顺治十八年（明永历十五年，1661年）正月初七日，世祖于养心殿病逝，年仅24岁。这个年龄，刚步入人生风华正茂、精力旺盛之期，却不幸早逝，是人们所不曾料到的事。他6岁即位，在位18年，亲政尚不及10年。他的生命的确过于短促。然而，这位青少年天子颇有作为。前期，有其叔父多尔衮辅政；后期，独立主政，在很短的时间基本完成了对全国大陆的统一，革旧立新，制度初备，为清朝的长治久安打下了一个良好的基础。他与多尔衮开创一统局面，在清史中占有重要地位。

世祖去世，他的第三子玄烨，以八岁的幼龄登上了皇帝的宝座，他就是清圣祖，以明年为康熙元年。遵照世祖遗嘱，命索尼、苏克萨哈、遇必隆、鳌拜四大臣辅政。《清圣祖实录》，卷1，1~6页。台湾华文书局版，下同。

世祖的突然去世，新君幼童即位，对吴三桂意味着什么？对他的前程将产生何种影响？是有利、还是有害？毫无疑问，三桂和他的谋士们必然要做一番估量。算起来，三桂降清也正好十有八年，无论是前朝多尔衮摄政，还是后期世祖亲政，朝廷给了他所能给予的一切荣誉、地位、利禄，达到诸臣所无法企望的程度。不仅如此，世祖对他的信赖和无时不关怀备至，即使一个怀有二心的人也不能无动于衷。从“感恩图报”这层意思上说，对世祖的去世，三桂应当是悲痛的。他以自己对清朝的盖世功勋，相信新君不会改变以往对他的优渥政策。从以往的历史来看，他与新君完全是一种陌生的关系，与他降清和此后迄至世祖去世前所发生的一切事情彼此都无联系。这会减少三桂的戒心和种种顾虑。何况他是一个八岁的孩子，即便有索尼等四大臣辅政，也不敢轻视他；相反，他会得到比以往更多的尊敬和优宠。

且不说三桂此刻想些什么，对世祖的去世，他还是要尽到人臣之礼的。他决定进京哭拜世祖，可他又担心朝廷把他留在北京，回不了云南。大凡总提防别人的人，总疑心别人来暗算自己。对别人不诚实，也总怀疑别人欺骗自己。此种人的心理大抵如此。朝廷是否准备趁他入京把他扣留，史无记载，我们不能妄断。但以当时形势而论，朝廷不致有此打算。因为云南还很不安定。永历和李定国等势力的存在，清朝仍视为一潜在威胁，急需剿除。世祖去世前，已下达了命令，并派出爱星阿率禁旅，协同三桂进征。再说，朝廷正倚重他安定云南。尽管如此，三桂还是处心积虑，为防止朝廷的意外之举，特提重兵而来。他把部队分成数股，陆续启行。于是，在云南通往北京的大道上，他的军队络绎不绝，倒使旁观者感到一种心理压力。他还在半途中，其前驱部队已行至北京附近，“人马塞途，居民走匿”。这种情况，已引起了朝廷的警惕，惟恐出现意外之变，命三桂不必进京，可在京城外“搭厂设祭”。三桂遵命而行，在新设的世祖灵前，哭拜一场，完成了礼仪所规定的祭祀活动，即提兵返回云南。《四王合传·吴三桂传》，3页，载《荆驼逸史》。

从这次活动，已看出三桂最关心的是如何保持自己的势力。不想失去已得到的任何东西。世祖的去世，在他看来，似乎并不重要。一个人的权利和地位的过快增长，往往是政治野心膨胀的温床。三桂的思想，正在发生着新的变化。

回到云南后，三桂面临的至关重要的大事，就是继续完成世祖的遗命，彻底剿除永历，向新君奉献新功！

出师前，三桂向南甸、陇川、千崖盏、达车里等云南各土司颁发朝廷敕印，令他们协助清兵剿永历。同时，他向缅甸发出通令，告诉清兵出师日期，命缅方到猛卯迎接清兵，擒永历献来。《清史稿·吴三桂传》，卷474，12840页。

