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十二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差往贵州备办吴三桂搬迁所需夫役粮草、船只的兵部郎中党务礼、户都员外萨穆哈，以十万火急，日夜疾驰到北京，直奔兵部衙门，一下马，上气不接下气，两手抱住柱子，说不出话来。他们已疾驰十一昼夜，累得筋疲力尽，一时气厥，口不能言。堂吏见状，知有紧急事，忙用水灌进他俩的口中，过了一会儿，党务礼二人慢慢苏醒过来，第一句话就说：“吴三桂反了！”接着，他们便把三桂谋反的事详细地作了奏报……《清圣祖实录》，卷44，12页。关于回京告变，《四王合传》载：“奉使笔帖式王新命乘间得脱，疾驰五昼夜至京师。”此记不确。核之《清圣祖实录》、《平定三逆方略》、《逆臣传》等书，均记为党务礼、萨穆哈等。又，《清史稿·萨穆哈传》，卷268，明载党务礼等疾驰到京时，“下马喘息，抱柱不能言”等详情。

原来，党务礼、萨穆哈、户部郎中席兰泰、主事辛珠、笔帖式萨尔图奉命至贵州，为吴三桂搬迁置办船只、粮料。他们一到贵州，云贵总督甘文焜最先把三桂在云南造反的消息密告了他们。贵州提督李本琛已参与三桂的叛乱，他给贵州巡抚曹申吉写了封密信，约他起兵响应，投靠三桂。不料此信被甘文焜截获，始知三桂起兵迫在眉睫。他大吃一惊，意识到事态十分严重。他认为，事出猝然，党务礼一行继续留下筹备搬迁事宜，已无必要，当前最紧迫的是，速返北京，向朝廷报告，请兵赴援。

在甘文焜的掩护下，党务礼、萨穆哈、席兰泰三人偷偷出贵阳，直趋北京。但是，三桂的密令已到了贵阳，指令他们暗中据守城隘，严禁出入。

党务礼等行至镇远，守将不给驿马。他们好不容易地弄到两匹马，躲过了叛兵的追捕，疾驰至沅州，逃出了吴三桂的势力范围，进入湖南境内，才得到补充的驿马，日夜赶路，终于到达北京！不幸的是，兵部主事辛珠、笔帖式萨尔图没有逃出来。他们被叛兵逮住，劝降不从，被杀身死。《清史稿·萨穆哈传》，卷268，9985~9986页。与党务礼同去贵州的户部郎中席兰察，因没有马匹，在镇远乘船至常德，换乘驿马，于十二月二十七日到京。《清圣祖实录》，卷44，20页。

党务礼等逃走后，贵阳形势急剧恶化。总督甘文焜刚办完母亲的丧事，才返回贵阳不久，就赶上了这场突然到来的大事变。他得知吴三桂杀害巡抚朱国治、扣留折尔肯的消息后，立即派他的族弟甘文烱赴京报告。同时又写信给四川湖广总督蔡毓荣，向他通报云南的事变。他紧急命令贵州提督李本琛率部扼守盘江。本琛已怀二心。先以书信试探他的态度。文焜回信，表示誓死守贵阳。本琛知他无意从三桂，便不再听从他的调令。文焜直属的部队，已为三桂收买，拒绝服从他的命令，有不少兵士听到事变的消息，纷纷逃窜。这时，纷传三桂兵正向贵阳逼近，城内一片惊慌。文焜料到贵阳已不能守，决计离开贵阳。他先令自己的姬妾同府中七名妇女吊死，独自携第四子甘国城率十余名骑兵，赴镇远，打算招湖北兵扼守险隘，堵住三桂兵不得出贵州。十二月八日，他们父子驰至镇远（贵州镇远）。守城副将江义已接受三桂命令，拒不准进城。文焜只好渡河，行至一座寺庙吉祥寺，江义派兵把他们包围在寺内。文焜料到已无法逃出，又不甘心受辱，便朝北京方向向圣祖拜别，拨出佩刀，刚要自刎，其子国城忙阻止，请求先死，还没等父亲同意，他夺下刀，猛地朝自己的脖子一挥，迅速把刀还给父亲，身子随即扑倒在地，血涌如注，喷溅到父亲的衣服上。文焜不禁赞叹：“儿子的勇气超过我！”举起带血的刀，自刎而死。时年仅42岁。随从笔帖式和善、雅图甘愿从他们父子死。《清史稿·甘文焜传》，卷252，9721页。

