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在《讲堂录》中说：

“闭门求学，其学无用，欲从天下国家万事万物而学之，则汗漫九垓，遍游四宇，尚已。”

“游之为益大矣哉！登祝融之峰，一览众山小；泛黄渤之海，启瞬江湖失。马迁览潇湘，泛西湖，历昆仑，周览名山大川，而其襟怀乃益广。”

“游者岂徒观览山水而已哉。当识得其名人巨子贤士大夫，所谓友天下之善士也。”

上面这些话还是1913年写的。毛泽东一直是朝这个方向努力的，除了每天仔细看几种报纸外，平时上街都注意看告示，以了解社会情况。学习不只是读书、游历和考察，接触种种人和种种事，同样是很重要的学习。自古以来，中国文化传统中还有这样一种观念：不游历名山大川，孤陋寡闻，是写不出大文章的。颜习斋和严复都强调要读无字之书，尤其颜习斋最反对闭门读死书的书呆子。这都对青年毛泽东有深刻的影响。1915年9月6日，毛致萧子升的信中，谈到博学、通识之重要，说王安石变法失败的原因：“欲行其意而托于古，注《周礼》、作《字说》，其文章亦傲睨汉唐，如此可谓有专门之学者矣，而卒以败者，无通识，并不周知社会之故，而行不适之策也。”

一次，毛泽东在翻阅旧《民报》时，看到一篇文章，记述两个学生旅行全国的故事，他们一直走到四川靠近西藏边境的打箭炉（今康定）。从这件事受到鼓舞，很希望自己也能够这样去旅行。

有志者，事竟成。不久他就实现了这个愿望。那是1917年暑假将要来临的时候，他同在楚怡小学当教员的好朋友萧子升商量，怎样度过漫长的假期。他们定出的度假计划是十分奇特的：去当叫化子（湖南方言：乞丐）！身上一个钱不带，去作长途旅行，靠着乞讨解决吃和住的问题。这样，从社会的最底层来看社会，来看人情世态，必定能够看到许多平日看不到的东西。旧时有穷苦的读书人或失业塾师，到处给大户商号送对联或恭维话，做游学先生，以解饥困，社会上叫做“打秋风”。

萧子升的回忆录中几乎有一半篇幅记录了这次“行乞游记”。这一部分是50年代最先脱稿的，可信的程度较大。以下所述，主要根据此书。

楚怡学校先放暑假。不久第一师范也放暑假了，一大早，毛泽东就赶到楚怡来了。他剃了一个大兵式的光头，穿一身已经破旧的白裤褂，带着一把旧雨伞和一个小包袱，包袱里只是一套换洗衣服、洗脸巾、笔记簿，还有毛笔和墨盒。萧子升脱下日常教员穿着的长衫，换上了同毛一样的装束，只不过包袱里多了一些信纸信封和一本《诗韵集成》，以备诗兴发了两人可以吟诗唱和。

萧子升去跟校长告别。校长陈润霖大吃一惊，问道：“萧先生，发生了什么事情？为什么穿得这个样子呀？”

萧子升解释说：“我只不过要作一次徒步旅行，穿着这样的衣裳走起路来方便些。”萧并告诉他：有毛泽东同行。说起毛泽东，陈润霖是有印象的，毛是他在第四师范当校长时的学生，他曾夸奖过毛的作文，当教员的有几个能写得出。他说：“一个奇怪的小伙子，两个奇怪的小伙子！”

出了校门，是向东还是向西呢？他们并没有明确的目的地，对于乞讨生涯来说，横竖都是一样。如果说有一点分别的话，向东，十分钟便可以出浏阳门（长沙东面的一个城门），来到旷野之中。向西，十分钟之内便会为湘江所阻（湘江一直到20世纪70年代初才建起大桥）。这样，他们就决定了方向，向西走。因为走在空旷的平地上，没有阻碍，也就没有什么趣味。而设法渡过宽阔的湘江，就是克服第一个障碍。

