降旨命李鸿章陛见，是七月初的事。谕旨中说他“遵议海防事宜一折，言多扼要。惟事关重大，当此创办伊始，必须该督来京，与在事诸臣，熟思审计，将一切宏纲细目，规划精详，方能次第施行，渐收实效。”不必有所褒奖，而倚重之意，溢于言表。相形之下，十天以前左宗棠之被“传旨申饬”，荣枯判然，益觉难堪。

左李二人，一直是冤家对头。多少年来明争暗斗，到了这年五月间中法成立和议，外患暂息，内争即起，终于到了算总帐的一天。

发难的是刘铭传。防守基隆的一年，刘铭传受够了台湾道刘璈的肮脏气。刘璈是左宗棠嫡系，驻扎台南，勒兵扣饷，处处跟在前敌的刘铭传为难。由于左宗棠督办福建军务，杨昌濬当闽浙总督，刘铭传无可奈何。不过，他的委屈经由李鸿章的传达，朝中完全明了，只以强敌当前，毕竟要靠左宗棠保障闽海，不便降旨整饬纪律，自乱阵脚。如今外敌已退，自然可以动手了。

当然，这也要怪刘璈太不知趣，禀请左宗棠在所借的洋款内拨发一百万两，办理台湾善后，而且派委员到福州坐提。刘铭传得到消息，一个电报打到北洋，随即转到京里。醇王得报大怒。办海军要钱、修三海要钱、南漕预备恢复河运，治理运河要钱，而台南各地未经兵燹，并且刘璈径收厘金，绝少接济刘铭传，库中应有大笔款子，居然还要在借来的洋款中，提取百万之数，简直是毫无心肝了。

因此，发了一道电旨，严饬左宗棠不准擅发。这还罢了，坏的是还有一段告诫的文字：“左宗棠到闽后，每于调人差委，未经奏明，辄行派往，殊属非是。嗣后遇有用人拨款等事，务当先行奏报，候旨遵行；不得再涉轻率，致干专擅之咎！”接着又有一道电旨，命左宗棠和杨昌濬，查明所借洋款，还剩多少？“迅奏候旨，不得轻率拨用。”一叶落而知天下秋，明明见得左宗棠的帘眷已衰。

于是刘铭传不客气下手了，以“奸商吞匿厘金，道员通同作弊”的理由，运用福建巡抚的权力，将刘璈撤任查办，同时飞章入奏。

手段虽狠，却还是试探，所以对刘璈只是“撤任”。朝廷复旨：“着即撤任，听候查办”，是充分支持的表示，那就更可以放心大胆地穷追猛砍了。刘铭传紧接着便又狠狠参了刘璈一本，指他“贪污狡诈，不受节制，劣迹多端。开单列款，请革职查办。”

结果，不仅“革职查办”，竟是“革职查抄”。军机处承旨，连发两道“廷寄”，一道给刘铭传：“刘璈革职拿问，交刘铭传派员妥为看守，听候钦派大臣，到闽查办。”刘璈在任所的资财，责成刘铭传派廉干委员，严密查抄。一道是给湖南巡抚，张佩纶的第二位老丈人卞宝第，去抄刘璈在原籍的家。

此外还有一道明发：“命刑部尚书锡珍，驰驿前往江苏，会同卫荣光查办事件。”向来钦差大员查办要案，多用假地名隐饰，明明是往四川，偏说到湖北，象这样的障眼法，原是瞒不住人的，明眼人一望而知是查办刘璈。

左宗棠当然要展开反击，上奏攻讦刘铭传弃基隆的详细情形，指他丧师辱国之罪，过于徐延旭、唐炯。不想碰了个大钉子，所奉到的复旨是：“刘铭传仓猝赴台，兵单粮绌，虽失基隆，尚能勉支危局，功过自不相掩。该大臣辄谓其‘罪远过徐延旭、唐炯’实属意存周内，拟于不伦。左宗棠着传旨申饬，原折掷还。”

卧疾的左宗棠，受此羞辱，病势剧变，不能不再一次奏请开缺。当然，一道温旨是少不了的，准他交卸钦差大臣的差使，不必拘定假期，尽管回湖南安心静养。又恭维他“夙著勋勤，于吏治戎机，久深阅历。如有所见，随时奏闻，用备采择。”同时叮嘱：病体稍痊，立刻回京当他的大学士。

这道惓惓于老臣的温谕，寄到福州，左宗棠神明已衰，无从感念圣恩了。延到七月二十七子时，一瞑不视，当时由福州将军穆图善、闽浙总督杨昌濬会衔出奏。奏折慢，电报快，福建营务处电致北洋衙门，到第二天中午，京里就得到消息了。

这是意外，然而亦非意外。左宗棠到了福建，诸事不甚顺手，他虽以诸葛武侯自命，只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志节，或者差相仿佛，但宁静致远的修养却差得多。由于对法军只好“望洋兴叹”，抑郁难宣，因而肝火极旺，终于神智昏昏，经常在喊：“娃子们，出队！”左右亦就顺着他的话敷衍。这些情形，京中亦有所闻，料知他不久人世了。

不过不管怎么样，他总是国家的元勋，慈禧太后一向优礼老臣，自然伤感。而醇王回想左宗棠入京之初，气味相投，论公，保他以大学士管理神机营；论私，以亲王之尊，待以上宾之礼，并坐摄影，赋诗相赠。谁知这样的交谊，竟致不终！回首前尘，真所谓“感不绝于予心”，同时也觉得助李攻左，不免愧对故人。

因此，左宗棠的饰终之典极优。虽不如曾国藩，却远过于官文和沈葆桢。官文追赠太保，左宗棠追赠太傅；官文入祀贤良祠，左宗棠入祀昭忠祠、贤良祠，并准在原籍及立功省份建立专祠。谥法就更不相同了，官文谥文恭，这个恭字只对谨饬驯顺的大臣用得着，不算美谥，而且于左宗棠的为人亦不称。

因此，拟谥便费周章。谥典照例由礼部奏准后，行文内阁撰拟，由侍读二人，专司其事。照规则，凡第一字可以谥文的，只须拟八个字，由大学士选定四个字，奏请圈定。一二品大员，如果是翰林出身，照例得谥文字，但当到大学士，虽不来自翰苑，亦得谥文，因此举人出身的左宗棠亦得援例办理。

这第二个字就大有讲究了。最高贵的是“正”字，定制出自特恩，非臣下所敢拟请。第二个是“忠”字，这亦非比等闲。左宗棠当然不能与曾国藩比肩，谥作文正，但与林则徐、文祥一样，谥为“文忠”，应该不算滥邀恩典。因此，由大学士额勒和布，协办大学士阎敬铭、恩承会同选定的四个字，就有“忠”字在内。

呈达御前，慈禧太后觉得“忠”字，不足以尽左宗棠的生平，便垂询军机，除此以外，还有什么能够表扬左宗棠平定西陲之功的好字眼？

礼王世铎瞠目不知所对，便回头看了看说：“请皇太后问许庚身，他的掌故记得多。”

“许庚身！”慈禧太后便问：“你看呢？”

“照谥法，左宗棠可谥‘襄’字，襄赞的襄。乾隆年间，福康安就以武功谥文襄。不过咸丰三年，大学士卓秉恬，曾奉先帝面谕：文武大臣或阵亡、或军营积劳病故而武功未成者，均不得拟用襄字。所以内阁不敢轻拟。左宗棠是否赐谥文襄？请皇太后圣裁。”“本朝谥文襄的，倒是些什么人啊？”慈禧太后问说，“我只记得洪承畴与靳辅，靳辅有武功吗？”

“圣祖亲政以后，以三藩、河福、漕运为三大事，特为写下来，贴在乾清宫柱子上，朝乾夕惕，无时或忘。靳辅是治河名臣，自康熙十六年任河督，到四十六年病故任上，尽瘁河务三十年，襄赞圣功，与开疆辟土无异，所以特谥文襄。”