顺治十八年正月，三桂派遣副部统何进忠、总兵沈应时、马宁等率师出腾越，经陇川，于三月至猛卯。缅甸并没有如约派人来。这是怎么回事呢？

近两年来，因为永历的事，李定国、白文选与缅方屡次交涉，发生多次交战，百姓苦于战火不断，死伤很多，已对国王产生不满，臣属们说：王迎入永历帝，是自招祸之源，国王说：我迎的是皇帝不迎贼，贼祸乱我，皇帝不祸乱我，为什么要怨恨我呢！拒绝了臣属们的劝告。缅方百姓和大多数臣属都担心李定国如破都城，将导致一场祸乱。这时，缅方接到三桂通令后，多数主张从三桂约，不如趁此次清兵入境，把永历交出去，取得清朝的谅解，用以对付李定国，对国家的安全极为有利。这些考虑，当然是以牺牲永历为代价，换来缅方利益不受侵害，国王没有同意，还说：“因人之危而为之利，不义；且彼兵至也，天之所立，中土（中国）之所戴，我不能助，而反之害，是逆天也。逆天不祥，不如且全之任彼后图。”戴笠：《行在阳秋》，卷下，300页。正巧国王的弟弟莽猛白率众五万入援，防御李定国的进攻，看到人们强烈的不满情绪，甚至因国王拒绝三桂的通令而感到愤怒。莽猛白利用这个时机，立即夺权，他把他的国王哥哥绑起来，囚在箯舆之中，抛入江中，用江水呛死了事。他自立为主，立即派使者前去猛卯迎清兵。由于跟李定国交战，道路不通。及至缅使赶来时，又遇上一年一度的瘴气弥漫季节，用兵十分危险。何进忠等只好引军回师，上奏：俟霜降瘴气消失，再大举进兵。《小腆纪年附考》，卷20，10页、14页；《小腆纪传·永历下》，卷6，79页。

三桂下令退师后，又派出刚投降的永历御前总兵马宝为间谍，秘密前往缅甸，向国王说明三桂的意图，并许下诺言：“如果能把永历交给清兵，那么富贵可以立至！”缅甸王便把他送到永历跟前，永历把他看作是旧臣，一点也不怀疑。《行在阳秋》，卷下，300页。缅甸王莽猛白按三桂指授，加紧迫害永历流亡者，设计先铲除永历从臣，以便孤立永历，然后再以计擒捉。

七月十六日，缅甸王莽猛白遣使来邀永历的大臣过河议事。诸臣已知清兵与缅甸勾通，恐有意外，便婉言辞谢，不赴约。缅甸国王邀永历诸臣议事的时间，各书记载不一，如《行在阳秋》记为六月十八日；《求野录》书六月而漏载日期；《永历纪年》失载。而《爝火录》记为七月十七日。惟《小腆纪年附考》、《小腆纪传》、《也是录》记为七月十六日，今从之。又过了两天，七月十八日，缅方又遣使来，一再劝说：“此行无他意，我王顾虑诸位心不善，特请饮咒水（即盟誓），然后让你们自便贸易，以资生计。否则，我国怎能长久地供奉你们食物？”依沐天波的意思，还是想推辞不去，马吉翔、李国泰却说：“蛮俗敬鬼重盟誓，我们还是去吧！”他这么解释，诸臣觉得有道理，沐天波也不好再坚持自己的意见。十九日，马吉翔、李国泰带领诸臣四十余人，跟随缅使渡河走了，只留下年老内监一两人服侍永历，还有都督同知邓凯因被马吉翔摔坏脚，行走不便，才没有去。邓凯：《也是录》附载《崇祯长编》。

中午，马吉翔一行一到达，缅方备宴欢迎，酒过数巡，缅甸突然出动三千兵，把他们的住处包围起来，令他们依次出来，逐个杀死。他们几无任何反抗能力，任其宰杀，只有沐天波有备，从袖中取出锤，击杀缅人十余人，终被杀害。被杀的还有松滋王某（不知姓名）、马吉翔、马雄飞兄弟、李国泰等十二人。《南天痕·沐天波传》，卷22，10页，西亭藏本；参见《云南备征志》，“故实”19，卷19，2页；《明史·沐英传》，卷126，390页。