当他们走出校门的时候，门房以惊异的眼光瞪着他们，他不明白，为什么平日看来很庄严的教员，会穿着得这样奇形怪状，走到街上去。但是以后他们就不再是注意的焦点了，因为大路上很多人都穿着这样破旧的衣裳。

出小西门（长沙西面的一个城门），步行几分钟，便到江边了。他们望着滔滔江水，在草地上坐了下来。

怎样过江呢？游泳？包袱全会湿掉，不能考虑。灵官渡有不收费的义渡，但是得沿江向南绕行三四里，而且，就这么平平淡淡渡过江去，似乎也无大意味。眼前就有不断往来于两岸的划子，收费也便宜，每人只要两个铜板。今天的年轻人多不知道铜板是怎么一回事，得解释一下。清代使用的中间有一个方孔的铜钱叫制钱，一枚叫一文，一千文就是一贯，或者叫一串，湖南人叫一吊。大约是清末民初，又铸造了一种币值较大的铜元，一枚当制钱20文，叫大铜板，也有只当制钱十文的，就叫小铜板。小铜板比较少，日常所说的铜板大都是指20文的大铜板。银元跟铜元兑换，大约是银元一元可换铜元5吊多，两个大铜板还不到一分钱。钱虽不多，可是毛泽东和萧子升连一个铜板也拿不出，怎么能上渡船呢。

他们坐在草地上，看见一艘又一艘的划子载满乘客向对岸划过去，靠岸以后又换上一批乘客划过来。他们已经眼睁睁地看见同一艘船来回三次了。如果老是坐在那里观望，便永世不能过到江那边去。既然已经当了乞丐，是不是可以去乞求船户的通融呢？萧说，船夫一定不会答应的。毛说，我不在乎，我去跟船夫讲。于是他带着坚决的神情，向近旁一艘小船走去，很有礼貌地请求那个摆渡的把他们免费载过去，因为他们身上没有钱。

船夫粗声粗气地回答：“你们没有钱，为什么不从灵官渡去？”

船夫的拒绝并不很使人意外。商量了一阵，他们看到又一艘划子靠岸，乘客纷纷上岸，于是他们什么话也不说，跟着别的乘客一同上了船。船到江心要收钱了，他们才说出自己没有带钱来。

萧子升说：现在我们连一个铜板也没有，过一个月我们加倍付给你。

船夫说：过一个月，我还认得你们吗？你们没有钱，就留下一把伞吧。

毛泽东说：那不行，伞我们路上还要用呢。再说，过河钱才4个铜板，一把伞值14个铜板哩。

船夫以把船划回去相威胁，其他乘客大声抗议起来，催着快点划过去。乘客中一个态度和善的老人提出代他们付钱，他们连忙阻止。于是提出让船夫休息，由他们接着来划，用劳力来补偿船钱，船夫又不答应。

这场争执正在持续的时候，船夫看见后面的一艘船渐渐驶近江心，如果让它赶到前面去，自己就会失掉正在对岸候船的那些乘客。他不得不停止了这场争吵，而这两个无钱的乘客也终于登上了对岸，朝着宁乡县城走去。这第一道难关一过，两人就信心十足了。

那时长沙宁乡之间还没有修筑公路，只有石板铺砌崎岖不平的“大路”。三岔路口都有指路小石牌，可是他们从不去看，只是选最宽的路走。夏天的太阳把石板晒得烫脚，他们宁愿在路边的黄土草地上行走。

两个朋友沿着大路边走边谈，颇不寂寞。渐渐地他们感到有点为难了。这为难之处就是觉得饿了。自从开始觉得饥饿，就越来越觉得饥饿。他们是要吃一点东西了。路边有一爿小吃店，阴凉之处正有两把空着的椅子，于是他们坐下来休息。开店的女人带着好奇的神情打量这两位什么吃的喝的都不要的客人，看来是猜到了他们的窘境，于是献上两杯茶，并且说明不要钱。他们吃过茶，反而觉得更饿了。

