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到达陕北，历史掀开了新的一页。随着中央政治局《关于目前政治形势和党的任务决议》的推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确立，中国革命进入一个全新的阶段。新阶段在考验着每一个人，每一个人都面临着新的考验。贺子珍当然也不例外。她考虑最多的是能像其他姐妹们一样，独当一面地工作，投入到革命的洪流中去，做出新的成绩来。

当时，保安的街头上，满是“团结抗日，枪口对外”、“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标语。

主席每天忙着写文章，开会，和干部们谈话，给红军大学讲课，常常工作到深夜。贺子珍常常想与主席谈谈自己的工作，每每看到主席很忙很忙，话到嘴边时又咽下。她很怀念井冈山时期，丈夫还能有点时间，陪自己到野地里散步谈心，俩人心心相印，形影相随。现在却不同了。有时，主席忙起来，几天都见不到他。即使在家里，找他的人也很多很多，一拨又一拨，推都推不掉。贺子珍根本就插不上话。俩人感情交流的空间也被“革命工作”四字占去了。贺子珍曾一度感到孤独。这时，她有一种看法———整个形势一片大好，只有自己一团糟：一是长征中那次死里逃生的负伤，留在身体里的弹片还时不时地在折磨着她；二是她与毛泽东结婚，接二连三地怀孕，长征途中她再次怀孕，如今又要临产，眼见肚子又一天天大起来，现在已不能出门；三是今天一早，她又摔了一跤。人若是倒霉，石子儿都要欺负人。

“摔着了没有？”毛主席上前扶起了她。

“像是没有。”贺子珍哭笑不得。

“先送医院检查一下，以防万一。”主席关心地说。

就这样，贺子珍被送进医院做检查。没出医院，就生下了她和毛泽东的第五个孩子。因是早产，孩子出生时显得格外小，不到5斤。邓颖超抱起孩子说：“这孩子看起来娇小玲珑，我看就叫娇娇吧，好听又好叫。”

后来有人给主席报喜，说子珍生了个娇娇。毛主席风趣地说：“今天是开门见喜，老婆摔了一跤，生了个小娇娇！”

“主席，你要请客喽！”有人说道。

毛主席幽默地说：“好吗！这娇娇是长征中怀孕，是长征胜利到达陕北后生的，应该庆贺！不光庆贺娇娇的出生，还要庆贺长征的胜利，更要庆贺新时期的到来么！”

一生以苦做伴的主席，这天晚上还真破例喝了点酒。祝贺的人来了一大院，她们分别是康克清、邓颖超、刘英、曾志、钟月林、钱希钧等等，大家都欢声笑语，惟有一个人笑不起来，她就是娇娇的妈妈贺子珍。她不是不欢迎娇娇的到来，而是娇娇不该在这个时刻到来。这只会影响她的工作安排。

纵观毛泽东一生，这是贺子珍生育六胎惟一活下来的孩子。成人后，毛泽东为“娇娇”取名李敏。姓李，沿用毛泽东当年的化名李德胜的姓。名敏，取用《论语》“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的典故。

贺子珍的心情一直是很沉重的。

直到娇娇长到三个月的时候，她的主意已经拿定，让娇娇留给保姆看管，自己要走出去，学习深造。因为自己的文化底子差，只在福音堂的教会学校念了几年书，随着革命的需要，越来越需要文化知识。再加上毛泽东常说她文化落后。这种求知欲，随着她参加革命时间的进程，日益强烈。终于有一天，她向主席提出了自己要上“红大”的要求。

毛泽东以为听错了：“你要什么？”

“我想到红军大学深造。”

“深造完做什么工作？”

“我不想再抄抄写写了。”

毛泽东先是有些吃惊，很快又平静下来，用关心爱护的口气问：“娇娃怎么处理？”

“我想托给保姆看管。”

毛泽东耐心地说：“要知道，‘红大’以团结紧张著称，每天三操两课，不休说正常人都感到吃力，况且你又负过重伤，还有孩子，我不反对你去，而是怕你身体吃不消啊？”

