去探视，死后不能见遗容，加上大革命失败，“六大”的落选，国民党的通缉，50岁的老头子东躲西藏，陈独秀悲怆欲绝、欲哭无泪，身心在悲愤、惊吓和恶梦中煎熬。

秋季，原江西省委书记汪泽楷从苏联回来，告诉陈独秀“六大”情况，劝陈独秀反对党中央。

陈独秀表示“我不来，我要来时就另外创造一个新党”。

后接到留在莫斯科的王若飞转来的信，劝他不要消极。

“六大”后，中央仍然每月补助他30元生活费。

没有其他事，陈独秀重操旧业，相继编写《中国拼音文字草案》。

斯大林不清楚陈独秀在干什么，11月初，他约瞿秋白、张国焘谈话，问：“陈独秀是否能找到必需的钱和获得其他的条件来办一张报纸？”

张国焘知道，斯大林担心陈独秀与托洛茨基一样反对国际，说：“陈独秀办不起一张有力量的报。

1929年春，陈独秀大姐的儿子、外甥吴季严找到住在北四川路西边老耙子路(今武进路)，见到了舅舅陈独秀。

他从莫斯科东方大学回来，向陈独秀说了不少苏联的情况。

吴季严说，1926年7月，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结成联盟，反对共产国际和联共(布)，今年2月，托洛茨基被驱逐到土耳其去了。

去年中共“六大”开会期间，托洛茨基写《中国革命的回顾及其前途》中还说：“在领导上却发生了一种怪现象，简直是历史的悲剧，他们用苏联，布尔什维克的党和共产国际的威权，始而完全帮助蒋介石，反对中国共产党之独立政策，继而又去帮助汪精卫为土地革命的领袖。

接着，吴季严谈到，东方大学不少中国留苏学生都受到牵连，开除党籍好几百人。

吴季严也受牵连。

他说：“斯大林在苏联没有威信，老百姓叫他‘专制暴君’、‘红色沙皇’。

“真有此事?”陈独秀睁大了眼睛。

“斯大林不适合任总书记，托洛茨基适合，老托在苏联深受人民信仰。

陈独秀将椅子往前拉了拉，说：“讲下去，讲下去，我很爱听。

于是，吴季严将他在苏联所听所闻，在陈独秀面前大大讲了一通。

临走，还将托洛茨基的文章丢下几篇。

吴季严走后，陈独秀如饥似渴地看托洛茨基的文章，这时他才发现，在中国大革命的许多问题上，托洛茨基许多观点是支持自己的。

托洛茨基说：“无论任何时候和任何条件下，无产阶级的党不能加入到别的阶级的政党与别的阶级混合组织”；“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要求党从国民党中退出，并通过它的左派和这个组织联合，证明是无比正确的提案”；“蒋介石‘四·一二’政变是斯大林、布哈林机会主义妥协路线所造成”；“中国共产党必须完全取消在组织上、政治上对国民党的依赖”。

陈独秀读了托氏文章，像注入兴奋剂，精神十分亢奋，一夜没有睡意。

他没有想到，国际也不是铁板一块，他陈独秀的观点，在苏联也有人支持。

初夏，陈独秀去住在昆明路上的彭述之、汪泽楷家坐。

在彭述之家中，两人很快又谈起托洛茨基。

彭述之翻出两本小册子递给陈独秀，说是从尹宽处拿的。

陈独秀一看，是托洛茨基写的《中国革命的阶级关系》和《中国革命和斯大林的提纲》。

陈独秀迅速地翻了起来，说：“我那天从我的外甥处也看到了一些，我完全同意托洛茨基的观点。

彭述之说：“北四川路横滨桥附近有家新开的书店，你知道吗?”“哦，知道，离郑超麟家很近，是‘新宇宙书店’吧?我去过那里，有些好书。

“那是从苏联中山大学学习的中国托派学生办的，这两本材料就是尹宽向他们借的。

“你是讲‘我们的话派’?”“是的，这些人中有一个梁干乔，看样子很能干，据他自己说，他在中山大学学习期间见过托洛茨基。

托洛茨基叫他回中国组织小组织。

此后，几个人常去彭述之、汪泽楷家讨论。

尹宽也常去。

尹宽是桐城人，和陈独秀是很近的老乡。

尹宽在大革命失败后，到广东工作，中途跑回桐城住了一个月，张太雷找不到人，见到后发了一顿火。

“六大”前任中共安徽临委书记，不久回到了上海。

三十三、四岁的尹宽发现，老头子总坚持他的意见，仍然有些家长制的味道。

但下次来时这个不同意见消失了，接受了尹宽等人的意见，但又提出另一个不同意见，争论不休。

但有的意见，陈独秀始终不改变，即赞成托洛茨基对中国大革命失败原因的分析，不赞成托洛茨基对中国革命性质问题的分析，陈独秀认为中国革命仍属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性质。

有时，陈独秀也写文章，阐述这些观点。

陈独秀迅速地翻了起来，说：“我那天从我的外甥处也看到了一些，我完全同意托洛茨基的观点。

彭述之说：“北四川路横滨桥附近有家新开的书店，你知道吗?”“哦，知道，离郑超麟家很近，是‘新宇宙书店’吧?我去过那里，有些好书。

“那是从苏联中山大学学习的中国托派学生办的，这两本材料就是尹宽向他们借的。

“你是讲‘我们的话派’?”“是的，这些人中有一个梁干乔，看样子很能干，据他自己说，他在中山大学学习期间见过托洛茨基。

托洛茨基叫他回中国组织小组织。

此后，几个人常去彭述之、汪泽楷家讨论。

尹宽也常去。

尹宽是桐城人，和陈独秀是很近的老乡。

尹宽在大革命失败后，到广东工作，中途跑回桐城住了一个月，张太雷找不到人，见到后发了一顿火。

“六大”前任中共安徽临委书记，不久回到了上海。

三十三、四岁的尹宽发现，老头子总坚持他的意见，仍然有些家长制的味道。

但下次来时这个不同意见消失了，接受了尹宽等人的意见，但又提出另一个不同意见，争论不休。

但有的意见，陈独秀始终不改变，即赞成托洛茨基对中国大革命失败原因的分析，不赞成托洛茨基对中国革命性质问题的分析，陈独秀认为中国革命仍属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性质。

