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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政治评传 作者: 大卫·古德曼 田酉如 李学谦 姜丽蓉译 1966年12月底到1969年10月期间，邓小平究竟发生了些什么事情，人们几乎一无所知。似乎他被批斗了将近一年。他和卓琳、刘少奇和王光美（刘的妻子）都是1967年7月“斗争会”的主要批判对象。①然而，邓在1969年的十年却是极其多事的十年。在这十年中，他两次被打倒，然后两次又都重返政治舞台的中心及党的最高领导层。与五十年代能够依靠党内领导的一种团结精神不同，七十年代是极左思潮极度泛滥的时期，中共领导层由于“文化大革命”的结果而分裂得越来越厉害：对毛动员群众方法的功与过的评价；毛的接班人问题等。在这种不稳定的政治环境中，邓不仅得益于过去与毛泽东、周恩来的关系，而且还得到了过去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的同事和部下的帮助。 在1967年和1968年期间，“文化大革命”严重破坏了共产党和国家行政机关的工作，甚至人民解放军从1967年开始直接干涉内政也没能立即制止政治混乱。人民解放军在政治上的团结不比共产党好多少，尽管在林彪的指挥下（支持毛），目的是“恢复秩序”，但最终往往还是卷入地方的派性活动。 到1969年初的时候，也就是中共四月份召开第九次代表大会的前夕，终于恢复了秩序，但这是一种全新的政治秩序。特别是到了1969年，内政被人民解放军的军官们牢牢地控制着。当然，共产党和解放军之间的关系由于1949年前共产主义路线占上风而一直很密切。这样，在1949年到“文化大革命”之间以及“文化大革命”后一直到大约1985年期间，担任中共中央领导职务的大部分人——甚至都是建立共和国的那一些革命家——除了他们的中国共产党的经历之外，还都有一定的军队背景②。然而，“文化大革命”期间积极服役的解放军军官们逐步控制共产党的程度却有所升级。1969年选出的新的中共中央委员会差不多有半数（大约46％）同时在解放军中任职。如果说与有关发动政变的上台的军政府不完全相同，那么这也是一个被军事人员过多参与的政府。 行政秩序的恢复以及中苏关系由于中国北部边境而恶化，终于使中央在1969年后期决定把所有被清除的关在北京的共产党领导人分散到全国各地，据说这一决定是由林彪具体下的命令。尽管红卫兵出版社印发了这个决定，但毛泽东还是把邓的案子和刘少奇及其他“文化大革命”前的革命领导人的案子区别开来。传说是毛在中共第九次代表大会上曾经说过类似的话。当然，周恩来在1969年10月邓被送出北京时好像也曾特地为他安排了一个合适的地方。③ 邓被送往江西省的新建县，他在那儿度过了三年零三个月，他被软禁于以前的一所步兵学校，每天在附近的一家拖拉机修理厂工作一段时间。他的妻子卓琳和继母夏伯根也跟着他去了。在这三个人中，当时已65岁的邓无疑还算是最强壮的。在邓的生活中这部分神话般的插曲在80年代回想起来简直就是邓打扫、劈柴和打糕的一幅画面。④ 邓和他的家人的生活当时无疑是极其艰难的，特别是1971年底以前。然而他们在新建度过的这般时间有一个明显的特点：邓的“看管者”在北京制定的标准范围内为邓安排了比较舒适的生活来适应地方条件。在某种程度上，这是周恩来施加的影响，或者是地方人民对邓的由衷的尊敬，当然和邓在新建县工作的那个工厂的党支部书记在抗日战争时期曾是邓的部下这个事实也不无关系。 当邓和他的直系亲属到达新建时，那儿已经受到严密的监视并且有命令要限制他们活动。可是很快却在邓和他的妻子居住的地方到工作的工厂之间铺了一条二公里长的特殊小路，这样他们就不必走公共马路了；这条路被当地人异想天开地称为“邓小平路”，暗指当时的越南战争和“胡志明路”。邓被允许养小鸡，他和卓琳开垦了一块蔬菜园。邓甚至跟当地的一位妇女学着酿葡萄酒和白酒。 后来，甚至允许邓的孩子们和其他家人也搬过来住。对于邓的大儿子邓朴方来说，这相当重要。他是北京大学物理系的一名学生，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由于他的父亲是“走资派”而被开除党籍，而且被红卫兵从楼上扔了下来，据其他说法是被推下了一段楼梯。