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10月15日下午7时，陈独秀在岳州路永吉里11号被捕。

陈独秀一身淡蓝色哔叽长衫，面色清癯，留有微髭。

捕快见陈独秀是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老书生，松了一口气。

探员来自上海公安局总巡捕房政治部和嘉兴路捕房。

出门时，陈独秀找了一顶淡黄色呢帽，戴在头发花白的头上，镇静了一下，神色安闲地和捕快出了门。

后面几个人将桌上和抽屉里的文件材料，一起放入纸箱中，搬到了红皮钢甲车上。

陈独秀想，这回完了。

蒋介石已杀了他两个儿子，这回该轮到他了。

蒋介石杀了那么多共产党人，单去年就杀了邓恩铭、恽代英、蔡和森、邓演达，他陈独秀早就是蒋介石通缉的首犯，这回百劫难逃。

门外漆黑一片。

门前裁缝店的小老板伸了一下头，又赶紧缩了回去。

到了嘉兴路捕房，陈独秀发现，彭述之、谢德盘、罗世凡、濮德治、宋逢春5人也关在里面。

陈独秀对彭述之悄声说：“我以为就逮了我一个人，怎么你们也逮来了?”彭述之说：“我现在是张次南，罗世凡是王兆群，宋逢春是王武，你不要弄错了。

那天下午，这几个人在东有恒路春阳里20号谢德盘家开托派常委会，每个人手里拿着一支笔，一个笔记本。

突然一下子冲进来许多人将他们逮捕。

陈独秀胃不好，没有参加会议。

陈独秀说：“郑超麟被抓后，你劝我搬房子，我说不用搬，现在搬了，也出事。”彭述之说：“我们要留心，这里面恐怕出了问题，知道你的住址的人不多。

说着他用眼睛扫了另外4个人。

陈独秀会意地点点头。

到了夜里，梁有光、王晓春也被抓来了。

两人在梁有光新闸大通路斯文里1044号被抓。

陈独秀说：“你住的地方我都不清楚，怎么一下子就抓住了呢?”梁有光说：“我也怀疑。

王晓春蜷缩在墙脚，身上青一块、紫一块。

他因跳窗逃跑，被抓后挨了拳脚。

濮德治轻声对陈独秀说：“我怀疑问题出在费克勤身上。

张颖新前几天碰到费克勤。

张颖新是濮德治妻。

陈独秀突然想到了什么，说：“是不是那天在你家遇到的那个女人?”濮德治说：“是的，她和我爱人是留苏的同学，张颖新不知她后来干什么，就冒冒失失带她回家，偏偏又遇到了你。

陈独秀说：“你们不是搬家了吗?”事后，陈独秀叫濮德治搬家，结果濮德治搬到法租界圣母路商福里222号。

濮德治说：“费克勤知道我在招商局工作，我搬了房子，她更起疑心。

她那天见到你时的表情，我就感到她不是好人。

陈独秀似信非信说：“还不能肯定。

濮德治说：“今天下午他们来抓人，我看到费克勤在车子后面鬼鬼祟祟的。

陈独秀点点头：“差不多了。

除了费克勤盯梢，还有国民党特务黄麻子及原“战斗社”成员解叔达、徐乃达。

抓住陈独秀后，这些人获3万元奖金。

“不对呀，那个女的抓住了你们，怎么抓到我和梁有光呢?”陈独秀问。

濮德治说：“那我就不知道了。

“你们5个人抓来后，可分开过?”“我们是分开提审，谢德盘才20岁，提审的时间最长，回来后一直是恍恍惚惚的。

濮德治见问，警觉起来，看了谢德盘一眼，谢德盘正拿眼在看他们。

陈独秀吃了一惊，说：“这孩子胆小。

第二天，王子平、何阿芳两人在唐山路业广里335号被捕，王鉴堂在法租界福履理路建业里22号被捕。

陈独秀相信是谢德盘出了问题，他是中常委秘书，知道这么多人的地址。

10月17日，陈独秀一行人被押到江苏高等法院第二分院，开庭受理。

从他们家中搜到的10箱文件书籍，也随汽车送到。

每人前胸缀了一个号码。

陈独秀前胸缀了个“6”字，因他是第六个被捕。

赵镇镗推事升座第一法庭，捕房律师厉志山陈述破案经过后，提出依据民国紧急治罪法第二条第二款及同法第六条起诉，但有关事项尚须调查，要求改期会审。

陈独秀来前被送到二部局看病，因病不重，仍来受审，但赵镇镗允许他坐下。

其他人仍一旁站着。

会审后，法院即将情况告诉了上海市长吴铁城。

吴铁城对如何处置陈独秀，不敢擅自做主。

18日用快电报告了南京行政院。

南京接到吴铁城电报后，立即下令将陈独秀、彭述之两人押解南京。

当时汪精卫辞职赴德国，蒋介石在武汉。

吴铁城命令上海公安局去火车站严加警戒。

闸北五区警署临时安排保安大队一个排兵力在上海北站特别警戒。

晚上，上海公安局将陈独秀、彭述之武装押解到北站，乘11时夜车押解到南京首都卫戍司令部讯办。

火车开出上海不一会，陈独秀便迷迷糊糊地睡着了，听着陈独秀悠然自得的鼾声，彭述之怎么也睡不着了。

第二天清晨，彭述之对双眼朦胧的陈独秀说：“你昨夜睡得好香!”陈独秀见彭述之脸色苍白，说：“你才三十几岁，来日方长，不要想许多。

我已是半老人，已无所求。

说话功夫，火车已到南京，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黄凯等人接车，交军政部军法司收押。

陈独秀对彭述之说：“到南京凶多吉少。

“为什么?”陈独秀说：“你真糊涂，在上海我们是民事法庭，在南京是军事法庭。

见彭述之紧张，陈独秀改口说：“也不见得。

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在转押陈、彭二人给军政部军法司时，拨洋100元作备用金，陈、彭没有被条。

陈独秀知道自己有特殊待遇，对国民党中央党部的人提出要见蒋介石、陈立夫，他不知道蒋介石在武汉。

来人答应转告上面。

隔日，黄凯带上陈、彭案卷材料，赴武汉向蒋介石汇报情况。

当时蒋介石以50万军队，对中央苏区进行第四次“围剿”。

10月24日，蒋介石问清了谢德盘，确信陈独秀与江西共产党没有关系后，打电报给南京，谓陈独秀等系危害民国罪，应交法院审判以维护司法尊严。

这天，北大文学院院长胡适打电报给蔡元培，请他就近营救陈独秀。

胡适给蔡元培拍过电报后，自己又直接致电蒋介石：“请将陈独秀案付司法审判。

接到电报当天，蔡元培、杨杏佛、柳亚子、林语堂、潘光旦、董任坚、全坛暇、宋少屏8人快邮代电致国民党中央党部、国民党政府，为陈独秀说情，“伏望矜怜耆旧，爱惜人才，特宽两观之诛，开其自新之路。

