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读点马列主义的书”　　

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以后，全国开展批修整风运动，毛主席提出在全党、全军进行一次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特别是要求党的高级干部认真学习马列主义，提倡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反对唯心论和形而上学。同时，毛主席本着“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一贯方针和“团结——批评和自我批评——团结”的原则，要求正确对待犯错误的同志，统一全党、全军的思想和认识。9月9日我们下庐山后，毛主席的专列先到长沙，毛主席与华国锋同志在车上谈了话。专列停在支线休息，于15日到武昌。在去武昌的路上，毛主席亲切地问我：“你在想什么？”我说：“我在想自己在庐山会议上的问题。”毛主席高兴地说：“这好嘛！”我说：“在山上开会，忙于会务，没有时间想自己的问题。现在有空闲时间了，可以好好地理理自己的思想了。”毛主席对我的态度比较满意。他说：“这样好，想到什么就说什么。你的心是好心。”　　

9月15日，专列抵达武昌。送毛主席到东湖宾馆住下。安顿好后，我就考虑根据自己新的认识，再写一份检查。到了晚上，我的检查写好了，呈送给毛主席。毛主席的《我的一点意见》，已经点了陈伯达的名，对陈伯达的错误作了深刻的分析和批判，所以，我对自己错误的性质的认识又提高了一些。在这次的检查中，我也批判了陈伯达。现将我第二次书面检讨的主要内容抄录如下：主席：我这次犯了严重的错误，除了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上的两次检查和一次书面检讨外，最近经主席多次谈话，对我进行严格的批评和亲切的教育。每次谈话对我启发很大，教育很深，我越想越难受，总觉得对不起主席，对不起党中央，对不起受误会的同志，我真是辜负了主席的信任和教育，干扰了主席的战略部署，这是有罪的，我应牢记这次教训，努力改正错误。我完全拥护主席《我的一点意见》的英明指示。在这指示以前，我没有识破陈伯达。他的手段特别阴险、恶毒，利用九届二中全会搞突然袭击，造谣和诡辩，欺骗不少同志。他打着论天才的旗号，其实要达到不可告人的目的，要夺毛主席的权，实行资产阶级专政。这次把陈伯达揪出来，使党更加团结，更加纯洁，更加巩固了，这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我在九届二中全会中前三天被陈伯达利用欺骗有三件事：（一）在华北组他突然地又是有计划的发言，利用我的无能，而心情非常激动，又不加分析，更不顾自己的身份，就起来发言，结果当了陈伯达坏人的炮手。（二）我怀疑陈伯达事先看过修改过华北组的简报，他利用简报来扩大到各组煽动欺骗人。我建议中央派人追查陈伯达，事先是否看过修改过这期简报，这期简报发出最早最快，而且简报内容中他的很少，我的很多。我看有阴谋，有鬼。（三）陈伯达利用听林副主席录音报告时，把论天才的语录交我打印五份（当时我交代打印二十份，准备政治局同志要时免得再打印），现在看来是陈伯达的阴谋诡计，可能是要我发言时引用，结果未得逞。由于我的世界观没有改造好，存在着个人主义，骄傲自满思想，有主观片面性，遇事易激动，缺乏冷静的考虑分析问题，再加上文化理论水平低，路线斗争觉悟不高，警惕坏人破坏中央团结不够，平常学用毛泽东思想不好，因此，遇到陈伯达这样的阴谋家、野心家，我不仅没有识破，反而受他蒙蔽利用了。这次我所犯错误是严重的，是路线的错误，对我触动很大，教育很深，我应很好地接受这次教训。今后要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特别要认真学习毛主席的哲学著作。通过学习提高认识，提高两条路线斗争的觉悟，在实际工作中，努力锻炼自己，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切实改造世界观。上述认识是否妥当，请指示。敬礼汪东兴1970年9月15日。　　

