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康熙十三年底，王辅臣叛于宁羌州，在全国已形成了三大战场，这就是：以耿精忠占据福建，攻取浙江、江西为左翼东部战场；以王辅臣、王屏藩占据的四川与甘肃、陕西大部地区为右翼的西部战场；以吴军占据下的湖南，地当全国中心，为正面的中路战场。这三大战场，无疑是以吴三桂所在的湖南战场最为重要。三桂自离云南北进，抵达湖南后，来往于常德、澧州、长沙、湘潭之间，最北至松滋，亲临前线指挥。吴军的主力、精锐近二十万人都集中于湖南一隅之地，分布在长沙、岳州、萍乡、松滋、常德、澧州等几个战略据点。其中，以七万兵力据守岳州、澧州诸水口，与驻守江北的清军对峙；又以七万兵力、总兵十余人、“猓猓”兵三千驻醴陵、长沙、萍乡诸处，抗拒江西的岳乐部清军。《清圣祖实录》，卷52，19页。三桂驱使云贵土司苗、壮等少数民族的土军前来湖南助战，组成一支有四五十只大象的象军，也调来前线。采伐贵州、湖南的山木，造楼船巨舰，往来水上，控制水路。调拨四川、湖南的粮食以供军需。

三桂最重视的是岳州，特派他的侄儿吴应期率数万精兵防守。应期十分骁勇，能冲能拼，是三桂的一员得力猛将，把岳州交给他，三桂感到放心而无忧了。

岳州不只是湖南也是长江中下游“水陆冲要之地”。它位于浩瀚的洞庭湖之畔，长江南岸，三面环水，一面通陆地。而洞庭之水又与长江一脉相通，因此借助洞庭之浪，可顺水至长江，出湖南省境，水陆并行，随心所欲。而借一脉之便，从长江即可进入洞庭，入湖南省境，必经岳州。南北东西，行旅转运，欲得水陆兼有之利，岳州乃不可逾越之区。在军事上，得岳州，可控制湖南之命脉，可断南北交通，故此城为兵家必争之地。三桂刚起兵时，圣祖已洞见岳州极端重要，严令驻防部队“宜亟固守”；同时，又派出都统觉罗朱满、一等侍卫毕桑阿等率增援部队水陆兼行，速往协守。《清圣祖实录》，卷48，11页。岂料清军未及固守，岳州已为吴军袭取。三桂以岳州为他在湖南立足的一个战略支撑点，集兵七万。此据清官方报道，见《清圣祖实录》，卷43，27页。特令吴应期加强防守。他动用大量人力物力，在岳州城内外构筑防御工事：在城外陆路一面，挖通三道壕堑，筑堡垒，设陷坑、鹿角、挨牌，以阻止清步骑兵攻城。在洞庭湖峡口处，攒立梢桩，以阻止清水军船只进入湖内，守备相当严密。同时，三桂又在澧州、石首（今仍名）、华容（今仍名）、松滋等处派驻重兵，与岳州成掎角之势。三桂把岳州的存亡，看成是他的生命线，据投诚的吴军守备薛麟兆所见，三桂时时关注岳州的防御，还特派他的护卫至岳州，向应期传达方略，“令贼将坚守，且趣进兵”《清圣祖实录》，卷48，9页。参见《漫游纪略》，“楚游下”，卷4，11页。。由此看来，三桂作了长期固守湖南的打算，这大概就是他企图划江为国的计划的一部分！

清军失守岳州后，圣祖一再严令催促清统帅尽快夺回。康熙十四年六月，他特派多罗贝勒尚善为“安远靖寇大将军”，同固山贝子章泰、镇国公兰布率蒙古兵四千、旗下兵的一半攻取岳州。命将军尼雅翰、都统朱满、巴尔布、护军统领额司泰参赞军务。《清圣祖实录》，卷48，14页。清军侦察岳州城防御情况，深感吴军“据守颇坚，难以进取”。圣祖便改变作战计划，命令将军尼雅翰率部赴江西，与副都统甘渡海兵会合，并率袁临总兵赵应奎，由袁州进取长沙，夹攻岳州。《清圣祖实录》，卷49，12页。