10月25日下午3时，军部何应钦请军法司司长王振南带陈独秀到他办公室，告诉陈有关蒋介石来电内容，陈独秀表示感谢。

何应钦问陈独秀：“对赣鄂共产党暴动情况，你可知道详细情况?”陈独秀答：“均为干部派指挥，与我无关。

何应钦请陈独秀谈谈他的托派活动和政治主张，陈独秀表示赞成开国民会议解决中国的大政问题。

并主张武装民众抗日，认为联俄抗日比联英美有利。

何、陈谈了两个小时。

最后，何应钦请陈独秀题字，陈独秀写了“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几个字。

从何应钦处回来，王振南答应借一套《水浒传》给陈独秀看。

因为蒋介石、何应钦都表示由法院来办陈案，军法司也不愿作恶人头。

当天王振南就接受了记者采访，表示一接到通知，就将陈、彭移交江宁地方法院。

陈独秀回到十禀巷军法司，情绪好转，这时监狱办事人员送进来一张条子，说：“一位女士自称是你的家属，要求见你，我们没有同意，她便写了一张条子。

陈独秀接过一看，是“特来探问未见，王哲亚”9个字。

陈独秀见有人来探监，情绪更好，尽管胃不好，晚上还是多喝了两碗稀饭。

彭述之见陈独秀情绪好转，他情绪也跟着好起来。

1932年10月26日上午10时，两人乘大卡车被移解到江宁地方法院，记者听说后，蜂拥而来。

江宁看守所所长龚宽见陈独秀有来头，将他送到主犯人病室2号房。

院子平列3间房子，东边一间是曹聚仁三妹的办公室，她是法医官。

陈独秀进屋后，有人将随车运来的行军床和铺盖搬了进来。

陈独秀见里面有洗脸架、案凳，室内清洁，光线也好，很满意。

龚宽说：“这里先前是牛兰住过的房间。

瑞士人牛兰是“赤色救难会”驻沪代表，去年夏天被捕，8月被判无期徒刑。

检察官员吴绍昌按惯例作了讯问笔录后，龚宽问：“有记者要采访你们，见不见?”陈独秀一听，很高兴，忙说：“见，见。

陈独秀和龚所长来到候审室，不一会，彭述之也来了。

记者问陈独秀：“在狱中有何感想?”陈独秀说：“在狱之人，别无所望，唯一要求，即望当局予以公开审判。

“你对南京有什么看法?”“我有20年未到南京，见各处之建设及商业之繁盛，真胜其百倍，在此国难日亟之时，政府仍能努力发展建设，此点实为国家前途庆幸。

辛亥革命失败后，陈独秀和柏文蔚一起到南京小居过。

“开庭时是否请律师代辩?”“无钱。

陈独秀说。

“律师界章士钊、张耀曾、董康、郑毓秀等人要给你当律师，有何想法?”“此非法律事，是政治问题，请不请律师，尚未定下来。

记者又问了彭述之一些问题，见彭述之不断咳嗽，面呈倦容，又转问陈独秀。

隔日，龚宽告诉陈独秀：奉江苏高等法院检查官朱隽之命，“在质查期中，拒绝一切接见及书信往来。

但过了几天 ，龚宽就同意他看中央军校出版的各种军事丛书。

因他胃不好，看守所曹法医给他看胃病，允许他到室外散步。

在院子里，陈独秀和曹法医等看守人员谈话。

10月底，高君曼生前好友刘梦符（赵畏天夫人）来看陈独秀。

高君曼去年因子宫癌去世，和姐姐去世仅差一年，使人想到延年和乔年去世仅差一年。

高君曼逝世时才46岁，由儿子陈哲民和女儿子美将她安葬在南京清凉山一个向阳的高坡上。

见到陈独秀，刘梦符谈了一些高君曼生前情况，临走，陈独秀写了一张条子，请他设法交给吴静如。

当时刘静贞化名吴静如，每月从上海到南京，探视军人监狱中的丈夫郑超麟。

后来，陈独秀听说关在中央军人监狱的贺贤深（何资深）患肠胃病，请刘梦符带了一位医生去监狱替他看病，并给郑超麟检查身体，当时，郑超麟身体没有病。

陈独秀被捕，使寂莫了五六年的“陈独秀”又被新闻界炒得沸沸扬扬。

傅斯年月底在《独立评论》上发表《陈独秀案》，称陈独秀是“中国革命史上光焰万丈的大慧星”，要求蒋政权“依据法律进行特赦”陈独秀，说陈独秀是中国共产党的“异端”。

关于陈独秀是共产党“异端”，胡适也有印象。

这年4月9日，吴俊升从美国来信谈到杜威赴墨西哥访问托洛茨基的事。

托洛茨基认为自己蒙冤，杜威领导托案国际调查委员会前往墨西哥听取托洛茨基的申诉，以便作公正评断。

以至苏俄驻美大使因此宣称杜威是托派。

10月30日，胡适在北大作《陈独秀与文学革命》演讲。

胡适给蒋介石发求情电报后，杜威、罗素、爱因斯坦也拍来电报，请蒋介石放陈独秀。

开始，蒋介石说凡是给陈独秀说情的文电，不管是谁打来的，都不要答复。

当时，金树仁、何键以及国民党南京特别市执委、国民党长沙市执委、一些县党部及陆军78师等师党部打电报给国民党中央党部，要求严惩陈独秀，“处以极刑”、“明正典刑”、“迅予处决”。

和谢德盘谈话后，蒋介石给胡适拍电报，谓“陈独秀案已电京交法院公开审判”，给胡顺手人情。

罗文干没有马上转蒋介石的电报给胡适，目的希望胡适来南京，可胡适一直没有去。

这段时间胡适在京忙着演讲，他说，陈独秀把我们的玩意儿变成了文学革命，由他一往直前的精神，使得文学革命有了很大的收获。

一日，北大蒋梦麟校长来探监，带了一兜子水果和几部小说。

他说：“报上讲你想看《水浒传》，我便找了几部小说带来。

陈独秀感激地说：“谢谢你这么细心，我整日闷在这里，只希望早日公审。

蒋梦麟说：“孟真、叙雅、启明、兼士都向你问好。

陈独秀说：“这次又连累许多老朋友，我这个人，总是给老朋友带来麻烦。

蒋梦麟问：“什么时候公审?”“大约是下月底。

“近来身体怎么样?看你脸色，似不怎么好。

陈独秀说：“胃不好，只喝稀饭，想吃肉和饭，可是不行。

“买药可方便?”“看守所条件还好，我住的是牛兰住过的病号室，吃药不难，平时还可以散步，随便与看守人交谈。以后判了刑，怕没有这么自由了。”

蒋梦麟安慰他说：“你想宽些，以你的情况和外间评论，你的罪或不至重，关几年，放出来就好了。

报纸刊登蔡元培、蒋梦麟援救陈独秀的谈话后，《大公报》载文认为，蔡元培等人“矜怜耆旧，爱惜人才”的话，是“多此一举”，陈独秀“是一个领袖，自有他的信仰和风格……大家应当成全陈独秀”。

《红色中华》41期发表文章说：“陈独秀叛党以后，投降到资产阶级去作走狗，充‘反共’先锋，这个我们并没有污蔑他，他的老同事蔡元培、蒋梦麟都替他老实不客气的说出来了。

陈案审判在即，蔡元培介绍了汪有龄律师，胡适介绍了刘律师，陈独秀自己定了章行严和彭律师。

陈独秀对段锡朋说，请律师过多，易引起外间注意。

因为没有纸笔，陈独秀请段锡朋代为致函给胡适，不烦他们再请律师了。

经段锡朋等说情，看守所允许陈独秀写信。

陈12月1日给胡适写信叙述狱中候审情况。

他希望胡适给他借英文版的亚当·斯密的《原富》等书。

同时劝胡适专心做学问，“王杨卢骆当时体，不废江河万古流”。

他听到了社会上关于胡适要从政的传闻。

谈到自己的将来，陈独秀写道：“我以为也许还是大辟爽快一点!”当时胡适在武汉、长沙等地演讲，没有马上答复陈独秀。

陈独秀被捕，也引起了住在上海的鲁迅注意。

他于12月14日写《〈自选集〉自序》时，特地提到陈独秀和自己的早年交往：“我的作品在《新青年》上，步调是和大家大概一致的，所以我想，这些确可以算作那时的‘革命文学’……这些也可以说，是‘遵命文学’”。

不过我所遵奉的，是那时革命的前驱者的命令，也是我自己所愿意遵奉的命令，决不是皇上的圣旨，也不是金元和真的指挥刀。

后来《新青年》的团体散掉了，有的高升，有的退隐，有的前进…… 1933年3月5日，鲁迅写《南腔北调集·我怎么做起小说来？》，直接提到陈独秀的名字：“但是《新青年》的编辑者，却一回一回的来催，催几回，我就做一篇，这里我必得记念陈独秀先生，他是催促我做小说最着力的一个。

就在这个月，陈独秀接到江苏省高等法院对陈独秀等人的起诉书。

朱隽检察官在准备起诉书时翻阅了10箱材料。

他在《起诉书》中说：“陈独秀作为共产党左派反对派一党之首脑，宣传共产主义，攻击国民党政府。

察该被告所为，仅只共产主义宣传，尚未达于暴动程序。

然以危害民国为目的，集会组织团体，并以文字为叛国宣传，则证凭确实，自应令其负责。

1933年4月14日上午9时，江宁地方法院在法刑二庭第一次开审陈独秀等人。

审判长胡善及推事、检察官、书记官五人升座，章士钊等5位律师入辩护席，然后带入陈独秀等10人。

闻讯前来参加公审各届人士百余人，挨肩擦背，挤满了旁听席。

留着短短胡髭的陈独秀面色红润，已无病容。

他被带进法庭后，四面瞻顾、神情自若。

审判长胡善问陈独秀姓名年岁籍贯等问题后，问：“对于红军主张如何?”陈独秀答：“红军为特别组织，要先组织苏维埃政府，照现在状况尚用不着红军。

胡问：“《告党内同志书》一文，内有共党领导实行暴动，曾有人写信去指说现在尚未至革命高潮，国民政府尚不能崩溃，是否是你作的?”陈答：“是有的。

胡问：“几时生病?”陈答：“去年8月。

“被捕10人中，有几人认得?”“以政治犯资格，不能详细报告，以政府侦探，只能将个人情形报告。

陈独秀答。

“何以要打倒国民政府?”“这是实事，不否认。

至于理由，可以分三点，简单说明之，(一)现在国民党政治是刺刀政治……

(二)中国人穷至极点……

(三)全国人民主张抗日，政府则步步退让……胡善对陈独秀的审讯，一直持续到中午11时33分。

旁听席上交头接耳、啧啧赞赏。

第二天，仍在原地审讯。

昨天审讯了陈独秀、彭述之、濮德治、宋逢春4人。

第二天审讯王子平、何阿芳、王兆群、郭竟豪、梁有光、王莹堂6人。

陈独秀在开庭初修正了一下昨日自己的答话，然后被带到庭外等候。

到了中午，陈独秀又被带到庭上。

胡善问：“托洛茨基派之最终目的如何，是否为推翻国民党，无产阶级专政?”陈独秀答：“是。

胡善不再问陈独秀，转问彭述之去了。

4月20日第三次开庭，这是最后法庭审讯，允许律师辩护和陈独秀等人自辩，因此旁听的人特别多。

不少人从镇江、无锡、上海专程赶来旁听，法庭门厅、过道、窗外、记者席都站满了人，总计200多人。

审判长胡善等人上堂后，律师章士钊、彭望邺、吴之屏入律师席。

然后带入陈独秀等10人。

辩护开始，陈独秀对前几日审讯记录中托派最终目的问题作了修改。

问过其他人问题后，朱隽检察官宣布陈独秀法庭审问结论，说：“史托两派不同的地方……

都是内部问题……

目的都是共产，都是危害民国……

所以被告负有两个责任(一)组织左派反对派他是主脑，所以无论宣传命令，他都要负责，被告个人之言论著述，当然亦要负责。

(二)宣传部分，他们有一个系统，向一个目标进行，著作很多，被告当然亦要负责……

综合所述被告实犯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第六条及第二条第二款。

下午1时45分，朱隽才宣布完毕。

胡善问：“是否尚有抗辩?”陈独秀说：“有抗辩。

他接着说：“我只承认反对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却不承认危害民国，因为政府并非国家……