当马吉翔一行走后，缅兵三千人又包围了永历的住所。大喊：“你们诸臣都出来饮咒水，有不出者，乱枪攒刺！”留下的臣属于仓促之际，手无寸铁可持，又怕惊动永历与后宫，不得已，相继出来，一群缅兵拥上前捆绑，随即杀死。永历闻知事变，便与他的皇后自缢。邓凯与内侍仅存者劝道：“已到这个地步，死也应当，但太后年高，皇上死了，该怎么办？社稷已亡，又抛弃太后而死，后世人该怎样评论皇上？不如暂缓，等待天命吧！”他这么一说，永历也失去了自缢的勇气。以上参见《爝火录》，卷31，952页；《小腆纪年附考》，卷20，11页。

不一会儿，缅人闯进永历住所，搜罗财宝、衣物。后宫贵人、宫女及诸臣妻女纷纷吊死树下，“累累如瓜果”！

在这次事变中，被杀与吊死的，有18人，仅剩永历与宫眷25人，都聚到一小屋中，惊惶失措，毫无一点自卫能力，如束手待毙的“待决之囚”。正在惶惑中，一名“通事”（翻译）领一名缅官来护守，声称：“不可伤害皇上和沐国公！”沐国公，即黔国公沐天波。他是黔宁昭靖王沐英的十二世孙，自明初受封，沐氏世守云南。崇祯三年，沐天波袭爵。及至永历入云南，天波加入该政权。永历出逃缅甸，天波护行。沐氏镇云南两百多年，与缅甸有交往，对他很敬重。当缅官传达国王的特殊优待时，天波已被杀害。《小腆纪传·沐天波传》，卷20，214~216页。“永历下”，79页。参见《明史·沐英传》，卷126，389~390页。在永历住所附近，室内外遍地横尸，缅甸请永历与幸存者移到原沐天波所居之室，查点人数，大小人等只存340余人，哭声一片，传到一两里外……

永历受此惊吓，情绪处于极度悲愤之中，他病倒了。缅王害怕永历死，无法向三桂交代。便将永历的住所重新修理，打扫干净，然后把永历和后妃迎接进去，送来衣服、被褥、锦布等生活必需品，向他解释道：“我小邦主子，实无伤害诸臣之心，只因各营士卒杀戮村民，引起村民怨恨，所以才对诸臣采取行动，不过泄其怨，请勿怪罪小邦。”永历明知是缅甸有意杀害诸臣，却又极力安慰，他此时又能说什么呢？

永历病得很重，幸存的男女老少也都病了，没有条件医治，病重的相继死亡。有的逃跑，在半途中，凡被缅人俘获的，都杀死了。有名可记的，如岷王朱蕴生、姜世德、马九功、潘世荣、危存礼、向鼎忠、温如珍、刘九皋等人，都死于非命。以上见《爝火录》，卷31，953~954页。

缅甸王制造的“饮咒水”惨剧，已把永历在缅甸的势力消灭几尽。剩下永历和他的母亲、后妃及个别幸免于难的从臣，已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他们的命运已牢牢地握在缅甸人手中。永历不会想到，他们这些流亡者，竟惨死于非命，更不会想到死于缅人之手。然而，这一惨剧，幕后指使和导演的，不是别人，正是吴三桂。缅甸既然除掉了永历的势力，下一步就是等待吴三桂发兵前来，如何将永历等人送交清朝了。

顺治十八年九月，暑气已退，秋季来临，天气凉爽宜人，令人畏惧的瘴气已消。三桂调动满、汉、土司兵及降卒七万五千人马，加上炊事及汲水勤杂人员，共十万人，《明季南略》，卷15，483页；《小腆纪年附考》，卷20，15页。采取了一次最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向缅甸进军，必取永历而后罢兵！

大军由大理（今仍名）、腾越（云南腾冲）出边，分作两路进兵：三桂与征西将军爱星阿率五万人马出南甸（云南梁河）、陇川（云南陇川）、猛卯（云南瑞丽）；分兵两万，命总兵马宁、王辅臣、马宝率领，出姚关（云南姚关）。两路大军将会师于缅境木邦。