与岳州隔江相望的是清军大本营荆州。圣祖一开始就选取此城，作为战略重点进行布防。他正确地估计到吴军北上，必走湖南渡江，因此，他力图凭借长江之险，在荆州布防，拦腰阻拦吴军，使其不得渡江，在此顶住吴军的军事压力，便可集结大军，作为渡江反攻的基地，进行充分的准备。只是三桂进至长江南岸，便停止前进，才使圣祖的这一战略计划得以侥幸实现。否则，吴军及时渡江，长驱直进，荆州尚未设防，肯定会使局面为之改观！这就是三桂的战略失误，促成了圣祖的成功。

三桂驻兵不进，给圣祖充分布防荆州赢得了时间，在圣祖的亲自指授与调度下，援兵源源而来，蓄积粮饷，制造了大量各种类型的船只，为将来渡江之用。由于双方各自加强这两个战略地区的防务，因而造成了岳州与荆州的两大战略中心的长时间的相峙。很耐人寻味的是，三桂无意取荆州，倒是圣祖处心积虑地时刻以岳州、长沙为念，必欲取之而不罢休！他累下指令，严督驻守荆州的统帅多罗顺承郡王勒尔锦和其他有关将领速取岳州。还在康熙十三年七月，贝勒察尼、将军尼雅翰等分率满汉官兵、水陆齐进，向岳州发动了大规模进攻。吴将吴应期、廖进忠、马宝、张国柱、柯铎、高起隆等率七万大军从陆路分路迎战。清军奋击，报称：“大败吴军，斩首万级，舟师抵七里山，以炮破贼，击其船十余艘。”《清圣祖实录》，卷48，27页。这次接触战，杀伤了一定数量的吴军，从战略上并未改变双方力量的对比。此役中，清军无法接近岳州，便引退而去。此后，圣祖再未得到进军岳州的报告，也不见捷报传来。

到了九月，圣祖已等得不耐烦，就派侍卫吴丹、塞扈立前去荆州，向他们传达他的指示：

朕一再给你们发去手令，所言似合机宜，又两次派遣侍卫来荆州，向你们面授机宜，至今未见你们回奏。大将军出征，战事进止调度，一定等待朝廷发令，这是自古没有听说过的事。因你们与贼相持，朕不顾时间忙否，已屡给你们敕谕，或期望对你们能有所帮助，这并非是朕从中干预。你们刚出兵时，兵力不能说不足。今四路进讨，你们亦知之。四川一路军已夺取朝天关、阳平关，在保宁城与贼相拒，这同岳州的情况是一样的。你们不要以为四川兵将抵贵州，湖南兵可以缓进。保宁城较岳州城更为坚固。康亲王杰书虽屡奏捷，朕不以为喜。吴三桂乃贼首，惟有攻破岳州、澧州，才值得高兴。你们初到军中时，就说“马未肥”，又说“天热多雨难行”。如今时节正是可行之时，你们攻取岳州，或渡江取澧州，或令将军尼雅翰往江西取长沙。此三件事，你们诸将帅要深思熟虑，议定后向朕报告。你们要勤勉，拿出良策。朕将欣闻捷音。《清圣祖实录》，卷49，16~17页。

圣祖的这番话，已表示出他对攻取岳州的严重关切。他特别强调，取得其他胜利不值得高兴，只有夺取岳州等城才是大喜事！总的基调，批评了勒尔锦等统帅进军迟缓。语气虽相当缓和，但勒尔锦等前线将领已感到温和中的严厉和分量。圣祖还是期待他们熟虑，拿出具体办法，尽快破岳州城。