“要说开疆辟土，左宗棠也称得上。就谥文襄吧！”慈禧太后又问：“左宗棠生前，有什么请旨办理而未办的大事没有？”

这一下是由世铎回奏：“上个月，左宗棠有二个折子，一个是请设海防全政大臣，保荐曾纪泽能当海防重任，一个是请以福建巡抚移驻台湾。曾纪泽已奉懿旨，电召回国，闽抚驻台一层牵连的事项不少，一时还不能议奏请旨。”

慈禧太后对海防一事，胸有成竹，很快地答说：“曾纪泽当然有用他之处，可也决不能拿海防全交给他。福建巡抚驻台湾，这件事你们问问醇亲王跟李鸿章，最好照左宗棠的意思办！”

“是！”世铎答说，“李鸿章马上就要到京了，到时候请醇亲王主持会议，议定办法再请旨。”

李鸿章是八月二十三日到京的，自开国以来，从无一个疆臣入觐，有他这次进京那样重要，许许多多的军国大计，要等他来当面商议，才能定夺。

这许许多多军国大计，有的出自朝廷，要征询他的意见；有的是由李鸿章所奏请，必得他来当面解释。出自朝廷的大计，当然是以醇王的意见为主，第一件是筹议大办海军；第二件是旗营加饷，醇王重视此事，不下于大办海军。他毕生的志愿，就是要练成一支八旗劲旅，而要八旗子弟用命，就得先加军饷。因而早就授意刑部左侍郎薛允升，上了一个“将中外各旗营加饷训练”的折子作为“妥议”的根据。

加饷之饷，从何而来？照薛允升的办法，是裁减各省勇营。照户部的计算，各省勇营的兵饷每年要支出一千四五百万，此外粮秣、武器、营帐、被服等等所谓“养勇之数”更多，每年要花三千四百多万。加上京里旗营及各省驻防旗营的饷银一千多万，总计近六千万之多。而每年岁入总数，不过七八千万，竭天下十分之物力，以八分养兵，自然不是经久之道。

旗营加饷，依醇王的意思，至少要加四成。照此计算，仅是在京的旗饷，每年就要多支三百万两银子，部库实在不胜负担。因而由醇王主持的会议中，商量出一个结论：各省营勇，裁减浮滥，每省每年要省出二三十万两，分批解部，作为旗营加饷之用，同时咸丰年间因为军用浩繁，京官俸给减成发放，亦要恢复原数。

此讯一传，京中文武大小官员，欢声雷动，然而各省督抚，包括李鸿章在内，却无不大起恐慌。

因为各省招募兵勇，设营支饷，其中有许多花样，第一是吃空缺；第二是各项无法开支，无法报销的烂帐，都可以在这里面巧立名目；第三是安插私人，应付京中大老“八行”的举荐；第四是用各器粮饷，安抚当地各路的“英雄好汉”。一旦公事公办，就诸多不便了。

这些情形，在阎敬铭当然了如指掌，他虽不赞成旗兵加饷，但却赞成裁勇，料想一定会招致各省督抚的反对，为了先声夺人，特意在疆臣领袖的李鸿章到京的前一天，请旨颁发了一道上谕，在引据薛允升的原奏以外，将各省军需的积弊，统通都抖了出来，严饬切实整顿，限期在本年十一月内定议。而此时降旨，在希望首先打通李鸿章这一关的用意，是相当明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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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这趟进京，多带银子多带人。多带银子是为了从军机到六部小京官，略略扯得上寅、年、乡、世谊的，都要致送红包，多带人是估计到待决的大事甚多，临时必有好些奏折文牍要办。

一进京第一件要办的大事，就是陛见。照定制，进了崇文门先驰往宫门请安。他穿的自是行装，但一路八抬大轿，缓缓而来，并无半点风尘之色，簇新的宝蓝贡缎长袍，外罩御赐的黄马褂，头上双眼花翎的貂檐暖帽，衬着他那清癯的身材，红润的气色和白多黑少的须眉，望之真如神仙中人。

疆臣入觐，未曾见驾以前，照例不会客亦不拜客，所以宫门请了安，随即回贤良寺行辕，早早歇息。半夜里起身，扎束停当，进宫不过卯正时分。醇王已经派了人在东华门守候，招呼到内务府朝房，开了醇王专用的一间房子，请他休息。

刚坐定下来，只听门外有人问道：“李中堂的请安折子递了没有？”

一听是醇王的声音，李鸿章急忙起身往外迎。苏拉掀开门帘，遇个正着，李鸿章便当门请了个安，醇王还以长揖，跨进门来，拉着他的手寒暄。

“你气色很好哇！”醇王侧着脸端详，“精神倒象比去年还健旺些。”

“托王爷的福！王爷也比去年丰腴得多了。”

“唉！”醇王叹口气，“去年下半年的日子，那是人过的？不死也剥层皮！”他又说道：“上头一直在盼望你，昨儿还问起。如今中法的交涉，总算了结了，往后任重道远，还得好好儿振刷一番。你这趟来，怕要多住些日子。”

“是！鸿章打算着半个月的工夫，跟王爷办事，要请王爷教诲。”

“别客气！咱们彼此商量着办。少荃，你总得要帮我的忙才好。”

“王爷言重！只要绵力所及，鸿章无不如命。”

醇王点点头，踌躇着欲言又止，最后吃力地说了句：“我的处境很难。我们慢慢儿再谈吧！”

李鸿章心里有数，醇王有些话，不便在这时候说，于是便谈些不相干的事。约莫过了一个钟头，御前侍卫来传懿旨：

“皇太后召见。”

于是李鸿章随着御前侍卫进了养心门。这天由领侍卫内大臣“六额驸”景寿带班，领入养心殿东暖阁。朝阳满室，和煦如春，慈禧太后穿一件洋红缎子的旗袍，上罩玄缎小坎肩，两把儿头上簪一朵硕大无朋的绢花，丰容盛鬋，望去如三十许人，李鸿章觉得她比去年五旬万寿时所见，更显得后生了。

这也不过一瞥间事。数步行去，已近拜垫，下跪去冠，碰头请过圣安，慈禧太后照例有一番行程如何，稼穑丰歉，民生疾苦，以及起居是否安适之类的问答。当然，这番君臣之间的“寒暄”，因人因时因地而繁简不同。象丁宝桢远在西蜀，数年难得入觐，一旦见了面自然温言慰问，絮絮不休，李鸿章只不过十个月未见，而且京畿的情形，慈禧太后经常在打听，就不必说那么多的闲话了。

“这次找你来有好些大事要商量。”慈禧太后在谈入正题以前，先表白心愿，“皇帝快成年了，我的责任也可以卸一卸了。我时常在想，二十多年的辛苦，总要落点儿什么才好！你们做官的，讲去思、讲遗爱，我也就是这个意思，撤帘以后，能有人常常念着，记住我的好处。这二十多年辛苦，才算不白吃了！”

“皇太后的用心，天高地厚！”李鸿章突然激动了，“臣今年已过六十，去日无多，半生戎马，从没有一天安闲的日子，如果定要求皇太后、皇上赐臣一个闲差使养老，想来皇太后、皇上念臣微劳，也会全臣一个体面。然而臣从不敢起这个念头，就因为皇太后亲自操劳，圣心睿虑，全在国富民强四个字，臣稍有人心，岂敢有此偷闲的想法？外面骂臣的很多，臣不敢说是付之一笑，只觉得与其为此生闲气，不如仰体圣心，多办些事，才是报答深恩之道。”