有时，陈独秀也写文章，阐述这些观点。

陈独秀忙问：“这本书带来了吗?”郑超麟接过话说：“在我那儿，我们打算分头翻译出来。

陈独秀点头说：“抓紧翻出来。

谈了一会话，谈到30期《红旗》上刊出的陈独秀8月11日给中央的信以及《批评撒翁同志对中东路问题意见的机会主义》的长篇文章。

这篇文章认为，陈独秀的观点，“有害于党对中东路问题的整个路线，必须给以严肃的批评”，这封信“攻击党中央”、“攻击党的路线”。

陈独秀不满中央拒绝在党报上公布其8月5日的信件，说：“他们不刊登我的信，无非是用专横态度来掩护错误。

这一日，3个人谈得很投机。

临别，陈独秀对刘仁静说：“没有事就过来坐坐。

刘仁静答应了，他也很希望和陈独秀多来往。

对陈独秀等人的托派活动，不少人主张进行警告和挽救工作。

1929年8月30日被枪杀的彭湃、杨殷、颜昌颐、邢士贞，在关押上海警备司令部看守所的几天里，曾传书信“望党内对于反对派的斗争需多从教育上做功夫，以教育全党”。

1929年9月，陈独秀开始感到处境不妙。

《布尔塞维克》2卷10号上“韶玉”写的《论撒翁同志对中东路问题的意见》一文，说他在中东路问题上犯了7个错误，表现了5种机会主义的特点。

彭述之告诉他：“这人叫陈韶禹，六安人，小矬子，大舌条，刚从莫斯科中山大学回来，现在沪东区委工作。

谈到9月2日《红旗》43期刊登的中央通告，彭述之说：“他们要开除我们了。

通告上写着：“党除对于其思想给予严重驳斥外，并须将其活动的领袖毫无留恋地开除出去。

陈独秀说：“他们不敢开除，反对派人多，如果开除党籍造成党分裂，责任也是他们。

9月18日，中央发了49号通告，说发现了小组织活动，反党的宣传，无异于反革命的行动，便应毫不犹豫地予以组织上的制裁。

陈独秀生气地说：“什么是小组织活动?什么是反党的宣传?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我给中央写信，叫反党宣传么?”彭述之说：“‘我们的话派’几个人搞了一些油印小册子，刊登了托洛茨基文章。

“他们是他们，我们是我们，不能扯到一块去。

陈独秀说。

彭述之说：“梁干乔、区芳他们正在出版托洛茨基的《列宁传》和拉狄克的《中国革命问题》。

陈独秀点头，“噢”了一声。

拉狄克1927年被俄共（布）开除出党。

彭述之说：“我们不如组织一个反对派，多拉一些人，他们要开除我们，也不容易。

陈独秀高兴地说：“好呀，可以把人联络一下，人越多越好。

彭述之说干就干，说：“我去通知郑超麟、尹宽他们。

隔日，陈独秀、彭述之、郑超麟、尹宽等人在陈独秀寓所里凑名单，一下子凑了几十个人：陈独秀、彭述之、郑超麟、尹宽、高语罕、李季、汪泽楷、王独清、何资深、刘伯垂、李仲三、马玉夫、罗世藩、蔡振德、薛农山、任曙、孙煦、彭桂生、彭桂秋、蒋振东、韩俊、吴季严、杜晨之、刘静贞、张以森等。

刘仁静因为被“我们的话派”开除，名单上没有列他。

陈独秀将名单看了几遍说：“我们先不忙公开我们的旗帜，看看那边情况再说。

”陈独秀和彭述之等人组织“无产者派”小组织，中央察觉后，于10月6日向陈独秀提出书面警告，“你以及和你意见相同的人，在上海党的下层组织中有超越组织的活动”，“必须站在党的利益上立即停止这种活动”、“中央决定你在党的政治路线之下，在中央担任编辑工作，限定你一周内做篇反对反对派的文章”。

4天后，陈独秀写信向中央“作一次最后的警告”，“我现在正式告诉你们：在你们，绝对没有理由可以开除发表政治意见的任何同志；在我……

结合下层的革命群众和机会主义的上层领导机关奋斗，而不计其他……

因此造成党的分裂，是应该由你们负责的!”收到陈独秀的信，中央政治局10月15日召开会议，讨论通过了周恩来起草的“关于反对党内机会主义与托洛茨基主义反对派的决议”，指出陈独秀8月5日的信是“很明显的公开的反共产国际，反六次大会，反中央，反党的路线”。

指示各级党部如发现这样的小组织必须马上解散，从组织上制裁参与者；如坚持错误，开除出党；陈独秀必须“停止一切反党的宣传与活动”。

同月，周恩来作了《托洛茨基反对派在中国发生的原因及其前途》演讲。

江苏省委将彭述之、汪泽楷、马玉夫、蔡振德开除出党后，彭述之对陈独秀说：“他们说我们是反对派，我们就以反对派名义去封信，你看怎么样?”陈独秀说：“可以，现在我们党内正需要这种反对派。

