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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三桂大传 作者: 李治亭 10章 平南守节 三藩中，已有吴、耿两藩先后叛变，而镇守广东的平南王尚可喜还按兵不动，他的动向如何，不能不引起朝廷的密切关注。 圣祖在撤藩前，曾断言：“撤亦反，不撤亦反。”这就不对了。事实是，尚藩并没有反。书中前已交代，在圣祖批准可喜撤藩时，他言行一致，赶紧打点行装，准备搬迁。三桂叛乱之始，圣祖采取紧急措施，下令停撤。可喜遵从令旨，守在广州待命。叛乱迅速波及广东后，他奋起投入平吴剿耿的斗争，始终保持臣节，故谓之“平南守节”。 吴三桂起兵之际，分别遣使福建、广东，策动两藩同反。三桂非常需要他们的支持，有了他们的参加，他将如虎添翼，适可以横行天下。他知道，朝廷撤藩之举，都伤害了他们的共同利益，所以他相信，在这个问题上，他们三家的想法会一致的。他自信，只要他带头起兵，振臂一呼，就会得到耿、尚两藩的支持。用他的话说，无须向广东、福建进兵，只须派一个善于辞令的人前去游说，就会成功。他的料想只兑现了一部分，只有耿精忠响应他的动员，而他始料不及的是，尚可喜断然拒绝参加叛乱。康熙十三年四月，他把吴三桂的来使二人和约他起兵的“逆书”一并解往北京，报告给朝廷，圣祖当即批示，予以嘉奖，通知兵部，等事平之后，再行重赏。《清圣祖实录》，卷47，9页。在广西孙延龄、福建耿精忠公开叛乱后，可喜再次表明态度，跟他们划清界限。孙延龄在布告四方的檄文中，有“三藩并变”，之语，有意把尚可喜牵连进去。可喜与耿精忠是儿女亲家。耿精忠是可喜长子之信的妻兄，可喜次子尚之孝之女又是耿精忠的儿媳。《文献丛编增刊》（一），“平南王尚可喜奏”，126页。由于这种关系，他感到有必要上疏加以澄清。他写道：“孙延龄伪檄有‘三藩并变’之语，闽省又倏告变。臣与耿精忠本系姻娅，不能不踧踖于中。窃臣叨王爵，年已七十有余，虽至愚极陋，岂肯向逆贼求功名富贵乎？惟知捐躯矢志，竭力保固岭南，以表臣始终之诚。”《清圣祖实录》，卷47，4页；参见《贰臣传·尚可喜传》甲中，35页。 圣祖览奏，大为感动。在四方叛乱的浪潮席卷全国之际，有这样一位德高望重的老臣，坚守南疆，不为三桂煽惑所动，又与亲戚耿氏划清界限，实为难得，圣祖感到欣慰之至，提笔写下了如下赞扬之词： 王累朝勋旧，惟笃忠贞，朕心久已洞悉。近复屡摅猷略，保固疆，厥功甚茂。览奏，披历悃忱，深为可嘉，著益殚心料理，相机剿御，以副朕倚任之意。 他又对兵部官员说： 平南王尚可喜奏请调遣官兵保固疆圉，忠诚显著，深为可嘉。两广一应军机调遣，及固守地方事宜，著尚可喜与总督金光祖同心同力，务酌万全而行。《清圣祖实录》，卷47，5页。 圣祖给予尚可喜完全的信任，把两广军务全部委托他掌理，也就放心了。 吴、耿叛乱，使可喜忧心忡忡，他最担心的是，自己年事已高，体弱多病，不足以应付紧急事变。他决心让他的一个儿子袭封他的王爵，主持军事，他可以从中进行具体指导。照理说，他的长子尚之信应当袭封。