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年笼罩在云雾中的江西庐山神秘莫测。1959年第一次庐山会议期间，分别22年后，我的外公毛泽东和外婆贺子珍在此相会。这次相会是外公外婆平生最后一次见面，为他们的爱情添上了一抹亮色。

为什么会有庐山相会？这要从外婆从上海搬到江西说起。

据妈妈说：1954年外婆在上海发病以后，经常得到组织通知，让她到外地住一段时间再回来。这种安排很是频繁，外婆被搞得莫名其妙。原来，外公在1953年60岁生日时第一次视察上海，从此便多次来往于北京、上海、杭州之间。那时外公住在兴国路，距离外婆寄住的舅公家泰安路很近。

现在看来，组织上的这种做法也许是好意，出发点应该是不想让外婆受刺激；或许也有避免毛贺相会的考虑。然而后果是久而久之让外婆明白了：主席来，我就得走。她无法接受这一现实，病情更加恶化。妈妈说：外婆不愿意住在上海了。

上海党史部门对外公来沪次数有过统计：1955年9月、11月、12月共三次，1956年1月、2月、11月共四次，1957年3月、7月、9月共三次，1958年9月一次。三年共计十一次，外婆的苦恼可想而知。

1954年10月，舅公被派往西安，后担任西北工程管理总局局长。当时外婆正在大病之中，外公来信请舅公代为照顾。思来想去，舅公夫妇决定把惟一的女儿——我的小平姨留在外婆身边，还委托新四军老战友，贺家近邻赖少其夫妇代为照顾外婆。“远亲不如近邻”，赖少其由于对舅公的友情和对外婆的同情惹祸上身。根据其夫人曾菲及赖少其传记的介绍，事情经过是这样的：

1956年7月的一天上午，在上海华东医院住院的外婆发现：舅公的朋友赖少其和自己同住在一层楼上，她急切地呼喊着：赖部长、赖部长……（赖少其曾任南京市委宣传部副部长，时任上海市文联副主席）。当时赖少其刚刚办好出院手续，正准备离开。他问道：贺大姐，找我有什么事吗？

外婆说：赖部长，我没有病，不愿意住在这里，请你带我回家吧！赖少其发现外婆当时既苍老又憔悴，而且神情有些紧张，几乎是带着哀求的口吻在向自己讲话。他说：贺大姐，你身体不好，住在这里，是组织的照顾和关心……外婆不等他说完，就急忙说：不，不，不，赖部长，我确实没有病，我见到这些穿白衣服的人就害怕！

赖少其还是劝慰了外婆一番，要她安心留在医院治疗。外婆更加着急，一把将他手中的会议文件袋抢去，说：不，不，你出院，我也要出院！我哥哥不在，你就要负责把我送回去。赖少其只好再次好言相劝，医生和护士也过来连拉带哄。外婆一步一回头望着赖少其，被众人簇拥回病房去了。

到家后赖少其心情不能平静。今天他遇到的这位特殊病人——红军女英雄，主席前夫人，理应得到特殊的照顾，而她连回家的起码愿望都不能实现。夫人曾菲度假去了，赖少其没跟她商量，自己给市委写信反映这一问题。恰好第二天上海召开第一届党代会，他在会上把连夜写成的信交了上去，大意是：

贺子珍是参加过长征的老同志，负过重伤，身体不好。现住在华东医院，经常又哭又闹，而那里也住了不少党外的民主人士，影响不好，希望贺子珍能得到更好的照顾。上海还有一些空着的花园洋房，建议找一间让她住进去，再安排专人照顾，对她的疾病治疗，对党的工作，对社会都是一件好事。

此后，陈毅市长约赖少其谈话，问他为什么写这封信。了解情况后，陈毅认为这纯粹是出于对老同志的关心和爱护，采纳了他的建议。外婆终于出院回家了。

而赖少其没有想到，因为写了这封信，他后来被冠以“对毛主席的家政进行干涉，分明是攻击党的领导”的罪名，在上海市委常委会上先后做了十七次检讨。1959年，无奈的赖少其从上海搬家去安徽工作。

1956年那次党代会上，柯庆施代替陈毅成为上海市委第一书记。1958年陈毅就任外交部长，离开上海去北京。舅公搬走了，赖部长挨批了，现在陈毅市长也走了，外婆倍感孤单，产生了换个地方住住的念头。

和外公一样，外婆也爱去杭州。那里不单是“人间天堂”，更重要的是有自己的老战友江华、吴仲廉夫妇。大家都是“井冈山人”，关系格外亲切（江华时任浙江省委第一书记，吴仲廉时任浙江省高等法院院长）。

外公在红四军“七大”落选。陪他下乡养病的，除了外婆、曾志夫妇，就是谭震林和江华了。吴仲廉从井冈山起就是外婆的姐妹，一起走完长征路。江华家人告诉我：每次外婆来杭，吴仲廉都亲到机场把她接回家里吃饭。这和场面上的送往迎来是不同的，是带有深厚感情的。

杭州无疑是个很好的去处，但那里外公的活动更加频繁，如何避免类似上海的尴尬呢？外婆左思右想，还是决定回故乡江西住一段时间。为此上海市委与江西省委专门接洽，江西方面当即表示：不管什么时候来，也不管来住多久，贺子珍都会得到很好的安排。故乡热情欢迎井冈山的女儿回家。

当时，江西主要领导有省委第一书记杨尚奎、省长邵式平、省委书记刘俊秀、副省长方志纯和白栋材等（原第一书记陈正人、彭儒夫妇已调北京），外婆与他们大多认识，在苏联学习时当过自己班长的方志纯更是熟人。1957年，多年担任外公警卫主管的汪东兴也下放江西任副省长，他在苏区就知道贺大姐。在后来毛贺庐山相会中，汪东兴起到了不可替代的居间调度作用。

外婆1958年5月间从上海到南昌，住在省委附近的三纬路，一幢经过修缮的二层小洋楼里。考虑到外婆是井冈山创立时期的老同志，省委决定让她享受副省级待遇，配备了一名炊事员、一名司机和一部小车；因为她身体不好，还专门配备了一名护士。

