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子珍告诉他，井冈山附近几个县在大革命时期就建立了党的组织，群众发动比较深入广泛。

毛泽东听了贺子珍的介绍，满意地说：

“井冈山这几个县都是好的，你们永新更好。永新的地理条件很重要，党的组织和群众

基础也比较好。你们永新的同志应该回永新去，重新建立党的组织，开展群众工作。”

贺子珍还同毛泽东谈起了袁文才和王佐，毛泽东兴奋而肯定地说：“袁文才是个好同志，是要革命的；他领导的队伍，是革命的队伍。王佐也是好的，要革命的；他领导的队伍，也是革命的队伍嘛!”

的确，毛泽东上山以后，王佐参加革命的思想稳定了，一条心跟着共产党闹革命。半年后，1928年上半年，红军第二次去湘南作战前，王佐在茅坪的一个庙里入了党。他入党后，非常高兴，逢人就爱说：“我现在也成了挂牌子。”意思是自己也是党员了。

对王佐的入党，毛泽东也很高兴。有一次他对王佐说：“我们现在更加是同志了。”

以后，毛泽东把袁文才、王佐的队伍改编为红二团，团长是袁文才，副团长是王佐，团党委书记是贺敏学，党代表是何长工。党代表与后来的政委一样，要服从党委集体领导，但行政上团党委书记要服从党代表领导。当时为了搞好团结，多安排几个职务。

几十年后，贺子珍回忆起袁文才、王佐的死，还是那样愤愤不平：

“1930年，袁文才被错杀，王佐不幸牺牲。事后，毛泽东听到这消息，心里很难过，多次批评这种错误的做法。他说：‘不应该把他们当土匪对待，不应该这样对待这两位同志，他们都是要革命的。”

贺子珍还说：“有的人把袁文才这种深沉寡言的性格描绘成奸诈、诡秘，这是不对的。我同他们的接触较多，了解他的为人。他自己一生的行动都表明，他是热爱革命、忠于党的。他对毛委员和他率领的革命军上井冈山是真心欢迎的，对党的领导真心拥护，对革命没有两条心。袁文才很听毛泽东的话，他公开对很多人说过：‘我就听毛委员的。’

“当然，袁文才和王佐的队伍，主要的成员都是农民。他们身上带有浓厚的农民意识和散漫作风。特别是在大革命以前，他们还没有改编为农民自卫军，确实都是绿林好汉。因此，在他们身上，保留了较多的不讲原则、只重个人义气的侠客思想，这都是需要进行教育和帮助的。”

1927年10月3日，起义部队到达江西宁冈县古城。毛泽东在这里主持召开前委扩大会议，讨论在井冈山建立革命根据地的问题，图为会议旧址：联奎书院。1927年10月，革命军到达江西宁冈县古城。毛泽东在这里主持召开前委扩大会议，讨论建立井冈山革命根据地问题。11月，革命军第一团上了井冈山。上山的那天，革命军以一面红旗为前导，列队来到步云山。事前，革命军送给自卫军的枪支，袁文才和王佐都分给士兵了，还转送了一部分给山上的老百姓。山上的群众为了自卫，许多人家里都有枪，也会打枪。战士和群众拿到了新枪，那个高兴劲没法说了。

所以，工农革命军上山，袁文才、王佐的队伍都出来迎接，老百姓也自动出来欢迎，情绪异常热烈，这是井冈山上从来没有过的新气象。

大部队上山以后，在毛泽东的安排下，一团的政治工作人员开始对袁文才、王佐的队伍进行政治思想工作。他们在老百姓的家里，办起了训练班，把袁文才、王佐这两支队伍中带兵的人请了来，轮流进行政治教育和军事教育。

当时每个训练班二三十人，一个月学习几次，每次一两个钟头。一团的政工干部轮流给训练班讲课，毛泽东有时也亲自去讲课。一团的军事干部还帮助袁文才、王佐的队伍练兵，地点就在步云山。毛泽东曾派出政工干部到这两支队伍中去做政治工作，加强队伍中的政治思想指导。

毛泽东最早亲自制定的“三大纪律，六项注意”，就是在井冈山时期，针对部分战士中的一些不良思想倾向，从正面进行教育而提出来的。

革命军党组织对袁文才、王佐队伍进行的政治教育工作，对于提高全体官兵的思想，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袁文才对党的革命原则的认识，有了提高。他手下有两个下级军官，对红军的做法有抵触，还留恋过去自由散漫的一套，经常违反纪律，打着袁文才的旗号，下山“吊洋”搞钱。

袁文才起先想用感情打动他们，一次又一次耐心地劝说，没有效果。最后，他看到不对这件事作出处理，会影响革命军队的威望，毅然抛开私人感情，把他们逮捕，交给红军党组织处理。这件事说明，袁文才的思想觉悟有了提高。

党的领导的加强，革命军队伍的扩大，给井冈山注入了新的生命力。不仅是袁文才、王佐感到生活变了，充实了，所有在井冈山上的共产党员、战士以至老百姓，都感到有了希望，有了奔头。