之信，字德符，号白，生于崇德元年（明崇祯九年，1636年），至康熙十三年（1674年），他已经39岁。之信“生而神勇，嗜酒不拘细行。临阵遇危，瞋目一呼，千人俱废，故终身无劲敌”。他19岁奉父命，入侍世祖之侧，直到康熙十年，父亲可喜以年老多病，奏请皇帝批准之信回广东管理王事。他酗酒恶习未除，常凌虐藩下人员，可喜很厌恶他。《尚氏宗谱》，卷2，“大房”（尚之信）。参见《逆臣传·尚之信传》，卷2，1页。在考虑谁来继承王爵时，可喜的心腹谋士金光进言：“俺（安）答公（指之信，“安达”号为皇帝所赐）刚而多虚，勇而寡仁，若以嗣位，必不利于国家，请废他，立次子之孝。”钮琇：《觚剩》，卷8，“粤觚”（下）。可喜也怕他拥兵权重，招惹灾祸。他听从了金光的建议，决定把王爵传给次子之孝。康熙十三年四月，可喜向朝廷奏言： 太宗皇帝时，袭职之子，不论年长，必选才能。今臣年逾七十，若不早决于生前，窃恐偾辕于异日。臣察众子中惟次子都统尚之孝，律己端慎，驭下宽厚，可继臣职，至于军机战守缓急事宜，臣虽衰老，不能驰驱，然一日尚存，当尽一日之心，指挥调度，断不至有误封疆也。《平定三逆方略》，卷5，5~6页。 在一般情况下，朝廷不会同意。我们还记得，可喜在请求撤藩时，曾提出，让长子之信袭王爵，留镇广东，他回辽东养老。朝中王大臣会议，以未有此“先例”而不允准。此次可喜又提出把王爵让给次子之孝袭封，他当“太上王”，圣祖却异乎寻常地马上同意。这完全是出于政治需要，当此变乱之秋，圣祖非常需要可喜保固广东，牵制三桂，这对朝廷平叛极为有利。他听从了可喜的请求，以示笼络。 可喜任贤不任长，把王位让给了之孝，引起了之信的极大愤懑，招致兄弟之间矛盾尖锐，家庭不和，产生了严重后果。此是后话。再说之孝为人到底是厚道些，他知道其兄之信不满，竟不敢承袭王爵，要求辞掉。七月，广东巡抚刘秉权出面周旋，他给朝廷上了一道奏章，说尚之孝请辞王爵，他的意见，如今“诸逆”鸱张，大兵进剿之时，平南王尚可喜精神强健，应令他照旧管事，等事平之后，再令之孝袭爵。议政王大臣会议，经圣祖批示同意。《清圣祖实录》，卷43，18页。 广东位于广西与福建之间，北与湖南、江西相邻。孙延龄、耿精忠已叛，而三桂军集结湖南境内，这就使尚可喜处于叛乱势力的包围之中。当他得知三桂派遣两万人马屯扎黄沙河时，立即向朝廷报告，如果“孙吴二逆合兵一处，则势益猖獗”，他请求就近调拨援兵，速来广东会同他一起剿灭“孙逆”。《平定三逆方略》，卷5，16页。 圣祖命副都统根特巴图鲁、席布等，速率所部官兵“急赴广东”，同尚可喜商酌行事《清圣祖实录》，卷47，14页。。同时，又指示可喜会同两广总督金光祖对付广西孙延龄，相度形势，有可剿之机，即可进剿。 在尚可喜的支持下，广东的局势还维持着稳定。可是，为时不久，就传来了发生叛乱的消息：广东潮州（今潮安）总兵官刘进忠于康熙十三年四月二十日公开举兵叛乱。刘进忠是辽阳（辽宁辽阳市）人，原是明总兵官马得功部下，顺治二年随得功在芜湖迎降清军。后随军征福建，升为靖南王下左路镇标副将。到康熙三年，升任福建中路总兵官。八年，又调到广东潮州任职。他跟耿藩早已建立了密切的关系，一听说耿藩有变，便跃跃欲试。他先派心腹杨希震赴福州，与精忠联络，以献潮州土地为条件，给他将军的名号。