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在政治上遭受打击，贺子珍一家遭受牵连。她陪护着毛泽东度过了一段最艰难的岁月。

这时候，除了贺子珍外，还敢同毛泽东往来的，就是他的两个弟弟和贺子珍一家人了。而这些人都受到牵连，受到打击。

首先是贺子珍。长期以来，她同曾碧漪一直为总前委管理机要文件，后来中央苏维埃政府成立，她们又兼为苏维埃政府管理文件。总前委撤销了，她们的工作已经减少了。“反罗明路线”开始后，他们找个借口，机要文件不要她们管了。

开始，贺子珍感到挺委屈，毛泽东劝她说：

毛泽覃 “不让管就不管吧，免得他们不放心。”

于是，贺子珍同曾碧漪一起当了收发。

毛泽东的大弟毛泽民，在中央苏区政府担任财经部长。这个人不多言不多语，整天埋头工作。因为红军要吃要用要军费，筹粮筹款的任务很繁重，王明路线的执行者批了他一通，还不敢怎么为难他。对毛泽东的二弟毛泽覃就不同了。他被列为“反党小集团”“四首脑”之一，受到了残酷迫害。他所担任的苏区中央局秘书长的职务被撤销了，还要他承认组织“反党小集团”，有反党活动，并以开除党籍相威胁。毛泽覃可不是那种一吓就倒的软骨头，坚决不买账，那时，王明路线执行者的势力大得很，公开硬顶是不行的。有些牢骚话也只能在家里对哥哥嫂嫂说。他爱用“洋房子先生”来形容王明路线的执行者：

贺敏学“这些‘洋房子先生’说我们山沟里没有马列主义，我看苏区的山沟就有马列主义，倒是城市里尽产生‘左’倾盲动主义。”

他无事可做，就同哥哥毛泽东一起到各地搞调查，直到1934年红军要长征了，他的“反党”冤案才不了了之。

贺子珍的哥哥贺敏学，在红四军离开井冈山后，带领游击纵队配合彭德怀的红五军守山。井冈山失守，他带领游击队仍在井冈山一带坚持斗争。

后来，毛泽东率领红四军活动到吉安、东固一带，贺敏学领导的这支队伍改编为第三军第九师。

以后，他担任了红二十四师的代理师长。王明路线的执行者说，贺敏学在军分区当参谋长时，支持过邓、毛、谢、古，以此为理由免去他的职务，把他调到红军大学学习。学习结束后，不让他继续带兵，而把他留在学校当个普通教员。

后来，连让他当教员都不放心，索性什么工作都不让他干了。

贺子珍的妹妹贺怡，是毛泽覃的爱人。毛泽东率领红军活动到吉安、东固一带后，她到那里开展工作，认识了担任赣西南特委委员、东固区委书记的毛泽覃。在共同的工作中，他们相爱了，不久，便结了婚。“反罗明路线”时，贺怡是瑞金县委的组织部副部长。王明路线的执行者，为了搜集、整理毛泽覃的“反党”材料，一次次找她谈话，要她同毛泽覃划清界限，揭发毛泽覃的“反党”罪行。生性豪爽的贺怡，一口回绝了。她斩钉截铁地说：

“毛泽覃是个好同志，不是什么‘反党’派别和小组织的领袖，我也没有看到他同其他人搞过什么‘反党’活动。他干的是革命，我完全同意，完全支持。我们之间没有什么界线要划清。”

年轻气盛的贺怡，对抗中央的要人，惹恼了王明路线的执行者。她被撤了职务，并被送进了党校。

1931年11月1日至5日，由临时中央派出的中央代表团在江西瑞金主持召开中央苏区党组织第一次代表大会（即赣南会议）。会上，毛泽东提出的正确的军事、土地革命路线等被指责为“狭隘的经验论”、“富农路线”和“极严重的一贯右倾机会主义”，强调“要集中火力反右倾”。毛泽东受到排挤、失去红一方面军总政委和总前委书记的职务。图为大会会场，主席台右四为毛泽东。这时，中央党校也开始了对“罗明路线”的批评，贺怡参加高级班的学习，自然是重点斗争对象。她进党校时，已经怀孕六七个月了。日以继夜的追查，使她心力交瘁，王明路线的执行者不仅在她分娩前不肯放过她，而且在她分娩后也不让她休息，逼迫她揭发毛泽覃，使贺怡在产后得了一身的病。