“原是如此！你的功劳不比别人，我是知道的。”慈禧太后又说：“长毛、捻子平了二十年了，现在一班后辈，那知道咱们君臣当年苦苦撑持的难处？昧着良心，信口胡说，实在可恨！前两年的言路太嚣张了，连王公大臣都不放在他们眼里，这还成什么体统，还讲什么纪纲？真非好好儿整顿不可！”

李鸿章明白，这是指的惩罚梁鼎芬一事，便碰个头说：

“皇太后保全善类，臣唯有格外出力，勉图报称。”

“凡是实心出力的人，有我在就不必怕！”慈禧太后略停一下又说：“归政之前，我有几件大事要办，全靠醇亲王跟你帮着我，才能成功。”

“是！臣不敢不尽心。”

“第一件当然是大办海军。”慈禧太后问道：“各省的奏折，你想来都看过了？”

“是！醇亲王都抄给臣看过了。各省对设置海军的规模，应大应小，见仁见智，互有出入，只是应该设立专责衙门，特简亲藩，综揽全局这一层，大家的看法，并无不同。”李鸿章接下来提出他自己的意见，“臣以为今日之事，第一要平息浮议，而要平息浮议，又非先归一事权不可。自古为政在人，上有皇太后、皇上的主持，下有沿海七省疆臣承旨办事，只要中间枢纽得人，那就如臂使指，通盘灵活了。”

这是保举醇王，综持全局。但醇王以近支亲贵而兼帝父之尊，或者耻于为人举荐。李鸿章做了几十年的官，什么人的阅历都比不上他深，揣摩入微，所以不肯冒昧。

慈禧太后当然听得出他的言外之意，却先不谈人而谈事，“张之洞的折子，前两天才到。”她问，“不知道你看到了没有？”

“臣看到了……”

原奏的抄件，是他在通州途次接到的。张之洞的奏折，向来是唯恐言无不尽，动辄数千言。这个奏折，自然更不会例外，“分条胪举”，共有分地、购船、计费、筹款、定银、养船、修船、练将、船厂、炮台、枪械十一大款，如立山所透露的，主张练南洋、北洋、闽洋、粤洋四支海军，而统辖于总理衙门。说起来头头是道，但在李鸿章看，纯为言大而夸的书生论兵。

不过，张之洞在中法战争中，大借洋债，接济各处军火，任事甚勇，是帘眷正隆的时候，李鸿章怕惹慈禧太后起反感，不敢批评得苛刻，只就计费、筹款两端来驳他。

“张之洞仰荷皇太后特达之知，出任封疆，他的才气是好的，锐意进取，颇能不负皇太后、皇上的期许。所惜者，境遇太顺，看事不免太轻易。就以计费、筹款两项来说，光是造船，每军四百万两，四军共需一千六百万两，如今库藏未裕，开口就是一千六百万，未免说得太容易了。”

提到钱，慈禧太后不由得叹口气：“中法开战，各省军需报销了三千多万，欠下许多洋债，怎么得了？”

“正就是为此。”李鸿章紧接着说，“且不论洋债要还本付息，就拿办海军来说，如果造船要一千六百多万银子，筑炮台、造械弹、设学堂，以及海军官兵伕役的粮饷供应，又该多少？照张之洞的筹款章程，拿五年洋药进口的关税、厘金之半来造船，还有一半如何抵得住各项开支。近年国家岁收，以洋药关税为大宗，指定这个税款作收入的，不知道有多少？别的不说，光是左宗棠、张之洞借的洋债，就多拿洋药关税作担保，只怕要动用这笔款子，洋人先就不肯答应。”

“说得是！”慈禧太后深深点头：“张之洞办事，向来喜欢规模大，有点儿顾前不顾后。”

“借洋债决非谋国的善策。”李鸿章趁机说道：“总要自己开源才好。臣这一次进京，带了好几个条陈来，这会儿也没法子细奏。”

“我也听醇亲王说了，你的用心都是好的，只要能想法子多加收入，有钱来办正事，我无有不赞成的。”慈禧太后略停一下，拉回话题：“海军是无论如何要办的，不过总得有个先后次序，北洋是先有了规模的。我看先办一支，慢慢来扩充。

你的意思怎么样？”

“皇太后圣明。”李鸿章答说，“这才是可大可久之道。”

“练兵不光是费钱，还得要人。你素来肯留心人才，有能在海军效力的，尽管往里保。”慈禧太后又问一句：“你看，有好将材没有？”

李鸿章心想，慈禧太后此时物色人才，当然是预备大用，海军既打算请醇王主持，自己就不便有所保荐，但慈禧太后这样追着问，其势又不容闪避。念头多转一转，觉得有个两全的办法，保荐醇王的夹袋中人。

醇王在治兵方面最赞赏的人物，本来是荣禄，但其间一度发生误会，交谊几致不终。近年来醇王亦颇想修好，而荣禄不知如何，宁愿韬光养晦，其中或许有什么特殊的曲折，李鸿章不敢冒昧举荐。不得已而求其次，他想到了一个人。

“御前侍卫善庆，早年曾归臣节制，当时剿西捻的时候，善庆的马队，颇为得力。与刘铭传相处得亦很好。”李鸿章说，“臣素知其人，忠勇诚实，是好将材。”

“醇亲王也跟我提过，善庆是能带兵，会办事的。”慈禧太后又说：“左宗棠生前保曾纪泽能当海防重任。你看怎么样？”

“曾纪泽与臣是世交。明敏通达，是洋务好人才。不过，他不曾带过兵，臣亦不曾听他谈过军务。这一次电召回国，如何用其所长？出自圣裁，臣不敢妄议。”

话虽如此，不认为曾纪泽如左宗棠所奏的，能当海防重任的意思，已很明显。慈禧太后点点头，不置可否，将话题转到左宗棠身上。

“左宗棠可惜！朝廷原想用他的威望，坐镇南边，不想竟故在任上。”慈禧太后叹口气说：“他多年辛苦，我总想找个安闲的地方让他养老。在京里闲住，本来也很好，又那知道他的脾气倔，跟大家合不来。去年军机面奏，说派他到福建最好。我想，福建是他极熟的地方，也算人地相宜，就答应了，特为又将杨昌濬派了去，原意是叫他不用事事操心。不想他竟不能体会朝廷的苦心，年老多病，又是立了大功的，竟不能好好过几年舒服日子，说起来倒象是朝廷对不起他！”

“皇太后、皇王深仁厚泽，这样体恤老臣，左宗棠泉下有知，也一定感激涕零。不过左宗棠平生以诸葛亮自期，‘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如今积劳病故任上，与疆场阵亡无异，在他亦可说是求仁得仁，死而无憾。”李鸿章要占自己的身分，便又说道：“臣与左宗棠平日在公事上的意见，不尽相合，然而臣知左宗棠报国之诚，谋国之忠，与臣无异。回想当年在曾国藩那里共事的光景，如在眼前，如今左宗棠已经去世，臣年逾六十，精力日衰，只怕犬马之劳，也效力不到几年了。”

“你不比他！精神健旺得很。”慈禧太后用乐观的语气劝慰，“朝廷着实还要靠你呢！”

“臣亦自知没有几年了，不敢一日偷闲，总想在有生之年替朝廷跟百姓多做点事。”

“只要你做，朝廷一定保全你。不过年纪大了，你也要节劳才好。”

李鸿章此来，有满腹经纶，想要倾吐，本来打算先征得醇王的同意，取得军机及总署诸大臣的支持，有了成议，再奏请裁可，颁旨施行。现在听得慈禧太后一再勉励，便改了主意，觉得此时把握机会，说动了慈禧太后，便可以挟天子以令诸侯，协商之际，方便不少，岂非是办事的一条捷径？

