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演义》是毛泽东少年时代最爱读的小说之一。小说主要的内容是叙述魏蜀吴三国相互之间政治和军事的斗争，史实繁杂，故事曲折，人物生动，有声有色。他在第一师范读书的最后一年，在《伦理学原理》批注中，从自然界与人类生活出发，赞扬书中“无抵抗则无动力，无障碍则无幸福”这种论点时，有这样的话：“吾人揽史时，恒赞叹战国之时，刘项相争之时，汉武与匈奴竞争之时，事态百变，三国竞争之时，人才辈出，令人喜读。至若承平之代，则殊厌弃之。非好乱也，安逸宁静之境，不能长处，非人生之所堪，而变化倏忽，乃人性之所喜也。”可见，毛早年就爱读《三国》，是基于这样的思想。魏蜀吴之间60年中，有许多十分复杂的政治斗争和军事斗争，显然毛最初也是从这里获得这方面的知识。大概从20世纪50年代起，他外出的专列（火车）上，携带的大批古书中，《三国志》是必备的，可见爱好之深。1958年9月，毛泽东乘专列视察大江南北。“一天，毛主席正在车上阅读《三国志》，张治中和罗瑞卿进来，在谈话间，毛主席说：‘吕蒙是行伍出身，没有文化，很感不便，后来孙权劝他读书，他接受了劝告，勤读苦读，以后当了东吴的统帅。现在我们的高级军官中，百分之八九十都是行伍出身，参加革命后才学文化的，他们不可不读《三国志》的《吕蒙传》。”①

晋代陈寿所著的《三国志》，与《史记》、《汉书》、《后汉书》合称“前四史”。南朝裴松之作注，博引群书，收入大量史料。东汉末年至魏蜀吴三国鼎立，最后统一于晋，这是中国历史上十分动荡的年代，黄巾起义被镇压，各统治集团之间权力争夺，反复无常，兵连祸结，战争不已。同时，也是群雄并立，豪杰盛兴，纵横捭阖，人才辈出的时代。唐代杜牧诗云：“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李商隐诗曰：“或谑张飞胡，或笑邓艾吃。”这说明唐代已可能有三国故事由艺人演述。三国故事的大量传播始于宋代，“说话”艺人通过加工渲染，以讲故事的形式说给听众，听众又添枝加叶传讲给他人，使三国故事不仅广泛流传于民间，而且增加了许多传奇色彩。到了元朝有形成文字的《三国志平话》刊印，但文字粗简，事多荒诞。到明代罗贯中，在《平话》的基础上，删除荒诞，根据史籍，并加虚构，成60余万字的《三国志演义》，篇幅比《平话》增约10倍。尤其文字通俗，雅俗共赏。章学诚说它“七实三虚”，“虚”是作者的艺术创造。因此，《演义》一出，《平话》失传。其中夸张虚构的如：桃园结义、祭东风、草船借箭、蒋干盗书、单刀赴会、玉泉山显圣、空城计等等，写得栩栩如生，动人心魄。以三国故事为内容的元明杂剧约70多个剧本，京剧剧本约140出，现在大部分存在。三国故事剧本之多，是古代各朝故事无法相比的。

由于《三国演义》的流传，诸葛亮成为智慧的化身，曹操、关羽、张飞成为奸诈、忠义、勇猛的典型，其他如庸主献帝、刘禅，无能之辈吕布、袁术、袁绍、刘表、刘璋，气窄心狭的周瑜，仁德的刘备，长厚的鲁肃，勇将许褚、典韦，以及甘受愚弄的蒋干，等等，无不各极其态，老幼乐道。许许多多人们习用的俗语比喻，也出自三国的典故用语：如身在曹营心在汉；徐庶进曹营，一语不发；周瑜打黄盖，一个愿打一个愿挨；士别三日，刮目相看；大意失荆州；挥泪斩马谡；说曹操，曹操到；刘备摔孩子，收买人心；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等等。其中有许多已成社会生活中的固定词汇；如赤膊上阵，这是写许褚之事；乐不思蜀，这是写刘禅之事。聂绀弩说：“《三国演义》把一般人不容易看懂的正史《三国志》通俗化为比较容易看懂的历史小说，这是历史上的一件大事。最初是说话人用口头语言讲说出来的。”其功劳有二：“一、把历史知识和非历史知识从高级知识分子手里拿来交给一般群众，改变群众的精神生活。二、取代文言文，也就是一定程度上改造了中文。”《三国演义》是封建时代的文学。它所创造的人物典型，离开了书本，和人间世俗一结合，就越传越大，超过了书本所创造的典型性。小说尤其历史小说，最忌描写过实，不近情理。鲁迅在《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这个学术报告中，批评三国演义说：“描写过实。写好的人，简直一点坏处都没有；而写不好的人，又是一点好处都没有。其实这在事实上是不对的，因为一个人不能事事全好，也不能事事全坏。譬如曹操他在政治上也有他的好处；而刘备、关羽等，也不能说毫无可议，但是作者并不管它，只是任主观方面写去，往往成为出乎情理之外的人。”同样的意思在《中国小说史略》里也说了：“至于写人，亦颇有失，以致欲显刘备之长厚而似伪，状诸葛之多智而近妖。”“这就是关羽在《聊斋志异》中成为维护纲常名教的正神，曹操是永在地狱受罪的恶鬼的道理。”（聂绀弩语）曹操作为奸雄的形象是宋以后的事，与《平话》、《演义》有关。曹操确是被《演义》片面化了。因此，毛泽东赞成郭沫若为曹操翻案。从他的词“往事越千年，魏武挥鞭”看，他对曹操其人是持肯定态度的。总的说来，《三国演义》的社会历史影响确是深远的，可从中学习办事做人，学习军事打仗，学习处世交友，各行各业，工农兵学政商，都可从中体会借鉴，各取所需。同《红楼梦》、《孙子兵法》等一样，《三国演义》已走向世界了。