外婆在南昌住下不久遇到一件高兴事——妈妈带着男朋友，也就是我的爸爸孔令华来看她，征求对婚事的意见。

爸爸和妈妈是北京八一学校小学同学，爸爸比妈妈长一岁，高两班，还是学生会主席，名气比妈妈大。那时妈妈喜欢跳舞，经常登台表演，看来是受了外婆的遗传。总之，彼此留下了良好印象。上中学后，他们是各自学校的班干部，时常参加一些校际活动，就又联系上了。直到高中毕业前的一天，妈妈接到一封看了让自己羞红脸庞的信，那正是我爸爸写的。

当时妈妈得了肝炎，住进北京医院。陈毅元帅也在那家医院，他经常来看望这位小病友，给妈妈讲故事，读诗，陪她玩。外公忙，抽不出时间来，但他知道病中的女儿很想念他。外公经常派人来看妈妈，送来吃的、玩的。就在妈妈收到情书，不知所措的时候，外公身边的王医生来看她了。

王医生记得我妈妈穿着宽大的病号服，坐在病床上，羞涩地让他帮自己出个主意的样子。“你喜欢他吗？”王医生问。“这怎么说呀？”妈妈挺不好意思的。

你们年龄都还小。如果你喜欢他，可以互相通通信，了解了解——像长辈一样提出建议的王医生，实际年龄比岸英舅舅还小。不过，他又确确实实是妈妈的“家长”——妈妈和姨妈在师大女附中学生注册登记表家长一栏填的是王医生的名字，这是外公“授权”他写上去的。外公不希望自己的女儿有特殊感，而妈妈的名字此时已改为外公所起的“李敏”。

妈妈认真地红着脸请教王医生怎么个回信法，两只手不断抚摸着双膝。“心里怎么想的就怎么回呗”，王医生答道。“那，如何写呀？”妈妈还是问道。王医生只好具体指导起来，妈妈写下了第一封给爸爸的回信。

后来，妈妈出院了。她回到家，见到了外公。外公紧紧把女儿揽在怀里，高兴地说：你终于回来了，爸爸欢迎你。那一刻，妈妈真觉得自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了。

1958年7月，妈妈要准备翌年的高考，她和爸爸的关系也到了水到渠成的时候，就等过父母这一关了。妈妈把爸爸领进了中南海。外公不动声色端详着未来的女婿，父女相视笑了一下——妈妈知道：没问题了。

妈妈说：外公是个十分细心的人。女儿的事，他都关心到了。就拿结婚来说，1958年寒假时外婆在上海，妈妈去看她时提起过。外婆说：你要跟爸爸商量，他同意的我也同意。这句话妈妈没跟外公讲，一来二去就忘了。倒是外公主动说起：你们的事，是个大事。我同意了，还要征得你妈妈的同意。如果你妈妈没得意见，你就跟小孔去见他的父母。俗话说：丑媳妇也要见公婆哩！我的娇娃不丑，更要见公婆。

带着外公这番话，妈妈和爸爸暑假到南昌向外婆原原本本转告后，她还是那句话：你爸爸同意，我就同意。

外婆相信女儿的选择，自己当年不也是和外公在井冈山自定终身吗？现在看到女儿长大了，有心上人了，要出嫁了，外婆若有所失，但更多的是欣慰。她明白：妈妈成家后应该在主席身边生活，关心他、孝敬他，同时替没有办法接近丈夫的自己尽一份力。妈妈的婚事，外公满意就好，外婆完全不考虑自己得失。

妈妈的想法是当年就结婚，对此“慈父”外公没有发表意见，“严母”外婆则这样说道：你同小孔相爱，打算结婚，我赞成，但是我希望你们的婚期能拖后一年，等到你高中毕业后再结婚。我是这样考虑的：结婚以前多读一点书，对你今后有好处。结婚以后，生儿育女，杂事很多，你再想读书就难了。

外婆对女儿说的，其实是对自己苦涩一生的理智总结。妈妈觉得外婆的话有道理，决定过一年谈婚论嫁。

我从水静奶奶那里得知：第一次见到我爸爸之后，外婆和她还有这样一段谈话：

外婆说：“他们彼此相爱，而且主席也同意了，我还能有什么意见？”她又说：“小孔各方面都好，就是有点胃病。”

我说：“那不要紧，在饮食上注意一点，很快就可以治好的。她说：我也这样想。主席考虑问题总是很周到的。身体是很重要的条件，他不会想不到。”

初次见面，外婆就喜欢上了我爸爸这个女婿。让我记忆犹新的是：每次爸爸去上海，外婆总是笑眯眯地高声叫着：小孔。外婆的江西口音富有起伏韵律，听起来接近“小肯”。每当外婆那么叫，旁边的亲友和工作人员总是忍不住笑，湖南路往日沉寂的气氛为之欢快起来。

外婆舍不得让妈妈和爸爸走，但她知道外公已经为儿女定下了行程——“丑媳妇也要见公婆”，她催妈妈一行尽快去见我的爷爷和奶奶，爷爷孔丛洲任沈阳高级炮校校长。妈妈沈阳之行也很顺利，双方父母都高兴地把我妈妈和爸爸当作自己的儿女。爸爸、妈妈40年的婚姻堪称幸福，这多少可以告慰我的外公和外婆了。

妈妈每次来看外婆，外公都会亲自为她打点行装，其中包括各式各样的北京土特产品。妈妈每次都以北京人的身份，向外婆逐一介绍。这对于从未到过北京的外婆来说，是十分新鲜有趣的。也许就是这次，妈妈受外公之托，给外婆带来一方白手绢。看来，外公一直没有忘记外婆离开延安时托人给他捎回的那方白手绢。妈妈带来的白手绢已经泛黄变旧了，那是外公一直用的。外婆看着它，思绪万千，浮想联翩。

作为外公外婆之间的信使，妈妈联系着他们深沉的情感，每次都是满载而归。久居南方的外婆会让妈妈大包小包带上当地的时鲜蔬菜，都是当年外公爱吃的，在北方不易买到的。妈妈记得比较特别的一次是外婆托她给外公带过一个耳挖勺。外婆知道外公是个“油耳朵”，有掏耳的习惯。这件小小的物件，寄托着外婆的一片深情。

