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看到贺子珍一路平安，很是欣慰，听她说起小毛思念爸爸的情形，又不禁神色黯然。遵义会议成为党的历史的重要转折点，毛泽东与贺子珍的脸上露出了欣慰的笑容。

贺子珍紧赶慢赶，到瑞金向中央工作团(黎平改编后，中央工作团改为休养连)报到。

1934年10月中旬，红军离开根据地的消息，迅速传遍了全瑞金。男女老少，几乎倾城出

动，为红军送行。

老俵们拉着红军的手不放，千叮咛万嘱托：“你们千万要回来啊！”

许多年轻人边送行边着急地问：“你们怎么一声不吭说走就走了?”

“你们走了，我们就没了主心骨了。”很多人不禁洒下热泪。

家属送行，更是动人心魄。白发老人拉着当红军的儿子的手，不忍分开：“儿啊! 革命成功，早日回家!”

年轻媳妇不好意思拉丈夫的手，只是跟在丈夫身边，边走边流泪：“家里老人有我伺候，你放心走!”

怀抱婴儿的年轻媳妇把孩子塞在丈夫手里，哭着说：“乖乖，叫爸爸早早回来。”人们最先是默默流泪，到后来，要分手了，便失声哭了起来，边哭边走边看远去的亲人。

贺子珍随同休养连一起出发，看到这一幕幕，叫她难以抑制内心的悲伤。

虽然，昨天在云石寺的大樟树下，她已哭过一场，似乎不会再为这次的别离流泪，此时，也禁不住眼睛发热泛红。

一位老阿婆颤颤地走过来，拉着她的手问道：“同志姐，你们还回来吗?”

贺子珍强压住内心的悲伤，微笑着说：“老妈妈，我们会回来的。”

阿婆泪水哗哗地问：“你们要走多久呵?”

贺子珍可给问住了，含糊地：“我们，我们不会太久的。”

阿婆把几个煮熟的鸡蛋塞在贺子珍的挎包里，说：“早点回来!在家千日好，出门一日难啊!”

贺子珍看着阿婆的满头白发，实在不忍心让她失望，口气很肯定：“谢谢老妈妈，我们会早点回来的!”

阿婆抚着贺子珍的肩膀，关切地说：“你是有身子的人，一路当心。”

贺子珍抱住老人，好久才说道：“阿婆，你也要当心。”

老俵们给红军送茶水、送斗笠、送雨伞、送草鞋、送布鞋……

送行的老俵们哭了，战士们也哭了。但战士们不知底细，斗志还是很高昻的。

当地宣传队的青年男女唱起了送别的山歌：

一送里格红军介支个下了山，

秋风里格细雨介支个缠绵绵。

山山里格野鹿声声哀号，

树树里格梧桐叶呀么叶落完，

问一声亲人哪红军呵!

几时里格人马介支个再回山?

老俵们对红军恋恋不舍，不愿红军走。而红军也不愿离开苏区，生离死别，痛断肝肠。看到这告别的一幕幕，就是铁石心肠的人也会为之泪下。

当年贺子珍离开井冈山时恋恋不舍的心境重又出现，不过，这次充满了前途未卜的担忧。几十万敌人前面堵、后面追。她所在的队伍，有老人、伤病员和妇女。董老(必武)、徐老(特立)、谢老(觉哉)在队伍中行进，精神抖擞，这本身就令人鼓舞。他们坚信燎原之火是不可扑灭的，他们的信念和言行，影响了周围的年轻人。同连的还有那个著名的“罗明路线”的头子罗明，他还是中央部长级、地方省长级班的班长，有时还来问候贺子珍，同她讲个笑话。

夜里，无数火把组成了没头没尾、弯弯曲曲的长龙。

火把下，可以看见急匆匆的人流，那是部队奉命赶路。还可以看见行动缓慢的民工的队伍，人们担着笨重的机器——印刷机、造币机、X光机、修造枪炮的机器……一步一挪，走得不比蜗牛快。有些机器的底盘要十来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抬，一个钟头走不出半里地。有时，把路挡住了，形成了“漩涡”。这条汹涌的“河流”在火把的照耀下向西奔流，彻夜不息。

到于都，天色已晚。贺子珍点着火把找到了毛泽东；他正躺在担架上，打摆子还没有退烧。贺子珍伸手摸他的额头，给他剥了个阿婆送的熟鸡蛋，为他掖好红毯子，又把贺怡夫妇送的那件棉大衣盖在他身上。

贺子珍看着毛泽东疑惑的眼光，说：“是泽覃、贺怡送给你这个病人的，留着用吧!别辜负了他们的一片心。”

毛泽东见贺子珍身体还好，放心地点点头。

贺子珍说：“小毛喊着要跟我来，要找爸爸，哄了好久才答应跟他叔叔、姨姨走。临走，还要我快快去接他。”说到这里喉咙发哽了。

毛泽东心里也觉黯然，说道：“有叔叔、婶婶照顾，他会习惯的。”

又说：“你行动不便，路上要当心。”

贺子珍点点头：“你也要当心。病还没有好，天气一日比一日凉，不要再伤风了!”她看看毛泽东的担架，抬杆长长的，一头有一个用油布做的船篷形的盖：“这个担架好，小吴，是你出的主意?”