结果他瘫痪了，只能坐在轮椅上。在一个福利中心住了一段时间后，1972年被允许和他的妹妹邓榕一起上北京接受专门的治疗，然而，补救已经为时太晚了。当邓于1973年准备回北京的时候，他全家十口人在江西得以团聚。 1971年9月，林彪企图篡党夺权，阴谋败露后，在蒙古上空死于飞机失事。消息于11月5日传到新建，也传到了邓小平的耳朵里，这是邓和卓琳自1966年底以来第一次被邀请听政治报告。似乎刹那间邓的看守的态度一下子变得比以前好多了，主要是因为从地方到省委的领导们开始来看望邓小平了。 1972年初，毛泽东参加了刚刚去世的陈毅的追悼会。陈是解放战争中邓的亲密战友，也是前任军队领导和外交部长。他们在淮海战役还有其他战役中都曾并肩作战。毛先对陈夫人称赞了陈毅一番，然后就谈到邓的案子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因此是能够和平解决的。周恩来当时也在场，于是他促使人们把这个消息传出来，据说当时曾把这件事作为使邓尽快恢复职务的一部分疏通活动而广泛宣传。⑤ 1972年8月，邓通过汪东兴写信给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委员会请求恢复工作。1973年3月初，中共中央委员会通过了把邓从江西召回来的决定。“文化大革命”后邓第一次在正式场合露面是在一次官方为柬埔寨西哈努克亲王举行的宴会上，一开始他几乎没有引起西方新闻界的注意，这与他在“文化大革命”后首次在非正式公开场合露面时的情景形成了强烈的对比。3月底他返回北京后觉得自己还有一点空余时间，便决定去观看地方队与来访的外国队之间的足球比赛。当他被群众认出来时，大家热烈欢呼起来，持续了好长时间，直至他起身向人们表示感谢，鼓掌欢迎才停了下来。⑥ 人们对1973年邓的官复原职及平反有好几种解释。“文化大革命”前这一代的中共领导班子中有很多领导人在1967—1968年期间被清除，要在短时间内充足数量的具有行政管理能力的干部来取代他们是很困难的。“文化大革命”的一个显著特点是促进干部队伍的新老交替。 值得注意的是，几乎在邓被平反的同时，其他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被打倒和受批判的领导人也得到了平反，并被积极起用，其中包括另外两个和邓一样也被认可是从1949年以前就对毛一直忠心耿耿的人：陈云和谭震林。林彪的死和继而把他的死党清除出共产党和解放军，这些也许使毛觉得新领导班子不平衡，他希望江青比较激进的努力和周恩来比较稳健的影响能够折衷一下。⑦ 周恩来当时也许觉得，邓将会是领导班子内反对教条和激进主义的一个同盟者，这也不是没有道理的。 所有这些解释可能都有几分根据。另外，领导班子内部普遍对邓都有好感，这种看法似乎也有道理。尽管邓和他的伙伴们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曾被清除，但对1966—1968年领导人变化的一种历史嘲弄，却是大批的邓以前的战友和部下——来自太行山区、八路军一二九师以及从中发展出来的解放军的第二野战军——被提升到领导岗位上来，特别是那些有军事编制的岗位，如同七十年代初许多甚至地方上的岗位都是军事编制一样。在某种程度上，这是因为第四野战军的林彪攻击彭德怀和贺龙有关的野战军集团而造成的变革（贺龙也是林彪的死敌之一）。⑧就因为第二野战军军官大大多于第四野战军，所以前者经常得以委任去填补“文化大革命”造成的空白。⑨到1971年林彪集团被清除出领导层之后，这个不协调的比例仍在进一步扩大。 当然，这种忠诚的纽带并不是一种对政治和派别活动专用的或特别准确的预测器。邓小平三十年代后期和四十年代早期太行山区的部下，包括李雪峰、谢富治和纪登奎，还有许多后来支持他的改革规划的人，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内部都以程度不同的“文化大革命”的激进分子⑩而闻名。然而，到1973年初时政治局只剩下16名活跃的委员，其中就有6名是邓在抗日战争期间太行山区的战友或部下：——刘伯承、陈锡联、许世友、苏振华、纪登奎和李德生。