1959年夏，广州市委工业书记曾志随任广东省委第一书记的丈夫陶铸来参加庐山会议，听说外婆在南昌，便来看望。1954年曾志去上海时想见外婆，但没见到。想来那该是外婆发病，被实施“冬眠疗法”期间的事。她们1947年东北一别，12年不见，外婆一眼就认出了曾志，握住她的手久久不放。

曾志试探地问：大姐，你还记得么？1932年红军打下漳州后，我送了两双战士缴获的回力球鞋给你穿！外婆眨了眨眼睛，笑了笑说：怎么不记得？你送我的那两双鞋好经穿！穿了好几年，我一直舍不得扔掉，后来实在无法穿了才丢了。

球鞋的事是这样的：1932年外公率军攻下福建漳州，与正在那里做地下工作的曾志见了一面。当时外婆正怀着儿子毛毛，在瑞金住院，未能随军，这让曾志非常遗憾。当时曾志比照自己的脚搞到几双女胶鞋，还有肥皂、万金油之类生活日用品，分出一部分让外公转交外婆。三年没见了，她非常想念曾经和自己合盖一条被的贺大姐。

曾志感慨道：当时胶鞋对一个战士来说，那真是太需要的了，行军打仗最用得着。谁要是有一双胶鞋，那才叫众人羡慕呢！也许，外婆就是穿着曾志送的鞋走完万里长征路，甚至是走完万里西行路的，她又怎能忘得了呢？曾志有感于贺大姐记忆力之强，姐妹情之深，见外公时特别拿胶鞋一事作为有力证据，说明她头脑是清醒的。

那天外婆留曾志吃饭。过去曾志听人说贺大姐有多疑症，吃饭吃菜总要等别人动过筷子才敢吃，生怕其中下了毒。但她亲眼看到的，是大家姐妹一般亲亲热热的样子，仿佛又回到了井冈山“一个碗里吃饭”的年代。

外婆告诉曾志，自己经常失眠。曾志马上介绍自己服用的效果比较好的安眠药，把随身带的留下了一些。告别出门时天色已晚，外婆当面服下了曾志留下的药，还说：希望今天睡个好觉。她高高兴兴送走了老战友。

曾志在回忆录中这样谈到她与外婆的见面：

“我端详着子珍，不到五十岁的人，却像个老妇了。花白的短发，瘦弱的身体，上身穿件退了色的短绸褂子，下面是条黑色的半短裤，赤足拖双布鞋，手中拿一柄蒲扇。那年南昌酷热，宾馆是用大盆的冰块来降温，而她只能用凉水泼地以度三伏，所以客厅湿漉漉的，两脚像泡在水里……但她质朴、真诚、善良，而且还保留有几分的清秀。

见我来看她，她十分高兴，滔滔不绝地跟我说个没完，都是自己的零星家事，她说话有条有理，脑子也很清醒，每当提起毛泽东，她都毕恭毕敬地尊称为‘毛主席’，不像流传的那样，说她有精神病。

我依依不舍地告别子珍，回到山上我就去见毛泽东，我告诉他我去看望了子珍。‘怎么样，她还好吧？’毛泽东关切地问，‘我看她精神很正常，说话表情神态跟正常人一样，记性也很好，过去的事情记得清清楚楚。’毛泽东沉思片刻，然后极真挚地说：‘我想见见她，毕竟是十年的夫妻嘛！你跟汪东兴同志讲一下，乘江青还没上山之前，将贺子珍接来，晚上两点，当ＸＸ（引者注：小封，即封耀松）值班时再来。’”

外公最初没有想让江西同志（汪东兴虽在江西，但属于中央到地方挂职锻炼性质）介入此事。与外婆的秘密会面当然被外公归入私事之列，不好麻烦地方，更不能兴师动众。曾志按外公安排告知汪东兴，汪东兴找时任庐山会议江西接待委员会主任的方志纯商量。他们初步决定：由曾志和方志纯夫人朱旦华承担此事。

外公在此之前还做过一些调查。就外婆的身体和精神状态，外公问过近年来与她有过接触的水静、曾志、汪东兴等人，答复都是：身体还好，精神正常。汪东兴说得更具体：贺子珍还跳舞、看电影呐！

这些知情者中，方志纯和曾志于1996年、1998年去世。2002年，我在南昌采访了年逾九十的朱旦华。旦华外婆也是与外公外婆同辈的毛家人中惟一在世者。她谈起了与我外婆在江西共同度过的时光。

可能就是曾志见外公并与汪东兴联系的当天下午，外公请两位女同志——曾志和朱旦华在美庐二楼吃了一次便饭。说起这次吃饭，也有一个笑话。当时方志纯通知妻子，毛主席要请她吃饭。朱旦华又惊又喜，忙问丈夫：你去不去？他摇摇头说：我又不是女同志。方老话中有话，朱旦华被弄糊涂了。

后来她才知道：外公这次请客，由头是一位女同志（曾志）引起的，主题则是另一位女同志（贺子珍）。按说这件有关“女同志”的工作，交给江西省妇联主任朱旦华，是再合适不过了。何况她还曾经是外公大弟毛泽民的妻子，又永远是外公侄子毛远新的母亲，她与毛家的这层关系是别人所不具备的。

旦华外婆记得：那次便饭有四个菜，有一盘是青椒炒肉丝，“无辣不成席”的外公面前有一小碟炸辣椒。外公发现旦华外婆从不染指辣椒，笑着说：你这个上海人也要学吃一点辣，随后又跟了一句：江青是怎么也不吃辣。外公说完哈哈大笑，大家也都笑了起来。

饭快吃完了，外公转入正题。他问在座者：想见贺子珍一面，怎么搞好？旦华外婆说：我听主席的。

可惜的是：发动此事的曾志后来却未再介入。陶铸得知后说：这件事若是让江青知道了，那还了得呀！曾志只好退出毛贺相会的组织工作。和1937年劝阻曾志去延安，从而未能在西安与我外婆相见一样，陶铸的好意再一次改变了曾志的想法，也间接改变了我外婆的命运，人生就是这么奇妙莫测。可以想像：如果曾志没有退出，也许后来的事态发展完全是另外一种结局，然而吝啬的历史是不会再给人们第二次机会的。