小吴答道：“不，这是主席自己的发明创造。”

毛泽东得意地：“这是我同稼祥同志设计的，他的也有篷；你不必担心我挡不住夜露暗霜，伤风着凉。”

人们行色匆匆，发现在担架上躺着的是毛泽东，有人连忙转过脸去装作没有看见或者绕开走。自从江西反“罗明路线”以来，人们不得不躲着他走。毛泽东和贺子珍都看到了，二人相视苦笑，无可奈何。

毛泽东和贺子珍到医院去看望陈毅。听说周恩来下令把已经打包的医药器材重新打开，为他做了手术。

陈毅看见毛泽东和贺子珍进来，激动地坐起来。他伸出手，紧紧地和毛泽东握着，这个豪爽的人今天也显得有些忧郁，语调沉重地：“此地一为别，孤篷万里征!几十万敌人前堵后追，我真为你们担心。”

毛泽东倒担心他的伤，说：“你行动太不方便了，以后我们回首南天，看到落日、浮云，都会想念你们的。”又说：“主力走了，担子很重!”

陈毅让他放心：“有井冈山的经验，这半壁江山丢不了。我会找一面墙打狗的!”又说：“很高兴见到你们。时间紧迫，会不会耽误你们出发?”

贺子珍告诉他，队伍行动缓慢，像乌龟爬行似的，河上就这么窄的木板桥和几座浮桥，争先恐后，拥挤不堪。就是在这里畅谈一天，还可以跟得上队伍。

毛泽东嘲笑地说：“不是逃，是‘出击’。”

陈毅对于这种神秘的做法很不满意：“我这里离他们不过几十来米，不来通知我开会。我是地方军区司令员，平常就参加中央会议的。昨天，我才正式知道部队要离开，把我留下来。”

毛泽东也是前几天才知道消息，看了留下人员名单的，他要求让瞿秋白、何叔衡随部队走，但是没有得到同意，他的语调也显得沉重：“现在，井冈山时期的人，没有多少发言权了!”停了一会儿，点着烟，又说：“不过，事在人为，你说的那句话颇有深意，不但要当胜利的英雄，还要当失败的英雄，这才算得上真正的英雄。”

现在，已经不是安安稳稳彻夜畅谈的时候了，他们说了些互相关心的人和事，便分手了，临走时，陈毅叫警卫员把一包熟牛肉递给贺子珍。贺子珍不肯收，陈毅养伤需要加强营养。

陈毅执意要送：“不是送你的，送你肚子里的娃娃的!两个人吃饭呵!路上能有什么好吃的，带上吧!”硬把贺子珍的挎包拿过来，把牛肉塞进去，系好带子，再递给贺子珍，同时，握着她的手说：“子珍哪，再见了!希望有一天，能再次吃到你做的辣子炒田鸡。”

贺子珍的眼圈一下子红了，笑道：“到时候，我一定多放点辣椒!”

于都河畔，灯火映天。祠堂和店铺的门板都用来搭了浮桥，船连着船，板连着板，上头是过河的军队和长长的火把。桥在风中摇摆，火把的倒影在水中摇晃。毛泽东站在河边，一动不动，抬眼远望，河上的凉风把他长长的头发吹乱了。他说了一句：“好在何长工在那边明打暗和留下一条退路呵。”

当时的毛泽东尚在病中，用鲜血换来的红色国家被断送了，他心绪难平，带着忧愤的心情踏上了漫漫长征路。图为江西于都红军桥，毛泽东从这里告别了中央革命根据地。 贺子珍叮嘱一句：“药在小吴那里，别忘了吃!”

毛泽东点点头说：“那我先走了，代我向董老、徐老、谢老问好。”说罢，刚走几步又回头指指挎包说：“吃吧! 仲弘的一片心意。两个人吃饭呵!”

贺子珍为他盖好那件棉大衣，说：“走吧!”

