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之洞与李鸿章之间久存芥蒂，时相攻讦。庚子年间，李鸿章受命与各国议和，张之洞“会同办理”。两人在议论《辛丑条约》若干条款时，意见相左。李鸿章挖苦张之洞：”张督在外多年，稍有阅历，仍是二十年前在京书生之习，盖局外论事易也。”之洞闻讯大怒：“合肥谓鄙人为书生习气，诚然。但书生习气似较胜于中堂习气耳。”双方演成意气之争，以致朝廷不得不出面调解：”彼此积疑负气，究于国事何补。……李鸿章身处其难，原多委曲，然时有不受商量之失，刘坤一、张之洞虑事固深，而发言太易，亦未免责人无已”，申谕双方“同一竭忠谋国务，各互除意见，和衷经画，挽回气数，共济艰难。”

平心而论，李鸿章批评张之洞“书生习气”，并非妄言。

书生习气”确实伴随之洞的一生。“书生习气”，内涵丰富。清高、梗直、儒雅、迂腐、空疏……，都可视为其表现。当然，李鸿章以“书生习气”讽之洞。主要是取其不切实际，好作大言、空言的贬意立论。而“好大言原是书生本色”，之洞也确有这种品格，他曾自命“虎豹当关卧，不能遏我言。”《清史稿·列传》称之洞“以文儒致清要，遇事敢为大言”。这番评论应作两方面理解。一是说之洞性情耿介，敢于直抒己意，不事曲意澳；二是说其言意旨虽宏。然亦间有迂阔之弊。

光绪三年至七年（1877—1881 年）.张之洞以翰林院谏官身份入党“清流”，成为其中的一员健将，与张佩纶、陈宝琛、宝廷、王懿荣等相互引援，“连同一气，封事交上，奏弹国家大政，立国本末”，十分活跃，成为当时京师舆论一大中心。在平反东乡冤狱、改订“中俄条约”，以及重议庚辰午门案、裁抑阉宦权势等重大问题上，张之洞“不避嫌怨，不计祸福，竟以直言进”，发挥了关键作用，赢得时誉。但是，不可否认，其时清流党人多无实际行政经验，不少建策虽然头头是道，但难以付诸实行，往往流入空谈。我们可以从之洞此时的奏疏中，信手拈来若干例证：

光绪五年（1879 年）十二月，张之洞建议“责以义”，“折以约”，“怵以势”，以阻止沙俄侵吞我疆土。如不成功，则可考虑委西藏帮地区以赐英，捐台湾以赐日，换取英、日两国出兵，夹击沙俄，解除西北边患。

光绪六年（1880 年）九月，他提出与俄议约，松花江行船一条万不能允。如对方坚持，我可以两策钤制之。一是以行水利为辞，决松花江南岸数处，放水人乌苏里河之西淀泊，“江流渐浅而轮船自阻”；二是于江水浅处沉船坠石，或仿江南沙田之法，种植挂淤之物，数年后淤积洲成，以碍船行。如果说这些建策还仅仅是坐而论道的书生迂见，那么下面一折《请劝俄主除去苛政片》，就更显得荒唐可笑了。

光绪七年（1881 年）闰七月，张之洞建议，乘俄主屡遭刺杀之机，发一国书，遣曾纪泽赴俄，“先道存问安慰之意，继申恤灾联好之谋”，“劝其除去苛政，务行宽大，轻刑薄赋，弭兵息争，亲睦四邻”。他还津津乐道：

“尝考西洋风俗，邻邦公使常有排难解纷之事，堂堂中国岂可元此举动哉！夫不乘危，大信也；除邻国之虐政，息海外之兵，大仁也；中国能定俄国之乱，使地球上下万国无不赞服，大威也；长驾远驭之略；昭德怀远之径，实在于此。孔子云怀诸侯则天下畏之。正谓是也。”

当然，随着张之洞日后身膺疆吏重任，实际担负繁杂行政事务，其清流党人的空疏之习渐次消蚀，而务实品质却日见光大。其最有说服力的例证，是他于两广总督任内，为解经费短绌的燃眉之急，竟然开“闱姓”赌，提取捐资，以敷政用。此举于败坏民风吏治、干扰国家选拔人才，为祸甚烈，之洞当然不会不知。如若发生于他人他省，依其清流气概，大概又该慷慨激昂地予以纠弹了。可是身陷捉襟见肘的窘迫之境，之洞迫于无奈，只得出此权宜之计，同时上奏辩白：“此时饷源无出，亦可藉纾目前之急”，“若非幸蒙圣恩得此巨款百余万聊济，目前粤事殆不堪设想。”

除了“敢为大言”，之洞身上的书生习气还有诸般体现。洁身清高是他一贯作风。他曾自白：

“鄙人立身立朝之道，无台无阁，无湘无淮，无和无战，其于忠于国家者敬之，蠹于国家者恶之，其事利于国家者助之，害于国家者攻之，中立而不倚，论卑而易行，当病而止而不为其太过，奉公而不为身谋，期有济而不求名，此则鄙人之学术也。……《论语》日，君子和而不同，群而不党。惟其独立，所以既和又能不同，既群又能不党，此鄙人之解经，即鄙人自处之道。”

平生有三不争，一不与俗人争利，二不与文士争名，三不与无谓争闲气。在之洞的往来电牍、信札中，每有“鄙人之不合时宜亦日甚”，“朝廷责鄙人以固执”，“性情不宜”等语，但这些与其说是反躬自省自责，不如说是矜持的自夸自诩。而当他赋诗以言志抒怀时，这种情绪更是毫无遮拦地喷涌而出：

宦海浮沉四十年，官至正一品内阁大学士，但之洞文儒清雅的书生本色却未曾一日消褪。“性好学，至老不倦。听政之暇，率危坐读书终日。”“张自命名臣，实则饱含书生气味，尤重诗文。”尽管殚心国事，无暇浅酌细吟，“诗学捐弃几二十年”，然自光绪二十一年（1895 年）后，“复以理咏自娱，而识益练，气益苍，力益厚，境地亦愈高愈深。”从艺术上看，其诗并无卓拔超群之名篇足以传世，但“心思密致，言不苟出。用字必质实，勿纤巧；造语必浑重，勿吊诡；写言不虚造，叙事无溢辞；用典必精切，不泛引，不斗凑；主意必己出，勿袭故，毋阿世；要旨真性情，称心而出”，故亦不乏清新、隽雅之佳作，如：

政事繁杂，军务倥偬，之洞于万忙之中，仍不失文人雅兴。他“性喜山水林木，登临啸咏，兴来独往，于各省程途所经，遇有名胜，虽冒雨雪必往游览。”从他为数颇丰的纪游诗中，我们可以得知他曾登临剑阁雄关、黄鹄矶头，拜谒杜工部祠、黄陵庙宇，纵览西山流云、华岳飞瀑，领略赤壁壮景、隆中秀色。尤其对于先贤故址，之洞更必往凭吊，以寄托哀思。对于年久失修，衰败荒芜者，还下令重行修葺。光绪十四年（1888 年）十一月，张之洞致电琼州道台，令其修治闳整苏东坡祠，并表示愿捐千金以为兴工之助。

把赏古玩，是中国文人风雅趣味之一。之洞于此亦不乏兴致。光绪九年（1883 年）底，他于太原给京师的朋友王廉生去信，“附去三十金，敢恳过市时代求有风趣物事数品，以娱劳人新年，破书弃扇皆好。如价贵不足用，乞示知补寄，幸勿以一无所遇见覆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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