党务礼等向圣祖仅报告吴三桂杀朱国治、扣留使臣的事，对贵阳事变、甘文焜父子之死还一无所知。圣祖当面听取党务礼报告的第二天，即十二月二十二日，蔡毓荣提供了更为详细和最新情况的报告，《清圣祖实录》，卷44，13页。有关吴三桂的名号、国号、贵州提督李本琛从叛、钦差被扣、兵部主事辛珠、萨尔图及甘文焜父子之死等等消息接踵传来，“举朝震惊”。《圣武记》，“康熙戡定三藩记”（上）。圣祖在得到党务礼的报告的当天，虽说他还没有完全意识到三桂的叛乱将给清朝统治造成何等危害，但已感到此事非同小可，他凭着青年人的政治敏感，迅速做出应变的反应。他紧急召见议政王大臣，商讨对策。

当初，在是否批准吴三桂撤藩的问题上，朝廷议政王大臣及各部官员始终存在着严量分歧。只有户部尚书米思翰等少数人主撤，礼部尚书图海等多数人反对撤藩，还有很多大臣不表态，实际也是赞成图海等人的意见。圣祖做出了撤藩的决定，持反对意见的大臣们不敢再坚持。然而，他们最担心的事很快就发生了。吴三桂叛变的消息一传来，原先持两种意见的大臣们又发生了新的争论。主撤的人此时没什么理由可辩，而反对撤藩的大臣们把这场事变归咎于主撤者，纷纷要求追究他们的责任。以大学士索额图为首，要求处死主撤的大臣。圣祖把责任揽到自己身上，说：“此出自朕意，他人何罪？”《清史稿·明珠传》，卷269，9992页。一句话，便平息了争论，当务之急，是如何应付这场事变。

毫无疑问，制止吴三桂叛乱和预防他把叛乱扩大，只能用军事手段来达到目的。圣祖和廷臣们都很自然地首先从军事上考虑，采取何种应急措施来阻止这场叛乱的继续发展。不言而喻，他们恨不得立即把吴三桂擒拿在手，以正国法。措施迅速制定出来，概括言之，第一，荆州（湖北江陵）系长江南北咽喉要地，关系最重。圣祖料吴军必犯湖南，而荆州必先设防。他特派前锋统领硕岱率每佐领前锋兵一名，兼程前往，保守荆州，固军民之心。然后，由荆州再进至常德（湖南常德），“以遏贼势”；第二，为争取时间，由户部负责，预先在沿途出征将士停留处备下粮饷，保证硕岱兵到粮饷亦到。圣祖责成议政王大臣如何遣派大军，后续部队如何增调到前线等问题，“速议具奏”。

议政王大臣不敢怠慢，很快议定：派满洲与蒙古八旗每佐领前锋各一名，护军各七名，骁骑各十名、汉军每佐领出骁骑各五名，领兵官员视兵数酌量派出。他们拿出此方案请示，圣祖挥笔批准。《清圣祖实录》，卷44，12~13页。此次为清朝平叛用兵之始，直到平叛结束，几乎不提用兵的具体数字，只说从某旗某佐领下抽调若干名组成若干军。因此，我们也难准确知道每次用兵之数。圣祖接到蔡毓荣的报告后，在军事上又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一）调兵遣将，分守战略要地。圣祖考虑到广西与贵州邻境，不得不预先设防，立授驻防广西的已故定南王孔有德的女婿孙延龄为“抚蛮将军”、线国安为都统，责成他们“统兵固守”；

（二）命西安将军瓦尔喀进兵四川。圣祖指示说：“四川与滇省接壤，今吴三桂已反，你可率副都统一员、全部骑兵，选拔将领，星夜赴四川。凡自云南入川的险隘之地，都必须坚守。大兵不日即进剿云南，等我师临境，贼势渐分，如有可乘之机，你即与提督相机进讨。至于西安等处，朕当刻期遣发禁旅，前去驻防。”《清圣祖实录》，卷44，14页。巴蜀乃是滇黔门户。圣祖料定吴三桂必有窥伺四川之心，趁他尚未挥军进川之际，速派兵扼守险要，进可取云南，退可以守，实为万全之策。在征调瓦尔喀进川的命令发出后，紧接着，又命都统赫叶为“安西将军”，率兵同瓦尔喀等由汉中入川，以护军统领胡礼布为副将军，率署前锋统领穆占、副都统颜布随同出征。《清圣祖实录》，卷44，20页。

（三）圣祖视荆州为最重要的战略要地，前已派硕岱率精锐防守，犹感不足，再派多罗顺承郡王勒尔锦为“宁南靖寇大将军”，总统一大批满洲八旗和部分汉将开赴荆州。圣祖特给兵士颁赏，原定凡出征兵士每人白银十两外，此次再增加十两；委署章京的护军校、骁骑校以下，护军、拨什库、甲兵、弓匠以上，各赏银二十两，铁匠等夫役人员也各给银十两。《清圣祖实录》，卷44，16页。圣祖用重赏来鼓励他们勇赴前线。