毛贺相会方案不得不做出调整：杨尚奎夫人水静代替曾志，7月7日去南昌接外婆上山。

1959年，外婆就是在这座小楼里被水静接走上山与外公相会。2004年初夏，我来到南昌，在参观这栋楼后上了庐山。此时距离外公外婆庐山相会的日子，差几天便是45年了。说来也巧，我这次上庐山，是由水静奶奶的儿子杨建力大哥带路的。

和建力大哥相识，是2002江西之行后不久的事。在南昌，永平姨父把他介绍给妈妈和我。由于两家老一辈交往的渊源，我们一见如故。建力大哥继承了江西老表的热情好客，还有老一辈的豪爽仗义。他力荐我上庐山，而且要我在庐山住上几个晚上，说那样才能体会这座神秘之山的韵味。

其实，按辈分来排，我应该叫他叔叔；但按年龄，我们相差又不是太多。所以，有一次我开玩笑说：“叫您大哥怎么样？”他爽快地答道：“好啊！”建力大哥对庐山非常熟悉，有这样一位向导陪同，再合适不过了。

到达庐山界内，车开始爬山。建力大哥告诉我：现在走的南山公路是为1970年第三次庐山会议而修的，技术方面比以前有了很大进步。转弯已经少多了。你外公诗中提到的“四百旋”是北山公路，前身是国民党时期为蒋介石等上山修建的，弯路非常多，可能都不止四百多个。

是啊——1959年外公外婆庐山相会，是绕了四百多个弯子才实现的。我突发奇想，问建力大哥能否用相机拍出那“四百旋”山路？他摇摇头，惋惜地说：现在恐怕不行了，树都长起来了，庐山绿化搞得很好。我们50年代上山时也许还可以。

盘旋的山路不易拍到，漫山的云雾不请自来。我们的车开到半山腰，感觉四周越来越朦胧，有钻入云海的感觉。善解人意的建力大哥让停下车来，我跑到公路上呼吸着潮湿的空气，眼见白茫茫的烟雾从远方团团飘来，一会工夫就到了眼前，再看时就又飘走了，被它覆盖的一切恢复了常态，显露出来。这就是庐山云雾，来得快，去得更快。

我现在知道：当年建力大哥母亲水静陪外婆走的，不是现在这条新路，而是盘旋往复，九曲回肠的老路。也许，外婆就像今天我这样在云雾中穿行，只是她不知道自己将前往何方。

那年暑假去南昌看望外婆的海峰姨告诉我：曾志走后不久，水静来外婆住处请她上庐山避暑。外婆推辞道：“花公家的钱呦”。经不住她们两个热情相邀，终于同意上山。海峰姨还给姨妈梳洗打扮了一番，外婆高高兴兴和外甥女道了别。在朱旦华陪她在山上度过第一个晚上后，第二个晚上便被汽车送进了“美庐”。

提到毛贺庐山相会，就不能不介绍一下这一事件的发生地——“美庐”。

1922年英国人在庐山河东路180号修建了这栋别墅。1934年，也就是红军长征开始那年，主人将其送给她的好友——蒋介石夫人宋美龄。此后除抗战时迁居重庆期间，每年夏天蒋宋夫妇都来此避暑。蒋介石为此题名“美庐”并刻石院中，这里与上海“爱庐”和浙江莫干山“澄庐”一起成为他与宋美龄三处私人别墅。

“美庐”题字一直完好保留到1959年庐山会议召开前，这座官邸又成为不久前辞去国家主席职务的外公住所。当外公步入这座巨大的庭院时，先是喊了一声“委员长，我来了”，算是与蜗居台湾的别墅前主人蒋介石打了声招呼；随后他发现有人在叮叮凿着什么，原来接待方已快要把“美庐”题字抹去，“庐”已模糊不清，“美”还依稀可见。多亏外公伸手阻止，后人今天才得见这一页记载在石头上的人间沧桑。

70年来，几乎所有国共两党要人来庐山都到过这里。楼高两层的美庐不知承载过多少历史人物，聚会过多少政坛风云，流传到现在的却是一段凄婉动人的爱情故事，那就是毛贺庐山相会。

直到晚年接受采访时，外婆才开口说起与外公的庐山相会。根据几方知情者叙述，当时情况是这样的：

外公到庐山后情绪很好，对前来迎接的杨尚奎夫妇讲：“庐山，山好，水好，空气好，还有老表好！”

7月5日这天晚上，外公突然问与他一同上山的贴身卫士封耀松：“小封，你什么时候值班？”答复是：“七号、九号……” 小封记得：外公当时并没有再说什么，但感觉他在安排一件事情，这让自己也想了好久。

1959年7月9日晚9时，外婆乘坐的轿车准时开进一处巨大的别墅庭院，沿着宽阔的石板路拐了个弯，无声无息地在一栋两层楼前停下。距这栋楼不远处还有一栋小楼，灯火通明，在此居住的外公身边工作人员的声音清晰可辨，但没有一个人注意到这辆车的到来。院子里安静极了，大门口甚至没有了往日森严的警卫。

打开车门的是卫士小封，他与水静一同把外婆搀上石头台阶，来到值班室坐下。小封只认识江西省委第一书记的夫人兼秘书水静，不知道眼前这位瘦弱的老太太是谁。他上楼报告外公：水秘书她们来了。外公看看表，站起身，似乎要出门迎接。不过小封走后，他还是坐了下来。

外婆被小封和水静一左一右搀扶着迈上宽大的木制楼梯，缓缓登上二楼，被领到一间大厅里。水静此时悄悄离开，小封略做安顿也下楼去了，两人在值班室等待着。庐山美庐二层的客厅中，现在只剩下外公和外婆两人。他们分手时，还住在延安凤凰山麓的吴家窑洞。

初见外公，外婆的记忆是恍惚的。她确认眼前的人不是画像，不是塑像，而是真的毛主席，自己22年前的丈夫。外婆记得外公见她来了，就站起身，微笑着打招呼，请她坐下。外公还拿了两个杯子，倒了两杯茶，一杯放在外婆面前，一杯放在自己面前。两人就隔着一个茶几，在两把藤椅上坐下来。而小封回忆是他为两位老人端茶倒水，水静说美庐只有沙发，也许他们是对的。庐山相会的最初时刻，外婆是无法说清的。