进缅境索取永历，无须用这么多军队。他也明知，在这里遇到的对手，并无很强的抵抗力，不必以精兵猛将来对付，何况缅甸已表示归服清朝，决不会抗击清兵入境，不大可能发生战争。但三桂调动十万大军，虚张声势，一则吓唬缅方，痛痛快快交出永历；一则也是做给朝廷看的，尽力显示边疆危机的严重程度。

还在正月二十四日，三桂曾向朝廷上了一疏，称：“缅甸乞兵救援，愿送永历一节”（实际是三桂向缅方发出通牒后，缅方不得不作出如此表示），此事如在去年冬（指顺治十七年），一定会成功。但现在却是“春深，百草萌动，非行兵之时”，虽然缅人愿助清军，提供了剿永历的一个好机会，但季节已过，未便用兵。而缅人以此为词，请求救援，若不同意他们的请求，缅方或自守，李定国、白文选远逃，将来我方指责缅方不送永历，那么他们就会以请援不至为词，我方何以回答？臣反复计算，对缅甸的要求，不答应，固然不可；而“应之以实，尤为不可，惟有用术而术”。这就是要虚实并举，巧用权术，施策略和手段达到目的。三桂提出，从远处发兵，不能解决问题，只有让驻防永昌、大理的“防边兵”携带粮食，就近出边，“大张旗鼓，号作先锋”，仅至陇川、千崖盏地方而止，不时地差放部分人员到缅境蛮江上，“促令缅人备船，臣统兵继圣，虚张声势”，这就是“所谓应之以术也”。《庭闻录》，卷3，“收滇入缅”。

三桂此次出兵，正是实施虚实并用之术，他已多次派人向缅方恫吓，继而统大军临境，诱迫缅方就范。顺治十八年十一月初八日，清两路大军进入缅境，会师于木邦。三桂两路军会合时间，各书多不见载，惟《庭闻录》记为十一月十二日至木邦，又一处记为“十五日至木邦”，颇混乱。今从三桂向朝廷奏报：“十一月初八日会师木邦”。见《清圣祖实录》，卷6，9页。

在十万清兵大举征伐之时，李定国又与白文选发生分裂。在此之前，他们屡次合力攻缅，索要永历。他们俩最后一次合作是在三桂出兵之前，约当八月间，他们渡江攻缅，没有取胜，便撤军回洞武。定国军在前已先行，文选部在后随行。文选的部将张国用、赵德胜因贺九仪之死而怨恨定国。那还是在定国驻孟艮时，明将贺九仪率部从南宁来，与定国合军，军势复振。九仪的妻子还留在云南，被三桂俘获，令其妻写信招降。九仪想降清，此事被定国知道，定计饮酒，埋伏甲士，把九仪逮捕，用棍棒打死。这事引起张、赵两人强烈不满。从此心怀二意，寻找机会脱离他。这次自缅撤军，在途中，他仍旧劝白文选，说晋王不可靠，不要再作第二个贺九仪，落得一个悲惨的下场。他们也不管文选是否愿意，强行把部队拉走北去。文选被他们说得心动，也就跟他们走了。定国发现后，派自己的儿子嗣兴跟随文选，观察其去向。文选部将勒马准备大战。嗣兴大怒，率部迎战。定国为避免发生冲突，急召嗣兴回来，不由长叹，说：“当年与我同事的，有数十人，如今都没有了。幸存的，只有我与文选两人。我何忍心再相残杀！既然他背主另找出路，想作自为之计，念已绝决了。我所以让你尾随他，是希望他能生悔心。今大谊已去，任他去吧！我自尽我事。”便率所部东向九龙江。《南天痕·李定国传》，卷23，6~7页。三桂兵至木邦时，他已到了景线。