精忠大喜，满口同意。于是，刘进忠就在潮州城内密谋发动叛乱。此事被驻在城内的续顺公沈端侦知，就与游击李成功、张善继密商对付刘进忠。四月二十日，双方爆发了武装冲突，在城内展开了巷战。沈端兵败被俘，李成功等被杀。精忠已派漳浦总兵官刘炎统兵应援，二十三日，刘进忠把福建军迎送了潮州城，兵势大振。刘进忠把沈端和他的家口、兵丁都移到了福建。《八旗通志·沈志祥传》（初集），卷176，4264~4265页。精忠授刘进忠为“宁粤将军”。《逆臣传·刘进忠传》，卷2，43~44页。 刘进忠叛乱，是发生在尚可喜所辖的广东境内，他及时向朝廷作了报告。 圣祖对可喜的忠诚，真是感动至极！他指示兵部：“平南王尚可喜，累朝勋旧，久镇疆，劳绩茂著。自吴逆叛后，尤能笃守忠贞，殚心筹划，屡抒谋略，保固疆圉。事平之日，从优议叙。”他许诺可喜将士都将得到从优奖赏。他让兵部尽速转达他的恩典。《清圣祖实录》，卷47，24页。 刘进忠把耿藩的闽军引进广东，直接危及到广东的安全。可喜派次子都统尚之孝统兵讨刘进忠，屡挫叛军。康熙十三年七月，次第收复了程乡、邻近福建的镇平（蕉岭）和邻近江西的平远（今平远附近）等县。《清圣祖实录》，卷48，19页、26页。可喜子副都统尚之节自程乡间道入福建，沿途恢复了大埔县（广东大埔北），抵达三河坝，《清圣祖实录》，卷49，17页。迅速逼近潮州。十月，可喜属下总兵官王国栋在潮州城下同刘进忠部与郑氏军的联军激战，三战三捷。《清圣祖实录》，卷50，10页。十一月，之节进兵潮州府，攻下东津笔架山、洗马桥等地方。巡抚刘秉权、王国栋等攻破潮州城南凤凰州木城两座、击毙都督金河臣等，歼灭叛军五千余人。副将何九衢恢复潮州府澄海县（今仍名）。《清圣祖实录》，卷50，18页。 在尚可喜的总指挥下，他的两个儿子和诸将连战连捷，刘进忠、耿精忠及台湾郑氏军屡屡受挫。可喜同耿藩断绝亲戚关系，向他发起了进攻，可谓大义灭亲，赢得了圣祖的进一步信任。这年十月，圣祖命令广东文武将吏都听平南王尚可喜节制。他对议政王诸臣说：自三桂叛逆以来，可喜为国抒忠，功绩茂著。当此广州军兴之际，凡总督、巡抚、提督以下各将吏都要听从可喜调遣，此后补授文武官员也皆由可喜选补奏报。至于一切调遣兵马及招抚事宜亦听可喜酌行。《平定三逆方略》，卷10，5~6页。圣祖把广东全权交给了可喜，掌管一切军政事务。可喜因撤藩而失掉的特权在这紧急时刻又被恢复！对比之下，三桂由荣宠地位跌落到地下，而原先居三桂之下的可喜，其地位直线上升。康熙十四年（1675年）正月，又一件特殊的荣宠降临到他的身上：圣祖为表彰和奖励尚可喜对朝廷忠诚不贰，特命晋爵亲王！他指示吏部、礼部说： 平南王尚可喜航海归诚，勋猷懋著。太宗文皇帝嘉其劳绩，特赐王封，及定鼎燕京，复能殚竭忠忱，襄大业。世祖章皇帝知其夙笃忠贞，畀以疆重任，镇守粤东，海氛宁静，百姓安。近因吴三桂耿精忠等叛逆，该藩益励忠纯，克抒伟略，悉心筹划，数建肤功，朕甚嘉焉。事平优叙，屡有谕旨。前奏年老任重，请以其子尚之孝承袭王爵，已允所请。今思该藩累朝勋旧，功著封疆，宜锡殊荣，以酬懋绩。平南王尚可喜著进封平南亲王，即令其子尚之孝袭封。尚可喜以亲王品级顶带支俸，示朕优眷之意。