打定主意，再无迟疑，首先将阻碍最多的造铁路一事提了出来，“皇太后明见万里。臣这几年锐意兴利，颇遭人忌，若非慈恩保全，臣纵有三头六臂，亦必一事无成。”他一转接入本题：“就拿造铁路这件事来说，光绪六年刘铭传入觐，上奏请造铁路，他是看到铁路一开，东西南北，呼吸相通，万里之遥，数日可至，百万之众，一呼而集，十八省合为一气，一兵可抵十兵之用。这些话，实在是真知灼见。上年对法用兵，王师备多力分，腹地招募之勇，一时派不到边省御敌，迁延日久，自误戎机。加以军需转输不便，岂有不败之理？如果当时照刘铭传所奏，先造‘南路’，一由清江浦经山东，一由汉口经河南，都到京师，那时候调兵遣将，指挥如意，决不容法军如此猖狂。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如今大办海军，固为抵御外患的海防根本，造铁路于军政、京畿、民生、转运、邮驿、矿务、招商、轮船、行旅有九大利，真该急起直追！”

提到这件事，慈禧太后便记起言路上纷纷谏阻的奏议，皱着眉说：“都说开铁路破风水，这件事可得好好核计。”

这个答复，使得李鸿章有些气沮，但话既说出口，不能不争，“沧海桑田，那有千年不变的陵谷？西洋各国当年讲求各种新政，往往亦有教民反对，全在秉持毅力，不折不挠，才能克底于成。臣记得左宗棠亦曾上奏，赞成仿造铁路，说外国‘因商造路，因路治兵，转运穷通，无往不利。其未建以前，阻挠固甚！一经告成，民因而富，国因而强，人物因而倍盛，有利无害，固有明征。电报轮船，中国所无，一旦有之，则为不可少之物。’这是阅历有得的话，实在透彻不过。”说到这里，他想起一个绝好的例子：“同治元年，臣由曾国藩保荐，蒙皇太后天恩，授为江苏巡抚，当时由安庆带淮勇九千，坐英国轮船到上海。臣记得是三月初由安庆下船，第四天就到了上海。如果没有轮船，间关千里，就不知道那一天才到得了？再如上年跟外国开仗，福建、云贵与京师相距万里，军报朝发夕至，边省将帅，得以禀承懿旨，迅赴事机。倘或未办电报，个把月不通消息，臣真不敢想象，今日之下会成怎么样一个局面？”

这番话说得慈禧太后悚然动容，“京官不明白外事的居多。铁路能办起来最好！”她作了一个概括的指示：“一切你都跟醇亲王仔细商量，只要于国有利，于民无害，不论怎么样都要办！”

奏对到此，时间已经不少，而且话也说到头了。于是景寿便做个手势，示意李鸿章跪安退下。

回到内务府朝房，正好醇王叫起，门前相遇，无暇深谈，醇王只说得一句：“咱们晚上细细儿地谈！”便随着御前侍卫，匆匆往北而去。

李鸿章便不再在朝房里坐了。为了自尊首辅的身分，他也不到军机处。军机处虽有礼王世铎在，李鸿章并不把这位王爷看在眼里，径自传轿出宫。

出宫却不回贤良寺，先去拜客。第一个拜的是惇王，他如今承继了当年大家叫惠亲王绵愉“老五太爷”的这个尊称，年纪大了，也想得开了，不似从前动辄脸红脖子粗地跟人抬杠。他的赋性向来简易坦率，这天轻车简从逛西山去了。李鸿章扑个空，反倒得其所哉，因为他实在有点畏惮这位“老五太爷”的口没遮拦，毫无忌讳，有时问出一句话来，令人啼笑皆非。

接下来便是拜谒恭王。李鸿章在轿中想起往事，感慨丛生，恻恻然为恭王难过。一年多以来，连遭拂逆，去年为了随班祝嘏，碰那么大一个钉子，已经难堪，今年又有丧明之痛，而且载澂之死，流言甚多，说他生的是杨梅恶疮，遍体溃烂，不可救药。还有一说，恭王久已弃绝这个长子，载澂病危之时，有人劝恭王去看他一次，以全父子之情。恭王听劝而去，一进屋子，望到病榻，入眼是一件绣满了花的黑绸长衫，当时掉头就走，从牙缝里挤出来两个字：“该死！”

他是六月初病故的。宗人府奏报入宫，慈禧太后倒掉了些眼泪，在所有的侄子之中，她最喜爱载澂，不仅因为他聪明英俊，而且也因为穆宗的缘故。十年的岁月，冲淡了爱子夭逝的悲痛，她只记得二十年前，他们“小哥儿俩”赛如一母所出的兄弟那样地亲爱。就因为这份又惆怅、又有味的记忆，使得她隐隐然视载澂如己所出，饰终之典，极其优隆，追加郡王衔、谥“果敏”。又因为恭王对长子深恶痛绝，怕他身后草草，特派内务府大臣巴克坦布替载澂经纪丧事，照郡王的仪制治丧，一切费用都由内务府开支。

这在李鸿章看，是件耐人寻味的事，是不是慈禧太后对恭王怀着疚歉，借此表示弥补？而恭王又是不是领这份“盛情”？都难说得很。

就这样一路想着，不知不觉到了鉴园。招帖上门，护卫先到轿前请安声明：“王爷病了两天了，这会儿刚服了药睡下。是不是能见中堂，还不知道。中堂先请里面坐，我马上去回。”

“病了？不要紧吧？”

“是中了点儿暑。”

“那，我更得瞧瞧。”李鸿章说：“你跟王爷去回，请王爷不必起床，更不用换衣服，我到上房见好了。”

不一会，护卫传话：“王爷说：彼此至好，恭敬不如从命。

请中堂换了便衣，到上房里坐。”

于是李鸿章就在鉴园大厅上换上“福色”套一件玄色贡缎宁绸衬绒袍的马褂，由护卫领着上楼。恭王在楼梯口相迎，拉住他的手不让他行大礼。

李鸿章认为礼不可废，不是衣冠堂参，已觉简慢，何能不行大礼？主人谦让再三，却无奈客人的道理大。于是随行的跟班铺上红毡条，李鸿章下跪磕头。既然如此，恭王亦就照礼而行。亲王的仪制尊贵，跟唐朝宰相的“礼绝百僚”一样，所以他是站着受了李鸿章的头。

等他起身，恭王才尽主人的道理，坚持着让李鸿章坐在炕床上首。大理石面的炕几上，摆上四干四湿八个高脚果盘，另有一个长身玉立，辫子垂到腰际的丫头，献上金托盖碗茶，然后就捧着水烟袋，侍立在旁，预备装烟。

“一年不见，你倒发福了！”恭王摸着他的瘦削的下巴说。

“托王爷的福。”李鸿章欠身答道：“世子不幸，实在可惜，只有请王爷看开一点儿。”

“我早就看开了！”恭王摇摇头，“我惭愧得很。”

这是自道教子无方，李鸿章不知如何回答？就这微一僵持之际，善伺人意的那名青衣侍儿，将水烟袋伸了过来：“中堂请抽烟！”

等他“呼噜噜”吸完一袋水烟，恭王换了个话题：“见过上头了？”

“是！从宫里出来，先去见五王爷，说逛西山去了，跟着就来给王爷请安。”

“跟老七碰过面了？”

“就一早在朝房里匆匆谈了几句。”李鸿章照实而陈：“七王爷约我晚上详谈。”

“也亏你！我早说过，‘见人挑担不吃力’，他早就尝到滋味了。这副担子非你帮他挑不可。少荃，”恭王停了一下，拉长了声调说：“任重道远啊！”

“王爷明鉴！”李鸿章略带些惶恐的神态，“朝局如此，鸿章实在有苦难言，如今要办的几件事，也还是秉承王爷当年平定的大计而行。只是同样一件事，此刻办比从前办，要吃力得多。王爷现在虽不问事，王爷的卓识，鸿章是最佩服的，总要请王爷常常教诲！”

“你太谦虚了。我如今要避嫌疑，不便多说话，而且也隔阂了，没有话好说。”恭王忽生感慨，“清流一时俱尽，放言高论的人少了，能够放手办事，亦未始不佳。”