得马上弄点吃的。到附近农家去乞讨吧，一家人家打发一点点，要连续讨上四五家才能一饱，如果给的是生米（那是对付叫化子的常法），更是毫无用处。最好是找一个大户人家。于是，向开店的打听，附近有读书的人家吗？打听到附近有三户读书人，声望最高的是一位早已告老还乡的刘翰林，于是决定向翰林进攻。两人吟咏联句，凑出了一首献给刘翰林的诗：“翻山涉水之名郡，竹杖草履谒学尊。途见白云如晶海，沾衣晨露浸饿身。”① 诗中赞颂翰林隐居生活的超脱和高雅，第四句的意思一目了然。他们把诗写好，就去拜访刘翰林。

这位翰林很赏识他们的诗和字，从谈话中也发觉他们很有学问。在问答中，毛泽东说我们读过《十三经》。也读过《老子》和《庄子》，还回答了老翰林的问题：“最好的《老子》注是王弼作的，最好的《庄子》注是郭象作的。”问到萧子升是曾国藩的同乡，萧于是说道，高曾祖在曾国藩家当过教师。分别的时候，送给他们一个红包，里面竟包着40个铜元。他们顿时富有起来了。连忙回到那小吃店狼吞虎咽地吃了一顿饭，每人才花了4个铜板。

他们在路边小客店住宿了一夜，第二天一早又上路了。他们的好友何胡子——何叔衡是宁乡人，既然已经到了宁乡县，那就上何家去。他们有何家的地址，这一天大约走140华里。刘翰林送的钱还有剩余，足够一天的吃用。这一天走得特别快。月亮出来了，他们在月光下行走。走进山间灌木的丛林，虽然显得幽暗，间或听到一声两声野兽的嗥叫，可是并不觉得害怕，因为有两个人同行。在岔路口也走错过路，只得回过头来再走。走到深夜，终于敲着何胡子家的门。

何胡子点燃灯，打开门，意外地大笑起来，连忙迎进两个朋友，说，我做梦也没有想到你们两个会来！当他听说两位是在作一个试验，看一文不带能够走多远，像叫化子一样走过来时，更是大吃一惊，大笑道：你们真是两个怪物！

何叔衡全家极其热情地欢迎了这两位客人。何家是自给自足的农家，全家大小都参加劳动。父亲通文墨，是个标准的老农人，带着客人去看自己经管的猪栏，养了10只猪，说关键在品种和饲料。宁乡猪是湖南出名的良种猪。栏中有一只才11个月大的猪，肥壮得像一条小牛，有300多斤重。何老伯骄傲地带领客人参观这一切，这是何家最重要的财富。一年的油、盐、茶、肉等开销，都从它们身上来，要是不养这些猪，生活就很艰难了。菜园里整齐清爽，长满鲜美的菜蔬，园中连一根杂草也没有。田里的水稻也长势喜人，何胡子的弟弟正在田里忙着。叔衡是何家的长子，这时当了中学教员。这是毛泽东很熟悉的一个典型的耕读之家。

何家用最丰盛的酒菜款待他们：杀了鸡，还有鲜鱼和腊肉。吃过饭，谢过主人的招待，他们又要继续自己的行程。由于何老伯的苦留，盛情难却，他们又多住了一天。何老伯又带客人去看山林，大都是松树，家用柴禾随砍随用。

告别了何家，向宁乡城走去，中午，又到了要吃饭的时候，他们就大模大样地走进一家大院子，说我们是叫化子，要讨些饭吃。女主人一句话也不说，回转身去，到里面给他们每人拿来一小碗冷饭，因为已经很饿，尽管没有菜，也很快吃完了。要再讨一点，她却不肯给了。于是只好去找另一家。那一位家主说没有现成饭，愿意给一点生米。生米对他们没有用，只好再找一家。这一次遇见了一位慷慨的主人，给了每人一大碗米饭和一些菜，得了一饱。