在这种形势下，贺子珍也开始了一种新的战斗的生活。

她是永新县临时县委委员，出席了党所召开的一系列重要会议，参与了当时党的许多重要决策。她斗争经验虽然不多，但总还是经历过一些斗争；加上年轻，心里有什么想法，总想往外说，常常在一些会上发表自己的看法。

参加会议的同志，包括毛泽东在内，总是仔细地倾听她的意见，有时还赞许地点点头，或者补充，完善她的看法。这使贺子珍受到很大的鼓舞。

从此之后，她更努力思索问题，研究问题，力求提出一些有见地的意见来。

接着，毛泽东在宁冈的象山庵召开了永新、宁冈、莲花三县党组织负责人会议。贺子珍

也参加了。

会上，毛泽东要求永新的共产党员回永新去，恢复那里的党组织，创建革命根据地。毛泽东还指定刘珍为永新县委书记。

中共第一任永新县委书记刘珍会后，刘珍、王怀、刘作述等人，到三湾组织新的县委，贺敏学等人，在打开宁冈的新城后，接受毛泽东赠给的七枝枪，回永新重新组织工农赤卫队。

他们把先前埋在地下的枪支挖出来，发现其中一部分已经锈坏，便带上还能使用的枪支，上了九陇山。他们找到遣散回去的自卫军战士和隐藏起来的共产党员，恢复了党组织的活动。然后通过他们，吸收新的自卫军战士，逐步建立起革命的武装。从此，九陇山成为永新的第一个革命根据地。

贺子珍由于疟疾不时发作，没有随永新的共产党员一起回去，她被留了下来。在这一段时期，她没有实际的职务，有什么工作需要去做，她就主动去做，从不挑肥拣瘦。

当时，在革命队伍里做工作，无所谓任命，也没有那么多等级，有什么工作需要干，大家就去干。再大的干部，工作需要，也可以去做普通战士的工作。红军上山时，带来一部分伤病员，贺子珍一有空就去帮助部队的卫生员照顾他们；部队经常要下山打土豪，筹粮筹款，贺子珍每次都随着袁文才的队伍下山执行任务。她一天到晚也很忙碌。

过了一段时间，她受党组织的委托去九陇山，实地了解那里建立根据地的情况。

她只身从茅坪到茨坪，然后翻过一座山，来到九陇山区的万源山。贺子珍的老家在万源的黄竹岭。

她直奔黄竹岭而去。她8岁那年，曾经随同母亲在这里住过一段时间。

大革命时，她同贺敏学、贺怡也先后回到家乡宣传革命，建立农会，点燃革命火种。大革命失败后，许多亲友和同乡遭到杀害。此时，贺子珍想的是赶快回去，看看重新回到人民手中的黄竹岭，变成了一个什么样子。

还没有走进村，她就远远听到儿童团员查路条的吆喝声。她禁不住高兴地自言自语：“真有点革命的气派了!”

一进村子，贺子珍就看到，这个只有四十多户人家的小山庄，男女老少都已经组织起来。15岁以下的少年儿童，参加了儿童团，负责站岗放哨。16岁到30岁的青年组成赤卫队；30岁以上的壮年组成暴动队，他们平时把枪支梭镖放在地头，干庄稼活，有了敌情，马上投入战斗。妇女则组织了洗衣队，帮助赤卫队员、暴动队员洗衣服。在永新的共产党员重新回到这里进行战斗后，地主和他们的武装逃跑了，万源山成了党的东南特区的大本营。特区的区委就设在她家的祖屋里。

特区的领导告诉她，他们在井冈山上对付敌人的一套办法，也搬到这里来了。小山庄的保安队来，他们估计能打胜，就打一仗，缴获一些枪支弹药武装自己。如果来的敌人比较多，他们就立即转移，不同敌人硬拼，以保存力量。刚来时，他们只有几条枪，现住已经扩大到十几条了。

听到这些情况，贺子珍十分高兴。革命形势发展得那么快，都是因为有党、有毛委员的坚强领导啊! 东南特区的同志还陪她到九陇山附近几个村落看了看，工作都做得很好。她留了下来，同这里的同志一起，巩固和发展大好的革命形势。

有一天，毛泽东骑着马，带着警卫班，也到九陇山来检查工作。当他看到这里的工作进展很快，也很高兴，夸奖说：“你们工作做得很好。”

那天晚上，毛泽东在黄竹岭住下来，同东南特委的同志一道，总结了前一段的工作，并安排了今后的工作。

毛泽东在这里住了一个星期。在东南特区和黄竹岭的党组织和群众中，他做了许多调查研究和宣传工作。虽然以后黄竹岭几经浩劫，昔日在那里见到过毛泽东的乡亲大都已不在人世了，但是，他们的子孙们，至今还有人能讲述当年毛委员到这里工作、生活的情景。

毛泽东回茅坪时，贺子珍也一起走了。从万源山翻过一座山就是茨坪，他们从茨坪回到了茅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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