李鸿章一时不明他的用意何在，不敢附和，只答应一声：

“是！”

“幼樵怎么样？常通信吧？”

提起张佩纶，是李鸿章一大心事。马江一役，张佩纶未获重谴，是因为军机上投鼠忌器，怕一论战败的责任，牵涉太广，难以收拾，但不办张佩纶又不能平天下之愤。因此，孙毓汶定计，借唐炯、徐延旭一案，一并收拾清流。唐、徐二人以丧师辱国之罪，定的斩监候的罪名，在罪名未定之先，李鸿章、左宗棠、丁宝桢先后上疏救唐炯，都碰了钉子。罪名既定之后，追论举荐之非，荐唐炯的有张之洞、陈宝琛、张佩纶，而结果不一样，张之洞因为在广东“颇著勤劳，从宽察议”。

其次是陈宝琛，因为他“力举唐、徐，贻误非轻”，落得个革职的处分。再下来就是张佩纶，加上马江一役，“调度乖方，弃师潜逃”的罪过，从重戍边。这就是所谓“侯官革职，丰润充军”。

张佩纶是这年四月里起解的，名为“充军”，其实是在张家口闭门读书。李鸿章不但常有接济，而且常有书信往来，谈论军国大计。但此时对恭王不必说实话，只这样回答：“偶尔通问而已！”

“幼樵可惜！”恭王微喟着说：“张香涛杂，陈伯潜庸，吴清卿轻，清流当中，论才气还是幼樵。”

李鸿章觉得恭王对张之洞、陈宝琛、吴大澂所下的一字之评，十分贴切，而对张佩纶有怜才之意，更感欣慰。恭王罢黜，张佩纶不能脱干系，原以为他会记仇，不想反倒惋惜张佩纶的遭遇！既然如此，不妨稍说几句实话。

“王爷的知人之明，实在佩服。如今预备大办海军，原是幼樵的创议，鸿章忝为大臣，有为国家育才举贤之责，当初有个私底下的打算，如果海军办起来，保荐幼樵经纪其事，成效一定卓然可观。经此磋跌，一切都无从谈起了。”

李鸿章的实话只说了一半。他对张佩纶的期望，不仅在于办海军，而是打算以衣钵相传，接管北洋。北洋的局面扯得甚大，他认为他“老师”曾国藩的话：“办大事以寻替手为第一！”实在是至理名言。自己位极人臣，将逾六十，在北洋也没有几年了，一旦交出了关防，论公，承先启后；论私，遮掩弥缝，都非得预先安排一个人在那里不可。

这个人很不容易物色，资格不够、才具不行、见解不同、关系不深，都难与其选。看来看去只有张佩纶最好，才具、见解、关系，样样合适，最难得的是翰苑班头，清流领袖，这个资格是北洋嫡系人物中没有一个够得上的。而不是翰林出身，想当北洋大臣就很难了。象张佩纶，以张之洞为例，积资升到二品的内阁学士，外放巡抚或者内转侍郎，立刻就可以大用。那时候奏调他会办北洋军务，历练个两三年，顺理成章地接了自己的关防，岂不是为公为私最顺心惬意的打算？

所以“经此磋跌，一切无从谈起”，也是违心之论。他的本心不但想设法将张佩纶弄回来，而且还想保他起复。不过眼前还“无从谈起”而已。

恭王当然猜不到李鸿章的心思。他这时由张佩纶的遭遇，联想到另一个人，“唐鄂生也可惜。”恭王说道：“相形之下，张幼樵还算是运气的。”

鄂生是唐炯的号。论丧师辱国之罪，唐炯不比张佩纶重，然而革职拿问，竟判了斩监候的罪。转眼冬至将到，如果“一笔勾销”，那就会使得菜市口在杀肃顺，杀何桂清以后，再一次水泄不通，轰动一时了。

“是！”李鸿章忍不住说了句：“薛云阶未免过分，听说是有私怨在内。”

薛云阶就是刑部左侍郎薛允升，恭王很注意地问：“喔，是何私怨？”

李鸿章颇悔失言，无端道人长短，传到薛允升耳中，自然会记恨，岂非平白得罪了一位有实权的京朝大员？就这沉吟未答之际，恭王却又好奇地催促了：“只当闲谈。

不妨事！”

不但催促，而且已看出他心中的为难，李鸿章不能不谈了，“原是误会，也是丁稚璜处事，稍欠周详。”他说，“传闻得之，不知其详，约略给王爷说一说吧！”

李鸿章是得自四川来客的传闻。唐薛结怨在七八年以前，那时的唐炯，在四川由捐班知县，升到道员，丁宝桢一见，大为赏识，许为“国士”，更因为同乡的关系，益加信任。说实在的，唐炯受命整理四川盐务，亦确有劳绩，无怪乎丁宝桢言听计从，成为四川官场中的红人。

就在这时候，薛允升由江西饶州知府，调升为四川成绵龙茂道，兴冲冲携眷到任，见过总督，谈得亦很融洽，那知第二天“挂牌”出来，薛允升变了调署建昌上南道。

这两个道缺，肥瘠大不相同。成绵龙茂道下辖成都、龙安两府，绵州、茂州两直隶州，衙门在成都，不但是四川的首道，而且因为兼管水利的缘故，入息甚厚。

建昌上南道下辖雅州、宁远、嘉定三府，邛州一个直隶州，衙门在雅州，地当川藏交界之处，专责是抚治土司。地方又苦，差使又麻烦，这还罢了，最令人不平的是，各省驻防将军都不管民政，与地方官只有体制上的尊卑，并无管辖上的统属关系，惟有成都将军可以管建昌道，这自是因为建昌道管土司，职掌特殊的缘故。

由于这一管，建昌道凭空多出来一个顶头上司，每趟进省公干，对将军衙门要另有一番打点。将军的“三节两寿”，其他地方官的贺仪，不过点到为止，建昌道却须比照孝敬总督的数目致送。因此薛允升万分不悦，认定是唐炯捣的鬼。

谈到这里，恭王插嘴问道：“我记得唐鄂生那时候是建昌道，是不是对调了呢？唐鄂生似乎没有当过成绵道啊！”

“是！王爷的记性好。那时候唐鄂生是建昌道，可也没有当过成绵道。成绵道后来挂牌由丁价藩署理，不过丁价藩是由建昌道调过来的。”

“慢慢！少荃，你这笔帐没有算错吧？”

“王爷是说唐鄂生既是建昌道，何以丁价藩又从建昌调过来？这里面有笔缠夹工的帐，我算给王爷听……。”

原来唐炯的本职是建昌道，但因督办盐务的缘故，经常驻在省城，因而又得另外派人署理建昌道。此人就是李鸿章所说的丁价藩，名叫丁士彬，河南人，生得瘦小闪烁，以才能自负，而实在是儇薄小人，不知怎么亦为丁宝桢所赏识？“照此说来，唐鄂生无非占个实缺而已，谁来署理他的缺，与他根本不生关系。”

“正是这话。”李鸿章答道：“是丁价藩想改署成绵道，稚璜也要他在身边，所以硬作主张来了个对调。薛云阶不明内幕，张冠李戴，拿这笔帐记在唐鄂生头上，一直耿耿于怀，如今是遇到了以直报怨的机会了。”

“恩怨难言！”恭王感叹着。接下来又问：“稚璜清风亮节，亦以能识人知名，这丁价藩必是能干的？”

“能干不能干不说，稚璜受他的累是真的。川人拿他跟稚璜并称，号为‘眼中双丁’。又有‘四大天地’之说，诋毁稚璜，十分刻薄，当然也是丁价藩替他招的怨。”

“喔，”恭王问道：‘何谓‘四大天地’？”

