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谕真的到了宿松：“曾国藩着先行赏加兵部尚书衔，迅速驰往江苏，署理两江总督。”这个消息很快便传开了，驻扎在宿松的湘勇将官们纷纷前来祝贺，宿松、太湖、望江等县的县令们，一个个亲自坐轿来，连远驻徽州的左副都御史张芾也打发人飞骑奔来道喜。凡前来恭贺的人，曾国藩一律不见。他在大营墙上张贴一纸告示：“本署督荷蒙皇恩，任重道远，无暇应酬，贺喜者到此止步，即刻返回，莫懈职守，本署督已祗受矣。”

因为事先早已知道，曾国藩对这道上谕并没有表现出过多的欣喜，反而深感临危受命的重大责任。局面是严峻的：整个苏南，除上海一隅外，已全部落入太平军手里；苏北皖北，捻军势力大为增长，行踪飘忽不定，州县无法对付；在浙江，李秀成的部队绕过杭州，出没于浙西一带；江西饶州、广信、建昌、抚州等地，经常被李世贤的人马任意往来；石达开的二十万人马虽已进入川贵，但随时都可返旆东来，太平军的各路人马，合起来至少还有五六十万。进入知天命之年的曾国藩，这些天来时常有一种苍凉之感。朝廷在江南大营溃败、四顾无人的时候，才想起依靠湘勇的力量，就在要依靠的时候，仍不愿干干脆脆把江督授予他这个湘勇的元勋，而要授给胡林翼。难道说，皇上对他的成见，一直耿耿于怀吗？每当想起这些，曾国藩便涌出一种强烈的委屈和失意之感。有一天深夜，凝视灯火，居然信笔写出了一首这样的五言诗：大叶迟未发，冷风吹我衣。天地气一浊，回头万事非。虚舟无抵忤，恩怨召杀机。年年绊物累，俯仰邻垢讥。终然学黄鹄，浩荡沧溟飞。写完后，他自己也觉得好笑：怎么会心灰若此！

他想，无论是对国家，还是对自己，这种思想都要不得。他烧了这首诗，打起精神，考虑今后的用兵计划。

其实，这些计划，早在江南大营失败前，便和彭玉麟、杨载福、左宗棠、胡林翼、李鸿章等人磋商过，那时只局限于湘勇及胡林翼所掌管的部分绿营的调配。现在不同了，两江地方的绿营都可以由自己来节制。当然，绿营还包括多年来和湘勇一起打仗的多隆阿部曾国藩将前些日子磋商的事理出个头绪来，作出了几点决定：首先，他清楚地认识到，朝廷从浙江入手，通过苏、常包围江宁的东面进攻的决策，历史和现实都证明是错误的，必须改由西面进攻的策略，也就是两年前复出时所定下的进军皖中的计划，即从长江上游向江宁包围。长江在安徽境内有两座重要城镇，一为江北的安庆，一为江南的池州，占住了它们，即打开了攻破江宁的大门。拿下安庆，这是曾国藩复出后的第一个战略任务，可惜李续宾、曾国华辜负重任。十天前，经胡林翼提醒，曾国藩已拟定调九弟国荃去安徽。他密函九弟：把围安庆当作围江宁的演习，训练部属，积累经验，日后好抢夺攻克江宁的首功。曾国荃是个好大喜功的人，接到大哥的信后，立即出发，一面又派人回湖南再募五千人。

有了攻吉安的经验，他对下安庆充满了信心。曾国藩又把满弟贞干的贞字营扩大到两千人，也调往安庆。吉字营、贞字营，才是真正的曾家军。安庆方面可以放得心了。池州如何对付呢？

守池州府的是太平军左军主将定天义韦俊。太平军三下武昌，其中两次的总指挥便是他。咸丰六年，他在武昌城头亲自指挥打死了罗泽南。曾国藩既对韦俊恨之入骨，又佩服他是个难得的将才。韦俊是韦昌辉的弟弟，是不是不用武力，而用离间计，使韦俊挟池州投降呢？对此，曾国藩没有信心。

太平军深受拜上帝教的影响，团结心强，要他们叛教投敌，怕是难办。

另一件大事，是两江总督目前驻节何处？朝廷严命赴江苏，江苏一时固然不能进，但也不能留在宿松不动，置朝命不理。曾国藩拿出李鸿章献的皖省地图，指划着由宿松向浙江方向前进的路线。他在祁门县境停住了手指。祁门处于丛山包围之中，一条大道贯穿县城，东连休宁、徽州，南达江西景德镇，既有天然大山可以屏蔽老营，又可以与浙江、江西互通声息，是个驻节的好地方。

还有，两江属下的江西、江苏、安徽以及浙江四省的巡抚，是至关重要的大员，必须逐步地不露声色地替换，他们一定要是可靠的心腹，否则难收指臂之效。可任巡抚的人选，他心中已有两个：一个是彭玉麟，一个是赣南兵备道沈葆桢。