白文选脱离李定国，本打算降清，又不忍心背明，徘徊不定，北行至锡波江屯驻。当他得知三桂兵会于木邦时，特派副将冯国恩前去侦察，被三桂的伏兵擒获，当即投降，向三桂泄露了全部军情。三桂当机立断，先选派前锋精骑追击，这支精骑昼夜疾驰三百里，赶到江边，白文选已毁掉浮桥，奔向茶山（高黎贡山南段之山，今属缅甸）。清军随后也赶到江边，得知文选已逃，三桂顾虑他断木邦后路，迅速作出部署；全军编筏渡江，由冯国恩为向导，他与爱星阿率主力直趋缅甸都城；命马宁、祁三升、马惟兴、沈应时、高起龙等战将分道追击白文选。

十一月二十五日，马宁等疾驰数日，追到猛卯（距锡波江约800余里），追上了文选，反复劝降。文选进退无路，于仓促中决定“全军归降”，计官员499员、兵丁3800余人、家口7000余口，共11299人，还有马3260匹、象12只。《清圣祖实录》，卷6，9~10页。《庭闻录》，卷3载：“文选以众11749人，马3200匹、象12只降。”其降众人数与《实录》所载略有差异，其俘获的马匹与象的数量从《庭闻录》。文选降后，隶属汉军正白旗，康熙元年（1662年）十一月，封承恩公。《清圣祖实录》，卷7，18页；参见《小腆纪传·白文选传》，卷37，368页。

再说吴三桂率大军至腾越时，已两度派人向缅甸发出通牒：“令执送伪永历朱由榔，否则，兵临城下，后悔无及。”《行在阳秋》，卷下，303页。缅甸已迫于强大的清军的压力，又为摆脱李定国、白文选的兵端，决计归服清朝。

吴三桂于十二月初一日，率部至旧晚坡。此地在阿瓦城东六十里。缅甸王十分恐慌，急派出他的宰相锡真持贝叶缅文送交三桂，文内声明：“愿送驾（指永历帝）出城，但祈来兵退扎锡坡。”缅方请求退兵扎锡坡，害怕清军攻击阿瓦城。《行在阳秋》，卷下，303页。三桂见目的已达到，便接受了缅甸的请求，条件是必须交出永历，清军就不攻城。

永历已知清兵临境，他明白等待他的将是什么命运。他支撑了十五年的政权行将结束，而他的生命也处于生死之间。这一结局，是命中注定的吗？他思绪万千，悲哀、愤激一起袭来，不假思索，提笔给三桂写了一封长信，把他的痛苦、哀怨、愤怒尽情地倾泻于一纸之中。现把全文引录如下：

将军新朝之勋臣，旧朝（指明朝）之重镇也。世膺爵秩，藩封外疆，烈皇帝（指崇祯）之于将军，可谓甚厚。讵意国遭不造，闯贼肆恶，突入我京城，殄灭我社稷，逼死我先帝，杀戮我人民。将军志兴楚国，饮泣秦庭，缟素誓师，提兵问罪，当日之本衷，原未泯也。奈何凭借大国（指清），狐假虎威，外施复仇之虚名，阴作新朝之佐命？逆贼授首之后，而南方一带土宇非复先朝有也。南方诸臣不忍宗社之颠覆，迎立南阳（指福王）。何图枕席未安，干戈猝至，弘光殄祀，隆武伏诛。仆（永历自称）于此时，几不欲生，犹睱为宗社计乎？诸臣强之再三，谬承先错。

自是以来，一战而楚地失，再战而东粤亡，流离惊窜，不可胜数。幸李定国迎仆于贵州，接仆于南安，自谓与人无患，与世无争矣。而将军忘君父之大德，图开创之丰功，督师入滇，覆我巢穴。仆由是渡沙漠，聊借缅人以固吾圉，山遥水远，言哭谁欢，祗益悲矣！既失世守之河山，苟全微命于蛮服，亦自幸矣！乃将军不避艰险，请命远来，提数十万之众，穷追逆族之身，何视天下之不广哉？岂天覆地载之中，独不容仆一人乎？抑对王锡爵之后，犹欲歼仆以邀功乎？