康熙十三年底，圣祖得到王辅臣叛变的消息，一时急得坐不住金銮殿了，他对各路统帅无所作为深感失望。他无可奈何地说：在此之前，“各将军大臣不遵指授，互相观望，迁延不进，以致逆贼得据大江以南，贼渠未灭，故又有此变”。他再也按捺不住了，要“亲至荆州，相机调遣”，指挥作战。《清至祖实录》，卷51，7~8页。圣祖不过是作出了一番姿态，经臣下劝阻，也就放弃了亲征的打算。他的姿态，强烈地表示他对各路统帅观望、畏缩的不满。

康熙十四年初，圣祖向兵部指授破岳州之策，说：“逆贼吴三桂，据守岳、澧诸处，恃有长沙、衡州之粟。今安亲王（岳乐）率师往江西，可令一到南昌，即简江西军中马匹，由袁州取长沙，断贼粮道，夹攻岳州。”

接着，他又说：“今日事势，先灭吴逆为要。安亲王宜留兵守江西，亲统大兵，或由袁州，或由吉安，乘便进剿湖广，攻取长沙。倘未易（攻）下，即令此兵挠贼耕种，截其挽运，取资于敌，不但我兵无转输之劳，而岳州粮尽，贼可坐困，吴贼自不能久据常（德）、澧。”他责令兵部速移文，通知安亲王执行。《清圣祖实录》，卷52，2页。

这次谈话，圣祖明确提出了一个战略指导思想，即“先灭吴逆为要”，灭掉三桂，其他各处叛军便不攻自破，此即所谓树倒猢狲散之意。而灭三桂，必先破岳州、长沙。由于作战指导思想明确、清晰，就使清军在正确的方针指导下进行作战，逐渐从被动中解脱出来，开始走向胜利！

几天后，圣祖又指示兵部行文，转告正在荆州前线的贝勒尚善：“若岳州可取，即速进兵，如势有未便，不宜轻动。”尚善接到行文，立即回奏：他们正在准备攻岳州的战具，岳州的吴军也加强了防御措施，部署周密，无懈可击。他们打算移营进兵，又怕正值雨，江水泛涨，营垒前后，都被水包围，而且双方船只相距很近，荆河口则在清营后侧，吴军又占据上游地段，不免令人十分担忧。按圣祖指示，不宜轻动，他们就想暂停进兵，以等待机会。《清圣祖实录》，卷52，8~9页。圣祖得报，只好同意暂停进攻，原令湖广总督蔡毓荣率兵前去助战，现仍回荆州待命。《清圣祖实录》，卷52，20页。圣祖指示：岳州卒难攻取，若不速取长沙，恐怕叛军又增强守备，先令分兵留守要害，速取长沙。

清军统帅岳乐提出，他想先剿除江西叛军，无后顾之忧，然后分防险要，率师前往。

圣祖针对岳乐的回奏，就全局的战略作出如下分析：

逆贼吴三桂，久据湖南，奸宄乘势窃发，滇、黔、川、闽遂尔沦陷，广西、陕西逆孽猖獗，湖南一隅，诚贼根蒂，四方群冠所观望，必速灭吴三桂，底定湖南，则各地小丑，闻风自散。今荆州兵未能渡江，而岳州兵又难骤进。王抵江西，宜由袁州直取长沙，一以断贼饷道，一以分贼兵势，一以扼广西咽喉，一以固江西门户，乌合之众，自当瓦解。荆岳大兵即可乘机直进。况宁羌告变，川贼必通杨（来嘉）洪（福）二贼，窥我郧襄，扰我献邓，侵我荆州后路。揆其大势，进兵湖南，断不容缓。且南方卑湿，延至夏月，雨连绵，大兵坐守日久，不但战马多毙，粮饷亦恐不继，是进取湖南，不再计决矣。王宜将江西要地，速行整理，稍有就绪，即进取湖南，勿得坐视，致误机会。《清圣祖实录》，卷52，19~20页。

