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893年出生到16岁，毛泽东一直住在家乡湖南湘潭韶山，这是一个交通不便的山村。他家世代务农，父亲是一个精明能干亦农亦商的富农，家教很严，一心想让儿子懂点文墨，会打算盘，好继承家业。

1936年10月，经不住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的坚决要求，毛泽东一连几夜，叙述了他自幼年的一生经历。他说：“我8岁那年开始在本地一个小学读书，一直在那里读到13岁。清早和晚上我在地里劳动。白天我读儒家的《论语》等四书”①。他进私塾是在1902年。

根据韶山纪念馆在本地多年调查搜集的可靠材料{1}，毛泽东8岁以前，寄居在湘乡外祖父家，这是一个四世同堂的大家庭，有家塾，他常去“旁听”，能随口背诵几句课文，还能脱手写字。这种自幼聪慧的资质，深得舅家的欢心。8岁回到韶山读书。从1902年到1906年之间，毛一共在韶山附近四个私塾上过学。1902年在韶山南岸，启蒙老师邹春培；1904年在韶山关公桥，塾师毛咏生；1905年至1906年夏，在韶山桥头湾、钟家湾，塾师周少希；1906年秋，在井湾里，塾师毛宇居，因离家较远，读寄宿。1906年末至1909年夏，停学在家，白天同长工一起劳动，晚上帮父亲记账，自己仍坚持自学。1909年秋至1910年夏，说服父亲后，在韶山乌龟井、东茅塘复学，塾师毛简臣、毛麓钟。

对这6年的私塾读书生活，毛泽东后来曾这样概括：“我过去读过孔夫子的书，读了四书、五经，读了6年。背得，可是不懂。那时候很相信孔夫子，还写过文章。”{1} 根据所有这些回忆材料，毛泽东这6年的私塾读书生活，归纳起来有这样一些值得记述的情况：

——毛氏家族认为《百家姓》、《增广贤文》等是俗书，发蒙从《三字经》开始，读过《幼学》；继而读《论语》、《孟子》和《诗经》等；后来读过《春秋公羊传》、《春秋左氏传》（即《左传》）等；在最后一个塾师处，还读过《纲鉴易知录》和古文等。

——天分高，记性好，会背书。读书不出声，只见嘴巴动。老师点多少，就能背多少，还能默写出来，并学会了查《康熙字典》。读书很认真，不乱走动。回到家里，除帮杂活外，总是看书。夏天晚上蚊子多，就在床头放盏灯，头伸到帐子外面看书。从小就有“格”，文质彬彬，“十来岁就有大人格”（同学们有这种印象，大概同毛自幼长得较高大有关）。

——写字要自己写，不描红字，学过欧体。根据他后来在第一师范读书时的手迹看来，他还学过二王字帖（王羲之、王献之）。

——自幼喜欢游泳，老师外出时，小伙伴们就下池塘玩水。有次老师回馆看见了，让他们作对子代处罚，对不出来再打手板。出边是“濯足”，毛应声即对以“修身”。对对子，是作律诗作骈文的基本功。这是我们现在知道的诗人毛泽东最早表现出来的才气。

——他并不喜欢读这些经书。旧时私塾，老师只点书，并不讲解，学生只是死记硬背。他最喜欢看的是《水浒》、《三国演义》、《西游记》以及《说唐》、《说岳》这些杂书。私塾的规矩，认为这都不是正经书，不许学生看。他总是偷着看，甚至在课堂上将正书放在上面。毛宇居发觉后，就故意多点书，让他背，都背得出来。《水浒》、《三国》中的故事，英雄好汉的行为，他同样记得很熟，常同小伙伴们讲这些故事。

——开始学作“破题”文章，作得快，总是交头卷，还常帮助同学作文。当时已废科举，塾师大概也只会先教学生如何“破题”。“破题”是八股文的首段，要用几句话讲明题旨大意。这时文章的水平如何，现在找不到可资证明的资料，但从1912年作的一篇“史论”来看，前此三四年作的文章，跟这篇非常出色的文章，想必相去不远。因为1910年在湘乡东山高小读书时，他写的文章也是得到老师和校长称赞的。自幼聪颖，很会写文章，这样的评价对这个将来的文章家、大手笔，看来是恰当的。

——有的塾师喜欢体罚，打学生; 父亲也因不服管教，打过儿子。毛泽东的个性自幼特别倔强，为此作过英勇反抗。有一次逃到山中，转了3天3夜才找回来；有一次以跳塘威胁父亲，从而赢得胜利。这样，使老师和父亲以后不再使用这种教育手段了。