过了片刻，陈独秀说：“以我们两人名义来写，不要扯上别人。

这时，共产国际执委给中共中央发来指示信，指出“党应当实行无情的斗争，来反对陈独秀的取消主义的主张”，“党应当铲除自己队伍内的暗藏的托洛茨基派和暗藏的取消派”。

11月15日，中央政治局决议开除陈独秀党籍，同时批准江苏省委开除彭述之、汪泽楷、马玉夫、蔡振德4人党籍。

中央在决议中强调了拥护党的决议及铁的纪律一条。

但郑超麟在支部会议上仍然抗议开除陈独秀出党。

开除陈独秀党籍后，《红旗》上发表了一篇署名“慕石”（王明）的文章《论陈独秀》，把他说成是无产阶级叛徒。

11月下旬一天，在井冈山根据地的毛泽东收到了中央政治局关于开除陈独秀党籍的决议，大吃一惊，他没有想到陈独秀会走得这么远。

他立即给李立三写信：“陈独秀近来行动竟岂有此理。

中央的决议文件已经到此，我们当普遍地宣传。

开除陈独秀党籍传到莫斯科，王若飞不主张立即开除陈独秀党籍，主张先与陈独秀进行辩论，并向党内群众进行解释。

他的主张受到共产国际和瞿秋白等的批评，并停止他参加中共中央代表团和农民国际的工作。

此时，瞿秋白已受到米夫的打击，其三弟瞿景白在莫斯科因退出联共(布)而莫名其妙的“失踪”。

陈独秀被开除党籍以后，彭述之、郑超麟、尹宽等人常来坐坐。

彭述之来时，习惯坐在陈独秀对面的木椅上。

他们经常讨论大革命失败的责任问题。

12月10日，陈独秀写了12000字的《告全党同志书》。

关于大革命失败的责任，陈独秀在“六大”前表示不为自己辩护，也不批评别人。

党籍开除后，陈独秀转了180度，既为自己辩解，也批评别人了。

陈独秀写道：“如果我在思想上行动上有了机会主义的错误，同样不愿意掩护……我不能有瞿秋白和李立三那样的自信力……

长期追随列宁学习的斯大林与布哈林，现在也犯了可耻的机会主义……

我坚决的认为，中国革命过去的失败，客观上原因是次要的，主要的是党的机会主义之错误，即对于资产阶级的国民党政策之错误。

当时中央负责同志尤其是我，都应该公开的勇敢的承认过去这种政策毫无疑义是彻头彻尾的错误了……

马日事变后，我两次在政治局会议上提议退出国民党，最后一次，我说：‘武汉国民党乃跟着蒋介石走，我们若不改变政策，也同样是走上了蒋介石的道路了。

’当时只有任弼时说了一声：‘是的呀！’和周恩来说：‘退出国民党搞工农运动是方便多了，可是军事运动大受损失了。

’其余的人仍是以沉默答复了我的提议。

记得当时瞿秋白说：“宁可让国民党开除我们，不可由自己退出。

鲍罗廷说：“你这个意见我很赞成，但是，我知道莫斯科必不允许。

“我们应该坦白的很客观的认识过去以至现在的机会主义政策，都是来自国际，国际是应该负责任的。

幼稚的中国党领导机关应该负责任的。

若是互相推诿，大家都各自以为没有什么错误，难道是群众的错误吗？……

我们只知道托洛茨基是坚决反对斯大林、布哈林机会主义政策的……

称托洛茨基为同志，中央便说我们‘已经离开革命，离开无产阶级，走向反革命’而将我们开除了。

这封《告全党同志书》被油印成册，后来翻译成了英、日、德、俄文，流传到国外。

蒋介石听说陈独秀写了《告全党同志书》，命令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迅速查获。

国民党中央训练部在“审查报告”上分析说，这篇《告全党同志书》我们可以看出几点：1.陈独秀自去年8月，即开始积极的反中央工作。

2.陈完全站在托洛茨基之下活动。

3.陈开始在党内组织小组织。

4.该党内部日见分裂。

此件存于国民党中央训练部档案，上标《反动刊物共产党首要陈独秀〈告全党同志书〉》。

12月中旬，陈独秀和彭述之讨论拟一个宣言提纲，请大家签名。

两人你一句我一句，凑了6条建议：如公召回托洛茨基等反对派，恢复托洛茨基同志的领导工作；重新审查五六年来联共中央及国际领导机关所犯的政治上的组织上的错误；恢复中国党因反对中央机会主义路线而被开除的同志之党籍等。

隔日，郑超麟通知尹宽、吴季严等人来到陈独秀家中，商议签名名单。

考虑不把陈独秀放在第一位，决定按姓氏笔画顺序来排。

经过商量，凑了81人名单，如郑超麟、尹宽、刘伯庄、李季、彭述之、彭述之妻陈碧兰、汪泽楷、杜琳、谢庄、薛农山、何资深、张以森、庄季贞、陆沉、刘毅、彭桂秋、段浩、朱崇文、郑超麟之妻刘静贞、王永庆等。

第一个是子虚乌有的王阿荣，陈独秀名字摆在第47位。

其中，留学德国、莫斯科东方大学的李季曾写过《马克思传》。

他对未经本人同意，列入他的真名不满，认为会导致不安全。

开除党籍后，陈独秀正式成立“无产者社”，树起反对派的旗帜。

陈独秀任总书记，彭述之、尹宽为常委，何资深任秘书长。

“无产者社”常委是清一色“老干”。

陈独秀原来在中共中央就是总书记，彭述之是政治局常委，尹宽曾任福建省负责人，何资深曾任山东省委秘书长、上海总工会秘书长。

郑超麟没有进入常委，与他曾任《布尔塞维克》编辑的经历也有关。

刘仁静拒绝在《我们的政治意见书》上签字，因此被“无产者社”拒之门外。

陈独秀请刘仁静作说客，和“我们的话派”商量：陈独秀派以个人名义加入上海的托派中央机构“全国总干事会。

当然，陈独秀、彭述之要进“总干”领导。

“我们的话派”有梁干乔、史唐、陈亦谋、李梅五、宋逢春、张特、陆渊、肖冰洋、区芳、唐月波、徐正庵等人。

干事长区芳对刘仁静说：“陈独秀需答应3个条件：公开宣布斯大林的领导是机会主义、批判自己过去机会主义错误、解散自己独立小组织。

梁干乔认为区芳接受陈独秀是阴谋，目的是排斥梁。

梁干乔是莫斯科中山大学中国留学生，1927年10月，苏联在红场举行十月革命10周年游行，他在人群中呼喊“拥护托洛茨基”，年底被遣送回国。 陈独秀被开除党籍以后，彭述之、郑超麟、尹宽等人常来坐坐。