广东文武事务，著尚可喜照旧料理，其亲王之宝，亦暂行掌管。尚之孝统兵在潮（州），著给予大将军印。应行封典，尔部即遵谕行。《清圣祖实录》，卷52，5~6页。 吴三桂亲王爵被削除后，尚可喜是汉人惟一得此最高爵位的人。可喜父子同时晋爵，事后给之孝加“平南大将军”，而且又在可喜在世之时，已指定之孝袭封，这都是破例之举。圣祖不吝最高之赏，完全是出于政治需要，以此鼓励尚氏父子继续效力于朝廷，这对平定三桂之乱具有重要意义。 尚可喜父子得到朝廷的特殊礼遇，更加拼力征剿。但他的努力，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善广东日益严重的局势，以刘进忠为首，在广东掀起武装叛乱，使广东全省人心不稳，流言四布，隐藏在山中的“土寇”，乘机煽乱，其中也不乏反抗清朝及地方官吏残暴统治的起义。广东处于极不稳定的状态之中，且大有蔓延之势。据尚可喜闰五月疏报：饶平（广东与福建西面临界之处，今广东饶平北）失守，“逆贼”朱缵率部众屯湖寮、廖昙等屯白堠（两地均在广东大埔梅潭河畔），“劫掠村寨”；连州（广东连县，今为连山壮族瑶族自治县）地区的大镬、古楼山、小水坪、石马坪等处，有李化龙、沈九珠等聚众据守；甚至连省城广州所属的龙门（今仍名）、增城（今仍名）、从化（今仍名），以及惠州的博罗（今仍名）、河源（今仍名）、长宁（新丰）等县，一向是“土贼”活动和隐匿之处，现在也趁机聚众公开活动，“恣行剽掠”，进犯龙门。在碣石、白沙湖等沿海地方也有“贼众”的武装活动。可喜调兵遣将，剿不胜剿。 广东的形势在继续恶化。尚之孝统师围潮州，刘进忠负城顽抗，连战连败，清军如及时破城，对平复全省的形势是有利的。不料，惊慌失措的刘进忠求救于台湾的郑经，郑派大将刘国轩、赵得胜、总兵何佑率众万余来救。之孝部因众寡不敌，退至普宁（今普宁北）。接着，六月又有高州（今仍名）总兵祖泽清叛变。以上详见《八旗通志·尚可喜传》（初集），卷183，4373页。祖泽清是原明朝著名的锦州总兵官祖大寿的第四子。大寿一家于崇德六年降清。康熙六年，泽清由参领晋升为广东高、雷、廉总兵。《逆臣传·祖泽清传》，卷2，22页。祖大寿是吴三桂的舅父，祖泽清与三桂是姑舅表兄弟。他们有这一层亲属关系，所以泽清叛清并投靠了三桂。招引来广西叛将马雄、董重民、李廷栋、王洪勋、郭义等将军，有部众数万，连续攻陷雷、廉、德庆、开建、电白诸郡县，尚部官兵屡战失利，叛军直抵新会、潮州。郑将刘国轩与刘进忠合军，于春节除夕，攻破可喜的普宁大营，乘胜追至惠州的博罗。《八旗通志·尚可喜传》（初集），卷183，4373页。新会与博罗（今仍名）是广州的外围地区，叛军一举占领，使省城广州受到严重威胁。 可喜连章告急，亟请援兵。康熙十五年正月，他在一份告急的奏疏中说：“臣病日剧，寇在门庭。臣子尚之孝又在潮（州），臣躯恐有不测，则粤省渐至危急，请遣威望大臣，星驰抵粤，以资弹压。” 二月一日，圣祖批示： 今览王奏称年老渐衰，身婴疴疾，请遣大臣经理广东事务，具见王实心为国，计虑周详。朕与王情同父子，谊同手足。览疏未竟，朕心恻然。但王属官兵，驻镇日久，地方宁谧，措置咸宜，军民依赖，若别遣大臣前往，恐该省之事，一时未能周知，所关匪细。