毛主席看过我的第二次书面检查后，表示满意，在我写给他的信上面用铅笔作了批示：“此件请汪东兴同志面交林、周、康及其他有关同志一阅，进行教育，详由东兴面谈。”在第一页信纸的左右空白处又写道：“陈（即陈伯达——作者注）案另是一个问题，应弄清楚。”9月16日上午10点半，毛主席让吴旭君（毛主席的护士长——作者注）通知我去谈话。这次谈话一直谈到了11点50分。毛主席说：“你写的信我看过了，信中对问题的认识很好，接受教训。我看有些同志还不通，上了当，还不通？现在不通，慢慢总要通嘛！有些同志自己不懂马列主义，自己都没有看过马列主义这一方面的书，发言时又要引用。我看还是要进行教育，还是要250多人（指中委、候补中委——作者注）中指定读点马列主义的书，30多本太多，可在30本书内选些章节出来。此事请总理、康老办。我还可以提选一些。不读马列主义怎么行呢？不行的。结果就被陈伯达摆弄了。”在谈到军委办事组时，毛主席说：“我们军委办事组内有几位同志也上当了。发言时，一个口径，用一样的语录，连林彪也受他们的骗。据说他要写信给我，叶群和他们（指黄永胜等人——作者注）不让写。我劝林应好好地想一想，表一个态嘛！今天未想通，待想通后表态也可以。”在谈到陈伯达的问题时，毛主席说：“我们的任务是对付帝、修、反。而陈伯达不管帝、修、反。我写了一份七百字的意见，给陈看时，他马上说他与苏修无关系。我又不是问他这事，他急着声明这个问题。”在谈到九届二中全会的六号简报时，毛主席说：“六号简报要抓紧核实，你怀疑陈伯达看过、改过，应找会议主持同志，还有王良恩同志和记录印发的人。为什么不经你看过，发出最早最快？由总理、康生和你一起查实为好。要他们不要再上陈伯达的当了，有错误就改正。”毛主席一面抽着烟，不时地呷口茶，一面和我慢慢地谈着。他问我：“你说他们（指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作者注）在各组一起动作，煽动，他们几个，还有黄永胜报名要发言（会议期间，黄永胜留在北京，但他准备了书面发言稿。——作者注），都用了语录，但他们的简报未发，一说不行了，记录就收回，这当中好像是有点名堂，你清不清楚？”我摇了摇头，说：“我不清楚。”毛主席接着说：“你跟我出来了，他们在北京是否在陈伯达处商量过？”我又摇了摇头，说：“不清楚。”毛主席若有所思地说：“谁知陈伯达住在何处有何活动？谁能知道？陈伯达案另办，与你们好人犯错误不同。”毛主席说：“我在简报上看到，皮定均同志在发言中说，怀疑他们都在24日下午发言，是统一部署的。”毛主席还要我找曾思玉单独谈一下，征求一下他有什么看法。　　

在谈话中，毛主席提出要我先回北京。他说：“你先回去，让总理和康生召集会议，把你给我的信给他们看，传达我对你的信的批示及我今天谈话的内容，争取犯错误的人早点觉悟。”毛主席还说：“你这封信可以启发他们，让他们也可以写或找我来谈。”出于对毛主席安全的考虑，我说：“我的意见，我们还是一起回北京。我的那封信可以叫通讯员先带回去。”但是，毛主席还是坚持要我乘送文件来的飞机先回北京。他说：“早一天回去，让他们早一点觉悟也好嘛。”这样，我只好准备第二天早上先飞回北京去了。16日下午，我去找当时任武汉军区司令员的曾思玉聊了两个小时，他还陪我吃了晚饭。谈起庐山会议，曾思玉同志说：“当时我是一盆浆糊，弄不清楚。”我笑着问：“现在你还是一盆浆糊？”他说：“开始我脑子是一盆浆糊，毛主席发表《我的一点意见》后，通过学习，慢慢地了解了。”我诚恳地说：“庐山会议上我也犯了错误。”他说：“中南组也是紧张的，说有人要推翻毛主席，打倒毛主席，有人要夺毛主席的权。叶群发言就是这样讲的，她还说毛主席是天才没有错。”　　