孙中山、黄兴等，曾推翻满清政府，打倒北洋政府，如谓打倒政府，就是危害国家，那么国民党岂非已叛国两次。

旁听席上传出一阵阵哄笑声。

陈独秀将他反对国民党、反对国民政府三点理由详细地陈述了一遍后，说：“检查官之控告，根本不能成立，应请庭上宣判无罪。

这时，章士钊律师起身为陈独秀辩护，他认为陈独秀，第一，言论无罪；第二，行动无罪；第三，说叛国危害民国罪没有根据。

审判长问陈独秀与斯大林干部派何意见时，陈“惨然不答并求审判长勿复进叩党事，致陷彼于自作侦探之嫌”。

章士钊说，陈独秀“不得视为表里如一，首尾一贯之共产党……

托洛茨基派多一人，即斯大林派少一人，斯大林派少一人，即江西红军少一人，如斯辗转，相辅为用；谓托洛茨基派与国民党取犄角之势以清共也，要无不可”。

考虑陈独秀的苦心，章士钊补充说：“此义陈独秀必不自承。

最后他说：“应请审判长依据法文，谕之无罪，以保全读书种子，着重言论自由，恪守法条之精神，省释无辜之系累。

章士钊辩护词洋洋几千言，辩护时间达53分钟。

章士钊发言一结束，陈独秀当庭声明：“章律师辩护词只代表他的意见，我的政治主张，要以我的辩护诉为准。

台下哗然，赞成的称：“凤骨嶙峋”，“法庭审讯史上的新记录。

“想当英雄豪杰”，也有人摇头。

下午6时35分，法庭辩论结束了。

6天后，即4月26日下午2时，宣判的最后时刻来到了。

“陈独秀、彭述之共同以文字为叛国之宣传，各处有期徒刑13年。

褫夺公权13年……不知什么时候，法庭内一片安静，朱隽宣判结束了。

突然，陈独秀吼道：“裁决不公，我要上诉!”彭述之、王子平、何阿芳等人也一起喊冤。

一时律师、旁听席上人也纷纷叫道：“判得太重。”

胡善立即宣布：“宣判结束，退庭。”

被斯诺称为滑稽戏一样的公审陈彭案结束了。

中央苏区《红色中华》载文评论：“陈托取消派跪在国民党法庭面前如此讨饶，所以保住了性命。”

判刑后，陈独秀等人被关押到江苏第一监狱。

江苏第一监狱在南京老虎桥45号，呈正方形，占地面积41925平方米，直属司法部管辖的普通监狱，主要关押刑事犯。

牛兰被判无期徒刑后，和夫人也关在这里。

陈独秀被关押在一间单人牢房里。

典狱长告诉他：“住单人房间是优待，但你是政治犯，不准亲友探监。

陈独秀问：“能否写信?”典狱长摇头。

“读书看报呢?”典狱长又摇头。

陈独秀很生气，但不好发作。

1933年5月27日，陈独秀接到判决书，开始准备“上诉状”，用了半个多月，陆陆续续写了5000字。

写完“上诉状”，请律师蒋士豪转交章士钊代呈。

一天，陈独秀写了一封信，想请汪氏叔侄来南京狱中探望他。

此时汪孟邹在长沙，汪原放在上海。

典狱长不同意，说：“上方有命令，不准给犯人转信。

陈独秀发脾气说：“这是什么黑暗社会，连封建社会、奴隶社会也不如。

中午陈独秀没有吃饭，狱卒来劝他，他说：“不让我通信，我饿死好了。

晚上陈独秀又没有吃饭。

典狱长劝他说：“你要想开些，这是规定，不是我能作得了主的。

陈独秀头晕眼花，垂下眼皮，摇了摇头。

第二天一整天，陈独秀又没有吃饭，脸成菜色，蜷曲在床上，一动也不动。

典狱长慌了，和上面商量，只好同意陈独秀写信。

一接到信，汪原放就来了。

他说：“叔叔在报上看到你吃了官司，他说这一回仲翁的性命一定难保了。

还好，你的命大，总算捡了一条命。

陈独秀判刑后，亚东图书馆出了一本《陈案书状汇录》，陈独秀见收进了《起诉书》、《辩诉状》、《辩护词》、《判决书》、《章士钊答中央日报记者》等材料，笑着说：“你们费了不少心思。

汪原放说：“只印了1000本，不少人要，听说有几所教会学校打算收入课本，作法学课教材。

“是么?”陈独秀十分高兴，“报纸上怎么说?”“国民党以不许为共产党‘张目’为名，禁止报纸刊登。

听说天津《益世报》登了。

汪原放压低声音说。

陈独秀翻到章士钊的“辩护词”，见到“以共产党论，托洛斯基派多一人，即斯丹林派少一人，斯丹林派少一人，即江西红军少一人，如斯辗转，相辅为用”这几句，皱着眉头说：“行严真糟，你看罢!这成什么话。

“你改一改，我带回去给章律师看看。

汪原放说。

陈独秀换了个话题，问：“上次请高语罕带信给你叔叔，问能不能出版我的自传，你知道这事吗？”

“不知道”汪原放说，“但听叔叔讲，想再出一版《独秀文存》。

陈独秀叹了一口气，说：“我家中事情多，延年乔年都用过亚东的钱，哲民读书和零花也用了亚东的钱。

“《独秀文存》得了一些钱，也抵掉不少了。

汪原放安慰他说。

“抵不掉的，我欠亚东的钱实在不少了，心里很难过，你把《独秀文存》尽快印出来，让我快快拿版税把亚东的账结清才好。

6月中旬，陈独秀提笔给汪原放写信：“柏、章诸君曾有小款托尊处收转，不知全数若干？除以此扣还外，尚欠尊处若干？务请抄一细账赐知。

无论如何深交，账目必须清楚。

令叔对此往往糊里糊涂，望兄一矫正之。

“柏”是柏文尉，“章”是章士钊。

汪孟邹说：“仲甫还是那个脾气，坐牢还想到还账，一辈子不服输。

6月22日，江苏高等法院检查官朱隽在“答辩书”中说：“被告上诉(意)旨。

强为曲解。

厥难认为有理，希请维持原判，驳回上诉。

夏天，陈松年利用暑假到南京探监。

大革命失败后，父亲在上海音信全无，今年还是从柏文蔚那里才知道父亲公审的情况。

想到两个哥哥没有了，姐姐没有了，母亲和姨妈也相继于大前年和前年去世，这会在牢中见到惟一的亲人，陈松年的泪水一下子流了出来。

陈独秀见了，说：“没出息。

20岁的小儿子陈哲年在南京替《民声报》收发电讯，他来看父亲时，提出帮父亲越狱逃跑，陈独秀骂他：“胡闹！”

判刑后，不少国民党要人来狱中劝降陈独秀。

宋美龄在铁道部长顾孟余陪同下也来过，此外，还有徐恩曾、陈公博等人。

典狱长见国民党要人来看陈独秀，连蒋夫人都来了，对陈独秀更是刮目相看。

陈独秀想找些书来读，一连给汪原放开了几个书单子，列出的书有莫尔干著的《古代社会》(上下卷，日本改造社出版)、列宁的《组织论》、《卢森堡致考茨基书信》、《论理与唯物史观》、《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等书。

慢慢地，陈独秀的案几上书多了起来，朋友又送给他两个书架，不久，书架堆满了诗、书、史、学。

社会上一些不相干的人也要来看陈独秀，讲些闲话。

见了几次，陈独秀对典狱长说：“这哪成啊，我还要点时间看书，有些人你通知我一声，不认识的就不要进来了。

典狱长说：“这是对你的优待，来看彭述之的人，必须要登记，说清两人关系，我不同意就进不来。

鲁迅没有来看陈独秀，但他在文章中还提到陈。

8月10日，鲁迅写《淮风·“中国文坛的悲观”旅隼》云：“明末太远，不必提了；清朝的章实斋和袁子才，李莼客和赵叔，就如水火之不可调和；再近些，则有《民报》和《新民丛报》之争，《新青年》派和某某派之争，也都非常猛烈。

当初又何尝不使局外人摇头叹气呢，然而胜负一明，时代渐远，战血为雨露洗得干干净净，后人便以为先前的文坛是太平了。

1933年盛夏的一天，一位七分人才、三分打扮的时髦女士来探监，因为是看陈独秀，典狱长没有叫她填登记簿。

见她只有二十五、六岁，问她：“你和陈独秀是什么关系？”