毛泽东随着说声：“走吧！”

担架随着小吴举着的火把走了。

一个战士牵着毛泽东的黄骠马，马背上驮着他的全部行装：马褡里装着一条薄棉被、一条床单、一块油布、一把红油纸伞、一个挎包和干粮袋子系在一起。挑夫挑着铁皮文件箱跟着走。

贺子珍拿着火把，眼睁睁地看着小吴的那支火把走远了，融进了长长的火龙之中。火龙蜿蜒远去，看不到头。

钱希均过来，和贺子珍站在一起。她和其他一些身强力壮的红军是在这个连里管民工、照顾伤病员的。

贺子珍有一匹马，她很少骑，常用来驮东西。她乐于徒步行军，就是那几位老人也很少骑马，把马让给伤病员，自己步行。

一路上，火把通明，几万人马拥挤不堪，走走停停，十天只能走出十多里地。有时，又刮风、又下雨，连打开的雨伞也刮上了天，只好一个个在雨中淋着、等着。行军是艰难的，但毕竟离火线远一些，左有一军团、九军团，右有三军团，人称他们两边抬轿子，把中央、军委的“红星纵队”安全抬走，还有五军团殿后压阵。

在先头部队突破第一道防线后，休养连随大队来到信丰、大余一带。

这时，贺子珍联想起1929年春天红四军下井冈山，在大余被敌人包围的情景，当时匆忙应战，损失了几百人枪，她紧随毛泽东身边，那支驳壳枪给她争光，接连射中两个敌机枪手，前委一行人是从枪林弹雨中冲出去的；到了圳下，前委想让战士多睡一会儿，又被敌人包围上了，损失了几百人枪，伍若兰大姐受伤被俘，牺牲后头被挂在赣州城上。后来，这一带打土豪、分田地，群众发动起来了，红军在这一带打仗有如神助，再也不会两眼一抹黑了。谁想到，如今，要把这一大片根据地拱手送给敌人。离开这里，就是离开中央苏区，到了白区地界了，一种依恋之情，使贺子珍难以平静。

谢觉哉。贺子珍问正好走在她身边的谢觉哉：“谢老，你说，我们什么时候能回来?”

谢觉哉想了想说：“难以说准，反正要回来。那天，我问润之，要多少年?他说，三五年吧!”

贺子珍又问：“三五年?三年还是五年?”

谢觉哉笑笑，摇了摇头。

贺子珍走出信丰、大余的土地，那熟悉的红旗和墙上的大标语不见了；熟悉的笑迎红军的百姓不见了。生疏的村落、生疏的面孔，有一种被人用刀枪赶出家门的强烈的耻辱感，并

萌生一种我们一定要打回来的复仇的愿望。是的，红军一定要打回来!

在红军前途茫茫，到哪儿落脚都还没有定准、没有把握的时候，谁也说不上红军什么时候能打回来。三五年只是一种安慰性的答复。但是，后来，1949年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江西，距红军1934年长征，正好是三五一十五年。老百姓用虔诚的心情说：毛主席早算出来了，三五年就是十五年的意思呵!

红军突破敌人第一道防线，转入粤北南雄一带，由于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的远见，加上何长工等人的奔走，红军同陈济棠订立秘密协议，他们对红军不予截击，放开了四十里宽的通道。红军顺利通过第二道防线，进入湖南汝城一带，然后突破宜章、临武一线，渡过漳水，直逼湖南、广西、贵州交界的湘江上游。蒋介石几十万军队前堵后追，这是红军一场生死之战。

休养连在一、三军团浴血奋战的保护下，安然来到了湘江边。

湘江是敌人布置的第四道封锁线。由于“左”倾冒险主义的领导者又犯了逃跑主义的错误，红军虽然突破湘江封锁，但损失惨重，由出发时的86000人，锐减为3万多人。图为湘江之战渡河地点——界首。湘水漾漾、江风怒吼。太阳当空，天是蓝的，云是白的，江水是碧绿的，青山是苍翠的，但似乎都骤然变色。蒋军黑压压的机群飞临湘江，一来就是几十架，向一切可疑的目标轮番投弹。雪花般的传单满天飞舞，上印《蒋委员长劝降令》。

飞机肆无忌惮，擦着江面飞过，俯冲投弹、扫射，那用木船搭起的浮桥被炸断，炸裂，炸成碎片，桥上的战士、马匹跌落水中，葬身激流。然后，飞机低飞，扫射涉水而过的士兵、马匹；炸弹在江中激起的水柱、子弹在水中溅起的浪花把战士吞没了。江水为鲜血染红，江面上漂浮着红军的尸体，还有《蒋委员长劝降令》，碧绿的湘江，成了一条血的河流……

敌人的包围圈已越来越小，两岸都有敌人的炮火，同飞机一起轮番炮击。土坡上、沙滩上不时腾空喷出冲天的烟柱尘暴。俯冲的飞机发出尖锐的呼啸声，震耳欲聋。湘江两岸成了用红军战士的尸体垒成的长城。