（四）以山东兖州地近江南（江苏、安徽）、江西、湖广；山西太原地近陕西、四川，均属东西孔道，为适中之地，分别集结部队，“秣马以待”，随时调遣或应援各邻近地区。这一新的部署，缩短和节省军队从北京南下的时间，将士免受长途奔波，鞍马劳顿之苦。圣祖特命副都统马哈达领兵驻兖州、扩尔坤领兵驻太原。《清圣祖实录》，卷44，17页。

（五）为适应平叛的需要，命直隶各省巡抚仍管兵务，各设左右两营，归巡抚直接统辖。《清圣祖实录》，卷44，17~18页。

在采取军事措施、布置兵力的同时，圣祖又连续采取如下政治措施：

（一）下令停撤平南王、靖南王两藩。圣祖各给两王一道手诏，给靖南王的手诏内云：“朕闻云南作乱，靖南王相应固守地方，不必搬家。平南王亦如之。”立即召还前往广东、福建办理撤藩的钦差大臣梁清标、陈一炳回京。《清圣祖实录》，卷44，14页；参见《爝火录》附记1卷，965页。

（二）原三桂属下文武官员，以及现仍在直隶各省，无论是在职的、闲住的，虽有父子兄弟现在云南的，“概不株连治罪，自今以后，各宜安心守职。无怀疑虑”。《清圣祖实录》，卷44，16页。

（三）为防止内外沟通，圣祖听信议政王大臣会议的意见，将三桂子吴应熊“暂行拘禁”，待“事平”再作处置。《清圣祖实录》，卷44，17页。廷臣们怀疑应熊及属下官员对三桂谋反可能知情。所以采取防范措施，也是必要的。

（四）向各重要军镇通报吴三桂反叛，指授方略，多方安抚和鼓励他们守御地方。圣祖非常重视陕西省情，因为该省距京师甚近，又控驭西北边疆，它的存在对京师的安全至关重要。因此圣祖特给陕西总督哈占、提督张勇、王辅臣发去紧急谕旨：要他们注意发现三桂散布的“伪札、伪书”，晓谕官兵、百姓，检举揭发，向上报告。他称赞他们是朝廷攫任的“股肱之臣”，捍御边疆，绥辑军民，惟他们是赖。圣祖此举，实为思想政治动员之一策，极力笼络他们实心任事，为朝廷效力。《清圣祖实录》，卷44，19页。圣祖的这一对策，在以后的平叛中日益显示出重大作用。

（五）具有重要意义的一项政治措施，是在十二月二十六日采取的，即正式下诏削除吴三桂的王爵，向云贵文武官员、军民人等发布通告。全文如下：

逆贼吴三桂，穷蹙来归，我世祖章皇帝（顺治）念其输款投诚，授之军旅，赐封王爵，盟勒山河，其所属将弁崇阶世职，恩赉有加，开阃云南，倾心倚任。迨及朕躬，特隆异数，晋爵亲王，重寄于城，实托心膂，殊恩优礼，振古所无。讵意吴三桂，性类穷奇，中怀狙诈，宪极生骄，阴图不轨，于本年七月内，自请搬移。朕以吴三桂出于诚心，且念其年齿衰迈，师徒远戍已久，遂允所请，令其休息，乃敕所司安插周至，务使得所。又特遣大臣前往，宣谕朕怀。朕之待吴三桂，可谓礼隆情至，蔑以加矣。

近览川湖总督蔡毓荣等疏称，吴三桂径行反叛，背累朝豢养之恩，逞一旦鸱张之势，横行凶逆，涂炭生灵，理法难容，神人共愤。今削其爵，特遣宁南靖寇大将军统领劲旅，前往扑灭，兵威所至，刻期荡平。但念地方官民人等，身在贼境，或心存忠义，不能自拔；或被贼驱迫，怀疑畏罪，大兵一到，玉石莫分，朕心甚为不忍。爰颁敕旨，通行晓谕，尔等各宜安分自保，无听诱胁，即或误从贼党，但能悔罪归诚，悉赦已往，不复究治。至尔等父子兄弟亲族人等，见在直隶各省，出仕居住者，已有谕旨，俱令各安职业，并不株连。尔等毋怀疑虑，其有能擒斩吴三桂头，献军前者，即以其爵爵之；有能诛缚其下渠魁，及兵马城池，归命自效者，论功从优叙录。朕不食言，尔等皆朕之赤子，忠孝天性，人孰无之！从逆从顺，吉凶判然，各宜审度，勿贻后悔。地方官即广为宣布遵行。《清圣祖实录》，卷44，18~19页。