陈独秀女儿子美(喜子)来过，典狱长已认识了。

在杭州电信局工作的陈子美1912年生，这年21岁。

“学生。

女士顺口答道。

当年在上海石库门，陈独秀没少教自己认字读书啊。

典狱长带她到了陈独秀牢房，陈独秀一看是潘兰珍，又惊又喜，忙问：“你怎么来了?” 典狱长听他们说了几句，便知趣地走了。

去年11月30日，陈独秀给高语罕写信，说：“我真对不起她，务请先生再去探望一次。

当时，潘兰珍听人家说，抓到了阿西的头子，她不知道是谁，一看报上的照片，差点叫了出来，这不是我家老头子吗?12月13日，陈独秀再次给高语罕写信说：“鄙人生活情况，且语以案情无大危险，免她惧虑。

听说潘兰珍要来探监，陈独秀欢喜无比，但他在4月5日给高语罕信中，还是说“婉言劝她不必来看我”。

见了陈独秀，潘兰珍两眼就红了，说：“编派的真像，一会儿是南京人，一会儿姓李，这会真成了南京人了。

陈独秀忙赔不是，说：“没有办法。

潘兰珍擦着泪说：“我这一辈子，尽受人骗。

陈独秀想到她以前受流氓哄骗生了孩子的事，“唉”了一声，说：“蒋介石悬赏那么多钱抓我，不化名怎么行?”“化名又怎么样?化来化去，不还是抓来了。

潘兰珍说。

但声音已缓和多了。

见潘兰珍注意到床上的皮袄，陈独秀说：“这是人家送的。

“你倒好，我一走，就把我的羊皮袄和驼绒被给当了。

潘兰珍怪道。

这年春天，陈独秀给高语罕写信，还担心自己“以前未曾告以真姓名，及她此次失去衣服，有怨言否？”

潘兰珍来了后，陈独秀牢壁生辉、霞光万丈。

坐牢之前，他穷得当衣当被，成天啃几个面包。

坐牢之后，吃穿不愁，也无须东躲西藏，女伴失而复得。

想到这里，陈独秀笑着说：“我不坐牢，看来你是不回来了?”“不回来，我的东西没拿走呀?”潘兰珍笑着说。

当晚，潘兰珍住到了中华门附近的刘梦符家。

天凉后，典狱长就发现潘女士几乎天天探监。

上午9点来，下午5点回去，中午在牢房里和陈独秀一块用餐。

当时江苏第一监狱关了几十名女政治犯，如刘少奇爱人何宝珍、赵世炎爱人夏之栩、《洪湖赤卫队》中韩英原型钱瑛、解放后曾任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的帅孟奇、解放后曾任国务院副秘书长的杨放之等都关在这里。

一天，典狱长对濮德治说：“我们优待陈先生，优待也有个界限，总不能把监狱当成旅馆吧?这样叫我们为难。

濮德治问：“怎么了？”

典狱长说：“你可知道潘女士来历，我们以为是陈先生的学生，但学生不会天天来。

陈先生的女儿我们认识。

看守报告说，他们在狱中有肉感行为。

潘兰珍这时从上海搬到南京，先住段锡朋家，后在老虎桥监狱附近租了房子。

濮德治想为陈独秀挽回面子，说：“不会吧，他已五十六、七岁了。

典狱长说：“千真万确，已调查过了。

你告诉陈先生，我们不好说，要注意这事，弄得不好传出去，我也要砸饭碗。

濮德治点头说：“我来和陈先生谈谈。

典狱长余怒未消，说：“现在看来，陈先生文章虽好，道德有限。

一个政党领袖，这样不爱惜自己，我为他叹息，往后请他自爱一点。

典狱长走后，濮德治到陈独秀牢房，说：“你干了什么事，典狱长有些不高兴。

”听说是和潘兰珍的事，陈独秀放下脸说：“他们知道什么?监狱制度真是万恶，将来一定要消灭监狱制度。

压抑了人的本能。

孔子讲，‘人之本能，食色性也’。

我是人嘛!动物的本能我也具备嘛。

濮德治一向尊重陈独秀，又是本家，不好多劝，便找罗世凡谈。

第二天，罗世凡又劝陈独秀：“你在坐牢，要压制这个本能了，你也老了，以后要在压制收敛上下功夫。

陈独秀听了不太舒服，他说：“这很难，建党前我有些放任，建党后，我很收敛，没有胡来了。

提到建党前的事，罗世凡问：“外面小报上说，你不以嫖妓为耻，反以为荣，确有此事吗?”陈独秀一听，发了一顿大火，他说：“大报造大谣，小报造小谣，这是私人生活，别人管不了，也不用别人管。

后来陈独秀气消了，陈独秀将认识潘兰珍经过告诉了濮德治。

濮德治说：“一个女流，真不简单。

她对你有意，你可不能对她无情。

陈独秀收起笑容说：“我恐怕没有资格对她无情了，这个牢房是永无出头之日，即使有了出头之日，我也完全老朽了。

有一点，濮德治还是赞同陈独秀的。

陈独秀说：“朋友妻不可欺。

陈独秀讲到有的同志被捕入狱，有人与其妻发生关系的事，大骂这人是畜牲，连青红帮都不如。

1933年初秋的一天，陈独秀就着微弱的光线，吃力地看书，桌上放着《马可波罗游记》、《水浒》、《原富》等书。

这时刘静贞(吴静如)拎着一盒饼干、几斤苹果来看他。

刘静贞戴着眼镜，圆圆的脸庞，看上去很文静，像一个知识女性。

刘静贞比郑超麟小一岁，生于1901年，这年33岁。

刘静贞喝了一口水，说：“你托人带来的信收到了，前几次我来看你，监狱不给进。

陈独秀连连点头，说：“这下好了，又知道超麟消息了，他怎么样?”“脸色不好”，刘静贞说，“他那里人多，牢里污秽不堪，不像你这里，像个书房”。

沪淞战争后，郑超麟由上海移到江东门外南京中央军人监狱，那里是关重要政治犯的监狱，隶属军政部管辖。

刘静贞说：“以后叫我吴静如，我一个月来一次南京，你有什么话要带到外面，下次我来，你事先准备好。

陈独秀答应了，说：“你也要注意。

“吴季严也关在里面，你知道么?”刘静贞问。

陈独秀说：“知道。

陈松年来探监，也到陆军监狱看过吴季严。

吴季严因散传单被捕，化名周西岑。

刘静贞走后，陈独秀以“雪衣”笔名写了《目前形势与反对派的任务》，提出“我们的力量，应该集中于后年3月国民大会的斗争”。

陈独秀被捕后，托派又组织了临时中央委员会，由刘伯庄任书记，几个月后，刘伯庄去大学教书。

任曙想任书记，成立托派临委，遭到陈其昌、蒋振东、赵济反对。

9月中旬，汪原放对汪孟邹说：“仲叔想选编翻译日本出版的《史学杂志》、《满洲历史·地理》、《史林》，你怎么看？”

汪孟邹说：“仲翁要我们与适之商量，我也赞同。

适之情愿我们出这类历史书，不愿我们出政党史，大约他不会反对。

陈独秀建议亚东代售北大《国学际刊》、清华《国学丛刊》、罗振玉的《殷虚书契》，汪原放说：“这都是学理刊物，不碍事的。

不久，陈独秀又来信说，罗振玉的《殷虚书契》太贵，不能买，他已托人想法借阅去了。

接到陈独秀的信，汪原放请赵健带《马克思传》、《达尔文传》、《中国革命史》等11本书给陈独秀。

接到书，陈独秀回信要《世界地理新字典》等书。

在这之前，他要过英德小词典。

汪原放关心陈独秀何时写自传，胡适在《四十自述》中也提到希望陈独秀写自传。

陈独秀何尝不想写自传，人在无聊时亟易想起平生往事，但写什么呢？写少年幼年事记得的已极少，而且也无意义；记得的事，都是党事，不是与国际纷争的事，就是与蒋介石之间的过节，此时也不能写，弄不好13年牢还要加几年，那岂不是永无出头之日？想来想去，陈独秀又回到中国文字音韵学上来了。

钻进故纸堆，寻找字的来源，字在不同时代的变化、发展以及向别的字的演化、转义等，可使人暂时忘记苦恼。

秋日的一天，在清华大学执教的邓以蛰到欧洲经南京时，看望了近20年没有见面的陈独秀。

但背地里，邓没少替他说话，有时和别人争得面红耳赤。

其实，他并不知道陈独秀的思想和所热心的事业。

他只是维护少年时代在日本就住在一起的老大哥。

段书贻驾车带着邓以蛰，在南京的小巷道里绕来绕去，雨越来越大。

到了看守所门口，邓以蛰拿出专为探望陈印的名片。

果然，看门的很客气，立即请他们进去，并替他们打了伞。

邓以蛰是第一次探监，有受宠若惊的感觉，也有“最难风雨故人来”的感慨。

在看守所狭窄的廊下，见到几十年未见面的小友钝生（邓以蛰20岁后取名钝生，陈独秀很喜欢这个名字），陈独秀并没有大吃惊。

陈独秀的须发大半白了，面色黑瘦，八字胡挂在菜色的脸上。

他握着邓以蛰的手说：“你也老了呵。

邓以蛰比他小12岁，这年42岁。

邓以蛰说：“仲甫哥！你为何老得这样？瘦得这样？报纸上说你的胃病厉害，到底现在怎样？好了些么？”

陈独秀身穿一件灰色的哔叽呢夹袍，很旧，只有边上是深色的本色，其他的地方，褪色成了皮蛋色了。

他说：“我没有胃病，是大小肠子的毛病，老是小肚子的左边痛。

邓以蛰问：“还有其他病么？饮食如何？”