在下游山坳的水湾里，浮起红军的尸体，一律灰色军装，密密麻麻，那是头两天牺牲的战士浮起的遗体。

贺子珍随中央纵队来到渡口，眼前的景象令人心惊魄动。她一眼就看见远处河湾里浮起密密麻麻的灰色，那是自己的战友的遗体。

她全身发紧、头皮发麻、背脊发凉。她紧紧地咬住牙关，不让上下牙敲打起来。她看见战士们趁敌机刚刚过去的间隙，立即用预备好的木船和木板搭起一座浮桥。他们搭得飞快。他们时时刻刻面临死亡的威胁，但他们从从容容，飞快搭着，一无所惧。

周恩来站在桥头。他长髯飘拂，面容瘦削，但眼睛还是那么炯炯有神。他高声喊着：“大家抓紧时间，敌人飞机刚刚过去，尽快过桥。”他同休养连的老人——董老、徐老、谢老打招呼，也同贺子珍点点头：“子珍同志，辛苦了。过一阵子敌人飞机又来了，抓紧过桥。”

贺子珍答应着，走在桥上，在等待前边的人移动时，她不忍看又不能不看这血的河流。脚下桥边就是血流的河，她的心在急促地发颤；再看看远处水湾里那灰色的一片，她不由得低头看看自己的灰军装，如万箭穿心，热泪涌了上来。

江水奔流着、呜咽着、哭泣着、咆哮着……

她回头一看，董老、徐老、谢老的脸色一样沉重。船桥摇摆着，她的心也在不停地抖动着。

到了江心，在等待前边的人移动时，她禁不住又看了一眼远处水湾里，那密密麻麻的灰军装浮在水面上，从内心深处迸发出愤怒的质问：

“为什么让他们离开苏区，葬身鱼腹?”

她过了桥，上了岸，再没有回过头去，她已失去再看一眼的勇气。

过了湘江不久，贺子珍碰上何长工。会昌一别，恍如隔世，在炮火连天的陌生地方相逢，格外值得珍惜。何长工已任教导师的政委，上头有意让他兼任休养连的连长。他特意来看看她。

贺子珍惊奇地问道：“你这个军长，怎么又当起连长来了?”

何长工告诉她，是周恩来副主席交的任务，这个休养连有德高望重的老同志、有少数的女红军以及受伤有病的军队、地方高级干部。周恩来要何长工对他们的安全绝对负责。周恩来曾用风趣而又带着严肃的口吻对他说：“这些老同志是党的宝贵财富，如果他们在，你不在，我追记你为烈士；如果他们不在，你在，我就要砍你的头。”

何长工摸摸脖子笑着说：“我可不想掉脑袋。”周恩来说这个连“兵”比“官”大；有的人年纪也大；还有不少女同志，不好带，但非带好不可。

贺子珍提到何长工在会昌同陈济棠明打暗和，幸亏他给红军转移留下一条退路。

何长工听到这里，笑了，告诉她：“我还坐了大花轿。”

贺子珍笑问：“你坐花轿，你真能寻开心，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坐花轿!还是大花轿!”

原来何长工同潘汉年奉朱德、周恩来之命，到寻邬同陈济棠的参谋长谈判，为了掩人耳目，准备了四人抬的花轿，每遇岗哨盘问，护送的连长就高声说：“这是我们司令请来的贵客。”就这样，一路畅通无阻。他们到了山村一座小洋楼，谈了三天三夜，达成了五项协议：就地停战；互通情报；解除封锁；互相通商；必要时借道，陈济棠撤离40华里。

何长工正在谈判时，接到周恩来的密语电报：“你喂的鸽子飞了。”何长工说：“对方的代表知道后很敏感，问：‘你们是不是要远走高飞了?’这是军事机密!我不能说呵!我平静地回答：‘不，这是上头认为谈判成功，和平鸽上了天。’”

贺子珍笑道：“你应付自如，这回红军路过粤北，陈济棠真的是撤兵40华里，我们少牺牲多少同志！”她想起了毛泽东第一次见李德，谈《庖丁解牛》这些文章，体味着“游刃有余”的深长涵义：“庖丁解牛啊!你也是庖丁了。”

何长工正想着“少牺牲多少同志”的话，顺口答道：“是呵!是呵！”

听到后一句，连忙改口：“不，不，庖丁是毛总政委、朱总司令、周副主席！”