第思高皇帝（指朱元璋）栉风沐雨之天下，犹不能贻留片地，以为将军建功之所，将军既毁我室，又欲取我子，读《鸱鸮》之章，能不惨然心恻乎？将军犹是世禄之裔，即不为仆怜，独不念先帝乎？即不念先帝，独不念二祖列宗乎？即不念二祖列宗，独不念己之祖若父乎？不知大清何恩何德于将军，仆又何愁何怨于将军也！将军自以为智，而适成其愚；自以为厚，而反党其薄。奕而后，史有传，书有载，当以将军为何如人也！仆今者兵丧力弱，茕茕孑立，区区之命，悬于将军之手矣。如必欲仆首领，则虽粉身碎骨，血浅草莱，所不敢辞。若其转祸为福，或以遐方寸土仍存三恪，更非敢望。倘得与太平草木，同霑雨露于圣朝，仆纵有亿万之众，亦付于将军，惟将军是命。将军臣事大清，亦可谓不忘故主之血食，不负先帝之大德也。惟冀裁之！蒋良骐：《东华录》，卷8，137~138页。参见《小腆纪传·永历下》，卷6，81~82页。［日本］丸山正参：《郑成功传》亦详载此文，仅个别字有出入。

从这封信的内容，可以想见，永历是在极度痛苦与愤怒交织的情绪中写成的。我们且不必分辨其中的是非，仅从全文的气势来看，声情并茂，不禁令人感泣！明朝自朱元璋创立，到现在已历二百六十多年，其结局如同建国时一样，轰轰烈烈，又多了一个悲壮、惨烈！永历为失去祖先创下的江山，心中充满了无限悲愤和无力回天的哀叹。在无可挽回的命运面前，他显得多么渺小，多么怯懦！作为一个末世的亡国之君，总是不敢面对残酷的现实，不愿意承认自己的失败。可是，失败、灭亡是不可避免的。这如同一个人的生命一样，总有完结的一天。任何客观存在的事物，在广漠的天地间，都不过是暂时存在的现象，没有永久存在，也没有久盛不衰。恰恰相反，盛则衰、衰而亡，是宇宙的普遍规律。可惜，封建帝王永历根本不懂得这个道理，只能是怨天尤人。吴三桂从引清兵入关，到穷追永历，从道义上说，有负于明朝，但从理性而论，却是顺应了当时的历史发展趋势。判断历史的是非，道义不是衡量是非的主要标准，还是从历史的发展来考察，才符合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则。永历恰恰是从道义上谴责三桂背主求荣，可能会唤起人们的同情，却不能改变历史的发展趋势。南明经弘光、隆武、永历三主，都是腐败的政权，它们的存在，无补于历史的发展，与这个政权同归于尽，殉道而亡，虽气节可嘉，不过成了这些腐败而不可救药的政权的牺牲品而已。永历对三桂的诛心之伐，仅仅是历史的瞬间回声，是以永历为代表的过时的人物对自己行将完结，而表示出的无可挽回的抗争。

永历在对祖业沦丧的泣诉中，包含着对三桂的切责；在甘愿“粉身碎骨，血溅草莱”的悲歌中，隐含着求生之念。此刻，他不再想如何恢复旧山河，而是如何能使他得“遐方寸土，仍存三恪”，或是如同一介草木，受“圣朝”之“雨露”而延续生命！

永历求生的呼喊，如此情真意切，然而却是那么微弱，那么可怜，岂能打动三桂的心肠！他是在执行一项历史使命，他不能左右自己的感情，更不能随心所欲地任意行动。他“不避艰险”来到这里，只有一个目的，一个行动，就是活捉永历和剩余追随者，一网打尽，“根除净尽”！

就在永历写这封信时，三桂与缅甸策划的计谋正在加紧进行……

清兵压境，永历忧心忡忡，而他的母亲又病了，永历心情更是凄惨。他把幸存的都督同知邓凯召入，语气凄凉地说：“太后病了，不知她的骸骨能否归还故里？”又说，“白文选未封亲王，马宝未封郡王，是我负了他们的忠心。滇、黔百姓，我的军队在那里，真苦了他们多年，现在又不知情况如何！”《爝火录》，卷31，955页。参见《行在阳秋》，卷下，302~303页。到这个时候，永历还不知马宝、白文选已先后降清，心中犹惦记着他们的功劳，因为未能及时给予晋封，心里还感到内疚呢！看到他已处险境，尚有此爱怜部下之心，作为一个人君，诚难能可贵了。