沈葆桢字幼丹，福建闽侯人，林则徐的女婿，品行才干，都有岳丈之风。尤其重要的是，他在咸丰五六年间，曾在湘勇营务处供职一年多。以福建人、名臣之戚而与湘勇有如此渊源，实为难得，既可引为心腹，又可免尽用湘人之嫌。还得再物色两个人，一年半载之内将现在的江西巡抚耆龄、安徽巡抚翁同书、江苏巡抚薛焕、浙江巡抚王有龄统统换掉。

另外，曾国藩还想到，江苏号为泽国，水师力量必须加强，除外江、内湖水师外，还须建立淮扬水师，攻取里下河粮米之仓，建太湖水师收复苏州，建宁国水师规复芜湖。

真个是百事丛杂，千头万绪，曾国藩靠着思虑周密和多年来的用兵经验，对已临的和将临的一系列大事小事，逐一作了细细的思考。待基本就绪后，他亲自草拟了一份谢恩折，并将收复两江、攻取江宁的用兵计划向皇上作了报告。为了使皇上采纳他的不从东面，而从西面进攻的策略，他很用心地构思了这样一段文字：自古平江南之贼，必踞上游之势，建瓴而下，乃能成功。自咸丰三年金陵被陷，向荣、和春等军皆由东面进攻，原欲屏蔽苏浙，因时制宜，而屡进屡挫，迄不能克金陵，而转失苏、常，非兵力之单薄，实形势之未得也。今东南决裂，贼焰益张，欲复苏、常，南军须从浙江而入，北军须从金陵而入。欲复金陵，北岸须先克安庆，南岸则须先攻池州，庶得以上制下之势。若仍从东路入手，内外主客，形势全失，必至仍蹈覆辙，终无了期。

曾国藩相信，皇上是会批准他这个西面进攻的制胜之策的，万一不同意，他也要据理力争。在这个重大的决策上，他不能作丝毫的妥协，直至辞去两江总督之职。

谢恩折拟好后，天将放亮，他吩咐王荆七将奏稿送到文书房誊写，便吹熄蜡烛，倒头睡下了。这一觉直睡到黄昏才醒来。在曾国藩的记忆中，从未有过如此安稳的睡眠。心里高兴，吃过晚饭后，曾国藩便打发荆七请康福来，今晚要和他围几局。

半年前，曾国藩从吉字营中选拔二百名朴实强壮的勇丁，由朱品隆带着来到他的身边，充当亲兵营。曾国藩任命康福为亲兵营统领，朱品隆为副。在康福、朱品隆的训练下，亲兵营人人武艺高强，一以当十，对曾国藩忠心耿耿。

康福带着祖传云子，应召而至，二人兴致勃勃地下起来。

“大人，你老的技艺大大提高了。”当曾国藩将被包围的两枚黑子拾起时，康福笑着说。

“比起那年在洞庭湖来是有些提高，这多亏了你的指点。”

曾国藩今夜特别高兴，刚才又吃了两子，益发兴致高。

“大人夸奖。”康福边说边注视着棋子，现在对付曾国藩，他必须聚精会神，稍有不慎，便有失子的可能。

“价人，这几年来，你与不少将领们下过棋，你认为谁的棋下得最好？”

“下得最好的嘛，”康福略作思考，说，“以前是罗山先生棋艺最精，现在要数次青统领下得最好了，雪琴统领也下得不错。”

“我湘勇将官除打仗外，人人都会琴棋书画，这是古来少有的。”曾国藩得意地说。这也是实话。湘勇将官绝大多数出身书生，琴棋书画自是他们的本行。

“大人说的对。但我也听说，长毛中也有人围棋下得好。”

“真的吗？”曾国藩饶有兴致地问。

“听人说，长毛头领中精于围棋的，第一要数石达开。”

“这有可能。”曾国藩点点头，“据说石逆大不同其他人，不但会打仗，也会写诗。听人说石逆那年在九江浔阳楼上，即兴题了一首诗。就诗而论，写得不坏。”

“石逆的诗是如何写的？”康福好奇地问。

曾国藩想了想，把石达开的题诗背了出来：

“口气倒不小！”康福微笑着，一瞬间，脑子里出现了弟弟康禄：他现在哪里？会不会跟石达开进了四川？

“说实在话，此人也是个人才，可惜作了贼首。”曾国藩从心底里为石达开惋惜。“那么第二个呢？”

“第二个便要数韦俊了。”

“韦俊也会下围棋？”曾国藩似乎突然想起什么，大为惊喜。

“是的，仅次于石逆，在长毛中坐第二把交椅。”

“好，好！”曾国藩习惯地用手梳理着胸前的长须，两眼凝视着前方，弄得康福莫名其妙。“价人，你和韦俊去下两盘如何？”

“和韦俊去下？”康福愈发摸不着头脑了。

“是的，你去下赢他！把杨国栋找来，你们一起去。”

康福似有所悟地点了点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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