王可于诸子中，择才略素优者遣赴潮州，整理军务，大将军平南王尚之孝回省城，侍王左右，捍卫封守，王其加意调护，期于平复，以慰朕忧虑眷念至意。《清圣祖实录》，卷59，16~17页。 此时，叛乱蔓延，正向广州逼近，而可喜恰在病中，之孝又远在潮州，广州空虚，他焦虑煎熬，计无所出，惟请朝廷另遣大臣主持广东事务。他这一片为国之心，再一次打动了圣祖，不禁说出“情同父子，谊同手足”这番感情至深的话来，对他的病情和处境，给予深切的关怀和同情。在广东危难日益加重的情况下，圣祖对他表示了极大的信任，鼓励他选择其中一子赴潮州，替换之孝回广州，“捍卫封守”。 圣祖的批示刚发走，可喜又上告急奏章：叛将马雄、董重民等，乘高、雷叛变，“益肆猖獗”。一部分满汉官兵已退驻肇庆；尚之孝所率官兵在潮州叛将刘进忠与郑军的压力下，都已退至惠州。可喜呼吁援兵“兼程”前来广东。还在正月初十日，圣祖已下令从江西兵中抽调精锐，由副都统额赫纳统领前赴广东救援。圣祖得到这份告急后，指示兵部，令额赫纳“倍道速进”。《清圣祖实录》，卷59，17~18页。 时隔几天，可喜又告急：叛军进攻惠州、肇庆诸城，“省会危急”。 圣祖已感到事态严重，紧急发出指示：“粤省要地，倘部凼ВΣ恍 ！彼偌优稍钭ど蕉鹬莸牟糠制锉兔晒疟甙倜鞲敖暇肿そ拿孔袅戽缙锉幻⒚晒疟倜⒓白し阑罩荨⒊刂莸穆蕖⒚晒疟甙倜芗圃既в嗝坎欢啵词蔷瘢伞捌娇芙惫胪陈食鄹肮愣Ｊプ嫜狭睿骸叭缬谢伲允缶铩！薄肚迨プ媸德肌罚?9，23页。 圣祖的谕旨还没到广东，援兵正在调遣中，广东的形势进一步恶化。吴三桂调遣军队加紧对广东进攻，矛头指向肇庆而逼临广州。肇庆离广州不过二百里左右，骑兵疾驰不足一天可至。尤其严重的是，尚可喜所辖总兵官苗文秀、副将吴启镇、游击李有才等相继叛变，更加剧了广州危在旦夕。《平定三逆方略》，卷23，4页；参见《清圣祖实录》，卷60，14页。三桂的意图，无非一是逼尚可喜投降；二是如不降，就以武力解决，占领广东全省。能否夺取广东，对他至关重要。因为广东邻接广西、湖南、福建三省，而吴兵已进至湖南，广东足以构成三桂北进的后顾之忧，因此他急于拿下广东，志在必得！ 由于刘进忠、祖泽清等重要将领先后叛变，引来台湾郑经军队与广西叛军，三桂从中配合督战，很短时间，“粤东十郡，竟失其四”。而广州“省会一区，亡在目前，人情汹汹，俱无固志”。可喜年老多病，心中焦急如焚，病情继续加重。他屡次告急请兵，迟迟未到，他自感无力抵御，疾病使他不能理事，又不甘心叛变，决心以死报国。他在府中后楼准备了薪柴，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将自焚殉节。《尚氏宗谱》，卷2，“大房”。 吴三桂对可喜加紧了进攻，一面施加军事压力，目的是继续逼迫可喜投降；一面则利用尚氏家族中父子、兄弟之间的矛盾，派人游说之信，千方百计收买他，诱使其投降。三桂答应事成后，封之信为王，世守广东。《平滇始末》，3页。的确，之信作为长子却没能袭爵，很恼怒他的父亲，嫉妒弟弟之孝，一肚子怨气。《庭闻录》，卷5，8页。参见《国朝嗜献类征初编》，“尚之信传”，卷276，5页。