圣祖再次强调，进取湖南，速灭吴三桂，刻不容缓，不能有任何动摇！是时，清“大兵全驻荆（州）、岳（州）”，正待发起总攻击。《清圣祖实录》，卷52，20页。

针对清军的战略，吴三桂采取以下措施：

一是在岳州、澧县水陆要冲部署重兵，对抗江北的荆州清朝大军，使其不得渡江；

二是由长沙分兵，进入江西，力图打通与福建的通路，与耿精忠会合。吴军攻袁州，连陷萍乡、安福、上高、新昌诸县城。三桂遣将士七万、“倮”三千坚守醴陵，外筑木城为护卫，加强此城防御，意在保障长沙的安全，圣祖闻讯，急命安亲王岳乐为“定远平寇大将军”，统帅入江西，先后攻克上高、新昌、东乡、万年、安仁、新城诸县，再克广信、饶州。三桂婿夏国相坚守萍乡，清军久攻不下。双方在江西的争夺继续进行。

三是由四川进陕西，沟通兴安、汉中的叛军，进而与王辅臣会合，逼京师。当王辅臣在宁羌叛变的消息传来，三桂大受鼓舞，即采取上述战略，于康熙十四年五月，自常德赴松滋，亲自部署和指挥作战，他调来大批战船，分布在虎渡河（今仍名，属湖北省境）上游，截住荆州与岳州清军的咽喉。三桂扬言渡江与清军决战，欲决堤以江水灌荆州。该城地势低洼，城南门外五里即长江。为防江水灌城，在东、南、西三面皆筑有长堤。因此，它最怕决堤，如“决江水则荆州之人可使为鱼鳖，不可守也”《广阳杂记》，卷4，201页。。有人向三桂建议，决荆州大堤，必破荆州。《广阳杂记》，卷4，204页。三桂顾虑到该城数十万生灵，不忍心决堤，水淹清军，殃及百姓。他扬言进攻、却是用声东击西之计，以自己亲临松滋，摆出进攻的态势，来吸引住荆州的清朝大军，暗地里却分出守岳州的部分精锐，进据宜昌（湖北宜昌市）东北的镇荆山，约集王会、杨来嘉、洪福等攻湖北的谷城（今仍名）、郧阳（郧县）、均州（郧县与均县之间）、南漳（今仍名）等城，目的是打通西北之路。联络王辅臣。三桂此举，并未取得成功，清统帅勒尔锦令贝勒察尼等率部阻击，将叛军击败，清军的压力稍得缓解。《逆臣传·吴三桂传》，卷1，21页。

吴三桂三方并举之策，已使清军的统帅们感到惊慌，一方面拼力应战，一面向朝廷报警，惊呼“贼势甚炽，我兵力单”，再次恳请圣祖加派援军，要求“速行赴援”。

圣祖看完奏报，十分生气，因为他已经掌握前线的军情，主帅勒尔锦明明是在说谎，将真实情况隐瞒不报。圣祖所得的情报，是礼部员外郎王诏提供的。他受圣祖派遣，于康熙十三年三月随从顺承郡王勒尔锦到了荆州，参赞军务。他来此快两年了，把一切情况都看得明明白白。于是，他给圣祖上了一道密疏，写道：他刚到荆州时，常德、岳州、澧州尚未陷落，只要清兵“鼓行而前”，湖南已失城池是可以收复的。可惜没有作这样的计划。要不然，可“屯兵要害”，长江为我所控制，而彝陵、岳州两路，叛军难以兼顾，可是计又不出此！再不然，亦可乘叛军初到湖南无备，立足未稳，清军乘机渡江，攻取南岸，为可攻可守之计，也不至于使叛军深沟高垒，极难摇动。可是计又不出此，遂使叛军得逞，清军数十万，金钱万万计，虽广开财源也无法保证供应。而湖南米价三倍于前，“民困追呼，又苦转运”。这样下去，恐怕将来叛变的就不止耿精忠、孙延龄、王辅臣、杨来嘉“诸凶”了。眼下，马匹倒毙十之五六，兵士死亡十之二三，幸存者锐气全销，“羸病相半”，时势令人担忧。臣请统一旅为诸将先驱，不幸死于疆场。犹胜于坐待乱民刀加于腹！乞请下令勒尔锦刻期进讨，毋稍逗留。《茶余客话》，卷8，199页。