第七位陈永贵，是来自大寨的农民领导人，当时也在政治局，但没有证据能说明他和邓有什么特别的个人或组织上的交往。 邓被任命为副总理，这使他和中共领导层内部的激进分子发生了直接冲突。江青和她的同伙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后来被称为“四人帮”——由于和毛的密切关系以及他们在“文化大革命”中的崛起而得到合法的领导职位。于是从七十年代开始直到他们1976年10月被捕，这期间他们一直在猛烈地发起各种运动来保护他们所谓的“文化大革命新生事物”：如用革命委员会代替人民政府；鼓励“开门办学”（在工作中学习）而不鼓励技术训练；积极肯定工、农、兵的社会、教育和经济作用。邓在中共历史上一直是支持群众的，强调不要脱离群众，但是他反对在动员群众中的过火行动。 在中共第十次代表大会前夕，也就是邓小平复职后不久，“四人帮”无疑对邓和周恩来再次合作的前景深感忧虑，因此打着批判已故林彪的幌子来含沙射影地攻击他们二人。当邓在1973年底又一次被任命到中共中央政治局和军事委员会任职时（他曾在8月与其他许多“文化大革命”中的主要受害者一起被选人第十届中央委员会），“四人帮”的攻击更加剧了，而且一直持续了三年。在后来的几年中，毛在中共十大之后身体越来越虚弱，病情也越来越严重，尽管邓已经年纪很大了，但仍被视为主要的竞争对手。邓在1974年率领一个代表团赴联合国就毛的“三个世界的理论”发表了讲话。 1974年底，由于周恩来的病情日益恶化，邓和“四人帮”的关系越来越糟。周的病情十分严重时大部分时间都住在医院里。邓代替周负责共产党和政府的日常工作，并被任命为第一副总理、中共副主席和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在这些职位上他能够在周的指导下多做一些工作来制定他认为是必要的新的政策。尽管他的活动受到了一定的限制，但还能有几个“文化大革命”前的同事积极地帮助他——著名的有胡耀邦。邓绝妙的一着是使一些干部官复原职（如胡乔木，他在“文化大革命”前是中共中央书记处的官员），组成新的联合体来工作。在这些人的合作下，如同六十年代初一样，中央很快出台了一系列政策。 邓和周的新政策是从周恩来1975年1月提交给全国人 民代表大会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得到启发的，被人们称为“四个现代化”。这个报告是邓主持起草的。在报告中周谈到了他于1964年在毛的支持下曾提到的一个大体想法，那就是在本世纪末使中国在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方面全面实现现代化。邓在1975年组织了一系列会议来讨论实现现代化的目标和方法，起草了一系列文献，其中有三个文件涉及到经济现代化、工业现代化和科学技术发展的普遍问题。这三个文件是《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和《关于科学院工作的汇报提纲》。后来被“四人帮”批判为“三株毒草”。 邓本人就军队、铁路运输和钢铁工业实现现代化的必要性发表了讲话。他的意见的实质就是几乎完全否定毛的动员群众的政治路线和“文化大革命”。邓和他的支持者们强调课堂教学的重要性、对工人和农民提供物质刺激从而鼓励他们生产出更多的产品而不是要依靠思想教育和政治热情。邓还论证了中国应该放弃自我封闭的经济政策，扩大对外贸易，特别是建议共和国应该出口原材料，如煤和石油，还有批量生产的化学产品（主要是煤的副产品）以便进口高级、高精密性、先进的技术和设备来加速我们工业的技术改造，从而提高劳动生产率。邓小平提出的军队也要整顿，要解决“肿、散、骄、奢、情”的问题。这对邓开展工作来说，可谓逆水行舟，困难极大。而实现邓所表明的愿望则困难更大：经济生产中的质量和渐进应代替数量和速度。 邓对“文化大革命”的批判决不限于经济发展这方面。他再次重申党的领导和党的纪律，因为他认为这些方面受到了“文化大革命”的威胁和破坏。他以抨击林彪为名实际上批判了“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对毛主席语录力量的依赖性。他的论点主要是说毛泽东思想不能简化为几条语录，他不同意林彪对毛泽东思想的庸俗解释。