陈独秀说：“从前所疑的肺病呀，心脏病呀，概无根据；此地饮食还可以，自己要弄东西吃也很自由，只是我没有这种兴致就是了。”邓以蛰说：“叔雅曾嘱他的学生的太太每日送菜进来，不是么？”

陈独秀说：“哪有这回事，他的话多不可信。

说话工夫，大家已经走进陈独秀号房里。

邓以蛰看了，像家乡安庆的小客栈。

地板比门外的廊檐下的砖面还低，走在上面吱吱响，整个号房都在动。

破旧的洋式窗户安得很高，下面是粘手的黄色的桌子，光线阴暗，投在桌子上的光亮只有书那么宽。

四方形的房子左边靠墙壁是一张没有蚊帐的木架床，床前是一张旧藤椅子。

这大约是陈独秀的势力范围；对着窗子的一边靠墙支着木板铺，上面的被条比床上的被条脏得多。

不用说，这是彭述之的地盘了。

与床相对的一面墙，是满满的几架书，有线装书和洋装书，十分整齐。

陈独秀自己虽然不注意整洁，但他注意整理书案。

段书贻和邓以蛰进来后，陈独秀请段书贻坐到了陈独秀平常坐的藤椅上，彭述之坐在书架前的一条窄凳子上，邓以蛰和陈独秀面对面坐在桌子旁边。

陈独秀和段书贻谈到商务印书馆承印《四库全书》和中日问题，然后，陈独秀问邓以蛰：“清华为何还不预备搬呢？”

邓以蛰说：“清华还在建筑房子呢！”

陈独秀叹道：“那又何苦呢？”

两人谈的话，有的是不重要的，只是要找些话说。

陈独秀问：“仲纯在青岛一切还好吗？”仲纯是邓以蛰的二哥。

邓以蛰说：“他因为孩子伤得太多，最近一个男孩又死去了，非常懊丧。

“在这种时代，那不是好极了？何必懊丧？”

陈独秀的背有点勾，说话时喜欢看上面，有时闭着眼，有时睁着。

陈独秀口才流利，邓以蛰在日本时就很喜欢和他聊天。

因为陈独秀是个性格化的人，心里想什么，就说什么，高兴起来，骂爹骂娘，无拘无束，和他对坐，受其情绪影响，也常让人忘乎所以，丢掉了许多顾忌。

直觉得痛快！当然，他也不能免俗。

出门时，陈独秀摇摆着身躯走路，让邓以蛰想到家乡人特有的架步。

站在屋檐下，看着已经停了雨的天空，段书贻和邓以蛰还想和陈独秀再说几句。

陈独秀说起当年第一次到南京和哥哥赶考的事。

那年在考棚，因为天热，徐州的一个胖子一丝不挂，走到陈独秀旁边，猛的一拍大腿，言“今科必中”，吓得陈独秀三魂吓掉二魂半。

谈起这段故事，段书贻和邓以蛰两人忍不住笑了起来。

难得啊，坐牢人还有这么好心情。

回去的路上，邓以蛰想起，自己喜爱字画，还是受陈独秀影响呢！当年，陈独秀到过自己的怀宁山庄，将邓家收藏的字画评价一番。

邓以蛰是书法大家邓石如嫡传后代，家中有不少墨宝珍玩。

陈独秀特别喜欢邓家的弘光时成回和尚的山水小幅，浙江山水幅等。

陈独秀过目不忘，回去告诉了苏曼殊，苏曼殊顺手题在自己的画里了。

回到旅社，邓以蛰写了访问陈独秀的文字，以《癸酉行笥杂记》为总题目，刊登在11月15日《大公报·文艺副刊》上，落款时，他署名“邓叔存”。

1933年10月4日是中秋节。

狱方破例多烧了几个菜，陈独秀贪吃，晚上腹胀如鼓。

他担心自己得了“大肠癌肿症”。

第二天，他给方泉(汪原放)去信，请他找一趟黄钟医生。

过了几天，陈独秀的胃好了。

他又遇到了一件生气的事。

胡适赴美回国，经南京回北平时，居然不来看自己。

陈独秀给汪原放写信抱怨了一顿。

汪原放忙给仲叔来信，说胡适太忙，叫陈独秀不要介意。

胡适知道陈独秀生气后，11月2日写信给陈独秀说：“此次过京，匆匆不能来省视吾兄，十分失望。

两个月后南下，当来奉看。

陈独秀余气未消，11月15日给汪原放写信说：“不错，他很忙，我知道他在此间即和一班达官贵人拜会吃酒，已经够忙了。

弟前函及此函所说老胡的事，望勿告他人，即令叔亦不令知之，君与之绝交，不出恶声也，我和他仅仅友谊关系，其他一切不必谈，他现在既不以友谊态度待我，不过旧朋友，又失去一个，如此而已。

汪原放见“望勿告他人”句，知道陈独秀留有余地，把这件事放了下来。

陈独秀叫汪原放不告诉别人，他自己却把胡适来信寄给李季。

一则是因为胡适在信中提到《资本论》已请吴半农、千家驹合译，所以陈独秀曾推荐由李季译办不到了；再则，胡适在信中向自己道歉，陈乐在心中，有说出来的愿望。

年底，郑超麟爱人刘静贞来说：“老托派了一个国际代表格拉斯，想见你。

法朗克·格拉斯是美籍加拿大人，美国托派负责人之一，化名李福仁任上海《达美晚报》编辑。

陈独秀说：“还是不来的好，我一个囚犯，能做什么?不如多找别的人谈谈。

我的意见，都写在文章上了。

说着，陈独秀将《对区白两篇文章的批评》等文章交给了刘静贞。

“区白”是彭述之化名，陈独秀不同意他以“倒蒋”口号代替“打倒国民党”口号。

当时，陈其昌、赵济、蒋振东挤走了任曙，成立了托派新临委。

格拉斯来了后，支持刘仁静，从北京调来斯朝生、胡文华等人，陈独秀知道后，说：“看来我不见他是对的。

托洛茨基和格拉斯保持密切接触，1934年1月29日，托洛茨基给他写信说：“目前，我正在写一本关于列宁的书，其中将用大量的篇幅谈到列宁这个人物及其思想在东方所发生的影响。

1934年1月30日上午8时，胡适离开北平去南京，参加基金会第八次董事会。

这中间，胡适去了一趟上海，10日从上海回来，在南京又呆了一天，和张慰慈、刘英士一起在益州吃了午饭，然后去地方法院看陈独秀。

这天是腊月二十七日，身穿黑色长棉袄的陈独秀，正在写文章，反驳彭述之乱抄革命文件，避而不提革命的中心问题。

见到客人，陈独秀高兴地说：“你们怎么到一起了？”

张慰慈放下手中的礼品袋，说：“我和英士一起看适之。

看着胡适，陈独秀说：“好！好！富态了！”

胡适说：“你也不错……大家都附和说“不错”，其实，陈独秀老多了。

胡适怪陈独秀说：“你专心于学术多好，偏要当政党领袖，结果……陈独秀说：“你跟着蒋介石……

只作一些研究，也不会被人鄙视的。

见两人争论，张慰慈、刘英士忙把话叉开。

陈独秀于是换了话题说：“我准备写自传，已给汪原放去信。

胡适笑着说：“好啊！我是最希望你写传记的。

陈独秀说：“我的东西怕不好出。

叶楚怆处，你帮我说说话？”

叶楚怆是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

胡适说：“你放手写，不必先求早出版。

如果此时为了求出版，委曲求全，反而写得不真实。

如果不真实，不如不写。

放手写，就是为后人留真相。

陈独秀说：“你说得对！我就先尽管写，不管出版的事。

回到北大，胡适和朋友说：“我真羡慕陈仲子，匍匐食残李时，有许多闲暇著述。

陈仲子若脱离苦厄，肯定不能安心著作。

言谈中，胡适深以为自己不如陈独秀苦中之乐。

胡适走后，牢狱要陈独秀写字。

陈独秀说：“隔几日吧。

将牢狱打发走了。

以前给他们写了不少，一个人家里怎么只挂一个人的字呢?后来才听说，他们是把自己的字拿出去卖钱。

夏天，刘半农去内蒙调查方言，不幸感染上回归热，回北京死了。

北大为刘半农举行追悼会时，胡适做了一副挽联：守常惨死，独秀幽囚，新青年旧伙如今又弱一个；拼命精神，打油风趣，老朋友之中无人不念半农。

当时李小峰请鲁迅写篇文章纪念他，8月1日鲁迅写了《怀刘半农君》：“他到北京，恐怕是在《新青年》投稿之后，由蔡孑民先生或陈独秀先生去请来的，到了之后，当然更是《新青年》里的一个战士。

他活泼，勇敢，很打了几次大仗……

《新青年》每出一期，就开一次编辑会，商定下一期的稿件。

其时最惹我注意的是陈独秀和胡适之。

假如将韬略比作一间仓库罢，独秀先生的是外面竖一面大旗，大书道：‘内皆武器，来者小心！’但那门却开着的，里面有几支枪，几把刀，一目了然，用不着提防。

适之先生的是紧紧的关着门，门上粘一条小纸条道：‘内无武器，请勿疑虑。

’这自然可以是真的，但有些人——至少是我这样的人——有时总不免要侧着头想一想。

半农却是令人不觉其有‘武库’的一个人，所以我佩服陈胡，却亲近半农。

头一年12月31日夜，鲁迅写《南腔北调·〈守常全集〉题记》，回忆李大钊，也提到陈独秀：“我最初看见守常先生的时候，是在独秀先生邀去商量怎样进行《新青年》的集会上，这样就算认识了。