何长工还要贺子珍注意身体，两个人走路，山路难走，不能不多多留神，有什么困难尽管向他提。

贺子珍说没有什么困难，只是想到湘江上那密密麻麻的灰色，心里总是十分难过。

谈到这里，两个人的神色变得沉重起来。

贺子珍随着部队，来到了连绵不断的越城岭，来到了险峻难行的老山界。她打着火把，同董老一起，来到一个山神庙里。

长征途中的王稼祥。 毛泽东、王稼祥、张闻天（洛甫）正在庙里上堂休息，交谈。

小吴他们已在一间小屋里为毛泽东搭了个“桌子”，放好纸笔，还挂上了地图。

毛泽东上前问候：“董老，难为你们几个老人了，路难走呵！”

董必武答道：“还行，过湘江的时候，我们的心好像都掉到江里去了。唉!一万战士同日死，石头人也会动心呵!其中因由，不可不察。”

毛泽东平静的话中带着深深的愤慨：“是的，一定要讨论失败的原因。”

王稼祥的态度更为明朗：“是到了讨论的时候了。”

张闻天也点点头：“对呀!不可不察呀！”

据说，在湘江岸边，博古面对困境束手无策，不时用手枪对准自己的脑袋比划着。一军团政委聂荣臻说：“你冷静一点，这不是闹着玩的！”

这天晚上，贺子珍就留在山神庙里。部队行军，夫妻也难得见上一面。

马灯点亮了，毛泽东在“桌子”前写建议信，全神贯注。部队向哪里走，目前是三岔路口，生死关头。

贺子珍在一边为他缝补衣服。

毛泽东写完了，让贺子珍抄写：“你抄吧!我还要想想下一步的走法。”

贺子珍提笔抄写，问道：“这是两个字，还是三个字?”

毛泽东一看：“是‘口袋’!如今蒋介石的飞机天天头上飞，早已侦察明白，我们要到湘西同贺龙、肖克会合，已经调了40万人马，布好了口袋，等我们往口袋里钻呢!”

贺子珍叹了口气：“原先，我以为同他们会师，我可以安安心心生娃娃。要是钻到‘口袋’里，那就什么都完了。”

毛泽东卷着“大炮”（自卷的旱烟），点着火说：“对呵! 还记得我们从井冈山下来那阵子……”

贺子珍当然记得很清楚，在大柏地，布好了“口袋”，让敌人两个团往“口袋”里钻，全部当了俘虏。

毛泽东说：“对，对!蒋介石也想用这个办法对付我们。傻子才往他“口袋”里钻。”

贺子珍抄了一会儿，又问：“这是什么字！”

毛泽东探头过去看看：“贵州。现在我们不当傻子，就应当往贵州走，那里敌人兵力薄弱，好打。不然，就得像过湘江一样，3万多人，死的死，散的散。”

贺子珍停下笔，说：“一想起过湘江，我心里就难过。”

毛泽东说：“不能再钻蒋介石的‘口袋’，我要据理力争。”

贺子珍仔细地抄着，抄好了，看一遍，交给毛泽东。

毛泽东看了一遍，签了名，封好，叫小吴马上送去。

贺子珍看看毛泽东长长的头发，高高的颧骨，显得很瘦弱，忽然想起儿子小毛，便说：“现在，小毛一定在想我们吧！”

毛泽东安慰她：“他一定在婶婶身边睡着了，睡得很香。”

贺子珍久久不语，忽然笑了。

毛泽东问道：“你笑什么?”

贺子珍笑道：“我想，那一回，小毛学你，要给中央写信，涂了个大花脸。”

毛泽东说：“大概，爸爸留给儿子最深的印象就是写信，没完没了地写信，而且给中央写信。”

贺子珍还沉溺在回忆中，说：“有一回，他还学你在屋里来回走动，用手指着屋顶，说‘争争争争’。把‘据理力争’说成‘争争争争’!”

毛泽东笑了：“小和尚念经，有嘴没心。”又说：“我真要据理力争，不争，说不定十有八九要钻到蒋介石的‘口袋’里。”

贺子珍轻轻地叹了口气。

毛泽东说：“争得成与不成，都难为你了，腆着个大肚子，长途跋涉。”又问：“产期还有多久?”

贺子珍答道：“个把月吧！”

毛泽东已经请钱希均、董老还有新上任的休养连连长侯政关照一下。

贺子珍说：“只好这样了！他们会关照的。”又说：“你一定要按时吃药，行军路上再发高烧，太危险了。”

毛泽东点点头，仔细看看贺子珍，又黑又瘦，说：“好，早点休息吧!明天要过老山界，听说路很难走！”

贺子珍只是喃喃地说了一句：“开头那几天，小毛一定天天在想我们!”