这纯粹是对毛泽东思想断章取义，从而导致共产党脱离实纶、脱离群众。⑾以他的观点来看，毛泽东思想必须要经过实践的不断检验，不过当时他还没有提到毛过去对“实事求是”必要性的评论，后来1978年才提出。 和在1956年的中共第八次代表大会上一样，邓根据党在四十年代初所制定的原则提倡整党。事实上，他多次特别提到党从抗日战争时期留下来的传统和作风。据邓所说，共产党最近已经忽略了“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和实行自我批评”。结果是共产党变成了具有派性的政党，缺乏合适的党的干部，特别是基层干部。 很明显，这些评论并不打算讨论党内反邓派的观点，然而，在1975年，他进一步要求对那些像他一样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受到清除的人的案子进行重新审查，这对那些当时由于这些事件才爬上现在领导职位的人来说构成了直接威胁，也最终为他在1975年1月再次受到批判和后来1976年再次被免职提供了一个机会或至少是一个借口。⑿ 整个1975年，中央领导内部的激进分子都试图牵制邓。三四月份，姚文元和张春桥对邓的政策理论发起攻击，声称如果实行这些政策，将会导致中国复辟资本主义。特别是邓建议应该有一套刺激机制来促进生产，竟被说成是逐渐削弱社会主义并最终被资本主义所取代的开端。⒀尽管没有点名，但邓和周均被划成反对毛泽东思想的修正主义分子和“右派”。 这一年的后期，邓成为更明确的讽喻批判对象，这个讽喻当时成了头版新闻。缺乏公开化和制度化的政治，特别是在毛支配中国政治的时代，意味着当时的政治辩论往往借以对历史或古典文学的重新解释而提出来。在这种情况下，焦点是在著名的《水浒传》和它的主人公之一宋江身上。宋江在中国文化中是一个家喻户晓的人物，是一个反叛者但最终还是为皇帝服务的。1975年后期开始的辩论就是关于是否应该以更具批判性的眼光来看待向统治阶级投降的宋江。报纸上用宋江来影射邓小平，说他向资本主义投降而应受抨击。 1975年的大部分时候，邓似乎能为他的行为而取得毛的赞同。可是，当邓加紧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时，也就越来越引起毛的关注，尤其是当邓提出那些当时受批判的人的案子应该重新审查时，或至少当这件事引起毛的特别注意时，在11月初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的一次会议上，邓兼任的职务除外事方面均被解除——外事方面他曾负责与美国建立外交关系的磋商，并率领一个代表团去过法国。紧接着又发起了一次以反对“右倾翻案风”为高度明确目标的政治运动：简言之就是针对邓小平以及他的要求、想让共产党修改它近来的历史及现行政策。 长期保护邓小平的周恩来于1976年1月8日逝世，邓的特殊问题也就很快到了严重关头。邓明智地意识到他的政治生命极其危险，至少不久的将来会如此。他在周恩来追悼会上的发言不像以前那样联系当前的情况，而是几乎机械呆板地一味追述周的革命功绩，关于1949年后的一段时期他只特别提到了周公认的两个方面：外事工作和对毛主席的支持。⒁ 在某个阶段，毛曾明显地赞成对邓不仅解除职务而且点名批评。⒂邓作为毛和周接班人的位置被华国锋正式占去。华曾是一名省委书记，“文化大革命”中方升到国家领导人的职位上来。1976年1月，当周恩来逝世时，他被任命当代总理负责中共中央委员会的日常工作。想让邓靠边站的这着棋走得乱了套，阻力不久变得十分明朗。然而，对邓偏激的攻击进行时，邓推行政策与纪念周恩来的活动都在同时继续。 3月28日，上海的“文汇报”在显著位置上刊登了一篇文章，把周恩来和邓分别批为党内妄图复辟的走资派和党内被打倒的至今仍不悔改的走资派。江苏的省会南京对《文汇报》上的这篇文章的反应极其强烈，群众举行示威游行来反对亵渎对周恩来的纪念、邓和四个现代化。⒃几天之后，南京事件的新闻传到北京，于是北京也发生了类似的事。1976年4月4日是清明节，也是扫墓的节目，是中国人传统上对死者表示敬意的节日，这就为组织游行纪念周恩来提供了一个极好的机会，进而扩大为支持邓小平、反对不得人心的“四人帮”。