彭述之来时，习惯坐在陈独秀对面的木椅上。

他们经常讨论大革命失败的责任问题。

12月10日，陈独秀写了12000字的《告全党同志书》。

关于大革命失败的责任，陈独秀在“六大”前表示不为自己辩护，也不批评别人。

党籍开除后，陈独秀转了180度，既为自己辩解，也批评别人了。

陈独秀写道：“如果我在思想上行动上有了机会主义的错误，同样不愿意掩护……我不能有瞿秋白和李立三那样的自信力……

长期追随列宁学习的斯大林与布哈林，现在也犯了可耻的机会主义……

我坚决的认为，中国革命过去的失败，客观上原因是次要的，主要的是党的机会主义之错误，即对于资产阶级的国民党政策之错误。

当时中央负责同志尤其是我，都应该公开的勇敢的承认过去这种政策毫无疑义是彻头彻尾的错误了……

马日事变后，我两次在政治局会议上提议退出国民党，最后一次，我说：‘武汉国民党乃跟着蒋介石走，我们若不改变政策，也同样是走上了蒋介石的道路了。

’当时只有任弼时说了一声：‘是的呀！’和周恩来说：‘退出国民党搞工农运动是方便多了，可是军事运动大受损失了。

’其余的人仍是以沉默答复了我的提议。

记得当时瞿秋白说：“宁可让国民党开除我们，不可由自己退出。

鲍罗廷说：“你这个意见我很赞成，但是，我知道莫斯科必不允许。

“我们应该坦白的很客观的认识过去以至现在的机会主义政策，都是来自国际，国际是应该负责任的。

幼稚的中国党领导机关应该负责任的。

若是互相推诿，大家都各自以为没有什么错误，难道是群众的错误吗？……

我们只知道托洛茨基是坚决反对斯大林、布哈林机会主义政策的……

称托洛茨基为同志，中央便说我们‘已经离开革命，离开无产阶级，走向反革命’而将我们开除了。

这封《告全党同志书》被油印成册，后来翻译成了英、日、德、俄文，流传到国外。

蒋介石听说陈独秀写了《告全党同志书》，命令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迅速查获。

国民党中央训练部在“审查报告”上分析说，这篇《告全党同志书》我们可以看出几点：1.陈独秀自去年8月，即开始积极的反中央工作。

2.陈完全站在托洛茨基之下活动。

3.陈开始在党内组织小组织。

4.该党内部日见分裂。

此件存于国民党中央训练部档案，上标《反动刊物共产党首要陈独秀〈告全党同志书〉》。

12月中旬，陈独秀和彭述之讨论拟一个宣言提纲，请大家签名。

两人你一句我一句，凑了6条建议：如公召回托洛茨基等反对派，恢复托洛茨基同志的领导工作；重新审查五六年来联共中央及国际领导机关所犯的政治上的组织上的错误；恢复中国党因反对中央机会主义路线而被开除的同志之党籍等。

隔日，郑超麟通知尹宽、吴季严等人来到陈独秀家中，商议签名名单。

考虑不把陈独秀放在第一位，决定按姓氏笔画顺序来排。

经过商量，凑了81人名单，如郑超麟、尹宽、刘伯庄、李季、彭述之、彭述之妻陈碧兰、汪泽楷、杜琳、谢庄、薛农山、何资深、张以森、庄季贞、陆沉、刘毅、彭桂秋、段浩、朱崇文、郑超麟之妻刘静贞、王永庆等。

第一个是子虚乌有的王阿荣，陈独秀名字摆在第47位。

其中，留学德国、莫斯科东方大学的李季曾写过《马克思传》。

他对未经本人同意，列入他的真名不满，认为会导致不安全。

开除党籍后，陈独秀正式成立“无产者社”，树起反对派的旗帜。

陈独秀任总书记，彭述之、尹宽为常委，何资深任秘书长。

“无产者社”常委是清一色“老干”。

陈独秀原来在中共中央就是总书记，彭述之是政治局常委，尹宽曾任福建省负责人，何资深曾任山东省委秘书长、上海总工会秘书长。

郑超麟没有进入常委，与他曾任《布尔塞维克》编辑的经历也有关。

刘仁静拒绝在《我们的政治意见书》上签字，因此被“无产者社”拒之门外。

陈独秀请刘仁静作说客，和“我们的话派”商量：陈独秀派以个人名义加入上海的托派中央机构“全国总干事会。

当然，陈独秀、彭述之要进“总干”领导。

“我们的话派”有梁干乔、史唐、陈亦谋、李梅五、宋逢春、张特、陆渊、肖冰洋、区芳、唐月波、徐正庵等人。

干事长区芳对刘仁静说：“陈独秀需答应3个条件：公开宣布斯大林的领导是机会主义、批判自己过去机会主义错误、解散自己独立小组织。

梁干乔认为区芳接受陈独秀是阴谋，目的是排斥梁。

梁干乔是莫斯科中山大学中国留学生，1927年10月，苏联在红场举行十月革命10周年游行，他在人群中呼喊“拥护托洛茨基”，年底被遣送回国。

陈独秀被开除党籍以后，彭述之、郑超麟、尹宽等人常来坐坐。

彭述之来时，习惯坐在陈独秀对面的木椅上。

他们经常讨论大革命失败的责任问题。

12月10日，陈独秀写了12000字的《告全党同志书》。

关于大革命失败的责任，陈独秀在“六大”前表示不为自己辩护，也不批评别人。

党籍开除后，陈独秀转了180度，既为自己辩解，也批评别人了。

陈独秀写道：“如果我在思想上行动上有了机会主义的错误，同样不愿意掩护……我不能有瞿秋白和李立三那样的自信力……

长期追随列宁学习的斯大林与布哈林，现在也犯了可耻的机会主义……

我坚决的认为，中国革命过去的失败，客观上原因是次要的，主要的是党的机会主义之错误，即对于资产阶级的国民党政策之错误。

当时中央负责同志尤其是我，都应该公开的勇敢的承认过去这种政策毫无疑义是彻头彻尾的错误了……

马日事变后，我两次在政治局会议上提议退出国民党，最后一次，我说：‘武汉国民党乃跟着蒋介石走，我们若不改变政策，也同样是走上了蒋介石的道路了。

’当时只有任弼时说了一声：‘是的呀！’和周恩来说：‘退出国民党搞工农运动是方便多了，可是军事运动大受损失了。

’其余的人仍是以沉默答复了我的提议。

记得当时瞿秋白说：“宁可让国民党开除我们，不可由自己退出。

鲍罗廷说：“你这个意见我很赞成，但是，我知道莫斯科必不允许。

“我们应该坦白的很客观的认识过去以至现在的机会主义政策，都是来自国际，国际是应该负责任的。

幼稚的中国党领导机关应该负责任的。

若是互相推诿，大家都各自以为没有什么错误，难道是群众的错误吗？……

我们只知道托洛茨基是坚决反对斯大林、布哈林机会主义政策的……

称托洛茨基为同志，中央便说我们‘已经离开革命，离开无产阶级，走向反革命’而将我们开除了。

这封《告全党同志书》被油印成册，后来翻译成了英、日、德、俄文，流传到国外。

蒋介石听说陈独秀写了《告全党同志书》，命令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迅速查获。

国民党中央训练部在“审查报告”上分析说，这篇《告全党同志书》我们可以看出几点：1.陈独秀自去年8月，即开始积极的反中央工作。

2.陈完全站在托洛茨基之下活动。

3.陈开始在党内组织小组织。

4.该党内部日见分裂。

此件存于国民党中央训练部档案，上标《反动刊物共产党首要陈独秀〈告全党同志书〉》。

12月中旬，陈独秀和彭述之讨论拟一个宣言提纲，请大家签名。

两人你一句我一句，凑了6条建议：如公召回托洛茨基等反对派，恢复托洛茨基同志的领导工作；重新审查五六年来联共中央及国际领导机关所犯的政治上的组织上的错误；恢复中国党因反对中央机会主义路线而被开除的同志之党籍等。