王诏疏报的情况，确属实情。且不说清军初到荆州不渡江，不敢发起进攻，就说在圣祖的严督下，一部清军渡江，驻营离岳州七里远的七里山上，畏惧吴军防备严密，就是不敢进攻。“尝扬言某日进兵，至期寂然，如是者非一。”如遥见洞庭湖中，有吴军战船出动，清军水师仅“鼓棹以待”；听到吴军发炮，清军也“发炮以应之”。统帅尚善等将领，于“军书之暇，唯高卧一笑而已”。这些将领每天除了阅批或上报军书，无事可做，便高卧营帐之中。军情如此紧急，他们却格外轻松！而国家军费开支浩大，“国用大绌”，他们无动于衷。《漫游纪略》，“楚游下”，卷4，11页。

王诏的密奏，报到北京，圣祖恍然大悟，原来如此！他所看过的所有荆州前线的奏报，几乎都是勒尔锦、尚善等人的请兵请饷，不见进兵之期。王诏密报了实情，他怎能不生气呢！当即挥笔写谕旨，严厉责备。他写道：当初一得到吴三桂叛乱消息，即发大兵，派前锋统领硕岱、都统巴尔布等人率前锋护军，日给刍秣，令其疾驰，巴尔布到荆州时，叛军尚未至常德、澧州。所率前锋护军，每佐领下出五名，兵力不算弱。可是他们却不急于渡江，迁延迟误，而常德、澧州遂叛。你亲统大军至荆州，仍不立即渡江进取，致令吴三桂一至而常德等城遂为他所据。都统朱满率兵至武昌时，岳州、长沙还没叛变。你又不急趋镇守，逍遥武昌，六百里路，竟走了一个月！而长沙、岳州又陷落了。巴尔布等人畏缩不前，坐失险要，使叛军从容得据湖南，使我军难以攻取，且靡费粮饷，更倍于他处。

圣祖在批评勒尔锦等人之后，总结失败原因，说：追究清军寸步不能前进，是因为“贼渠”与我精兵相持荆、岳间，而广西孙延龄、福建耿精忠相继叛变，“贼寇”蜂起。在此之前，曾指示你们在荆河口以内，要考虑何处设兵防守。你们说，“贼船”上下江中，都取道荆、岳，很容易侦知，等有情况时，就近调遣，可以立时到达。而此刻又说，吴三桂来犯荆州，贼众我寡，特请增兵，为何前后说法不一，一切军机忽略如此地步？现在京中禁旅已遣发很多，即使再发兵，也很难迅速到达，应调附近官兵星驰赴援。目前，安亲王岳乐已恢复建昌，大军已回南昌，江苏徽州又有满洲、蒙古兵镇守。令驻池州署副都统苏郎率蒙古兵一千至武昌，留下四百人，再抽调驻兵四百，共足一千人，速赴荆州。安亲王或由宁州入湖南，或由袁州进长沙，两者任选便宜而行。《清圣祖实录》，卷55。18~20页。

这是平叛以来，圣祖对勒尔锦等人畏缩不前的第一次严厉批评。勒尔锦等无法推卸责任。

过了几天，勒尔锦又急报：吴三桂在松滋县北山，又添设了四营兵马，沿江一带，“贼船日增”，恐水陆齐犯荆州、彝陵，是很有可能的。圣祖也顾不得再批评他们，紧急指示：荆州、彝陵等处，“关系紧要”，除了留兵防守襄阳、均州、南漳等处，由察尼率领余军“速赴荆州”。《清圣祖实录》，卷55，21页。

