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在东山小学接触到《新民丛报》的时候起，毛泽东就很喜爱梁启超的文章，这不但由于其思想内容多是介绍西方社会政治文化道德，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感，就是文笔，也明白晓畅，富有感情，长于说理，有很强的说服力和感染力。毛以梁文为范本，也是很能写出这种笔法的论文的。

进入第四师范，教国文的是袁仲谦老师，学生们背地里叫他做“袁大胡子”。这位清朝的举人，可是不佩服梁启超的文章，跟当年许多老学究斥梁文为“野狐禅”一样，贬之为半通不通。袁老师很看重毛泽东的才气，只是认为学梁启超走错了门径，这不过是新闻记者的手笔。他主张学韩文，韩文公文起八代之衰，不论论说驳难记事抒情，无不佳妙；作文以为师法，门径就正了。韩愈为文，气象清新，善于造句炼字，“唯陈言之务去”，辞“必出于己，不袭蹈前人一言一句。”《师说》中说：“圣人无常师”。“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如是而已。”袁老师认为以毛泽东的才华研习韩文，作文必大有长进。要知道旧时的读书人，只要写得一手好文章，就敲门砖在手，不愁找不到饭碗。

韩愈（768—824）是唐代著名的儒学代表人物，所谓古文运动的倡导者。其实韩愈其人其文，主要还是宋人欧阳修等抬举起来的。苏轼称他“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济天下之溺；忠犯人主之怒，而勇夺三军之帅。“（《潮州韩文公庙碑》）这也是过分夸大了的。韩愈本人在《答李翊书》中说自己，“始者非三代两汉之书不敢观，非圣人之志不敢存”。他反对六朝骈体文，以为华而不实，只是尚辞藻，重文采，堆砌典故，而内容贫乏。他主张“文以载道”，学习质朴实用的秦汉散文。由于那时皇室崇尚佛教，他企图以古文来宗经明道，尊儒排佛，尊王攘夷，以儒家的入世观反对佛家的出世观。自汉代受辞赋影响，逐渐倾向骈俪体裁，到了六朝，一切散文、韵文都骈偶化了。当时北方学人颜之推即极力反对，北朝就有过复古运动。魏晋六朝的抒情散文，一直为后人推崇（章太炎、鲁迅都是非常赞赏魏晋文章的），唐初陈子昂等也提倡秦汉散文。各个时代各有其流行口语，时代变迁，几千年前的直言口语，便显得古朴了。唐代的古文运动即是平文（白话文）运动，古文正同骈文对立。按现代学者的研究，唐宋古文和唐宋传奇文乃孪生姊妹，前者鼎盛之时，也是后者风行之时，而古文巨子又多传奇大家。传奇文实是古文运动另一支生力军。陈寅恪说，唐代古文运动必然与传奇小说之勃兴有极为密切的联系。韩愈也写传奇文，《毛颖传》即最著名者。风气所及，传奇文成为唐代士子干谒的敲门砖。唐代古文运动有其时代意义，韩愈乃是主将。不过韩愈虽以儒家道统继承者自居，在宋儒眼里，他仍然是一个相当驳杂的文人。从文章来说，他虽极力推崇秦汉古文，实际上自己不仅能写富有辞采的散文，也能写铿锵上口的骈体文；他继承遗产，融合众体，既不失优良传统，又具有自己的独特风格。他的有名的歌颂隐者、讥讽豪门的《送李愿归盘谷序》，不过600字，骈散为一，偶句铺陈，间夹韵脚，并以歌词结尾。古今论者都称道这篇杰作，实开唐宋古文赋（如《阿房宫赋》、《秋声赋》、《赤壁赋》等）的先河。

毛泽东于是来到玉泉街，长沙过去有名的旧书铺街。韩愈的书不止一个版本，善本价贵，不是穷学生买得起的，毛在一家旧书铺里找到了一部廉价的宝庆版《韩昌黎诗文全集》。宝庆（今邵阳）旧时文化颇为发达，是近代启蒙思想家魏源的故乡，有刻书业。毛泽东把这书买回来，发觉不但页面有破损，文字也有讹误。他于是到学校图书室借来一部善本《韩集》，逐页逐字校勘，改正讹误，修补破烂。这样花了几个月的闲余工夫，居然也成了一部“善本”了。有一段时间，他每天清早都朗朗诵读韩愈的诗文。当然不像幼时读私塾只知死背了。当时的同班同学周世钊回忆说：“读韩集时，除开那些歌功颂德的墓志铭，叹老嗟卑的感伤诗一类毫无意义的作品外，他都一篇一篇地钻研阅读。从词汇、句读、章节到全文意义，首先凭借一部字典和注释的帮助，进行了解、领会，使其达到融会贯通的地步。在这个基础上，进行反复的默读和朗读，这样就懂得更深，记来易熟。通过这样持久地努力，韩集的大部分诗文都被他读得烂熟，背得很流利。”①