隔日，郑超麟通知尹宽、吴季严等人来到陈独秀家中，商议签名名单。

考虑不把陈独秀放在第一位，决定按姓氏笔画顺序来排。

经过商量，凑了81人名单，如郑超麟、尹宽、刘伯庄、李季、彭述之、彭述之妻陈碧兰、汪泽楷、杜琳、谢庄、薛农山、何资深、张以森、庄季贞、陆沉、刘毅、彭桂秋、段浩、朱崇文、郑超麟之妻刘静贞、王永庆等。

第一个是子虚乌有的王阿荣，陈独秀名字摆在第47位。

其中，留学德国、莫斯科东方大学的李季曾写过《马克思传》。

他对未经本人同意，列入他的真名不满，认为会导致不安全。

开除党籍后，陈独秀正式成立“无产者社”，树起反对派的旗帜。

陈独秀任总书记，彭述之、尹宽为常委，何资深任秘书长。

“无产者社”常委是清一色“老干”。

陈独秀原来在中共中央就是总书记，彭述之是政治局常委，尹宽曾任福建省负责人，何资深曾任山东省委秘书长、上海总工会秘书长。

郑超麟没有进入常委，与他曾任《布尔塞维克》编辑的经历也有关。

刘仁静拒绝在《我们的政治意见书》上签字，因此被“无产者社”拒之门外。

陈独秀请刘仁静作说客，和“我们的话派”商量：陈独秀派以个人名义加入上海的托派中央机构“全国总干事会。

当然，陈独秀、彭述之要进“总干”领导。

“我们的话派”有梁干乔、史唐、陈亦谋、李梅五、宋逢春、张特、陆渊、肖冰洋、区芳、唐月波、徐正庵等人。

干事长区芳对刘仁静说：“陈独秀需答应3个条件：公开宣布斯大林的领导是机会主义、批判自己过去机会主义错误、解散自己独立小组织。

梁干乔认为区芳接受陈独秀是阴谋，目的是排斥梁。

梁干乔是莫斯科中山大学中国留学生，1927年10月，苏联在红场举行十月革命10周年游行，他在人群中呼喊“拥护托洛茨基”，年底被遣送回国。

对于鲍罗廷同志在此发表奇谈怪论，大家是无法保持沉默的……

为此，我认为我有权利谈谈鲍罗廷同志的发言……

他试图承认自己的错误，可惜他这方面做得很不够。

鲍罗廷同志不是布尔什维克式地、明确地承认错误，而是掩饰错误……

鲍罗廷同志和陈独秀之间的争论，只能说是关于哪个革命资产阶级理应充当领导者的争论。

这不是布尔什维克路线和孟什维克路线之间的争论，而是孟什维克路线和民粹派路线之间的表面争论。

（笑声）……

共产国际路线的最重要方面，就是提出了国民党的民主化问题（鲍罗廷：没有提出）。

这是污蔑。

问题在于鲍罗廷同志不明白共产国际有关我们与国民党关系问题的路线。

这天，维经斯基发言也将矛头指向鲍罗廷，“说他承认自己的错误，可一发言就犯新的错误，总而言之，尽说空话……

在具体争夺领导权问题上，我们犯了极其重大的错误，这些错以及客观原因导致了中国革命的失败……

在无产阶级领导权这个问题上，鲍罗廷同志和陈独秀同志在看法上不谋而合……

本应同国民党进行决定性的战斗，然而鲍罗廷同志却说，要放弃根本性变革，以便继续向北推进……我指出鲍罗廷同志的看法，这并不是想说明我的看法就是正确的。

恰恰相反，我的看法也是错误的。

我曾反对过北伐……

我不知道谁的错误要大些……

中央犯错误的根本原因是，没有经历布尔什维克的锻炼。

对这一切负责任的不光是陈独秀。

还有我，当然陈独秀本人并不愿意执行党中央、党历次全会和代表大会的决议。

在他眼中这只不过是敷衍塞责的官样文章。

我也总是不强调这些问题，没有把这些问题提到应有的高度……

但中共留在国民党内时处境异常困难。

萨法洛夫说：“鲍罗廷同志的做法很不对头，他没有再次发言。

想回避政治观点是不行的……

陈独秀和鲍罗廷同志对群众的过火行为总是感到非常不安……

我们的许多同志犯了错误，不管哪位同志犯了错误，都应当剖析错误，应当站出来说说自己的所作所为，说说自己的观点，鲍罗廷在此发言时，理应谈谈无法掩盖的东西，谈谈本应向大家真实说明的情况……