4月4日，人们举着纪念周恩来的花圈，带着表明对周和江青政治观点的诗词簇拥到地处北京中心的***广场，所有这些东西都放在广场中心的人民英雄纪念碑周围。 4月4日傍晚，地方安全部队清除了这些花圈和诗词。4月5日，群众对此反应极具敌对性，迅速聚集起来的人群怒不可遏，矛头直指那些和“四人帮”有联系的人及国家的镇压部队。广场东南边的公安局被人放了火。傍晚时分已有好几处地方不堪入目，后来动用了武力才驱散了人群。北京市市长吴德在公安部部长（也是代总理）华国锋及附属于中共中央政治局的警卫队队长汪东兴的帮助下，调来了公安部队来处理这项事端，他们都是政治局要员。 1976年4月6日、7日，在中共中来政治局的会议上把 这次示威游行定性为“反革命事件”，邓小平应对此负责；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任命华国锋为中共第一副主席和国务院总理。⒄但邓被新闻媒介用在“文化大革命”中使用的“党内走资派”等术语攻击达数日。1975年准备的三篇重要报告也被继续斥为“三株毒草”。同时，其他与邓长期密切交往的老干部也象在“文化大革命”中一样被迫离职，其中著名的有两位他以前的桥牌老搭档胡耀邦和万里。 尽管官方媒介可能仍象“文化大革命”期间一样对待邓，但他在其他方面却没有像从前那样受罪。有些人马上为他提供了保护，认为毛操纵的局势有可能再次不可收拾，其中之一有叶剑英。叶是解放军元帅，中共中央政治局的一名资历较深的委员，还是国防部部长。1973年邓复职后不久，他就对邓明确表示他支持变革、反对“四人帮”。叶能通过他的和邓的一些个人关系来提供保护。叶是广东人，和他家乡省市一直保持很好的关系。即使他在北京工作期间也是如此。⒅广州军区的司令员是许世友，也是中共政治局委员，抗日战争时是邓的部下。 当时中国的政界明显地极不稳定。大家似乎都知道毛快不行了，“四人帮”肯定在冒天下之大不韪而加紧巩固他们的职位，但表面上一切都很正常，什么事也没有。1976年9月9日，毛泽东逝世了，继任的问题——在人和政策两方面——终于必须解决了。“四人帮”尽管野心很大，但他们在七十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却疏忽了对他们自己的社会赞助和党内支持。其结果是他们唯一的支持基础几乎就剩下与毛泽东的关系了。在毛逝世后的一个月内，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其他委员分别碰了头，决定采取行动。他们逮捕了“四人帮”，选举华国锋为中共主席。⒆ 尽管邓当时已正式退出领导班子，但他的地位几乎是坚不可摧的。从毛泽东逝世那一刻起，邓就被看作是被流放的领导人；从逮捕“四人帮”时起，邓就成了待任命的领导人。他政治势力的一个主要来源精确地说也可能就是“四人帮”曾试图要求承认的——华国锋不久也要试图要求承认的——那种合法性。他们都是通过与毛的密切关系特别是他们自封为“毛泽东思想的捍卫者”的地位来要求的。然而，邓小平与毛泽东的关系更为密切，领导班子中那些支持他的人——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前就支持他的那些人——在时间上超过了任何支持“四人帮”的人，甚至超过支持华国锋的那些人。⒇那些曾经是毛的追随者而要求平反的人寄希望于他，拥护他当领袖；其他人则把邓看作是继毛之后的“顺其自然”的领袖。因为邓和毛的长期关系、邓的绝对忠诚均是在他们所参加过的革命中有目共睹的。同时，邓有几十年的组织和政治关系，这使他能够并且做到了把群众动员起来给予他政治上的支持，一如他“文化大革命”前在中共中央书记处时及1973年复职担任副总理时的工作一样。另外一点，也是很特别的一点，这些关系中不仅包括周恩来以前的支持者和保护对象，而且包括他本人在太行山区和第二野战军中而建立的一些重要关系。 事实上也是当时大部分问题的根源所在，使中国的政治不能轻易地摆脱十年“文化大革命”的影响。自从华国锋I975年底由于邓被解除职务而成为中共第一副主席以来，一个当务之急的问题就是邓的复职必须要和华国锋的未来联系在一起。另一个问题是中共领导层不得不决定对于“文化大革命”应持多大的否定态度。同时领导层中的许多成员都是“文化大革命”中以某种方式混进来的。