宁乡县城里还住了一位同学，他们决定不去拜访，他们不愿再享受何家那种盛情的款待，那还算什么叫化子呢。他们决定到沩山去，那是宁乡有名的风景区。

在离县城20多里的一个小山坡上，两人在一株大古松下歇脚，谈论起何老伯自耕自得的安适生活，由此议论起农家生活的苦乐来。萧子升在追忆中，写到他的朋友熟知农家疾苦。何家是自耕农，不愁吃穿，还能供子弟读书；如果是佃农，起五更睡半夜地干活，到头来劳动成果拱手送给地主。至于打长工、打短工的，所愁的是无人雇用，这比佃农还苦。谈着谈着，像佛祖样两人在菩提树下睡着了一阵。醒来又赶路。

路边住着的一对老夫妇，给了他们米饭和炒菜，吃了个饱。这老头姓王，在县衙门里当过七八年门卫。他告诉这两个来乞食的年轻人，为官的都不廉洁，县太爷满脑子想的是钱，打官司就靠给钱，求情是无用的。他经历过三任县官，头一个是个贪官，一心想的是钱，办案不问有理无理，总是给钱多的一方打赢官司。另外两个县官却是清廉的，可是人们对他们同样抱怨，甚至以为比贪官更坏，说什么连礼都不肯收，还算什么县官。可见人们没有什么是非观念，使人感到，这恐怕也就是社会上好官不多的一个原因吧。

黄昏时分，他们到了沩山。茂密的树林映衬着千年古刹沩山寺。两个和尚在山门迎接，为了不使对方误会为长途跋涉的香客，他们直言是乞讨而来。和尚回答说：拜佛和乞讨本来就是一回事。这寺里的方丈是不随便接见客人的，当他看到这两个青年人求见的便条，不敢怠慢，就请了进去。在方丈室，这两个客人看到四壁都是图书，除了佛教的经典外，也有《老子》和《庄子》。他们就中国古代经籍兴致勃勃地谈论了近一个小时，方丈非常高兴，邀他们共进晚餐。晚餐后，回到大殿，许多和尚以为这是一流贵客，纷纷请他们在扇子上和卷头上题字留念，几乎忙到半夜。第二天，方丈定要留他们盘桓数日。方丈告诉他们：本寺有和尚约莫百名，但经常有来自远方的挂单和尚，因此庙里常常住有三四百人之多。那些挂单的和尚，通常住几天便离去了，曾经有过最高的纪录是八百僧人。他们从远方来，是来听经和传戒的。这里庙产甚丰，招待这些挂单和尚并无困难。再说，和尚是出家人，所有寺庙都是他的家。云游四方，谈经论道，对弘扬佛法也有好处。

毛泽东和萧子升在这寺庙里住了两天，由和尚引导在各处参观，了解了寺院的组织和僧人的生活。他们还向方丈询问了全国佛教的概况，以及佛经出版的情况，上海、南京和杭州是佛教经籍出版的中心。像沩山寺这样的讲经中心，全国至少有一百处，如果算上规模较小的，大约有千处左右。

告别的时候，他们表示，还想访问一些大寺院，希望方丈写几封介绍信。方丈说：那是不必的，你们不需要任何介绍信，因为无论走到哪个庙里，你们都会受到像在这里同样的欢迎。

从沩山下来，他们就向安化县走去。路上在茶馆歇脚，准备写日记时，两人又议论起佛教与人生哲学问题，以及历代帝王同宗教的关系。认为唐代最是典型：皇帝尊孔子为“王”，从此全国各州府县一律修建孔庙；皇帝姓李，又尊老子为道教始祖，开始建立道观；外来佛教也受到欢迎，于是寺院遍及全国。儒、释、道都为官方所尊，和谐共处。到西方取经的玄奘也是唐朝人。他们认为孔子、老子都是哲学家，而非教主，这还是由于中国人的现实主义性格，只希望借宗教以指引生活，而不致发展到狂热地步。毛泽东说：自古以来，中国宗教信仰是自由的，对宗教也不过于执着，不像西方那样发生长期的宗教战争。此外，儒家思想远比佛道二教影响为大，几千年历久不衰，帝王利用，考试取士，以此规范社会人际关系等等。两人都认为这都值得大加研究。