八月末，三桂仍在松滋，又调来七千余人，增援松滋，这使荆州清军感受到巨大的压力。圣祖担心吴军渡江，将使荆州处于危险之中。他下令抽调进攻岳州的部分清军回师荆州，又命驻山东兖州的护军统领查汉太尽率满汉官军，河南提督佟嶶年选标下鸟枪手三千同赴荆州，归顺承郡王勒尔锦统率。《清圣祖实录》，卷56，20~21页。清军兵力不敷用，只好以荆、岳兵往来增援；荆州危急，调岳州兵；而岳州附近清军有急，则调荆州兵。

圣祖的主导思想，仍放在长沙方面。他说：叛乱罪魁是吴三桂，现在不及早消灭他，即使江西、福建之贼全部根除，于事有什么益处！他指示安亲王岳乐，拨出一定数量的官兵固守江西，冬月时“速取长沙”。《清圣祖实录》，卷57，16~17页。

三桂暗遣岳州军开往宜昌，已被荆州的清军侦知。“安远靖逆大将军”多罗贝勒尚善主动提出向岳州进兵，他在给圣祖的报告中说：长沙与岳州，如唇齿相依，若只攻一处，未必能很快攻取。既然安亲王岳乐已得令旨进兵长沙，而岳州也应协力攻取。他乘机又要求给荆州增兵，可调河南、山东的驻军前来。

圣祖不同意增兵。其实，圣祖手中可遣发的兵已不多了。各战场都在进行激战，均需要增援。他只能就主要战场投放优势兵力，其余也顾不过来。尚善等不识趣，只要一进兵，他就吁请增援。这次，圣祖以岳州吴军已分遣宜昌，兵力也减，荆州清军够用为由，拒绝了他的要求，要他考虑“作出攻取”岳州的计划。《清圣祖实录》，卷57，23~24页。

康熙十四年十一月，安亲王岳乐为进攻长沙，已进入准备阶段。他请求圣祖调拨绿旗兵，非汉兵不能攻击三桂之险阻，又非红衣炮不能破其营垒。圣祖满足他的要求，把熟使火器的提督赵国祚兼统绿旗兵三千，及屯垦都督陈平率部二千，赶赴岳乐军前，准备参加长沙攻城战。南怀仁监造的火炮轻便，易于运送，也同意其要求，调二十门炮，护送至江西军中。圣祖指示，不必等炮运到，速由吉安，或袁州进兵长沙。《清圣祖实录》，卷58，8~9页。

圣祖把进攻的矛头，首先指向了长沙，作为夺取湖南的第一大战役。为保证此战胜利，他命令在荆州和岳州地区的各军将领，要紧密配合，夹击长沙。同时，要摆出进攻岳州之势，移兵逼近。如有机会可乘，亦并取岳州。他告诫诸将领，此次行动不得有误。他提醒他们，驻荆、岳将近两年，“粮费师老，并未得尺寸之地，坐失事机，罪不胜数。”如再不发兵跟岳乐配合夹击，你们的罪过就更大了。《清圣祖实录》，卷58，17页。

正当清军大举进攻长沙之时，顺承郡王勒尔锦又请增兵，再发禁旅每佐领五名，“便可渡江剿贼”。圣祖大为恼怒，下诏斥责：勒尔锦一到荆州，便屯兵不进，使吴军从容得湖南。等清军齐聚，又不按期渡江，使吴军得以固守要害，进犯宜昌。究其根源，实由勒尔锦、参赞巴尔布、伊尔度齐、硕岱等耽误时日，不急于讨贼，以致叛乱蔓延。在此之前，勒尔锦要渡江击贼，已按请求增添了满洲、蒙古兵数千，绿旗兵一万，仍“未得湖南尺寸之地”。现在又请增兵，是果真欲速灭贼寇吗？不过是希图开脱自己逗留不进的罪责罢了。最后，圣祖解除了巴尔布、伊尔度齐、硕岱等人的参赞职务，留任效力赎罪。《清圣祖实录》，卷58，22~23页。