即使他们愿意站出来反对“四人帮”，但也并不一定愿意否定“文化大革命”的全部，即使否定大部分也不愿意。 当华国锋在1976年10月10日被确定为党中央的主席 之后，邓马上写信给华，恳求允许他重新回去工作。(21)陈云、李先念、叶剑英以及1972年在毛面前曾为邓极力疏通身为副总理的王震都强烈恳求邓回来工作。华国锋以召开中共中央会议来拖延，因为会议的结果无疑是这些压力将导致邓复职的决议。而对这次政治行为的一个明显的解释是华想巩固他自己的极为脆弱的政治地位。另一个较为宽厚的解释就是在党当时处于发展中的困难时期，华这样做也是为了保持共产党领导班子内部最大限度的团结。(22) 一种试图通过官方媒介建立对华的个人崇拜运动展开了。毛于4月30日把华作为他的接班人而进行了官方任命——据报道当时毛曾对华说“你办事，我放心”——新闻界对这些情况作了广泛的宣传。1977年1月，基于和毛的这层关系，华提出“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用以加强他的合法地位。《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和《解放军报》发了“两报一刊”社论，登载在2月7日的报纸上。社论吹捧了现在称之为“两个凡是”的立场的许多优点。这些人虽然不是“四人帮”时的同伙，但是他们在很大程度上是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提拔上来的。 然而，潮流的趋势很快转向反对华，其主要原因是毛逝世后，“四人帮”被粉碎了；越来越多的“文化大革命”中的受害者得到了平反昭雪。另外，华需要召开一次中共中央委员会的会议来使粉碎“四人帮”合法化从而达到确定他自己地位的目的。而且，邓可能对毛的政策决定和指示比当时政治局的其他任何人都了解得多。于是邓既为了自己也为了反对“两个凡是”的观点而发起了运动，虽然针对性是间接的。根据共产党公认的历史，邓开始详细讨论他的同志们的观点，发现他们非常支持他本人不相信“两个凡是”是研究毛泽东思想的正确方法这一理论。(23) 3月，中央工作会议热烈恳求邓复职，同意他恢复1975年底所担任的所有职务，但具体什么时候开始，由华国锋来决定。4月，邓和华还有叶剑英交换了意见，交谈中邓又一次一针见血地提出了不要使毛泽东思想庸俗化、不要教条地对待它、而要把它作为一套更具灵活性的思想体系的重要性。(24)这样就商定了中共中央委员会将召开一次会议确定邓需返回的政界和确定华的中共主席的地位。但对华来说这却是一场空欢喜。 邓的复职从1977年7月召开的中共第十届中央委员会 第三次全体会议开始，在那次会议上，他立即针对毛泽东思想基本认识论的观点进行了抨击。总的来说，他不理会华国锋的“两个凡是”，而是对“四人帮”和林彪进行痛斥，并且用毛为在延安的中央党校的题词——“实事求是”——来做为他的论据。(25) 很快，在8月份召开的中共第十一届代表大会上引起了一场争议。华国锋在会议上的讲话通过断言“文化大革命”符合毛泽东思想，这次的“文化大革命”并不是唯一的一次，将来还会有更多的“文化大革命”来为这次特殊的“文化大革命”划上了句名。此外，通过捍卫“文化大革命”的原则，他强调了毛把矛头对准“走资派”的正确性。对比之下，邓却强调继续发扬党的传统和工作方式的必要性，邓的断言与华恰恰相反。(26)事实上，到这年年底，随着军队现代化机制的引进，邓已经在开始实施至少从1975年以来就在蕴酿的计划事。 1978年2月下旬到3月初，当第五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的时候，否定“文化大革命”已经开始进行。随着毛的去世，在领导班子内部出现了一个大转折，一如当初“文化大革命”的高潮时期所出现的那样。然而，这次是那些在1967—1968年间被解除职务的人重新回到领导岗位上来的时候，他们当然要支持邓，主张全盘否定“文化大革命”，这一着毫不奇怪。(27) 邓在1978年的地位非常稳定，他能出访许多东亚和东南亚国家；制定与美国建立外交关系的各种安排（1974—1975年他曾负责谈判）；出台知识分子和教育的新政策。这实际就是和“文化大革命”中的做法对着干的。同时，他继续建立他的改革联合体，这时胡耀邦起了很大的作用。