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第一师范每个学生每周作文一篇，各班将每次作文最好的几篇送交全校的一个教员委员会去评选，最后选出3篇、4篇或5篇作为模范，陈列在大阅览室的镜框里，供全校学生阅览。毛泽东的作文不止一次获得这种荣誉。他也以很大的热情阅读这里陈列的别人的作文。这也是一种见识和才智的交流。以文会友，这是中国自古相传的良好士风。毛因此同常有作文入选的同学萧子升交上了朋友。

萧子升（1894—1976），又名旭东，后来改名萧瑜。他的弟弟萧子暲（又名植藩，就是诗人萧三）是毛泽东在湘乡县立东山高等小学堂念书时的同学。萧家就是湖南湘乡人，距韶山不过30公里，可说是小同乡了。萧子升年纪跟毛泽东相若，但入学较早，为第一师范第三班学生，比第八班的毛泽东要高三个年级，是学校里有名的高才生，不但长于作文，而且写得一手好字。平时言行学理学家的主敬，为老师和同学所看重。他与陈昌、熊光楚同级，都是杨昌济的得意门生，3人常去杨寓聆教；这种师生间的亲密往来，比毛泽东还要早些。由于他的学识和才华出众，是杨昌济第一个得意门生，老师还曾经有意将爱女许之，由于他早已成婚未果。1918年新民学会成立时，萧被推举为总干事，后来，学会会员成批去法国勤工俭学时，他是主要的组织者。在校时，毛常常看到萧子升被展出的作文，很愿意同他结识。一天，他们在走廊上相遇了，毛面带笑容地在萧跟前停了下来，打了个招呼，说：“如果你不介意的话，今天下午上完课之后，我想到你教室里去看看你的作文。”萧回答说：“当然，欢迎你来。”由于毛泽东常常一清早到教室中大声朗读古文，已引起萧的注意。

下课了，同学们都出外散步去了，教室里就只有这两个约会的同学。这是他们第一次交谈，关于彼此家乡的事情完全没有提到，谈论的主要是学校的课程、教员等等，说得都很坦率。比如，他们都不喜欢体育教员，因为这几位教员常常打牌到深夜，早晨起不来，因而就缺课了。不久以后，毛泽东在《体育之研究》一文中，就写出了他对体育教员的不满：“教体操者多无学识，语言鄙俚，闻者塞耳。所知唯此一技，又未必精，日日相见者，惟此机械之运动而已。”

这以后，这两位同学时有接触，看作文本，一起散步交谈，作诗唱和联句。萧回忆说：“我和毛泽东同窗三年半，已经养成了黄昏散步的习惯。可我们并不常吟诗，因为我们最大的兴趣在于讨论，在于聆听彼此的见解。”“我的国文教师，一位来自宁乡的有名文人，王钦安先生，就常常夸我的文章有宋朝文豪欧阳修之风。毛很诚恳地说，他与王先生所见略同，还说王先生真正懂得了我的文章。”“我把写着二十多篇的作文两个大练习本借给了毛。”互看作文的时候，也不时因为不同意见而争论。萧写的一篇《评〈 严先生祠堂记 〉》，对范仲淹的这篇著名的文章表示了异议。他认为不论光武或者严光都没有范仲淹笔下写的这么好：光武贤君爱才，严光安于淡泊。毛不同意这个看法。不过他也不赞成严光的态度，他以为，刘秀做了皇帝，严光就应该出任辅相，如同张良辅佐汉高祖一样。就为了这篇文章，两个同学争论了一个晚上。

1915年6月，萧子升在第一师范毕业，当了小学教员，先在修业学校教了一个学期，又转到楚怡学校，教高年级。楚怡是湖南最有名的私立小学，校长陈润霖是留日的有名的教育家，所聘教员都是第一流的，刚毕业的师范生很不容易去那里任教。何叔衡也在这个学校教书，毛是经过萧介绍才认识何的。原先的同学不能朝夕相见了，只得借助于书信联系。现在保存下来的1915和1916两年毛泽东致萧子升的信，竟还有12封之多。这些信中多讨论有关读书求学自省的事，有论述古今中外学术思想的长信，也有畅谈时局和国家大事的长信。从这些信里，人们对于青年毛泽东求学的勤奋以及讲求治学的方法，都留下深刻的印象。在一封写于1915年7月，现已残缺不全的信中，毛泽东说：“弟近年来所有寸进，于书本得者少，于质疑问难得者多。苟舍谭论而专求之书，其陋莫甚，虽至今昏懵如前，未可知也。”从上下文看去，看来这是针对萧子升来信说今后要慎言而发的，但只就所引的这几句看，关于读书和质疑问难的关系，是极有见地的。单是读书，而没有友朋之间的切磋讨论质疑问难，所得不免浅陋；而质疑问难，不但可以益智解惑，而且通过不同观点的反复论难，有助于思想的深入。毛泽东一贯重视自修，以及喜欢组织读书会、学会，都与这一想法相关。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1915年9月6日写的那封长信（约2300字）。信中，他把黎锦熙指导读书门径的意见，详详细细地告诉了萧子升。