外婆做梦也没有想到这个时刻，眼泪一下子流了出来，一句话都说不出来，只是不停地哭。这时，外公开口了。他对外婆说：我们见面了，你不说话，老哭，以后见不到了，又想说了。外婆更加哭得不行……

外婆情绪略微稳定后，外公问道：生活怎么样？身体好了没有？外婆仔细看了看外公，说：我好多了，你的身体不如以前了。外公说：忙呀，比以前更忙了。随后又详细问起在苏联的情况，外婆一一说了。外公轻轻地叹了口气，说，你当初为什么一定要走呢？外婆的眼泪又禁不住流了下来，她哽咽地说：都是我不好，我那时太不懂事了。

在相会中间，外公按响电铃叫小封上来过一次。他给杯中续水，还各放一条小毛巾在他们面前的小桌上，便退了下去。几十年后小封还记得很清楚：他们讲话声音很大，“谈得很热烈”。

外婆记得外公向自己介绍了他这些年的情况，还有当年年初辞去国家主席的事，外公说自己实在太忙了。外婆点着头，认真听着。在谈话中，惟一提到的外人可能就是王明。外婆仍然不忘提醒外公：当心有人害你，当心王明这样的人害你。外公点头说：我会注意的，你放心。外公与外婆当然要谈到妈妈的婚事。外公说：娇娇有朋友了，你见过没有，同意不同意？外婆说：我见过了，我满意。他们结婚，你同意了，我也同意。外公告诉外婆，等这次开完会回去，就为我妈妈举行婚礼。这是整个相会最轻松的时刻。

外婆记得外公最后说的是：时间不早了，我们明天再见面，再谈谈。分别时两人没有握手，只是向对方点了点头，一切尽在不言之中。这次来之不易的相会，前后大概一个多小时。

外公再次按动电铃，小封很快进来，把外婆搀下楼梯。外公还让他把水静叫上来。当时已将近半夜了。

水静很快从外公那里出来，小封把她和外婆一行送上车，看着她们离开美庐。据水静回忆，外公对她说的是：贺子珍的脑子坏了，答非所问。要她注意贺子珍的情绪。明天就送她下山。下山以前，你一步也不要离开她，怕她出去碰到熟人，那不好。

小封上楼准备安排外公休息，发现他在屋里来回踱着步。外公说：“小封，你看怎么办呢？这个同志把我的香烟、安眠药都拿走了。香烟倒还不要紧，安眠药她吃了，身体不行的。”说罢外公让小封下楼去拿香烟，他是离不开烟的。

小封拿烟上来，外公显出既高兴又不高兴的样子，继续说道：“小封啊！这个女同志，是女中豪杰，人是很耿直的，就是缺少文化，本来身体很好的，让她不要去苏联，劝也劝不好，苏联卫国战争期间，生活很艰苦的！我们也不知道消息……”

接着，外公又让小封打电话给水静，让她不要把安眠药给外婆吃。外婆拿走的安眠药有三种，按顺序吃的，错服是会出事情的。小封马上下楼去办，这时快一点钟了。打完电话，小封又上楼为外公擦了澡，梳了头，给他服了安眠药，安排睡下。

第二天早晨，水静来电话说已将安眠药要回来了。外公接到小封报告后连连讲：“好，好！”他从烟盒内抽出一支烟点着，深深吸了一口。

据水静回忆，与外公相会后，外婆在庐山度过的第二个晚上是她陪同的。她把当时的情况告诉了我。

水静先是想办法从外婆手里拿回外公的安眠药，完成了主席交代的任务。随后，外婆就和她谈起往事，从和毛主席在井冈山结婚，到延安的家庭风波，从在苏联的苦难生活，到回国后的种种遭遇，几乎无所不说，而且越说越兴奋，越兴奋越说，思想情绪处于高度的亢奋之中，整整说了一夜。

外婆非常留恋在瑞金中央苏区的那段时光。外公“靠边站”了，外婆闹过一次大病。外公殷勤地照顾她，而且大事小事都跟她聊。经历磨难后两人的感情反而更深了。何况还有可爱的儿子毛毛给他们带来快乐。

长征后离开瑞金到延安，担任党内更重要领导职务的外公更忙了。延安虽小，但充满感召力，中外有识之士纷至沓来，还来了很多洋学生。外婆整天不知道外公到哪里去了，也不知道他做些什么。回家之后很少像从前那样，大事小事都说说。作为女人，没有比这更令人烦躁的了。外婆苦恼极了。

外婆说：有些事情我看不惯，火气就特别大。我认为他变了，和井冈山、瑞金那个毛泽东不一样，于是就经常跟他吵。起初他不理我，后来就干脆搬到另外一个窑洞去住了。他要是陪我吵，跟我吵，我会好受些，而采取这种态度我就伤心透了。这是以前不曾有过的，我认为他对我淡漠了，疏远了……

外婆开始认真思考起来：自己哪一点不如那些洋学生呢？16岁革命，17岁做领导工作，不到18岁便挎枪上火线，她们比不了。只有一件比她们差，就是文化低些。可这是可以学习的呀，那时外婆28岁，她还年轻啊。

外婆的打算本是去有国内最先进医院的上海做手术，取出弹片。然而“八·一三”日本攻打上海的炮火使她不得不改变主意。正巧有人刚从苏联回国，外婆打听了一下，就决定到苏联，一是治伤，二是学习，三是调养一下身子——多年戎马生涯让她落下一身的病痛，何况自己生孩子都生怕了。

外婆告诉水静：在苏联听说主席重新结婚了，她始终将信将疑。外婆认为自己和主席是炮火中结成的患难夫妻，一直是同甘共苦的，她坚信主席是爱她的。到达苏联之后，主席还打了电报催她回去，怎么会变呢？她对他的爱更是坚贞不移的，正因为爱他，永远拥有他，才离开他去苏联的。没想到事情变成这样！

外婆向水静诉说了一夜。兴奋的她没有注意到：水静已经坚持不住，打起了瞌睡——自从接到外公任务，她已经几天几夜没睡好了。屋子里只有外婆一个人在床上坐着，回忆着，感叹着，直到月亮隐去，东方发亮。

