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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谋略

作者: 萧诗美

7.11 “美国人叫洗脑筋,我们叫改造”

“改造这个东西”,毛泽东说,“美国人叫洗脑筋,我们叫改造。”①

改造人的思想、灵魂、大脑,历来被毛泽东看作改造中国与世界的基础工程,“夫思想主人之心,道德范人之行”。很早的时候,毛泽东就立志要做一个“有大气量”的人,从“根本上变换国人之思想”。

后来他深人工农,唤起民众,渐渐发觉他在改造全国之思想的同时,他自己的主观世界也得到了改造。由此,他懂得了马列主义,有了无产阶级的世界观。

于是毛泽东开始代表无产阶级说话了。《实践论》指出:无产阶级改造世界的斗争,包括改造客观世界和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两项任务。

改造客观世界的任务历史地落在无产阶级肩上了,那么无产阶级自己的主观世界由谁去改造呢?当然只能是无产阶级自己,无产阶级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也改造了自己的主观世界。不过这是无产阶级的自觉行为。

另有一部分不能自觉改造自己的人们,就属于无产阶级要去改造的“客观对象”。所以毛泽东又说:“所谓被改造的客观世界,其中包括了一切反对改造的人们,他们的被改造,须要通过强迫的阶段,然后才能进入自觉的阶段”。②

这部分人不能按照无产阶级的要求自觉地改造他们的主观世界,所以改造这部分人的任务,也历史地落在无产阶级肩上了。无产阶级有权改造他们,他们必须接受无产阶级的改造。如果他们愿意,那更好;如果他们不愿意,那就需要强迫。

“三座大山”是毛泽东遇到的第一部分反对改造的人,这部分人最后还是被无产阶级的枪杆子改造掉了。其中包括战犯,包括末代皇帝,都得到了改造。

推翻“三座大山”以后,毛泽东又开始了社会主义改造。这一改造工程,如他所说,也包括两方面的任务:“一方面是制度的改造,一方面是人的改造”。

制度的改造很快完成了,代表这些制度的人们也被迫一一接受改造,那么下一个要改造的对象是谁呢?

是知识分子。人的改造主要是思想改造,而知识分子系各种剥削制度消灭以后,社会上剩下来的唯一的思想载体。改造知识分子是毛泽东立国后从无产阶级那里接受来的第二项历史任务。

剥削阶级需要改造,因为他们代表过时的剥削制度。旧制度消灭后,这些人又不能扔到海里去,所以必须把他们改造成新人,知识分子不代表任何制度,他们为什么必须改造呢?

毛泽东用他独创的“皮毛说”来解答这一问题:知识分子虽然不代表剥削制度,但是他们或者因其家庭出身,或者因其所受的教育,都属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们过去依附在“五张皮”上,靠“五张皮”吃饭。现在“五张皮”被消灭了,“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只有附在公有制上,靠工人农民吃饭。要靠工人农民吃饭,就必须把自己改造成无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去掉自己头脑中的剥削阶级世界观。

1951 年,立国不久,毛泽东在政协一届三次会议上,提出知识分子有一个“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的任务,他希望知识分子能像无产阶级那样自觉地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

可是知识分子既不能按照无产阶级的要求自觉地改造自己,又没有地主、资本家那么好改造。改来改去,他们的生活习惯、阶级感情还是旧的,他们的立场和观点与工人、农民格格不入。

看来,改造知识分子这个客观世界的任务也历史地落在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和领袖的肩上了。

所有制改造刚刚结束,毛泽东就提起这一任务。他说:“在知识分子问题上,现在有一种偏向,就是重安排不重改造。??我们敢于改造资本家,为什么对知识分子和民主人士不敢改造呢?”③“如果认为社会主义改造只是要改造别人,改造地主、资本家,改造个体生产者,不改造知识分子,那就错误了。”④

知识分子问:如果要改造,工人阶级为什么不改造?毛泽东答:谁说工人阶级不要改造?工人是要改造,在阶级斗争中间,改造了其他人,也把自己改造了。

知识分子这才明白,他们比不得工人阶级。工人阶级是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按照自己的意愿改造自己。知识分子不能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按照自己的愿望改造自己。他们的改造注定是一件痛苦的事情。

而且知识分子有个坏毛病。他们很骄做,动不动就翘尾巴,一翘就是几丈高,这是他们进行自我改造的一大障碍,同时也使他们显得更需要被改造。

毛泽东对电影《武训传》中的那支笔印象很深,它就像知识分子的尾巴,“几丈长,象征‘文化人’,那一扫可厉害啦。他们现在要出来,大概是要扫我们了。是不是想复辟?”⑤

知识分子为什么翘尾巴?毛泽东想了一下,发现知识分子翘尾巴是因为他们自以为有知识,知识分子没有地主的土地资本,也没有资本家的企业资本,有的甚至连民主党派的政治资本也没有。但是他们有另外一种资本——知识。

要打掉知识分子的尾巴,就必须剥夺知识分子的资本——知识。但这种资本很特别,既没法共他的产,也不能用定息赎买过来。怎么办?