圣祖的讨吴谕旨，核心内容，阐明了朝廷同吴三桂毫不妥协的原则立场和准备实行的各项政策。谕旨一反以往对三桂的无限赞扬，大张挞伐和声讨。例如，过去一向称赞他开关迎降为“归诚向化”，实为明智之举，而今则说他“穷蹙来归”、“性类穷奇”，心怀“狡诈”云云。通篇谕旨，一笔勾销三桂为清朝夺取全国政权所建立的不世之功；相反，不厌其烦地说明自顺治以来两朝给予他的隆礼厚恩，斥责他背恩反叛。公平地说，清朝没有亏待他，给予的酬报无以复加。但对于撤藩一事，以圣祖为首的清朝统治集团没有说实话。声称是三桂自请撤藩，朝廷为照顾他年迈齿衰，不忍心让他久驻遐荒，故允其所请。这都是冠冕堂皇的话，骨子里却对三桂日益猜忌，不予信任，时刻想撤他的职，削他的权。一旦撤藩成功，三桂接受朝廷的安排，下一步将如何处置无兵无权的三桂？事情远没有发展到这一步，我们还不能做出肯定的回答。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如三桂撤藩后能安分守己，尚能过得去，倘有差错，后果可想而知。

吴三桂在他讨清的檄文中，大谈他当年委曲求全借兵复仇的壮举，反复申明当时跟多尔衮订有立明太子的协议，谴责清朝违背诺言，阴谋夺取了全国政权。对此重大问题，圣祖讨吴的谕旨不曾道及一字，干脆加以回避。这就叫“王顾左右而言他”！

圣祖所持的立场，必欲将三桂置于死地，悬赏要三桂和他的核心成员的头颅。可以看出，圣祖和他的心腹大臣对三桂痛恨的程度！由此，我们便推断出，在撤藩前朝廷对三桂已经是又怕又恨。所以，三桂一叛变，圣祖毫无招安、劝谕之意，却持异常强硬的态度，企图趁机把他彻底消灭。“刻期荡平”，颇有灭此朝食之慨，恰恰反映了圣祖急欲消灭吴三桂的基本思想。

圣祖与吴三桂互讨的谕旨、檄文，各持一端，遇有于己不利之事，则避开辩论，而以自己有利之处攻击对方的短处。这才是：一旦翻了脸，历史事实也随之而翻！这也恰恰是历代封建统治者政治斗争的伎俩，是没有多少信义可言的。所谓原则、真理，只有符合其自身的利益时才是有效的！我们不会为双方的振振有词所困惑，而是依据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总能分清他们各自的是非的。

圣祖讨吴檄文，与上述军事、政治各项措施及其政策，都是在圣祖接到党务礼、蔡毓荣的报告后，仅仅六天（十二月二十一至二十七日）之内做出的，而且都是由圣祖亲自裁定，其中不少是他自己提出来的。政策性的规定和措施，一经确定，圣祖立即付诸实施。大胆、果断、迅速、沉着，体现了年轻的皇帝圣祖的思想风格。这大概是三桂始料不及的吧！事实表明，他把圣祖估计得过低了。他认为，只要他一起兵，就会使朝廷、圣祖惊慌失措，手忙脚乱。他想错了。圣祖临事不慌，在紧急状态下，却能有条不紊地进行部署，当机立断，异常迅速地采取果断措施，足以应付眼前突然发生的事变。

从军事上说，圣祖所采取的政策，反映了他的战略思想：以荆州为重点，加强其防御，抵挡叛军的正面北进；以四川、陕西为侧翼，派八旗兵进入四川，其目的是预防叛军经四川进入陕西，威胁北京；以兖州、太原为南北东西的中继站，集结兵力，随时听调出击。广西方面，授孙延龄以兵权，固守防地，以牵制叛军的北进。这些措施，初步构成了圣祖的战略防御体系，基本符合此时的形势需要。