他在北京入侍十余年，很受宠爱，但在袭爵这个问题上，朝廷首先是圣祖皇帝都不替他说话，竟然同意了父亲把王位让给二弟之孝的要求，心中愤愤不平。在给父亲晋爵亲王、之孝加“大将军”封号后，他仅得了个“讨寇将军”！他处于尚氏家族中长子地位，感到自己被抛弃了，一种失意，乃至羞辱感，使他心情异加暴躁，放荡不羁，酗酒凌辱藩下人，甚至连他的弟弟、可喜的妃妾，都不时受到他的作弄和欺凌。王钺：《世德堂文集》，“水西纪略”。众人敢怒不敢言。之孝虽受命袭爵，也不敢跟他抗争，处处退让。尽管如此，仍没能缓和哥哥尚之信的怨恨情绪，他却把这种情绪都发泄到别人身上。他最痛恨的是父亲的心腹幕僚金光，他之所以没能袭爵，正是此人出的主意。他恨他，发誓要杀死他。可是，父亲还健在，而他自己无权，他不敢轻举妄动…… 吴三桂的引诱，使之信很动心。但他对叛变一事也不是心甘情愿。他出生时，父亲已被太宗封为“智顺王”，地位显赫。他是食清朝俸禄长大成人的。从小跟随父亲南征北战，成为能征惯战的一员勇将。在京十余年，享尽朝廷赐予的无以复加的恩惠。因此，在此要作出重大抉择的时刻，他思前想后，“念三朝（指太宗、世祖、圣祖）重恩，五代荣宠（从可喜祖父算起，迄至其孙，为五代，皆得封典），值此攻守维艰，救援莫待，以死报国，分所宜然”。尚氏家族受清三朝重恩，五代受封，恩情如此深重，即以一死相报，也是应该的。但他又想到，在叛军兵临广州城下之际，全家都死，自焚殉节，广东一省必定全失，“南方一带皆为贼有，其势愈炽，若乘风破浪，长驱四进，何以禁之！况粤地千有余里，将来恢复非数万之众、数年之久不克奏功，是死非报国，适足遗病于国也。”他想到这里，不禁长叹：“吾心可对天日，安事虚名为哉！”《尚氏宗谱》，卷2，“大房”。 这是《尚氏宗谱》为他记录下的心里独白。内中不无溢美之辞，也不无掩饰之处，如，说他不事“虚名”，就是掩饰了他谋取袭爵的企图。《宗谱》对他被废，没有袭爵一事也只字不提，不满情绪不露分毫。但从当时的情况看，《宗谱》所述之信此时的心境，大体符合他本人的实际。在广州濒临绝望之际，处于困境中的尚可喜家族。无非是两种选择，要么全家自杀，或抗而后死；要么投降吴三桂。之信并不想死，认为死而无益，名为报国，实无益于国；变节而降，又负于三朝重恩。他不愿取此一策。从个人恩怨来说，他对父亲和兄弟不满，不甘心被父亲废黜。所以，他心情充满了矛盾。但谋求王爵的虚荣心，促使他欲借助三桂兵逼的有利形势，夺取平南亲王的承袭权。这样，他就必须向三桂表示投顺，之信骁勇，颇有心计。他不想真降过去，面上敷衍，一经把王爵弄到手，他再向朝廷表明心迹，说明他降吴真实意图，求得朝廷的谅解。 康熙十五年二月二十一日，尚之信发动兵变，炮击清兵大营，派兵看守了父亲的府第，封锁内外，接管了平南王的权利。并接受了吴三桂“招讨大将军”之伪号。病中的尚可喜闻讯，气急，挣扎着起来，“投缳自尽”，被左右人发现，急救过来，自此，病情日益加重。尚之信“叛变”，两广总督金光祖、巡抚佟养钜、陈洪明也听他的号令，跟着降吴。之信派人逮捕了金光，处死，报了私仇。 尚可喜病重，苟延时日，不能自理，一切都听任之信摆布。延至十月二十九日，他已昏迷，忽然，强睁大了眼睛，说：“吾受三朝隆恩，时势至此，不能杀贼，死有余辜！”