我国几千年封建社会分士农工商四民，“学以居位（做官）曰士”。要做官，非通经籍、应科举考试不可。朱熹注的四书，从元朝以后即定为科举用书，成了法定的教科书。农工商子弟读书，一般不是为了应科举，而是为了略识之无，便于记账之类。于是，他们另求简便之路，便有蒙学——儿童的启蒙用书。旧时村塾蒙学最普通的是“三、百、千、千”，即《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千家诗》，此外还有《增广贤文》、《幼学琼林》等。这类书，用简短的骈俪句式，且多押韵，儿童读来，琅琅上口，便于记忆，既能识字，又长知识，以至终生不忘。其中贯注的自然观、伦理观、道德观、价值观、历史观等，活泼鲜明，通俗易懂，因之能在民间广泛流传。所谓“读了《增广》会涉骂，读了《幼学》会讲话。”因为《增广》多谈世态人情，《幼学》多词汇典故吧。这些书的内容虽同属封建文化的范围，不免宣扬封建思想意识，甚至还有庸俗无聊和迷信荒诞的东西，但在传授基本知识，进行生活教育和端正道德规范方面，还包含不少有益的成分，是不可一笔抹杀的。这种蒙书在中国文化传统中，自有其文化史和教育史上的价值。可是在“文化大革命”时期，这类蒙学书也遭到猛烈的大批判。笔者还保留着的一本《〈三字经〉批注》，书中这样批道：“此书内容非常反动，浸透了反动没落阶级的意识形态孔孟之道的毒汁，通篇皆是唯心论的先验论，反动的唯心史观和忠孝节义、三纲五常之类的封建道德伦理。”“在历史上起了极坏的作用，流毒又广又深。”

《三字经》相传为南宋王应麟（朱熹弟子）编纂，明清两代续有增补，全书共376句，包括天文、地理、典籍、历史、人物以及社会人生种种，简要赅博，便利记诵。章太炎说：“其书举者略备。观其分别部居，不相杂厕，以较梁人所集《千字文》，虽字有重复，辞无藻采，其启人知识过之。”作为封建社会的儿童启蒙教材，《三字经》确是编得很高明的。书中故事，贯穿孔孟儒家思想，但也有许多奖勤教俭，鼓励读书，传授学习方法的内容。如关于儿童教育的：“养不教，父之过。教不严，师之惰。子不学，非所宜。幼不学，老何为。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义。”关于读书方法的：“读史者，考实录；通古今，若亲目。口而诵，心而惟，朝于斯，夕于斯。”讲圣贤宰辅勤学的：“昔仲尼，师项橐。古圣贤，尚勤学。赵中令，读鲁论，彼既仕，学且勤。”赞家贫而苦读者：“披蒲编，削竹简；彼无书，且知勉。头悬梁，锥刺股；彼不教，自勤苦。如囊萤，如映雪；家虽贫，学不辍。如负薪，如挂角；身虽劳，犹苦卓。”

《三字经》中的许多句子，即使没有读过的人，也耳熟易解，可以顺口背出几句。尽管一开头的“人之初，性本善”，提出的是一个哲学上争论不已的问题，这句话至今也仍是家喻户晓的。由于句子短又押韵，好记易背，过去湖南农村中的儿童都把这两句编为儿歌唱，“人之初，抓泥鳅；性本善，抓黄鳝”。

《幼学琼林》成书于明代，可说是中国封建社会的简明通俗小百科，也可说是民间常用的成语典故小词典。天文地理，古往今来，朝廷制度，名臣武将，文事科第，人情世故，家庭婚姻，生老病死，衣食住行，制作技艺，以至鸟兽花木，神话传说，无所不包。人们生活中惯用的词汇格言，习闻常见的成语典故，不论下里巴人，阳春白雪，在书中大都可以找到，所有这些都以对仗联语表之，其中释文尤为简练恰当。短者才几个字（无言曰缄默，息怒曰霁威），长者也不过20多字（苻坚自夸将广，投鞭可以断流；毛遂自荐才奇，处囊便当脱颖）。全书联语不下一两千条，加上注解约20多万字。

比如：沧海桑田，谓世事之多变；河清海晏，兆天下之升平。问舍求田，原无大志；掀天揭地，方是奇才。平空起事，谓之平地风波；独立不移，谓之中流砥柱。

彼此不合曰龃龉，欲进不前曰趑趄。事有大利，曰奇货可居；事宜鉴前，曰覆车当戒。小过必察，谓之吹毛求疵；乘患相攻，谓之落井下石。管中窥豹，所见不多；坐井观天，知识不广。

兼听则明，偏听则暗，此魏征之对太宗；众怒难犯，专欲难成，此子产之讽子孔。刎颈交相如与廉颇；总角交孙策与周瑜。范仲淹胸中具数万甲兵，楚项羽江东有八千子弟。李义府阴柔害物，笑里藏刀；李林甫奸诡谄人，口蜜腹剑。

智欲圆而行欲方，胆欲大而心欲小。当知器满则倾，须知物极必反。为善则流芳百世，为恶则遗臭万年。彼此不合，谓之参商；尔我相仇，如同冰炭。

这里面，有词语的解释，有典故的介绍，有成语的运用，又蕴含着封建社会为人处世的道理。采用对仗的联语形式，不仅有助于记忆，也有助于学习吟诗作赋。上面引述的一些成语典故，如中流砥柱、前车之鉴、坐井观天、兼听则明、口蜜腹剑、物极必反等等，在《毛选》中都可以找到。延安大生产运动时，有过“耕三余一”的口号，这在《幼学》中为：“三年耕而有一年之食，庶几遇荒有备。”“泥丸可以封函关”，“吴刚伐月中之桂”，这些典故、神话则出现在毛泽东的诗词中。

《增广贤文》相信毛泽东也是熟悉的。“路遥知马力，事久见人心”；“长江后浪推前浪，世上新人赶后人”；“三思而行，再思可矣”；“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国乱思良将，家贫思贤妻”等等。这些话或见于文章，或常用于口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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