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子珍遭敌机轰炸，毛泽东准备为她开追悼会。看到她们平安归来，又惊又喜，诙谐地说：“你们这是人回来呢，还是鬼回来了?”

贺子珍在上杭读了一年左右的书，蒋介石的第一次“围剿”就开始了。她来到了部队，来到了毛泽东的身边。跟随着毛泽东进行反“围剿”的战斗。

1931年7月，蒋介石又调动30万大军向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第三次“围剿”，并亲自督战。面对数倍于自己的敌人，红军粉碎一、二、三次围剿，采取的都是机动灵活的运动战，用战斗部队大幅度的快速机动，出奇制胜，打击敌人。

这样，部队差不多天天要行军，有时甚至是连续的强行军，中途休息的时间很短。贺子珍经常只能挨着山边的岩石靠一靠，打一盹，同志们一碰胳膊肘，说声“走了”，便又上路了。

她仍然负责文件的保管工作。总前委秘书长古柏的爱人曾碧漪身体不好，也同贺子珍一起管文件。每次队伍出发，文件箱由雇来的挑伕挑着，她们就跟在后面走。

她们保管的都是极为重要的文件。除了党的文件、中央发来的电报外。还有白区党组织送来的情报。她们不仅负责管理文件材料，还主动收集活情报。

经常的急行军，使贺子珍疲惫不堪。她对曾碧漪说：“现在要是让我躺下来美美地睡一觉。我能睡它三天三夜呢!”

“是呀，我也想睡觉，要是能睡会儿，就是一两个钟头，我就知足了。”曾碧漪这样回答。

可是，好容易盼到队伍停下来，她们又忘了那个美好的愿望，顾不上睡觉了。队伍一停下，她们便急急忙忙走进村庄，去找当地老乡了解敌情。

在反“围剿”的斗争中，红军经常同敌军兜着圈子走。敌人到处追踪红军主力，企图进行决战。

因此，红军常常出现在敌人鼻子底下行军的情况。有时昨天敌军在这个村庄驻扎，今天红军开到这里来了。

虽然红军有专职的侦察员了解敌人的动向，可是她们两个人觉得光这一条渠道了解敌情还不够，她们是总前委的后勤，负责为总前委领导提供情况，负责收集更多新的、活的情报。因此，没有任何人交给她们这个任务，她们却主动承担起来了。

苏区的群众对红军比较了解，有深厚的感情。贺子珍她们来到乡亲中，群众总是详细地告诉她们：敌人是什么时候到这里来的，什么番号，有多少人，向哪里走了。她们把了解的情况及时向总前委报告。

她们的报告，同侦察员的情报往往互相印证，互相补充，使总前委对敌情作出正确的判断。

后来，总前委的领导很重视她们反映的情况，有时还主动向她们打听敌人有什么新的动向。

她们是文件的保管员，又是宣传员。毛泽东向来重视军队的政治工作，也重视群众的政治工作。在他的倡导下，红军从干部到战士，人人要做群众工作，这已经成为红军的传统了。贺子珍回忆说：

“毛泽东爱用鱼水关系来形容红军同群众的关系。他说过，三国时候的刘备，把诸葛亮比作水，把自己比做鱼，用这个譬喻说明诸葛亮重要。我们共产党人是把群众比作水的。只有把根子扎在群众中，我们才能打胜仗，立于不败之地。这个道理，红军上上下下都懂得。所以，即使在古田会议以前，红军中存在一些旧军队的作风，如打骂士兵等，但很少听说有打骂群众的。”

毛泽东还常常教贺子珍做群众工作。他说过，要同群众打成一片，一定要做到三条：同群众生活在一块，劳动在一块，吃苦在一块。

贺子珍把这三点都做到了。她常常是在一边帮助群众干活一边调查了解敌人情况的。贺子珍在了解敌情的同时，还常常调查了解这一带的分田地、建党和群众发动的情况，发现什么问题，及时向当地苏维埃政府反映，帮助解决。

贺子珍做群众工作是很有一套办法。在一、二、三次反“围剿”中，一项重要的任务，是动员群众实行坚壁清野。

苏区群众开始对“诱敌深入”的方针是有抵触的。群众觉得，战斗在家门口进行，坛坛罐罐肯定要砸烂；敌人凶恶残忍，烧、杀、抢掠都是无法避免的，因此，对于把敌人放进来打，群众想不通。红军每到一处，宣传员都要把附近的老百姓找了来，宣传红军采取这种战略方针的意义。

贺子珍主动地担负起做妇女的思想工作。特别是注意做老年妇女的工作。有一次，贺子珍来到一位老婆婆家。她对老婆婆说：

“假如村里有了疯狗，到处咬人，怎样才能除这个害呢? 是拿着大棒，满村四野地追着打呢，还是在屋里扔块骨头，把狗引进屋来，然后关门打狗好呢?”