他自知生命已到了尽头，令诸子把太宗所赐冠服取出来，穿戴好，扶他起来，向北叩头。然后对诸子说：“吾死后，必返殡海城（辽宁海城市）。魂魄有知，仍事先帝。”说完，溘然而逝，年七十三岁。《八旗通志·尚可喜传》（初集），卷183，4374页。参见《尚氏宗谱》，卷1，“先王实迹”。由于战争阻隔，圣祖迟至康熙十六年六月才得知可喜逝世的消息，不胜悲叹地说：“平南亲王尚可喜久镇疆，劳绩素著。自闻兵变，忧郁成疾，始终未改臣节，遂至殒逝可悯。”指示要给予“恩卹”。《清圣祖实录》，卷67，12页。 尚之信“叛变”的消息，是江西总督董卫国第一个向朝廷提供的。圣祖则在同年四月八日读到了董卫国的奏疏。《圣祖实录》仅载：“尚之信阴与贼通，受吴三桂‘招讨大将军’伪号，于二月二十一日，守其父尚可喜第，倡兵作乱。镇南将军舒恕等引兵归，副都统莽依图自肇庆突围出。总督金光祖、巡抚佟养钜、陈洪明俱降贼。”《清圣祖实录》，卷60，14~15页。 平定三桂叛乱后，康熙二十一年始修的《平定三逆方略》，将上述一段记载中又加进了“易服改旗帜”一句话。其后修的《逆臣传》、《清史稿》等有关尚之信“叛变”的事，皆出自《实录》与《平定三逆方略》。值得注意的是，雍正朝始修、至乾隆四年完成的官修《八旗通志》（初集）尚可喜传中，对之信发动兵变、守可喜府第，可喜自尽等情节，只字未提。只提到“两粤东西交讧”，藩下部分将领叛归三桂，致使“人情汹汹，罔有固志”，“可喜年老，不胜忧愤”。仅此而已。康熙、雍正两朝都由官方修史，为何对尚之信“叛变”一事记载差异如此之大？《八旗通志》不载此事，显然不能说出于疏忽，而是对此事有所核订后，才略去了《实录》的这段内容的。质言之，不认为之信降吴。 董卫国的疏报中一句话：“镇南将军舒恕等引兵归”颇耐人寻味。这说明，之信“叛”时，并没有发兵攻击舒恕，双方根本没有交战，也没有任何伤亡，而舒恕自动“引兵归”即北返，离开广州。至于被围在肇庆的副都统莽依图，尚不在之信的兵力所及范围之内，只能“突围”而走。舒恕与莽依图没得圣祖命令，遇敌不战，擅自北返，这其中必有文章。《尚氏宗谱》明记：“潜引将军舒恕率满洲官兵入京，一无所损。”这与董卫国所报“引兵归”完全吻合。很清楚，之信已于事先与舒恕等达成默契，在敌强我弱、众寡悬殊的情况下，之信的不得已而取此“降吴”之策，已得舒恕谅解，在之信的暗中协助下，他才得以率部“一无所损”地北返了。 令人再思考的是，圣祖在得到尚之信“叛变”、舒恕“引兵退”的消息后，既未动怒，也未加一句责怪舒恕临阵北归的话。对此大事未予评论，未予声讨，未予部署兵力阻击之信，而是放置一边，好像什么事也没发生，却把注意力放在江西方面，仅说：“广东变乱，江南、江西殊属可虞。若闽粤诸贼，会犯京口等处，则江南兵单，难以防御。”他稍加调整部署，注意防守京口地方，而把重兵发往江西应援，责令将军哈尔哈齐、额楚等速取江西吉安，与将军舒恕等“合兵御闽粤诸寇”。《清圣祖实录》，卷60，15~16页。表面上，圣祖不能不说“闽粤诸寇”，加强防守京口。因为之信“降吴”一事属机密，他对臣下不能说破。但从他对之信的态度和兵力部署上，看出他不以“广东变乱”为忧。