毛泽东有办法。那就是贬低知识分子的所谓“知识”:我历来讲知识分子是最无知识的一不会耕田二不会造桌椅板凳就只会看书。书不可不看,但光看书不能解决任何问题。真正有了知识的是天下实践着的人们。

1957 年的反右运动果然证明了毛泽东的话:“知识分子是毫无知识的。”“你那么多知识,为什么犯错误?”“还是那些大字不识的人,他们知识高。”

为什么知识分子反而没有知识,而大字不识的人反而很有知识?

毛泽东作了个比较,知识分子的阶级立场比起工人农民来,“前者动摇,后者坚定;前者暖昧,后者明朗。”⑦工人农民说啥样就啥样,并且说一不二。知识分子往往要看一看,要想一想。“墙上一蔸草,风吹两边倒,可见你知识不多。在这方面,知识多的是工人,是农民里头的半无产阶级(贫下中农)”。⑧

罗隆基不是讲无产阶级的小知识分子不能领导他那个小资产阶级的大知识分子吗?毛泽东说:“我看,不仅是无产阶级的小知识分子,就是大字不认得几个的工人、农民,也比他罗隆基高明得多”。⑨“什么孙大雨那一套,他们一看就知道不对。”⑩

知识分子不承认这个事实,所以他们在反右斗争中扑腾跌了一跤。毛泽东说,这“很必要”,使他们受教育。”“知识分子不受严重的挫折是教育不过来的。”⑾

他们在跌了一跤后才懂得:“还是要听文化不高的无产阶级的话,在农村里头要听贫农、下中农的话。”⑿决定大局,决定大方向的,是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和领袖,而不是他们这些“文化人”。

知识分子翅了几千年的尾巴终于被打下来了。现在他们该虚心接受改造了,把自己改造成无产阶级知识分子,否则没有出路。

毛泽东及时向知识分子提出了”又红又专”的要求。他们原来只专不红。现在“要红,就要下一个决心,彻底改造自己的资产阶级世界观”,建立无产阶级的世界观。

毛泽东告诫知识分子,世界观的改造是一个根本的改造,但“这并不要读很多书,而是要真正弄懂什么叫无产阶级,什么叫无产阶级专政??为什么一定要共产党领导等问题。”⒀

这一转变是一个艰难长期的过程。毛泽东教导,要完成这一改造,除了读些马列的书,更重要的是要和工人农民混在一起,树立无产阶级的立场和感情。

他说:有一件事情,可以考知识分子,就是跟工人、农民一道,看谁跟劳动人民打成一片。打成一片,即划上等号,才算改造好了。

费孝通曾经找了200 多个高级知识分子做朋友。毛泽东建议:“你可不可以改一改呀?不要搞那二百个,要到工人、农民里头去另找二百个。??真正的朋友是在工人、农民那里。”⒁

工人农民中的朋友也要有个选择“在农民中,不要轻易去找富裕中农做朋友,要找贫农、下中农做朋友。”“贫农、下中农辨别方向非常之清楚。”在工人中,”要找老工人做朋友”,“老工人辨别方向非常之清楚”。⒂

毛泽东逐步为知识分子指明了一条改造自我的道路:向老工人,向贫下中农看齐。或曰“知识分子劳动化”。

知识分子有点纳闷,他们受了几十年的教育,接受人类文明的熏陶,好不容易成了一个知识分子,现在竟要去向大字不识的工人农民学习,产生一种自卑感,觉得几十年的教育不如不受。

毛泽东说,这是因为你还没有改造的自觉性。如果你彻底抛掉自我,感到自己无知,觉悟到自己需要改造,那么你就不是越改造越自卑,而是“越改造就越觉得需要改造。”⒃

如果你到了“越改造越觉得需要改造”的地步,那么你就可以和老工人、老贫农划上等号了。因为老工人、老贫农正是“越改造越觉得需要改造”的人。

到了这一步还需不需要改造?当然还需要改造,因为改造是无止境的。不过,到这时,你可以自觉改造了,而不需要别人强迫了,随便怎么改造你都将乐意接受。

等到“从旧社会过来的”那一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改造完毕,不再留下任何痕迹以后,新一代工农出身的知识分子是否也要改造呢?

毛泽东在50 年代还没有考虑这个问题。他认为有了无产阶级自己的知识分子就好办了,但到了60~70 年代,他感到工农家庭出身的新一代知识分子也有改造之必要,因此便有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或回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运动。

城市知青,主要是工人家庭比身的知青,要到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从贫下中农家里脱毛出来的知青也要回乡接受送他们上学的父兄的再教育。这一切说明知识分子之所以有改造必要,不仅与其阶级出身有关,而且与知识本身有关,他们之所以需要改造就是因为他们有那么一点知识,要是没有知识,他们同样可以教育别人。“四人帮”把毛泽东的这一思想推向极端:知识越多越反动,知识越少越革命。

①《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原件)

②《毛泽东选集》第273 页。

③毛泽东:《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的讲话》, 1957 年1 月。

④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年部矛盾的问题》,1957 年2 月27 日。

⑤毛泽东:《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 1957 年1 月。⑥⒃毛泽东:《打退资产阶级右派的进攻》, 1957 年7 月9 日。

⑦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57 年3 月12

日。

⑧⑩毛泽东:《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 1957 年7 月。

⑾1958 年1 月28 日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

⑨⑿⒀⒁⒂:毛泽东:《坚定地相信群众的大多数》, 1957 年10 月1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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