黎锦熙原在第一师范任教，1915年9月1日，赴北京任职。毛泽东经常向他质疑问难，很重视他的意见。在给萧子升的这封信中，毛是这样谈到黎的：“闻黎君郡西好学，乃往询之，其言若合，而条理加详密焉。入手之法又甚备而完。吾于黎君感之最深，盖自有生至今，能如是道者，一焉而已。”他告诉萧子升，自己阅读斯宾塞《群学肄言》书中“缮性”篇的心得，这是黎锦熙推荐他看的。读过之后，他大为赞赏，“乃抚卷叹曰：为学之道在是矣。盖是书名《群学肄言》，其实不限于群学，作百科之肄言观可也。”

《群学肄言》是严复译《社会学研究法》的书名。作者斯宾塞是英国19世纪自学成才、著述丰富的哲学家和社会学家，强调用科学方法来研究社会现象，他认为社会为其成员的利益而存在，而不是其成员要为其社会的利益而存在。当时毛泽东接受了这个观点，在他写的读书笔记和文章中反映了这些意见。

萧子升自己订有一个读书札记本，名为《一切入一》①。1917年夏，他请毛泽东写了一篇序言，约600余字。序言开头说道：“君既订此本成，名之曰《一切入一》，命予有以书其端。予惟庄生有言：吾生也有涯，而智也无涯。今世学术之涂愈亦加辟，文化日益进步，人事日益蕃衍，势有不可究诘者。”于是谈到如垒石筑高台，“积久而成学”。然后根据《群学肄言》书中所述治学方法，这样说道：“学如何精，视乎积之道而已矣。积之之道在有条理。吾国古学之弊，在于混杂而无章，分类则以经、史、子、集，政教合一，玄著不分，此所以累数千年而无进也。若夫西洋则不然，其于一学，有所谓纯正者焉，有所谓应用者焉，又有所谓说明者焉，有所谓规范者焉，界万有之学而立为科。于一科之中，复剖分为界、为门、为纲、为属、为种，秩乎若瀑布之悬岩而振也。”

毛泽东这一中西文化比较的见解是极其精湛的。这也可能同杨昌济的教导有关。杨认为中国自古有治身治心之学（伦理学），有治人之学（政治学），而独缺治物之学（指自然科学），因此物质文明不发达。由于社会发展的历史不同，中西方整个文化结构不一样。如关于自然，中国古代只有一部《尔雅》。中国的类书同西方的百科全书一比，截然相异。从《艺文类聚》到《古今图书集成》，中国以皇帝为纲，大一统的政治社会体系，历史纲常伦理占绝大篇幅，是伦理中心主义，最后才有一点器物、舟车、虫鱼、方术（治病）之类。西方则自然与人生分开：天文、几何、算术、物理、植物、动物、解剖、生理、心理，而后法、政府、国家管理、伦理等，越编越丰富。从分类说，中国没有层次，主题并列。类书中无植物、矿物、动物概括区别，五谷与玛瑙、玉器并列，蝗虫与旱、贼同属“灾异”。西方百科全书为私人编著，从中可见科学进步轨迹；中国为语录式（如出自《尔雅》），官修、饬修、御览（如《初学记》）。中国自古应用技术虽发达，但强调意会、师传，缺乏量的精确观念，没有几何学，不能产生科学理论。伽里略从物体落地算加速度，牛顿从物落追索月球运动。中国则讲天、地、人道，追求阴阳大概念；有政治，无政治学；有法，无法学。总之，中西文化是两种体系：中国从人生到自然，西方则从自然到人生，从而影响思维方式。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眼光总是向上，而不向下：仰古圣先贤，轻凡夫俗子，技艺本流不在眼界之内。以至经济服从政治，权势当作权威，“非礼勿听”，“正宗正统”，容易推行个人迷信，专制独裁土壤特别深厚。

从现在保存下来的信件来看，萧子升可说是毛泽东在第一师范早期最接近的好友。1918年，他们共同发起组织新民学会，又共同发起赴法勤工俭学。1920年，留法十多个会员讨论学会的根本方向——以何种手段改造中国与世界时，萧子升跟同在法国的蔡和森等多数会员和在国内的毛泽东等，发生了根本性的意见分歧。萧不赞成走俄国十月革命道路，而主张“温和的革命”，走教育救国的道路。当大部分会员逐渐成为共产党员时，他终于分道扬镳，成为一个自由主义者，还一度当过国民政府的农矿部次长。30年代初再去法国，以后便长期侨居国外，直到1976年在乌拉圭去世。1959年，他应林语堂之约，写了一本同毛泽东青年时代交往的回忆录①。由于记忆不确切，或故意回避，或虚夸其辞，书中不实之处甚多，但如细加分析甄别，仍不失为了解他们当年友好交往的第一手资料。上面所引萧本人的回忆即出自此书。由于政治上的分野，毛泽东同斯诺谈话时，对于萧子升的评价就只有全盘否定了。