外婆已经盘算好了，明天再见到外公，一定把自己要求工作的事好好谈一谈。还有许多许多，几夜也说不完的话题。她期待着第二次见面。第二天到了，外婆却被水静送下了山，再没能与外公见上一面。当然这是外公的安排。

事后，曾志急切地找到外公，询问相会的情况。外公再次低沉地说：不行了，她脑子坏了，答非所问。这是出乎曾志意料的。她不相信这是真的。

值得一提的是：与外婆相会后，心情怅然的外公酬谢为此出力的女同志，又在美庐请她们吃过一次饭，水静当然包括在内。那天上午，忙于庐山会议会务的她刚想休息一下，带孩子上街买东西，就被告知有急事：一八〇来电话，毛主席找你……外公见到曾志、朱旦华和水静后，笑着说：今天请三位吃顿便饭，不要客气。

所谓便饭，上了六个盘子：红烧五花肉、油煎小鱼之外，就是庐山上的一些特产青菜。外公陪三位夫人喝了一杯茅台酒，还轮番为客人夹菜，始终非常客气。水静记得饭后大家又坐了一会儿，外公和曾志谈起了井冈山斗争时期的往事，还和自己拉了一些家常。水静不记得外公提过庐山相会的事，大家都把它默默放在心里，三位女同志几十年后才讲出来，外公1959年后则再没提过。

这顿饭让水静吃得好不疑惑，原来主席请客竟是这个样子？卫士长不知道外公请客的原因，不过他告诉水静，今天确实是主席请客，平时只有四个碟子，其中两个放的是辣椒和霉豆腐。一次水静还听外公吃饭时若有所思地说过：这比井冈山强多了，也比延安时期好多了。过去节约是敌人逼的，现在就要靠自觉了。

说起外公在井冈山和延安初期的饮食，没有人比外婆更清楚了。饮食对人的影响是很大的，外公一生坚持朴素的饮食观，不也是他心中难忘过去岁月，难忘过去战友包括外婆的一个体现吗？

外公喜欢手书古诗词，其中多首是李商隐的作品。这首《锦瑟》写的似乎就是我的外公外婆。或许我们可以把庐山相会看作外公送给外婆50岁的礼物。只是这份礼来得太急，太重，后果是无论送礼者或收礼者都想不到的。在下山后的日子里，外婆茶饭不思，全身心沉浸在对以往“华年”的追忆中，病情危殆——她几乎化为一架“锦瑟”，用心灵弹奏着哀婉忧伤的旋律。

庐山会议期间，66岁的外公还默写了白居易的《琵琶行》，但没有写出“转轴拨弦三两声，未成曲调先有情。弦弦掩抑声声思，似诉平生不得志。 低眉信手续续弹，说尽心中无限事”这六句42个字。美庐一层现已辟为展览室，展出了该手书复制件。解说员称对这六句脱漏，民间有多种说法。“与贺子珍有关？”不知我身份的解说员对这一提问笑而不答。

在老同志的指点下，我找到了据说是外婆1959年一上庐山时住过的那栋楼。然而，这座位于莲谷路上的别墅已经被岁月无情改变，成了多户人家住的“大杂楼”。由于事先打过招呼，一位女士特意赶来介绍情况。她说：此楼曾是俄国舞厅，现在则是单位宿舍。

尽管历史上如此传奇的两个夜晚都发生在这里，但这栋楼是我在庐山所见别墅中变化最大、境遇最差的一栋。楼前散落着几块从它身上拆下来的大块条石，满眼是水泥白灰墙面和防盗门。几株苍翠的古松虽然成了灯杆和晾衣杆，但仍然坚定地守卫在楼前。另外几株已经枯死了，枝杈仍然不屈地伸向天际。

对于1959年的毛贺庐山相会，妈妈当时一无所知。已经准备好做新娘子的她，正在北京焦急地等待外公履行他许下的承诺：“娇娃，你的婚事，一定等我开会回来再办噢！”

外公是6月底上山的。7月2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开幕；7月9日，毛贺相会；7月14日，彭德怀上书；8月2日，中共八届八中全会开幕……妈妈这才知道外公一时半会儿回不来了，她告诉我说自己一直等，一直等，“后来（山上）吵架了，（外公）拖到8月底才回来”。

8月23日，前一天刚从庐山回到北京的外公在中南海的家里为妈妈主持了婚礼，来宾有外婆长征时的战友蔡畅和邓颖超。长女出嫁了，作为父亲，外公了却一大心事。

外公三上庐山（1959年、1961年、1970年），外婆四上庐山（1959年、1960年、1962年、1966年），庐山与两位老人家有着不解之缘。在庐山我见到了曾接待过我外公和外婆的老同志，和他们连谈了两个晚上。

庐山的老同志彭毓炎处长是当年的招待所所长，他清楚地记得1960年外婆在庐山看望林彪的情况：“你外婆后三次来，都是我负责接待。每天我都要去问候她，安排一些相关事情。她从我这里知道林彪上山来了，便要求前去看望。”

“我陪她到‘180’（美庐）。当时美庐是庐山最好的房子，中央来了人都住那儿。后来才有芦林一号，是主席专用的。林彪到楼门口迎接，两人握手，你外婆就问：小林呐，你什么时候来的呀？我怎么都不知道啊？”

听到这里，建力大哥感慨道：那个年代还叫林彪“小林”的，恐怕也只有你外婆一个人了。其实，外婆（1909年生）比林彪（1907年生）还小两岁。

外婆在江西的护士卢泮云阿姨则记得林彪全家多次来南昌外婆寓所拜访的情况。少言寡语，罕与人交的林彪能够主动登门拜访早已远离政坛风云的外婆，每次还能聊上半个小时，现在想来，实在有些难为他了。除了顾念战友旧情，恐怕找不出其它解释。据说，能“享受”同等待遇的，惟有永远的“老总”朱德。即使拜见外公，林彪也是“无事不登三宝殿”，就事论事，不含串门性质的。

此外，在外婆井冈山时期的老战友中，陈毅、曾志、康克清也到南昌看望过外婆。朱老总（朱德）、彭老总（彭德怀）则在上海看望过外婆。

“说到‘彭老总’，彭处长扬起寿眉，有些不好意思地挠挠头发，给我讲起当年一个真实的故事：

‘说起来还有个笑话哩。我是59年到庐山交际处的，手下管着几个人。当时年轻人开玩笑，叫我‘彭总’，还起了外号叫‘彭霸天’。《洪湖赤卫队》里不有个彭霸天么。’