对维经斯基还有一点意见。

我认为只对错误策略作出解释是不够的。

要作出比我更确切的解释。

中共中央在转给陈独秀电文时附言说：“这是共产国际的来电，希望你于一星期内给以书面答复，好使我们有所准备，并对国际有所回答。

陈独秀写道：共产国际把大革命失败“几乎简单的归过我个人……

中国党领导机关现在正忙于政治投机和土匪式的骚扰!……

因为你们的蒙蔽与封锁，直到半年前，我们才得到托洛茨基同志关于中国问题及一切苏联问题的文件”。

窗外阴雨连绵，因为触动伤疤，陈独秀顿生春雨愁城之感。

3000字的《答国际的信》，陈独秀停停写写，竟写了一天。

中午，他啃了一个面包，喝了几杯开水。

信写好后，陈独秀认真誊抄了一遍，留下了底稿。

1930年3月初，《无产者》创刊。

陈独秀在《本报发刊词》中指出刊物宗旨，一是宣传推翻国民党，一是批评共产党。

在这期《无产者》上，陈独秀发表《我们在现阶段政治斗争的策略问题》，认为国民党政权相当稳定，主张参加国民会议，使之走向革命高潮。

后来《红旗》载文，批驳陈独秀讴歌国民党“稳定”。

这时，陈独秀生活十分困难，开除党籍以后，中共中央停发每月30元的生活费。

陈独秀给《无产者》写稿没有稿费，完全是精神寄托。

一次，赵济到尹宽家，遇到陈独秀在啃面包，赵济说：“你的胃不好，吃这个行吗?”陈独秀态度十分谦和，说：“不要紧的，填饱肚子就行。

赵济和一些青年人问陈一些大革命为什么失败的话题，陈独秀侃侃而谈，十分有劲，精神并不显颓唐。

郑超麟从外面进来，见陈独秀说得津津有味，也在一旁听，陈独秀对郑超麟说：“和这些青年人谈话，就好像五四运动时代、建党时期与青年人谈话一样。

郑超麟约陈独秀到他家去坐坐，陈说：“不了，改日再坐，我现在已养成了习惯，晚上可以坐下来，写一些东西。

郑超麟知道陈独秀回去写文字学书稿，不再挽留陈独秀。

现在，写作几乎是陈的惟一生活来源了。

4月上旬，李立三在《红旗》上发表文章，反驳托洛茨基对中国红军运动的污蔑。

在这之前，向忠发发表文章批驳陈独秀政治意见书。

几天后，陈独秀写《关于所谓“红军”问题》长文，认为红军大部分是游民无产阶级土匪与溃兵，湘鄂交界的贺龙第二军都是贺大哥的旧部，向来没有党及农民的关系。

湘鄂赣的第五军，彭德怀骂王佐、袁文才是土匪，王佐骂彭德怀是军阀。

赣东横峰、弋阳一带，方志敏、邵式平所收编的是当地土匪、景德镇附近的溃兵。

当时，蒋介石正在忙于蒋、阎、冯中原大战，无暇顾及红军。

看完陈独秀文章，蒋介石说：“陈独秀当过共产党的总书记，他说的话很有用处，可以在围剿江西红军的时候，到处散发陈独秀的文章，帮我们宣传。

李立三见到陈独秀文章，十分生气，“陈独秀们竟与国民党改组派豪绅资产阶级一样的骂红军为土匪，可见陈独秀们走到什么地方去了”。

当时周恩来已去苏联向共产国际汇报工作。

中国问题学术研究会后，维经斯基写了《关于中国共产党在1925—1927年革命中的错误》，在苏联《中国问题》1930年第4—5期刊出，其中说：“对中国共产党所犯的错误我要承担很大的责任，要承担比中国共产党领导更大的责任。

同时还应当说，托洛茨基反对派胡说什么共产国际对中国共产党的错误是有过失的，这根本不是事实……

我和中共中央所犯的机会主义错误，是由于没有正确理解这一指示要求将反帝革命与土地革命紧密结合的全部意义……

实际没有贯彻这一指示……

我认为，陈独秀在一些中国革命问题上的言论，偏离革命的马克思主义仅仅是不够理解所致，而不是一个业已形成世界观的人所表达的观点……

我以为，陈独秀和中国共产党的许多其他同志，在革命知识分子中，后来又在无产阶级中享有很高威信……

陈独秀也可能发展成为共产主义者。

当然，这就要求按这个方向在思想上影响陈独秀……

我对待陈独秀的观点和方针的态度当然是错误的……

不能把陈独秀的观念和观点的发展，同中国共产党的发展混为一谈……

我不能同意一些同志的意见，他们认为，中国革命在1927年失败之前，中国共产党的干部和整个领导受陈独秀的影响很深……《中国问题》1930年第4—5期在刊登维经斯基文章时附编辑部言：“维经斯基同志在其检讨错误的文章发出以后，又在红色教授学院讨论萨法罗夫同志的发言中，提出了一些不正确的观点。

后来，在讨论过程中，他修正了这些错误，承认同志们批评他的不彻底性是正确的。

编辑部认为，维经斯基同志按照党的要求，改正了自己过去的错误。

至于鲍罗廷同志，他在当时犯的决非是小错误，后来他又多方掩饰这些错误。

因而，编辑部对于鲍罗廷同志的沉默，表示惊讶。

这种沉默尤其不能令人理解的是，几个月前，在中国研究所讨论会上，鲍罗廷同志曾声言，最近他要作出相应的报告。

鲍罗廷同志作为一个党员，他的义务是，应当记得自我批评的必要性。

陈独秀污蔑红军的文章，在党内引起了共愤，《红旗》组织了一批文章进行反驳。

6月14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罗绮园化名“易元”发表《红军与陈独秀先生》；6月18日，《红旗》发表《陈独秀的嗅觉》；6月21日，王明以“韶玉”笔名发表《什么是流氓与匪?》；7月5日，徐德发表《论红军的前途——复陈独秀》等。

8月下旬，刘仁静到提篮桥陈独秀家，带来托洛茨基的来信。

托洛茨基说，他看到《告全党同志书》，十分欣赏，说：“我觉得这封信是一个极好的文件，在一切重要问题上都采取了完全清楚与正确的立场。

特别在民主专政问题上，陈独秀同志采取了完全正确的立场。

《告全党同志书》是刘仁静寄给托洛茨基的。

早在4月下旬，刘仁静收到了托洛茨基来信，说：“你的信上说陈独秀的声明有81人签名，务请将他的声明忠实地翻译出来，寄给我。

此事很重要，我请您翻译时尽可能地完美与确切。

这次，托洛茨基对陈独秀评价说：“但我们有了像陈独秀那样的杰出的革命者，正式与党决裂，以致被开除党籍，终于宣布他百分之百同意国际反对派，我们怎能够不理他呢?他能知道许多像陈独秀那样有经验的共产党员吗?……

反对派中许多青年能够而且应该向陈独秀同志学习。

托氏在信中对刘仁静说：“请你代表我向他问候，读了他去年12月10日的信，我非常欢喜，我坚决相信我们将来是能够一起工作的。

陈独秀读完信，喜上眉梢，说：“也请你转达我对他的问候。

在这之前，“我们的话派”、“无产者社”、“十月社”吵吵嚷嚷，互相攻击，主要目标是刘仁静。

“我们的话派”甚至出版“反列尔士专刊”，做出将刘仁静、宋逢春开除出“总干”的决议。

同时，“我们的话派”在区芳主持下，将梁干乔、张师开除出“总干”。

刘仁静搜集了不少老托文章、著作，视为私人财产，不愿轻易与人。

因此“十月社”同伙虽然认为刘仁静理论知识丰富，但因自私，与人相处不来。

从莫斯科中山大学回来的董汝成一气之下，离开“十月社”，回陕西老家去了。

到了十月中旬，刘仁静本人被“十月社”开除。

这时，刘仁静日子很难过，老托来信，帮他靠近了陈独秀。

这种沉默尤其不能令人理解的是，几个月前，在中国研究所讨论会上，鲍罗廷同志曾声言，最近他要作出相应的报告。

鲍罗廷同志作为一个党员，他的义务是，应当记得自我批评的必要性。

陈独秀污蔑红军的文章，在党内引起了共愤，《红旗》组织了一批文章进行反驳。

6月14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罗绮园化名“易元”发表《红军与陈独秀先生》；6月18日，《红旗》发表《陈独秀的嗅觉》；6月21日，王明以“韶玉”笔名发表《什么是流氓与匪?》；7月5日，徐德发表《论红军的前途——复陈独秀》等。