经过理解的诵读熟记，就如钱存在柜中，可以随时取用。“他读《韩昌黎诗文全集》时，不但注意它的文字技巧，更注意的是它的思想内容。凡是他认为道理对、文字好的地方，就圈圈点点，写上‘此论颇精’、‘此言甚合吾意’等眉批；认为道理不对，文字不好的地方，就画叉画杠，写上‘不通’、‘此说非是’等眉批。他不因为这是‘文起八代之衰’的古文大师韩愈的文章，就不问青黄皂白地一概加以接受，却要在同一个人的作品中认真深入地分辨出它的是非优劣，以期达到吸取精华，吐弃糟粕的目的。”①

《讲堂录》的后部分，有大量关于韩文的笔记，共包括七篇诗、赋、论，即《元和圣德诗》、《改葬服议》、《谏臣论》、《省试学生代斋郎议》、《感二鸟赋》、《复志赋》、《闵己赋》。每篇后面有多条词、句的释义，以及有关内容的评介和议论。如《闵己赋》后，记有苏轼《颜乐亭诗并序》中的话：“古之观人也，必于其小者观之，其大者容有伪焉。人能碎千金之璧，不能无失声于破釜；能搏猛虎，不能无变色于蜂虿。孰知箪食瓢饮之为哲人之大事乎。”又记司马光《颜乐亭颂·序》中评论韩愈的话：“光谓韩子以三书抵宰相求官，《与于襄阳书》，求朝夕刍水仆赁之资，又好悦人以志诏而受其金，其戚戚于贫贱如此，乌知颜子之所为乎？”然后引用韩愈为自己辩护的议论：“司马、苏氏之论当矣。虽然，退之常答李习之书曰：孔子称颜子一箪食一瓢饮，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彼人者，有圣者为之依归，而又有箪食瓢饮足以不死，其不忧而乐也，岂不易哉。若仆，无所依归，无箪食瓢饮，无所取资，则饿而死，不亦难乎。”由此一例，可见周世钊有关毛泽东读韩文的回忆是很确切的，毛对韩文确是熟悉之至。

毛泽东的文章从来议论纵横、气势磅礴，看来也颇有得自韩文之处。在《毛泽东选集》里，不但常常可遇到韩文中的词语，就是句法和结构等等，都往往可以看到韩愈的影响。例如，《新民主主义论》一文中的“不塞不流，不止不行”两句，就出自韩愈的《原道》。《反对党八股》一文中的“语言无味，面目可憎”两句，出自韩愈的《送穷文》，还从韩愈的《进学解》中引了“行成于思”一语。在评白皮书的时候，毛提到韩愈的《伯夷颂》，以为现在应该写闻一多颂、朱自清颂。1956年12月在同民建和工商联负责人谈话时，毛又提到韩愈的《送穷文》，他说，我们也要写《送穷文》，中国要几十年才能把穷鬼送走。《送李愿归盘谷序》中的这两句：“足将进而趑趄，口将言而嗫嚅”，以之形容优柔寡断，动动摇摇，不敢前进，不敢直言，也是在讲话或作报告时，人们听到过的。他对韩愈的诗也有好感。在给陈毅的信（1965年7月21日）中说：“韩愈以文为诗；有些人说他完全不知诗，则未免太过，如《山石》、《衡岳》、《八月十五酬张功曹》之类，还是可以的。”文章格局和思想方面的影响，这里就不举例了。

和韩愈并称的古文运动柱石是柳宗元，后人以韩柳为古文宗师。柳宗元一生坎坷，因参加“势必失败”的王叔文一派党争，被贬后处于蛮荒之地十多年，死在柳州。他的文章精练整洁，尤善山水游记，永州八记精如珠玉；他的胸襟与视野都比韩愈广而深。章士钊以半生精力研究柳文，于20世纪60年代写成100万字的大著《柳文指要》，从多方面论证柳宗元在历史上的进步性，跟韩愈对比，称颂柳“以民为主”的思想，驳斥韩“以民为仇”的观点。毛泽东对此书兴致很高，曾通读一遍，还表示过要读第二遍。给别人的信中，说这部书“颇有新义”，“大抵扬柳抑韩、翻二王、八司马之冤案，这是不错的。又辟桐城而颂阳湖，讥帖括而尊古义，亦有可取之处。惟作者不懂唯物史观，于文史哲诸方面仍止于以作者观点解柳（此书可谓解柳全书），他日可能引起历史学家用唯物史观对此书作批判。”1965年7月18日复章士钊的信中说：此书“大问题是唯物史观问题，即主要是阶级斗争问题。但此事不能求之于世界观已经固定之老先生们，故不必改动。嗣后历史学者可能批评你这一点，请你要有精神准备，不怕人家批评。”①“文化大革命”时期，也流行过尊柳贬韩的说法：柳是唯物主义者，韩是唯心主义者；柳是“法家”，韩是“儒家”。由于毛泽东的关怀，此书于1971年得以问世。

毛泽东担任中央人民政府主席的时候，袁仲谦早已不在人世，他还要求湖南地方当局对袁的遗孀给予物质上的帮助，足见学生对当年这位老师的感激之情。据袁仲谦的后人说，抗日战争时期，他家清理旧书时，还发现过当年夹在书中的毛泽东借书、还书的条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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