在变乱之中，他还保留一点警惕，之信能否如他所表示的那样，他还是以防万一，才于京口处稍为布防。 那么，之信对圣祖如何表示的？《尚氏宗谱》透露了内情：之信“以丸书（即以腊丸裹封的奏疏）入告，阳为顺逆，实保地方，大兵一到，即便归正”，他的第一个行动就是“潜引”舒恕及其所部安全地撤离广东。圣祖得此信息，给予了理解，自然就不把“广东变乱”放在心上。这合乎情理，又合乎逻辑，顺理成章。之信的举动，已使进据广东的广西叛将“马雄疑公（指之信），立营三水（今仍名，位广州西）、肇庆，以窥公意”《尚氏宗谱》，卷2，“大房”。。三桂屡次催令甚至胁迫他出兵庾岭，开辟新战场，同清军作战。可他就是按兵不动，实在没法应付，便出库金十万两佐叛军，以塞三桂口。《逆臣传·尚之信传》，卷2，2页。他表面上，天天饮酒，不问政事，借以麻痹三桂，“以安贼志”，三桂也以之信酗酒无度，无大志而不以为意。所以，之信从“叛降”吴，到“归正”朝廷，共计二百八十余天，始终没出一兵一卒，没同清军交过一次锋。这期间，他坐镇广州，几乎没有任何军事活动。《清圣祖实录》仅记康熙十五年十二月，“杨威大将军”和硕简亲王喇布赴援广东，途次清远县，“适值尚逆遣人赍书，招清远县知县白启明”，他“坚拒不从”，逮捕来使并“伪书三函”，解送军前。圣祖得报告，表彰了白启明，提升为候补知府。除此，什么也没有说。《清圣祖实录》，卷64，14页。 以当时形势而论，尚之信夺了平南亲王的承袭权，发动叛乱，都应该是一件大事，对朝廷是个很大的震动。但事实是，圣祖始终没致声讨，也没发兵征伐，完全把广东放弃一旁，不予理睬，却把注意力都放在江西、湖南战场，不断催战。因此，作为官方的历史文献《清实录》对此也毫无反应。事情不言自明：圣祖与之信已达成了默契，即圣祖理解之信“屈从”三桂之本意，只要保持广东方面安定，使清兵以全力用于湖南主战场，等待清兵入广时，作为“内应”，再公开“归正”。《清圣祖实录》，卷66，16页。 写到这里，尚之信是否真降三桂，读者自可作出判断。从三桂叛乱一开始，及其以后圣祖就一再指出，一些地方官员和将士有被胁从，逼迫而叛的，要体谅他们，不要把他们视为叛逆，他们何时“反正”，都要欢迎，免其一切过犯。仅举一例，书中前已交代，曾因检举吴三桂而获罪，被谪发到广西的傅弘烈，在孙延龄叛时，他假降过去。至康熙十六年五月，他表示，只要大军速进南安，他便“从中接应”，并自荐可独当广西全部平叛及地方善后之事。他要求给一“虚衔”，以为号召。圣祖对此非常高兴，赞扬他“图报国恩，忠诚懋著”，当即批复，“优升广西巡抚”。《清圣祖实录》，卷67，3页。类似这种情况不少，即使真降而后“归正”，圣祖都不以“叛逆”论处。所以，即使之信真叛而又很快归正，也为圣祖的政策所允许。何况他“叛降”有因，并没有给清朝造成任何危害，却是保固地方，未受三桂及叛兵蹂躏。关于这一点，也被圣祖肯定下来。迄今，世人一直论定之信叛乱，把他与三桂、精忠并提为“三藩之乱”首，是缺乏分析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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