8月下旬，刘仁静到提篮桥陈独秀家，带来托洛茨基的来信。

托洛茨基说，他看到《告全党同志书》，十分欣赏，说：“我觉得这封信是一个极好的文件，在一切重要问题上都采取了完全清楚与正确的立场。

特别在民主专政问题上，陈独秀同志采取了完全正确的立场。

《告全党同志书》是刘仁静寄给托洛茨基的。

早在4月下旬，刘仁静收到了托洛茨基来信，说：“你的信上说陈独秀的声明有81人签名，务请将他的声明忠实地翻译出来，寄给我。

此事很重要，我请您翻译时尽可能地完美与确切。

这次，托洛茨基对陈独秀评价说：“但我们有了像陈独秀那样的杰出的革命者，正式与党决裂，以致被开除党籍，终于宣布他百分之百同意国际反对派，我们怎能够不理他呢?他能知道许多像陈独秀那样有经验的共产党员吗?……

反对派中许多青年能够而且应该向陈独秀同志学习。

托氏在信中对刘仁静说：“请你代表我向他问候，读了他去年12月10日的信，我非常欢喜，我坚决相信我们将来是能够一起工作的。

陈独秀读完信，喜上眉梢，说：“也请你转达我对他的问候。

在这之前，“我们的话派”、“无产者社”、“十月社”吵吵嚷嚷，互相攻击，主要目标是刘仁静。

“我们的话派”甚至出版“反列尔士专刊”，做出将刘仁静、宋逢春开除出“总干”的决议。

同时，“我们的话派”在区芳主持下，将梁干乔、张师开除出“总干”。

刘仁静搜集了不少老托文章、著作，视为私人财产，不愿轻易与人。

因此“十月社”同伙虽然认为刘仁静理论知识丰富，但因自私，与人相处不来。

从莫斯科中山大学回来的董汝成一气之下，离开“十月社”，回陕西老家去了。

到了十月中旬，刘仁静本人被“十月社”开除。

这时，刘仁静日子很难过，老托来信，帮他靠近了陈独秀。

陈独秀说：“噢，有这回事?”

“不如你亲自参加吧。”尹宽建议道。

“刘仁静就希望我参加。看来非我参加不可了。让马玉夫、吴季严退回来，改为我和你参加。”陈独秀说。

尹宽高兴地说：“有你出马，统一大会一定会很快开起来。

彭述之听说改派代表，很不高兴，表示反对四派统一。

但陈独秀、尹宽、何资深赞成统一。

最后，“无产者社”以4比1通过《反对派统一问题》的决议。

1931年春天，陈独秀分别和取代区芳作代表的梁干乔及王文元等人谈话，说：“共产国际宣布‘立三路线’破产，实际是掩饰自己错误。

我们现在还未统一，简直是罪恶。

阻碍统一，是罪恶之罪恶。

我主张既要考虑派别，又要照顾人数，像赵济他们，只有7个人，就要照顾人数。

王文元说：“我们都听你的。

陈独秀说：“我已经老了，别人骂我是‘光棍’、‘孤家寡人’，由人说去。

但今后反对派的工作，主要靠年轻的革命者担负。

我主张选一些年轻的代表，‘无产者社’中则‘老人’太多了。

梁干乔、王文元听得出，陈独秀除了指他自己，也含彭述之、郑超麟等人。

1931年5月1日，4个托派小组在上海提篮桥舟山路一个住所召开托派统一大会。

出席大会代表17人，列席4人，陈独秀任主席团主席。

大会开始，陈独秀首先提议为中国革命牺牲的同志默哀3分钟，然后作了政治建议草案报告。

陈独秀说，现在是世界资本主义相对稳定时期，工人运动处于低潮，世界革命是将来的事，因此提出纲领上只能写“人民政权”，不要写无产阶级专政。

认为“当前中心口号是为国民会议而斗争”。

王文元不同意，说：“人民政权提法不妥，不能突出我们代表无产阶级利益和奋斗目标。

濮德治也说：“国民议会这个口号作我们的工作中心，和国民党的中心工作太一致，容易引起误解。

陈独秀反驳说：“你们怕提人民政权和国民议会，是左倾名词拜物教。

只提左倾名词，是形而上学。

当时国民党召开国民会议，托洛茨基希望中国托派派代表参加。

开会回家，陈独秀见到何资深转来的彭述之信，因为没有被选入“中央”，彭述之骂大会“虚伪”、“无聊”。

陈独秀和其他代表商量了一下，把彭述之补了进来。

接下来开会，彭述之来了，陈独秀问他：“大会还虚伪、无聊么?”彭述之脸一阵红、一阵白，无言以对。

大会选举托派中委9人：陈独秀、彭述之、郑超麟、王文元、宋逢春、陈亦谋、罗汉、濮德治、区芳。

前4人是“中常委”。

刘仁静被“十月社”开除后，想加入“无产者社”，又被拒绝。

年初，一个人成立了“明天社”，要求以团体代表身份参加这次统一大会。

遭到拒绝后，他表示反对这次大会。

“战斗社”赵济等7人一个没有选入“中委”，“十月社”有4人进了托派中委。

郑超麟等人提议增补刘仁静、赵济入中委，陈独秀说：“这怎么行，中委是选出来的，不是可以随便补的。

会议结束后，5月5日，秘书罗汉草拟“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执行委员会”给托洛茨基的报喜电报，宣称：“从今以后，中国反对派是一个单一的组织了。

因为会前，他们知道托洛茨基图书室被焚毁，信中说：“为得重建您的图书室，我们已成立一个特别委员会，进行募捐。

5月9日，反对派陈独秀（书记处书记）、陈亦谋（组织部主任）、郑超麟（宣传部主任）、王文元（党报主编）、宋逢春（书记处秘书）给托洛茨基写信，再次提到为托洛茨基的图书室募捐。

不到20天，托派中央就遭到大破获。

5月23日，国民党抄查了托派中央机关。

逮捕了托派中委郑超麟、王文元、陈亦谋、宋逢春、濮德治5人，此外被捕的有何资深、何妻张以森、江常师、楼国华、郑超麟妻子刘静贞及一姓王的工人，王妻、子、女儿共14人。