湘西南的老山界拔地而起，高入云霄，到处是悬崖峭壁，嵯峨挺立，茂密的树木长在悬崖峭壁的石缝之中。石路弯曲，如天梯斜挂，让人觉得从此攀登上山顶，就可以上通天界了。

红军沿着“天梯”往上走，山壁与山岩之间有许多竹搭的民居。

当天黑下来时，就如同在井底往井上爬，路变得越来越陡，有时，几乎是垂直的绝壁，一尺多宽，从身旁往下看，那是深不见底的崖底峡谷。

长征途中的董必武。 贺子珍和休养连的老少攀登老山界。开凿的石磴一个有齐腰高，得一步一步爬上去。向上一看，前人的脚几乎就在自己的头顶，火把一点一点成串地往上飘动，一直接到天边。无论是董老、徐老、谢老，还是腆着肚子的贺子珍，都是这样一个挨一个顶着上边的人的脚往上爬。在贺子珍身后是钱希均。人们像叠罗汉，她想扶贺子珍一把都不可能。

贺子珍费力地往上攀登，石磴宽不到二尺，一不小心，就要掉下万丈深崖。好在前边的年轻战士和后边的钱希均的火把给她照亮。她满头大汗，气喘吁吁，但她很要强，一步一步地登上去。她不敢贴着石梯往上爬，怕压坏肚子里的孩子，她不得不把上身贴着石梯，不然，就可能掉下去。她咬紧牙，一步一步地往上登，她的手和膝盖磨出了血。当她快爬到山顶时，停下喘息，回头一看，钱希均的头就在自己脚下。火把一点一点连成一条几乎是垂直的火龙。她又回过头往上走，朝上看，四面山峰似乎在撑着天空，人们仿佛是在井里往上爬。

队伍停下休息，夜风很冷，天蓝得发黑，星星镶在空中，闪着亮光。贺子珍什么都来不及想，只有一条，喘一口气，攒一点劲，好跟上大队，不但用脚，还用手，用膝盖，而且用心，用顽强的意志往上攀登。

当她爬到山顶时，有人喊了声：“我们上天了！”

喜悦之余，她叹了一句：“总算到了！”

再回头看“井里”的火把，从井口一直亮到井底。但是，当她抬头向前看时，还有高山险峰在前边等着，真是山外有山，天外有天。贺子珍关心的是队伍是往贵州方向走，还是往湘西方向走，如果是后者，那就是毛泽东所说的，钻到敌人“口袋”里去了；如果是前者，那就是说，毛泽东的意见已被采纳，可能有一条容红军走过的求生之路。

红军来到湖南道县，这是一个三岔路口，是红军生死攸关的三岔路口，向哪个方向迈出第一步，将决定红军的命运，决定中国的命运。

道县处于桂、黔、湘三省交界，路通三省，任人选择。

当夜，毛泽东住在一座略似教堂的学校里。

贺子珍买了两只梨来看毛泽东：“我算了算，今天是你打摆子的日子，这个时候还在发烧，就给你买了两个梨。”

毛泽东说：“对了，今天我没有打摆子，我全忘了。”说着，把梨子塞回贺子珍的挎包里。

贺子珍深知，在过去，毛泽东一忙，大事有了转机，病就吓跑了。这一回，莫非又是大事有了转机!一路上，她已听到不少人的抱怨，没头苍蝇似的乱跑，在湘江边死这么多人，哪儿还有一点粉碎敌人大“围剿”的英雄队伍的样子！

贺子珍想着，又把梨子放在桌上。

这时，傅连暲提着药箱进来。

贺子珍迎上去：“傅医生，你辛苦了。你的气色还很好呀!”

傅连暲过去出门坐轿子，现在已学会骑马。对他来说，从坐轿到骑马也是一场革命。他说：“托福，托福，贱体健康如常。”

毛泽东把梨子放在傅连暲的药箱里：“你的健康就是大家的福气，你可不能病倒。”说罢伸出胳膊，让傅连暲给打针。

傅连暲把梨塞到贺子珍挎包里，然后点亮酒精灯，在毛泽东的手臂上先消毒，然后注射，又轻又快。

这时，那个顶顶有名的“罗明路线”的“发明者”罗明来看望毛泽东，远远就喊：“毛主席，你好!”

毛泽东一见故人，大喜：“罗明同志呀!你这个‘罗明路线’呀! 名气大得很哪!你人没到江西，把江西搞了个天翻地覆，邓、毛、谢、古，还有个肖劲光，你真是法力无边呀！”

罗明咧大嘴说着：“见笑了，见笑了!名气倒不小，可不是我在战场上打出来的，惭愧，惭愧。”

毛泽东举手示意：“小声一点。”又说：“我正同洛甫、王稼祥同志说事，你在这里等一下。你也好久没见到子珍了，你们先谈谈。”

罗明说：“对，长汀一别，日子不少了。原想找傅医生看看病，拿点药。想不到却还是一举三得。”