我讲自己的看法：“毛主席的天才是从实际中学的，是靠看书学习，天才不完全是先天的，天才主要是后天的。我们过去认识不清，现在才有所认识。”曾思玉说：“那几个副词，我也是同意的。毛主席在‘九大’报告中把它去掉了，我未听进去，总觉得这是毛主席的谦虚。”我和曾思玉谈话中，互相交换了一些思想认识。晚饭后，我向毛主席辞行。毛主席已经休息了，我就没有打扰他。　　

午夜12点钟吃过夜餐后，我上床休息。到了凌晨4点钟左右，护士长吴旭君来敲我的门，我正要起身开门，吴旭君说不用开了。她从门缝塞进来一张纸条，并且告诉我说：“你不要起来了，看一看条子就行了。”我捡起条子见上面写着：“主席讲，你不要走了，一齐走。”这样，我就又回到床上睡觉。不久，我陪同毛主席一起回北京。当专列走到石家庄时，我将曾思玉同我谈话的情况报告了毛主席。我对毛主席说，曾思玉是老实人，他的态度是好的，有什么谈什么，只是水平与我差不多，我想曾思玉慢慢会通的。毛主席听后“嗯”了一声，没有说什么。　　

毛主席回到北京以后，继续做黄、吴、叶、李、邱等人的工作，并将我于9月15日写给他的信和他的批示在政治局作了传达。吴法宪看到我的书面检讨和毛主席的批示后，于9月29日第一次写出了书面检讨。在这份检讨中，吴法宪承认“犯了严重的错误，干扰了主席，干扰了主席亲自主持的二中全会”，并带着“最沉痛的心情向主席检讨认错”。可是，他在检讨中把自己说成是“上了大坏蛋陈伯达的当”，是自己“政治上极端幼稚”的表现。我把吴法宪的这份检讨书送给了毛主席。毛主席看后，在10月14日作了批示：“此件已阅。我愿意看见其他宣讲员的意见。”主席还在吴法宪的检讨书上写了许多批语。吴法宪在检讨书中讲到他在庄严的二中全会上，在关系全局性的原则问题上，事先没有请示政治局的同志，更未向主席、林副主席请示报告。毛主席在这段文字下边划了一道杠，又在旁边写道：“作为一个共产党人，为什么这样缺乏正大光明的气概。由几个人发难，企图欺骗二百多个中央委员，有党以来没有见过。”在吴的检讨书中讲他自己的发言“不从全局考虑，不顾影响，不考虑后果，这是极不严肃、极不慎重的不负责任的态度”这段话的下边，毛主席划了一道杠，在旁边写着：“这些话似乎不真实。”在吴法宪谈到陈伯达是“大野心家、大阴谋家、反党分子”这句话的下边，毛主席划了一道杠，在旁边写道：陈伯达“是个可疑分子。我在政治局会议上揭发过，又同个别同志打过招呼”。　　

吴法宪交代8月23日晚12点前后，陈伯达来找他和李作鹏、邱会作，谈到过关于“天才”方面的问题。毛主席在这段话下边也划了一道杠，在旁边写道：“办事组各同志（除个别同志如李德生外）忘记了‘九大’通过的党章，林彪同志的报告，又找什么天才问题，不过是一个借口。”当毛主席看到吴的检讨书写到“他（指陈伯达——作者注）还说，主席也批评了你们，我们问他主席批评了什么，他不肯说，……说话神态异常，说时支支吾吾”时，毛主席在旁边批示：“无非是想再骗你们一次，企图挽救他自己。”吴法宪的检讨书中揭发8月27日晚上12点以后，陈伯达来问他讲没讲过“有人利用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伟大谦虚，贬低毛泽东思想”这句话，毛主席在“伟大谦虚”四个字下边划了一道杠，在旁边写道：“什么伟大谦虚，在原则性问题上，从来没有客气过。要敢于反潮流。反潮流是马列主义的一个原则。在庐山我的态度就是一次反潮流。”吴法宪提到陈伯达8月27日晚上核对上面那句话时，看到陈的发言稿上有“中央委员会也有斗争”一句话，吴法宪认为这是“造谣”。毛主席在“中央委员会也有斗争”这九个字下边划了一道杠，在旁边写道：“这句话并没有错，中央委员会有严重的斗争，有斗争是正常生活。”当毛主席看到吴的检讨书中写道“……他只参加过两次会，也没有提出什么意见，怎么能这样做，并且告诉秘书不要答复他”这句话时，在旁边批道：“这样对。”　　