这一年春天，鲁迅写《集外集·自传》，还说：“1918年‘文学革命’运动起，我始用‘鲁迅’的笔名作小说，登在《新青年》上，以后就时时作些短篇小说和短评。

7月21日，国民党最高法院公布，改判陈独秀为有期徒刑8年。

减刑后，陈独秀增加了风花秋月的兴趣，他突然想找4个朋友各写一幅字，拼成一小屏挂在墙上，朝夕相对消愁解闷。

他最先想到的是章士钊。

刘静贞(吴静如)常到狱中探视陈独秀，陈独秀托她转信给汪原放，再请汪原放交给章士钊。

与此同时，陈独秀每日继续写文字学考证文字。

秋季，陈独秀完成了《老子考略》一文，他请汪原放交给章士钊。

《老子考略》或出版，或待价而沽，他请章士钊定。

他计划写《道家概况》、《孙子与儒家》、《古代的中国》等，出版一层，靠章律师帮忙。

此外，他打算写《我的回忆录》。

接到陈独秀的信，章士钊冬天给他写了一首诗，自己裱好了寄来。

诗云：“三十年前楚两生，君时扪虱我谈兵。

伯先京口长轰酒，子谷香山苦嗜物。

昌寿里过梅福里，力山声朵溥泉声。

红叶聚散原如此，野马风棂目尽迎。

汪孟邹来看陈独秀，说：“行严的诗有些像你的‘存殁六绝句’，尽谈人世沧桑，读起来有些悲凉。

陈独秀说：“倒合我现在的心境。

士钊和曼殊不同，不爱文艺，而致力于政法，是个十足的官迷。

苏曼殊1918年5月3日在上海广慈医院逝世，那年才35岁。

临终前，苏曼殊还在柳亚子、包天笑面前提到陈独秀。

汪孟邹说：“你现在闲居斗室，可还写诗?”“写了一些。

说着，陈独秀从书架中抽出《金粉泪》诗。

其一云：“放弃燕云战马豪，胡儿醉梦倚天骄。

此身犹未成衰骨，梦里寒霜夜渡辽。

其二云：“要人玩耍新生活，贪吏难招死国魂。

家园兴亡都不管，满城争看放风筝。

汪孟邹连看了几首，没有看懂要害，见陈独秀在一些诗后作了简短的注脚。

讽刺一些党国要人蒋介石、杨永泰、邵元冲、戴传贤、吴敬恒、何应钦、陈公博、李石曾、张人杰、汪兆铭、孙科、胡汉民、陈济堂、陈立夫等人。

汪孟邹不敢看了，忙说：“你给我拿去，让原放看看罢。

陈独秀说：“拿去吧，不要传出去。

陈独秀知道，这些诗摆在这儿，不是好事。

临走，汪孟邹说：“年关过了，书店急待要些钱周转进书。

陈独秀答应找找柏文蔚想办法。

汪孟邹要仲翁注意身体。

两年狱中生活，陈独秀的胃病加重了。

原以为只是胃肠炎，结果一查，是12指肠及胃溃疡，血压也升高了。

陈仲子陈独秀减刑后，狱方同意只判了5年的濮德治和罗世凡两人轮流照看陈独秀。

两人捕前都是托派中央常委。

罗世凡问陈独秀：“习惯吗?”陈独秀和蔼地说：“可以，还可以。

这是陈独秀的口头禅。

濮德治一次见陈独秀写字，说：“你的字我很喜欢，狂草、郑板桥体，都有功夫，很像你的为人。

他和陈独秀是亲戚，陈独秀母亲姓查，和濮母亲是堂姐妹。

查氏比濮德治母亲大20多岁，陈独秀比濮德治大20岁。

按辈分，他们是老表，实际上濮德治把陈独秀看成长辈。

谈到琴棋书画，陈独秀来了精神，说：“我的嗣父昔凡带我到杭州曾子固家练了几个月的字。

濮德治说：“我也临过帖，总写不好字。

“临帖会流于笨拙，不临帖又有肉无骨，要达到书法妙境，既要天分，也要功夫，才会内劲外秀。

陈独秀说。

濮德治问：“你认为你的字如何?”陈独秀说：“差得远，许多年来我没有写字了。

1935年初，刘静贞带来了刘仁静起草的《临委紧要通知——关于召集上海代表大会》的材料，认为陈独秀、尹宽、刘伯庄、陈其昌等人建议参加宋庆龄、胡汉民、中国共产党发起的武装抗日大同盟是错误的。

陈独秀请刘静贞带话给陈其昌，叫他来一趟。

1月15日，陈其昌到狱中，他对陈独秀说：“李福仁、刘仁静背着我开了‘上海代表大会’，成立了临时中央常委，斯任书记，他们要我放弃意见，我坚决不同意。

陈独秀说：“不同意是对的，李福仁什么都不懂，是个毛手毛脚的小猴子。

” 李福仁骂陈独秀是老机会主义。

陈独秀写了一封信给陈其昌、尹宽、斯朝生，叫陈其昌带回去，上面说：“外国同志尚在中国鼓动分裂运动(望你们将我这句话明白告诉他!)……

分裂运动不是任何人可以儿戏的，特此提出警告。

到了2月，李福仁、刘仁静、斯朝生做出决定，开除了陈其昌、尹宽、陈独秀的托派党籍。

在此之前，他们写信对陈独秀提出警告，说陈独秀、陈其昌、尹宽是“彻头彻尾斯大林的国民党政策，是资产阶级在无产阶级队伍中的说客”。

2月14日，胡适请段书贻转一封信给陈独秀，说《中国拼音文字》稿费已付账，要陈独秀修改后出版，并说商务还约了陈的其他著作。

同时将陈独秀的《中国拼音文字》手稿稿件退来。

陈独秀十分高兴，该书写于1928年，催过适之几次，几乎已无望了。

陈独秀回信说：“我拟写各书他们要么？不知是顺口应酬话，还是真话？”

他希望王云五开一个内容大致范围。

湖南军阀何键听说陈济棠、邹鲁反对胡适在广东演讲， 2月9日致广东当局电说：“胡适之造成的劫运，现在当然要转移了。

这是多么可喜的消息啊！”

陈独秀希望胡适写一篇纪实文字：“武人不足责，可叹者诸先知觉耳！”

“武人”指陈济棠等人，“诸先知觉”指邹鲁辈。

但陈独秀劝汪原放“不可冒昧邀胡”入股办书店，认为胡是喜拿主见、不易合作之人。

一次，濮德治问陈独秀：“你对蔡元培印象怎么样?听说他救过你好几次?”前年1月初，国民党南京市党部以“替反动张目”为名对蔡元培等人提出警告，指责他要求释放陈独秀“为清议所不直”。

民权保障同盟正式成立后，南京市党部通电全国警告宋庆龄、蔡元培“妄保反革命及共党要犯”，并对蔡、宋警告。

陈独秀说：“孑民是一个忠厚的长者，这一点很像李大钊，在大节上，蔡校长能坚持真理。

‘五四’运动时，他是带头辞职的。

陈独秀判刑后，汪孟邹重印《独秀文存》，请蔡元培写《前言》。

蔡元培说，“我很佩服他的毅力与责任心”。

夏天，美国记者伊罗生从中国到挪威奥斯陆见托洛茨基。

伊罗生是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政治教授，1932年参加民权保障同盟用这个名字。

1921年4月到过中国。

曾任《中国论坛》主编。

托洛茨基认为，“刘仁静可怕地把不同意见夸大了……

我相信和陈独秀的分裂是不允许的”。

托洛茨基不知道，这时刘仁静已经被捕，关在苏州监狱。

听到老托的意见后，陈独秀写信给陈其昌等人，建议陈其昌、赵济、王文元3人成立托派临委。

大热天，陈独秀突然想起研究太平天国史，写信叫汪原放找材料。

听说写《太平天国广西起事史》的罗尔纲在胡适家中帮忙，陈独秀给汪原放写信说，“很希望罗尔纲到南京一谈”。

章希吕问胡适：“陈先生希望尔纲去南京，他准备去不？”胡适说：“仲甫是有政治偏见的，他研究不得太平天国，还是让尔纲努力研究吧！”

胡适记得陈独秀当年议论义和团，一会骂拳匪，一会为之“曲说强辩”，所以仲甫不能研究史学。

但胡适不全盘否定陈独秀。

这年“五四”前，胡适还说，“五四”运动，“是北京大学提倡的，譬如陈独秀、李大钊，都是北大的教授”。

夏末秋初，胡适为亚东与求益书社重印《新青年》题词：“《新青年》是中国文学史和思想史上划分一个时代的刊物，最近20年中的文学运动和思想改革，差不多都是从这个刊物出发的。

与此同时，鲁迅也经常提到“五四”时期和《新青年》。

8月14日，他写《五论“文人相轻”——明术》说：“五四时代的所谓‘桐城谬种’和‘选学妖孽’，是指做‘载飞载鸣’的文章和抱住《文选》寻字汇的人们的，而某一种人确也是这一流，形容恰当，所以这名目的流传也较为永久。

除此之外，恐怕也没有什么还留在大家的记忆里了。

春天，鲁迅写《且二·〈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说：“凡是关心现代中国文学的人，谁都知道《新青年》是提倡‘文学改良’，后来更进一步而号召‘文学革命’的发难者。