“还是关门打狗好。你腿快，它是四条腿，比你跑得更快，怎么追得上它?”老婆婆这点是知道得很清楚的。

“打白鬼子也一样呀。”贺子珍进一步启发她，“他们仗着武器好，人数多，要把根据地消灭掉。红军人数虽然少，但在根据地里，就像在自己的家里，再加上老百姓的支持，就可以关门打狗，消灭白匪军了。”

贺子珍讲得又通俗，又在理，把这位老婆婆说服了。老婆婆思想一通，全家也都积极行动起来。贺子珍帮助他们一起把牛牵到山上，把粮食挑到山上藏起来，使敌人进得村来，不光找不到人，吃的也没有，甚至连一条狗、一块破板、一口可以做饭的铁锅也没有。

在第三次反“围剿”时，就曾发生了这样的事：敌军开进东固，找不到粮食，就自己去割稻子。稻谷弄到了，又找不到木砻，没法把谷子脱成米，只好连皮带米一起吃。敌军官懊丧地说：“牛作田，马吃谷。今天我们也成了马，要吃谷了。”

深入细致地做群众的思想工作，占去了贺子珍很多的时间。所以，部队一宿营，她就有忙不完的事，顾不上休息。于是，在重新踏上征途以后，她又想起了那个美好的愿望，又盼

望着有一天能甜甜地睡一觉了。

保管文件，特别是在行军过程中保管文件，是个很细致很琐碎的事情。总前委的领导每到一处，总要召开一些会议，查阅一些文件，起草一些报告，文件箱不时要打开使用。文件箱放在老百姓的屋里，她们除了注意保密以外，还要注意走时不在屋里留下任何痕迹，一张报纸、一片小纸条，都不能留下，以免落列敌人的手里，给群众带来危险。

有一次，贺子珍办完事，队伍突然集合出发了。她想起存放文件箱的那间房子没检查，不知有没有丢下东西，于是又急忙跑回去，认真察看一遍，这才放心地去追赶队伍。

组织上对她们的要求是：人在文件在。平时行军，她们守护着文件箱，走在队伍的中间，前面有尖兵、前委，后面有部队。军队作战时，她们就转移到后方。

当时的所谓后方，就是同作战的部队拉开一点距离。如果两军在这个山头作战，她们就到稍远一点的山沟里，或者转移到另一个山头，密切注视着前方的战斗，部队向哪个方向运动。因为同红军大队拉开了距离，就要特别注意周围的情况，警惕敌人的突然袭击。遇到这种情况，贺子珍和曾碧漪两个人就得分工：一个重点掌握前方战斗的情况，判断什么时候该跟上队伍前进；另一个就要察看周围的动静，看看有无偷袭的敌人摸过来。

第三次反“围剿”过程中的一次决战，是在兴国县的高兴圩进行的。这一仗打得很激烈，敌我双方都投入了主力。红军同敌军之间一座山头、一座山头地争夺。谁要占领一道峡谷，都要付出沉重的代价，双方的伤亡都比较大。

毛泽东和朱德亲自指挥这个战役，他们把红军总部设在高兴圩西面的山顶上。红军每发起一次冲锋，他们都亲自上去喊话：“同志们，冲啊！打垮敌人!”然后，命令总部的司号兵吹冲锋号助阵。

这时，贺子珍同曾碧漪带着文件箱，在高兴圩的另一个山头，一面观察战斗的进行，一面严防敌人的偷袭。她们用眼睛都可以望到毛泽东和朱德在山头上指挥战斗的情形。

战斗已经进行了一天一夜，又到了第二天的黄昏。双方子弹都打光了，有的红军战士同敌人展开了白刃战，有的用石头砸敌人。敌人死伤过半，仍在负隅顽抗，把军官也集合起来，向红军反扑。

这时垂死挣扎的敌人竟然出动飞机，不顾双方的军队胶着的局面，狂轰滥炸起来，几架敌机来回在战场上空盘旋，乱投炸弹。

贺子珍担心在西面山头指挥作战的毛泽东和朱德的安全，正引颈眺望，忽然发现一架敌机正朝自己所在的山头俯冲下来。贺子珍一看不好，赶忙招呼曾碧漪说：敌人的飞机来了，快隐蔽!”

然而，在这光秃秃的山上，没有什么地方可隐蔽的。她们只得卧倒在一棵树下。树的旁边是一个一人多高的土丘。她们趴在那里，只听得四面八方传来了炸弹的爆炸声。一颗炸弹就在她们的附近爆炸了，爆炸声震耳欲聋，炸弹的气浪把土丘都掀起来了。

泥土铺天盖地落在她们的身上、头上，把她们给埋住了。两个人昏过去了。

等到她们清醒过来时，天已经完全黑了。战场上一片沉寂，她们几乎是同时从泥土堆里伸出头来，互相看了看，发现谁都没有死，也没有受伤。

两人高兴地从土堆里爬了出来拥抱到一块儿。她们没顾得拍打满脸满身的尘土，马上去找文件箱。

文件箱也埋在土堆里了。她们用手把土扒开，发现文件箱完整无损，这才松了一口气，而挑伕早就被吓跑了。

她们四处张望，既看不见敌人，也没有红军的影子。两人估计，部队一定在战斗结束后，迅速转移了。于是，两个人一前一后，抬着两个文件箱，摸黑下山了。战场还没有来得及多打扫，一路上不时碰到敌人的尸体。她们翻山越岭，寻找红军的踪迹。在群众的指点下，她们终于找到自己的队伍，这已经是第二天的黎明了。

毛泽东看到她们平安归来，又惊又喜，幽默地说：

“通讯员向我报告说，亲眼看到你们被炸弹炸死了。我还打算战斗结束后，为你们开个追悼会。你们这是人回来呢，还是鬼回来了?”

周围的人听了，都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

贺子珍说：“我们不但人回来了，文件箱也带回来了。”

毛泽东与贺子珍这对患难夫妻，每天在硝烟弥漫的战斗中生活，随时都可能死亡。不过，他们已经习惯于这样去关心对方。在一场激战之后，打听一下对方是生还是死，是否平安归来。他们对可能发生的不幸都有充分的思想准备。所以，在他们之间，生呀，死呀，就成了表达对对方关切的常用语了。

事后，毛泽东对贺子珍说：“我还以为这回连你的尸首都找不回来了。敌人要是认出这是我的老婆，还不拿你的头去邀功请赏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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