10月12日，叶群也向毛主席交出了第一次书面检讨。承认“我犯了严重错误，干扰了主席，干扰了中央和到会同志，……心情是沉重的”。说毛主席国庆节在天安门城楼上对她的谆谆教导，使她受到极大的启发和教育。但叶的检讨书中把她的问题说成是上了陈伯达的当，自己在九届二中全会上发言的“动机是出于对主席和主席思想的热爱，但效果是很不好的”。10月15日，毛主席看了叶群的检讨，并作了批示：“此件已阅。”并在装检讨书的信封上批示：“林、周、康及其他有关同志阅后退中办存。”叶群在检讨书中说，她“这次犯的错误是严重的是路线性的”。毛主席在“路线性”三个字下边划了一道杠，在旁边写了一句：“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叶群在检讨书中谈到她在北戴河时，连续接了几个这方面反映情况的电话，而她没有注意核实情况时，毛主席在旁边写道：“爱吹不爱批，爱听小道消息，经不起风浪。”　　

叶群在检讨书中引用毛主席讲过的话“一切结论产生于调查情况的末尾，而不是在它的先头”。毛主席在这句话下边划了一道杠，并在旁边批道：“这是马克思的话，我不过复述一遍而已。”叶群在讲到林彪要写信给毛主席，她出来劝阻，结果帮了倒忙时，引了毛主席过去讲过的话“矛盾，以揭露为好。要揭露矛盾，解决矛盾”。毛主席在这句话下边划了一道杠，在旁边写了这样一段话：“一个倾向掩盖着另一倾向。‘九大’胜利了，当上了中央委员不得了了，要上天了，把‘九大’路线抛到九霄云外，反‘九大’的陈伯达路线在一些同志中占了上风，请同志们研究一下是不是这样的呢？”叶群在检讨书中写道，九届二中全会上她接到军委办事组寄给她一份论天才的语录。毛主席在下边划了一道杠，在旁边写道：“多年来不赞成读马列的同志们为何这时又向马列求救，题目又是所谓论天才，不是在‘九大’论过了吗？为何健忘若此？”叶群说自己“不加分析地’部分引用了论天才的语录，这就间接地上了陈伯达的当。毛主席在“不加分析地”五个字下边划了一道杠，在旁边写道：“直接地利用材料，所以不必加以分析。材料是一种，无论谁搞的都是一样，难道别人搞的就不算上当吗？”叶群还说什么她对陈伯达的反动本质认识不足，警惕不够，因而过去对他的斗争不够有力。毛主席在旁边写道：“斗争过吗？在思想上政治上听他的话，怎么会去同他斗争？”叶群在检讨书中还对陈伯达提出了一些疑问。毛主席在旁边写道：“不上当是不会转过来的，所以上当是好事。陈伯达是一个十分可疑的人。”叶群表示要按毛主席的教导认真读几本马、恩、列、斯著作，联系实际，改造世界观。毛主席在下边划了一道杠，在旁边写道：“这是十分重要的，一个共产党人不读一点马列怎么行呢？我指的主要是担负高级职务的人。”在叶群的检讨书末尾，毛主席写道：“不提‘九大’，不提党章。也不听我的话，陈伯达一吹就上劲了，军委办事组好些同志都是如此。党的政策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除了陈待审查外，凡上当者都适用。”毛主席这些批语清楚地表明，对在庐山九届二中全会上林彪和叶群、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人所犯的错误，都还是采取批评、教育、挽救的方针的。庐山九届二中全会后，为了继续解决这次会议上的问题，给林彪等人改正错误的机会，争取和挽救他们，党中央和毛主席倡导开展学习和批判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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