“是骂稚璜的话：‘闻公之名，惊天动地；见公之来，欢天喜地；睹公之政，昏天黑地；望公之去，谢天谢地！’四川菜麻辣酸，出语亦复如此！”

“好恶难言！”恭王又一次感叹，“稚璜督川，是上头嘉惠四川的德政，想来清官必为地方爱戴，那知道亦有此恶声。说稚璜为政‘昏天黑地’，我终不服，莫非他官声也有可议之处吗？”

“稚璜为政，兴利除弊，致力唯恐不锐，自难免招人怨尤，以致横被恶声，幸亏朝廷保全。不过，用丁价藩，却是失策。”

“是非难言！”恭王问道，“稚璜用这姓丁的，必有他的道理，总不会假手于此人有所聚敛吧？”

“那是决不会的。稚璜真是一清如水，四川人都知道，总督常常穷得当当。”

“这，”恭王大为诧异，“只怕言过其实了吧？”

“确有其事，我不止听一个人说过。照例规……。”

照例规，四川总督的收入，有夔州关的公费每年一万二千两，川盐局的公费每年三万两。丁宝桢一概不取，只取奉旨核定的养廉银一万三千两，自咸丰年间减成发给，每年实收一万一千两。分十二个月匀支，每月所入，不足一千，由藩司在月初解送。

这不足一千两的廉俸，要开支幕僚的薪水饭食，分润来告帮的亲戚故旧，以至于常在窘乡。每逢青黄不接的时候，丁宝桢便检一箱旧衣服，命材官送到当铺当二百两银子，旧衣服当不足那么多钱，便加上一张铃印了总督部堂关防的封条，朝奉不便揭封开箱，只凭丁宝桢的身分，说当多少，就当多少。久而久之，这只衣箱就不动它了，这个月赎回来，下个月原封不动送进当铺，朝奉一见，不必材官开口，连银子带当票，就都递出来了。

恭王听了大笑，笑完说道：“不有句俗语：‘关老爷卖豆腐，人硬货不硬。’有了总督的封条，货不硬也不要紧了！这叫做：丁宝桢当当，认人不认货！”

恭王的隽语，惹得那丫头也忍俊不禁，赶紧掩住嘴忍笑，将一张粉脸涨得通红，放下水烟袋，一溜烟似地闪了出去，在窗外格格地笑个不住。

恭王却对丁宝桢大感兴味，“既然如此，他那些额外花费那里来？”他举例问道：“譬如进一趟京，各方面的应酬，少说也得三五吊银子吧？”

“这话，王爷问到鸿章，还真是问对了。换了别人，只怕无从奉答。记得那年是癸酉……。”

癸酉——同治十二年冬天，丁宝桢还在山东巡抚任上，请假回贵州平远原籍扫墓。船到汉口，李鸿章的长兄，湖广总督李瀚章，派人将他接到武昌，把酒言欢。宴罢清谈，李瀚章叫人捧出来好几封银子，很恳切地说：“我知道老兄一清如水。不过这一次回乡，总有些贫乏的亲友要资助，特备白银三千两，借壮行色。老兄如果不收，就是看不起我。”

说到这样的话，丁宝桢不能不收，收下来交了给他的旧部，其时在李瀚章幕府中的候补道张荫桓代为保管，将来再作处置。

第二年秋天销假回任，仍旧经过湖北，便托张荫桓将那三千两银子送还。张荫桓认为原封不拆，显见得不曾动用，以彼此的交情而论，未免说不过去。不如拆封重封，总算领了李瀚章的人情。

“这是张樵野亲口告诉我的。”李鸿章又说：“丙子冬天，稚璜奉旨督川，入京陛见，上谕‘驰驿’，不过天津；鸿章先期派人在保定等着，邀他到天津相叙。就因为知道稚璜的宦囊羞窘，京中这笔应酬花费，尚无着落，特为凑了一万银子送他。这一次总算稚璜赏脸，比起家兄来，面子上要好看些。”说到这里，他从靴页子里，掏出一个小红封袋，隔着炕几，双手奉上：“转眼皇太后的万寿，宫中必有些开销，接下来是王爷的生日，更不能省。鸿章分北洋廉俸，预备王爷赏赐之用。”

恭王略微踌躇了一下，将封袋接了过来。袋口未封，抽出银票来一看，竟是四万两。

“太多了，太多了！少荃，受之有愧……。”

“不！”李鸿章将双手往外一封，做了个深闭固拒的姿态，“这里面还有招商局的股息，是王爷分所应得的。”

当初筹办招商局，有官股、有商股，使个化公为私的手段，官股不减而商股大增，无形中变成官股不值钱了。多出来的商股，李鸿章拿来应酬京中大老，名为“乾股”，有股息而无股本。恭王手里也有些“乾股”，听李鸿章这一说，也就不必再推辞了。

“话虽如此，还是受之有愧。多谢！”恭王接着又问：“最近收回招商局的船栈码头，这件事做得很好，大家都有了交代。”

提起此事，李鸿章心有余悸，如果美商旗昌银行来个翻脸不认帐，船栈码头收不回来，那个风波一闹起来，身败名裂而有余。不过，这话却不便在恭王面前说破，只轻松自如地答道：“原是照约行事。当初不曾做错，如今自无麻烦。”

“我是看了邸钞才知道的。‘倒卖’的交涉很棘手吧？”

恭王是作为闲谈，而不经意的一句话，恰恰说中了李鸿章的心病。照去年夏天，李鸿章奉旨诘问而回复的奏折上说，招商局的轮船栈埠码头，其实是托美商旗昌洋行“代为经管，换用美国旗帜”，只是为了遮掩外人的耳目，在万国公法上有个交代，不能不订立合同，由旗昌出具并无银行担保的“期票”与“收票”，作为“认售”的代价。奏折中说得明明白白：“该行以银票如数抵给，他日事定，将银票给还，收回船栈，权操自我。”所以招商局应该随时可以收回，而按诸实际，大大不然。

依李鸿章这年六月初八的奏报，他是在中法和议已成，奉到饬令迅速收回招商局轮船的电旨，方指派马建忠与盛宣怀，与旗昌行东西沃德在天津“会同筹议”，结果是“磋磨月余”，才能成议。西沃德“愿按原价倒卖与招商局”，已不提“代为经管”的话，但能“按原价”收回，已是上上大吉，但衡诸实际，又是大大不然。

奏折中有句话：“至旗昌代招商局垫付款项帐目，亦即分别核算清结。”这是个障眼法。欺侮慈禧太后、醇王与京中大老，不懂生意买卖，更不懂洋商经营的方法。旗昌接收了招商局的产业，照常营运，大发利市，一切开支，自然在营运收入中支出。何有一垫付”的名目？果真是“代为经管”，则旗昌除了开支及酬劳以外，应该将所有盈余，全数交还给招商局才对。现在白白地让旗昌做了一年生意以外，还得有以“垫付款项帐目”的名义，付给一笔赔偿，并且还要大赞西沃德“素讲信义，此次保护招商局，力践前言，殊于大局有益”，因而“与之议明，由招商局延充‘总查董事’，每年送给薪水银五千两”。

这前言不符后语的情形，不能深谈，否则一定破绽毕露，所以李鸿章很巧妙地将话扯了开去：“交涉虽然棘手，多亏马眉叔能干。回想去年秋冬之交，多说马眉叔该死，骂他是汉奸。甚至还有谣言：说慈圣已降旨，立诛其人，菜市口的摊贩，都收了摊子，预备刑部行刑。如今又不知何词以解？”

这番略带些愤激的感慨，恭王听了却无动于衷。不要说马建忠，连他这样一位近支的亲贵，当年亦曾被诋为汉奸，这从那里去讲理去？

于是由马建忠谈到洋务人才，恭王和李鸿章都盛赞新任出使美国的钦差张荫桓。正谈得起劲，那个长辫子丫头又回了进来，去到恭王身旁，悄悄问道：“请王爷的示，饭开在那儿吃？”