‘1959年开政治局扩大会议的时候，彭德怀、贺龙，还有几位领导，都是去食堂统一吃饭，别墅是不起伙的。当时就是这么个条件，没有那么多厨师呀，也没有液化气，都是烧煤。’

‘有天中午吃完饭，我急着往‘214’少奇那里跑（注：彭处长时任刘少奇的生活管理员），后面有个小年轻，姓李的，我们一起搞接待工作的，就喊我：彭总，等等我呀！咱们一起走啊。这时候，彭德怀也吃完饭出来。当时可能已经写了信，心情不好，一个人走。听见以后，他就回了下头，看是谁叫他。’

‘哎呀，把我搞得，那个害臊呀！后来，我就骂他：乱喊什么呀！人家才是真彭总，我算个什么呀……哎呀，真是好笑！后来，他也当了牯岭饭店的经理了。我们见了面，提起这事就笑。’”

这是不是彭德怀最后一次听到有人叫“彭总”，不得而知。就在庐山上，从井冈山时期起闻名政坛的彭老总从此消失，倒是彭处长一直留在庐山接待处，迎来送往了无数贵宾，记下了数不清的掌故。

1961年为外公服务过两个月，1966年为外婆服务过两天的夏龙英奶奶，也向我讲起外婆的一件往事：

“你外婆个子高，皮肤很白，漂亮，我记得很清楚。那时‘文革’已经开始了，大概是秋天九、十月份吧。大家都要游行，不游也不行啊。本来，我都陪她在‘541’那里散步，不到人多的地方来。可那天不知怎么，就散到现在‘162’这个地方来了。

‘正这时候，游行队伍过来了。那年头游行，不都举着主席像吗？她看见了，对着画像，手靠着胸前那么一指，说了四个字：‘这是老毛。’那意思好像是说：怎么把老毛弄到街上来了？’”

显然，“老毛”和“小林”、“老彭”（彭德怀）、“小陈”（陈毅）以及“老总”（朱德）这些亲切的称呼，都是井冈山革命斗争时期叫起来的。从中央苏区时期高层领导异口同声喊“老毛”，到遵义会议后周恩来率先叫“主席”，电视剧《长征》对此有很细致的描写。大家想必知道，彭德怀是最后一个改口的。然而，外婆比他还要晚。

彭处长回忆道：“你外婆抽烟很凶。66年的时候，一个晚上两包，都是那种不带嘴的中华烟。还有，她对你外公的感情呀，那真是非常深的。当时主席三次接见（红卫兵），报纸上不是有整整两个版面的大照片吗？她晚上不睡觉，把报纸铺在桌子上，手在照片上的主席脸上慢慢摸呀、摸呀……这是服务员后来告诉我的。”

在这些老同志的指点下， 我找到了外婆1966年最后一次来庐山的住处：“541”号别墅。它在远离庐山别墅群的山坡上，车马罕至。两层有着白色门窗的英式建筑被俄国人栽下的数排高大杉树掩映，这是我在庐山见到的最幽静的别墅。前几年，某公司租用此地为疗养场所。

陪同我来的庐山姑娘说明来意后，开门的小姑娘爽快地让我们进去，引我们上楼，并指点着哪里是起居室、卧室、客房、客厅。不过，除了客厅外宽敞的石砌露台还保持着当年模样，放着几把藤椅和几张圆桌，其它房间都已装修为宾馆的标准间了。我在藤椅上落座片刻，望了望远处苍翠的青山，便起身下楼，走出了这栋别墅。

到了门外，我听着鸟鸣，在院中小径漫步，沿路又下台阶，看到了另外一处院落。这里门窗紧闭，似乎已久无人居住，巨大的红皮尖屋顶在满眼绿色的庐山格外显眼。不错，这里每一栋屋子都有着自己的故事，每家不同的故事。而“541”，则有着我家的一个故事：

庐山的一个秋夜，就在这个院子，就在这栋房子，外婆把家家挂在墙上的那个人的照片放在桌上，轻轻地、慢慢地摩挲着他的面庞。对于别人，他是主席；对于外婆，他是“老毛”。现在，“老毛”上街了。这是为什么？外婆不知道。但起码能在报纸上好好看看他了。以前，报上是没有那么大的照片的。

那个晚上，外婆吸了两包烟，只有庐山的月亮陪她度过一个不眠之夜。吸烟，这点外婆随外公；晚上不睡觉，这点也随外公——井冈山时期，他们俩人就是一夜一夜这么一起熬过来的。

夕阳透过杉树，照在依山而建的矮矮的院墙上，点点金黄。我的思绪还停留在对过去的回味上，此时楼内传来的麻将声打断了我的回忆。又到了该离开的时间了，还有一处外婆住过的地方没有看呐。

外婆二上（1960年）、三上（1962年）庐山，都住在“162”号别墅。它离我住的地方很近，距离1959年彭德怀住的“176”号也很近。这是一栋与刚才我去过的“541”号风格有些类似的别墅，区别在于它位于大道口，外婆也就是在那里见到了游行人群，见到了“老毛”画像。

正在我忙着从各个角度为这座幽静的别墅拍照时，建力大哥拉住我，朝路那边的墙上一指：原来墙上隐约可见一间被封堵的石门，正对着“162”别墅。石门通向的地方是“175”号别墅，也就是外公毛泽东在1961年中央工作会议期间吃饭的地方，也是他在1970年九届二中全会后期居住的地方。为了保证安全，原有的石门被封堵。而外婆恰恰在1961年没有上庐山，当时她正处于受毛贺相会强刺激而起的病痛中。

后来，建力大哥告诉我，我在别墅前时，一队旅游者从他身边走过，他们对我在一栋无人居住，无人参观的建筑物前照个不停大惑不解。于是他告诉他们：这是贺子珍60年代住过的地方。人们听说后，大为惊讶，马上七嘴八舌谈论起自己心目中的贺子珍，最后也在“162”前拍照留念。“都是年轻人，看上去20多岁，像是北京来的。他们都知道贺子珍”，建力大哥有些兴奋地告诉我。