后来搞清楚，是因为马玉夫没有选上托派中委，到上海龙华国民党警备司令部告密。

马玉夫不知道陈独秀、彭述之家，两人幸免。

陈独秀捶胸跺地：“我不识人，马玉夫是工人，哪里想到他会如此下流。

彭述之劝陈独秀搬家。

陈独秀摇摇头说：“我相信郑超麟，他不会出卖我。

郑超麟等人被抓后，罗汉、区芳躲了起来，王平一在徐家汇开了纸烟店，梁干乔没有当上托派中委，到南京投靠了戴笠，后来当上了“复兴社”十三太保。

陈独秀和潘兰珍从周家嘴路搬到岳州路永吉里11号后，对尹宽说：“你再找几个人，多做些工作。

郑超麟他们不出来，我们先成立一个临时中央。

尹宽又找了宋敬修、蒋振东等人。

陈独秀听了很高兴，觉得尹宽还能干事，比彭述之好。

8月的一天，宋敬修、尹宽、蒋振东、金鸿图、孙玉杰等人在上海英租界振华旅馆开会，被国民党全部抓获。

这是托派机关第二次大破获。

陈独秀重振旗鼓的愿望随之落空。

宋敬修等人被捕后，陈独秀、彭述之和刘仁静重归于好，恢复托派中央活动。

9月初，托派刊物《火花》创刊。

由温州人曾猛在建业里租房印刷，陈独秀解决油印的油墨、腊纸、纸张。

“九·一八”事变后，陈独秀以托派中央名义发表了“为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满洲告民众书”，在《火花》上发文，谴责日本帝国主义罪行。

10月，陈独秀代表托派中央起草《为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满洲第二次告民众书》，号召推翻国民党。

他对彭述之、刘仁静说：“我主张抗日要依靠革命的民众武装参加，单靠国民党一点脆弱的军队，不堪日本帝国主义军队的一击。

此后他在《火花》上发表了《此次抗日救国运动之康庄大道》、《抗日救国与赤化》等文。

12月，国内形势发展很快，蒋介石被迫宣布下野，离开南京。

陈独秀又恢复了积极性，提议创办了《热潮》月刊。

几乎每一期《热潮》上，都有他的短文七八篇。

陈独秀写短文化名“顽石”和“三户”。

刘仁静说：“‘顽石’表示不屈不挠，‘三户’作何解?”陈独秀笑着说：“‘楚有三户、亡秦必楚’，我自喻三户，表示虽势单力薄，但有信心能治国平天下。

此外，中共中央曾设“三曾里”，这里只有三户人家，陈独秀取“三户”，内心有怀旧的意思。

1932年1月28日，日军进攻上海，沪淞战争爆发。

当时蒋介石重返南京，与汪精卫联合执政。

陈独秀写文章提出赶走蒋介石及其召集的国民会议。

隔日，陈独秀向彭述之、罗汉提议，向中共中央提出合作抗日。

罗汉大革命时曾任国民革命军第四军政治部主任。

当时，王明已去莫斯科，张国焘去鄂豫皖苏区，周恩来去了江西中央苏区，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由博古、张闻天、卢福坦、李竹生、康生、陈云组成，博古任总负责。

彭述之和罗汉都表示同意。

陈独秀说：“向忠发死了后，中共中央的联络地点都换了，怎么找他们?”事后，罗汉找到施小君夫人，请她转信。

中共中央收到陈、彭、罗3人信件后，认为这是维持在工人中的欺骗活动。

在给国际的信件中，明确表示，“党不能与陈独秀派开联席会议，革命的共产党与反革命的陈独秀是不能联合在一起的”。

2月10日，托派中央委员会讨论陈独秀起草的政治决议案《目前形势与我们的任务》，提出各地托派分子“组织及参加各地工人、农民、城市贫民的义勇军运动，使之坚决地举起反日及国民党的旗帜……

在已有的农民苏维埃的省份，城市苏维埃或义勇军占领的城市。

这时陈独秀已改变了以前对红军的诬蔑的态度。

会议在讨论时发生了争论。

反对陈独秀的主要是刘仁静及托派法南区委陈岱青、陈其昌、赵济、王平一、李特等人。

陈岱青早年就读莫斯科东方大学，后加入“战斗社”，托派统一后，任法南区委书记。

他不赞成陈独秀与苏维埃红军汇合行动的主张，认为这仍然是机会主义投降了斯大林派的主张。

刘仁静认为，陈独秀先国民会议后苏维埃政权，违背了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

他们提出要与陈独秀进行坚决无情的斗争。

陈独秀则说他们是取消主义。

与此同时，托派北方区临委汪泽楷(即“赤声”)及分裂出来的任曙(即“晴光”)一派都不同意陈独秀的意见。

这使陈独秀很伤脑筋。

4月份，托派“常委”开会，派刘伯庄为特派员去北京调停。

汪泽楷曾任中共江西省委书记，任曙曾任中共湖北省委代理书记，两人一个不服一个。

刘伯庄曾是中共北京地委书记、湖北省委书记、党中央候补委员，资历比汪泽楷、任曙老。

但刘伯庄到北京后，赤声、晴光仍不买他的账，不愿组织新特委。

6月，刘伯庄回到上海给托派常委去信：“我因不能执行兄方的决议，遂一无所成而回来了。

于是，陈独秀给晴光以警告处分，给擅自离京的刘伯庄留党察看一个月的处分。

在这之前，彭述之因赵济、陈其昌、王平一、陈岱青、李特继续反对托派常委关于“九·一八”事变后的政策，将法南区委解散。

春天，和郑超麟一起被捕的宋逢春、濮德治因狱中流行时疫，保外就医。

濮德治是陈独秀亲戚，托派开统一大会时，被选入托派中央委员。

从狱中出来后，想找个工作混口饭吃。

想来想去，陈独秀打算再给蔡元培去一封信。

桌上的肠胃药还是蔡元培令亲周仲奇先生开的处方。

去年深秋，为陈训丹找工作，陈独秀也给蔡先生去过函。

陈独秀请柏文蔚将信转给蔡元培，蔡元培四处托人为濮德治找工作，找了中山大学罗家伦校长暨大沈鹏飞校长，又找了商学院裴复恒校长等 ，因为陈独秀讲濮曾在沪、皖任教，所以蔡在大学为濮找事。

后来濮德治几经周折，在上海招商局月刊任编辑。

濮德治保外就医后，陈独秀拼凑了一个托派中常委：陈独秀、彭述之、罗世凡、宋逢春、濮德治、谢德盘任秘书长。

新托派常委给“北方特委”写了一封措辞严厉的信，提出“谁表示不干，就让谁滚出去”。

这一阵，陈独秀常和潘兰珍吵架。

潘兰珍一气之下，赌气跑到浦东娘家去了。

潘兰珍走后，陈独秀将潘兰珍的羊皮袍及驼绒被当了，将当票和潘兰珍一点值钱的东西用一个小布袋装好，放到中间抽屉里面。

他想，潘兰珍气消了，会回来的。

但陈独秀万万没有想到，他等不到潘兰珍回来了。

托洛茨基于9月下旬和10月上旬给陈独秀连写了3封信，陈独秀也无法收到了。

中国托派统一才一年多，就连遭三次大破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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