毛泽东点点头，走出廊上，拐到隔壁屋子里去了。

傅连暲先给罗明看病，先看看表，然后按着罗明的脉搏。

贺子珍笑着说：“有一阵子，润之一听‘罗明路线’头就发麻。”

罗明做了个鬼脸：“把罗明二字改为毛泽东三字，就对了。区区罗明，何足道哉！”

这时，从隔壁屋传来毛泽东同张闻天、王稼祥的声音。

长征途中的张闻天。毛泽东的嗓门很高，情绪异常激动：“湘江之战，我们损失了3万多人马。出发时86000人至今只剩3万多人了。再按原计划到湘西同贺龙、肖克会合，我们就会全军覆没。蒋介石已调了40万人马布好了“口袋”，等我们去钻。我们万万不能钻进去。只有向敌人兵力比较虚弱的贵州前进，才能挽救危机，争得主动，现在正在三岔路口，要当机立断。再说，部队连续行军打仗，已经两个多月了，应该休整了。牛耕了一天田，还要吃吃草、喝喝水嘛!只有打到贵州，才能找到休整的机会。”

接着是张闻天和王稼祥的声音，也很激动：“现在大概已到了千钧一发的生死关头，不能再犹豫了。”

贺子珍听了，脸上闪着喜悦的光彩。她已经从张闻天、王稼祥二人耐心同毛泽东商讨红军大事的事态中，得出一个结论：毛泽东已经不再孤立了，虽然他仍然处于劣势。她不禁暗暗地喃喃自语：这两年，他太孤立了。但她只是对罗明、傅连障笑笑：“见到你们，我太高兴了!”

傅医生给贺子珍检查了身体，母亲虽然瘦弱，肚子里的孩子却很正常。临了，匆匆忙忙走了，有好多病人等着他。

罗明留下，同贺子珍谈天，在被审查的日子里，想起在古井同毛泽东、贺子珍的会见、长谈，他心里始终是温暖的。

他对贺子珍说：“我忘了谁说过这样的话：生活本身就是法官，战场就是法庭，它将公正地审判谁有罪、谁无罪。”

贺子珍又想起湘江上密密麻麻的灰色，说：“代价太大了！”她说起江西邓、毛、古、谢，受了毛泽东的牵连，只有邓、谢二人随主力出发，泽覃、古柏都留下了。

罗明笑道，他同他们都不熟，这回在路上，无意中见到邓小平、谢惟俊，长谈过两次，喜滋滋地说：“真是一见如故啊！真是相见恨晚啊!”

贺子珍看他那种快活如痴的样子，笑盈盈地：“恭喜你找到两个知心朋友呵!”

三天以后，队伍来到三岔路，一条通湘西，一条通贵州。红军拐了个弯，走上通贵州的山路，向黎平方向疾进。

贺子珍行军到此，细细一看，忙问休养连连长、年轻的小伙子侯政：“侯政同志，我们往哪里走?”

侯政说：“往贵州。”

贺子珍一听，脸上挂满笑意，她已听说要往贵州走，但有人不同意，争论十分激烈。看来，毛泽东的主张不但得到承认，而且得到贯彻。她心情舒展地随大队拐了个弯，走上通往贵州的山路。

山路弯弯，经过轻装的红军战士在山路上行进。贺子珍抬头去，眉头展开了。贵州有这样的谚语：“地无三尺平，天无三日晴。”今天，太阳从白云缝隙中洒下缕缕阳光，让人感到是这样的难得。

果然天无三日晴，不久，细雨纷飞，路又崎岖难走，但部队行军速度已经快多了，贺子珍又有了过去反“围剿”时的感觉。

这天，贺子珍所在的休养连跟在毛泽东、王稼祥的担架后边。毛泽东已不坐担架，拄着拐杖走，也不肯骑马，走在王稼祥的担架旁，边走边谈，在他前面走的是张闻天。

毛泽东站在路边，向董老、徐老、谢老一一问好，叮嘱再三。

贺子珍随着毛泽东走进一个山村。只见前面战士们聚在路边久久不散。同志们见毛泽东来了，让开一条路。原来是一位60多岁、白发满头的老阿婆和她的小孙子倒在路边，几乎全身裸着，浑身发抖，气息奄奄。小孙子脸瘦得只剩一对大眼睛，望着陌生的红军。

毛泽东问身边的战士：“老阿婆病了?”