建力大哥告诉我：“当时，你外婆经常在白天吃过饭后，从她的住地出来散步，走进省委大院。警卫都认识她，不会阻拦。然后走到我家，豫章路三号大院，进来聊聊天。”

“我印象特别深刻的就是——只要你外婆一来，我父亲、母亲就会告诉家里我们这几个男孩子：贺妈妈来了。不许乱闹，要听话！男孩子调皮嘛，玩起来什么都不顾，可你外婆来我们不敢。家里立刻静悄悄的，鸦雀无声。除了她，别人哪个来都不是这样的。当时不懂，后来知道，因为你外婆身体不好，需要安静。”

“你外婆对我们几个孩子都很好，她都认识。我妈妈记得很清楚，‘文革’后她和我爸爸去上海，到华东医院看望贺妈妈。你外婆问了一句：黑蛋怎么样？黑蛋就是我哥哥呀。十几年没见，她一下就能想起来。所以我觉得，她记忆力一直是非常好的。”

我不忍心告诉建力大哥外婆病痛时受苦的样子。我只能说：外婆记忆力确实很好，她是中共早期党史最好的见证人之一，是世上最有资格讲述我外公的人之一。她晚年的回忆，给后人留下了无可替代的宝贵材料。但是，常人无法忍受的苦难确实损害了她的身体和神志，她经常处于无法言说的悲痛之中。

我清楚地记得那几年在上海，除了我，她身边没有一个亲人。当白发苍苍的她难受的时候，就会无助地抓住稚气懵懂的我。有时，还会掐我。她心里的话太多，说不出来！

听到这里，建力大哥也激动了，我们都激动了。他提高了声音：

“东梅，你一定要好好写写你外婆！写出一个原原本本的、有血有肉、有始有终的贺子珍。这是你的历史责任。”

都知道神秘的雾是庐山一绝。我倒认为庐山月色才更神秘。庐山的月亮，是毛贺相会的见证人，是外婆在庐山每一个不眠之夜的陪伴者，还是很多重大政治事件的目击者……

可惜，我忘了赏月。一连两个晚上，兴奋的我在调查采访完毕，回到住地后，又与建力大哥和他的朋友一起，聊外婆，聊外公，聊在庐山发生过的许许多多事情。第三天一早，就又匆匆下山，飞回北京了。

下山后，在翻阅庐山同志送给我的几本书后才发现：月色在1959年的庐山，还起过特殊的作用。

彭老总对“大跃进”表示担忧，给老毛写了一封信，然后连夜坐车驶过“美庐”，先到朱老总那里征求意见。朱老总劝他不要写信，有事直接找老毛谈。但彭老总还是坚持写信。

本来彭老总从自己住处出门上车时，夜色阴暗。从朱老总那里出来后，发现头上已经月光皎洁，眼前顿时明亮起来。他的心情大为好转，决定找老毛谈谈。

他坐车到了“美庐”，问主席休息没有？答复是已经睡了。彭老总觉得不好打搅，便把信留了下来，请人转交老毛。这封信，后来也就成为所谓“万言书”。

这次上庐山，我被安排住在“177”号，也就是1959年张闻天的住地遗址，与彭德怀的“175”号只有百步之遥。然而，这里的原貌已经完全改变，一层平房变成了两层楼房。

在外婆身边工作过十几年的严和医生告诉我：“1962年你外婆到青岛休养，遇到了张闻天、刘英夫妇。刘英见到你外婆，非常高兴，亲热得不得了。”“那张闻天呢？”“男同志嘛，话少，没什么特别的表示。”

后来我在刘英的书中得知：经历了1959年的暴风骤雨和三年困难时期之后的1962年，张闻天曾打开保险柜，哆哆嗦嗦地取出自己在庐山上的发言稿，委屈地说：你看看，你看看，我说的没有错嘛！

外婆在解放后的隐居生活中很少说话，更极少谈论国家大事，但她上海时期的护士小吴阿姨告诉我：“姨妈不止一次对我们说过：彭德怀是不会反党的。”1975年，彭德怀元帅逝世。他临终希望见见毛泽东，或者朱德的愿望一直没有实现。这一消息当时是保密的，不过这倒也避免了让外婆伤心。

海峰姨告诉我：1976年7月6日朱总司令逝世，外婆得知后神情痛苦地拍着椅子扶手，一字一顿地说：“老总！老总走了！好人呐！……”

而最曲折的则是陈毅逝世。“文革”中负责管理外婆生活的祝处长今年春天告诉我这样一件事：1972年1月6日，陈毅元帅逝世。亲人知道这一噩耗会对外婆造成很大的刺激，一直瞒着她。而此前几天，我刚刚在上海出生，这当然使暮年的外婆得到少许安慰。大家收起了报纸，关上了电视，藏起了广播，封锁了消息，把外婆的注意力集中到我这个小女孩身上。很长时间内，她对此事果真一无所知。

后来，江西老同志刘俊秀（省委农业书记）与夫人孙亚衡（省委组织部副部长）到上海湖南路262号看望外婆。刘老是外婆的永新老乡，长征干部，性格豪爽，又是她在南昌居住期间的邻居，关系非常亲密。外婆很是高兴，吩咐搞了不少酒菜，大家热热闹闹坐了一桌。

在这种比较难得的欢快场合中，刘老也比较放松，不知怎么，就说到陈毅逝世上面去了。谁知，刘老一句“陈老总不在了”刚出口，大家都愣住了。外婆明白以后，当即离席跑上楼去，把卧室门一关，谁叫也不出来。只留下慌张的大家和尴尬的刘老。孙亚衡直怪刘老粗心，刘老则委屈地说：“我哪知道她不知道啊……”

大家于是上楼去劝，外婆口中一直说：“我要死了，我要死了！” 祝处长告诉我：陈老总和你外婆关系，就跟亲人一样的。1970年，外公最后一次登上庐山。那年夏天，他在“芦林一号”同服务员聊天，说了这么一段话：

“贺子珍对我最好，长得也最漂亮。她后来有病，老怀疑别人害她，谁都怀疑，但不怀疑我。”

说到这里，外公感叹不已。这可能是外公最后一次谈到外婆。庐山，为他们的爱情落下了最后的注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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