在一个农家讨得一顿晚餐之后，他们沿着一条不知名的河岸从容前行。夜很静，也很美。午夜明亮的月光把他们的影子印在路上，轮廓分明。四顾茫茫，不见人家，也不知道还得走多远才有旅店。何况刘翰林所赠的40枚铜元，早已用完，纵使有旅店也不能住宿。于是毛泽东提议：我们就在这里消磨一夜吧，这沙滩岂不也可以作很舒服的床吗。他们就这样在沙滩上睡了一夜。萧子升时时醒来，毛泽东则睡得烂熟。在回忆录中，萧用很长篇幅描写了沙滩月夜如诗如画的情景，以及怀疑远处高坡上似蹲踞着一只老虎，因而引起极度恐怖之感。直到天亮之后，萧才发现，那原来是一块大黑石头。早晨起身了，继续沿着河岸走。不久，过了一座石桥，大路就逐渐同河岸分开了。他们一路谈论，不知不觉就进了安化县城。

这已经是上午10点左右，还不曾吃早饭，饿得很厉害。他们走到一家茶馆门前，犹豫了片刻，就昂然走了进去，在一张靠窗子的方桌边坐了下来，叫来了菜和早餐。吃饱了，怎样付账呢？商量之后，决定留一个人坐在店里等着，一个人去设法弄钱。讨钱很难，一些人是干脆不肯给，费了好些时间，讨了两条街，一共才讨得几十文，付账连一半也不够。于是又商量，终于想出一个办法，用这几十文先去买些纸来，写成对联，当“游学先生”，送字给那些商店的店主。旧社会一些潦倒的读书人，就这样弄几个钱来借以糊口。

在头一家店铺里，店员对于他们送去的对联大为赞赏，连声说“写得好，写得好！”就给了4个铜元。这时，店主出来了，问了一下，说：再给4枚。8枚铜元，就足够付茶馆的账还有余了。也有小气的，拒绝接受对联：字对我有什么用，拿去送给别人吧。他们说：写上了宝号的招牌，怎么能送给别家呢？你纵然不出钱，也请你收下。店主才不得已拿出了两个铜板。

多数的店主看到写有自己的店名，都是表示接受的。有一爿茶叶店，店主读过书，也会写字，在收下对联之后，还请他们到书房里谈话，萧子升当即磨墨挥毫，为店主本人写了一副对联。那店主为读书人常不免穷愁潦倒，慨叹不已，临别，竟送给了20个铜元。

同茶叶店老板谈话时，那个老板谈到他有3个儿子，准备让一个读书，另两个学做生意，认为读书谋生是靠不住的。一路上两人于是引起了有关中国家庭制度的辩论。毛泽东认为中国人家庭观念太重，所以缺乏民族情感。萧子升则认为不可太夸大国家观念，应两者兼顾。毛认为国家应占最优先地位：在未来最理想的国家中，儿童应当脱离父母，而由国家教养。

据安化地方搜集的可靠资料①，他们到安化时，曾到过第一师范同学罗驭雄和萧蔚然的家，在罗家吃过饭，给一个秀才送过对联。还查阅过安化县志，了解清代农民黄国旭领导的起义。到东华山看了农民起义烈士墓，还在一个贫苦的夏婆婆家谈了很久。又到县劝学所拜访所长夏默庵老先生。夏毕业于两湖书院，为饱学之士，著有《中华六族同胞考说》、《默庵诗存》、《安化诗抄》等。老先生性格高傲，毛泽东两次求见被拒，第三次登门才接见。于是发生了前节所述考对联的故事。老人以客礼相待，请他们吃饭并住宿。在劝学所还观看了祭孔礼器，和铜壶滴漏（古代计时器）。1953年5月，毛泽东还曾向安化地方去信，“与默庵先生在安化会过一次，请寄《中华六族同胞考说》”。此书后来没有找到。

离开安化，又向益阳进发。他们到达益阳县城的时候，看见墙上张贴的一张县政府的布告。他们惊异地发现，签署这布告的，是县长张康峰！张康峰，岂不就是第一师范的化学教员吗？于是他们决定到县衙门去拜访县长。