十二月初二日，日已西落，夜幕悄悄降临，忽有两三名缅甸官员来到永历的住所，对他说：“晋王李定国兵已到，现在送你去他那里。”还没说完，缅官随从人员上前，连同坐椅，把永历抬了起来就往外走。太后和后妃等人都大放悲声，哭声震荡着寂静的晚空。太后马氏以下，皇后王氏、太子朱慈亘、公主、宫女十四人、太监七人，被害文武诸臣妻妾子女百余人，不约而同地随永历之后，缓缓而行。行有二百余步，有三乘轿子迎来，让永历、太后和皇后乘上，其余男女老少也未及收拾东西，跟随轿子步行。行约五里，至河岸，早有几只船等候，永历一行登上船。于是，船鱼贯而行。天已完全黑了下来，永历不辨东西，谁也不知道去往何处。不一会儿，船已近岸，因为水浅，船只好停近岸的地方。这时有一人，黑暗中涉水至永历船前，背上永历就走，永历问他的姓名，此人说：“臣是平西王前锋高得捷（又写作大节）。”永历平静地说：“平西王吴三桂吧！现在已到这里吗？”见对方没有回答，永历默默无语……

约二更，到达一营地。此刻，永历才知道已入三桂兵营。

原来，缅甸与三桂约定，为避免发生意外，他们把永历一行骗至三桂营。事先，三桂先派高得捷、官国泰、盛有功、徐伯率兵百人前去，暗中监视；接着，又派出二百人，接应前一批，以防出差错。当永历一行被骗出走，高得捷等都在暗中密切注视。这一切，都进行得相当顺利，没费一兵一卒，神不知鬼不觉，就把永历及其家属一个不漏地全部擒获到手！以上参见《庭闻录》，卷3，《行在阳秋》，卷下，《小腆纪年附考》，卷20。南明最后一个政权永历朝廷至此灭亡，明朝的历史亦宣告结束。

当夜，永历入三桂营，南面端坐达旦。三桂标下官员见到他，跪拜如礼。不一会儿，三桂入，行长揖礼，不跪拜。永历问：来人是谁？三桂口噤，不能回答。永历再问，三桂不觉膝屈而跪。永历坚持问来人姓名。问之再四，三桂无法，只好说出自己姓名。永伍当即严厉斥责，最后叹了一口气：“今亦已矣！朕本北人，欲还见十二陵而死，尔能任之乎？”三桂回答说：“能。”永历挥手，让他出去。三桂却伏在地上起不来，左右人上前扶他起来，搀着他走出了永历的住所。这时，只见他面如死灰，汗流浃背，自此再也不见永历了。《小腆纪传·永历下》，卷6，81页。

三日，将永历一行携至旧晚坡。初四日，邓凯跪拜永历面前，说：“今日事至此，皇上当行一烈，使老臣得其死所。”他的意思是让永历自尽，他做臣子的也跟着他死。永历却说：“你说得很对。但有太后在，而洪某（承畴）、吴某（三桂）世受我家恩，未必毒及我母子。”《行在阳秋》，卷下，303页。

永历一行受到三桂的良好待遇。永历下属，不管大小官员、男女，都给马乘用。给永历进餐，都用金碗，他和母亲、妻子都给鲜服铺盖，内宫宫女及妻妾都各给一套衣服。

十二月十日，三桂下令离缅甸班师。三桂班师日期，各书多载十二月九日，而《庭闻录》，卷3、《清圣祖实录》，卷6载，三桂报捷书记为十二月十日，今从之。次年，康熙元年（1662年）三月十三日，吴三桂携永历并大军回到昆明。三桂把永历安置在世恩坊原明崇信伯李本高宅内［明］刘茞：《狩缅纪事》，20页，浙江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派兵严守，每天进餐，奉送衣物，生活用品更倍于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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