那时候，他们夫妻已不能随便见面了。贺怡知道，做爸爸的是多么想看看自己的孩子啊!有一天，她避过耳目，偷偷把孩子抱了出来，给毛泽覃看。夫妻俩相对无言，热泪盈眶。

中央党校的校长博古执行王明路线，要开除贺怡的党籍。这时正好副校长董必武从外地回来，知道了这件事，出面力保贺怡。贺怡这才保住了党籍，但仍受到党内警告处分。王明路线的执行者还把她下放到瑞金的一个区做群众工作，以观后效。

受到这样打击，贺怡当然想不通。她有时跑到姐姐贺子珍家里来诉苦，说到伤心处，不禁落下泪来。贺子珍在一旁听得难过，也陪着掉眼泪。

这时，毛泽东静静地听着，表情严肃、冷峻。他缓慢地说：“他们整你们，是因为我，你们是受了我的牵累呀!”

连贺子珍年迈的父母，也在挨整之列。他们在子女的影响下，不惜倾家荡产，投身革命。在1927年永新事变后，他们同贺怡一起逃到吉安的清源山，以当斋工的名义，掩护女儿继续革命。

以后，他们随同贺怡到了东固，在区委做勤杂工作，刻钢板、印文件、抄抄写写，什么都干。可是“左”倾路线的执行者嫌他们成分不好，连这些工作都不让他们干，老两口只得去教书，养活自己。

在这种政治高压下，毛泽东并没有屈服，仍然顽强地斗争着。

贺子珍说：“毛泽东在军队的职务被撤销后，虽然还是中央委员，但是有些会议也不通知他参加了。毛泽东的态度是，只要让他出席的会议，他都去。去了就在会上宣传他的观点。不管王明路线的执行者喜欢听还是不喜欢听。”

国民党十九路军军长蔡廷锴。1933年10月，蒋介石调集一百万军队，二百架飞机，自任总司令，向革命根据地发动了空前规模的第五次大“围剿”。蒋介石以五十万的兵力进攻中央根据地，采取持久战和堡垒主义的战略战术，妄图彻底消灭红军。王明路线的执行者采用了单纯防御的战略，用阵地战对付装备精良、十倍于我的国民党军队。红军处于极其被动和不利的状态。毛泽东非常忧虑，密切注视着战局的发展。他出于一个共产党员的责任感，通过种种途径，一再向中央和军委提出建议：阵地战不适合发挥红军的优势，应该改用运动战的战略战术。但是，他的建议得不到王明路线执行者的重视和支持。

同年11月，福建事变发生。国民党十九路军的将领蔡廷锴和蒋光鼐，不满意蒋介石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东三省采取不抵抗的政策，却派重兵围攻共产党。他们宣布成立福建“人民革命政府”，停止内战并愿与红军一致抗日。

事变发生后的那几天，毛泽东非常忙碌。他觉得，这是一个扭转红军被动局面的有利时机。他打开地图，仔仔细细研究了国共双方战斗的态势，还收集了有关福建蔡廷锴部的情报。

他考虑了新的作战方案，郑重地给中央写了一封信，提出两点建议：红军同蔡廷锴的部队联合起来，共同对付蒋介石的进攻；或者把红军队伍拉到以浙江为中心的苏浙皖地区去，纵横驰骋于杭州、苏州、南京、福州之间，威胁敌之老巢，这样可以解中央根据地之围。他把信写好，又郑重地看了一遍，然后交给警卫员，让他火速送到中央去。

那时候，毛泽东同贺子珍住在沙洲坝，离中央所在地——瑞金叶坪有一段距离。信送出后，毛泽东天天盼望中央的回音。但是，这封信犹如石沉大海，音讯全无。

不久，毛泽东听到了一个消息：王明路线不仅不接受他的意见，而且提出，要立即派出军队入闽，与十九路军作战。毛泽东再也忍耐不住了，亲自赶到叶坪，向中央负责同志陈述意见，反对这样做。他耐心地说：

“我们要不支持蔡廷锴，他们就会被国民党打垮。蔡廷锴和蒋光鼐被打垮了，对我们很不利。”