勒尔锦拜读此诏，惶惶不安。他已被批评数次，被迫向圣祖请求处分。转眼之间，已到了康熙十五年正月，圣祖联想二年来屡次催勒尔锦各军渡江进兵，可就是不进！他看了勒尔锦的奏疏，不由得一阵气愤，再次严厉批评：“勒尔锦统领大兵，进剿逆贼，二载有余，未获寸土，以致师老饷匮，坐失机宜，今不直陈其罪，又巧饰具奏，殊为不合，应即处分。但见（现）在进兵，俟旋师之日，严治其罪！”《清圣祖实录》，卷59，10页。

勒尔锦是太宗之兄礼亲王代善的孙子勒克德浑之子。他最先派往荆州，畏缩不敢战，湖南很快丧失，只得坐守，屡次不遵诏旨，贻误军机，早应处分。可是，他跟圣祖毕竟是一家人，圣祖一再宽待。这次实出忍无可忍，明言处分，仍留职务，待平叛后再处理，实际是以观后效，如立下功劳，自然就会减轻或免除处分。从努尔哈赤建国，直到清入关后，都以皇帝的兄弟子侄作八旗旗主，掌兵权，汉官汉将只能作副职。吴三桂叛乱一爆发，圣祖仍遵传统作法，选任各方面军的统帅，都是皇室的人。继勒尔锦派往荆州后，加派尚善为“安远靖冠大将军”前往助战。此人是太祖的侄儿郑亲王济尔哈朗之弟贝勒费扬武之子。派往江西的统帅“定远平冠大将军”安亲王岳乐，是太宗之兄阿巴泰之子；由江宁（南京）派往江西助战的简亲王喇布是济尔哈朗的孙子；派往浙江迎战耿精忠的康亲王杰书为“东命大将军”，是代善的孙子；派到陕西平王辅臣之乱的信郡王董鄂为“定西大将军”，他是太宗之弟多铎之子。难怪时人说：“大将赐来黄带子，亲王自领绿旗兵。”《广阳杂记》，卷1，19页。说的就是领兵将领都是皇室贵族。这些高贵的子弟，皇亲贵胄，都是皇室中的年轻一代。他们没经过先辈们的艰苦创业的年代，他们一生下来或刚懂事，爱新觉罗氏已经君临天下，坐享先辈们的胜利果实，承袭父辈的爵位，养尊处优，没见过战阵，更谈不上作战经验。叛乱发生后，他们都被选作方面军的统帅“大将军”，在千军万马面前，不禁心虚胆寒，又面对三桂等强敌，便丧失了勇气，屯兵不前，惟观望而已。他们中一些人，如勒尔锦、贝勒察尼（多铎子）等，只知敛取地方督抚司道县官财物，“希图回家为富足之计”《康熙起居注》康熙十九年十月二十六日。。圣祖不时地批评他们令其改正错误，如说：“王（指杰书）守金华，将及二载，徒以文移往来，不亲统兵规剿，贼何自灭？”《清史稿·诸王传》，“杰书传”，9780页。喇布自到江西，就呆在南昌，不敢出战。圣祖批评说：“简亲王喇布自至江西，无尺寸之功，深居会城，虚糜廪饷。”《清史稿·诸王传》，“喇布传”。9777页。董鄂胆小如鼠，躲在西安不出，听任叛军夺城略地，连失兰州、栈道，给清军造成重大损失。《清史稿·诸王传》，“董鄂传”，9787页。由于这些皇室贵胄的怯懦无能，致使叛乱迅速扩大，几乎把清政权丧失掉！

战争一开始，圣祖就派出大军迅速赶至荆州，扼吴军渡江。此后不厌其烦地指授方略，一再催促勒尔锦等统大军渡江，取岳州，夺据长江之险。圣祖喊了整整两年，勒尔锦以各种口实，就是按兵不动，吴军则巩固了在湖南的阵地，并从容联络各方，掀起了更大范围的动乱，因而出现了清吴大军夹江对峙的局面，这就延长了清军胜利到来的时间，吴三桂得以顽抗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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