问过几次路，问到了县政府。门房拦住了他们，不让进去：滚开，叫化子到衙门里来干什么？他们要求门房通报，他们要见县长。萧子升掏出名片，将毛泽东的名字添在上面，交给了门房。可是门房拒不通报，双方僵持了好些时候。门房还不时口出恶言，威胁恐吓；这边也不示弱，表示不见县长决不走开。最后，从门房里走出一个老头，以试探的心情接过名片进去了。不久，他快步走了出来，笑容可掬地说，县长有请。那门房听了，目瞪口呆了。

张康峰看到这两位来访者，也很觉惊讶。当他听完这两位学生的陈述之后说：这在多数人都是不能理解的。说真的，我看到你们的穿着打扮的时候，我完全能够谅解门房的态度。

张康峰让他们两个先去洗了澡，同他们畅谈了很久。在饭桌上，张告诉他们：第一师范的同学有6个在益阳县教育界工作，一个担任县教育局长，一个中学校长，一个小学校长。他表示，要通知他们第二天早上到县政府来，开个欢迎会。两个叫化子又变成了上宾。他们在益阳停留了3天。告别的时候，张康峰坚持要他们带4块钱在身边，以备不时之需，并且命门房伴送他们到城门口。那门房想起初见时的情景，一路上低着头，一言不发。

出了益阳城，一路谈笑，走了几天，到了沅江。这一路上，他们讨论的题目是金钱、权力和政治权力，以及两者关系问题。毛泽东最反对金钱权力，资本家的金钱权力就是靠榨取劳动人民的血汗而得来。金钱万能，钱可通神，一个人只要有钱，可以公开做坏事。萧子升认为权力是坏东西，权力是一把刀。政治权力混涵着种种罪恶之源。毛反对将政治权力看成一把刀，组织国家必须靠政治权力。然后又谈到人类行为准则，萧援引孔孟之道：“君子忧道不忧贫”；“饱乎仁义也，所以不愿人之膏粱之味也。”董仲舒说：“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毛则相信管仲之言：“衣食足而后知荣辱”，而孔子却说，“君子谋道不谋食”。然后两人又争论道德问题与人类社会进步的关系。萧认为物质进步远比道德进步快；毛认为道德不能解决饥饿问题。

沅江这时正涨西水（长江上游涨水，抬高了洞庭湖区水位，叫涨西水），县城周围全给水浸了，街道上也是水。毛泽东和萧子升于是放弃了继续漫游的计划，搭乘河船，迳直返回长沙来。在船上他们总结了一下此行观感，觉得身无一文，而能克服种种困难，叫化生活不致有饿死之虞。但是捱饿究竟不是滋味。世界上还有多少人在挨饿。萧子升说，肚子饿时手脚都没劲。毛泽东说，一路看到许多势利小人，都是些灵魂龌龊的拜金者；乞丐被人看不起，就是因为没有钱。

离船上岸，返校途中，他们在西门一家照相馆拍了一张照：雨伞搭在肩上，背负包袱。

在《早年毛泽东》一书中，笔者曾简要写到这次“行乞旅游”。根据当年第一师范老同学的回忆，还记有这样一段话：“萧子升放不下架子，向人问路，都要先整整衣服，干咳两声，然后开腔，还只愿进大户人家；毛泽东却态度谦和，言语亲切，愿意进小户人家，尤其热心于访贫问苦，同什么人都谈得来。”这就说明了书香子弟与农家子弟的不同本色。

他们在旅途中写的“游学”笔记，第一师范同学好友争相传阅，称赞他们是“身无半文，心忧天下。”① 这8个字，后来就一直成为朋友们对毛泽东的一种亲昵的赞誉。

毛泽东是非常喜欢旅游的，平时周末或假日，他总是和同学、好友们到市郊爬山或游览名胜古迹。据蔡畅的回忆，1918年夏初，毛泽东还同蔡和森到洞庭湖边一些地方，作了半个月的漫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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