从政治上来看，圣祖采取的几个实际步骤，也是相当有力的。他停撤平南王尚可喜、靖南王耿精忠两藩，这是对他原定三藩同撤的政策的一个重大调整和修正。撤藩前，圣祖没有预料到将会出现什么麻烦，更没有想到会激起三藩特别是吴三桂的反抗。他所说的“撤亦反，不撤亦反”，是事后的遮掩遁词，并非事先想到的。在处理三藩问题上，圣祖确实失之于轻率。如果真像他所说的撤藩“必反”，为何没有预先设防？却只派了几个钦差去办理，以为一切顺利，高枕无忧。事实已经证明，他采取的三藩同撤是一大失误。三桂叛变，固然有他的根本利益所在，而圣祖估计不足，政策不当，才使矛盾激化，迅速转变为公开的武装对抗。因此，圣祖的这一政策，不仅激起三桂的反抗，而且由三桂带头倡乱，又扩大为全国性的内战。毫无疑问，发生这场大动乱，圣祖是不能推卸责任的。值得赞许的是，圣祖能在事变面前，很快认识到区别对待的必要性，因而迅速地改变三藩同撤的政策，紧急下令，尚、耿两藩停撤，诏削三桂王爵，发布通告，声讨其叛乱。这一结果，不过是实施了撤藩前大部分大臣所主张的区别对待的政策。那时，他们同意尚、耿两藩搬移，主张三桂留镇，怕的是他闹事。此刻，作了个颠倒，让尚、耿留下，只撤吴藩，削去其爵位，把他置于朝廷的叛逆的地位。圣祖这样做，目的是稳住和安抚尚、耿两藩，孤立三桂。由于三桂叛变的教训，使圣祖不敢把尚、耿推向三桂一边，不得不区别去留，分化三藩的势力。从平叛的需要出发，留下他们镇守地方，实为必要。否则，二藩一撤，福建、广东一时无人防守，岂不是丢给了三桂！

圣祖对广西将军孙延龄的政策，也体现了他孤立三桂的意图。当三藩请求撤藩时，也波及到是否要撤孙延龄。他原是定南王孔有德属下一个无名小卒，后被有德赏识，不断提拔，还把自己的独生女儿孔四贞嫁给了他。他如登龙门，今非昔比了！有德死后，朝廷为追念其功绩，特令延龄为“广西将军”，“掌管王旗”，驻桂林。他出身卑微，才望“庸劣”，为朝野所轻视，平时，他擅自杀人犯法，已被都统王永年揭发。现趁三藩并撤时，朝廷内外诸臣，开始攻击他，要求撤他。广东道御史鞠珣，首先“开炮”，参劾孙延龄。奏文一开头，就说他原是一个“标员”，“年齿素轻，位权未重”，只因他配定南王之女，才执掌该王所属军队。接着，说他“终属外姓，论名分”，他无承袭勋爵之理；论军心，“多有未肯帖服之情”。鞠珣又引述广东广西总督金光祖的奏疏中揭发孙的许多不法事。他要求将孔四贞跟孙延龄“撤回京师”，孔有德所部官兵，或归并正黄旗，或分隶八旗，另派将军统辖。《清圣祖实录》，卷42，20页。孙延龄本不足道，朝廷并不担心他会生事，因此并不想急于把他撤下来，而是派官调查后“再议”。经查证，犯罪属实，将他罢职。三桂一叛乱，圣祖便改变了主意，特授他“抚蛮将军”之职，令其固守广西。《平定三逆方略》，卷1，18页。圣祖由轻视一变而为重视，其意仍是孤立三桂。况且孙延龄毕竟是定南王孔有德的旧人，并有孔四贞佐助，只有用他为将，统率孔有德旧部，可保无乱。笼络住孙延龄，亦能稳住军心。从集中力量打击吴三桂这个主要敌人的战略考虑，圣祖的这一政策是可取的。

以圣祖为首的清朝统治集团对吴三桂的态度，从一开始就采取了毫不妥协、坚决镇压的立场。其一系列措施，都表明他把吴三桂视为最主要最危险的敌人。圣祖发布的讨吴三桂谕旨已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即使不久又相继发生了陕西王辅臣、广西孙延龄、福建耿精忠等人的叛变，他仍然坚持把三桂作为主要的对手和打击目标。他所采取的一系列政策都是针对吴三桂的。这一点并没有错。然而，在平叛初期，圣祖和谋臣们对整个形势估计不足，总以为三桂一人造反，翻不了大局，平息不难。尽管他曾在几个战略要地部署兵力，不过是预防性的，不曾料到平息三桂叛乱如后来所遇到的困难，也不曾想到平叛时间如此之长。正是基于这个思想，他根本就不想和三桂和解。不久，叛乱几乎蔓延到全国，他才感到形势的严重，一度被迫向三桂作出和解的姿态。前后对比，很清楚地说明圣祖此时对整个形势估计不足。

一场关系清朝命运的殊死大搏斗正在展开，谁胜谁负，一时还难以预料，人们正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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