贺子珍一脸认真的样子：“你说五次反‘围剿’累不累？二万五千里长征苦不苦？这样的苦和累我们都挺过来了。抗大的紧张我还受不了吗？”

毛泽东知道贺子珍的脾气，外柔内刚，她是位要强的人，只要是她认准的事儿，八头大牛也拉不过来。再说上大学并不是坏事，于是就答应了她：“那就去吧，只要你感到兴趣就行。”

争取来的机遇，贺子珍十二分地珍惜。她把孩子略作安排，收拾一下随身衣物和洗漱用具，便只身来“红大”报到了。她被分配到“红大”第一科学习（第二科离此四、五里，第三科远在甘肃庆阳县）。这个班的学员，当数二十六岁的贺子珍最大，因此大家都礼貌地喊她“大姐”。

“红大”的校舍除了石洞以外，什么样式也没有。这些石洞好似蜂窠一样，不知哪个朝代开凿的。大的高宽各约一丈，深约一丈四尺，小的不过高宽各约六尺，深五尺。毛主席为学校规定了“坚定不移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的教育方针，和“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校风。它陶冶着红军干部的情操，又通过这些干部传播和贯彻到全军和全国。

贺子珍一投入到这个集体，就以忘我的精神进行学习，那种在毛主席身边的孤独感立即消失了。她严格要求自己，凡是学校规定的纪律她都严格遵守。比如出操和队列，她都一课不拉。皮带一扎，绑腿带一打，英姿焕发。

她离毛泽东的住处很近，只有二里，只坚持星期天回去过礼拜。其他时间，她都坚持与学员同吃同住同学习。尤其是劳动课，贺子珍更是积极参加。

为了开辟校园平坦的道路，党支部订出了一个计划：开辟一条横贯校门的大路和三条交通大道的支线。这项任务由大家动手去完成。

大家劳动热情很高。有的拿镢，有的拿铲，有的用锄，有的用钩。同学们自动地、极有风趣地互相鼓励着。这虽是较吃力的体力劳动，但在这些血气方刚的学员看来，都是那么一回事！既然他们要改造世界，建设新中国，现在改造自然，修几条路又算得了什么！

工作完毕后，贺子珍的手磨起了水泡！数一下：六个！其他的同志也都起泡了，大家拿手来比较。贺子珍手上的六个泡是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的。

晚间贺子珍躺在石炕上睡觉时，手、脚、腰脊骨都有些酸痛，心想：重体力劳动的确不简单，但比起过去多年的斗争中———饥饿、生病、负伤、流血和爬雪山、过草地、走野林的生活来，真是算不了什么苦了。因为疲劳，心中又愉快，很快就睡熟了。

第三天，她再次在工地参加劳动时，突然眼冒金花，天旋地转，昏倒在工地上。同学们及时把她抬进医院抢救，才脱离了危险。经过诊断，贺子珍患了严重的贫血症，需要好好的休息。她只好辍学回家休养。

辍学回家，无疑是对贺子珍一个很大的打击。看来她要实现自我人生价值已成了泡影。

她开始埋怨自己不争气的身体来。这时期，恰巧毛主席接连召开几个会，非常繁忙，连回家的机会也少了，无暇顾及贺子珍。贺子珍的老病再次爆发了，性情变得烦躁，烦躁中又使她生出种种疑虑和不安来……这是一种可怕病态。

在那些日子里，她想得很多很多。她想到了自己的身体，太不争气，要想多做些工作，却往往力不从心。那些该死的弹片，使她经常处于难以忍受的痛苦之中。她多么想动次手术，把这些弹片取出，使身体早日恢复健康啊！可是延安动不了这个手术。她决定到西安去。从那里赴上海，取出弹片。

就在这个时候，她发现自己又一次地怀了孕———加上那股火气，这更坚定了她要出走的决心。过密的生育影响了她的健康，影响她的学习和进步，她要离开毛泽东一个时期，调养身子，读一些书。她与毛泽东共同生活了十年，怀孕生育了六次，几乎是处在不断地怀孕、生育的过程中。她自己说，我生孩子都生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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