《三国志》书中许多军事斗争，古来军事家都从中学习谋略。《三国演义》中许多战例，其虚实分合，攻守进退，以小打大，以少胜多，应战应和，应擒应纵，胜负得失，都有可借鉴之处。据陈康祺《郎潜纪闻》中载：清初曾敕命翻译《三国演义》为满文，因当时武将不识汉字，打仗作战，往往参考三国战争的记述；甚为得力。蒋瑞藻《小说史考证拾遗》中，引阙名《笔记》说：“满洲自认为刘备，蒙古自认为关羽，借以羁縻蒙古。二百余年，蒙古不侵不叛，实基于此。”清刘銮《五石瓠》中说：张献忠“日使人说《三国》、《水浒》诸书，凡埋伏攻袭皆效之。”张德坚在《贼情汇纂》中也说，太平天国之“诡计何所依据？”“盖由二三‘黠贼’采稗官野史中军情仿之，行之往往有效，遂宝为不传之秘诀。其裁取《三国演义》、《水浒传》为尤多。”毛泽东也显然从它学习到了战争的知识。可笑的是，十年内战时期，“左”倾教条主义者曾经攻击毛的军事路线，取得反围剿战争的胜利，不过是“把古代的《三国演义》无条件地当作现代的战术，古时的《孙子兵法》无条件地当作现代战略”。只要能够战胜敌人，从三国演义》中获得的知识，为什么不能用于现代革命战争呢？毛泽东在《中国革命的战略问题》一书中，讲到“双方强弱不同，弱者先让一步，后发制人，因而战胜的”，举了中国古代6个有名的战例，其中袁曹官渡之战，吴魏赤壁之战，吴蜀彝陵之战这3次战役，都是《三国演义》中用浓墨重彩着力渲染过的（分别见《三国演义》第三十回、第四十九回、第八十四回）。

在三国人物中，毛泽东最推崇的，大概要算诸葛亮。在《讲堂录》里，谈到“办事之人”的时候，就以诸葛亮为例。在以后的著作中，他还不止一次提到孔明。例如，1957年，在《打退资产阶级右派的进攻》一文中，他说：“刘备得了孔明，说是‘如鱼得水’确有其事，不仅小说上那么写，历史上也那么写，也像鱼跟水的关系一样。群众就是孔明，领导者就是刘备。”在小说里，诸葛亮可以未卜先知，呼风唤雨。毛即以此为例，说明即使是全智全能的人物，也有其局限性。1957年他在莫斯科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的发言中说：“任何一个人都要人支持。一个好汉要三个帮，一个篱笆也要三个桩。荷花虽好，也要绿叶扶持。这是中国的成语。中国还有一句成语，三个臭皮匠，合成一个诸葛亮。单独的一个诸葛亮总是不完全的，总是有缺陷的。”

有意思的是，孙中山在他的《三民主义》里也用诸葛亮作过比喻。他以为，应该是诸葛亮似的有才能的人组织政府，算是人民的公仆；而享有民主权利的人民大众，却不是比作刘备，而是比作平庸无能、听凭诸葛亮摆布的阿斗。一个把群众看作孔明，一个则把群众看作阿斗，这里也可以看出毛泽东同孙中山政治思想的差异。笔者听陶铸谈过，毛泽东同他闲聊时讲到：生平见过两个伟大人物，都是不要群众的，一个是孙中山，一个是斯大林。

1953年谈到青年团工作的时候，毛泽东谈及团的干部年轻化，也引证三国时代的事例。他说：“三国时代，曹操带领大军下江南，攻打东吴。那时，周瑜是个‘青年团员’，当东吴的统帅，程普等老将不服，后来说服了，还是由他当，结果打了胜仗。现在要周瑜当团中央委员，大家就不赞成！”

1958年在《关于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是不是真老虎的问题》一文中，毛从《三国演义》中引来了“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一语，来说明人的忧患与生俱来。

1959年7月初刚上庐山时，毛泽东心情舒畅，在同周小舟和笔者几个人谈话，谈到“大跃进”高指标时，由于他的“发号施令”，要“三大元帅挂帅”，而引起经济形势的紊乱，他也不便于随意指责“元帅”搞乱了局面。于是引了《三国演义》中蒋干过江的故事，那么“元帅”会感慨得很：“曹营的事难办得很哪！”引得我们都大笑起来，他本人也大笑起来。会议后期批彭德怀，他又用彭德怀比张飞：“有张飞之粗而无其细。”可见毛泽东对《三国演义》的熟悉，时常信手拈来，皆成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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