李鸿章正苦于无法脱身，听得这话便“啊”地一声，仿佛谈得出神，倏然惊觉似的：“陪王爷聊得忘了时候了！”他举头看了看钟说，“快到午正，可真得告辞了。”

恭王很体谅他：“你刚到京，不知多少人在等着看你！我就不留你了。那一天有空？你说个日子，我约几个人，咱们好好再聊！”

于是约定了日子，李鸿章告辞出府。回到贤良寺，果不其然，已有许多人在等着，一见轿子到来，肃立站班。李鸿章借一副墨镜遮掩，视如不见，轿子直接抬到二厅，下了轿还未站定，戈什哈已经挟了一大叠手本，预备来回话了。

“进来！”李鸿章吩咐，“念来听。”

他一面更衣，一面听戈什哈念名帖及手本上的名字。在等候接见的客人中，他只留下一个张荫桓，其余统统“道乏”挡驾。

张荫桓跟他是小别重逢。由直隶大广顺道奉命为出使美国钦差大臣，是六月间事，八月初交卸入京，算来不过睽违了二十天，所以一见面并无太多的寒暄，第一件事是换了便衣陪李鸿章吃午饭。

“那一天召见的？”李鸿章在饭桌上问。

“十天以前。”

“太后怎么说？”

“太后说：‘你向来办事认真。能办事的人，往往招忌。’我碰头回奏：‘臣不敢怨人，总是臣做人上头有不到的地方，才会惹人议论。’”

“嗯！嗯！”李鸿章说，“吃一次亏，学一次乖。你的锋芒能够收敛一点最好。你虽吃亏在不是科甲出身，可也没有谁敢看你不起。不说别的，你的诗稿拿出来，就比那些靠写大卷子点了翰林的人，不知高明几许？既然如此，你心里先不要存一个看不起科甲的成见。左季高一生行事乖戾，就因为常有一个‘我不是两榜出身’的念头，横亘在胸的缘故。你的才气决不逊于人，就怕你恃才傲物。”

“是！”张荫桓答道：“中堂说这话，我服。”

“你预备什么时候动身？”

“还早得很。因为兼驻西班牙、秘鲁的缘故，要等三国同意的照会，而且照规矩，一定要旧使臣离任，新使臣才能到任。这样一周折，年内怕不能成行了。”

“那你这几个月闲看干什么？”

“想学一学洋文。办交涉不能造膝密谈，经过中间传译，总不免有隔靴搔痒之感。”

“好！”李鸿章深为嘉许，“我亦有志于此。无奈八十岁学吹鼓手，虽不自知其不量力，实在也没有工夫。我常跟子侄辈说：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现在他们要学洋文，机会再好不过。等我一离了北洋，那里去找这些洋人当老师？”他接着又问：“跟总署诸君谈过了没有？”

“谈过几次。”张荫桓说，“如今对美交涉，最棘手的还是限制华工入境一事。究竟应该持何宗旨，总署诸公，毫无主张。竟不知该如何着手？”

接着，张荫桓便细谈此案。美国国会在光绪八年通过了一个“移民法”的法案，限制华工入境，是因为历年华工入美，不下十万人之多，尤其是金山，土人深嫉吃苦耐劳的华人，剥夺了他们工作的机会，因而早就在这方面，准备有所限制。

不过“移民法”只能限制以后的华工入境，已在美国的华侨，遭受歧视，纠纷迭起，必得寻求一条和睦相处之道。所以张荫桓此去，首先要跟美国政府交涉，保护华侨的生命财产，其次还要商议，如何放宽移民的限制。真所谓任重道远，张荫桓当然要请这位洋务老前辈，传授心法。

“说到这一层，我讲个故事你听。”李鸿章的眼中，闪露出迷茫而肃穆的神色，“十五年前，也是这个时候，我到天津接我老师的手——曾文正那时为天津教案，心力交瘁，言路上还嫌他太软弱，朝廷亦不甚谅解。只为他的功劳太大了，不好意思调动，扫了他的面子。恰好马谷山被刺，两江的局面，非我老师回任，不足以平服。于是顺水推舟，叫我接直督的关防，自然也接了天津教案，那是我第一次办中外交涉。洋人我见得多，没有什么好怕的，而且那时也正在壮年，气盛得很。说实话，我心里也嫌我老师太屈己从人了。”

这最后一句话，在张荫桓还是初闻，原来李鸿章早年办洋务的态度，与以后不同。这倒要仔细听听！便放下筷子，凝神看着。

“记得是八月二十五到天津的。”李鸿章从从容容地接着往下说：“一到自然先去看我老师。文正跟我说‘少荃，你接我的手，我只问你一件事，教案的交涉，你是怎么个办法？’我当时想都不想，便回他老人家一句‘洋人也有不对的地方，我只跟他打痞子腔。’你知道什么叫痞子腔？”

“想来是耍无赖的意思。”张荫桓答说。

“对了！这是我们合肥的一句土话，我老师当然也知道，却有意装作不解，‘哦，痞子腔，痞子腔！’他揸开手指，理理胡子，这痞子腔怎么个打法？你倒打与我听听。’看他是这么个神情，我例也机警，赶紧陪个笑脸‘门生是瞎说的。以后跟法国的交涉，该怎么办？要请老师教诲。’文正听我认了错，才点点头说。‘跟洋人办交涉，我想，还他一个‘诚’字总是不错的。有一分力量说一分话，我不怕他，我也不欺他。果然言信行忠，蛮貊之乡亦可去得。’樵野！”李鸿章归入正题，“你问心法，这就是心法！”

“是。”张荫桓深深受教，复诵着曾国藩的话：“我不怕他，我也不欺他。有一分力量说一分话。”

“这才是。”李鸿章换了副请教的神情：“樵野，你看最近京里的议论如何？”

张荫桓懂他的意思，李鸿章此来有好些创议，而这些创议，大都不为卫道之士所喜欢。如果阻力太大，得要预先设法消弭，甚至暂作罢论。他问到京里的议论，就是这方面的议论。

“大办海军，是没有人会说话的。此外就很难说了，尤其是造铁路，连稍微开通些的，都不会赞成。”

“呃，”李鸿章很注意地问：“你说开通些的也反对，是那些人？”

“譬如翁尚书，他就不以为然。”

“什么道理呢？还是怕坏了风水？”

“这是其一，风水以外，还有大道理。”张荫桓说，“这些道理，中堂也想得到的。”

这层大道理，李鸿章当然知道。说来说去，还是因为修造铁路，要在旷野之中，掘开许多坟墓。向来称颂仁政至深至厚，说是泽及枯骨，同样地，白骨暴露，即为仁人所不忍。

发觉李鸿章有茫然之色，张荫桓以为他还不曾想到，便有意说道：“刘博泉最近曾有一个奏折，我不妨讲给中堂听听。”

“喔！”刘恩溥上折言事，皮里阳秋，别具一格，李鸿章很感兴趣地问：“又是什么骂得人啼笑皆非的妙文？”

“是这么回事，有个黄带子，在皇城之中设局，抽头聚赌，有一天为了赌帐，打死了一个赌客。尸体暴露在皇城根十几天，不曾收殓，地方官畏惧这个黄带子的势力，亦不敢过问。刘博泉上疏说道：‘某甲托体天家，势焰熏灼；某乙何人，而敢贸然往犯重威？攒殴致死，固由自取。某甲以天潢贵胄，区区杀一平人，理势应尔，臣亦不敢干预。惟念圣朝怙冒之仁，草木鸟兽，咸沾恩泽，而某乙尸骸暴露，日饱乌鸢，揆以先王泽及枯骨之义，似非盛世所宜。君无饬下地方官检视掩埋，似亦仁政之一端。’”