他在中央党校组织了一个写作班子重新改写南京大学哲学系胡福明写的题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为即将到来的改革提供了思想基础。(28)文章从邓一段时间以来一直强调毛在延安的口号“实事求是”中得到启发，实质上它论证的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性在于它所提供的观点和基本原理，而不是主席语录的文字本身，“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只能是社会实践”。(29) 在这种情况下，真理标准的讨论很快得到了共产党领导班子内部的高级和有影响人物的必要支持，其中包括罗瑞卿（就在他8月份去世的前不久）和李先念等人。(30)1977年，曾要让邓承认他所犯过的错误。到1978年底，共产党领导人的批评越来越集中于那些支持“两个凡是”的人所犯的错误上。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及在它之前所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高潮来临。这两次会议在极其热烈的气氛中共持续了11月和12月的大部分时间。除了工作会议，越南边境的紧张局势在加剧；中美宣布两国将建立外交关系；无疑是由中央工作会议上的事件引发的“民主运动”也在北京的大街小巷开展起来。 此次的中央工作会议肯定是中共历史上最重要的会议之一，当然也可以说它标志着对“文化大革命”的彻底否定和改革时代的开始。会议决定把经济现代化提到最优先的、最重要的位置上来；通过政治上、行政上和法律上的改革来支持经济的现代化；为许多还没有得到平反的“文化大革命”前关键的中共领导人翻案，包括邓以前的亲密战友陶铸和彭德怀，还有薄一波、彭真和杨尚昆；恢复党的民主；分散农业；对毛泽东和“文化大革命”进行初步评价后，还要进行比较彻底的评价。会议批准了中共北京市委在11月中旬所作出的决定宣布“***事件”根本不是“反革命”事件，而是一次彻底的革命事件。(31) 尽管三中全会的结果当时并没有马上显示出来，但实际上华国锋还是在保持他的共产党领导人地位的这场战斗中输给了邓，不论后者正式担任的职务是什么，前者均是满盘皆输。邓曾在六十年代初支持的和七十年代中期再次支持的关于经济现代化的各项方针政策现在能够得到贯彻实施了，曾经一起合作共绘蓝图的那班子人马现在又一起控制着共产党和经济了。自从五十年代以来邓一直不厌其烦提倡的关于党的领导和党的纪律的政策，现在终于有了第一次真正的机会。对于邓来说三中全会无疑是一次巨大的成功，但把他的远见付诸实践的真正挑战还远未到来。 -------- ①刘萍萍、刘园园、刘婷婷《胜利的鲜花献给您：怀念我们的父亲刘少奇》，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21页。 ②沃尔夫冈·巴克：《传记辞典与中共领导层的分析（1922—1988年）》穆切恩，K·G·索亚出版公司，1990年，参见429页。 ③林青山《风云十年与邓小平》，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9，第208页。 ④这段时期的资料主要有三个来源：他的女儿邓榕（毛毛）曾写过《在江苏的日子里》载于《人民日报》1984．8．22第三版。这个记载也出现在周明《历史在这里沉思》，北京，新华出版社，1986，第一卷第91页。第二个来源是邱直卓《邓小平在1969—1972》，载于《华人世界》第一期，1988。第三个来源是林青山《风云十年与邓小平》。 ⑤高文谦《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艰苦而辉煌的最后岁月》，载于《人民日报》1986．1．5。 ⑥邓榕《我的父亲邓小平》第143页。 ⑦大卫·古德曼：《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省委第一书记传略，1949—1978年》载于《英国政治学杂志》第10卷第1章第39页，1980年1月。 ⑧《对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意见》，载于英文版《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287页。 ⑨W·怀特森：《中共军事政治中的野战军》载于《中国季刊》第37期第1页；W·帕里斯：《中国军事政治中的派系》载于《中国季刊》第56期第667页。 ⑩此处“激进分子”指的是政治联系而不见得是思想意识的态衷。参见：纪登奎《我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位悲剧人物……》第3页；《中国法律与政府》第5卷第3—4期，第31页；起诉书载于《中国历史上的大审判》北京，新世界出版社，1981年。 ⑾《各方面都要整顿》1975年9月27日，10月4日，英文版《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49页。 ⑿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大事记（1919—1990）》，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第317页。 ⒀所谓“资产阶级特权”的原则最著名的论述，也就是他们正在批判的，可以在姚文元《关于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中找到，北京，外语出版社，1975。原载于《红旗》杂志，1975年第3期；张春桥《关于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北京，外语出版社，1975年，原载于《红旗》杂志，1975年第4期。 ⒁《在周总理追悼会上的悼词》1976年1月15日，载于《邓小平言论集》第102页。 ⒂郝梦北和段浩然《中国共产党六十年》第二卷第413页。⒃盖尼·路易和凯姆·路依：《在南京事件中南京大学所起的作用》载于《中国季刊》第86期，第332页。 ⒄郝梦北和段浩然《中国共产党六十年》第二卷第654页。 ⒅范硕和丁家奇《叶剑英》，载于《中央党史人物传》第40章第107页；也参见范硕《叶剑英在1976》，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0年。叶也是客家人，1976年所发生的事件也是关于邓的客家人背景传闻的一个来源。 ⒆郝梦北和段浩然《中国共产党六十年》第二卷第654页。 ⒇弗雷德里克·C·泰维斯：《在毛统治下和毛之后的标准规则》载于《中国的领导层、合法性和冲突》伦敦·麦克米兰出版社，1984年第122页。 (21)《给汪东兴同志转华国锋同志的信》，见《邓小平言论集》第108页。 (22)F·C·泰维斯：《领袖的合法性》载于《中国的领导层、合法性和冲突》第82页。 (23)郝梦北和段浩然《中国共产党六十年》第二卷第670页。 (24)《给华国锋同志叶剑英同志的信》载于《邓小平言论集》第109页。 (25)《完整地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1977年7月21日，载于英文版《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58页。 (26)两个讲话都可见《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文献）》，北京，外语出版社，1977。华的详细评论在第32页，邓的讲话在第189页。 (27)大卫·古德曼：《1976年9月之后领导层中的人事变动》载于吉根·多米斯编的《毛之后的中国政治》卡迪夫大学出版社，1979年第64页。 (28)杨中美：《胡耀邦》第130页。 (29)《人民日报》1978年5月12日。 (30)郝梦北和段浩然《中国共产党六十年》第二卷第682页。 (31)1978年11月15日《北京日报》和《人民日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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