南社的柳亚子这年吟诗，也提到旧友陈独秀，其诗曰：“名扬画虎惜行严，孤愤佯犯有太炎，要忆囹圄陈仲子，曼殊朋友定谁贤？”

4句诗分别指章士钊、陈独秀、章太炎和苏曼殊。

柳亚子问苏曼殊生前最好的3位朋友中，谁最“贤”，一个“惜”，一个“佯”已排掉了两“章”，一个“忆”字表明，在柳亚子看来，曼殊最贤的朋友是被国民党关在狱中的陈独秀。

1935年秋天，刚从欧洲回国的刘海粟见到蔡元培、杨杏佛等人，他们想去看陈独秀，又不便去，就委托刘海粟去。

蔡元培说：“你是无党派，你去吧！”

通过段锡朋的关系，刘海粟拎着礼品袋到南京狱中看陈独秀。

典狱长不认识刘海粟，刘拿出国民党教育部政务处长段锡朋写的条子。

典狱长忙客气地说：“我带你去！” 在一间单人牢房里，穿着一件酱色毛线衣的陈独秀正伏在桌上写文章，案前到处是摊开的书。

刘海粟紧紧握着陈独秀的手说：“你伟大!”留着短短胡髭的陈独秀面色看上去有些病容。

“你伟大，敢画模特儿，和封建势力斗。

陈独秀握紧刘的手。

典狱长见是刘海粟，凑着暄寒了几句，告辞了。

刘海粟说：“蔡元培、杨杏佛向你问好。

“谢谢，请你代我向他们问好。

提到蔡元培，陈独秀嗟哦了半晌。

见墙上挂着裱好的章士钊的诗，刘海粟问：“听说你闲居斗室，写了不少字?”陈独秀说：“许多年来我没有写字了。

刘海粟讲了一下自己在法国举办画展情况后，拿出一幅册页请陈独秀题签，说：“我去黄山，遇雨躲到文殊院，画了这幅古松图。

陈独秀没去过黄山，见画上树干龟裂、簇叶盘丫，满纸阴浓，赞叹道：“好松!好松!”说话功夫，陈独秀已题好款：“黄山孤山，不孤而孤，孤而不孤。

孤与不孤，各有其境，各有其图。

刘海粟点点头说：“好，有哲理。

陈独秀嘴上说：“差得远！”

想想提笔补了几个字：“此非调和折衷于孤与不孤之间也。

题奉海粟先生 独秀。

刘海粟见陈独秀行书流畅，请陈独秀写幅字作纪念。

陈独秀一时兴起，也不客气，大笔一挥道：“行无愧怍心常坦，身处艰难气若虹。

他指着对联，大声说：“蒋介石要我反省，他倒要反省。

刘海粟连连点头说：“好!我收下了。

这次见面，两人谈了一个多小时。

12月3日，托派中央临委开会讨论陈独秀的真正立场和托洛茨基关于陈独秀由国际书记处提名参加“第四国际”总理事会。

尹宽说：“陈独秀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

假如我们考虑选他基于他的威望和影响力。

我们就欢迎他做候选人。

但是我们要判定他的政治意见，判定他是否一个马克思主义者。

虽然如此，我们应当接受托洛茨基的陈独秀提名，因为他的威望和影响力。

李福仁提议：“本组织赞成托洛茨基的提议。

尹宽反对说：“我们接受托洛茨基的提议，但不承认陈独秀的政治领导。

李福仁说：“我们还不能说我们不接受陈独秀的政治领导……

我们不希望为了未来的工作先疏远了陈独秀。

投票结果，4票赞成，3票反对托洛茨基的提名。

尹宽反对说：“如果委员会举行投票，那让全体同志们批准。

12月下旬，胡适给汤尔和写信，怪他1919年3月26日夜，和蔡元培、沈尹默、马叙伦私下讨论开除陈独秀文科学长，从而导致陈独秀后来左倾。

12月28日，汤尔和回信说，当时所以反对陈独秀，是因为他与北大的学生同嫖一个妓女……

引起愤怒，一时学校社会都盛传这件事。

故陈独秀不能再作大学师表。

见了汤尔和的信，胡适连连摇头。

自己当时就诧怪：小报所记，道路所传，都是无稽之谈，为什么学界领袖视为事实呢？视为铁证呢？不错，嫖妓是陈独秀与夏浮筠都干的事，但说陈独秀“挖伤某妓之下体”，是谁见来？既然没有亲眼所见，根据在哪里呢？现在想来，不是很可笑吗？显然，当时外人借此攻击陈，目的是攻击北大新思潮几个领袖的一种手段，而汤尔和竟不察。

汤尔和觉得，以陈独秀当年的浪漫行为，放在大学，终嫌不类。

这就是自己的头巾见解，至今犹自以为不错。

此外，当时陈独秀即便不分道扬镳，以后接二连三的大刺激，胡适等人自由主义立场就不动摇了么？第二天，汤尔和回信道：“为功为孽，兄自知之，无待弟之解释也。

1936年1月1日，胡适出席千家驹和杨梨音女士的婚礼，并作证婚人。

第二天夜里，胡适给汤尔和写了回信。

不错，没有1919年的事，陈独秀也必然会脱钩而去的。

但若没有3月26日夜的事，蔡、汤两先生就不会给人感到，他们因“头巾见解”和“小报流言”而放逐了一个有主张的“不羁之才”。

胡适不主张大学教授不妨嫖妓，也不主张政治领袖不妨嫖妓。

在社会上有领袖地位的任何人，在西洋叫“公人”，都应该注意自己的行为。

另一方面，胡适也不赞成任何人利用某人的隐私做攻击手段。

当年沈尹默、马叙伦等人，就犯了此病。

事实证明，当年攻击陈独秀的人，后来都变成了“老摩登”……

1936年夏天，托派陈其昌化名陈仲山给鲁迅写信，并寄去托派刊物《斗争》、《火花》，想拉鲁迅支持他们反对毛泽东等提出的建立抗日联合战线的主张。

陈其昌当时已和尹宽、蒋振东、王文元、李福仁5人组成了托派临委。

病重的鲁迅在上一年12月18、19日写《“题未定”草》，还提到陈独秀，他说：“《谢宣城集》虽然只剩了前半部，但有他的同僚一同赋咏的诗。

我以为这样的集子最好，因为一面看作者的文章，一面又可以见他和别人的关系，他的作品，比之同咏者，高下如何，他为什么要说那些话……

现在采取这样的编法的，据我所知道，则《独秀文存》，也附有和所存的‘文’相关的别人的文字。

但他对陈其昌的做法很反感，口授了一封公开信在报上登了出来，表示“自觉和你们总是相离很远的罢”，并严厉地说：“我只要敬告你们一声，你们的高超的理论，将不受中国大众所欢迎，你们的所为有背于中国人现在为人的道德。

我要对你们讲的话，就仅仅这一点。

陈独秀听说后，深怪陈其昌对鲁迅发生幻想。

10月19日，鲁迅去世了。

陈独秀对濮清泉说，“我很佩服鲁迅，他在中国现代作家中，是首屈一指的人物。

“和世界第一流作家及中国古典作家比呢？”

濮清泉问。

“怕还有一段距离。

陈独秀认为，“五四”以后，鲁迅算是一个知名作家。

濮清泉问陈独秀：“先生可愿为鲁迅作一篇记念文章？”

“可以。

陈独秀肯定地点点头。

“但现在不行。

“你认为鲁迅的作品好在哪里？”

濮清泉问。

“有自己的东西，有自己的个性。

以我私见，鲁迅先生的作品，还有他的弟弟周启明的作品在《新青年》中有价值，就是因为他们不附和别人。

陈独秀说。

“当时适之和守常争问题和主义，他们为什么没有介入？”

濮清泉问。

“倾向还是有的，但他们始终有独立的思想，不轻易附和别人的。

也是这个原因，《新青年》风波后，别人不来稿了，唯有周氏兄弟还来稿。

陈独秀记得最困难的时候，鲁迅还给他来稿。

社会上对鲁迅有褒有贬，陈独秀说：“我在党内时，曾为他打抱不平，那时党中一班人骂他一文不值。

现在又抬他到天上，成了神。

鲁迅先生不是狗，也不是神，是个有文学天才的人。

他打算将来一定写篇关于鲁迅的文章。

陈其昌当时已和尹宽、蒋振东、王文元、李福仁5人组成了托派临委。

病重的鲁迅在上一年12月18、19日写《“题未定”草》，还提到陈独秀，他说：“《谢宣城集》虽然只剩了前半部，但有他的同僚一同赋咏的诗。

我以为这样的集子最好，因为一面看作者的文章，一面又可以见他和别人的关系，他的作品，比之同咏者，高下如何，他为什么要说那些话……

现在采取这样的编法的，据我所知道，则《独秀文存》，也附有和所存的‘文’相关的别人的文字。

但他对陈其昌的做法很反感，口授了一封公开信在报上登了出来，表示“自觉和你们总是相离很远的罢”，并严厉地说：“我只要敬告你们一声，你们的高超的理论，将不受中国大众所欢迎，你们的所为有背于中国人现在为人的道德。

我要对你们讲的话，就仅仅这一点。

陈独秀听说后，深怪陈其昌对鲁迅发生幻想。

10月19日，鲁迅去世了。

陈独秀对濮清泉说，“我很佩服鲁迅，他在中国现代作家中，是首屈一指的人物。

“和世界第一流作家及中国古典作家比呢？”