1915年9月27日，毛泽东给萧子升信中谈到热心求友之举：“仆自克之力甚薄，欲借外界以为策励，故求友之心甚热。如足下诚能策励我者也。仆无他长处，惟守‘善于人同’、‘取人为善’二语。故已有得，未尝不敢告于人；人有善，虽千里吾求之。前望足下上希古人，乃本心也。近以友不博则见不广，少年学问寡成，壮年事功难立，乃发内宣，所以效嘤鸣而求友声，至今数日，应者尚寡。兹附上一纸，贵校有贤者，可为介绍。”

1915年11月9日致黎锦熙信中，毛也谈到这件事：“两年以来，求友之心甚炽，夏假后，乃作一启事，张之各校，应者亦五六人。近日心事稍快惟此耳。”

1915年，毛泽东22岁了，他常感伤自幼失学：少年学问寡成，壮岁事功难立；单靠学堂一天上几节课是不行的，必须多结胜友，以求学业广博，报效国家。这时正是袁世凯接受日本帝国主义企图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要求，宣布次年改元“洪宪”，准备元旦登基做皇帝之时。于是在9月中旬，有此非凡之举：发出“征友启事”，署名二十八画生（毛泽东三字繁体共28画），意欲结交对学问、时事感兴趣，又具强烈爱国心的青年。他自己回忆说：“邀请有志于爱国工作的青年同我联系。我指明要结交坚强刚毅，随时准备为国捐躯的青年。”“启事”最后引用《诗·小雅·伐木》中“嘤其鸣矣，求其友声”句。“启事”寄发长沙一些有名学校，并在信封上注明，“请张贴在大家看得见的地方”。省立女师校方接到这封信曾发生误会，后来经过通讯处（一师附小陈昌转，陈昌是二班学生，正在附小当教员）打听，才知原委，了解到“二十八画生”是一个很优秀的学生。“应者五六人中”有罗章龙和李立三，他们都是长郡联立中学的学生。同李立三只交谈过一次，没有深交。据罗章龙回忆说①，他到第一中学访友，见到墙上贴有这个“启事”：

“启事是用八裁湘纸油印的，古典文体，书法挺秀。引句为《诗经》语：‘愿嘤鸣以求友，敢步将伯之呼。’内容为求志同道合的朋友，其文情真挚，辞复典丽可诵，看后颇为感动。返校后，我立即作一书应之，署名纵宇一郎。逾三日而复书至，略云：接大示，空谷足音，跫然色喜，愿趋前晤教云云。旋双方订于次星期日至定王台湖南省立图书馆见面。”“我们就坐在一长条石上，直谈到图书馆中午休息时止，足约二三小时始别。谈话内容涉及很广，包括国内外政治、经济以至宇宙人生等。而对于治学方针与方法，新旧文学与史学的评价等，谈论尤多。谈到音韵改革问题，主张以曲韵代诗韵，以新的文学艺术代替‘高文典册’与宫廷文学。在旧文学著作中，我们对于离骚颇感兴趣，曾主张对离骚赋予新评价。关于治学问题，润之认为，对于宇宙，对于人生，对于国家，对于教育，均属茫然！因此主张在学问方面用全付力量向宇宙、国家、社会作穷源竟委的探讨，研究有得，便可解释一切。关于生活方面所涉及较少。临别，润之表示‘愿结管鲍之谊’，并嘱以后常见面。”

罗章龙在《椿园载记》此处注解说：“斯诺著《西行漫记》内称毛自述：‘征友初得三个半人，第一个为罗章龙，另外还有两个。’据所知其中一个为湘阴黄焕，即黄铭功老师的侄子，亦联中学生，体弱多病，早逝了。所谓半个人指李隆郅（李立三）。后邹彝鼎提到此事云：按通俗解释，一个人是完全的人，半个是残阙不全的意思，含有贬义。但按古典，此语亦有所本。昔苻坚谓仆射权翼曰：‘吾以十万之师取襄阳，唯得一人半耳。’翼问：‘谁耶？’坚曰：‘释道安一人，习凿齿半人也。’”①（见《高僧传》）

之后，罗章龙与毛来往密切，每逢周末，常漫步市郊各名胜处，也到板仓杨寓晤谈。两人都能诗，有过唱和。一次，还一同步行去韶山，在茶店休息，毛泽东还帮助老农熟练地打草鞋。罗章龙是新民学会第一批会员中唯一不是第一师范的学生，也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批党员，20年代初，在北方做工运工作。党的第三次代表大会后，同毛泽东夫妇、蔡和森夫妇一起在上海党中央工作。大革命失败后，罗还曾同毛一起回到长沙领导秋收起义。1931年四中全会后，两位青年时代的老朋友就分了手，没有再见过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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