一个精瘦的战士：“她的儿子给白军抓去当兵了，她同儿媳妇分头出来讨吃的。今天太冷，肚子里空空的，就跌倒在这里了。”

毛泽东激动地走回他的担架旁，取下那件贺怡送的棉大衣，披在老婆婆身上。

贺子珍看着，也觉得无法劝阻，虽然她清楚毛泽东有病，也需要它。

老人身上一热，睁开了眼睛，抬头一看，刚起身就扑通跪在地上磕头，念道：“红军，红军。”

毛泽东的泪水在眼眶里转悠着，他和战士把老人扶起，叫小吴给她一袋干粮，不忍再看，大步走开，神情激动地对身边的人说：“不让中国的老百姓过上好日子，我毛泽东就算枉自来到世上，就算白活了。”

说罢，热泪夺眶而出。他重重地把手一挥，大步流星跟着大队往前走。

贺子珍跟在后边，也为之动容。她从自己马背的褡裢里取出一条毛毯，交给小吴，叮嘱道：“晚上给主席盖上，不要让他着凉。”

部队来到了陡壁高耸的乌江，下崖十里，在激浪拍岸的澎湃声中渡过湍急的乌江，又爬上十里高的崖壁，向遵义挺进。

1935年1月上旬，红军攻占贵州的遵义城。

红军打开遵义城后，军委安排毛泽东在旧城的一栋洋房里住下，贺子珍同他住在一起。

这是一栋两层的小洋楼，离开会的地点不远。他们夫妻住在楼上，警卫员住在楼下。遵义会议是在红军进入遵义后几天才开的。

来到遵义后的几天，毛泽东更加忙碌，抓紧时间做领导的工作。在那些天，他整天不在家，也很少睡觉，一改过去晚睡晚起的习惯，早早就起床走了，有时中午都不回来吃饭，晚上回来得很晚，也不敢马上睡觉，还要趴在桌子上写一阵。

遵义是贵州省一个比较繁华的中等城市，市面很热闹。由于红军保护商人的利益，街上的店家都开门营业。

有一天，贺子珍上街，见到有很新鲜的鱼卖。她知道，毛泽东爱吃鱼，就用自己的津贴，买了一点鱼。回来后，她加上辣椒，烧好了，等着毛泽东一起吃。

贺子珍从傍晚等到天黑，又从天黑等到深夜，都不见毛泽东的影子。她疲劳得睁不开眼，趴在桌子上睡着了。也不知到了什么时候，毛泽东回来了。

贺子珍有些埋怨地说：“怎么这个时候才回来? 吃饭了没有? 肚子不饿啦?”

“还没吃饭，顾不上呀!”毛泽东这样回答。

“这么晚了，还忙什么?”

“找人谈话嘛。明天就要开会了，得抓紧时间做工作!”

毛泽东看到贺子珍也还没有吃饭，便歉意地笑了笑，说：“子珍，让你等苦了，来，我们一块吃吧，把你饿坏了吧！”

这样，他们的晚饭成了“夜宵”。

在这个关键时刻，忙碌的不只是毛泽东一个人。周恩来的屋子也是彻夜亮着灯光。周恩来的住所离贺子珍他们的住所很近，贺子珍从窗口都可以望到周恩来房里的灯光。第二天，她听到周恩来的警卫员说，周副主席为了准备这次会议，熬了个通宵，累得趴在桌子上睡着了。

遵义会议旧址。遵义会议召开的那几天，贺子珍感觉到了，会上、会下都很紧张的气氛。会上紧张，肯定是两种意见斗争得很激烈。会下紧张，是没有出席会议的人，包括贺子珍在内，急切地盼望知道会议的结果，真是把眼都望穿了。

会议休息的时候，毛泽东回家吃饭。贺子珍想打听消息，又不敢乱问，只是试探地问：

“会开得如何?”

“现在同意我的人多了起来。”

“会上都讨论了些什么?”

“军事问题，李德、博古军事路线的错误。”

贺子珍觉得放心了。她有一种预感：情况已经好转，转折快要出现了。

果然，一月中旬的一天下午，会议还没有散，贺子珍同几个同志正在一间屋子里抄写标语，一个女同志快步走了进来，兴高采烈地说：

“毛主席重新回到领导岗位了!”

在座的同志都欢呼雀跃起来，贺子珍也开心地笑了。

这个女同志对贺子珍说：

“中央让我们马上发电报，把这个消息告诉一、二、三、四、五军团，译电的同志忙不过来，你帮助译电好吗?”

贺子珍很愉快地答应了。

当时军委负责发电报的有四个人。贺子珍是在江西中央根据地学会的翻译电报，能亲手把这个喜讯传到全军，是光荣的事情啊!

这天，毛泽东回到家里，一见贺子珍，就欢喜地说：“错误的军事路线终于结束了，我也有了发言权。”

“是呀，现在好了，我们党有希望了。”贺子珍高兴地回答说。

会议的精神迅速在全军中传达了。毛泽东还亲自到一些军团作传达。全军士气大振，他们欢呼：红军得救了！我们的党得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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