这意思就很明白了，而正也是李鸿章所想到，将来白骨暴露，必有言官上疏，痛切陈词。然而，为了这一层顾虑，铁路就不办了么？他这时候倒真有些困惑了。

“唉！”他叹口气说：“有子孙的人家，要顾全人家祖坟的风水，无主孤坟，恰又怕骸骨暴露，有伤天和。这样说起来，重重束缚，岂非寸步难行。”

张荫桓不即回答，过了一会才说：“中堂兴利除弊，要办的事也还多。”

“是啊！”李鸿章说，“不过眼前最急要，与国计民生最有关系，莫如在山东兴造铁路，接运南漕一事。我带了个说帖来，你不妨看看。”

在听差去取说帖的当儿，张荫桓将山东运河的情势，略略回想了一下。他的记忆过人，虽已离开山东好几年。一想起淤塞的北运河，如在眼前。运河在山东境内有南北之分，是由于咸丰五年，黄河在铜瓦厢决口，夺大清河故道入海，于是在东阿、寿张之间，将运河冲成两段，因此临清以南至黄河北岸的这段运河，称为北运河。山东境内的运河，本以汶水为源，在汶上县的南旺口，一分为二，北流临清，南流济宁。而自黄河改道后，汶水不能逾黄河而北，所以北运河惟有引黄河之水，以资挹注。而黄河挟泥沙以俱下，使得北运河河床逐渐淤高，不通舟楫已久。

想到这里，张荫桓便即问道：“接运南漕，自然是为济北运河之穷，这一段从济宁到临清，大概两百里！”

“你真行，樵野！”李鸿章握着他的手，“你非得好好替我看一看这个说帖不可。”

说帖出自李鸿章手下红人盛宣怀的手笔。果不其然，他建议兴造的这段铁路，正是从济宁到临清。这两百里铁路的造价，估计要两百万银子，如果部库支绌，无法拨给，不妨借洋债兴造。

倘借洋债兴造，以后这条铁路，就有双重负担，一是铁路本身的维持费用，再是要拔还洋债的本息。因此，未造之前，先要筹划营运之道。照盛宣怀的看法，此路一通，接运南北，等于全河皆通，商旅幅臻，于国计民生大有裨益，而铁路本身的收入，亦必可观。但营运之始，或者不如预期，所以必得要有一笔稳固可靠的生意。

这笔生意就是南漕的运费。铁路为接运南漕而建，则南边各省的漕米，必须交由这条铁路来接运，是天经地义之事。盛宣怀估计，南漕每年四十万石，每石收运费三钱，全年有十二万银子的固定收入。此须预先请旨，饬令各省照办。

除此以外，就是谈兴造铁路的工程细节，一时亦无法细看，张荫桓只觉得有一段有关运河的故实，倒可以补充。

“运河在元初本就缺这一段。当时运道，从杭州到长江有江南运河；江淮之间有邗沟；淮水到徐州有古泗水，就是以后的黄河；徐州到济宁有泗水。临清以上到天津有卫河，到通州有白河。以后到了至元年间，”张荫桓凝神想了一下，极有把握地说：“是至元二十年间的济州河，遏汶水入洸水，又在兖州作金口坝，遏泗水入府河，会流于济宁，分注南北，由济宁到东平算是通了。东平到临清这一段的开凿，是以后的事。不过能通到东平，南漕就可以由利津入海，直达天津，是南北运道上的一件大事。以后海口沙淤，又从东阿旱站陆运二百里，至临清入御河，不正就是杏荪说帖上所要造的这一段铁路吗？”

“于古有征，好极了！樵野，索性烦你大笔，就在说帖上加这么一段。”

说着，便命听差取笔砚来，就在饭桌上推开碗碟安放。张荫桓当仁不让，文不加点地写了下来，然后勾注涂抹，片刻竣事。

李鸿章接到手里，一面看，一面点头，看完又问：“樵野，此事还有什么可以指点的？”

“杏荪大才槃槃，何用他人费心代筹。”张荫桓说，“不过两百里长的铁路，虽说沿北运河兴建，少不得要拆许多房子，挖好些坟墓。这一层上头，如果没有一个妥善的处置办法，只怕随处会发生阻挠，甚至激起民变。”

“说得是！”李鸿章的笑容收敛了，“就是这一层难办。唐山至胥各庄这一段铁路，不过十八里长，当时已费了好些气力。”

李鸿章所提到的这条铁路，在中国是第三条。第一条出现在同治四年，有个英国商人为了兜生意，特地在寅武门外造了一条一里多长的小铁路，试行火车，“呜嘟嘟、轰隆隆”，喷火而行。辇毂之下，出此怪物，群情骇异，言路上将上折严劾，步军统领衙门，赶紧勒令拆毁。

第二条是由英商怡和洋行发动的，在光绪二年造成一条由吴淞口到上海的淞沪铁路，搭客载货，生意相当不错，但是依然有人认为是“妖”。不久，发生火车撞死行人的惨案，舆论大哗。总理衙门不能不与英商交涉，以二十八万五千银子，买回这条铁路，将铁轨火车，一律拆毁，用轮船载运到高雄港外，沉入汪洋大海。

第三条就是这条唐胥铁路，光绪三年由开平矿务局呈请修造，几经周折，直到光绪六年，方准兴工，自唐山煤井到胥各庄，全长十八里。但是，这条铁路，不准用机车，只准用驴马拖拉，所以洋人叫它“马车铁道”，视作世界交通奇观，也传为中国的一个大笑话。

“唐胥铁路之能兴建，是因为中堂兼领直督的缘故。此事督抚的关系不浅，”张荫桓问道：“不知陈隽丞是不是热心？”

“嗯，嗯！”李鸿章被提醒，“隽丞那里，倒要先疏通一下。”

隽丞是山东巡抚陈士杰的别号。李鸿章跟他虽一起在曾国藩幕府中共过事，但面和心不和，所以提到这一层，心里又不免嘀咕，怕疏通不下来。

正想再跟张荫桓商量，可有什么办法能取得陈士杰的协力，只见一名听差，走到李鸿章身边，弯腰低语：“醇王府派护卫来请；说请中堂早些过去。”

听得这话，张荫桓首先就说：“赏饭吧！时候也真不早了。”

匆匆饭罢，喝过一杯茶，张荫桓起身告辞。李鸿章招招手将他唤到一边，有句要紧话要说。

“樵野！”他放低了声音，“我有个难题，困扰已久，始终不知何以为计？今天到了关键上，不容闪避了。你得指点我一条路。”

“中堂言重了。请吩咐！”

“你看我要不要背海军这个黑锅？”

一听这话，张荫桓先就笑了：“我说他们的那套花样瞒不过中堂，有人不信。到底是我看得准！”

“瞒是当然瞒不过我的，这一点，就是他们自己也知道，所以想出种种笼络的法子，是打算用面子拘住我。”李鸿章说，“这几年我挨了不少骂，倒还没有人骂我窝囊的。如果明知是个吊死鬼圈套，伸着脖子往里头去钻，不太窝囊了吗？”

“是啊！中堂如果为人骂一声窝囊，那不是一世英名，付之流水？”

“然则计将安出？”

张荫桓点点头，紧闭着嘴唇想了一下，方始回答：“借他人的鸡，孵自己的蛋。”

李鸿章双目倏张，眼珠一动不动地凝视着，刹那之间想通了。慈禧太后在李莲英之流怂恿之下，指使醇王出面，想借大办海军的名义，聚敛巨款，另作他用。北洋大臣将来尽替别人办报销，这个黑锅背得似乎太窝囊。但照张荫桓的办法，正不妨将计就计，扩充自己的势力，慈禧太后如果别有所图，就不能不委屈将顺。这一着太高了！

“樵野！听君一句话，胜读十年书。我知我何以自处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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