濮清泉问。

“怕还有一段距离。

陈独秀认为，“五四”以后，鲁迅算是一个知名作家。

濮清泉问陈独秀：“先生可愿为鲁迅作一篇记念文章？”

“可以。

陈独秀肯定地点点头。

“但现在不行。

“你认为鲁迅的作品好在哪里？”

濮清泉问。

“有自己的东西，有自己的个性。

以我私见，鲁迅先生的作品，还有他的弟弟周启明的作品在《新青年》中有价值，就是因为他们不附和别人。

陈独秀说。

“当时适之和守常争问题和主义，他们为什么没有介入？”

濮清泉问。

“倾向还是有的，但他们始终有独立的思想，不轻易附和别人的。

也是这个原因，《新青年》风波后，别人不来稿了，唯有周氏兄弟还来稿。

陈独秀记得最困难的时候，鲁迅还给他来稿。

社会上对鲁迅有褒有贬，陈独秀说：“我在党内时，曾为他打抱不平，那时党中一班人骂他一文不值。

现在又抬他到天上，成了神。

鲁迅先生不是狗，也不是神，是个有文学天才的人。

他打算将来一定写篇关于鲁迅的文章。

陈独秀听了不高兴，因为陈独秀考虑到氏族社会父权大，以此论证社会发展史一个阶段，程老先生反驳他，等于推倒了他的学说根基。

程先生说陈独秀“不通”，陈独秀则回报“浅薄”。

见闹起来，濮德治忙上前劝解，陈独秀换了语气说：“是我不好，太认真。

程老先生见陈独秀讲和，也转怒为喜。

事后，濮德治诌了几句打油诗：“一曰执杖一曰火，二翁不该动肝火，你不通来我不通，究竟谁人是浅薄，若非是我小濮在，遭殃不只是板桌，异日争论平心气，幸勿动怒敲脑壳。

后来陈独秀答应向中央大学校长罗家伦推荐程老先生去教文史。

隔日，濮德治对陈独秀又说：“以你的政治家身份和外文基础，你应该读点马列原文。

陈独秀说：“我怕翻字典，现在血压高，耳鸣眼花，日文可以看书，可是马列书都不是日文，日本没有出什么大思想家，英文有原文，你把书中生字查出来，我就读。

他认为，中国现在的翻译还不行。

林琴南主张意译，胡秋原主张直译。

意译也不是随心所欲，直译也不是机械硬套。

一次陈独秀看胡秋原翻译“马克思主义在三层楼上展开”，百思不解，后来查看日文原文，原来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分为三个阶段”。

濮德治听了哈哈大笑，陈独秀也笑了起来。

1937年7月初，汪原放去北平经南京，到“一监”看陈独秀。

上一年5月初，汪原放受茅盾之托到南京向陈独秀约稿，两人见过一面，一晃已是一年多了。

汪原放说：“陶亢德写了几封信找叔叔，希望你早日写出自传。

陶亢德是《宇宙风》杂志主编。

陈独秀摇着扇子说：“许多朋友要我写自传，那一年我在江宁候审，高语罕就写信叫我写，到底是你叔叔胆子小，不能即时印行。

汪原放笑了一下，说：“记得群益公司托曹聚仁找你要稿，你没有答应?”“群益公司开出稿费每千字20元，每月付200元，条件优厚，我没有答应。

我对群益公司不放心。”陈独秀说。

十几年前，为了《新青年》，陈独秀和群益公司差一点打官司。

“适之也望你写自传。

汪原放说。

陈独秀说：“适之生活尚有东西可写，我的生活实在无文学性，枯燥得很。

但他答应给陶先生去信。

谈话期间，陈独秀给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写信，请他保释关在中央陆军监狱的郑超麟。

陈独秀写道：“前承盛意，致函军政部请释中央陆军监狱郑超麟一事，至今延宕未行。

倾据人云，此事非有先生亲笔信，恐难生效。

不审先生已完全康复，能为郑生作一短函否?闻该监狱中近来保释之人颇多，酷暑中续求，惶恐无似。

以前陈独秀写过一封信，蔡元培给军政部写了一封保释信，但没有结果。

写好信，陈独秀请汪原放转给蔡元培。

陈独秀写信时，汪原放抬头看了看墙上挂的几幅字，说：“仲叔，你给别人题了那么多字，听说何应钦也要了你的字，你也给我题一幅吧。

陈独秀便悬腕挥毫：“天才贡献于社会者甚大，而社会每迫害天才。

成功愈缓愈少者，天才愈大；此人类进步之所以为蚁行而非龙飞，独秀书于金陵。

陈独秀放下笔，歪头看了看，从抽屉里拿出章盖了。

观赏了几遍，陈独秀又提笔写《古诗十九首》中《冉冉孤生竹》，诗中有“伤彼蕙兰花，含英扬光辉，过时而不采，将随秋草萎”句。

说话功夫，墨迹已干。

汪原放等陈独秀收好笔砚，又谈了一会，看天色已晚，欢欢喜喜地告辞出门。

陈独秀将汪原放送出门，神情有些黯淡，他们没有想到，这是最后一面。

蔡元培是个有求必应的大好人，见到汪原放带来陈独秀的信，蔡元培小心的关起房门，问起陈先生的健康和生活。

汪原放告诉他：陈先生身体还好，没有大病。

蔡元培放心了，他没有对信上的话发议论，认真的看了汪原放代拟好的给军政部长何应钦信后，默默的签了字。

7月8日，陈独秀给陶亢德去信：“今拟正正经经写一本自传，从起首至‘五四’前后，内容能够出版为止，先生以为然否?”7月16日，陈独秀起笔写自传。

几天里，平生往事奔腾而来，竟食不甘味，夜不能寐。

7月25日，花了10天时间，陈独秀写了《实庵自传》前二章，约一万字。

月底，陈独秀写信告诉陶亢德，《自传》前二章写好了，即第一章“没有父亲的孩子”，第二章“由选学妖孽到康梁派”。

濮德治、罗世凡都喜欢看《实庵自传》，说写得不错。

“八·一三”日军进攻上海后，陈独秀对濮德治、罗世凡说：“我们要么被解决，要么提前释放了。

8月中旬，日寇飞机轰炸南京，轰轰隆隆的爆炸声使监狱里气氛顿时紧张起来。

8月15日起，日军飞机每天都要轰炸南京。

老虎桥监狱也被炸，一颗炸弹将监狱里一间房屋顶炸塌。

陈独秀慌乱中躲到桌子下面，玻璃碎片哗哗往桌子上掉。

事后濮德治跑了过来，见陈独秀在拍身上的灰，忙问：“没有事吧?”陈独秀说：“没有事，好像外面的窗子震塌了。

次日，南京金陵女子大学教授中文系主任陈仲凡来狱中探监，发现监狱被炸，说：“我去找一下胡适，商量一下先帮你保释出来。

陈仲凡是陈独秀在北大时的学生。

“七七”事变后，周恩来与蒋介石在庐山就第二次国共合作举行了会谈，“国防参政会”参议员胡适也参加了庐山谈话会。

陈仲凡找到胡适后，兴冲冲来告诉陈独秀，说：“我和胡适、张伯岑找了政府，他们同意保释，但要你写‘悔过书’。

陈独秀生气地说：“我要是写悔过书早就出来了。

我宁愿炸死狱中，实无过可悔!”陈仲凡劝陈独秀说：“现在写悔过书，只是个形式，给政府一个台阶，和过去写不一样。

陈独秀摇头，说：“附有任何条件，皆非所愿。

8月19日，汪精卫给住在南京教育部内的胡适写了一个便条：“适之先生惠鉴：手书奉悉，已商蒋先生转司法院设法开释陈独秀先生矣。

敬复， 并顿著安 弟汪兆铭顿首 8月19日。

隔日，国民党政府主席林森接到国民党司法院院长居正“请将陈独秀减刑”的公文。

公文说：“该犯入狱以来，已逾三载，近以时局严重，爱国情殷，益深知悔悟，似宜宥其既往，籍策将来，拟请钧府依法宣告，将该犯陈独秀原处刑期减为执行有期徒刑3年，以示宽大。

林森立即批示：“呈悉，应予照准。

业经明令宣告减刑矣。

仰即转饬知照，此令。

司法院当天给司法行政部部长王用宾发出“训令”说：“现值时局紧迫，仰即转饬先行开释可也。

8月23日，星期一，处暑。

监狱方面告诉陈独秀，国民政府已同意将他减刑释放。

在狱中呆了2084天后(5年差53天)的陈独秀一时茫然无措，潘兰珍高兴得流下了眼泪。

典狱长和几个狱卒来贺喜，见濮德治、罗世凡、潘兰珍、陈松年都在屋里，客气了几句，就退出去了。

中午，国民党调查统计局处长丁默村(丁竹青)去狱中接陈独秀。

丁默村当年从事早期社会主义活动，加入过共青团，后来当了中统特务。

丁默村希望陈独秀出狱后住到国民党中央党部的招待所(今南京湖南路10号)。

陈独秀说：“不妥，我出狱后，必招来社会舆论，不如还我原来面目，做一个平民好。

这时国立中央研究院总干事、中央大学教授傅斯年来狱中，请陈独秀住到他家中，陈独秀连忙答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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