“蔡廷锴和蒋光鼐都是坏蛋，他们打过我们，我们能同这些人搞联合吗?”王明路线的执行者这样回答。

“我们应该同赞成抗日的人搞统一战线，壮大我们的力量。”毛泽东回答。

“你有什么资格讲统一战线? 你这是搞的投降主义路线！”王明路线执行者以势压人，蛮不讲理。

结果，蒋介石派重兵围歼福建人民革命政府，蔡廷锴部得不到红军的支援，垮台了。王明路线执行者不但不检查自己的坐失良机，却仗势压人，反过来批评毛泽东有这样那样的错误。

毛泽东对自己遭受这样不公正的待遇，倒没有说什么，却在担心着中央苏区和红军的安危。他沉痛地对贺子珍说：“我们丧失了打破第五次“围剿”的有利时机了。”

1933年秋天，共产国际的代表李德到达中央苏区。

贺子珍是这样形容这位共产国际代表的：

“李德生得很高大，他是奥国人，可是开会发言却用俄语，由伍修权担任翻译。他名义上只是中央军委的顾问，实际上他的权力大得很，从党务、政务到军务他都管，都要听他的。连具体一个战役怎么打，队伍怎么调动，他都要过问，成了红军中的‘太上皇’。毛泽东从来没有跟李德单独谈过话，只是在一起开会时有过接触。毛泽东不喜欢这个人，说他根本不了解中国，却到处发号施令，尽干蠢事。要不是因为李德独断专横，支持王明路线，我们也许不会丢了苏区，被迫长征。”

“李德来到苏区后，完全支持王明所推行的那条错误路线。王明路线的执行者有了这个洋靠山，更是一意孤行下去。毛泽东想扭转这股潮流的斗争就更加艰苦了。”

在这样艰难的情况下，毛泽东并没有消沉和颓丧，他利用这段时间，埋头读书。在中央苏区，各种马列主义的著作比在井冈山时期多得多了。毛泽东把能够收集到的这方面的书籍，都找了来，认真地阅读。有一本用很粗糙的纸张印刷的小册子，是列宁著的《论“左派’幼稚病》一书，毛泽东连读几遍，仍然爱不释手。他对贺子珍说：

“你也来读读这篇好文章。列宁批评的‘左派’共产主义者，我们这里也有。他们都是一样，喜欢唱高调，表面上很革命，实际上对怎样想出办法，渡过困难，发展革命运动毫无办法。”

贺子珍接过小册子，认真读了一遍。她把毛泽东用红笔圈出来的地方，细细想一想，的确同王明“左”倾路线执行者的性质是一样的。她不禁对毛泽东说：

“那些人满口是马列主义，这本马列的书他们就没有读好。”

“我们全党都应该提高马列主义的水平。”毛泽东完全同意她的看法。后来红军长征到了陕北，有了一个比较安定的环境，毛泽东又深入研究马列的哲学著作，号召全党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提倡理论联系实际，以反对王明的教条主义。他这个思想，可能从这个时候就开始产生了。

在这段时间，毛泽东除了读书以外，还尽力在可能的范围内，多做些工作。过了一些时候，他觉得身体好一些了，就对贺子珍说：

“干革命不分前方后方，军队的事不让我管了，苏维埃政府的事我还可以做呢。”

贺子珍看到毛泽东精神这样振奋，高兴地说：

“对，苏维埃政府的事我们还可以做。历史总有一天会证明，你是对的，他们才是错的。”

此后，毛泽东把注意力放在研究苏区的经济工作上。他常常骑着一匹马，提着一盏马灯，深入到苏区的城镇和乡村，了解根据地的经济工作和土地革命的情况，实地调查执行什么样的土地革命方针对发展生产有利。接着，他发动中央根据地八个县的农民开展了规模广大的查田运动。查田运动，主要是查地主的田，看看有无漏报漏分，保证贫苦农民能多分田地。

毛泽东仍以大局为重，不顾疾病在身，积极领导中央临时政府工作。这是1933年6月毛泽东在中央苏区八县贫农团代表大会上讲话。毛泽东除了下去搞调查研究以外，还在沙洲坝的住所，把调查所得，整理成文章。他在这里先后写了《必须注意经济工作》、《怎样分析农村阶级》、《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等文章。他还把查田运动的情况，写成了文章。贺子珍读着这些从实际出发而又分析精辟的文章，总是满怀信心地对毛泽东说：

“群众是拥护你的土地革命政策的，你的意见是对的。王明路线把地主和富农捆到一起来了，他们这样做是错误的。王明路线打击你，可是人民拥护你，相信你。你并不孤立，群众始终认为你是他们的主席，他们的好领导。”

在受到“左”倾路线执行者沉重打击的时候，毛泽东坚持着战斗。贺子珍给了他可能做到的全部的支持。

上一页　　目录　　下一页

历史栏目首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