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的成功总会引起一连串的忌妒。现在，该轮到官运亨通的李鸿章了，一些谗言开始流传，更有人静静打报告给上司，说李鸿章的那些功劳都是偷天陷阱。更让人恼怒的是，来安徽的满族钦差大臣胜保也参了李鸿章一本，说李鸿章贪生怕死，兵败后混杂在土匪中溃逃。类似的小报告因为明显缺乏证据，很快就不了了之。安徽巡抚福济却乘机夺走了李鸿章的兵权。不久，庐州城再次被太平军占领。1857年底，陈玉成率太平军在合肥东乡三河镇，歼灭湘军李续宾部6000余人，李续宾战死，随军的曾国华失踪。李鸿章赋闲在乡，都未得参与。在此期间写了《明光村镇旅店题壁》，抒发胸中的怨气：

　　 巢湖看尽又洪湖，乐土东南此一隅。

　　我是无家失群雁，谁能有屋稳栖乌。

　　袖携淮海新诗卷，归访烟波旧钓徒。

　　遍地槁苗待霖雨，闲云欲去又踟躇。

　　不久，李鸿章干脆携带家眷出逃，离开了安徽，来到了江西，投奔大哥李瀚章。曾国藩得知李鸿章的去向后，连写几封信给李瀚章，让李鸿章来湘军大营。在这样的情况下，李鸿章来到了曾国藩身边。可以说，这是李鸿章在万般无奈中走出了最为幸运的一步。这样的行为是他走上人生显赫道路的开始。李鸿章在曾国藩身前左右观察和感悟到的，可以说，恰如其分地采了这位大儒的“气”弥补了自己的软肋。李鸿章的性格和气质得到了根本性的升华，为日后成就一番事业，奠定了基础。

　　1862年，李鸿章40虚岁，在这一年中，李鸿章终于扬起了他人生的风帆，真正地起航了。

　　1861年9月5日，曾国藩率领湘军收复军事重镇安庆，控制了长江中游的局势，对太平军形成了顺江而下的局面。与此同时，曾国藩的九弟曾国荃部率重兵出击，打到离南京不远的地方。从战略上说，湘军对太平军的战略形势已经由防御、僵持转入战略进攻阶段。

　　太平军的失势，与其说是败于湘军，不如说是败于自身的内乱。由于太平天国本身的宗教观支离破碎、一知半解，有着浓郁的迷信色彩，缺乏正确的济世理想和组织理念，这样的集团在经过短暂的成功之后，很轻易将重心转移到对内部利益和权力的争夺上。攻下南京后不久，太平天国内部爆发了闻名的“天京事变”，太平军产生内讧，韦昌辉刺杀了杨秀清，石达开拉起大队人马离开了天京，太平天国的军事和政治力量大大削弱。在这样的情况下，太平天国无奈放弃北上的进攻目标，由战略进攻转向战略防御。安庆失守后，太平天国更是陷入恐慌，他们一方面固守天京，另外一方面把进攻方向转向了富庶的上海一带。这样的行为，很明显不是以取得政权为目的，而是退而求次，预备与清廷各霸一方。1860年，太平军二破江南大营，前锋直指上海。

　　在沪的江南士绅、买办慌了，他们紧急筹备“中外会防局”，希望西方列强出面干涉，同时选派曾是李文安、曾国藩“同年进士”的钱宝琛之子钱鼎铭，携冯桂芬起草的书信抵达安庆，泣请曾国藩发兵救援。曾国藩大为动容，一连几天与李鸿章商量发兵之事。洞察力惊人的李鸿章向曾国藩提议，应该派重兵深入到上海地区，从东面对南京形成包夹之势。

　　曾国藩服从了李鸿章的意见。最初，曾国藩是预备让九弟曾国荃领兵东援的，但曾国荃以为攻克天京首功在即，不愿前往上海。曾国藩又考虑着起用湘军名将陈士杰，但陈士杰以母亲老迈力辞，不肯出山。经过反复考虑之后，也因为湘军招募兵士跟不上，曾国藩决定给李鸿章一个机会，他一方面亲拟片稿，力挺李鸿章担任江苏巡抚；另外一方面，曾国藩派李鸿章火速就近在合肥一带招募人马，组建淮军，预备挺进富庶的长江三角洲。

　　李鸿章像一条潜龙一样终于等来了机会。他知道，这是一飞冲天的时候了。李鸿章立即行动起来，他写了很多信，首先通过父亲李文安当年的旧部张树声招募了合肥西乡三山诸部团练。接着，又通过前来安庆拜访的庐江进士刘秉璋与驻扎三河的庐江团练头目潘鼎新、吴长庆建立联系。潘、刘自幼同学，又同为李鸿章父亲李文安的门生；吴长庆的亡父吴廷香也与李文安有旧交，自然一呼而应。与此同时，李鸿章还命令三弟李鹤章回合肥故乡招募旧部团练，响应投军的有内亲李胜、张绍棠，昔年好友王学懋等，以及父亲李文安的旧部吴毓兰、吴毓芬等（这些东乡团练与西乡周盛波、周盛传兄弟的“盛”字营，均属第二批成军的淮勇，后由陆路陆续开赴上海）。短短几个月时间里，李鸿章即招兵买马数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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